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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行政化现象反思及对策

审判行政化现象反思及对策
审判行政化现象反思及对策

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运行机制

——审判行政化现象反思及对策

本文拟就法院内部行政管理和外部行政管理两个层面分析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关系并进而讨论审判独立相关改革措施。

《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判独立是宪法原则,法院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在现实中,法院除了审判,还有其他行政管理事务。两者有所交叉、混合,甚至会有冲突,实际上行政管理职能甚至限制、影响审判权的正常行使。有学者已认识到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侵入、侵蚀审判制度,造成正式审判制度的变形,建议将法院的行政管理职能同法院的审判职能逐步分离开来。(注)同时,法院内部行政管理制度与外部行政管理体系联系紧密,外部行政管理体系通过影响法院内部行政管理制度间接或直接影响、制约法院审判制度,形成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审判行政化特点。因此,仅仅讨论、研究法院内部行政管理制度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减少行政管理制度对审判制度的不当制约必须同时将法院外部行政管理制度纳入改革框架。

一、法院审判制度

审判制度上,我国法律规定各级法院由院长一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若干人组成。具体审理案件的是合议庭或

独任审判员;法院还设有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审判委员会,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有关职责方面更明确的法律规定是合议庭的审判长由法院院长或业务庭庭长指定。而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程序的概括规定为承办案件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提起。

就审判而言,法官在审判地位上是平等的,这一点在合议庭合议制度和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法律规定中均有体现。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委员同意方能通过”。合议庭进行合议也是一人一票,遵循民主化决策原则。但实际上法官因行政管理制度具有完全不同的等级地位。

二、法院行政管理制度

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事务复杂、繁重。依据法律,院长和副院长要承担许多与审判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任免、考评、监察、统计、法官职称评定、培训等。业务庭也有不少行政性质的工作,例如案件的分配、合议庭的组成、审判长的指定、延长审限、转换程序等。正是中国法院内部有许多的行政性事务,使得该系统从内部就有一种对行政制度的需求,设置众多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成为一种处理行政事务的必要,对法院设置的院、庭长而言行政事务重要性甚至超过审判业务。

以上均是由成文法律规定的法院的组织结构、运作程序的正式制度。具体到实务层面,法院审判实行立、审、执分离,其流

程是:立案(可能同时分案,确定承办法官),移交审判庭(或由审判庭庭长指定承办法官)依据案件复杂程度,确定由法官独任审判还是由合议庭审判(庭长指定审判长)。审理完毕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由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长或庭长或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后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在整个过程,审判行为、制度不可避免地与行政管理行为、制度交叉、混合。

但是还有更多的法律没有规定的非正式制度,它们或以法院系统或党委政府文件形式体现,或以法院工作人员自觉遵守或必须遵守的习惯或惯例以及与这种习惯、惯例相伴随的观念等潜规范形式体现。实际上这些非正式制度对法院实际工作的运行有更大、更深的影响。非正式制度大都基于行政管理需要,具有明显行政化特点,大致分以下两类:一是与法院工作无关的,主要是基于地方党委、政府要求参与的扶贫、抗灾、捐献、精神文明及其它大型活动等非专业性工作;二是与法院工作相关的,其中又可分法院内部或系统的如调研、评比、检查和会务等和来自于地方的如信访联合处置、政法委联席会议、党委组织部门考核等制度。其中来自于地方党委、政府和法院系统的均可视为外部行政管理制度,它们影响法院内部行政管理制度进而交叉混合共同影响、制约审判制度。在这里,着重分析一些较重要的因素。

三、行政管理影响审判的方式及表现

(一)法官任免、晋升体制。

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法院只能任免本法院的助理审判员,

本级人大常委会才能任命审判员;但是,人大根据法院院长提名进行任命,实际上仅是程序性的审查。法院法官提名一般经法院党组讨论决定。坚持党的领导是宪法原则,但是,从人民法院组织法或各个诉讼法条文上看,党在法院内部的实际影响和运作是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因此,可以认为党组是法院的一个非正式制度。法官的任命一般先由其所在的业务庭的领导和院领导推荐或以民意测评方式(法院内全体或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公务员进行投票)推荐,经人事、组织部门(法院政治处)考察或竞争上岗,然后由院党组(通常包括院长、副院长以及政治处、纪检、机关党委甚至办公室领导组成)最终决定。因此,就法院的制度来说,党组是法院运作的一个非正式制度但却是最核心权力、最有影响力的制度,而且党组成员一般不审理案件主要负责行政事务。由此可见,法院最高行政管理决定权在党组,但党组往往不参与具体案件审理,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的职业生涯、前途却主要由不审判案件的行政领导来决定。这样的行政管理模式,法官审理案件,面对庭长、院长及行政领导,甚至其他具有投票权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其命运的一般干部、同事的说情、过问时,很难保持中立并公正地进行裁判。这种体制不仅仅难以保障审判独立,更多的是在体制层面设置了干扰审判独立的障碍。

(二)法律文书签发权。

法律规定案件的判决署名是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的成员,而不是庭长、院长。因此,合议庭是对案件后果负责的主体。实践

中案件的审理,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一般是先提出一个结论性的意见,然后逐级上报庭长、主管副院长甚至院长审批,签发盖章。副院长、院长认为有必要的,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因普通法官是在法院院长、副院长、业务庭的庭长、副庭长的领导下工作,因此任一环节领导提出不同意见都有可能改变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原来的意见,甚至上述领导还可事先授意,使得审判法官按自己理解、意愿进行裁判。签发法律文书的权限制度造成的实际结果是审理案件的法官不裁判,不审理案件的庭长、院长(行政领导)行使裁判权,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权责分离现象。权责分离对法官而言,只承担责任,不享受权力的工作状态缺乏认同感,丧失积极性和责任心;对管理者而言,享受权力却只承担虚无的领导责任容易驱动其以管理的名义为了私利肆意干预审判。

(三)法院业务庭庭务会、审判长会议。

审判实践中,业务庭庭长将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正在审理的案件拿到庭务会上,由业务庭全体法官或者合议庭审判长参加进行研究、讨论。讨论形成的意见可能取代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的审理意见。这种貌似民主化的做法,在法院行政管理体制下实际成为业务行政领导插手、干预的“合法”方式,侵蚀了法定的独任和合议制度,造成判审分离现象。

