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为香港回归呕心沥血
――记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
身在异邦，心向祖国
――记钱学森
赤胆忠心为人民
――记孔繁森
用文学之笔沟通中国与世界
――记翻译家叶君健
从码头工到发明家
――记“抓斗大王”包起帆
走出黄土地
――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山村教师王思明
生命立起的丰碑
――记原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
功垂中华
――记新加坡籍华人陈和景
痴情土地的农民儿子
――记香港“抽纱大王”翁锦通
圆梦者之歌
――记弱智幼教工作者孙淑君
动人的微笑，真情的奉献
――记北京市21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李素丽
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口述香港回归
摘自：《鲁平口述香港回归》(鲁平口述、钱亦蕉整理) 香港三联书店
香港回归12周年之际，《鲁平口述香港回归》(鲁平口述、钱亦蕉整理)披露了一些当年鲜为人知的史实，引人关注。鲁平，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现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席。本文摘编自该书。
千古罪人
彭定康一上任，就进一步大幅度地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两国围绕香港政制发展方向的分歧，很快就演变成新一轮公开而严重的较量。他带来了一套足以引发震荡的政改方案，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完全搞了另一套设计。表面上，这个方案仍然说要维持行政主导制；实际上，却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其主要措施有:把立法局的功能团体和选举委员会的间接选举改为变相的直接选举；马上取消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区域组织委任制，改变区域组织的非政权性质和职能。这套方案不仅让中英之间达成的直通车安排彻底化为泡影，而且也让香港的平稳过渡遭遇到了严重困难。
他这是个“三违反”的方案。一个是把功能团体的间接选举变为直接选举，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为了平衡参与，立法会里应包括香港各界的代表。例如商界功能组别选出的议员应在立法会辩论时反映商界的意见。而彭定康的方案把功能组别议员的产生扩大到由公司和企业的全体职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用这种办法产生的工商界议员很可能是一个不能代表工商界利益的一般的职员，因为职工的人数自然比老板的多。这是不合理的嘛。区议会议员，原是部分委任，部分直接选举，彭定康改为全部直选。原来分四个部分，由400人组成行政长
官推选委员会，也被他全部推翻，变为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员组成。事前也没和我们打招呼就公布了。我们发表声明:这个方案违反《基本法》。
彭定康于1992年10月7日做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报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然后才于10月22日到北京访问。他想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提出反建议。中央决定由我和他谈。一上来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方案根本就把原来我们的直通车方案全部推翻了，整个破坏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他拼命推销这个方案怎么好，我说这个绝对不行。那个时候我压了一张牌没打，什么呢？这个直通车方案是我们跟英国互相经过外交途径磋商达成的协议，这里面有两国外长交换的七封信件为证明，有文字为据的。我估计他不知道有这七封信，因为他跟外交部关系不好。最后我就把这张牌打出来了，我说，彭定康先生，有个中英两国外长交换的七封信件，你知道吗？他听了，问旁边的人，有吗？旁边的人说，有。他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很强硬，他还坚持自己那个方案。
彭定康在北京与鲁平等人的会晤气氛很紧张，鲁平最后说: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我奉陪到底。彭定康走了，还没上飞机，鲁平就开了记者招待会。当时他很气愤，他的话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彭定康这个方案提出来，是个“三违反”的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基本法，违反了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整个破坏了我们平稳过渡、破坏直通车。香港人是希望直通车的，我们这个直通车是得人心的，他这个是不得人心的。“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蓄意在破坏这个谈判，是对香港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彭定康先生将来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整个平稳过渡被他破坏了。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话，香港过渡的情况更平稳。影响香港的不止是政治体制，还有整个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
虽然彭定康和鲁平的会面不欢而散，但中方做到仁至义尽，还是和英方进行了17轮的谈判。到了第17轮，彭定康单方面中止了谈判。1994年6月，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在香港立法局通过。彭定康要通过他的政改方案，到最后一刻还少一票，他通到梅杰那里，找来怡和，对它在香港立法局的代表下了死命令，要他对彭定康的方案投赞成票(他原来是反对这方案的)。结果方案在立法局以一票之差强行通过。在鲁平看来，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香港立法局辩论这个方案的时候，我在北京。那时候有的立法局议员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我做工作，我说我怎么做工作，电话里。他们那个时候就差一票。这个给我打电话，那个也给我打电话，我说我也很难的，我怎么帮。
当然我们希望它通不过，通不过对彭定康是个很大的打击，对他的威信的打击。但是通过了，我们也不担心，不怕。
另起炉灶。彭定康的方案有着深刻的背景，当时，中方为了应付可能到来的危机，做好了两种准备:一方面采取坚定的立场，进行必要的斗争，争取维护双方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为最终可能出现的政制不衔接的情况，做好“另起炉灶”的准备。那时我的确非常气愤。你彭定康作为一个港督，怎能打破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后来七封信公布，真相大白。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说:另起炉灶！既然不要“直通车”，我们就只得另起炉灶，成立筹委会的预备机构和临时立法会。
1994年，港澳办的墙上挂上了香港回归倒计时的牌子，而中英的谈判日趋紧张，“另起炉灶”让鲁平的工作压力大大增强。鲁平变得更加繁忙，这时候一场生死的考验悄然降临到鲁平的身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做的很多事情还得不到香港人的理解。特别是这些舆论，不向着我们。我每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就把昨天晚上的剩菜放在饭盒里热一热，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吃。这个时候，香港报纸就来了，我就一边看香港报纸，一边吃饭。越看越生气，都是骂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胃就不好了。
1994年体检的时候，医生要我做个胃镜检查。我说我太忙了，没去理它。到了1995年
体检的时候，他说不行鲁平，你这次一定要做胃镜。做胃镜，旁边不是有个屏幕嘛，他就指给我看，你看有这么一大块黑影。他说，当然还得去化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百分之九十你要动刀。他说你在家里等着，化验结果出来就给你动手术。我说不行，我明天要去香港出差。我在香港的行程都安排好了，都向外面公布了，我不去怎么跟人家交待。
1995年5月，鲁平从港澳归来，在北京进行了胃癌切除手术。因为考虑到会影响香港回归问题，手术是秘密进行的。只是到了回归后多年，这件事才被人们所知道。
当时我换了一个名字住院，我的病历上就写了另外一个名字，后来很多香港记者到北京来打听，北京医院说没有这个人，鲁平不在我们这里。我动完手术以后做化疗，做化疗的时候很痛苦很痛苦，我的头发都掉光了。医生说你要休息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再来第二次化疗。我说我不来了，怎么可能呢？我的工作怎么处理、怎么交待啊？后来我就没再做第二疗程。但是我再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能看出来，整个人都变形了，头发都没了。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挺住了。
鲁平中年就已满头白发，以前香港人给他起了“鲁白头”的外号。这次大病之后，鲁平再出现在大众面前，显得虚弱而憔悴，但是为了回归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还是挺过去了。信心问题
由于港英政府的对抗态度以及舆论影响，香港回归前，部分香港人出现了信心问题；国际社会也存在误解，《财富》杂志还做了一个封面专题，叫《香港已死》。为此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解决香港人的信心问题，预委会、筹备会吸收了不少香港人参加。我们还聘请了一大批港事顾问、区事顾问，通过他们团结了广大的香港人，使他们认识到:“一国两制”不是口头说说的，而是国策，是不会变的。我们还推动香港人成立了“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帮助香港人了解我们的政策。
另外一个，《财富》杂志以《香港已死》作为封面专题。我们看了，不但得对香港人做工作，在国际上也得做。于是推动香港人成立了“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专门到各国去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我们和香港朋友一起到欧美、东南亚各国，见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阐述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到美国国会找他们一些议员谈，这些议员都是美国亚洲委员会的，应该是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的。我们去跟他们解释对香港的政策的时候，我谈到我们对香港采取特殊政策，讲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们财政也是独立的，司法也是独立的。我说将来这个香港，一个钱也不用上缴给中央，我们也不在香港征税。这些议员听了很吃惊，说，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他们不相信。我们的《基本法》早就公布了！照理这些议员是管香港、管亚洲的，他们应该很了解，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了解。
当时，鲁平针对香港人和国际社会的信心问题，曾提了一个设想:在一个中立国家如瑞士设立一个保险公司给香港人投政治保险，如果企业由于香港回归的政治原因而造成什么损失的话，我们包赔。对于这个政治保险，我们和银行、保险公司都研究过，他们觉得可行，可惜因为时间比较仓促，这个问题最后没有落实。因为这样的措施可以帮助解决信心问题，有这样的作用。而且，如果包赔，我们是必赚的，百分之百赚。你保多少我赔多少。你保一亿我赔一亿，你保一百亿我赔一百亿，稳赚的。因为我们有信心，绝对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让任何企业有任何损失。
这11年来逐渐地证明了我们的确是在香港贯彻“一国两制”的政策，所以很多移民到外国去的香港人，1997年以后纷纷都回到香港来。信心问题当然现在还有，但与1997年相比就大不一样了。当然，我们还要做大量工作，尽量减少香港人的顾虑。在政策上多给香港人一些倾斜。我想现在很少有香港人会担心香港会变成社会主义了。美国的《财富》杂志也承认当时讲香港已死是错误的，做了检讨。
赤胆忠心为国家人淡如菊成楷模
来源：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
钱学森，一个响亮而又荣耀的名字。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科学家？他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被人们誉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早年曾留学、工作于美国，在此期间，他创立了工程控制论、稀薄气体动力学理论，并提出了高超声速流动的相似率。钱学森在赴美前说：“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这句话，贯穿他整个留美生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远在海外的钱学森于1950年初获得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欣喜若狂。在回国之前，他对导师冯?卡门说：“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我得知新中国成立了，那是机会到了，我应该回到祖国去！”但回家之路远没钱学森想的那么简单。他被美国强行扣留，从早到晚，无论是吃饭还是出行，都有人盯梢。他的大量珍贵手稿被美方夺走。美国国防部次长金贝尔说：“他（指钱学森）知道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愿把这个家伙毙了，也不能让他回红色中国去！”机会终于还是到了。经过五年的漫长斗争和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钱学森终于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中国。金贝尔得到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他边拍桌子边大声咆哮：“放钱学森回国是美国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钱学森回国后，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赤诚的爱国之心，投入到新中国火箭、导弹与航天器的研究开发工作之中。江泽民评价说：“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爱国主义，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
钱学森的一生对金钱看的非常淡漠。他当年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坚决要求回到个方面都还很落后的中国，就是为了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用他的知识与智慧建设祖国，使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他多次请辞“院士”；多次把自己的稿费与他父亲落实政策的补发工资上交国家；3年自然灾害期间，同大家一样，在食堂排队，吃着他自己的一份定量；他善于发现千里马，时时惦记着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他居功不傲，以“普通一兵”的姿态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科学家钱学森的写照
钱学森的一生是辉煌的，也是淡泊的，他那胸怀坦荡忠心报国的优良品质无一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1995年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孔繁森的感人事迹，随即传遍千家万户。
孔繁森是山东聊城人，从1979年开始，他三次进西藏工作，先后担任过岗巴县委副书记、拉萨市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他关心群众疾苦，深入调查研究，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西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全地区106个乡，孔繁森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阿里地区经济的发展，凝聚了他的全部心血。
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孔繁森收养了三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他自己的家庭负担比较重，还经常接济贫困群众，收养孤儿后，经济上更加拮据。为了不让孩子吃苦，他悄悄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要求献血。孔繁森恳求护士说：“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要钱。请帮个忙吧!”孔繁森是清贫的，同时也是富有的。他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心灵，最丰富的情感，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1993年6月，孔繁森在北京参加西藏工作会议后，回家看望94岁的老母亲，当时大女儿正准备结婚，女儿恳请他参加完婚礼再走，但他心里放不下西藏的工作。谁知，这一去成了他与家人的永别。1994年11月，孔繁森在新疆塔城考察工作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50岁。
人们在料理孔繁森的后事时，看到两件遗物：一是他仅有8块6毛钱；一是他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一位藏族老人在孔繁森的灵前，大声喊：“孔书记，您不该去呀!您对阿里恩重如山，我
们不能没有您啊!”
