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修改与宪政建设二
但客观地说，我们也应看到四次修改宪法也存在不足，不足之处是：(1)政策性修宪色彩较浓。从82年宪法制订至今，几乎是每隔5、6年就修改一次宪法，而这与每五年一次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几乎同步，如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的修改。(2)宪法解释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使宪法变迁的重担落在修宪上面，有点不堪重负。比如这次香港政制发展的争议，中央就是决定解释基本法，而不是修改基本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3)修宪的重心偏重于政策宣示条文、国策或指导原则以及经济层面，公民权利入宪很少。(4)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1982年宪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但这也只是解决了一些表面上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对一些体制上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触及。比如市场经济的规定仅仅是宣告，还有许多不符合的条文来不及改动。应当进一步完善国家机构在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具体职权和程序。尤其要确立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在财政、货币、金融、税收等方面的事权划分。要把法院的政治功能凸显出来，使其在统一国内市场中发挥独特作用。
存在以上不足的原因在于：(1)立宪技术较落后，宪法规定了不少不宜规定的内容，规定了较多政策性内容，如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方面;(2)对宪政的认识还不很肤浅，对宪法实施的认识还不到位，以致宪法宣告性条文很多、程序性规定很少，没有考虑适用性、可操作性，最后的结果是把宪法束之高阁;(3)工具主义的宪法观，也就是宪法是国家管理、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是对权力的制约，像54年宪法，毛泽东声称它可以管15年，因为当时计划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15年左右，但后来搞大跃进，三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部宪法就束之高阁了;(4)严格规则主义的影响，意图使宪法完备、详尽，而认识的不断变化使得宪法必须改变规定;(5)宪法政策化倾向严重。
另外，从根本上说，宪法修改是只是完善宪法文本的必要手段，宪政建设最实质性的要求还是认真实施宪法。加强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宪法修改是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建设政治文明，我们还有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二、为什么我们要高举宪政建设的旗子?
在今天的中国，宪法修改就已经提出了我们宪政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宪法，修改宪法不是为了好玩，把文章改得漂亮一点，让大家读起来好看，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宪法很重要，修改宪法更能够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而且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事实，现在的中央非常重视宪政建设。2002年12月26日，我们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第一堂课就是学法律，学的是宪法，说明了新一届的领导们的认识比以前更高了，以前是听法制课，但第一堂课是听国际贸易法，没有听宪法，当然，在当时也是很了不起的信号、其示范意义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一届领导重视宪法和宪政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认识比以前更深了，我看到2002年12月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纪念现行宪法实施20周年的会，胡锦涛同志在上面做了一个讲话，他在讲话里面提了一句话“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最大的法律效力”，这个提法也是在党的领导人讲话里面首次出现的，原来的提法是“极大的效力”。另外，新一届领导在建立责任政治方面是非常突出的，比如去年“非典”时期，就罢免了许多不合格的高官，还有各地的许多责任事故，也是罢免了许多领导，这就是宪政建设和责任政治的政治文明一个重要表现，政治文明就是要对人民负责，这个责任政治的现象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期间，最近两年是最突出的。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执政党开始越来越重视宪政建设，尽管宪政建设不可能一躇而就，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里，我重点讲宪政建设这个时髦的问题，分三个方面来讲：
一是如何理解宪政，如何判断宪政?
关于什么是宪政，学术界有很多的定义。首先看西方学者的定义，西方学者关于宪政概念的阐述相当丰富，按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来概括，有的从立宪政体(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所包含的要素来阐释宪政，有的从制度上做出的安排来说明宪政的，有以宪法对政府权限的制约来阐明宪政，有以宪政蕴涵
的法治要义来解释宪政，还有从宽泛的多视角认识宪政的。他们认为：宪政就是控制政府权力。宪法是一种社会契约，宪法的目的就是在于控制政府，因为政府是掌握权力的机构，人民最可能遭到侵害的还是来自于政府，他的观点来源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他担心政府利用这些权力侵犯我的权益，所以我要用宪法来控制你，最后来保护我。宪法是怎么产生的?它来源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是说掌握政治权力的都是恶魔，但是我们首先设定他可能会干坏事，我再去设定他怎么样不干坏事，剩下的他只能干好事了。这个制度设计是很科学的。他们的基本认识包括：(1)宪政以“法之法”的宪法为基础;(2)宪政意味着对于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它保障公民权利并制约政府权力;(3)宪政是法治的政治秩序;(4)宪政包含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而其中控制政府(权力)是西方宪政最核心的内容，正如麦克尔文所说的：“真正的立宪主义的本质中最固定和最持久的东西仍然与其肇端时几乎一模一样，即通过法律控制政府。”
再来看中国学者的定义，宪政控制权力的观念在中国目前来说还不是主流的观点，对中国学者定义宪政有很大影响的是毛泽东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当家作主，他只能采取一定的选举制度，委托少部分人来行使这个权力。尽管中国学者对宪政的认识角度不同，但普遍将民主、民主政治视为宪政的内涵要素。如许崇德教授认为毛泽东所指出的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构成宪政的实质含义，“再加上形式要件的话，那么宪政应是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张庆福教授认为“宪政就是宪法政治，以宪法治理国家。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体制确定下来，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体制，发展这种民主体制。”还有一些学者联系民主政治、法治、人权来认识宪政。如郭道晖教授认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以保障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和维护宪法(护宪)、发展宪法(修宪)的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笔者曾在有关论著中认定，宪政是以宪法(立宪)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而持这样看法的论著相当多。
比较中外学者关于宪政的定义，存在两大重要差别。一是西方学者并不赋予宪政过多的内涵，而中国学者使宪政承载了众多的内容，如民主政治、法治、人权保障、自由等。这种差异可能来源于学者视阈里的对象差异，从学术源流上看，西方学者观察宪政，不同时期的学者可以直接体验到初始、原生的宪政或
发展变化的宪政。而中国学者谈宪政时往往观察的对象主要是外国的宪政，因为本土缺乏这样的资源，而外国的宪政又仅限于现今已经发展十分完善的几个少数国家的宪政模式，在这样的模式里民主政治、人权保障、自由、法治等要素已经形成了十分良好的匹配结构和互动机制，十分完美，所以中国学者容易把这些视为当然的宪政内涵。其实，以历史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角观察宪政，我们可以看到，宪政并不必然承载我们以为理所应当的一些东西，例如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宪政体制，但民主政治并没有即时出现，直到19世纪经过多次选举制度的改革，才建立了民主制度。还有南美的哥伦比亚，存在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服从宪法的议会制度，可以说存在宪政体制，但这个国家每年因政治迫害而失踪的人口比许多军人执政的独裁国家还要多，可见，宪政之下并不一定是人权的乐园。第二个重大差异是西方一般不把宪政与民主政治相提并论，而把宪法的最高性、政体制度上制约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制度安排、法治秩序等作为宪政的内涵。而中国学者突出强调宪政的民主政治意义。其实，这种认识差异来源于宪政历程的历史差异，西方宪政产生之初就是作为控制国家绝对权力的工具而出现的，也就是在宪政下面，没有绝对的权力可言，在这样的框架下，自由得以保障，法治获得维护，人权得以保护，民主得以成长。美国经济学和历史学中的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斯科特。戈登就是把宪政定义为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从而控制国家的强制力量的政治制度。而中国历史上权力不论掌握在谁手中，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控制，即使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主流的观点仍然是从人民的权力(主权)至上，引申出人民的最高代议机关至上。而历史经验表明，即使是人民的权力，也必须受到制约，否则将走向民主的反面。所以，尽管中国学者十分强调宪政的民主政治要义，但由于没有在政治实践中建立起真正的权力制约体制，以致在中国的宪政建设的实践中，民主屡遭破坏、法治屡遭践踏、人权屡遭侵犯。通过以上的比较，似乎可以看出，宪政并不必然与民主政治相联系，它的天然孪生物是法治，在宪政存在的前提下，自由、人权易于得到保障，民主易于生成和发展。由此我感到，我们自身的宪政理论要注意寻求本原意义的宪政到底是什么，还宪政的本来面目，我感到对权力的合理分配和制约可能是宪政最本质的内涵。或者更直接地说，宪政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保证人民的权利。宪政值得追求并不是她本身很完美，事实上她本身并不完美，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为她对绝对权力的制约可能是现实中达至政治文明或者说是实现完美理想的一种手段或一个路径。
