开题报告
一选题依据
中国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在“13亿人口，9亿农民”的国度里，无论怎样强调农民问题都不为之过分。相反，对农民问题视而不见或漠然处之，那就是贻误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正视农民问题、分析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
目前，如何统筹城乡和谐发展，顺利转变社会经济二元结构，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消除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贫穷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研究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根本立足在农业上。我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占据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的安宁和发展。而目前我国仍有部分的农民处在贫困线下，这从农村社会学观点上来说，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摘要]农民收入问题，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增加农民收入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新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关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作了详尽的分析。 [关键词] 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建议 促进农民增收，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必要保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农村改革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长期困扰我们的农产品短缺时代已永远成为历史。农村、农民也已摆脱了贫困状态，基本实现了小康。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呈现出一片祥和兴旺的景象，但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日渐凸显。一、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村农民纯收入年递增速度从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下降了6．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连续4年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历史最高水平。江宁区也同全国一样，有不同程度下滑。根据目前该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因素、市场因素、自身因素 等。 政策因素。一是农民土地承包制度与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土地所有权不能得到合理流动和转让，限制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有田无人种（抛荒）和有人无田种的怪现象。个别政府部门和单位打着“示范”旗号，转租农民承包田，变“示范园区”为部门和单位增收的“小金库”。另外，还有的以发展为名侵占农民土地使用权，如某某专业种（养）植园地等，农民被迫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二是对农业的投入不足。从全国来看，1991年～1995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0．6％、10．01％、9．49％、9．2％、8．4％，1997年降到8．3％，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七五”期间为5．3％，而“八五”期间降到3％。此外加上金融部门受到金融体制的限制，对农村、农业贷款投放相当不足，从而导致了优良品种和先进科学技术得不到及时推广，农业机械陈旧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局部地区又回到了“刀耕火种”时代。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其一是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的费用。有统计资料表明，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供养人员的71％，而财政收入只有全国的21％，七站八所，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因官设位，政府财政负担沉重。在这次机构精简中，江宁区乡镇由原来23个减为17个，行政村由343个减为248个，精简各级干部1000人，为此每年可减少农民负担3000万元。其二是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总人数中70％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虽由中央、省、市、县、乡镇几级共同承担，但乡镇承担高达78％之多，而最终农民承担达80％左右。其三是各种乱收费现象屡禁不绝。农民除应缴农业税等外，基层政府和各部门乱开口子，巧立名目现象时有发生，给农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包袱，激发了不少社会矛盾，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2．市场因素。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业发展将面临着重大考验。如何面对市场，应对国际农产品出口竞争的挑战，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从客观上讲，市场激烈的竞争和复杂多变给农民带来很大的震荡，国内市场空间有限。目前我国城乡人口占比是3∶7，而农产品是7个人生产，3个人消费，卖方市场自然转向买方市场。“卖难”现象尤为突出，依靠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潜力极其有限。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农产品生产上注重的是数量上的扩张，而忽视质量上的提档．使其缺乏国际竞争力，出口数额有限。从主观上讲，在生产和经营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小农”思想，严重缺乏市场意识，单兵作战，而以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方式难以抵御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冲击。
摘要与建议 在关于少数民族与贫困的文献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例高于汉民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贫困的通常标准来看，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是：“何谓贫困？” 无论如何定义贫困，它都没有离开经济性指标这个基本。而经济性指标总是用“收入”——总是要转变为现金收入——来衡量。在这些定义之外，当前在反贫困业内（特别是NGOs）比较关注“权利贫困”问题。 在分析少数民族贫困成因时，研究者普遍会针对不同区域或侧重不同方面。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主要原因：1) 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制约； 2)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薄弱；3)人口增长快，人力资本欠缺；4)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束缚。在关于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方面，一般都认为其深刻意义在于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影响。 近年来，对权利贫困关注者一般都会注意到“原居民”的发展权利问题。然而，除少数学者的讨论外，关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展权利讨论也没有脱开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视野的局限。一些人类学学者基于人类学关于“后发展”和“发展的人类学”的视角，提出要“创造不同话语和表征”的观点，这种观点包含颠覆“贫困”的意图。比这种观点稍平实一些的主张则强调：注重培育发展主体，推动少数民族公民社会建设的责任和意识。 我们认为还可以补充如下两点作为建议：1）从国家层面应该大力宣传和提倡“多样性的幸福”或“另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反对用经济或统一的发展尺度来衡量每一个民族或群体，并以此尺度确定“贫穷”或“富裕”。