(四)党委领导体制。

党委领导体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制度,但由于我国国情,如党委书记是一把手,政府首脑如省长、市长等是二把手,

实际上呈现党政难于分开的一体化现象,因此这里暂且将党委领导体制归入行政管理因素一并分析。党委领导体制对法院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政法委联席制度和党委组织人事制度。在党委领导体系,政法委是法院接受党的领导的同级机构,法院向党委汇报工作一般首先、直接向政法委汇报;在政法委联席会议,法院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协调与处置在最近几年迅速成为法院的重点工作,在这点与地方政府保持了高度一致。涉法涉诉信访对司法制度的负面冲击非常大,其原因某种程度上在于法院目前与地方、党委一致的行政管理模式。而且,党委组织人事部门采用民意测评、竞争上岗对法官晋升进行考察,任免,对于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的法官、法院而言,又多了一个行政管理“上司”。上述党委的两个机构分别创设了法院案件汇报制度及法官晋升制度,它们的影响力很大,且难以量化。

(五)上下级法院关系。

法律规定的上下级法院只是审级上的监督指导关系,对此上诉及两审终审制度规定都很明确了。但实际上许多下级法院审理的案件,经常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甚至直接指示下级如何裁判。本应由自己审理的案件逐级请示,造成了诉讼效率严重下降,备遭社会诟病;而且当事人上诉权利被变相剥夺,事实上导致了“一审终审”。出现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传统的行政管理思维取代了审判独立意识,导致实践中形成的请示惯例破坏了法定的两审终审制度。法院系统上下级关系几乎是照搬行政模

式进行管理,由此增添大量行政管理事务,如基层法院几乎每周三二个上级法院的会务通知、事项交办、精神传达;除此之外,上级法院还有诸如督查、检查和巡察等制度,实践中上级法院的指示几乎就是绝对命令,在平常交流对上级法院法官、工作人员,下级法院毫无例外均尊称为上级领导,就是目前法院系统行政化的真实写照。法院系统的行政模式把简单的指导性的审级关系复杂化,增添法院系统行政事务之余,还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侵蚀了两审终审制度。

由此可见,法院行政管理制度从制度逻辑上本来是为了实现其审判职能的,因此是辅助性的。但是,这两套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主次位置已经被颠倒。法律所规定的审判制度溶入了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体制,变成法院行政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处于从属地位。法院的行政管理体制特别是非正式制度制约了法院的审判职能,造成正式的审判制度变形和功能失效。

四、产生的问题

为进一步说明法院的行政管理体制影响、制约了法院的审判制度及其职能,厘清两者关系,在此再列举审判实践中因此而产生问题及后果。

(一)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主次颠倒。行使审判核心权力的法官在行政化体制的法院里没有地位、荣誉感。比如,一个没有行政职务的法官在行政级别上可能只是普通科员,但是其他行政干部则很有可能是副科级或科级,更不用说法院党组这一权力中

心了,虽然作为法官的院长、副院长都是党组成员,但是一个法院需要许多法官,但只能有一个院长,四五个副院长。况且,政治处、纪检、机关党委甚至办公室等行政领导一般是党组成员。法官不因其法官身份而具有更高的地位,行政上缺乏上升空间,这种不对等现象使得法官对审判工作缺乏认同感,丧失积极性和责任心。

(二)行政管理模式降低司法公信力。行政管理模式不符合审判独立、居中裁判的司法本质要求,法官按公务员法进行管理,内部行政管理容易演变为内部干预,人情案、关系案盛行,严重干扰独立审判,滋生腐败和司法不公,影响司法公信力。按照公务员标准遴选法官机制门槛太低,如年满二十三周岁是法官法规定的任职条件之一,现实中学生毕业参加工作才几年即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甚至审判员,导致法官专业素质低难于胜任审判工作需要。法官数量多,素质差;素质差导致管理严,管理严又导致干预多,恶性循环,增加法院负面形象。

(三)层层汇报、审批降低审判效率。层层汇报、审批使得更多的法定职责以外、未参与庭审的人参加到案件审理过程,这种集体决策模式虽有利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并限制了个别法官的舞弊,但层层汇报、审批及庭务会、审判长会议讨论,乃至审判委员会讨论这种裁判决定权民主化、集体化、分散化的决策过程,突破了独任法官或合议庭负责制,带来的后果是责任分散甚至是无人责任的权责分离的矛盾,并因此导致层层推诿,审判效率低

下。

(四)行政化体制增添法院工作量,削弱审判力量。行政管理模式运用到司法体系,法院因此内设太多行政部门如政治处、监察室、研究室、办公室、审判管理办公室,增加许多非必须的行政事务;上下级法院本来只是指导关系演变为领导关系,各种各样通知、指令、会务和任务层出不穷;党委政府把法院当作其下属行政部门,考核评比、精神传达、学习培训及其它会务应接不暇。法院审判与行政工作主次颠倒,行政工作挤占审判资源,行政人员占用审判法官编制,经济发达地区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审判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不佳。

五、思路和对策

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或体制改革,首先可从制度功能分离入手:以审判独立、保证中立裁判为原则,以审判为主、行政为辅为指导思想,进行审判、行政管理分离改革。

(一)审判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分离。

法官应按法官法进行管理,评定法官等级,取消行政级别。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其他行政辅助人员按公务员法,法警按警察法等不同系列分类管理。法院核心工作是审判工作、具体是围绕庭审进行的裁判工作。因此除院长、庭长等职务应有法官资格外,其它行政职务一律按公务员法管理,法官不得担任,两者不能交叉。法院立案工作不涉及庭审及实体裁判,也是辅助性质,可以由普通行政人员负责,纳入公务员管理范畴。如涉及程序性裁判

(如不予受理)再移交法官审查决定。法院执行工作是法院工作重点、难点,工作内容是执行生效法律文书,保障权利人利益,维护司法威信。执行工作的内容、性质体现为行政权力的主动性而非居中裁判,执行权归入中立、消极的司法审判权在法理上难于兼容,并备受束缚;相反,在目前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下,党委领导、牵头建设的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和诚信体系卓有成效,是解决执行难的长远方向。因此,执行员也可纳入公务员系列进行管理,长远地看,执行局可考虑从法院分离出去另行设置一个行政机构。