那么，什么是判断宪政的标准呢?个别西方学者认为，世界上的宪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宪政只有一种，即根据古典自由民主理论所设计的宪政，亦即以美国、法国、西德、瑞典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宪政。较多的学者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虽然不能说有多少宪法就有多少种宪政，但现代国际社会至少有两种模式：自由民主宪政和社会民主宪政。还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可以把各国的宪政实践划分为高标准(高水平)宪政、中标准(中水平)宪政、低标准(低水平)宪政。他们认为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宪政是高标准(高水平)宪政，建立在社会民主、宗教民主、阶级民主之上的宪政分别属于中标准(中水平)和低标准(低水平)宪政。这种主张实际上是以西方的宪政作参照来评价当今世界的宪政，否认社会主义宪政的价值和效益，当然不能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学家所赞同。以一种发展成熟了数百年的宪政来衡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其他国家的宪政，是不公允的和不客观的。况且在西方学者的那种参照系里，宪政模式也是颇有差别，各有千秋。那么，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参照系作为判断宪政的标准又如何呢?笔者以为也不妥，因为民主、法治和人权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标准本身都存在争论，那它作为标准是很成问题的。比较西方和中国学者的宪政定义，宪法是宪政的起点可能是各国宪政的最大公约数，从这个意义看，简言之，宪政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实施宪法的政治。而复杂地说，就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府(政党、公民等主体)政治行为、政治程序都依照宪法来展开、来运作。所以，没有制定宪法，或者制定了宪法却不真正实施、将它束之高阁，或者违背宪法规定的政治肯定不是宪政，即使这样的政治包括一定程度的民主、法制、人权的成分。所以，判断宪政的基本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宪法是不是得到认真实施。其他的标准(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只是判断宪政水平高低、完善程度的标尺，而是否认真实施宪法是判断宪政有无的标尺。把握了这一点，就把握了宪政建设的起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认真实施宪法，宪政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二是宪政建设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谈出很多意义，但就其现实性而言，我认为以下三点比较重要：
第一，宪政建设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法治是法律制度(法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是法制的升华，是静态意义的法律制度向动态意义的治国方式的飞跃;法治是众人之治，与民主政体紧密联系，与人治和专制根本对立，法治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意味着在所有对人的行为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中，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法治显示了法律介入社会生活的广泛性、深入性和实践性，体现为治国的方略，因而具有动态意义。
我国经过长时间的探索才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始终没有实行过法治，没有法治传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也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法治。小平同志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屡遭破坏，法治之路十分坎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摈弃了极“左”路线，采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国家工作重点的根本转变。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党中央高瞻远瞩，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和国家管理规律，又做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决策。1995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中首次提出了“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的战略口号。其后，这一口号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成为治国方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中，并把“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报告对“依法治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对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从形式到内容的正式确立。
2002年12月有两件世人瞩目的政治事件，一是12月4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二是12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引人瞩目地主持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议题是学习宪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宪法的举动，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有评论家指出，这标志着中国宪政意识的新觉醒。如果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标志着我们党对治国规律和执政方式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的话，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宪法实施的高度重视，强调维护宪法的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则标志着我们党对治国规律和执政方式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因为，宪法是最高法、根本法、母法，是法律的法律，是根本的行为准则。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应当是依宪治国，不依宪治国，就谈不上依法治国。可以说，在中国，无数的经验教训证明：不依法治国不行，依法治国不首先依宪治国也不行。
在今天，法治政治、依法行政任重道远。比如孙志刚案件。2003年3月湖北青年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致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书，要求对1982年国务院制定的《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贺卫方等五位法学家同样联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书，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其实广州市自己制定的收容遣送办法本身就违反了全国人大制定的《行政处罚法》及广东省人大制定的有关条例。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收容遣送条例》实际上是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应当属于法规清理的范围。我们深圳曾经也很想制定一部特区的收容遣送法规，2001年我们市人大四个副主任还有各工委所有一把手到大连、宁波、江苏及上海进行学习考察，当时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这次考察，这次考察其中一个任务就是想借鉴上海收容遣送的地方立法，这是市委高丽书记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上海的这个条例是在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前制定颁布的，已经开始生效，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这个条例应当列入清理，但由于它对于整顿市容和秩序有效，所以上海方面就清而不理，列入清理计划，但老是不清理，老在用这个法规。实际上这样做是不对的。当然今天它肯定也废除了这个恶法。我们深圳如果学上海，要立这个法，已经绕不过行政处罚法的硬性规定，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未能制定出来，当然这也说明深圳的立法是很谨慎的。
