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
2014年03月12日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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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洪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是其第七年履职。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蒋洪日记（3.11）
财政更强调中央集中管理而非放权
今天主要谈下财税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也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
以前一直提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中央与地方之间到底怎么划分各自职责，现在改成了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这一提法的改变也有一些年头了。实际上有两种基本的处理办法，一是哪些钱属于中央、哪些事属于中央或者属于地方，都清楚划出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务边界是清晰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的财权，也有自己的事，用自己的思路去处理自己的事情。
还有一种关系是钱全部是中央的，给地方的钱只是中央委托。从权力上来说，钱是中央的，委托地方去使用。这是一种集中的管理模式，前面一种是分散的管理模式。
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提法更多倾向于集中管理模式，字面上看，外界好像听不出什么味道，但这意味着地方是没有财权的，所有的钱都是中央的，要办的事也是中央委托的。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比以往更加强调中央的集中管理，这是我的理解。
这种强调也体现在现有预算法的补充修订中，新增一条，大致意思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权责如何划分，由国务院决定，决定权在中央。
虽然现在也在提倡简政放权，但隐隐约约包含着不放权。比如财政的职能范围本应收缩，但却在经营性领域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另外，在财政规模上也应该少收点，留出更多的资金给社会、个人、民营企业，让他们去自主的来安排这些事情。但是文件表述是要稳定财政规模，换句话说，一律不缩小，政府的财力规模不会收缩。
地方政府借债要满足两个条件：与中央划清界限，接受民众监督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地方财政是否能借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问地方政府要形成一个有效的、规范的融资功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财务独立，必须能自己为自己负责，如果自己借钱指望其他人来帮他还，那就不会成为借债人；第二个条件，是否属于一个精神正常的、有正确判断力的人，如果一个人在财务上独立，但不是一个理性人，依然不能为债务负责，因为他不能做出理性参考。
在我看来，地方政府这两个条件一个都不符合，他的财务不是独立的，而是与中央连通，如果多了，中央可以拿走，如果少了，中央可以给予，财务是捆在一起的，就像父亲和一个没有独立收入的孩子一样。这时候不可能允许这个孩子去借钱，因为他如果借了钱，必然意味着父亲要替他还债。
在此基础上，如果地方政府与中央划分清楚，地方政府就一定是理性的政府吗？也不一定，因为政府可能是短期眼光，只考虑眼前的事，特别是在现在体制下，政府官员往往也只是在任期内负责，而债务是长远的。这就很容易造成在我的任期内尽管借钱，只要把事做了就成，以后还钱不是我的事。
所以，如果地方政府借钱，至少要满足两点，第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务边界划清楚；第二，地方政府受到当地民众的监督和制约，民众是对自己负责的，官员是临时的，因为当地民众一定会为自己的债务慎重考虑。
如何避免“一放就乱，一抓就死”？
今天的话题可能不会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但是从政策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政策方面，我希望社会予以关注。
事实上，如果财政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安排不当，很可能导致资金使用不当，地方政府或者是各方面的行为受到扭曲。如果中央把财政过度集中，却又不知道地方要干什么事情，往往会指令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不一定是地方老百姓喜欢的，就会碰到问题。如果地方政府没钱了，就会想方设法打擦边球，比如土地财政，再从老百姓口袋里掏，地方政府有些行为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上下关系能否处理好，是财政安排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打个比喻，如果你自己手里有钱，为自己办事，总觉得最妥当，如果你的钱都在人家手里，别人告诉你去办什么事，总归会不太合理，这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是一样的。当然，地方政府如果要安排的比较合理，是合地方老百姓的理，也就是按照老百姓的愿望花钱。
在放权的时候，要使下级的权力受到民众制约，否则放权就意味着乱，这也是常说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就是因为下层使用权力的人不受制约，当然会乱。为避免下层不受制约，往往采取的办法就是上面来管，把权力抓到自身，地方按照指令来做，但这又可能意味着僵化。根子还是要回到原来说的那句话，只有让老百姓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抓和放才会是有效的，放有地方老百姓的制约，抓有全国老百姓的制约。
“你懂的”无意中说出这个时代的特点
有时候我也在比较中国一百年前的改革和今天的改革，今天的改革应该是更为有利。有利的地方就在于，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叫“你懂的”。大家对如何治理社会，实际上是你懂、我懂、大家懂。一百年前不是所有人都懂，中国人还是迷迷糊糊，少数人懂。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懂了，街头巷尾的判断都非常准确，问题的根子也找得很准。
但是，困惑在于什么？懂了却未必做，采取这样态度的人，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可以在街头巷尾发牢骚，每个人却没有尽可能争取。如果哪天我们都做到了心里明白，同时又愿意付诸行动，这种行动可能是表达，可能是一种选择，一旦这种“懂”变成了“动”，相信社会一定会进步。这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有时候想一想，“你懂的”无意中说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大家都懂，但是都不动，这是一个问题。