(二)减少行政管理事务。

处理行政事务在任何国家的法院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可能在根本上予以消除,因此把审判与行政管理进行剥离是不足够的。中国长期沿袭、一贯强大的行政管理模式复制到法院内部,法院行政管理工作相比而言过于繁杂,甚至与审判工作主次倒置;行政管理权过于强大,严重限制审判权。应摒弃法官的公务员管理模式,最大限度精简一切非必要的管理方式与制度,以有利于法院、法官做好审判的中心工作。法官法规定的诸如任免、考评、法官职称评定及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案件的分配、合议庭的组成、审判长的指定都有保留的必要,但最好从审判独立的角度而非行政管理的视野进行调整;而一些非必须的如调研、考核评比、检查、会务制度,尤其是涉及当地政府的涉法涉诉专业或扶贫、抗灾、精神文明等非专业性工作应予以精简。对于以

内部文件等形式创设调研、信访“一票否决制”等主次颠倒的制度最好调整甚至取消。

(三)法官职业化、专业化。

法官数量多、待遇差以及专业素质、廉洁度低在中国法院系统是相关联的突出现象。首先法院通过分类管理,将挤占法官员额的行政、特别是管理人员剥离,可有效减少法官数量。法官职业化改革必须科学设定法官员额。参照司法成熟国家经验,可按法院案件数量制定编制,如500-1000件案件设置一名法官;同时,增加法官助理的配置,法官助理由法官挑选,配置3-5名。提高法官准入门槛,严格遴选程序(如年满35周岁,十年以上司法工作经验),确保法官独立履行审判职责所应具备的专业水平与职业操守。大幅提高法官薪资待遇和地位,健全法官等级晋升常态机制,取消行政化的考核制;建立保障独立行使审判权稳定机制,法官如无过失不被免职、不受追究;在人大制度体系内完善、建立严格弹劾惩戒制度,约束法官滥用司法裁判权。我国法官法对法官任职规定过低条件,对法官免职又规定过于宽泛(当然两者呈现对应关系且有迫于实际情况、地区差异的需要),奖励、惩戒、辞退、考核等规定都打上了明显的行政管理的烙印,对于保障法官独立、中立裁判没有正面、积极作用。

(四)强化独任法官、合议庭的独立审判权。

出于不信任法官专业素质和减少判决错误的需要以及在重大事项与党委保持一致等等,案件的裁判需要“层层审批,领导把

关”,直至交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甚至再向党委政法委或上级法院请示,以至于虽然裁判文书最后还是法官、合议庭署名,但实际作出裁判的不是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而可能是庭长、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甚至可能是地方党委或者上级法院。这样的“审判分离”不仅削弱了司法效率、增添司法不公的几率,还泯灭了法官个人的法律、道德责任:既然他们判了不算,他们自然不对错误的判决承担责任,一个不独立的法官必然是一个没有责任的法官。“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级”(马克思语)因此在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基础上,应彻底改变“层层审批,领导把关”的行政管理模式,将法定的审判权实际上交还法官行使;除经审判法官或合议庭提起,审判委员会不得讨论具体案件,并且对讨论的案件也应加以限定——仅限于重大案件;最后视改革进度、效果甚至可以考虑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原因在于如果经历庭审的专业素质较高、审判经验丰富的合议庭都难以裁判的复杂、疑难案件,未经庭审的相对较少审判经验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在较短的会议时间里是否更能作出正确的裁判?

(五)改善党委领导模式。

我国宪法和党章的规定都体现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因此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应通过制定具有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以立法建议形式通过人民代表代表大会制定法律的宏观路径进行;法院院长、法官的人选,执政党也应以制定法律的间接方式通过人民代表代表大会制度选举、或任

命产生。其理论逻辑基础在于法官忠于宪法和法律,即是贯彻了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委应自觉创造、保障审判独立的外围环境,并自我约束不干预具体审判工作,更不宜对案件的裁判做出指示,否则容易演变成党委办案。其次,应改革法院党组领导模式,除院长、副院长、庭长外的行政管理领导不应进入党组。条件成熟最终取消法院党组这一行政管理模式,保障法官之间的地位平等和人格独立。

(六)改变上下级法院行政管理模式。

应规范法律规定的上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关系,改变现行的实际领导倾向。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来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各级上级法院应通过两审终审制度指导、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禁止其它一切形式的请示汇报制度,维护两审终审制度;改革或取消督查、检查和巡察等行政化制度,以切实减少法院系统行政管理事务和不当干预。

结语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从制度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同时提出“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必须保障全社会实现公正和正义”。在许多反对司法独立的人士眼里,法院已经非常腐败,并且是在严密监督和干预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因此审判独立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岂不知监督干预与司法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正比关系,因为又有什么人或者制度能够保证监督者不更腐败呢?

实际上两者已进入恶性循环的胡同,越腐败,越监督;越监督,越腐败。审判独立制度的建设与健全是关乎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大事,审判独立也并非审判管理权改革足以保障。脱离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机制,无非是如人体系统故障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样,难收成效之余,尚有开错处方之弊。笔者一家之言,囿于能力水平也只能仅限于此。同时,司法改革也非一朝一夕之功,目前社会虽已有改革之共识,但对于改革路径的选择却众说纷纭。惟寄望每个个体思想的水滴,交集融汇成细流、洪流而循序渐进,最终“水到渠成”。最后,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对记者问题的回答作结:“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注)参见朱苏力:《论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本文审判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关系参考上文。

参考文献

1、《转型中的人民法院》,作者张千帆;

2、《论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作者朱苏力;

3、《论司法独立原则》,作者苟亿强;