2）在实践活动中，应当鼓励本土知识分子参与和帮助本土发展,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学者或长期进行民族研究的学者以其公共的身份，自觉承当起联系民间与国家的桥梁。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现象随之凸显，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对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尤为重要。 关键字：城市贫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应当是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资本条件的生活状态，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和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的综合体。无庸讳言,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它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也有微观的贫困人口家庭结构及自身因素，但其中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体制转型及结构调整导致职工下岗和人员流动 1. 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下岗失业者剧增 经济转制过程中对国企的改革和调整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下岗，进而因生活困难进入贫困行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在我们为盘活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重组时，必然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人力资源在资本营运中，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而转变为以效率为基础，这必然会导致大量冗员的剥离和低素质劳动力的退出。这样一来，以前广泛存在的隐性失业显性
化、公开化，从企业退出的职工因收入锐减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水平，部分适应能力差、自身条件差的职工因而进入城市贫困人口行列。[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比例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仍不发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低。从现代产业分工规律来看，产业结构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小城市、乡镇企业主要发展普通制造业，而我国长期受计划体制影响，没有遵循这个“产业分工”规律，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分工将必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因此，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失业是造成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 2.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贫困问题复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城市，在80年代初就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改革后，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由于二元经济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在80年代并没有对城市就业产生很大压力。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城市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可以招收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低成本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工的竞争。在用工需求量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无疑增大了就业的难度。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企业需要清理大量冗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民工想挤进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急剧增加，使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可见，我国城市贫困主体表现出多元性，不仅有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涌入城市的农 [1]城市贫困人口及反贫困对策——以武汉市为调查个案 [2]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的对策探讨
第十三章贫困问题 概述： 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但社会发展至今，贫困问题却日益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严峻课题。人类社会渴求摆脱贫困，不断地寻找脱贫的出路，但结果并不如人所愿。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重任。本章从贫困的一般概念类型出发，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和中国反贫困政策进行深入剖析。 世界：（观看世界贫困图片）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财富增加了7倍，但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也日益恶化，据有关国际组织2005后统计，在最近5年里，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0亿增加到13亿，有10多亿人缺乏安全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每天有亿人挨饿。目前，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约占其人口的1/3以上，其中9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南亚、南洲、中美洲、巴西和中国。非洲人口的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拉美地区有近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50万妇女死于分娩及有关的并发症，700万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800万儿童死于因饮水和空气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这些数字之和远远超过战争所造成的死亡。由于营养不良，发展中国家5000万儿童智力和体能不健全。此外，有亿学龄儿童失去了入学机会，其中80%是女童。 我国：（观看中国贫困图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国现在面临的贫困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最新消息）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刘书文2014-12-15日公布的消息，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1年的最新标准，相当于每天1美元，25年保持低标准，终于接近世界扶贫标准）的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有8249万人；按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美元的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约还有2亿多。在湖南、河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这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农民增收咨询题研究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业差不多进入一具新的进展时期。新时期的要紧标志是，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差不多基本满脚现时期农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全国改革、进展、稳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新时期也浮现了新咨询题，要紧是粮棉等多数农产品浮现了时期性供过于求，品质别彻底适销对路，农民增产别能相应增收，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展中的突出咨询题。