法律文本中的地方立法权流变化 一、宪法文本里的地方立法权 最早在宪法上确认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立法权的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现行《宪法》除了以第116条延续了前两部《宪法》授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权外,并通过其第100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同时,1982年《宪法》第116条还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权制定和发布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从1982年《宪法》的规定看,有两点需要特别提请注意:其一,《宪法》仅赋予省、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地方立法权。换言之,在宪法层面上,自治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并非如人们印象中的那样拥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其二,地方立法权仅赋予特定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现行《宪法》并未赋予除国务院以外任何行政机关———包括所有地方人民政府在内———“行政规章”制定权。此后,现行《宪法》虽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XX年历经四次修改,所通过的修正案亦有31条之多,但有关地方立法权的规定却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根据现行《宪法》之规定,除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的自治法规制定权外,仅有省、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地方立法权。然而,所有研究文献和地方立法实践都告诉我们,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范围远远大于1982年《宪法》之规定。立法权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流向宪法规定之外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甚至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呢? 二、省级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地方立法权的变迁 如此所述,1982年之前的各部《宪法》并未授予任何地方国家政权机关以地方立法权。但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地方国家政权机关是自1982年才开始获得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却无疑是有违事实的。实际上,最早从法律上确认地方国家政权机关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并非《宪法》,而是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下称《地方组织法》)。该法第6条和第27条(1982年修改时改为第27条第1款,1986年修改为38条第1款,1995年和20XX年修正文本则为第43条第1款)分别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同时,1982年
地方立法主体划分论文 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是一个国家立法体制中的核心问题，它是国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是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在立法层面上的深化，在宪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研究表明，区域性政府分权自治，国家权力行使权重心不断自上而下降低是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必然不断对现行的国家权力结构提出挑战，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适当与否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立法权限划分不清，一、中央可能肆意侵夺地方自治的范围，从而导致国家权力结构不平衡，使地方国家机关职权虚化；二、地方可能过分担心因越权与中央立法相抵触，从而对中央立法照抄照搬，重复立法，浪费立法资源； 三、可能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条块分割，设置贸易壁垒的现象，影响国内市场统一及国家法制统一。如果立法权限界定清楚。形成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局面。则会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首先，由于“一个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况且一个大国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地理状况、风俗习惯等有很大的差异，再加上成文法固有的涵盖不周延的局限性，单纯的中央立法要想集中调控，只能做抽象、原则的规
定，由地方立法依本地具体情况予以补充和具体化后，才能真正得到实施；其次，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适当划分，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方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有助于保证地方民主，防范专制独裁，同时也防止地方民主及其所形成的多数主义势力侵犯少数人的权利，避免民主制下的“多数人暴政”问题。 一、中央和地方立法主体的划分 立法权限的划分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的变迁和社会变革，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主体的划分，学者们普遍认为经历了下述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宪法颁布期间的分散立法时期。作为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接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在中央一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权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颁布法令。但在地方一级，依据《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和《省、市、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的规定，行使地方立法职权的主体相当广泛，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直辖市、大行政区辖市和省辖市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都有权
中央与地方关系 引言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央与地方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以集权与分权划分为中心的物质利益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组织——国家的一种政治关系。它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国家的存在，但它不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它产生的充分条件是国家地域、人口、管理事务的扩大。从整体上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事关国家的稳定与动乱、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亡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国家，都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都非常重视其发展变化趋势，探索处理这一关系的规律和方式、方法。在西方，国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一直占据政治经济生活中心。如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人和州权派的论战，有论著《联邦党人文集》为证。在我国，自秦朝创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冲突和矛盾从来没有停止过。秦朝的“废分封，立郡县”；汉武帝的“推恩令”；元代实行行省制，“方天下之治”；这些都是统治者为了处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所采取的措施。 尽管集权分权、中央地方是互为依存的、共生的，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和中央与地方关系并存，但集权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流和基本特征。无论是中央集权基础上的单一制，还是地方分权基础上的联邦制，中央集权这一点是共同的。只有中央集权的形式不同、基础不同、程度不同，没有中央是否集权之分。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的日趋复杂，不仅国家所担负的政治职能加强了，而且它所担负的经济职能、社会职能也相应地扩大了，且后者从频率和幅度上要快、要大，似乎有一种“棘轮效应”。 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政府自身也变成了服从劳动分工规律的一种职业。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工，就像工厂一样，是一种协作，这种协作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然而分权不仅与社会分工相关，分权还有利于增加地方政府的责任，有益于开展竞争和效率，进而增强地方政府的参与意识，约束和防止中央高度集权。 有关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问题历来是中国的大问题，对当代中国也不例外。在全局性的事务方面，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权威，地方