我们深圳执法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我这里举我们深圳市建设局的一起违法处罚的事例：宝安区的一家企业确实是违反法规经营燃气，因为这要许可证，本应处罚，但由于有关部门没有依法进行处罚，先是主体不合格，由燃气处的名义开具处罚决定书，所以被复议办撤消。后来主体合格了，以建设局的名义发送了书面的行政处罚书，但里面要对该企业实行停业整顿的处罚，而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数额较大的罚款均要先告知当事人有举行听证的权利，
如果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行政机关必须举行听证，而且还要负责听证费用，听证完了才可以根据听证的调查结果做出处理，可惜建设局又没有这么做，最后被人告上法院，还要承担败诉的后果，很被动。
再举一例：2001年1月8日，陕西省泾阳县农家少女麻旦旦被当地派出所干警强制带到派出所，轮流审讯和折磨，要她承认有卖淫行为。在收审23小时后，公安局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但在决定书上，麻旦旦成了男性，处罚的事实依据变成为“嫖娼”。麻旦旦对此不服到咸阳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咸阳市公安局竟然两次要求她到医院做处女膜检查，结果证明她仍为处女。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咸阳市中院的终审判决是：确认泾阳县公安局对麻旦旦使用械具并殴打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违法;确认咸阳市公安局委托医院做医学鉴定的行为违法，最后判被告国家赔偿9千多元(一审时判陪74元6角6分)。此案将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问题暴露底淋漓尽致。
还有陕西西安碑林公安分局查处所谓的黄色影碟案。这些行政行为都不是文明的行为。
第二，宪政建设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进步的成果。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相互交融。在一个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建设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开展什么样的政治活动，确立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这个社会和国家进步的水准和面貌，关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用“文明”这个词来描述政治、来要求政治，表明了人类对政治的型态、价值、功能的道德追问和理想追求。政治文明涵盖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理性等理念，包括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程序、政治行为、政治文化等内容。建设政治文明，关键就是要进行宪政建设。因为从政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宪法的出现、宪政的问世是政治文明从低级步入高级发展阶段的标志;从宪法、宪政与政治文明的内在关系来看，宪法是政治文明的最高框架，宪政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载体。无论你怎样理解政治文明，现代意义的政治文明总是包括政治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的公开化和大众化、政治的理性化和责任性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宪法
里面找到起点，都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宪政得以实现。所以我们说，加强宪政建设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你好哦啊，
更多相关资料请联系QQ 1634189238
中国法制史之宪政制度历史 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将其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之后不到三月，光绪、慈禧相继辞世；不到三年，宣统帝被迫退位。最后的救命稻草压垮了虚弱的骆驼。一百年来，对晚清宪政改革的认识从完全否定到部分肯定，但不约而同地仍然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改革。 《大纲》尽管欺世骗民，欲借宪政外壳维护专制王权，以图延续王朝脉息，二十三条中维护君上大权的就有十四条，不过仍然规定了“议院”、“言论”、“自由”、“财产”等对当时中国民众较为新鲜的概念。这不仅仅是一纸空文，而是中国的宪政启蒙由理论到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十年之前，被慈禧亲手镇压下的维新派之主张，又被慈禧重新拾起，并且比维新派更为进步。 1911年，眼看革命烽火无法扑灭的清政府，再次试图以宪政挽回败势，公布了第二个宪法性文件《十九信条》，废除了《大纲》中的荒唐条款，代之更有宪政精神的条文，但正如张謇所言：“大局土崩，事机瞬变。因不充分之立宪，致不得已之罪己，亦不能取信。”这一切来得太晚，已不能取信于民。它所能起的作用，反而是激起更大的民愤。
考察晚清宪政改革，不能简单视为虚假的愚民之法。从兴办学堂，废除科举，改革六部及官制到各省筹立谘议局，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做了切实的工作。尽管清政府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借鉴西方各国经验，先推行地方自治，各地相继颁发自治章程，选举产生议事会和董事会，到1909年各省谘议局陆续成立。清政府采取的分权方式是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谘议局事实上成为地方议会，各省谘议局集中了行政、财税、司法等权力，甚至各省可自设关卡收税。自从太平天国运动起，地方权力便不断扩大，逐渐走上台面并制度化。依清政府的的政治体制设计，谘议局只是地方立法机构，监督地方政府，但谘议局的过于强势，动辄集体辞职，使得三权剥离过慢，权力之间缺乏制衡，甚至出现各省谘议局“大串联”，直接叫板中央政府。被立宪派视为天经地义的“先开民智再开国会”，却在“夺权”的动机下彻底变样。宪政成了地方分割中央权力的工具，各省谘议局极大推动了地方的分离主义。铁路等必须依靠中央统筹的重大项目，在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下开始各自为政，甚而以邻为壑。当初四川保路会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川鄂边境设卡，严防湖北人修铁路进川。这可并非是怕破坏风水、祖坟，而是已认识到修铁路赚钱，因而各省纷纷成立地方铁路公司，集资修铁路。 在乱世，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暴露地最为彻底。清政府为推行宪政改革下放中央权力，各省官绅便流露出权力贪欲纷纷夺权。这固然是由于中国缺乏宪政文化的土壤，在国民的宪政意识中并没有对法治
法治与宪政的关系 我们从被当代人广为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宪政和法治：宪政是建立在宪法至上、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及保障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政府体制，而法治则是以法律的至上性（包括法官在一定限度内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包括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为基础的一种法律体系；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对政府权力构成透明 的、稳定的和理性的约束。 在这个定义下，宪政与法治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另一方面，宪政反过来又保证了法律的内容和形式的公正，维持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宪政恐怕是人类所知道的实现一定程度法治的惟一途径；同时，宪政是法治与人治良好平衡的必然要求。 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 第一，宪政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实现。宪政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来建构和规范政府权力，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实现有限（但又有效的）政府和个人自由的理念；法治就是这一系列安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法治的一个核心涵义是“限制性”。在一个法治国，法律对人（尤其是当权者）的行为加以限制和规范，从而成为宪政框架 下规范政府行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第二，宪政体制（尤其是宪政框架下的法治）不仅约束了政府的任意权力，也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理性。分权制衡、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高级法理念等等，都有利于防止公共决策被冲动、情感、局部利益和短期不理性所腐蚀。法治使人们（包括政府官员）按照长远利益和理性来行事。从这一角度讲，法治一方面限制了政府的任意权力，另一方面使政府更理性和有效，同时更加取信于民。 第三，虽然宪政体制并不完美，但它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制度框架，使得公民个人和社会整体的不同要求可以在其中进行和解、妥协和释放。例如，宪政体制容许不同利益的存在并通过自由民主过程使之和解和释放，而不对这些利益的合法性进行预先设定，这样就避免了未解决的利益冲突的积累，避免大的动乱，有利于国家的 长治久安。 法治只是宪政一部分的另一个表现是，宪政是法治与人治的结合，是维持法治与人治之间平衡的一种制度和 文化安排，也是法治与人治良好平衡的必然要求。 法治虽是宪政的一部分，但也是宪政不可缺少的部分。法治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政。如果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立法或执法者）意志的体现，那就没有法治，也就无宪政可言。要建立稳定的分权、制衡、保护个人权利等各方面的宪政体制，就必须对立法和执法者的权力作出限制，并需要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独立的法院系统来阐释宪法的内涵和确保宪政框架的稳定。