4、《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作者贺卫方。

行政不作为十大案例

行政不作为十大案例 一、张恩琪诉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行政不作为案 (一)基本案情 张恩琪于2013年3月13日、10月16日向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社保局),9月25日向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保基金中心)邮寄信函,主要内容为要求履行法定职责,对其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偏低和少缴、漏缴问题进行强制征缴。市社保局于2013年10月26日收到信函后,认为其所述问题不属于该局职责,属于市社保基金中心职责,遂将信件转至该中心办理。该中心于2013年11月29日向张恩琪出具《关于张恩琪信访反映问题的答复》,主要内容为其已经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待遇均由其参保所在区的社保局审批确定,且在审批之前已经本人对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等事项进行了确认,该中心作为社保经办机构,负责依据区县社保局审批结果及有关政策规定按时足额发放退休待遇。张思琪先是针对市社保局、市社保基金中心分别提起诉讼,因各自答辩不具备相应职责而申请撤诉,后将两单位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市社保局向市社保基金中心转交信件行为违法,撤销市社保基金中心上述答复,判令二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其诉求予以答复。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市社保局具有负责全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的行政职能,其于2011年10月19日向与其存在隶属关系的市社保基金中心下达文件《关于社会保险举报投诉案件受理查处职责分工的通知》,第二项明确规定“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举报、投诉,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受理查处,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请有管辖权的劳动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具体程序由市劳动监察机构与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制定”。故市社保局将信件转至市社保基金中心办理并无不当。市社保基金中心应对原告信函要求事宜作出明确处理,但其未在60天内作出答复,且在此前原告起诉该中心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中,隐瞒了市社保局下达上述文件的情况,在答辩状中否认其具备相应职责,导致原告认为起诉被告主体有误而申请撤诉,系未履行法定职责并进行推诿。其给原告出具的《关于张恩琪信访反映问题的答复》,在未对原告提出的请求作出明确处理的情况下,直接以信访形式答复显系不妥。遂判决:一、市社保基金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告请求作出处理并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按日处70元罚款;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以行政裁判方式明确了行政主体在社保管理方面的相关职责。基于行政管理复杂性和法律规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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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思考 管辖是行政诉讼中一项重要制度,行政诉讼的管辖是关于上下级法院和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行政案件的权限与分工的法律制度。换言之,它所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向哪一级,哪一个法院起诉的问题。法院的审判权和管辖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审判权是管辖权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审判权也就不可能有管辖权;管辖权是审判权的具体落实,但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争议,并不是每一个法院都有管辖权。《行政诉讼法》第3章共11个条文的规定就是我国行政诉讼管辖的内容。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它具体明确了各法院之间对行政案件的管辖权,即规定哪一个案件应当由哪一个法院受理与审判,不同法院彼此间对行政案件的审理应如何分工。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来讲,它就是要解决向哪一个法院起诉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管辖权的确定正确与否往往与能否做到案件的公正审判及裁判结果的顺利执行等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人形象地说:“选准了管辖法院,等于官司赢了一半”,因而人们对于完善管辖的法律规定及提高司法实践水平的要求日益增强。在诉讼法上,违反管辖的法律规定的行为,被视为是严重违反程序法。 一、行政诉讼管辖的特征 1、它是划分法院之间审理行政案件的权限分工制度。行政诉讼管辖仅仅是指法院之间对行政争议、行政案件的管辖权限的划分,而不包括整个国家机关体系在解决行政争议问题上的职能权限划分。另外,我国人民法院体系中除普通人民法院外,还有一些专门法院,如海事法院、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按照有关司法解释,专门法院不受理行政案件。行政案件概由普通人民法院管辖。 2、它既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包括同级法院之间受理与审判行政案件的权限分工。也就是说,管辖所要解决既有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权限划分问题,也有同级而不同地域法院之间的权限划分问题。是从“横”、“纵”两个方面来确定行政案件的管辖权。本文要解决的是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纵”向权限划分问题。

综合执法改革的三种模式及问题建议

综合执法改革的三种模式及问题建议 综合行政执法(以下简称综合执法)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主要载体之一。目前各地进行综合执法试点已有十余年,有些地方还在大范围内开展了综合执法,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经验,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矛盾,因而有必要总结经验,完善思路,继续把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推向前进。本报告梳理了各地综合执法改革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主要就综合执法机构与有关部门的关系、综合执法机构的定位和职能等体制性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综合执法改革的基本情况 综合执法改革最早起步于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进行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编办《关于清理整顿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广东省、重庆市开展试点,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选择1—2个具备条件的地市、县市进行试点,主要涉及城市管理、文化市场管理、资源环境管理、农业管理、交通运输管理等行政执法领域,着重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扰民和执法队伍膨胀等问题,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基本情况如下: (一)主要内容

1.城市管理领域的综合执法改革。1997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原宣武区率先在全国实施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城市管理的综合执法(以下简称城管综合执法)开始在一些城市推开。主要特点有:一是执法领域宽泛,如北京市城管执法范围涉及市政市容、园林绿化、规划、工商、交通等9个部门,13个方面共311项行政处罚权;二是执法权力从有关政府部门划转而来,以行政处罚权为主,处罚类型包括警告、罚款、没收等;三是普遍新设立了相对独立的综合执法机构,有的作为政府工作部门,有的是从属于一级委局的二级局,有的与城市综合管理机关“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执法人员大多采取行政与事业混编。从实际情况看,城管综合执法是综合执法改革最早涉及的领域,也是实践经验最多、实施范围最广、暴露问题比较突出的领域。 2.文化市场领域的综合执法改革。2004年,涉及文化领域的中央7部门开始推行综合执法改革试点,2009年转入全面实施,2011年底基本完成,并制定了《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主要做法是在省级(含副省级城市),将法律法规赋予文化、出版管理、版权保护、文物、广播电视、体育等部门的行政处罚权,移转给独立的文化综合执法机构(执法总队)统一行使;在市县两级,有的将有关文化主管部门直接合并,有的仍分设,并建立专门的文化综合执法机构。该领域的改革,由中宣部统筹部署,相关部门协力推进,出台规范性文件最多,改