第一章导论 1.1 选题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大意义 1.在一定意义上，一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但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能够真正解决好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政治难题； 2.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世界现代化和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权利的逐步下放，地方政府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由于自身利益驱动，地方要求扩张权力的呼声日趋高涨，但是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惯性作用阻碍了两者关系的合理化，科学化； 4.由于改革前期的放权让利政策使得“诸侯经济”形成，损害了中央权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拉焦尔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三模式论 1.政治性分权：多属联邦制模式，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比例为1：1，即两者权力对等。 特征：地方领导人由民主选举产生，地方在财政上高度自主。 2.行政性分权 3.行政权转让 （二）罗斯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想
罗斯指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应是丰富多彩的，它们之间可分为如下模式： 1.相互独立模式； 2.相互依存模式； 3.单方依存模式。 （三）艾伦词条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类型 1.合伙型，又称合伙论或合作关系论。 2.代理型。 三．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指中央与地方之间彼此职责权限的划分，主要通过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利配臵体现出来。实质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一种利益关系。 四．中央与地方关系内容 1.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 2.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 3中央与地方的法律关系。 第二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建构原则 一．几种代表性看法 （一）“市场取向”的原则 1.以市场为基础配臵资源； 2.中央与地方权责对称原则； 3.集中与分散协调原则，坚持适度集中和合理分散相结合，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发挥两个积极性； 4.法律规范保护原则，明确中央与地方权利权限。
2015年《地方政府学》期末复习题及答案 （第三章地方政府的立法权）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2分，共20分。答案写在提前括号里】 【A 】1、下面具有立法权的有。 A自治县政府 B 县政府 C 市政府 D 乡政府 【 B】2、下面哪个城市不属于较大的市？ A 杭州 B 开封 C 包头 D 洛阳 【A 】3、规定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基本问题的是 A 自治条例 B 单行条例 C 行政法规 D 行政规章 【D 】4、规定有关民族区域某一方面的具体事项的。 A 自治条例 B 行政规章 C 行政法规 D单行条例 【 D】5、具有特别立法权的人民政府有 AC 。 A 大连 B 北京 C 上海 D 深圳 【 C 】6、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是 C 。 A 国务院制定的法规 B 人大制定的法律 C 宪法 D 自治法 【A 】7、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冲突，由提出意见。 A国务院 B 法院 C 人大 D 省政府 【C 】8、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公安部制定的部门规章效力说法正确的是A 前者高于后者 B 后者高于前者 C 效力相当 D 无法判断【D 】9、系统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立法权限、程序和其他事项予以规定的一部法律是。
A 宪法 B 民法 C 刑法 D 立法法 【 A】10、地方立法权行使的结果表现为 A 。 A法律文本 B 权力监督 C 权力平衡 D 权力行使二、多项选择题【每题3分，共30分。答案写在提前括号里】 【 ABCD 】1、地方立法权的特性有。 A 地方性 B 派生性和有限性 C 从属性 D 实施性 【 ABC 】2、地方立法权的有限性表现在 A 职权有限 B 效力有限 C 地域有限 D 人员有限 【 ABCD 】3、较大的市有 ABCD A 郑州 B 洛阳 C 大连 D 苏州 【 AB 】4、较大的市有。 A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B 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C 地级市 D 县级市 【 AC 】5、自治权的核心是。 A 立法自治权 B 自决权 C 变通权 D 独立权【 ABC 】6、自治立法权属于的三级自治机关包括。 A 自治区 B 自治州 C 自治县 D 民族乡 【 ABC 】7、具有特别立法权的省份有 ABC 。 A 广东 B 福建 C 海南 D 西藏 【 ABCD 】8、具有特别立法权的人民政府有 ABCD 。
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0902404038 虞春华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与一般 行政地方的 关系 中央与自治地 方的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 地方 特别行政区 实行 社会 主义 制度 实行 资本 主义 制度
根据宪法规定，中央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管理省以下的地方政府。所以，从政权的层次的角度上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央政权与省级政权的关系。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表现为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单一制”特征。