《人民日报》介绍的孔繁森的光辉事迹，感染了亿万藏、汉同胞，人们赞誉他是“领导干部的楷模”。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见孔繁森家属和事迹报告团成员时说：孔繁森同志是我们全党的楷模，我们要像学习焦裕禄、雷锋一样，大力开展学习孔繁森同志事迹的活动。
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决定，追授孔繁森“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一个学习孔繁森的热潮在全国迅速掀起，至今方兴未艾。
叶君健――从牛背上走来的著名翻译家
为拯救中华而跨入文学殿堂
叶君健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由于家贫，他从六岁开始就与牛为伴，闲时，在村祠堂中从私塾先生处学些儒家经典。父亲在外地当小店员，几年才能回家团聚一次。叶君健从小营养不良身体孱弱，但贫穷并未泯灭他爱读书的天性。农忙时，他帮家中割稻、摘棉、割草喂牲口，农闲时，识字、背书、写字、填词，如饥似渴地读新诗和散文。因此，他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学根底，而且同时又接受了新文学思想的滋养，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根基。
1922年，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红安县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叶君健的大哥当了农会会长，二哥在武汉参加了店员工会，连幼小的叶君健也参加了小学的童子团，开始受到了革命的洗礼。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哥几乎被杀，大嫂远避他乡削发为尼，二哥逃到上海又当上了小店员。这时仅有14岁的叶君健，既受到革命的感染，也饱尝了动荡饥饿之苦，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他的二哥把他带到上海。原是为了让他继续读书学点数学、英语等知识，以求能找到一个可靠的谋生职务。
刚到上海，他虽有了八年私塾的学历，但也只能插入高小二年级。学校里教的数学和英文等课，对他都是陌生的。尤其是上英文课时，他那浓重的乡音，往往成为同学们的笑料。但是这个自小吃过苦的乡下人，被顽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驱使，完全靠努力自学，终于克服了难关，从这种窘迫的局面中解脱出来。而且两年间就从小学跳到了高中，使同学们为之侧目。
这位从封闭式的山村骤然来到十里洋场的少年，目睹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都市，结合在乡间看到的封建统治势力的罪孽，使他那淳朴、童稚的心灵萌生了对旧社会制度的憎恨。就在他感到气愤而又感到没有出路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三省。上海“左联”和文艺界的爱国志士，掀起了宣传抗日救国浪潮，犹如黑暗中的曙光一样吸引着广大热血青年，同时也吸引着叶君健。他寻觅，阅读左联的文学作品和鲁迅等人的著作，特别是鲁迅的著作。他决心背离父兄为他苦心设计的人生之路，投身到以抗日战争为主的文学战线上来，奋笔疾书，为拯救中华而战!从此，一步步跨上了文学艺术的殿堂。
叶君健中学毕业后，在1932年考取了武汉大学外语系，专攻外国文学，开始了他最早的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尝试。早在1931年，他发现新读过的一些东欧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大都是以世界语转译成中文的。世界语无形中起到一种被压迫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用，使他萌生了学习世界语的愿望。恰好，此时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上学必须自己交伙食费，为筹得这笔钱，经人介绍，他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蒙光》固定的撰稿人，又尝试着用世界语创作了处女作《岁暮》。这篇小说通过一对贫苦夫妇失业后的悲惨生活，深刻揭示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品刊出后受到读者的欢迎，由此而奠定了他以世界语为主的独特的创作方式。大学毕业前，他又用世界语创作了另一部小说《被遗忘的人们》。书中描写了一些普通的中国人，这些人虽然已被世人淡忘，但作为人们苦难生活的见证人却永远不会被遗忘。叶老以这两部小说为发端，开始了他用外语写作和翻译的工作。《被遗忘的人们》这篇小说于1937年出版不久，日本世界语学者即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东方惟一的一篇有分量的世界
语作品，它反映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国际世界语领导人拉本纳在所著《透视》一书中说到世界语文学作品时，也认为这本《被遗忘的人们》，是世界语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后，叶君健成为惟一用世界语进行创作并获得了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走上世界文坛
叶君健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而且是一位在国外享有盛誉的知名作家。1936年在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当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抗战爆发后，他由日本返回中国，在湖北隋县列山中学教书，并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发起并参加了筹建“中国文艺界抗筹协会”的工作，后来又参加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对外宣传工作。从笔译、口译到英语广播，大多由他负责。这期间他接待了不少世界知名记者、作家、诗人、摄影师，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英国小说家易休伍德和诗人奥登，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和卡巴等。
武汉失陷以后，叶老转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战对外宣传。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去的人。他还有意识地选译了不少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寄到纽约、伦敦、莫斯科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以扩大影响。他把刘白羽、姚雪垠、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译成世界语和英语，1939年在香港出版了《新任务》和《中国抗战小说集》两本书。
1940年，叶老由香港返回重庆，受聘到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教英文、欧洲戏曲和英国散文。在此期间，他埋头翻译了大量外国名著，有欧美作家写的反法西斯作品，如捷克作家海姆的小说《人质》和美国作家斯坦培克的小说《月亮下落》。此外，还有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以及近代作家托尔斯泰、易卜生、梅特林克等古典大师的作品。
当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影响，重庆文化活动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叶君健当时翻译了这么多国外进步作家的作品，这是他在当时惟一能做的非常实际而有益的工作。
正当他集中精力投身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时，一件新的重大任务降落在他身上。那就是1944年叶老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到英国各地作巡回演讲一年。他奔波于英国各地，向英国各阶层人民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艰苦卓绝的事迹以鼓舞英国人民的士气。使人们的思想为之一振，在繁忙的六百多场演讲间隙，叶君健运用英文创作小说，在英国报刊上发表。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作为对叶君健战时服务的酬劳，英国文艺委员会拨出经费，送他到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从事欧洲文学的研究工作。在学院工作的五年时间里，他应英国《读者文摘》杂志之约，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八篇小说并结集出版。这部名为《无知的和被遗忘的》书一出版，就以其充满生活气息的题材和独特的中国艺术风格，引起英国评论界的关注。他也因此无形中进入英国作家的行列。这以后，他又着手写作长篇小说《山村》。这时他已逐渐了解和熟悉英国和欧洲文坛名人的作品，他面对这个过于看重传统和门第的欧洲文坛，没因自己的肤色和贫困的出身而妄自菲薄，从他所经历的生活和斗争实际出发，用质朴的笔调和感情尽情地描写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中国和中国的贫苦人民的风土人情，把他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和对中国革命的深深理解，渗透在《山村》这部小说里，使英国的读者从中真正体会到中国式的革命特点及其意义。这部长篇小说于1947年7月由英国“山林女神”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英国书会评为当年英国最佳小说，并被编入国际世界语协会《东西方文化丛书》中。人们开始对这个来自中国小山村的青年、这个神秘的国度，以及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的事实刮目相看。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山村》已引起西欧，东欧，北欧以及许多东方国家的注意，目前先后在英、美、法、意、西班牙、瑞典、挪威、冰岛、瑞士、荷兰、印度、印尼等2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并在不断重版，可谓经久不衰。
《山村》到了1982年才由作者翻译成中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作者又完成了它的续集《旷野》和《远程》，形成一部名为《寂静的群山》合集。当这三部曲宣告完成时，英国的一个威望极高，历史悠久的文学出版社“费伯”出版公司闻讯后，很快和他签