所以，研究和探讨怎么促进农民增收咨询题已成为国家和专业人士当前的一项要紧工作内容。下面，笔者试从我国农民增收现状、存在咨询题及原因和促进农民增收对策三个方面做以论述。 一、农民增收的现状 （一）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的时期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在传统农业资源开辟及农业产业组织方式下，由于其中的粮食生产等基本产业的产业利润率明显偏低，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等产业改造缓慢，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农业相关产业发育滞后，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具体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时期性，大体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79年到1984年，这是建国以来农民收入增幅最快的阶段。在这六年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3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增长1.3倍，年均实际增长14.8％。 第二时期，从1985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进展的重心由农村转向都市，农业生产延续三年徘徊别前，但由于乡镇企业的迅猛进展，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仍以5％的速度保持增长，但增长势头较前一阶段有所减缓。 第三时期，从1989年到1991年，农业生产走出低谷，粮棉油等要紧产品浮现恢复性增长，但在并且浮现了农民增产别增收甚至减收的局面。这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0.7％，其中1989年还浮现了负增长。农民收入都是处于停滞状态，退到了农村改革往常的增长水平。 第四时期，从1992年到1996年，农民收入增长形势逐渐好转。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这5年间农民收入实际年增长5.6％，但其间波幅较大。 第五时期，从1997年到2002年，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形势，农民收入增长再度缓慢，增幅回降。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6％，较1996年下落了4.4个百分点。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62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97年实际增长4％，增幅比1997年回降0.6个百分点。1998年农民收入增长要紧是来自工资性劳动酬劳收入的增加，而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却浮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99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21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3.84％，直至2002年，增幅仍在回降。但2003年，中央加大了解决“三农”咨询题的力度，实现了农业结构稳步调整，农村经济稳步进展，农村改革稳步推进，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了4.3%。 （二）农民收入低速增长对国民经济进展的别利妨碍 农民收入低速增长，别仅直接妨碍农民日子水平的提高和农户生产投入的增加，而且对城乡农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别利妨碍。 其一是，农民收入增长滞缓，迫使农民紧缩消费。农民日子消费支出增加额在2002年只相当于2000年17％的基础上，全年日子消费支出低于上年，虽然2002年由于农村日子消费指数的负指现象，拉动了农村居民日子消费的实际支出与2001年基本持平，但其直接导致的农民消费能力弱化是显见的，以至2002年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下落了4个百分点①。农民消费支出的停滞和下落，导致目前农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仍然较低，日子消费仍未摆脱以必需品为主的生存型消费模式。
贫困测量方法综述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何平 摘要：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国内外对于贫困问题的讨论也比较热烈，本文主要从贫困的内涵介入，阐述了贫困测量的不同方法，并对这些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贫困测量方法 Abstract: Poverty problem is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worl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imarily analyses the connotation of poverty, then expatiates different approaches about poverty measurement, also compares and evaluates these approaches. Keywords: poverty measurement approach 一、对贫困的理解。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物质层面和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的，把贫困看成是不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状态。早在1901年，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就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动要求，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这里提出的是基本生存要求实际上就为以后确定贫困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涉及到的是绝对贫困的概念。 社会学家则把贫困认为是个人能力（如受教育的程度和健康水平等）缺乏而难以维持人类基本福利水平的一个表现。这其中，一部分社会学家及人口学家把社会、行为和政治因素作为评价福利水平的基础。也就是说，人们不正当的行为，相对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也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人认为，贫困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仅仅需要从物质层面上给予准确的界定，而且还要从人的能力和社会因素方面给予概括。贫困的内涵应该从经济福利（economical well-being）、能力（capability）和社会排他性（social exclusion）这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贫困在经济福利水平上的表现就是贫困人口难以维持包括在经济上、心理上、社会政治方面最低的生存标准。
村贫困问题分析及脱贫建议 村贫困问题分析及脱贫建议 *月*日至*月**日，市委宣传部扶贫工作队深入**县**镇**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了当前**村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和致富的愿望，分析了当地贫困户致贫原因与当前生活的困境，探讨了**村脱贫的出路和办法，明确了做好**村扶贫工作的基本思路。 一、**村基本情况 一是地理位置偏僻。**村位于**县薤山脚下，****库区上游，海拔500米。一条乡道穿村而过，两边是连绵不绝的大山，村庄大部分分布在乡道两侧，少数在大山之中。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提供全村人生活用水和农作物生长用水。四周大山为石头山，只长灌木，不长果林。 二是自然资源匮乏。村周围大山含少量硅矿，2004年已外包给矿商进行开采，但没给**村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村东头有一处天然温泉，2011年被**生态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但一直圈而不投，没有给村民带来经济利益；温泉下游被开发为四个水池，主要用来饲养罗非鱼，现已经卖给**县水利局，也不能给村民带来经济效益。 三是村集体经济薄弱。**村资源匮乏，村集体无产业，村集体收入主要有硅矿厂每年缴纳的管理费1.6万元，一些零星发包收入和社会各界争取的援助资金，自身缺乏造血功能，集体经济比较薄弱。 四是村民收入来源单一。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为三块：一是在外打工收入。该村18岁至55岁的男性劳动力中有60%以上在**、**、**等地石场打工，一般从事炮工、搬运工、司机等工种，石场工作收入是该村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该村18岁至30岁年轻的女劳动力主要在广东、浙江等地工厂打工。