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 毋庸置疑，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以此为界限，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前后30年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表1：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1949—1978年） 时期体制特点企业管理财政管理计划管理 建国初期（1949—1952）权力集中 “统收统支”（1950）。“条条”管理体制初 告形成。 “一五”时期（1953—1957）集中统一 部属企业由2800个增至 9300个，户数约占中央和 地方管理工业企业总户数 的16%，产值占49%。 “统一领导、划分收支、 分级管理、侧重集中” （1954）。中央支配的财 力占国家预算收入的75%。 实行直接计划与间接 计划相结合的计划管 理制度。统一计划， 分级管理，不得层层 加码。 “大跃进”时期（1958—1960）权力下放 工业企业除了一些重要的 特殊的试验性质的企业外， 一律下放给地方。 “划分收支、比例分成、 五年不变”（1958）； “收支下放、计划包干、 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 年一变”（1959）。中央 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 的比重从40%降至20%。 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 础的、专业部门和地 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 制度。
中央与地方关系浅析 公管（1）班陈翠娥 摘要：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国家的独立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多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权力运行中应该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些问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所关心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到现在的几十年里，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改革中的合理分权也成为这当中的重中之重，中央政府的适度放权，带动了地方积极性，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正确处理好分权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放权成为新时期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能否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中央与地方关系权力 一、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关系是当前政府间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政府间关系纵向含义的集中表现，中央和地方关系是基于利益关系之上的权力分配关系，它既是一种利益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分配关系。谢庆奎曾说：“中央和地方关系是建立在一定利益基础之上的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间的一种关系1”；李治安在其主编的《唐宋元明清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这样指出：“所谓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主要指一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及 1谢庆奎《中央地方政府体制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统属关系。2”当然，如果从政府角度来说（因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别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权力分配关系更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政府管辖之下的中央和地方无疑存在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地方政府，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不过是中央政府的派出和代理机构。改革开放后，由于“放权让利”，地方政府在很多领域内，获得了较大的权利，而地方政府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的扩张，改变了它们在政府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角色，这当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央放弃了经济上统管权力，地方经济自主能力的增强无疑扩大了自己的权力领域，使得它们由集权体制下单纯的中央政府的派出和代理机构转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从而也就极大地改变了垂直控制模式下那种被动执行政策，消极执行命令，不独立思考和行事，出了问题负不起责任的行为模式。王老师在讲课时曾提到，最初的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在地方的统治代理，而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中央的代理机构，更多时候也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这一点从当前出现一个反面例子上也可以看出，地方出现大案件如果中纪委的介入，办案的效率会极低，甚至搁置不办。这种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大大强化和提高了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地位，使地方政府具有了追求本地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响应获利机会进行制度创新的动机。利益独立化了的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事实上，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高增长，得益于地方政府的推动是原因之一，中央在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的下体 2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世界地图划分 亚洲有（48个国家） 东亚（5）：中国、蒙古、朝鲜、韩国、日本 东南亚（11）：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东帝汶 南亚（7）：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中亚（5）：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西亚（20）：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阿曼、也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塞浦路斯 欧洲国家 北欧国家（5）：冰岛、挪威、丹麦、瑞典、芬兰。 西欧国家（6）：英国、法国、爱尔兰、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中欧国家（7）：瑞士、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列支敦士登。 南欧国家（18）：西班牙、葡萄牙、安道尔、意大利、梵蒂冈、圣马利诺、马耳他、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