订协议出版这三部书。和几十年前《山村》的出版一样，这部合集小说的出版，同样引起欧洲出版界的极大关注。在小说的封底，出版社引用美国的评论说“在叶先生小说的朴素和简洁中蕴藏着深厚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一个成熟的，完美的文化升华。作者在他略带抑郁的幽默感中，最深刻地触动了人类精神的核心。”又说，“这是一部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名副其实的“文化大使”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的叶君健，在他一生中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使更多的世人了解中国，作出了无可置疑的重大贡献。叶老在四十年代至今不倦地把许多外国名著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此外早在四十年代初，他不顾反动势力的威胁、封锁，将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及其它进步的，反映我国抗战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和世界语在英国出版。以后他又用世界语翻译了中国抗战小说集《新任务》，以及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的反对侵华战争的剧本《三兄弟》，用英文翻译了一本中国近代小说集《三季》。这些译作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二战结束后，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48年应毕加索、居里夫人、阿拉贡的联合邀请，参加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同时他也是“世界和平大会”的发起人之一。
他作为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1949年7月，参加了第3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结识了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的儿媳万达?柴门霍夫。1948年他在英国参加世协会时，听到祖国即将解放的喜讯，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叶君健上百万字的译著《安徒生童话全集》，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还引起了丹麦女王的赏识。1988年8月，丹麦女王玛格利特二世将丹麦国旗勋章授予叶君健。非常巧合，安徒生也因他的童话创作为国家赢得了世界声誉而获得同一勋章。在授勋仪式上，丹麦驻华参赞安德森说：“叶教授有着跟安徒生同样的背景，都是贫寒出身，但却很努力自强。安徒生是我国人民最崇敬的作家，叶教授从丹麦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安徒生全部作品，在中丹文化交流史上是一项杰出的贡献。丹麦勋章在丹麦代表一个重要爵位，相当于爵士”。
解放以后，叶君健虽多次出国，但没有一次是以政府部门的名义或以其它代表官方的名义派出国的，都是以他在国外学术界的威望受到相应国家的邀请而出去的。在每次参加这些国际交流时，他都为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
1977年冬天，他应邀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被选为这个组织的常务理事。后来通过他的影响，中国也加入了国际世界语协会，他同时兼任中国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
1980年国际笔会在南斯拉夫召开，他和另一位作家作为观察员应邀出席。在这次会上他和笔会组织的领导成员讨论了关于中国加入国际笔会的问题。后经中国作协研究批准，中国笔会中心正式成立，并于第二年正式加入了国际笔会。这样，中国作家又有了一条重要的与世界各国作家进行交流的通道。
1982年一年间他三次出国。第一次是三月，是他一个人代表中国笔会中心在丹麦哥本哈根参加国际笔会的年会。在会上，他利用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和丹麦的特殊影响，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化外交才能。
8月，国际笔会在法国里昂庆祝该会成立60周年，巴金作为团长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活动，叶老亦应邀随团赴法。这次虽有专职翻译同往，但在关键时刻，都是靠叶老当场以他流利的法语，生动的例证，雄辩的逻辑对某些提问者直接作答。对他所起的特殊作用，巴金团长和全体团员十分赞佩。
这年，他还应英国母校剑桥英王学院的邀请去讲学，讲学期间，该院授予他“名誉讲座”称号。在这之前，1980年他应邀去美国十大名校之一的威士廉大学讲学，该校在他讲学期间也授予他“佛里曼讲座”的称号。
1989年底，叶老被世界文化理事会聘为“达芬奇文学艺术奖”评委，候选人都是当今世界知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能担任这一评委，也说明叶老在国际文坛的声望和影响。此后
不久叶老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到香港大学参加了“亚洲英语作家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亚洲和世界上声望很高的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叶老在会上主持了关于文学翻译的讨论，这又一次证明了他在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上所取得的崇高威望。
面对接踵而来的国际学术上的尊重和荣誉，他始终保持沉默，从不张扬和炫耀，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位置上。他常常对了解他的友人说：“我只是认真地做了一点我能做的事情。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不过是一个乡下人。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文化和河山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永远爱他们，为他们工作，基于此，我才做了这一切。”
春蚕到死丝方尽
在叶老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抗战时期，他忙于国际宣传工作，解放后在和平年代，为了弘扬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的中国文化，他创办了大型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向世界介绍古代、现代和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并且一干就是几十年，负责编辑了2500万字的作品。而他从事的个人文学创作只是1945到194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作研究工作时那有限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他用英语写作和出版了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其中除《山村》被评为“最佳书”外，他写的很多小说都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发表，被英国的文学评论家尊称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章节在叶君健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了”。
回国后他基本上都是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繁重的日常工作压得他没有多少时间写作，偶尔写些作品，也是利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的产物。其中包括16卷本《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都是他利用全部娱乐和绝大部分的休息时间来完成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白天被批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晚就抓紧时间写作，《土地》和《寂静的群山》两部各一百多万字的三部曲就是这时候写成的。他的夫人苑茵女士曾风趣地对我说：“这三部曲是扫厕所扫出来的。”为了写这两部小说，他共化了三年时间，到1976年才定稿。《寂静的群山》，讴歌了正直、勇敢、友谊和爱情，生动地再现了大革命时期的许多生动镜头。
用这部小说的名字来概括叶君健不同寻常的一生，是最形象和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学、翻译工作，所创造的一个个业绩，正如群山一样巍峨、壮观、迷人。而这巍峨的群山，却深深地藏在他心里，极少向外界泄露这大山之中的秘密，犹如原始森林一样沉寂，寂静得像密封起来的历史。
1993年初，年近八旬的叶老被正式批准从对外宣传工作岗位上退休。在与绝症病痛斗争的同时，他又争分夺秒地奏响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曲乐章。在病情得到暂时控制以后，他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可惜，这宝贵的时间只给了他五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中，他以他的绝症之躯，赶写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白霞》和九部中短篇小说。其中包括一部与夫人苑茵合作的《金婚》、一部儿童文学《天鹅》，以及总结他70年的人生经历和儿童文学写作翻译经验的《叶君健访谈录》。这还不包括发表在各种报刊上近百篇的文章。叶老在他生命最后五年中抢时间“爬格子”期间，呕心沥血，奇迹般地写出的文字总量不少于二百万字!
当叶老1992年尚住在故居恭俭胡同时，我常到他家的客厅兼书房探望或访谈。那时的书房如同一座书城，一片书海。可当他大病初愈迁到车公庄寓所时，突然发现他的客厅和卧室没有了那些放满了藏书的书柜了。正当我正惊诧时，叶老笑着对我说：“我这儿已没有存什么书了，也称不上书房了。”原来，1992年底，癌魔突然袭向了叶老，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此时，这个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知识分子，首先关心的是他心爱的书籍。他想到了家乡，决定把那伴随他风雨一生的藏书献给故乡人民。他说，“那天红安来车，拉了满满三大卡车，满满三大卡车……”老人一面喃喃地叙说着，目光注视前方，是欣慰?还是思念?满满三卡车的书，对于一个一生热爱、追求知识的读书人来说，该是多珍贵的财富啊!后来听说红安县收到这批书后，在县城建立了一所“叶君健书屋”，让家乡学子永远沐浴在他的
广博无垠的知识海洋里。《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
抓斗大王”包起帆
从一个码头工人的小改小革，到改变人们运输方式的伟大革命；从单枪匹马搞发明，到带领和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创新人才；从最初仅有初中文凭的码头装卸工，到在科技发明创新方面获奖无数的国家级专家、教授级高工；从1981年首次当选上海市劳动模范，到全国屈指可数的连续四次当选的全国劳动模范……30多年的人生轨迹记录了一名普通工人的创新之路。他就是工人发明家——包起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包起帆紧紧围绕着码头装卸生产第一线的薄弱环节动脑筋、搞创新。他发明的“木柴抓斗”“单索生铁抓斗”“异步启闭废钢块料抓斗”等装卸机械创造性地解决了一批关键技术难题，改变了我国港口木材、生铁、废钢等货物装卸工艺的落后状况，包起帆也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抓斗大王”。