当前行政审判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论文摘要 行政审判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科学的先进的法律制度设计,是人类社会在安邦治国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优秀法律文化。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审判制度,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依法治国中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法院的重要政治任务和法律职责。行政审判工作在我国开展十年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行政机关中,在人民群众心目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就现状而言,行政审判工作步履艰难。 行政审判工作是一项规制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工作。它不仅体现了法律的终极关怀,提升了民众的认可度,而且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实践。十多年来,我国行政审判开始走上正轨并遂步趋向完美,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行政审判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本文针对我国现行行政审判的现状进行探讨,从多个方面讨论行政审判所面临的困境,同时提出了自己对行政审判工作的一些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行政审判现状困境对策 行政审判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科学的先进的法律制度设计,是人类社会在安邦治国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优秀法律文化。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审判制度,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依法治国中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法院的重要政治任务和法律职责。 一、现行行政审判面临的困境 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年来,对于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宪政和法治建设,均做出了 。 识,大多数当事人还是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问题,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怕行政机关事后报复,怕法院司法不公,官官相护。 (2)一些法院领导对行政审判的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些地方法院领导对于行政审判的重要性缺乏认识,错误地认为行政审判没有前途,难出政绩,对于行政审判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在他们的心目中行政审判是可有可无的。还有一些法院领导不敢得罪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审判有畏难情绪,在行政案件的审理上放不开手脚,有案不敢立,立案不敢审,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3)一些行政机关自觉接受司法监督的意识不高 调查发现,有些部门和领导不习惯接受司法监督,认为行政诉讼是给政府“找麻烦”,与政府作对。一些行政部门拒绝接受法院司法审查,对法院送达的法律文书不愿意签收,还经常指示法院审判。行政部门一旦涉诉,不是积极应诉,而是通过各种方式给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施加压力。一些行政部门的领导甚至在案子没有审结的情况下,越过审判程序找上级法院或其他领导反映,给承办法官施加压力。 在基层,政府对行政案件的干预是很严重的,轻者表现为批条子,严重的甚至直接抓走当事人,要不就是对行政诉讼不加理睬。典型的例子是,东部某市曾有一个统计,在全年2000多件“民告官”的案件中,无一位行政长官出庭。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赵仕杰说:“政府消极应诉的原因是,认为我是代表人民的政府,政府机关不可能做错事,做错事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对待。这是一种观念问题。” 行政机关应该认识到,建立对行政权的制约监督机制,并不是要剥夺、削弱和否定行政权的功能,而是基于对“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的深刻认识。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靠不出庭、干涉法院审理工作来化解问题的行为方式,将面临更加刚性的行为规则的冲击。基于这样的现实,合理界定政府职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依法行政与转变政府职能,亦必须同步推动。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川省法院2015年9月21日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行政庭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布典型案例主要是让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制度有深刻的认识、对法院依法开展行政审判工作有深入的了解,从而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一、李永奎诉西充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28日,西充县公安局作出西公(晋新)行罚决字(2013)1039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被处罚人李永奎因与西充县实验驾校存在经济纠纷,于2013年9月28日下午15时30分许,邀约吕宗峻等人进入实验驾校。李永奎关闭实验驾校综合楼电源并将驾校学员从楼中赶出。纠纷中,李永奎等人还多次与他人拉扯造成多人受伤,严重影响了实验驾校的正常秩序。西充县公安局对李永奎的违法行为,在听取其陈述及辩解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对李永奎处以治安拘留13日。李永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西充县公安局认定李永奎的违法行为造成多人受伤,但其提交的证据,除何德蓉、何春华有相关陈述外,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佐证。西充县公安局向法院提交的10份询问笔录,被询问人的签名经鉴定均不是本人亲笔;同时,有5份询问笔录的调查人员,在同一时间内又在另行进行询问活动,这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四十条“在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的要求。西充县公安局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作出治安处罚决定,但对李永奎具体违法行为的定性不明,其情形属适用法律不当。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2013)西充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西充县公安局作出的西公(晋新)行罚决字(2013)10391号行政处罚决定。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中,西充县公安局对李永奎作出的治安处罚,在认定事实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如认定李永奎违法行为造成多人受伤,但没有具体的受伤人员姓名及伤情等事实;对证人进行询问取证,没有按要求由被询问人对笔录内容进行审核并签名确认,也没有按要求由两名公安干警进行。西充县公安局调查取证活动未依法进行,其法律后果就是收集的证据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治安处罚决定证据不足。本案的典型意义就在于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正确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调查取证方式和手段收集证据,必须注意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并根据证据认定事实,切实纠正主观随意性。 二、李修文诉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撤销案 【基本案情】 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乐山市人社局)根据燕岗建筑公司职工李修文的工伤确认申请,于2012年5月16日作出乐人社工伤认定字〔2012〕221(峨眉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李修文的受伤情形属于工伤。2012年9月17日,该局又作出乐人社办〔2012〕577号《关于撤销<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乐人社工伤认定字[2012]221号(峨眉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决定》,撤销了关于李修文受伤情形属于工伤的认定。李修文对此不服,于2013年1月15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乐山市人社局作出的乐人社办〔2012〕577号决定。乐山市人社局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行政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材料后,既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供作出行政决定的证据材料,也未提出延期举证的申请。同时,第三人燕岗建筑公司也没有向法院提供与被诉行政决定相关的证据。 【裁判结果】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1)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1) 引言 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1,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及和平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法存在,并未发挥多少实在的功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2。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依政策治国观念的束缚,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逐渐得以发育,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空间,要求国家保护其利益的愿望愈益强烈,权利意识大为增强。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强调党政分工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合理分工,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扫清了体制障碍。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从多方面得以奠定。1989年4月,在此前所颁布的大量涉及行政诉讼的单行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并于1989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行政诉讼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

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成文法历史中,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该法的颁行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开始。3 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年来,对于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宪政和法治建设,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行政诉讼制度在实践当中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从而导致行政诉讼制度的公信力不足,社会各界对行政诉讼的期望值下降。在抽样调查中,有66%的群众对法律能够保障公民与政府地位平等表示怀疑;有25%的法官、40%的律师、21%的行政官员认为行政审判仅是一种形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行政诉讼处于困境之中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行政诉讼实践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1)行政案件数量偏低,增幅减慢,部分地区出现负增长。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比较狭窄,法院对有关起诉的规定又作了很多限制性的解释和理解,导致很多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纠纷,如涉及农民负担、计划生育、企业经营自主权、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等争议不能或难以通过行政诉讼得到解决5;因法律知识欠缺,有的相对人不知道运用行政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行政机关对原告打击报复,相对人的诉讼安全得不到保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 总结.docx