黑）、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门特内哥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匈牙利。 东欧国家（10）：前苏联独立的欧洲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后三者在地理位置上应该在亚洲，但和在经济、文化、政治上亚洲关系不密切，所以往往还算在欧洲)。 非洲国家 北非（8）：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 东非（10）：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和塞舌尔。 西非（18）：毛里塔尼亚、西撒哈拉、塞内加尔、冈比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尔、尼日利亚和加那利群岛。 中非（8）：乍得、中非、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加蓬、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南非（15）：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莱索托、马达加斯加、科摩罗、毛里求斯、留尼汪、圣赫勒拿等。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是重要的宪法问题。从宪政体制下比较中央与地方关系，并探讨我国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及立法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基本模式 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是许多西方国家宪法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但在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国家情形不尽相同，一般可分为立法和行政分权两个方面。 （一）联邦制国家的分权 在联邦制国家，分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邦与各联邦主体的分权；二是各联邦主体与地方的分权。 联邦与各联邦主体的权力，一般由联邦宪法划分。如《美国宪法》逐项列举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并于1804年的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中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或人民保留”。《美国宪法》并规定联邦应保证各州实行共和政体，在此前提下，各州有权制定自己的州宪法，有权选择和组织任何形式的政府。 各联邦主体与地方的分权则由各联邦主体以宪法、法律规定或由议会批准。由于地方政府是各联邦主体授权或特许成立的，其职权也是各联邦主体授予或特许的，地方政府本身并没有固有的权力。根据狄龙规则，地方政府只能行使由州法律明确授予的那些权力、由这些明示权力所隐含的权力以及为已经宣告的地方政府的宗旨和目标所绝对必要的权力。当对地方政府的任何一项具体权力发生合理置疑时，法院都要使疑难的解决有利于州。但狄龙规则并不反对纯属地方性事务由地方自治体管理。如《加利福尼亚州宪法》规定：“市宪章有权规定该市可以制定并执行的有关地方性事务的一切条例和规章，但应符合该宪章所限定的范围；有关其他事务的立法应符合一般性法律”。根据加州宪法，市警察的设置和管理、市的全部或部分下属行政机构、市政选举的组织、市公务员的人事管理等事务，可在自治宪章中规定。[1] （二）单一制国家的分权 单一制国家的分权，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西方单一制国家大多实行地方自治原则，其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是以宪法具体列举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如1947年制定并经多次修改的《意大利共和国宪法》，除了在第五条明确规定意大利实行地方自治外，并在第二篇第五章“大区、省和市镇”中，专门规定了各省与中央的事权范围。 二是以通用法律具体列举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宪法通常只规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原则或地方政府行使权限的大致范围，不具体列举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如1947年《日本国宪法》对地方制度作了原则规定，确定地方公共团体的职权是管理财产、处理事务和执行行政，并可以在法律范围内制定条例。 （三）立法领域的分权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本司将予以删除 ==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编辑修改，推荐下载使用！== 对新《立法法》中“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条款 的几点研究 一、新《立法法》中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意义 《立法法》已实行了十五年，它在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建设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随着情况的变化，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必然随之变化。为了使法律能够实际满足人民需求，《立法法》的修改就有了必然性。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我国各个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现象愈发明显，对于城市发展所采取的措施亦都存在不同，因此也不能在指导层面上从一而论。而在严格限制立法权限的情况下，地方如若想获得更大的立法空间，就势必需要在一定层面上合法合理的突破创立; 但是由于依据上位法制定的红头文件存在着诸如层级效力不高、质量难以保障、权威性和稳定性差等弊端，使得地方在开展地方建设活动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基于此，赋予地方更多的立法权就显得尤为必要和急迫。同时，由于我国之前《立法法》中并没有专门对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规定，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想切实实现地方立法权，设区的市必然需要制定本地区地方性法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由此草案在界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主体时，增加了旧法中没有的其他设区的市。这一规定，既有利于发挥地方立法积极性，方便其制定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又有利于其充分适应各地法制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在立法权限上，明确了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法律依据。 二、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弊端 笔者认为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虽然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 一) 地方法律法规过多过杂，这使得法律在适用过程中，法条紊乱。理论上，多元化的立法主体极易使规范冲突发生的概率提高。而我国目前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并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建成，有学者甚至认为: 国家立法呈现逐渐细化的趋势，给地方留下的立法空间逐步缩小，这使得地方立法要么重复国家的法律，要么违背国家的法律，境地十分尴尬。 ( 二) 易导致地区保护主义的故态复萌。这就使得在地方立法权的发展过程中，给地区保护主义提供不当了法制化基础。使其借此机会重新出场，新瓶装旧酒。
中国地区划分区域划分 地图 Standardization of sany group #QS8QHH-HHGX8Q8-GNHHJ8-HHMHGN#