1996年以后，包起帆先后担任上海龙吴港务公司经理、上海港务局分管技术的副局长。2003年企业改制后，他又担任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尽管走上领导岗位，包起帆依旧在企业管理和产业发展中实践自己的创新梦想。1996年,包起帆提出中国港口内贸标准集装箱水运工艺系统，并于1996年12月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内贸标准集装箱航线。此后，内贸标准集装箱运输网络遍布全国港口，吞吐量从零起步到2008年达到3203万箱
【王思明陕西省延长县下西渠村小学教师】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为了黄土地的明天
——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山村教师王思明
在陕北，距延安市160公里、延长县80多公里的黄土高原腹地有个下西渠村。这里山大沟深，峁梁纵横，交通不便，贫穷落后。就在这个“十里同村，隔山为邻”，直到80年代还是靠骑毛驴出进的深山里，优秀共产党员、小学教师王思明，默默地耕耘了27个春秋。
27年来，他扎根山区，献身教育，自己动手，艰苦创业，三迁校址，四修校舍，创造性地开展勤工俭学，改善办学条件，使下西渠小学由最初的两孔破窑洞，发展到具有一座两层12间、340平方米的现代“小洋楼”，而且从1970年起，就实现了免费教育，全村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按时毕业率均实现了100%，比延安地区普及初等教育规划整整提前了15年，学校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传播现代文明的一大窗口。
山沟里办成了洋学堂
1968年秋天，在原几任公派教师纷纷离开下西渠这个穷山环绕的小山村之后，群众推选王思明这个年仅22岁，初中肄业，全村文化层次最高的人，担任了下西渠小学的民办教师。然而，学校等待他的只有顺山坡挖的两孔就要坍塌的破窑洞，门窗残损，桌凳破烂，一个桌面改做的黑板，正中还开着个大洞，唯一的课本就是“毛主席语录”。土窑洞光线昏暗，上午10点多种还见不到阳光。那时，每个学生只需交5角钱的学杂费，可不少学生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被迫辍学，学校剩下14名学生，仅占全村适龄儿童的33%。王思明眼看着为了5角钱，许多渴望知识的孩子不得入学，心里犹如刀扎斧砍般地疼，他决定自己动手，创造条件，让山村里的娃娃都来上学。
1970年春，王思明带着他的14名学生，在山峁上开拓出一亩荒地，种植烟叶和“千穗谷”。秋收时，他背上这些学生劳动果实，步行80公里到县城卖了70.8元，加上学生拾麦穗、挖药材换来的钱，共收入100多元。有了这点家底钱，王思明向全村人宣布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今后上学，不要钱了!”一下子，小山村里热闹起来，学生猛增到43名，学龄儿童全都人了学。
在这之后，他又率领学生打酸枣，种向日葵、蓖麻，学校勤工俭学收入逐年增加，1973
年学校勤工俭学收入300元，他又宣布学校实行“三免一自给”(即免收报名费、书费、文具费，办公费自给)。
解决了学生的入学问题，改造校舍的危机又摆在了王思明的面前。上学不交钱后，学生越来越多，原来的一孔破窑洞挤不下了，且经过多年风吹雨淋，窑洞随时都有塌的危险。于是，他向生产队要来一块荒芜多年的山坡地，白手起家，带领学生利用课余、节假日，一锨一锨地挖掉了五六百方黄土，硬是把一个山坡平整修建成了占地面积2亩，建筑面积180平方米的新校园。1986年他又自己动手，在新校址上建起了土基窑5孔，盖砖木结构教室3间，校门一座，从此，下西渠有了真正的学校。
在建设学校过程中，王思明和他的学生们付出的劳动让人震惊。盖房要用沙子，为了节省开支，他带领学生到10里以外的延河边去背，往返20多里山路，学生背二三十斤，他背八九十斤。箍土基窑需要石板盖窑檐，买吧，没钱，王思明就背着铁锤、铁撬去村子附近的深山里去找。下西渠村所处的地区，上几辈都没有找到打石板的地方。1974年寒假，寒风刺骨，王思明扛着老镢头，背着硬干粮，每天天不明动身，天黑了回来，一个人到距村子5里外的山沟里去找石场。直到第5天黄昏时分，他的执著似乎感动了上帝，石场终于找到了。从此，他每天天不亮动身去沟底打石板，饥了，啃口冷窝窝头;渴了，吃一口冰;手磨破了，用布条一缠，继续干。两个寒假，45 天，王思明以自己的毅力和艰苦创业精神，终于使144平方米的石板从5里外的沟底“爬”上了土基窑的窑顶。
箍土基窑需要垫土，10万斤黄土是他在村民的帮助下一担担地担上去的，干完时，他的胳膊肿得像木桶，抬也抬不起来。一次，他正在运土，土基窑的山墙突然滑塌，“哗”地一下，他被土埋住了半个身子，学生娃们吓得直哭叫，幸亏附近的村民及时赶到，把他从土堆里抱出来，才幸免于难。
就这样，在六七十年代，王思明自己动手，依靠勤工俭学实行免费教育，改善了办学条件。然而，初步尝到了勤工俭学甜头的王思明，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为了使学校勤工俭学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他开始寻思着把勤工俭学从带领学生捡拾向种植化发展。于是，他与村里商量，要来些山坡地，办起小农场。他对小农场作长远规划，到西安、延安等地自费学习果树栽培管理技术，买回果树苗，在小农场山坡上栽植用材林5000 余株，植果树180余株，凹地压芦苇4亩，平整土地7亩。
在王思明和他的学生们的努力下，学校的勤工俭学收入逐步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1976年至今，学校的勤工俭学纯收入累计达16万元。全校生均勤工俭学收入由1988年以前的33元，增加到1989年的200元、1990年的240元、1991年的1000元。
勤工俭学收入积累到7万元之后，王思明寻思着盖一座教学楼。他的这一设想立即得到了地区、县里的赞同。“高山就怕慢汉摇。”他有点钱，就购点建筑材料，日积月累，到1992年5月教学楼终于破土动工了。在建校过程中，他亲自到黄河边选沙子，到延长县选砖、选水泥板。由于下西渠地处深山，除去用水外，其余一切都得从外边运。以至后来，延长县委书记听了王思明建校的动人事迹后感慨地说:“思明，这等于从延长县运到下西渠一座楼呀!”
熬过了100多个日日夜夜，到8月底，王思明终于以当地最低的造价在下西渠建成了一座两层12间、建筑面积340平方米的“小洋楼”。下层设办公室、普通教室、接待室，上层设图书室、阅览室、综合教室。不仅可以对学生进行电化教学，还可对村民进行科普知识教育。楼正面贴奶油色瓷砖、侧面为绿色水刷石，背面为清水砖，整个造型为“仿捷克式”，美观、大方。下西渠小学的校舍不仅成为同类村子的延安第一，也成为陕西第一。9月1日，他们第三次搬迁校舍，住进了“小洋楼”。看着拔地而起、修建一新的教学楼，群众高兴地说:“咱山里也办成了洋学堂。”可是，近在咫尺的王思明家的两孔破石窑，还是祖爷爷传下来的“石片窑”，有人说，如果王思明不当“教书匠”，那他一定是个农民企业家或农技专家、下西渠的首富，可他却一无所有。王思明却说:“我最富有，我有20多年来教出的学生，我
有下西渠的富裕和文明。”这就是王思明在金钱、利益与奉献的取舍中，留下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选择。
千万不能误了娃儿们
让每一个娃娃都能上学，这只是王思明的最低目标，而把所有的娃娃都培养成一个思想境界高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才是他的最终目标。
下西渠小学是个多级复式小学，学校7个年级只王思明一个老师。每堂课45分钟，一个年级平均只能讲6分钟，加之这里的学龄儿童因缺乏文化环境和近亲结婚，素质先天不足，其教学难度是城市教育无法见到的和无法想象的。
针对学生的客观情况，王思明在教育中首先强调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精神，教育学生学习做人，让学生“自治自理”，并以此作为教育的起点。学生王延玲，从小失去母亲，由父亲拉扯长大。小延玲上学前班后，把偷东西的坏毛病带进了学校，有一天，3个同学反映学校刚发的铅笔找不见了。上写字课时，王思明手把手地教写字，当他握着王延玲的手时觉得有些抖动，他离开时有意把桌子撞动了一下，“当”，一支铅笔掉在了地上。他没有吭声。放学后，小延玲来到学校低着头，眼里噙着泪花，把三支铅笔全交给了王老师。王思明摸着她的头说:“送来就好，还是个好学生。”小延玲抬起头，眼泪汪汪地说:“我还是好孩子吗?”“是”，小延玲边哭边说:“老师，我再也不拿别人的东西了。”一次，上学路上，小延玲拾到一分钱，边跑边喊:“我拾到一分钱，我拾到一分钱。”没找到失主，她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学校，将钱交给王老师。拾到一分钱，对别人来说也许没有什么，但对小延玲来说，可就不一样。王思明抓住她的这点进步，奖给小延玲一个作业本，上面写着“奖给拾金不昧的王延玲同学”，并号召全体同学向她学习，从此，小延玲不仅改过了小毛病，而且在各方面都走在了前面。
王思明以其独特的教育思想，不厌其烦地引导一茬茬童蒙未启的儿童，使他们颖悟大开。他的教育方式是对调皮的“引”，对怯弱的“放”，对智力强的“促”，对智力弱的“帮”，对性格慢的求“快”，对性格急的求“稳”，对懒于学习的求“勤”，对善于学习的求“活”，对灵活的求“准”。27年来，王思明在实行“三免一给”的同时，免费为学生制作了9套校服，计300余套(件)。他说:“让学生穿校服不是形式，目的是教育他们抬起头来走路，挺起胸膛做人。”他还依据“竞争激励法”在免费教育基础上，实行奖学金制，制定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的考核细则，建立了免费奖、优秀奖、进步奖、创造奖和满分奖等5种奖励项目。
如果说王思明“自治自理”的育人思想解决的是学生愿意学习的问题，那么，他的“自学自醒”的教学思想，解决的则是学生会学的问题。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他一方面采取毅力、竞争、赞许，参照激励法，强化学生的成就动机，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鼓励学生超进度自学，发挥学生自学的潜力;一方面优化课堂结构，改革授课方法，以加强学生和自醒意识。结合复式教学特点，他让学生破年级习惯，高年级帮助低年级，开辟学生“表现自己”的领域。与此同时，在课堂结构上，他打破传统的课堂模式，根据自己的多年实践，设计出了课堂教学结构的“五步法”。即预习——讨论——讲解——练习——提高，在复式教学中，变一次循环教学为多次循环教学，动静交替，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数学教学中，解应用题是教学的难点，王思明从1981年开始潜心研究这一难题。白天上课，他就用晚上攻关，在一无科研信息，二无资料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和困难，演算了上万道选题，终于在1985年，他根据生活中“观子溯根”的启示，总结出了解复合应用题的思维方法——溯导法。即追溯应用题中比较数的来源，根据条件和问题，推导列算式的方法。他的学术论文《小学数学教学“溯导法”》发表之后，使许多教育专家为之惊叹，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受到省、地有关部门的奖励。
王思明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艰苦创业、勤工俭学，创造了一流办学条件，在农村普及初等教育中探索出了一条新路，还在于他办教育的超前意识、现代意识和“大教育观”。他
紧紧围绕教育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和提高人民素质的大主题，不断转变教育思想，探索农村教育改革之路。还在70年代勤工俭学改造校舍之初，他已有意识地将职业技术教育和改变家乡面貌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提出了“自强、自立”的教育观点，要求学生在学好文化课的同时，掌握一技之长，培养学生的自立能力。为此，他自费学习果树嫁接和育苗技术，回校后手把手地教给每一学生。使下西渠小学的学生，人人都学会一技之长，个个都是村里的小小技术员。他说:“山里的孩子不仅要走出黄土地，更要改变黄土地，我不仅要教给学生文化知识，更要教给他们在农村终身享用、大有作为的技术。”