XX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总结 根据《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贯彻落实鲁办发〔2015〕54号文件全面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意见〉的通知》(X办发〔2016〕24号)和《XX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XX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方案的批复》(X政办字〔2017〕66号)精神,为进一步创新和完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加快法治政府建设,XX区积极谋划,统筹推进,稳步实施,以跨部门、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和专业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为主要内容,推进执法机构整合和执法重心下移,努力构建“综合执法+专业执法+区域执法平台”的全覆盖执法新体制,全面完成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各项工作任务。现将我区工作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改革推进情况 (一)超前谋划,充分调研,制定完善改革方案。2016年3月份,积极派员赴青岛市黄岛区学习考察改革试点工作,认真参照垦利、滕州、博兴等先进县区做法,主动加强同上级部门的联系沟通,多次组织人员对全区行政执法机构进行摸底调研,对潜在的问题提前予以分析研判,于9月份研究起草了《滨州市XX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方案》(草案)。在书面征求相关部门意见进行修订完善的基础上,11月份,经区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研究,正式向市政府报送了《XX区人民政府关于呈报滨州市沾化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方案的请示》(X政字〔2016〕141号)。《方案》的制定为全面推开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事实求是,加压奋进,调整提高改革标准。2017年改革方案获批后,及时印发《关于建立XX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X政办字〔2017〕100号),建立了以区长为总召集人、分管领导担任召集人,涉及改革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联席会议制度,着手研究制定全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意见。连续召开3次部门联席会议,对如何确定综合行政执法具体范围等问题进行及时研究。多次派员到涉改部门开展更加深入细致的调研,认真听取部门对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建议,就机构组建、人员编制划转等事项进行深入交流探讨。结合上级改革精神和我区工作实际,根据事实求是、自我加压的原则,决定调整扩大我区跨部门、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范围,对我区改革目标进行再调整再提高,将油区管理、劳动保障领域执法纳入跨部门、跨领域综合执法,将海洋渔业领域执法纳入专业领域执法,使专业领域执法队伍达到7支,在全区范围内减少了4支执法队伍。8月7日、8月26日,先后召开了区编委会、区常委会,达成全面改革共识,研究通过并印发了《XX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意见》(沾办发〔2017〕21号)和《XX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进度表》,明确任务、倒排工期,全面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 (三)统筹协调,整合划转,全面完成改革任务。 一是合理确定综合行政执法范围。一方面,将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噪音、大气方面)、食品安全(未取得食品卫生许可证或伪造卫生许可证,以及未取得健康证明而从事街头饮食摊档经营行为)、市场监管(公共场所无照商贩、违反规定随意摆摊设点行为)、公安交通(侵占道路方面)、住房和城乡建设(含物业管理方面,规划管理涉及资质管理的除外)、国土资源、农业(含农业机械、畜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油区管理等领域的全部或部分行政执法权纳入跨部门、跨领域综合执法范围;另一方面,将市场监管、食品药品、交通运输、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安生生产、海洋与渔业、文化市场等7个领域的行政执法权纳入专业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每个领域均只保留一支执法队伍,全面构建完成了“7+1”执法模式。 二是及时组建跨部门、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印发了《关于设立中共滨州市XX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的通知》(沾委〔2017〕96 号)、《XX区人民政府关于组建滨州市沾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通知》(X政字〔2017〕80号),在原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基础上,组建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今年9月25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正式挂牌成立。同时印发了《关

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分析

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分析.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分析

家庭组成了国家,家庭和谐了,国家才能和谐,当下,家庭问题特别是婚姻问题是层出不穷:家庭暴力,彩礼问题,孩子问题都很多,面对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一起来看看这是个典型的婚姻家庭案例吧,也许能帮到你。 一、结婚未领证分手要彩礼 判决:同居两年酌情返还 【案情】

高军与孙丽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同居生活。此前,高军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孙丽见面礼、彩礼等合计33340元。2011年春节期间,高军与孙丽发生争吵后分居。2011年2月,高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婚约,并要求孙丽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军与孙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同居生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虽然孙丽接受法院应予支持。习俗给付的彩礼, 高军33340元礼金,但考虑到双方已共同 生活两年,日常生活消费有一定的支出,结合本地生产、生活消费标准及双方婚礼后外出打工的实际情

况,酌情确定孙丽返还彩礼10000元,扣除陪嫁物品折抵2000元。遂判决孙丽返还彩礼8000元。 【点评】 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嫁习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在娶妻时向女方家下聘礼。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由于彩礼价值的增大,男女双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引发的彩礼返还 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

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应返还彩礼。但此处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则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二、否认儿子亲生坚决拒绝鉴定 必须承担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判决: 【案情】 韩花与王亚东于1992年11月离婚。离婚后,二人继续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王寒于1997

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正当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近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说明了什么问题?我国公民为什么有状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 1)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同时也表明中国已选择了依法治国的道路,一切国家机关、一切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全体公民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活动。 2)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5年4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什么是行政诉讼?制定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是什么?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是宪法和行政诉讼法。 目的: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典型案例: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近日开庭审理“贵州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并当庭作出判决:被告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磷石膏尾矿废渣场,停止磷石膏尾矿废渣场对环境的侵害,须于今年3月31日前消除对环境的影响。庭审结束后,被告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立即停止新增磷石膏的排放,并立即治理原已存在的磷石膏尾矿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治理工作。 2007年12月10日,新成立的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向清镇市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诉讼,要求位于安顺市平坝县境内的贵州天峰化工公司停止排污侵权。 法庭经审理查明,被告是一家生产化肥(磷胺)的化工企业,其生产厂区位于红枫湖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投入使用以来,每年产生20至30万吨的磷石膏废渣,所堆放的磷石膏废渣总量已有200至300万吨。但该公司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水、防渗及相应的废水处理措施,磷石膏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均通过地表、地下排入红枫湖上游的羊昌河。2007年10月27日,省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监测显示,该企业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对羊昌河水质影响较大。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是负有依法管理红枫湖水资源的社会公共职责的政府职能部门。红枫湖是贵阳市百万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在不特定的人群遭受环境污染侵害的情况下,为维护民众利益,原告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寻求法律救济。 法院认为,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堆放的磷石膏废渣通过渗滤对红枫湖上游羊昌河造成重大污染,进而直接影响红枫湖的水质。贵州省人民政府曾下发通知,明确要求被告限期整改。被告亦不予否认,并表示将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doc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刑罚种类 犯罪类型 犯罪状态 刑事辩护指南 刑事诉讼 死刑 取保候审 各罪辩护 重要罪名 引言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1,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