30岁至50岁的女劳动力中约40%在石场协助丈夫工作，60%在家负责照顾小孩和老人。二是在家务农收入。该村55岁以上劳动力80%在家务农，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全村共有耕田493亩，旱地347亩，人均田地约0.65亩，一个家庭平均种植田地面积约2亩，一年纯利润约2000元。三是养殖收入。该村在家务农农户多数喂养1头猪、几只鸡，供自己食用；有3个养殖大户，两家养羊超过100只以上，1家养牛8头以上，养殖收入每年5万元以上。 二、**村贫困情况统计及原因分析 我们对全村贫困户进行了逐一甄别，协助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贫困户进行了民主投票，最终结果在村委会进行了公示。**村共341户，1324人。贫困户120户，280人，人数占全村比重为21%。其中五保户29户，30人；无劳动能力低保户36户，58人；全家有1至2个享受低保、但家中有劳动力的低保贫困户32户，130人；一般贫困户23户，62人。精准扶贫中，需要重点帮扶的是有能力脱贫的农户55户。 从致贫类型看，55个贫困户中，因病致贫27户，占比49.1%；因残致贫13户，占比23.6%；因缺少劳动力、家大口阔致贫10户，占比18.2%；因灾、因学等原因致贫5户，占比9.1%。 致贫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文化程度低，缺乏劳动技能。全村18岁以上年轻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足15人，大部分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外出打工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该村劳动力大部分在石场打工，危险性大，该村因病因残致贫
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城镇贫困；治理对策；制度保障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线的标准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绝不能用别国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我国的衡量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线下的定义是：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现阶段我国把把每人每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低收入人群定为贫困人群，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资料：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还很多，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这个数字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城市岗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失业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使部分城镇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在农村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作者：郝亮来源：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且规模扩张速度令人吃惊。本文将针对现如今我国城市所呈现出来的贫困问题的现象及特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在着重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反贫困策略。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产物，城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以来，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城市的一时繁荣，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剧增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城市的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 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指的是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对于贫困来讲，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之所需。贫困主要包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获取的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努力，人类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是由于贫困的相对性，消除相对贫困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概念的定位总体上是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即指人的衣、食、住、行、医、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生活状况。 1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另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6%)；二是贫困的失业者(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三是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收人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4% )；四是其他贫困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3%)。其中，第一类是社会长期救助和保障的对象，第二类和第二类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总数的70%以上。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为此,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把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任务放在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上。发展农村生产力,核心是要持续增加农民收入。要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来抓。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解决农民持续增收难题,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也是新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为此,我们就通许县的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调查。 1通许县基本情况 通许县总面积767平方千米,总人口63万人,其中农村人口58万人,耕地面积5.5万公顷,辖6乡6镇,304个行政村,5个居委会。2009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96.9亿元,同比增长12.1%,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48.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603元,同比增长12.9%;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951元,同比增长7.6%。 2农民人均收入现状 2.15年来农民收入情况 2009年全年总播种面积13.0万公顷,较上年增加0.7万公顷,增幅5.97%;其中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5.9万公顷,棉花、花生、瓜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7.0万公顷。在经济作物中瓜菜等高效经济作物占75%以上,复种指数达到2.43。全县春马铃薯―春玉米―秋菜花、小麦―越冬菜―无籽西瓜―辣椒等一年多熟高效种植模式发展到3.3万公顷,较上年增加0.3万公顷,增幅11.1%,种植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1.12005年农民全年人均总收入4669.65元,其中工资性收入558.7元,非企业组织中得到收入37.34元,本地中得到的收入208.03元,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31 3.12元,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12.0%;家庭经营收入4011.8元,种植业人均收入266 4.84元,林业收入26.33元,牧业收入1088.17元,建筑业收入31.44元,交通运输业收入50.12元,贸易餐饮业收入131.62元,社会服务收入18.11元,文教卫生收入1.16元,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8 5.9%;财产性收入17.24元,占总收入的0.37%;转移性收入81.91元,占总收入的1.8%。 