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治实现的，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公民对法官公正和权威的普遍认同、以及一种特定的法律观（即法至少部分来源于法官独立的法律推理）而得以实现。 宪法条文本身既不具有能动性也不具有限制性。要确切有效地实施宪法条款，我们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来执行和保护宪法。法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以及对法律（尤其是宪法）至上性的认同在一起捍卫了宪法条文和精神，确保政府的运作符合宪法规定。 另外，法治是保持宪政框架稳定的重要基础。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宪法司法、独立的司法审查、以及普通法体系下的“遵照先例”原则，加在一起保证了对宪法解释的相对稳定，也促进了宪政框架的相对稳定。相反，在一个宪政民主中，如果只有议会有宪法解释权，该宪政框架可能很不稳定，因为如果议会的多数党变了，宪法的解 释可能也就变了。 宪政对法治又有什么意义呢？法治作为一种以法律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包括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其法律本身的公正性是通过宪政民主来保障的。宪政民主为法律内容和形式的公正都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宪政民主国家也可能有不公正的法律，但宪政民主机制提供了很多纠错的机会，而且显示出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所以不公正的法律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很小。同时，宪政体制也有助于确保法律的形式或程序正义。宪法的规定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政制度和文化对建立和执行公正透明的程序都是非常重要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0月23日） 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2015年2月2日）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2015年3月24日）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016年12月9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14年10月23日）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一条贯穿全篇的红线，这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
恩格斯说过：“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推进任何一项工作，只要我们党旗帜鲜明了，全党都行动起来了，全社会就会跟着走。一个政党执政，最怕的是在重大问题上态度不坚定，结果社会上对有关问题沸沸扬扬、莫衷一是，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煽风点火、蛊惑搅和，最终没有不出事的！所以，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必须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又明确的信号。 这次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不是在别人压力下做的。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重大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深入探索，但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题中应有之义。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c33588399.html, 加快法治进程建设法治国家 作者：胡雪峰 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21期 摘要：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正步入新的发展时期，为加快其进程，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目标，可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二是积極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三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四是大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保障法律有效实施;五是畅通监督渠道，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六是认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法治文化环境。 关键词：立法;行政;司法;监督;宣传教育。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我国法治建设在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正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快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目标，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笔者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只是还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当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的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质量的提高。因此，制定高质量的良法就成了迫切要求，而良法的产生离不开立法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立法的科学化，首先要求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平衡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之前，要深入社会实践，广泛调查研究，认真分析新情况、新问题，以增强法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立法的科学化还要求所制定的法律应当具有可操作性。要保证立法的科学化，就必须坚持立法的民主化。从内容上讲，立法的民主化是指法律必须体现党和人民的意志，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我们的立法者要有大局意识，要摒弃部门和阶层利益，真正做到为民立良法。从程序上讲，立法的民主化是指在立法过程中要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以提高立法质量，让法律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 二、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严重的违法莫过于政府违法。因此，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行政。 基于上述原因，当前，我们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继续加强行政立法工作，抓紧制定并不断完善各项行政法律法规，着力通过法律来规范政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下） 83分 1、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正确 2、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 正确 3、目前我国正在逐步适量加大适用死刑的罪名。 错误 4、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政府维护。 正确 5、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正确 6、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错误 7、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正确 8、多年来，尽管党和政府不断强调法治建设，但法治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正确 9、理论界对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及走出目前依法治国的困境等问题，都做了深刻的理论阐释。 正确 10、当前，我国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这与我国的法治制度不够健全、法治环境不够完善没有任何关系。 错误 11、“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这句话出自（）。 卢梭 12、（）是法治的内在机制。 监督 13、（）是制度和规则的权威和成熟的表现形式。 法律 14、（）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具体事件抓起。 邓小平 15、中国共产党能够以其独特的魅力，最后成为执政党，其中三大纪律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下面属于三大纪律的是：（）。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6、新形势下，党和国家选人用人的标准是（）。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17、政府公信力其实质是政权的（）。 真实性 18、（）是国家权力的主体。