华北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华东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华中地区：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 华南地区: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西南地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西北地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 我国有4个直辖市：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 十五个副省级城市：哈尔滨市、长春市、沈阳市、大连市、济南市、青岛市、南京市、杭州市、宁波市、武汉市、厦门市、西安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
其中：大连市、青岛市、宁波市、厦门市、深圳市为计划单列市！??????????????????????????????????? 行政区划为： 1、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个省、区、市）。 2、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连（4个省、市）。 3、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宁波、厦门、青岛（10个省、市）。 4、中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深圳（7个省、区、市）。 5、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5个省、区、市）。 6、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厦、新疆（5个省、区）。 澳门、香港属特别行政区，台湾由于政治原因现没在化分内，但实际上应属中南区！
2011年12月 学术探讨 浅议我国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 文/黄晓晗 摘 要：对于中央政权的牢牢把握，历来是各个国家和执政党的首要任务。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由集权到放权，到再次集权，又到有步骤的下放权力。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央地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出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地方政权；中央政权；关系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12-0339-01 一、当代社会的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 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是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民族融合；但另一方面中央高度集权，忽略了地方的发展，从而对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中央大权的牢牢掌控，自古就被君王视为第一要务，发展到今天，这是历史的延续。只要国家存在，就会存在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分配问题，并且各国都会根据自己的国情采用不同的解决办法，所以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会处于不断调整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由建国初期的中央高度集权，到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放权又收权，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逐步下放权利，有步骤的扩大地方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既合理分权又维护中央权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首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利，确保地方充分发挥积极性。其次，强调在向地方分权的同时要维护中央权威。再次，主张用制度建设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通过这些改革和实践，地方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主动性，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在放权的过程中，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导致中央政府财力不断下降，而地方政府财力不断扩大，形成“弱中央，强地方”的局面，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二、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的矛盾及解决方法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权利的分配关系。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这就会导致地方没有主动权，发展失去活力。二是地方过度分权，必然会导致中央不能有效统领地方，地方权力的分散也是地区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中央高度集权的状况依然存在，尽管这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地方政府的自主权逐渐扩大，但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地方分权仍然是相对于中央的高度控制来说，地方的被动地位也没有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完善的法律和制度的规范，双方的权利并没有明确的划分。 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划分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因此在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利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那些原本属于中央统一控制的权利下拨给了地方，中央权利的弱化，导致宏观调控失去作用，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方的利益，违法乱纪，画地为牢，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 就如何协调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实现两者和谐发展，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曾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就我国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前提下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发展。 其次，要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中心”的作用，中央政府是实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主体，地方政府则是重要组成部分，有力的保障。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再次，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划分缺乏明文规定，中央政府的收权与放权也缺乏法律依据，因此，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实现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更加合理完善。 第四，要健全和完善对地方权利的监督，如果对地方权利的监督和制约不力，就会出现权利被滥用的危险，继而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因此，要健全和完善地方的权利监控体系。 