2.1.22006年农民全年人均总收入4688.8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695.96元,非企业组织中得到收入92.63元,本地中得到的收入281.07元,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322.26元,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14.8%;家庭经营收入3764.81元,种植业人均收入2679.61元,林业收入39.7元,牧业收入872.23元,建筑业收入41.44元,交通运输业收入49.92元,贸易餐饮业收入6 3.77元,社会服务收入12.91元,文教卫生收入0.08元,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80.3%;财产性收入131.94元,占总收入的2.8%;转移性收入96.16元,占总收入的2.1%。 2.1.32007年农民全年人均总收入5621.82元,其中工资性收入996.43元,非企业组织中得到收入79.80元,本地中得到的收入389.19元,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527.44元,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17.7%;家庭经营收入4496.90元,种植业人均收入2901.61元,林业收入30.21元,牧业收入1338.30元,建筑业收入0元,交通运输业收入34.90元,贸易餐饮业收入318.85元,社会服务收入 3.20元,文教卫生收入0元,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80.0%;财产性收入27.10元,占总收入的0.5%;转移性收入101.40元,占总收入的1.8%。 2.1.42008年农民全年人均总收入653 3.42元,其中工资性收入1158.46元,非企业组织中得到收入12 4.54元,本地中得到的收入50 5.3元,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528.61元,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17.7%;家庭经营收入5051.69元,种植业人均收入3039.31元,林业收入7 6.24元,牧业收入1553.09元,建筑业收入0元,交通运输业收入29.69元,贸易餐饮业收入318.85元,社会服务收入22.20元,文教卫生收入0元,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7 7.3%;财产性收入91.1元,占总收入的1.4%;转移性收入232.17元,占总收入的3.6%。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罗遐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贫困问题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视域,而且不同学科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贡献。概括来看,经济学多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发展等方面来研究;人类学多从民族、生态环境等方面来研究;管理学则倾向于政策取向,研究反贫困的实践问题,主要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医疗救助政策等,这类文献占现有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多从理论层面研究该问题。本文以社会学为主要视角,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对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作一梳理和评述。 一、关于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贫困的概念 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概念,中外学者一直力图给贫困下一个与其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界定,但不容置疑的是贫困概念的界定是一个逐渐由狭义的经济视角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正如康晓光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贫困的内涵和标准也反映特定民族对于社会福利的基本人权的规范性认识。 国外贫困概念是经由布思、朗特里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由蒂特马斯(R.M.T itmuss)、斯密斯(A.Sm ith),汤森(P.T ownsend)等学者对贫困的理解进行了扩展,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相对贫困。世界银行在1981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者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处于贫困状态。在1990年又加入了能力因素,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例如健康、教育和营养等。1991年又增加了风险、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 我国学者在贫困概念的研究方面也体现了与国际贫困研究学者观念的趋同性,现举以下几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的贫困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贫困是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一定层面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不被改善将是恶性循环的。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低于社会常规生活水准。由以上几个概念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在学术上基本与国际的多元贫困观相同,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意义上的意含,但是在实践领域加入了中国的现实基础,主要使用的是绝对的、核心的、客观的贫困概念。 (二)新贫困的概念 西方学者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增加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叫新贫困。而我国学者近几年也倾向于把因城市化、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导致的贫困称为新贫困。尹志刚认为源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改革,而同时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因素诱发了新贫困人口的出现。刘家强等在此基础上将新贫困人口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获取社会资源较差,因而缺少竞争能力和就业机会,需要借助外在力量的支持摆脱困境的群体。显而易见,我国新贫困概念的提出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它虽然没有包括传统的贫困,但是它并不排斥传统贫困的存在。 从国内学者对于贫困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既受西方的影响,同时又具有与我国社会经济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亚行专家组 1．背景 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当然，当时在城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 ⑴．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 ⑵．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 ⑶．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在上述三点中，前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提出城镇贫困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从前不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士，而按现在的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在此之前，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工作，而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岗位，虽然有时报酬很低而且不能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从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从1996年以来的三年中，国有单位已精减了2700万名职工，相当于1996年国有单位总人数的25%。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削减人员的趋势预计将会继续下去。非国有部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的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下岗、失业问题便是近期出现的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 2000年，城镇失业人口为595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相当低，只有 3.1%。然而，这一数字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员”，而为数甚多的本应列为