人民群众 19、政治权力的（）问题，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合法性 20、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通过十年的努力，依法行政的目标是建设（）。 法治政府 21、依法治国是（）法治的路径，它与法治是根本一致的，它是通向法治的必由之路。 实现 22、习近平在政治局第（）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提到，要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 四 23、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凸显，造成此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 政府职能缺位 24、社会建设实质上要突出其（）。 社会性 25、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是为了（）。 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6、发展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民主政治 27、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民主政治 28、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29、国家的最高监督权由（）行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0、（）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1、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有（）。 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推进严格司法 32、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机制。 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33、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方面提出的三项任务是（）。 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 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 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34、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是要把（）有机统一起来。
宪政概念 关于宪政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先给你看几种： 美国政治家萨托利将宪政的要素概括为: 1 有一部叫做宪法的高级法,不管其是否成文; 2 存在司法审查; 3 有一个独立的法官组成的独立的司法机关; 4 存在基本性的正当法律程序; 5 存在有约束力的立法方式上的程序规定,可以作为赤裸裸的法律意志进行有效控制机制。 路易斯?亨金认为,宪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来进行统治受制于其限制” 。还有学者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理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也以宪政蕴含的法治要义来阐述宪政,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与约束国家和官员相关。” 中国学者提出的不同的观点如下: 学者刘军宁认为:“宪政的本质的确是而且必须是限政。在宪政主义看来,不论一个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都不得存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 学者贺卫方认为,宪政大致上是指宪法条文得以在生活的现世中兑现的状态,但是以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宪政的要义乃是将一切专横的权力纳入规范轨道的事业。 学者康志方认为，宪政里的宪其实就是动词化，政就是指政府就是要把政府用宪法来控制，不能有超出宪法所规定的权利。 有的学者认为,宪政就是国家依据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法进行活动,以充分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目的,以科学规范国家权力的运作为保障,以宪法精神的充分贯彻为樗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它是由宪法所确认和规定的民主政治法治 化的整个过程。简言之,就是以宪法来治理国家,即所谓“宪法治”。 概括来讲就是：以宪法为前提，民主政治为核心，法治为基石，人权保障为目的。宪政的基本精神:自由、限政、法治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联合执政，舆论监督是民主宪政的核心 宪政是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实施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要保障公民的权利。 “宪政”（Constitutionalism 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与“宪法”（Constitution or Constitutional Law）一样，均是舶来品。从英文词源上看，宪政与宪法有不解之缘。从历史渊源上考察，古希腊最博学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交替运用宪法、宪政、政体等语词，在他那里，宪政与宪法的含义并无二致。他主张用宪法的形式限制整个国家的结构，规限城邦“最高统
宪政与法治的关系 摘要：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宪政反过来又保证了法律内容和形式的公正，维持法治人治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法治宪政关系 一、相关概念 首先，就“宪政”的概念来看，目前，对于宪政的解释尚无一致的明确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宪政是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决定的一系列特殊道德观点，如尊重人的尊严，承认人生而平等和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有的学者认为，宪政是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定和钳制政治权利的公共规则和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宪政是一种制度安排和较好的政治条件等等。而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从本质上将宪政定义为民主的政治。而实际上，宪政就是指以民主事实为政治内容的宪法的实施。（1） 其次，就“法治”的概念来看，法治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法治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和权威性。而对于法治终究是好是坏自古便有争论。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
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 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又如何建立法治社会呢？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 最后，就“关系”的概念来看，第一指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第二指人与人或人与物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第三指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第四泛指原因、条件等。 二、正文部分 第一，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宪政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府体制，因此并不完美，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宪政却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制度框架。当人们在这个法律框架内治理社会时，即实现了法治与人治的结合。同时，因为宪政对领导者的较大限制，因此一定程度避免了完全人治带来的弊端，也就因此维护了法治的地位。法治不仅是宪政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如果没有法治，那么所谓的宪政在统治者的手中只是一种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并不能真正做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目
【内容提要】宪政制度是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从救亡图强的目的出发，近代中国在学习宪政的过程中，未能深入分析宪政的涵义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背景，而是将宪政作为救国图强的必经之路，进而甚至将宪政制度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缺少宪政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因而注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关键词】宪政/近代中国/制度【正文】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宪政在中国从思想传播到付诸行动，可以看成是一场制度和文化的移植过程。这场移植，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为开端，经过了制度改良（戊戌变法）和制度变革（辛亥革命），最终既没有带来启蒙者和改良者以及革命者所共同企盼的宪政制度，也没有使近代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虽然保留了一些宪政的形式，虽然宪政思想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渗透，但从这场运动的初衷来讲，宪政制度的移植基本是以失败而告终，或者说，最终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所融化。这种失败，是由宪政自身的特点和近代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而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采用的移植方法，也更加剧了这种失败的可能性。