在王思明“自学自理，自学自醒，自强自立”的教育思想指导下，27年来，下西渠小学校园绿树成荫，教室窗洁几净。春天花香四溢，秋天硕果累累。学校不仅成为知识的摇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窗口，也成为当地群众致富路上的咨询站。这里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个个都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一人当一天小老师管理学校。学校墙壁无乱画之痕，桌凳无刀刻笔画之迹。图书馆1500 册图书报刊，无人看管，学生自由阅读，井然有序。让人惊叹不已的是，校园中间一棵苹果树，每年果子挂满枝头，学生竟无一人偷摘，以至王老师外出开会一、两个月，不请代理教师，学生照样自学，高年级教低年级，教学照常进行，一切和老师在一样。难怪省教科所的同志考察了下西渠小学后感慨地说:“这里的德育‘不令而行’”。在王思明教出的91名学生中，先后有30名考入大中专院校，留在农村的多数已成为致富带头人和生产专业户。王思明以其开拓进取、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创造出一条成功的山区教育教学之路。他不愧为山村教育的办学专家、教育专家和教学专家。
把现代文明带进山沟沟
80年代初，改革为中国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春天。然而，在被黄河挡住了去路，被大山堵住了出路的下西渠村，半数以上的人，还没出过山窝窝，更不用说山外的大世界。许多人连汽车都未见过，更不用说电灯、电视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了。
王思明在为下西渠新一代办学的同时，充分利用学校这块文化阵地积极向当地群众渗透现代文明。逐渐地把现代文明带进了这个山沟沟。70年代初，他用学校勤工俭学得来的50元钱，给学校买回一台自鸣钟，全村人都跑来看稀罕，觉得挂钟很神秘，他就给大家讲自鸣挂钟的原理，激励大家对学好文化过上富裕生活的美好憧憬。接着，他又给学校买回了可以对讲、收音、扩音和电唱的四用机，接通各户的有线广播，把学生朗朗的读书声，传送到每户每家，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让家长了解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密切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1976年，他用学校种土豆收获的50元钱，买回高音喇叭，第一次使下西渠人听到了大山外的声音。
随着勤工俭学收入的增加，1989年，他又亲自跑到西安买回一台风力发电机，一路艰难地运到下西渠，使小煤油灯昏浊的光线下生活了多少辈的下西渠人，终于见到了人类文明的象征——电灯。王思明把20英寸彩电带回学校后，小山村更热闹了，每当夜幕降临了，村民们就争先恐后地聚集在学校看电视，以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幸福。外部世界的日新月异，进一步启迪着人老几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如今下西渠人观念正在更新，所有家庭都有了一个共识:要靠科学致富，一定要有文化，一定要让孩子念书，自己也要赶紧认几个字。在这里，群众自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风气越来越浓厚。王思明根据这种情况，及时扩大了学校图书室，向村民长年开放，村民农闲时就来这里读书和寻找资料信息。
与此同时，王思明在搞好学校小农场过程中，还把现代化生态农业的生产模式引入了下西渠村，给这里的传统农业以强烈的冲击。农民看到学校小农场年人均收入达1000多元，而本村人均收入不足500元的现实时，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依靠科技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王思明说:“没有超前的认识与觉醒，就不可能有超前的作为。”他决定把学校办成新文
化、新知识的窗口，通过学校勤工俭学给下西渠人提供一种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此，他将勤工俭学项目更加科学化、技术化，紧紧和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结合，大搞育苗、嫁接技术推广，以学校为基地，将致富的技术转给农民。
从学校第一个建苹果园起，现在全村几乎每户都有了一个小果园;从学校第一个造小用材林起，现在全村家家都有一个小用材林。这些林子的树苗全由学校培育提供。学生把在学校学到的育苗、嫁接技术又传到家里。以至连邻村的村民、乡政府的同志也来学校请教育苗技术。学校被当地村民称为“致富的咨询站”和建设精神文明的“第二党校”。王思明则被村民称为“山里群众的希望之星。”他和学生创造的旱原培育技术，也被群众称之为“旱地覆膜育苗法”。王思明以他的艰苦创业精神，走出了一片新天地。“小洋楼”盖起来了，村里通电了，自来水进村了，再也没人笑话下西渠的寒酸了。
不守旧摊摊，永走创业路
1986年，王思明被地区教育局保送到延安教育学院进修。1988年修业期满，当时地区教育局表示愿留他在延安工作。是留延安，还是回下西渠，他当时也有思想斗争，留延安对孩子上学、就业各方面都有好处。可他心想不能为了自己的孩子，而误了下西渠的所有孩子，进修前村民们依依不舍相送的情景还依然浮现在他的面前。
他告别了灯光辉煌的延安城，辞别了平坦的柏油路、高楼大厦，登上了崎岖的山村便道，重新住进了祖上留下的“石片窑”。一切是那样的熟悉，一切又是那样的陌生。繁华、冷落;楼房、土窑;电灯、油灯……这时，当年送行的人又涌到他家，他们有的抱着南瓜;有的提着豆角，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干劲倍增。王思明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守业就意味着停止前进，实际就是退步，我不守旧摊摊，永走创业路，要再创新业。”他决心不断优化办学条件，不断探索普及提高教学质量的新路子，创办出一流的山村学校。
创业就预示着要付出巨大代价。1993年9月14日上午，他领着儿子在给学校维修房子时，梯子突然折断，造成左脚骨严重骨折。起初，他以为是一般扭伤，让人把折成90度的脚腕掰拧端正，在乡卫生院上了点药，拄着双拐又做他每天所做的事。他舍不得离开他的学生，他的岗位，半年来一直拄着拐杖坚持教学。后来在地、县教育局领导的敦促下，才到延安去检查。他后来转到了洛阳白马寺整骨医院，确诊为左脚距骨陈旧性严重骨折，塌陷3毫米，管增生10毫米。听到自己病情严重的消息，王思明愣住了。医生给他提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一是手术治疗脚腕做成死关节，但今后只能在平路上行走;二是保守治疗，但病人要受疼痛折磨。王思明心想，学校未来的事业还等待着他，下西渠那儿来的平路啊?为了学校，为了学生，他决然选择了后者，就是自己终生瘸着脚走路，也无怨无悔。许多人不理解，医生不理解，但王思明自己理解。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境界，这就是一个人民教师的襟怀。可以说，王思明的创业路是用他的汗水、心血和生命写成，他以其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我们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他以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人民教师的楷模。
在洛阳住院的近百个日日夜夜里，尽管他脚残不能行走，他却时刻在想着他的学生、学校。想到自己脚残后不能干重体力活了，经过论证，他决定回去后建一个油籽加工厂，在继续维持学校勤工俭学收入的同时，带领村民奔小康。与此同时，他在病床上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大教育”思想。在战胜病魔的同时，思考着学校的未来。他决定在下西渠逐步实行家长教育，职业教育、寄宿教育和科技教育一体化格局。创办家长学校，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外围文化环境;创办寄宿学校，将服务范围扩大到邻村邻乡;创办农技学校，对群众进行科技教育，给他们教会一技之长，教给他们在黄土地上终生享用的本领，探索出一条山区教育教学的新途径。
王思明扎根山区教育27年，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勤工俭学的新路子;他殚精竭虑，开拓进取，创出了一条山区教育教学的改革路;他无私奉献，奋勇进取，展示了新时期一个共产党员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境界。他任教以来，先后荣获国家、省、地、县的
各种奖励28项，其中省级以上就有13 次;中共延安地委、行署，延长县委、县政府曾先后两次做出决定，号召全地区、县共产党员、人民教师向王思明学习;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在今年教师节前夕，也做出决定，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干部、教师向王思明学习。以他为原型的四集纪实性电视剧《走出黄土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该片题词:“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误了娃娃们”。
面对荣誉，王思明没有固步自封。他受伤后病未痊愈，就忍着病痛，蹒跚着脚步又踏上了他热恋的黄土地。
他常讲:“对人民对国家多奉献一点，是我一生最大的追求。”“明天——怎样教”。他把这个座右铭写成条幅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永远向着未来，时刻想着黄土地的明天!（本报记者翟博）
市委书记张鸣岐夜察灾情以身殉职
1994年7月13日，辽宁省锦州市、朝阳市等地普降暴雨，大凌河洪水陡涨。锦州市内两条主要河流河水猛涨。大凌河水流量超过大堤防洪能力近一倍。正在沈阳开会的张鸣岐当晚赶回锦州，指挥全市抗洪抢险。20点30分，张鸣岐和其他市领导先后来到位于市区的小凌河桥南大堤和桥西北侧堤岸察看水情，指挥抢险工作。22点30分左右，张鸣岐一行数人赶到受灾严重的凌海市。急于了解灾情的张鸣岐前往勘察几处险堤，先来到大凌河公路桥上。这时，河水流量已超过每秒1.2万立方米。张鸣岐又和凌海市委书记薛恒等11人来到最易决口的城北尤山子村一带察看。正遇村东侧大坝决口，洪水淹没了道路。在齐胸深的水中跋涉时，一道大浪打来，张鸣岐等11人被洪水冲散、淹没。凌海市委书记薛恒等８人被闻讯赶来的解放军官兵救了上来。张鸣岐不幸遇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的李铁映7月15日来到凌海市视察灾情，得知张鸣岐同志遇险的消息后，十分关切，并高度赞扬他：这种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给辽宁省领导打电话，对张鸣岐同志在抗洪抢险中以身殉职表示哀悼，对张鸣岐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
1994年7月18日上午10点多钟，下起大雨。通往殡仪馆的十里长街两边，站满了工人、农民、市民、干部、教师，他们自发地冒雨送书记最后一程。有的还扯着白色的条幅，上边的悼词有的虽被雨淋得模糊难辨，但一幅挽幛的大字仍赫然醒目：
“黄流浊水，无损洁白之身；青天白云，永记清官忠魂。”
“凌水低吟，哀鸣岐君早逝；闾山颔首，赞父母官德馨。”
……