河南省郸城县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王芳敏经济学院2009级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引言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但属于生存型、数量型消费低水平小康，还未进入到发展型、质量型消费的阶段；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中国1339724852人口中农村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国际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因此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显的尤为重要，而深入了解农村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是对症下药、帮助提高农村扶贫效果的重要前提。 一、郸城县发展现状 （一）郸城县背景简介 郸城县位于河南省东部，茨河上游，北依鹿邑县，西连淮阳县，南接沈丘县，东南和东部与安徽省界首市、太和县，亳州市为邻。县境总面积1471平方公里，辖8镇11乡3个办事处和1个工业区，共518个行政村，总人口131万人（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耕地面积1637235亩。 县境属黄淮平原，地处黄河冲积扇南缘，属暖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地势平坦，土质粘重，降水丰富，适宜多种农作物及林木生长。 郸城县既非名胜古迹、又非伟人故乡，经济发展仅靠田地耕种、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人均GDP在同级县中排名较为落后。近年来，郸城县为发展经济，大力开发以亚洲最大的金丹乳酸厂为代表的经济效益较为明显的企业，导致郸城县生态环境恶化，居民的幸福指数大幅下降。郸城县外来开发商较多，但大都为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政府的庇护下由租用到强制购买农民土地，得到利润后又
大都撤资，是名副其实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并未为郸城县的经济发展做出多少真正的贡献。 （二）郸城县农村贫困状况及特征总结 郸城县各乡镇贫富程度各异，村庄中的富裕人和贫困人并存。富裕农民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越来越富裕，而贫困人口则进入了恶性循环，越来越贫困。从中国宏观形势来看，1987年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22,2002年已经是0.37，在25年的经济转轨和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2/3以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郸城县的农村贫困也呈现出这样的变化趋势： 1.收入水平低、入不敷出、难以维持日常基本生活需要 郸城县农村居民人均耕地水平较少，加之近年来郸城县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对耕地保护不当，农民尤其是城市边缘地带农民可耕种土地大量减少。造成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生活得不到保障。受传统思想影响，每户居民家中大都有2~4个孩子，甚至更多！即使外出务工也很难维持家用，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收支倒挂导致贫困居民的生活处境越来越困难，恩尔格系数大，食物消费量少质差、营养供给不足，消费结构明显不合理。 2.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低，生活质量不高 与经济水平落后成为对比的是，贫困地区往往又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想通过多生育子女作为生产活动及养老的保障，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境地。当前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城镇占有教育资源多，农村占有资源少，资源分配不公平影响教育不平等，从而导致收入的不平等。村镇教育设施落后、办学条件差、适龄儿童失学和辍学率较高，且农民的素质、劳动技能低下导致难以获得有较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农村卫生资源薄弱，新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报销困难，医生职业道德素质下降，巨额医疗费用使很多家庭陷入贫困，目前疾病已经成为郸城县农村贫困产生的第二位重要原因。 3.贫困家庭应付意外（如疾病、经济冲击、自然灾害、伤害）的能力低，因而更容易反复陷入贫困，不能自拔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2005年4月3日称：2003年脱贫人口有1460万，返贫
中国农民增收问题思考与研究 【摘要】农民收入问题，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增加农民收入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新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相关学者关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作了详尽的分析。【关键词】农民收入，增长，建议 促进农民增收，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必要保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农村改革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长期困扰我们的农产品短缺时代已永远成为历史。农村、农民也已摆脱了贫困状态，基本实现了小康。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呈现出一片祥和兴旺的景象，但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日渐凸显。为此，很多学者关于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农民收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见解。 农民税收政策对农民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村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终结了实行2000多年的农业税。相关学者关于取消农业税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提出了相关的看法。戴天放①研究认为取消农业税在短期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相当明显直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其长期趋势却表现为农民增收效应递减，主要是农业税减免引起市场交易成本如农资成本、人工成本增加和引起政府农业服务职能萎缩等。贺景霖②分析了河南省周口市农业税费减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农业税取消后，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农业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但由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产品加工技术含量低，农产品生产流通企业 ①戴天放，罗莹.取消农业税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江西农业报，2008,20(11)：148-151 ②贺景霖.农业税费减免周口地区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周口师范学院学报[J].2008,25(6):11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