一、宪政救国论宪政制度被介绍到中国来，是在19世纪下半期，在帝国主义用枪炮叩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先觉之士首先是看到自己物质文明的落后，于是有洋务运动的“师夷之长技”。继而很快就发现，腐朽的政治制度已成为“师夷长技”的绊脚石，于是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林则徐组织制《四洲志》，魏源著《海国图志》，介绍英、美、法、俄等国的政治制度，王韬则在〈漫游随录〉中盛赞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历数立宪制度和议会的种种好处，太平天国的洪仁容闳亦直接主张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来改造中国。其中，王韬主张建立君民共主政治制度，得到了许多官僚知识分子的赞赏和支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派出的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驻外使节也纷纷介绍他们所亲见的西方民主制度之优越，主张向西方学习，改良自己的制度。从表面上看，这首先是一场外来文化的传播运动，是不仅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而且同时渴望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文明；而往深层分析，则不难看出这学习的渴望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最早接触西方宪政文化的这批人，不仅看到了自己的船炮不如人，而且“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注：冯桂芬语，见《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这种忧患意识促成了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渴望，但是学什么？既然单纯地学技术、建工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落后的问题，反而要受自身制度的制肘，那么制度显然是决定物质文明发达程度的根本原因。于是就从制度学起，而且，要么不学，要么就学最好的，要向发达的英美看齐。特别是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颇合中国人的口味，既能行宪政，又顾全了皇上的面子，何乐而不为？（注：王韬盛赞英国君主立宪制，认为最适合中国：“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见＠①园文录外编·重民说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empirenews.page--]可见，“学宪”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求富强，这是最根本的；二是认定富强源于宪政制度，这也是很关键的。某种意义上，是求富强的迫切性造成了以宪政制度为富强之本这种“误读”，而“误读”的结果就是试图将宪政这朵西方文明之树上开出的鲜花生硬地嫁接到近代中国的封建土壤之上。学宪是名，救国才是实。为救国而学宪，就顾不上去钻研宪政自身的特点及其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而只看到它的工具性价值，“拿来”再说。那么，“拿来”以后，究竟派上了什么用场呢？二、宪政的实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年的戊戌变法，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宪政的传播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和文化的层次上，而且通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付诸实践。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戊戌变法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是极其有限的。首先，改良派不仅不想触动封建制度的深层内核，甚至连变法的大旗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举出，而是小心翼翼地披上一层“托古”的外衣，挖空心思将一切新法都说成“古已有之”，反映出这场改良运动既缺乏社会基础，又缺乏权利和制度基础，更像是一场由先觉者所发动的悲壮的宪政启蒙运动，走的是一条乞求皇帝恩赐宪政的道路。其次，从变法的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兴办教育和实业
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 内容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民主的立法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公平的市场资源配置制度、严格的执法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和有效的法律监督制度，同时要培养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和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关键词：依法治国目标中国共产党法制建设科学发展观 标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着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期。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在这关键的转轨期间，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政府职能的转变、司法的公正等等，都必须依靠公平、有效的法律进行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为此，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并把这一宏伟目标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有着深层次的历史背景；是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99年中国对《宪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明确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了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99年宪法修正案”宣告了人治主义的破产，它标志着人治和专制将随着20世纪的结束和新世纪的到来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进入历史的坟墓。应该清醒地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体现了党的意志，而且体现了国家和全民的意志，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将永远载入中国法治建设的史册
宪法练习题 (重点看） 第十章/同步练习/单项选择题 1．我国宪政建设的模式是（D）。 A．自然演进型宪政 B．社会推进型宪政 C．公民推进型宪政 D．政府推进型宪政 2．在我国，国家和政府在宪政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表现在多个方面，下面选项中不是主导作用表现方式的是（B）。 A．宪政观念的启蒙 B．指引评价作用 C．实施保障作用 D．总体设计作用 3．下列选项中不符合有关宪政原理的是（C）。
A．宪法的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 B．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 C．宪政集中体现了统治阶级建立民主制国家的意志和利益D．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 4．下列选项中不符合宪法与宪政相互关系原理的是（A）。A．宪法是宪政的前提，有宪法就一定有宪政，二者不可分割B．宪法指导宪政实践，宪政实践完善宪法 C．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的实施、完善和发展寓于宪政之中D．宪法在宪政实践中得以实施、维护和发展 第十章/同步练习/多项选择题 1．总体而言，宪政建设必须具备以下哪些条件？（ABCD）A．限制权力经济，发展权利经济 B．建立合理的权利—权力结构，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C．剔除传统法文化的糟粕，吸收外来法文化的精华 D．制定科学完备的宪法，健全法律体系 2．宪法的正当性是指宪法内在的应然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以下哪些方面？（ABC）
A．制宪权的正当性 B．制宪程序的正当性 C．宪法规范内容的正当性 D．宪法结构的科学性 3．下列选项中符合有关宪政原理的是（ABCD）。 A．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B．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实质上也是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C．宪法至上是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 D．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内容 4．下列表述中属于宪法与宪政之差别的是（ABC）。 A．宪法是静态的文书形式，宪政则指立宪政治的实际运行B．宪法是规定国家组织、活动的法律规范，一国宪政实践除受宪法调整外，还受其他政治规范的调整 C．宪法和宪政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相抵触 D．宪法与宪政密切相关，彼此间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5．一国保证宪法实施和宪政建设的基本制度有（ABCD）。A．宪法解释制度 B．宪法修改制度
