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
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对于这些挑战的性质和缘由，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看法与此前相去甚远，乃至大相径庭。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评论者往往纠缠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和对立，90年代之后，却往往无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因素。如果说前者把哲学问题庸俗地“政治化”了，后者则有意无意促成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例如，法国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基本意图，就是揭露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神话”，拒斥历史的“偶像崇拜”，强调偶然的决定论，批评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必然性的幻觉。这种观点在冷战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认为，纯粹的意识形态的攻击是不值一驳的。这里主要从学理的角度，探讨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阐明性质，分析缘由，从而做出有效的回应。
一、性质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特别需要明确的是，挑战并不意味着径直的对抗。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挑战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不少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哲学保持必要的乃至是高度的敬意，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和质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挑战，是因为他们主动地关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了。
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意识到马克思在哲学史上革命性的思想贡献，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对马克思思想革命的局限提出了批评。例如，现象学家海德格尔二战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有一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评价：“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因此有必要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去思此天命。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异化来认识到的东西，和它的根子一起又复归为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这种无家可归是从存在的天命中在形而上学的形态中产生，靠形而上学巩固起来，同时又被形而上学作为无家可归状态掩盖起来。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对马克思哲学的态度同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把马克思和尼采、海德格尔相提并论，认为马克思属于教化型哲学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马克思尽管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却仍然坚持这样两个信念，即试图深入现象背后的实在，以及为政治寻找理论基础的信念。马克思仍属于“大写”的哲学家。显然，罗蒂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之间存在裂痕，马克思的方法具有解构性，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则具有“宏伟叙事”的封闭性。⑤这样，继海德格尔之后，罗蒂再度拆解了马克思学说的总体性，不同的是，海德格尔侧重于马克思在拒斥形而上学方面的不彻底性，罗蒂则侧重于马克思学说的内在张力或者说矛盾。
二、缘由
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相互交错的缘由：
1.现代西方哲学批评和质疑所针对的与其说是马克思的哲学，不如说是后来被视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又不能不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同一性的解构
2.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往往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批评
3.随着时代情势的不断变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认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再适应历史发展，为了追随时代潮流，马克思主义需要每一代人来重新发现或创造。一些思想家甚至宣称
告别马克思主义，走向后马克思主义
在1944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根据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的社会现象，探讨了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转变成为实证论和事实的神话。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密切联系在一起。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在电影和广播传媒中有着清楚的表现。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对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力的偶像化。基于这样的时代状况，霍克海默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中发挥出一种“批判理论”。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则提出了“矛盾地思考矛盾”，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推向彻底的“否定的辩证法”。
4.在反思20世纪的挫折、灾难和伤痛，进而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当为极权主义负责
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利奥塔等都持有这种观点。其实，卡尔·波普早就明确提出了这种批评。在《历史主义贫困论》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来自黑格尔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历史主义；历史相对论；历史规律论；道德实证论；阶级意识论；本质主义和辩证法；集体主义，等等。虽然波普强烈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极权主义的倾向，但他对马克思本人的道德动机却持同情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仍有必要的尊重。相对于波普怒斥黑格尔，对柏拉图兼有知识上的敬意和政治上的反对而言，他对于马克思则持较为友好的态度，认为马克思并不是开放社会的一个明确的敌人，至少他不是有意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动机是无可怀疑的，在将理性方法应用于社会生活最迫切的问题方面，马克思作了诚挚的尝试，所有现代的著作家都受惠于马克思。马克思具有开放的心灵和敏锐的现实感，是反对伪善的最有影响的战士之一。在追求真理的真诚和理智上的诚实方面，马克思与他的许多追随者是完全不同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克劳和墨菲沿着激进的多元民主路线，将后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他们在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实践进行了公开的批评，提出从马克思到葛兰西再到阿尔都塞，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都表现出一种“一元论的渴望”和还原主义的逻辑，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消解为阶级立场。简言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一种决定论的、本质论的、还原主义的信条。拉克劳和墨菲强调，二战后新的商品化、科层化和同质化等进程使社会关系日益政治化，并产生了新的抵抗关系，由此产生的各种新社会运动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提出了挑战，要求重新制定社会主义方案。按照他们的理解，社会主义并非是同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内在发展阶段，左派的任务就是沿着多元民主的道路深化自由民主思想。由此，拉克劳和墨菲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
总而言之，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应该坦然面对。我们曾经一味地强化这种挑战，把它极端化，造成绝对的对立，这无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今天，这种偏向早已得到扭转，但“矫枉”不能“过正”。在今天，回避既有的种种挑战，制造一种他们讴歌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景象，是不负责任的；弱化挑战的性质，也不利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做出有效的反应。必须细致分析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对其性质和缘由做出明确的分辨。有的挑战，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但包含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内容，对此，应该欣然接受；有的挑战，可能是纯粹学理的考虑，但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那么，就应该指出它的浅薄。有的挑战，在总体上有积极的启示，但在具体方法和观点上存在问题；有的挑战，在总体上是错误的，但在个别观点和细节上有可取之处，那么，就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要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地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这样才能做到公正、客观、科学。
环艺1001
温权
3101809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