张鸣岐以人民公仆勇于献身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赞誉。
8月15日，中共辽宁省委做出决定，命名张鸣岐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同日，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张鸣岐等人“革命烈士”称号。
功垂香港情系中华——“推普大师”陈和景
香港，像一颗璀灿的明珠，镶嵌在太平洋西岸的碧波之中。在香港充满现代商业气氛的高大建筑群中，屹立着一位顶天立地的汉语语言文化的赤子——陈和景。陈先生以七旬开外的高龄，不畏艰难劳顿，不顾病魔缠身，不计讽刺讥诮，数年如一日地推广普通话。我怀着深深的敬仰，尊奉他为“推普大师”。他专注如一天，矢志不移，不屈不挠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语言统一而奋斗，他不愧为本港“推普运动”的倡导者。其精神和业绩是感人至深的。每一个健全的中国人，都会讲中国话。但是，有些地方的中国人所讲的中国话，竟然不能被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听懂。这种奇怪的事情就出在香港，出在香港人的身上。
香港，沧为英国的殖民地已百多年矣。香港的中国人大都操两种语言，一种英语，一种是粤语。英语是外语，粤语是地方语，独独缺少中华民族有泱泱数千年传统历史的共同语。当今中国近十二亿人口中，能听懂粤语者，可以肯定在百分之十以下，以起能听英语这种外国语
的中国人还要少。这正如港九地区弹丸之地与辽阔的中华大陆对比一样，充其量不过九牛一毛而已。中国人所讲的中国话，必须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听懂，才能发挥它的正常的交际作用。否则，语言的社会作用何在？
粤语仅是中国话中的一种方言，是一个地方的语言，不是全中国通用的语言。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一种语言形式，不能以偏代全。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一直是在北方。汉唐两大封建盛世，明清两大封建王朝，都在北方执政全国，历史地形成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汉语通用语。
古都北京的语音纯正，集中地体现了汉语语音的优势。到了本世纪初叶，“五四”运动以提倡“白话文”和“国语”为先导，发动了一场继秦始皇的“书同文”之后的语文大革命，在全国确立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五十年代以后，大陆展开史无前例的推广普通话的运动，使普通话成为汉语的共同语。这些无可改变的事实，不仅在中国，被历代的政府和所有的中国人所确认；就是在外国，也被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所确认。联合国及其各种附属机构的法定工作语言之一，就是这种汉语普通话。香港人对于普通话，有时有抵触情绪，有时有畏难情绪，还有许多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其实，这些都是不能成立的。
新加坡即是一例。新加坡是外国，以前是殖民地，它的方言种类庞杂繁多远过香港。然而有远见卓识的李光耀先生，就任总理后，自一九七九年发动华人讲华语运动，使新加坡人迅速讲开了地地道道的汉语普通话。语言的社会作用之大，是难以估价的。
执政、治学、经商、做工、做事……哪样离得开语言？新加坡推广普通话，有力地推进狮城的经济建设和文明建设，促使了新加坡与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世界各国华族的往来。新加坡以一个小港，发展成为富强国家，成为“四小龙”之一，这一奇迹的出现，与推广、普及普通话有着密切的关系。
台湾又是一例。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全岛强化推行“国语”，是造成经济大繁荣、文化大繁荣的重要成因。如今，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贸易往来，在语言上非但没有任何障碍，而且，同胞、同文、同音，接触之中倍增亲切、亲密之感，比起东洋人、南洋人已早胜数筹，更遑论西洋人、北洋人？
现在看来，偌大的中国，不使用或不普及汉语普通话，不过一港一澳一对难兄难弟而已。操标准的中国话的中国同胞、到达港、澳，一闻“港音”、“澳音”，竟恍如“身入异域”，实在令人惭愧，令人尴尬，令人“无颜见江东父老”。
香港历来是英才辈出的地方，是英才荟萃的地方。陈和景先生在闭锁的粤语环境里，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为推广普通话而奔走呼号，引起海内外的一致关注和称誉。
陈和景先生与我同乡，都是福建人。他于一九三七年到印尼创业，成为当地著名的侨领和殷实的企业家。我于一九四一年出生印尼，又可攀为“再度同乡”。他虽是长辈，我是晚生，但我俩所进行的各种社会交往，一律使用普通话。因之，我们又是“同道”、“同仁”。至于我俩都是中国人，那更是不必说明的了。
不过，陈和景先生是一位不平凡的中国人，是一位杰出的中国人。他爱国业绩很多，推广普通话是其最熏卓著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在香港“中亚财务”，陈和景与世界级大财阀、三林集团总载林绍良先生、力宝集团总裁李文正博士相见。这是三位印尼经营银行的同业。对于陈先生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义举，林、李二位大老板十分感动，表示由衷的支持。
陈和景先生以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曾给李光耀资政写了情辞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我是印尼华人，在雅加达经营银行，因受一九六五年政局影响，迁来新加坡创办国际纱厂（合股人有：印尼中亚银行林绍良先生、新加坡亚洲银行蔡普中先生），同时就任新加坡福清会馆名誉主席。
一九八八年我退休后，在香港一间公司担任顾问。并拟在此安度晚年。居港期间，每感方言不便，乘车、问路、购物、点菜、都要请人翻译，否则就只能依靠纸笔，虽同文同种，但深存语言隔阂。据说香港每年有十多万大中小学生毕业，他们所说的话是十多亿华人及华裔听不懂的地方方言，何等尴尬。“在港有五百多间华人学校，而以华语教学的只有两间。众多学生，读书十载，到大陆工作，竟无法与多数中国人沟通，实在可惜又可怜。
“一九八九年我在港推广港人讲华语工作，是高举李资政推动华语的伟大旗帜发表文章的。登载在十多间报刊和杂志上均有显著的标题，并吁请本港及国内的名流学者出来响应，在舆论上大造声势，希望能做到‘天下华人一家亲，人人都来讲华语。’”
陈和景给李光耀的信，概述了他的简历和大力推普的初衷。该信获得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主席林绍良先生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福州会馆主席林理化先生联名支持、恳请李光耀资政能在陈和景先生将要出版的《情系中华》的书中赐予“序言”，以示对推普运动的支持。
陈和景先生的抱负是宏伟的。为了实现“济天下，利苍生”的抱负，他充满着献身的意志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了推广普通话，他不辞辛苦，常常积劳成疾。几年前的一天，他突然病倒昏迷不醒。他那行医的女婿偕印尼的心脏病专科院长从雅加达飞来，联袂香港著名心脏病专科医生王烘忠手术抢救，才从冥府门口把他拉回人间。他重病在身，却丝毫不放松“推普”的重任。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曾三次被送进医院救治。为了同我谈“推普”工作，竟然在我的写字楼内和我的家中昏厥两次。幸好身上带备“救命丸”，及时服用后，由同来的秘书护送回家。但他依然初衷不改，雄心不改，实实在在地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风范。
许多港人对于陈和景先生的事迹和见解还很不理解。他却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苦心孤诣地去实施。陈和景先生曾给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各位副会长并会董诸君写过一封长信，信中呼吁：“兹为推广本港华人运用统一语言——普通话，欲达到目的，实现理想，故特具函恳请贵会居高一呼，召集在港所有社团，群策群力，共同出来推行全港华人都讲普通话。”香港中华总商会在覆函中慨然应话：“台端对于本港推行普通话，一片热诚，至深佩仰。……本会对会员及工商界人士学习普通话，必将就力之所及，提供协助。”
陈和景先生大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拓展工作。他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建议说：
“一、香港教育署制订规划，逐步把中国普通话列入各校的必修课程；
“二、请香港中华总商会出面领导，借鉴新加坡的办法，组织华校学生出动，广贴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标语，造成全港推普的大气候；
“三、热切希望香港的两家电视台晚间增设普通话新闻广播，一方面给听不懂广东话的人带来方便，另一方面有利于在港推普。”
陈和景先生还紧锣密鼓地筹建“香港普通话促进协会”。陈和景先生近年来广施著述，广为宣传推普主张和实践。他在海内外发表数十篇文章，篇篇体现出一个爱国华侨对于祖国的拳拳之心，使我听到了一个中国人对于光大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号召和呼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陈和景先生急公好义，服务人群的倾力“推普”工作，在海内外获得愈来愈大的支持和响应。
一九九三年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在北京开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深为陈和景先生的精神、毅力所感动，高度赞扬、支持他的行动。发表于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香港《大公报》
翁锦通：香港抽纱业的老行尊
堪称香港抽纱业老行尊的翁锦通，不仅是从业时间长、业务精，足迹至大江南北和国外欧、美、亚各地，还因他在筚路蓝楼的艰辛创业中展现出潮商的品格和智慧，一生充满传
奇色彩。
翁锦通1917年农历8月30日出生在澄海县蓬洲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有三兄三姐一弟，全家十口人靠耕种一坵田和下溪涧捕鱼虾过着贫困的日子。家贫则子贱。他六七岁那年的夏季天大旱，每日凌晨二时许就得起床跟父兄到河边车水灌田，怕迟了河里仅有的一点水被别人车光。一夜，他太困熟睡连叫不醒，被气凶凶的父亲从被席上抓起来，抛进家门外的污水沟才醒过来。自此无论睡得多烂熟，一有严父呼唤下地或落溪，他都震颤而醒，出门干活。
翁锦通到了上学年龄，本来家贫无缘读书，料不到乡里来了一位叫“佘硕士”的青年，出钱出力办一所“农余学校”，他和其他穷家孩子得到免费入学。只读一年多，“佘硕士”去了远方学校停办。读书时间虽然短暂，对翁锦通一生却大有裨益。他识得粗浅文学，日后自学有了初基;“佘硕士”是个革命志士，讲课使他受到了爱祖国、爱民族的启蒙教育;在学校里听到先祖、明代兵部尚书翁万达自幼勤读诗书及长率三军保卫边疆的故事，使他生起朦胧的崇文尚武意识。
失学时年仅10岁，父母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让他去做童工。他先到一间酿酒厂当小炉工，整日里火烤烟熏，只做三天就病倒发高烧，因无钱医治差点丧命;病愈后去赌场当小厮，父母亲却怕儿子在那里学坏，宁可一起挨饿把他叫回家里;不多久又到毗邻的汕头市一间制盒工场做工，晚上只能睡在工场的纸张、纸板上面，数月后全身皮色腊黄，听人家说纸能吸血，他只好回家，扑倒在母亲的怀里大哭一场!