中国近代“宪政”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所谓宪政，一般言，就是有限政府。它指向一套确立与维持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有效控制的技术，旨在防止政府侵害个体的基本自由。宪政关涉两种关系：第一，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即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第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即权力之间的横向或纵向的关系。立宪主义意味着在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中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在权利与权力之间谋求微妙平衡。宪政这种以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方式组织政治决策程序的一套自觉规则，因社会而异。它代替了那种受制于卡里斯马型领袖(理想型)的人治的概念。宪法是非个人的宪政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比较平等地分散了决策权力并承认了法律的可预见性。此外，一个国家的宪法实践可能与宪法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宪法的内容被普遍接受时，宪法理论便成了宪法实践。 中国政治传统中支撑宪政民主的思想因子甚少，如何借鉴来自异域的宪政制度，这是近现代中国所要面临的时代课题，《在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还交替存在一个不断上升、不断学习西方制度的过程。一般来说，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前提在于国家理性，后者“表明了我们正置身于西方理性主义伟大传统的语境之中，其中，任何事情都有其特殊的理性或内在的理性，这种理性必须通过心灵来把握或理解。” 国家立宪理性也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于国家的观念认识，而是一种从国家构成的本质或国家得以产生的正当性角度来理解的理性认识。所以，作者在全书中高屋建瓴分析了近代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在作者看来，发生于近代中国的深刻社会变迁，使传统皇权统治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和挑战，从而引发其合法性危机。从晚清、民国至当代中国，任何政治力量要掌握国家权力都离不开宪法，宪法与宪政问题由此成为各派力量斗争的焦点，于是国人心中形成一种特有的“宪政情结”。 近代中国有宪法无宪政，各派政治势力以宪法为幌子来论证其掌控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现代国家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起源于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从自然权利出发，从形式上看，只有民主政府才是惟一合法的政府，民主成为权力形式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从实质意义上看，国家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只有切实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才具有正当性和实质合法性。 从宏观叙事角度言，近代中国宪政的移植带有因时造法、应急立宪的特点。在宪政的中国语境之下，富有新意地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宪政思潮与运动一分为三：一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二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宪政；三是中间党派追求的自由主义宪政。 近代中国立宪主义者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们不能不关心国家命运，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是其活动的焦点；二是珍视个人自由与寻求国家政治生活法治化、民主化相结合。 这是宪政思想的产生，明显看出，这宪政思想经历了许多年，从开始抄袭西方，到后来我们中国行成自己的宪政思想。这是对我们中国的管理提供了非常多的管理经验。接着，下面是宪政思想的发展。 一、近代以来宪政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 一般认为，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起点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
宪政与民主的关系 姓名：陈叶学号：0930******* 现有的文献在宪政与民主的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并未取得共识，即使在民主与宪政是否是同一个概念、同一种理论这样的问题上都没有达成一致。其次，现有的专门研究文献多因限于篇幅而未能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述研究状态导致宪政和民主的关系依然没有学术上很好的阐释，以致这一问题至今混淆不清。1 对宪政与民主关系的不同认识甚至成为当代西方种种政治思潮的分水岭。无论是居于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抑或是异军突起的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等，都以宪政民主作为理论体系的拱顶石，其他如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思潮亦在处理宪政民主关系的问题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国语境下的宪政与民主的关系常常表现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我国学术界存在民主与法治“和谐共生”和“冲突均衡”两种不同的观点，并有“民主为本”和“法治优先”两种不同的认识，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法治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2 霍姆斯指出：“对相当多的严肃的思想家来说，立宪民主制在概念上即使不自相矛盾，也仍然是一个悖论。”3西方学者更容易认同民主与法治之间存在紧张的关系，并从冲突的意义上使用法治与民主两个概念。与此相反，国内学术界普遍对民主与法治的和谐关系持乐观态度。4 这篇综述，对宪政与民主的关系作简单的归纳。 一概念之辨 1民主概念 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前民主是被当作一种政体来看待的，此后该词开始泛化。虽然如此，大部分学者在探讨这种概念时仍基本上把它局限在政治范畴。这就意味着，民主从它在古希腊出现开始，基本上一直是政治概念，而且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民主主要指的是国家制度或政体形式。亚里士多德民主政体的破解：“应该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5马克思：“民主制是作为概念的国家制度。”6列宁“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7 18、19世纪民主理念张扬，民主一词泛化，出现非国家意义上甚至非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萨托利：“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8但混乱的民主概念中，熊彼特和达尔对当代的民主理解影响很大。 熊彼特认为民主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其含义是一种“政治方法”，他“极负盛名”的民主概念是将民主视为“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的制度安排的“现代释义”概念。“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9这一概念将西方民主在实践中运行的某些特征描述出来，同时对建构民主有指导作用，破除了人们对民主种种抽象的幻想，使人们将建构民主的努力比较务实地放 1徐国利：《关系视野中的宪政与民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4页 2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4页 3斯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坎尔斯特，斯莱格斯塔：《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6页 4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23页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5页 6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282页 7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8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9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健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9页