的政治基 引言 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1,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及和平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法存在,并未发挥多少实在的功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2.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依政策治国观念的束缚,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逐渐得以发育,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空间,要求国家保护其利益的愿望愈益强烈,权利意识大为增强。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强调党政分工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合理分工,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扫清了体制障碍。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从多方面得以奠定。1989年4月,在此前所颁布的大量涉及行政诉讼的单行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并于1989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行政诉讼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成文法历史中,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该法的颁行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开始。3

人民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精)

人民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司法体制/法院管理制度 内容提要: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法院管理体制存在的三个弊端:司法权地方化、法院内部管理行政化和法官的非职业化。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整体设计,通过修改法律,自上而下地进行。要把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权收归省级人大常委会;法院的经费由国家拨付;实行司法辖区和行政区划的分离。要取消对下级法院除上诉审和再审以外的监督;加强法官的审判独立。基层法院取消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制度;中级以上法院要强化合议庭地位。大幅精简法官,建立严格的法官选拔制度、逐级遴选制度、定期交流制度以及惩戒制度,并对法官给予必要的身份保障和经济保障。 一、司法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上的缺陷 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问题,当前在我国已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人们在谈及法院司法工作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十分严重,对法官队伍已到了非下大气力整治不可的地步。[1]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随着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同时,社会各界对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的尖锐批评,也达到了建国以来的空前程度。这种尖锐批评,一方面是对司法工作和法官队伍中固有的和长期积累的问题的理性再认识,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包含了对真正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殷切企盼。然而,许多人把造成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到法官素质不高、甚至一些法官违法犯罪上,而较少看到体制和制度上的缺陷对这一问题的重大影响。显然,对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这样多因性的社会问题,如果不提高到司法体制特别是法院管理体制的层面上来认识,是很难全面把握问题的症结的,所开出的“医治药方”也是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 邓小平同志从制度与个人关系的方面分析总结了我国的历史教训:“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运用邓小平同志分析问题的方法来看待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问题,就会认识到法官队伍素质不高和一

十大环保典型案例

最高法发布10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支持环境资源保护 2015-12-29 10:25:00 来源:央广网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10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央广网北京12月29日消息(记者孙莹)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最高人民法院今天上午10点发布10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王旭光介绍,今年1月至11月,全国各级法院受理一审环境资源民事案件50331件,其中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2595件。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贵州、山东、江苏、福建等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共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45件。 最高法今天发布的十起典型案例中,有三起是环保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包括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诉谢知锦等四人破坏林地民事公益

诉讼案;还包括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诉储卫清、常州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其余七起是公民诉环境污染企业环境侵权案,涉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和粉尘污染。 典型案例包括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判断、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确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理和审理等问题,还包括在普通环境侵权诉讼中界定环境侵权案件范围、适用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把握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合理准确界定数人侵权的责任分担以及专业技术问题的判断方法等问题,通过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正确认定侵权责任,运用科学手段固定证据,及时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解决了实践中环境侵权案件的审判误区。 典型案例显示,2008年7月29日,谢知锦等四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扩大采矿范围,采取从山顶往下剥山皮、将采矿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在矿山塘口下方兴建工棚的方式,严重毁坏了28.33亩林地植被。2014年7月28日,谢知锦等人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被判处刑罚。2015年1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偿付原告为诉讼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谢知锦等四人为采矿占用林地,不仅严重破坏了28.33亩林地的原有植被,还造成了林地植被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依法应共同承担恢复林地植被、赔偿生态功能损失的侵权责任。遂判令谢知锦等四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个月内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27

如何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经验及做法

如何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经验及做法 近几年来,__区法院行政审判庭从追求公正与效率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行政审判的职能作用,切实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积极探索行政审判方式改革,审结了大量的行政案件,在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 一、严格审判程序,公开高效审理 1、实行庭前准备程序,对诉讼当事人及时进行适当的行政诉讼指导,促进行政争议解决。行政审判庭前准备程序主要是两项工作:一是诉讼指导,二是交换证据.它对于化解矛盾、平息纠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庭前交换证据。有利于人民法院和各方当一事人明确诉讼争议焦点,正确认识和理解对方的诉讼请求和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诉讼活动。通过庭前双方当事人接触,加深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理解和谅解,甚至无需开庭就能够直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针对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法律水平普遍不高的实际,行政审判庭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从公正的立场出发,本着有利于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对诉讼当事人尤其是原告进行适当的诉讼指导。诉讼指导的方式主要通过谈话方式,也可以以书面方式;诉讼指导的内容包括释明有关法律条款的含义,告知当事人某些法定权利,明确争议事实等等。诉讼指导内

容必须公开告知各方诉讼当事人,不得进行秘密指导。 2、完善庭审程序,增加庭审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公开审判是保障司法公正的有效手段。无论简繁程序,行政审判庭审过程都应依法公开。尤其要强调证人出庭作证、相互质证。对于能够当庭宣判的尽可能当庭宣判,让当事人赢的清清楚楚,输的明明白白。另外,要正确大秘书网处理行政案件与民事、刑事案件的交叉问题。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时常遇到与民事、刑事案件交织在一起的情形。如果遇到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相互交叉的情况,通常应当先行政后民事;如果行政案件的裁判结果要以民事纠纷的处理为前提的,应当先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等待民事案件终审裁判后再恢复审理。如果出现行政与刑事案件相互交叉的情况,通常应当先刑事后行政;但是如果刑事案件要依赖于行政案件裁判结果的,应当中止刑事案件的审理,首先审理行政案件。 3、采取有效措施,充分保护当事人诉权。依法受理行政案件,裁判行政争议,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职责。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各类行政案件,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或者产生不利影响的,除非法律、司法解释明确排除,不可提起行政诉讼的,都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通过受理各类行政案件,克服行政案件受案中的畏难情绪,杜绝有案不收、老百姓告状无门现象的发生。受案时,首先是