翁锦通最初接触抽纱行业是在11岁那年，由姐夫介绍到汕头市厚生抽纱公司洗熨部做挑水工，每天到韩江挑水用来漂洗抽纱。工场距离汲水地点的廻瀾桥边二里多，他年幼只能用小木桶挑水，每天得挑24担。劳动强度虽大，但三餐能吃饱，干三几年后就由一个弱童变成壮实少年;挑水速度快了，每天省出时间做熨布工作，因而月工资升至两银元。这时，翁锦通想到拜师学武术，以五毫钱的月资向一位林师傅学习少林拳;每晚习拳两小时，一年时间就学会少林拳的基本功，而且体魄更加壮实雄健。
1930年底，厚生抽纱公司的林老板要在山东烟台市开办一家叫宜生商行的分公司，见刚15岁的翁锦通体健耐劳，年少纯正，便收为学徒，并派他跟二个高级职员到烟台开辟新的生意场。二个职员分别担任经理和“大写”，翁锦通是杂役。他对林老板心存报恩，任劳任怨，一人做三几人的工作，主职炊事，又兼打杂、送货、收货、放货，事事做得妥贴，商行内外的人都很满意;两年后被公司提升为商行属下抽纱厂的负责人。当时的烟台市工厂化生产抽纱才是萌芽阶段，翁锦通上任后，把全厂45名工人分成四个小组，严格管理，实行生产组织化和纪律化，使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有提高。该厂的产品精良划一，比之发放外工由农村妇女手工的产品优良许多，大受买家的欢迎;加上最先把山东绸运用到抽纱工艺上，出产的台布畅销国外。由于抽纱厂的产品优良，宜生商行的生意兴隆，还带动了当地抽纱业的发展;随其后开办的抽纱公司和抽纱工厂有数十家。烟台市这时成为了继上海、汕头之后的大宗抽纱制作和出口贸易基地。
山东是清末义和团拳民的生长地，民间练习拳术甚盛。爱好武术的翁锦通在工余常到拳馆学螳螂拳及八卦，进步很快。他在商行上下楼时，舍楼梯不用，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大力士泰山，用一条绳索一攀而上，一溜而下。他学拳术只求健身自卫，没想到对从事的抽纱工作和履历险恶人生有所帮助，有这么几件事：其一，他管理的抽纱厂有一重要工作是开布，剪得好可以节省布料，剪不好会造成浪费。他因长年练拳，眼睛锐利，臂力强劲，脚筋稳固，拿起剪刀剪布，一线到底，不偏不倚，利索又合规格。他的开布技术出了名，厂内外都有工人前来求教;他虽然乐意教人，怎奈别人的体魄不如和眼力脚力不足，都无法学成。其二，商行为改进生产设备拟购买针花机器，先派翁锦通往上海学习机器针花技术。乘搭的轮船至中途，他忽见轮上一少妇跳海自杀，就立即跃入海中，从波涛汹涌中把她救起。霎时，全轮
船欢呼雀跃，船长还给英雄式欢迎，亲自敬酒。他在日后自评这件事说：“见死不救，非人也。假若我当时见死不救，则必终生良心不安;我既冒死救之，则可无愧神明矣。”其三，有一次，翁锦通自烟台押运一船抽纱抵上海吴淞口码头，见岸上站着三条彪形大汉，其中小头目把手一挥，两个爪牙就跳上船来，要勒索二两金子作为进码头的“礼金”。翁锦通身上确实没有钱，央求待上岸向朋友借来交还;但两个爪牙硬是不肯，有一爪牙拔出利刀跳至船头把绳索砍断，船身摇晃起来。翁锦通猛一想：船一旦倾斜进海水，抽纱等货物就变成废品，损失惨重。他顿生怒火，把那个提刀的爪牙一抓一举，抛入浦江;迅一转身，对另一个也照此办理。站在岸上的黑帮小头目见状被吓跑了。
1937年日寇大举侵华，隔年烟台被占领。翁锦通在武术馆习拳时被日本宪兵扣押，幸得商行打通关节营救，但出狱后仍受日寇监视，不许走出商行大门，像软禁一般。经过这次劫难，他领略到世道险恶、人生无常，联想起先祖翁万达文治武功的功业，认为要历险世道人生只有拳术不够，顶多一介武夫，还必须读书求知识，才能报国兴家，出人头地。他暗下决心自学自修，向有文化知识的人请教。恰在这时，有一位姓夏的大学教授为避战祸回家乡烟台，在市区设帐授徒。翁锦通因受日本宪兵监视不能外出，托人陈述原委，请求单独面授。夏教授看他确有诚意，应聘每晚到商行教课一小时，每月束修四银元。夏教授见孺子可教，既教中文又教英文，且指点为人处世之道。夏教授还根据抽纱外贸的需要，特地介绍一位杜先生教他的英文会计。他苦学了一年时间，大有长进，能写会算，懂得许多做人准则和经商的道德规范。
翁锦通学了知识正想有所作为，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烟台的海路断绝，市井萧条。宜生商行只得歇业，遣散员工各自谋生。翁锦通本想回澄海老家，但考虑到身边已有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南方要穿越数千里的连天战火，危险性大，就决定继续留在沦陷区做异乡客。为了生活，他到烟台市郊农村给一富户当长工，每月报酬80斤玉蜀黍，不够一家三口人吃便找来豆饼渣和树叶充饥，一直苦熬到1945年日寇投降。接着又发生第三次国内战争，北方的抽纱业没能恢复，翁锦通只好在临解放携妻拏儿返回老家，告别生活、奋斗了十七、八年的烟台市。
1950年代初，刚解放的潮汕地区正处经济恢复期，汕头市郊的人要进城找工作很难。翁锦通靠一点积蓄在邻乡公路旁搭竹棚开个北方风味饮食店，维持妻小共八口人的生活;六个儿女最大的读初中，最小的在学爬，嗷嗷待哺。1954年，小饮食店开不下去，他到围垦工地挑沙石或用单车载人赚工钱;后来进汕头市区一个抽纱工场做熨台布工作，才算有一份固定工作。每日工资人民币一元，虽然难以维持全家生活，但这是他的老本行，乐在其中;还能听到有关抽纱行业的新消息，得知他昔年在烟台和汕头相识相交的熟人朋友已在香港做抽纱生意。这些消息唤起了翁锦通重操旧业的欲望。经向政府申请并获批准，他于1957年5月独自往香港去碰撞新的命运。
翁锦通抵香港时身上仅有港币二元四角，想去投靠亲朋求个棲身之所，但他们都贫穷，有的做生意失败已贫困潦倒，有的没有固定职业住在贫民窟里。翁锦通见状不忍增添这些亲朋的麻烦，一个人踯躅在繁华的中环街头，无奈去做苦力活度日。他先去三角码头，那里的苦力全是潮州人，可是人额已满，只得转去湾仔的劳力市场，被招去启德机场扩建工地做工。在这机场工地那里是卖力，简直是卖命。每天八九个小时的强度劳动，挑沙填海，排石铺路，换来的工钱仅够一人果腹。翁锦通对这种苦力活有过逼真的描述：“烈日晒裂皮肤，猛雨打落背上，风沙扑面而来，这跟皮鞭打在身上有何分别!但一想起妻儿，把腰一挺，抗起肩膀，像个机器人，汗水浸着眼睛，眼前一片模糊，以及肉体上的一切痛苦，完全麻木，无所感觉。”更难堪的是，日间劳苦困顿，夜来无处安身，他只得睡在街边骑楼底下过夜。有个米店老板出于好心，让他每晚九时后进店在地板上睡觉，但寒酸模样惹人讨厌。一日，店里两个伙计谎称店主的钱被窃，对他强行搜身。他只得强忍屈辱搬出米店，再沦落街头。
翁锦通到香港半年后的一日，在马路上遇到烟台的故友、现为春生抽纱商行老板张可好，被聘去当职员，命运开始转机。春生商行尚处草创阶段，他应聘分担张老板的一部分外勤工作。在此患难之时得到张老板的援手，他知恩图报，尽心尽力辅助商行创业，主要做了几件事：一是选择新行址，占据地利。该行写字楼的租期已到，必须搬迁。翁锦通四处寻觅相中一处，但租金比另一处高出一倍，因而引起职员的争论。他力排众议，详陈这处地点的种种有利条件，终被张老板采纳。由于新址在香港抽纱商行的集中地，成行成市，外商云集，搬迁后很快获得开展对外贸易的机会，生意日益兴隆。二是变废品为金钱。该商行货如轮转，坏损的货头货尾积久成多，按惯例可报废弃为垃圾。翁锦通利用假日，独自一人动脑动手整理这些废品，残的则修，破的则补;有的给绣上一朵小花，不露破绽;有的再行漂洗去污渍，洁白如新。废品经过整理后以好货的价格售出，为商行增加一笔利润。三是不拿回佣以示忠诚敬事。他负责外勤买卖，货品卖给谁有决定权，在当时商场上给回佣是一种流行惯例。一些买主为要得到所需货品，给两点回佣，他一概婉言谢绝，过后一一告知张老板。他认为“为人谋而忠”是当好一名雇员必须恪守的原则。