第六课《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测试卷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为第I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试卷满分100分，考试时间60分钟。 2.考试前，请考生务必将答题纸密封线内的项目填写清楚；选择题答案请使用2B铅笔填涂在答题卡上，非选择题答案写在答题纸指定位置。 第I卷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题只有一个正确的或最符合题意的选项。（每小题2分，共44分） 1.温馨家庭,其乐融融,家庭成员各负其责;优美校园,书声琅琅,教学秩序井然;红灯停,绿灯行,人人文明出行…… 有序的社会生活离不开法律。这是因为( ) ①法律只为人们当前的生活服务 ②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需要法律加以调整 ③法律赋予每个人相伴一生的权利和义务 ④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2.有人认为：自己一不违法，二不犯罪，法律与自己无关。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 ) A．否认了青少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 B．没有看到法律为我们提供了自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C．没有看到我国是法治社会，法律无处不在 D．把公民个人同法律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3.权利一般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它与义务相对应。下列内容中属于我们享有的权利的是( ) A.我是未成年人，父母有责任抚养和教育我 B.我要自觉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C.年满十八周岁，我必须接受祖国的挑选，依法服兵役 D.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必须赡养和扶助父母 4.下列对法律的理解,观点表述不正确的是( ) A.每一部法律都是应生活的需要而制定颁布的 B.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尺 C.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治理国家的法律 D.法律为我们的成长提供文明有序的发展空间 5.法律如果推不开特权的门，也一定跨不进人民的心，意思是说( ) ①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②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③任何人只要触犯国家法律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④只要为党曾经做过贡献，即使违了法，也可将功补过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6.实名制越来越广泛地进入我们的生活。银行开户、购买火车票、网上开微博等都要使用真实的个人身份信息。实名制的推行（） ①是为了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 ②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③需要国家建立健全有关公民信息安全保护的法律法规 ④需要公民增强自我防范意识，防止个人信息被盗用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7.法律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则。下列不属于其特殊性的是（） A．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B．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C．对违反法律的人才有约束力 D．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
行政诉讼与宪法关系之辨(一) 在当代法律学科体系中，宪法与行政诉讼法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学科。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主要规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目的、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权力行使原则、权利保护及权利救济等是宪法关注的焦点所在。而行政诉讼法则是有关权利救济的具体规则，是宪法中权利保护原则的具体落实，其核心内容也就在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受到行政机关非法侵害时的权利救济方式与救济途径。由于二者均涉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合理调整，以及权利的有效救济与保护问题，因此宪法与行政诉讼法在本质上即彼此相连、关系甚密。然而，从当下的实然状况看，学界尽管不乏对行政法与宪法关系问题的探讨，但却鲜有关于行政诉讼法与宪法关系的专门论述。1]可以说，二者关系在理论层面上即未能实现清晰化、明确化；而事实上，该问题的正确解决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法学研究的发展独具价值。在此，笔者认为，作为我国现行法制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二者相互并列、彼此独立且密切相关：宪法是行政诉讼的基础，行政诉讼实施并发展着宪法，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促进着宪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一、宪法：行政诉讼之制度基石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规定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任何法律、法规的创设都必须宪法为依据，而不得与之相抵触。因此，宪法是行政诉讼的基础，是行政诉讼制度产生、完善、发展的基本依据。 第一，宪政架构下的分权制衡体制是现代行政诉讼产生的前提条件。宪法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并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体现了人民主权、分权制衡等宪政理念。而此种精神与理念在奉行“王权至上”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及欧洲中世纪庄园不可能出现，因为国王、皇帝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法随言出，不具备饱含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分权制衡理念的宪治土壤。而行政诉讼则是关于“民告官”的原则、规范以及理论的有机整体，其主旨在于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实现公民权利保护目的，其必须以宪法中的权力分立原则和权利制衡机理为制度基础。由此可见，行政审判权的形成是一种宪政架构下的权力分配技术，其以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明确分工为前提，没有宪政意义上的权力分立，就不会有行政诉讼的制度运作。3]笔者认为，“正是在内含着人民主权、分权制衡、法治等理念的宪政精神的感召下，在以宪政文化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土壤中才孕育出现代意义的行政诉讼制度。”4] 第二，宪法关于国家保护公民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规定，规范着行政诉讼的目的。宪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大宪章，为了确保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和秩序不受非法侵害，确保受到非法侵害的权利和秩序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和矫正，国家就有必要设立相应的制度，这便是司法。司法的目的在于公正地保护公民个人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尽管按照现行宪法、法院组织法以及《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司法权可以分为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权，但是它们之间的使命都是相通的，都是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由于任何一项诉讼制度都有其自身的、不同于其他诉讼制度的特定的目的，因此，任何诉讼制度都包含有制度自身的目的和整个司法制度的目的这双重意义。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就第一层次来说，是宪法规定的司法制度共有的目的；就第二层次来说，是行政诉讼制度自身的目的。司法的目的决定了各种诉讼制度在完成自我目的的同时，还承担着完成宪法所规定的共同司法目的的任务。 第三，宪法关于国家权力配置以及司法权的相关具体规定，界定了行政审判权的行使范围。宪法旨在规范国家权力的运作，因此，有关司法权的规定应是宪法规范的重要方面；而解决行政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是国家最基本的职能，因此作为实现手段的行政审判权当然应成为宪法的重要调整对象，必须纳入宪法范畴。与此同时，我们亦应看到，作为一部纲领性
最新宪法主要修改了什么内容? 题要 我国是法制化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善，全国人大负责制订全国性的法律，而地方政府也可以出台各自法规。宪法是最基本的法律，今年做出了最新修订。那么，最新宪法主要修改了什么内容?这个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下面我们来跟随小编了解下。 我国是法制化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善，全国人大负责制订全国性的法律，而地方政府也可以出台各自法规。宪法是最基本的法律，今年做出了最新修订。那么，最新宪法主要修改了什么内容?这个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下面我们来跟随小编了解下。 ▲一、最新宪法主要修改了什么内容? 1、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2、同时，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3、充实完善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
程中”;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作这些修改，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就更加完整。 4、充实完善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关系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修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二、制定和修改宪法的部门是哪个? 按照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制定宪法和修改宪法，其他任何机关和组织都没有这项权力。 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我国宪法也规定了不同于一般法律的修改程序。 1、提议修改宪法的主体不同。宪法规定，有权提议修改宪法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 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一般法律提出法律议案的主体则要宽泛的多。 2、通过的人数不同。宪法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