全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现场推进会讲话稿

全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现场推进会讲 话稿 4全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现场推进会讲话稿 201X年2月,经省政府批准,我省仁怀市、福泉市、兴义市被确定为国家级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经过1年的试点工作,我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有效解决过去多头执法的老大难问题,探索了一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新路,进一步夯实了依法行政基础,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完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高执法监管水平和效率,都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按照会议安排,我讲两点意见。 一、服务和推进改革的主要工作情况 201年4月,中央编办确定开展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后,我办高度重视,认真学习领会改革精神,根据工作职能,积极配合省编委办开展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相关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配合推动试点改革: 一是审查和完善试点方案,配合省编委办做好改革试点工作。我办会同省编委办指导仁怀市、福泉市、兴义市三个地方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了试点实施方案,对试点方案进行了合法性

审查,就有关执法权、执法职责等事项提出意见,进一步完善试点方案,并报请省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是积极开展调研,认真做好服务改革试点工作。仁怀市、福泉市、兴义市开展试点工作以,省政府法制办多次派出人员开展调研、服务和指导,现场了解改革情况,分析研究改革中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难,帮助理清改革思路、落实改革措施、破解改革难题,以积极的姿态,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针对试点地方执法单位合并变更执法主体名称、执法人员主体资格问题,省政府法制办专门研究并为试点地方开启绿色通道,采取措施及时更换执法证,确保执法主体资格的合法性,为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条。 三是积极参加起草和完善相关,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提供制度支持。我办与省编委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共同起草了《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黔党发〔201X〕12号),积极配合省编委办参与了《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黔委厅字〔201X〕66号)等重要的起草,并在一系列有关改革的批复、指导意见中提供了审查意见,积极推动制度建设,为试点工作给予支持。

2016上海市十大信用典型案例”

2016年11月16日,2016上海十大信用典型案例评选颁奖活动在陆家嘴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证大财富“个人行为属性信用识别体系助力个人释放信用价值”案例获选“2016上海十大信用典型案例”之“十大守信联合激励案例”,且是获奖单位中唯一一家互联网金融企业。 本年度信用典型案例评选活动以“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为主题。广泛征集信用典型案例,并通过专家评审委员会推选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最终评选出“十大守信联合激励案例”、“十大失信联合惩戒案例”和“十大优秀案例报送单位”。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在信用规划、法制建设和信用信息整合等方面敢于创新走在全国前列。他强调了此次评选活动“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的主题,“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步步难行”的理念。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项复杂长期的任务,他呼吁大家齐心协力,锲而不舍持续推进,营造更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 基于当下互联网金融行业现状,信用的价值体现尤为突出。金融的核心是风险控制,而信用体系的完善,不仅有赖于行业监管和信用建设工作,企业也应当不断进行金融服务创新,完善风控管理体系。证大财富基于长期数据积累,研发“个人行为属性”信用识别体系,通过借款人的“消费行为+个人特质”来评估借款人的信用价值,在业内率先推出网购达人贷、保单贷等产品。相对传统金融机构对于借款人“物”的价值评估,证大财富运用

“个人行为属性”价值评估的新金融服务模式,形成差异化的信用评估体系,有效地为得不到或不能充分得到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的人群提供补充性金融服务,助力个人释放信用价值。5年来,证大财富为全国80多个城市近百万人群提供借款咨询服务,其中有20多万信用优质者凭借其信用价值成功获得金融服务,总额达170亿元。2016年3月25日起,证大财富正式在全国范围内为人民银行征信记录空白的客户提供服务,截止目前借款咨询服务人数近1700位,金额近1.1亿元。 此外,作为首批实现与央行征信中心旗下上海资信网络金融征信系统直接系统级别对接的企业,证大财富持续深耕征信行业,目前已经携手算话征信、鹏元征信等多个征信机构不断优化信贷风险管理能力,且通过自身的风控经验和数据为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及知名院校提供调研机会和课题研究参考。同时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首批会员单位,证大财富积极配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关于信用信息共享系统建设以及互联网金融数据统计方面的工作,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发挥表率作用,引导企业树立诚信精神,营造公平诚信的氛围,助力中国征信体系建设。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意见(试 行) 【法规类别】审判机关 【发布部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1994.06.02 【实施日期】1994.06.02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地方司法文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 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94年6月2日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27次会议原则通过) 为保证本市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结合本市具体情况,针对行政审判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以下具体执行意见: 关于受案范围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经申请复议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限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内的具体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除外。 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通风、采光、通行等合法权益,对发证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按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受理。 四、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人民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土地所有权证和使用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对发证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按本意见第三条规定受理。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房产所有权证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按前款规定受理。 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复议,在复议机关以超过期限为由不予受理后,又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六、对法律、法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先经过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依法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因对复议机关不予答复而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按照行政诉讼法第

环保十大典型案例

环保十大典型案例 一、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诉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环保行政处罚案(一)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2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区环运局)以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英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为由,对该公司作出《限期治理决定书》,要求2012年1月31日前完成排放臭气浓度治理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并经环运局验收合格;逾期未申请验收或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将按规定责令停业、关闭;要求该公司分析臭气浓度超标排放原因,制定限期治理达标计划以及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2012年2月9日,三英公司向区环运局申请治理验收。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受区环运局委托,于同年4月26日、6月28日对该公司进行臭气排放监测,两次监测报告均显示臭气浓度未达标。区环运局遂于2012年8月29日组织验收组现场检查并对法定代表人进行调查询问,告知该公司验收结果:即存在未提交限期治理方案、废气处理技术不能确保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使用的燃油不符合环保要求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未通过限期治理验收。 2013年1月11日,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同年3月18日经听证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三英公司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停业、关闭。该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英公司对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及行政程序并无异议。原告认为上述两次臭气排放监测的采样点与频次不符合法定要求,未能排除其他干扰因素,故监测报告的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经查,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具有废气污染物检测的法定资质,该监测站两次臭气采样点即监测位置为三英公司厂界敏感点,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恶臭物无组织排放检测问题的复函》规定。原告认为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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