翁锦通就这样在春生商行兢兢业业地干了四年。这期间，该行由一家小企业迅速发展成为香港抽纱业举足轻重、国内外皆负盛名的公司。在这期间他个人也算安居乐业，工薪收入颇多，妻子带上四个年幼子女来香港团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翁锦通并没有满足现状，他要在不惑之年去完成对家庭、对社会的未竟责任，决定自立门户创建抽纱公司。在1962年元旦离开张老板的商行，20多天后便在安兰街挂起“锦兴绣花台布公司”的牌子。他凭着20多年的抽纱业务经验和在同业中人缘好的有利条件，加之采取稳扎稳打的经营方针及吃苦耐劳的精神，办公司仅三几年就立足香港，准备拓展国际市场。
1966年秋，他第一次往欧洲考察，摸清了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等国的抽纱市场情况，同时打通一些销售渠道，打算返港后到国内办货。不料因赴欧旅途劳累，他回港后突发胆结石病进医院做手术;两周后出院稍事休息，不顾体重减十多斤尚未恢复，就往广州参加当年的秋季交易会。他根据欧洲市场的需要，放胆在广交会上订购多种抽纱，样品装满6大包，每包约30斤。他见会场内没有搬运工，就买来一根扁担自己挑货包，那知包子太重，肩头一顶扁担折成两半，惹得哄堂大笑!他也很开心，再去买一根粗大的，一口气挑货包登上火车。以后多次参加广交会，他都自备扁担，找不到搬运工就自己挑货包。
翁锦通在广交会挑折扁担的事一时传变佳话。一向关心家乡民生事业的香港中华总商会潮籍会长汤秉达，对翁锦通旅港后的作为已有所了解，从这段佳话更尝识这个硬汉子，相信他日后能够撑起香港抽纱业一片天，便找他商量如何复兴潮汕抽纱业的事情。翁锦通当然知道潮州抽纱扬名世界，也知道因中美关系不正常使潮州抽纱失去美国市场导致这一产业已萎缩多年;如能恢复抽纱业，人多地少的潮汕地区就多一条就业门路。他当即表示愿意做潮州抽纱生意，同时提出在资金、市场、新技术工艺三方面尚有困难。汤秉达回过头又做工作，他通过爱国人士蔡渭衡找有实力的外国企业华泰公司进行洽谈。这家公司曾做过潮州抽纱生意，同意为复兴潮州抽纱提供资金、技术和信息的支持。于是，锦兴公司一马当先，另有几家公司跟上，都到潮汕各地布产和订购。就这样，潮州抽纱业在70年代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锦兴等公司的业务也随之发展起来。
有了国内潮汕等地优质抽纱的货源保障，翁锦通集中精力去拓展欧美、中东市场。1974年，亚洲运动会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举行。他趁机在那里举办抽纱展览，准备了8000多份抽纱工艺品，以香港奥运会的名义赠送给亚运会所有运动员和职员。这样，亚运会和抽纱展览会相得益彰，产生轰动效应，吸引了更多观众。当地及其他中东国家许多商人饶有兴趣地赶来洽谈抽纱生意，并建立贸易关系。这仅是翁锦通推销有术的一例，他在20年的商战中使出的奇招妙法还有许多，形成一套有特色的经营之道。
“练拳先练腿，才能使出全身力气。”翁锦通把这一中国武术的要义用在经商上就是注重稳固基础。他创业之初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缺乏，为此使出二招：一是在家里办起机绣床布厂，由妻子和暂时休学的三个女儿当绣布工，生产他自己设计的新货品投放市场，以此积累自有资金。二是由于他在商界和亲友中间已享有信誉，海外一位至亲准备来香港投资先把一笔巨款寄存在他的定期银行户头;巨款虽不能动，却可增加对银行的抵押程度。他抓住这一机会，向银行贷款建起一栋新厦，然后把整座楼长期出租收取租金，这就像一只会生蛋的母鸡，成为一条稳定的资金来源。在经营过程中，执着他信奉的“不熟不做”原则，认为熟就是基础，稳扎稳打才能制胜。他明知地产市场有利可图，但从不染指，一心做大做强抽纱生意。
“市场如戏台，做生意和演戏一样是多种艺术密切配合的综合艺术”。这是翁锦通常讲常做的另一经商原则。他重视利益共享，调动多种积极因素为本公司服务。在企业内部，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给雇员购置住房;雇员中干得出色的，就提拔为部门经理或主任;把有工作实绩的年轻人派驻欧美开展业务，让他们独当一面，发挥才能。这样做，不仅稳住业务骨干，没有人跳糟离去，而且在骨干的带动下，各部门协调配合默契，业务信息反应灵敏，使公司的决策正确又及时。在企业外部，则充分发挥国外各地代理商的作用。凡受权为锦兴公司代理商的，都严格尊重他们的独立权益，决不为其争利和干涉，使之乐意服务，因而结成了稳固的推销网络，这实际上是借助各地代理商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来增强锦兴公司的实力。“静观其变，进退有度”是翁锦通的经营策略。这在他进军美国市场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50年代初西方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使我国抽纱失去美国市场达20多年之久，翁锦通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不久就前往美国考察市场。他发现美国人喜欢抽纱工艺品的生活风尚和习惯已发生变化，还需一段较长时间培养市场，倒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西欧各国的市场较为成熟。他一只眼睛重视西欧市场，另一眼瞅着美国市场。1976年，盛传纽约市场濒临破产边缘，许多工商业迁往其他城市，一时间该市地产大跌。翁锦通判断这一现象是暂时的，便采取“人弃我取”的行动，在纽约第五大道的繁华区购了地产。果然如他所料，不多久纽约的经济恢复了生机，他购下的地产成为两年后与人合伙创立森兴(美国)有限公司的基地。1981年，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国内和香港的同业纷纷向原产地订货，翁锦通则保持冷静头脑，脱出漩涡，一旁观察。他认为美国市场刚打开，市场容量有限，而同业大量订货在先，且竞相订购的货价偏高，必会产生市场饱和与货品多的矛盾，出现抽纱市场萎缩的危机。没多久这种危机果然显现。由于翁锦通早有预见少订货，没有陷入危机，避免了经济损失。美国抽纱市场全面复苏后，翁锦通立即从潮州组织一大批古典风格与现代潮流相结合的抽纱新产品投入美国市场，取得了成功;森兴有限公司也因此屹立于纽约商界。
到了80年代中期，锦兴绣花台布公司的销售网络遍布世界各地，生意蒸蒸日上。这时的翁锦通在香港商界深孚众望，先后被推举为香港抽纱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的副会长。
翁锦通事业有成之后，不忘根本，慎终追远，多有报效家国的义举。他在山东烟台投资办实业，在家乡捐资办教育和福利事业。尤其是出资保护先祖先贤翁万达的文物文献，修缮“翁公书院”，寻回作于明代的翁公三代画像，支持举办“翁万达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及潮汕历史文化做出贡献。
孙淑君
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腿残疾被两次辞退幼儿教师工作的孙淑君筹钱创办了“淑君幼儿园”，她招收了49名弱智儿童。上世纪90年代初，孙淑君又成立了一个专门招收残疾儿童的“启智幼儿园”，圆了她的幼教梦。走进位于沈阳市皇姑区亚明小区的“启智幼儿园”，任何人都会发出感叹：宽敞明亮的教室、功能齐全的游乐室、微机室、游泳池、音乐厅……14年来，这里共招收残疾儿童620名。其中5%升入正常小学随班就读；30%升入弱智学校；95%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孙淑君出生时，接生员不慎拽掉了她的髋骨，她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到街道幼儿园当了一名教师。她用两条长短不一的腿和谐地踩风琴踏板，还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