三、中央与地方政权和谐发展的意义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放权与收权，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辩证的关系，都产生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又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得到统一。实现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和谐发展，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其次，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打造新型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再次，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稳定发展的基础。第四，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是对长期以来吸取其他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经验的总结。第五，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也是我国缩小地方贫富差距，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保障。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模式将会成为总的发展趋势。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实践以及借鉴其他国家的具体经验告诉我们，中央与地方两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因此实行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将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建国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要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从高度中央集权走向适度地方分权，建立中央与地方互助合作的新型体制，在新的形式下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作者简介：黄晓晗（1986.02—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09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9年. [2]薄贵利.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 [3]夏丽华.60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演进特点与当前的改革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9月第5期. 2011.12 339
浅析中国地方政府的合法性 地方政府的合法性主要体现在公民对政府相应活动和政策的支持和认同，当前提高政府合法性的有效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现了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高效性，博得公民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法治，实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和相关法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实现政府的合法性。然而，要实现我国的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我们还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 一、完善我国地方政府公职人员的绩效考核制度，进一步拓宽绩效考核的范围，走出唯GDP是求的怪圈，将教育、社保、社会救济等关乎民生的工作也归纳到考核范围。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公民参与的作用。充分发挥行政相对人的监督作用，转变公职人员的行政理念，转变旧时的官民思想，向顾客与雇主的思想观念转变，实现客户至上的理念，让行政相对人能够充分发挥民主权利约束公职人员的公权力。 二、转变责任负责对象，改对上负责为对下负责。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都是典型的压力型政府，实行对上负责制，首长负责制，通过任务的层层分解，层层下压，实现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但是也因为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产生了许多行政不合法现象。比如说在上级事权下放，财权上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填补财政上的空缺可能转向许多不合理的罚款。而为了转变这一行政观念，必须逐步推行县区级以下领导直选制，通过直选的方式，对行政领导的行动和政策加于监督和约束，只有推行民主，充分发挥民主，才能限制公职人员滥用权力，也只有通过充分发挥民主的作用，公民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现在党中央领导已经意识到民主的作用，也正在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比如前段时间推行的县区级领
中國地圖及各省與自治區位置 8 7 6 32 5 1 2 3 4 31 3015 29 281610 12 9 27 2517 24 11 1814 26 13 33 2019 2322 21
江山如此多「省」？ 古滇國位於今雲南省，後者因位於雲嶺以南而得名。由於滇池對雲南的發展非常重要，雲南省因而別稱「滇」，又稱「雲」，省會昆明。除雲南省外，你認識其他省區嗎？其實，全國現時有34個省級行政單位，包括23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以及2個特別行政區。 這些行政單位的名稱有甚麼意義？又別稱甚麼？請看看！ 1. 北京市 起源：明清時（公元1368-1911年）為國家北方的京師而得名，以別於南方的南京 別稱：「京」2. 天津市 起源：明成祖時期（1403-1424年在位）為天子經過的津口而得名別稱：「津」 3. 河北省： 起源：位於黃河以北而得名 別稱：「冀」，因省境屬古代的冀州地省會：石家莊4. 山西省： 起源：位於太行山以西而得名 別稱：「晉」，因省境屬春秋時代（公元前770-476年）的晉國省會：太原 5. 內蒙古自治區： 起源：蒙古原是部族名稱，清代（公元1644-1911年）以大漠（戈壁沙漠）以南定為內蒙古，以別於北方的外蒙古 別稱：「內蒙古」 首府：呼和浩特6. 遼寧省： 起源：取境內遼河永久安寧之意而得名別稱：「遼」 省會：瀋陽 7. 吉林省： 起源：清代（公元1644-1911年）於此建吉林烏拉城（滿語：沿松花江興建的城市）而得名 別稱﹕「吉」 省會：長春8. 黑龍江省： 起源：境內有黑龍江而得名別稱：「黑」 省會：哈爾濱 9. 上海市 起源：宋代時（公元960-1279年）以境內松江（現名蘇州河）內的上海浦而得名 別稱：「滬」，因松江近海段古稱滬瀆；又稱「申」，因西部地區曾為戰國時代（公元前403-221年）楚國令尹春申君黃歇（? -公元前238 年）的封地10. 江蘇省： 起源：境內有江寧及蘇州兩府而得名別稱：「蘇」 省會：南京
论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合理划分 以上三种观点对税权的具体表述虽然不同，但各自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税权的本质，即税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形式。本文认为既然税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形式，其内涵应包括三层：税权的主体是国家，是国家权力在财政上的实现；税权的客体就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各种税收；税权的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因此对税权可以表述为：税权是国家权力在财政上的实现，即国家为履行其职能而取得财政收入依法向纳税人的征税权。税权是税收制度的核心，税权以国家或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就是税收制度。 什么是税权划分？税收界对这个的认识大体一致，一般认为税权划分包括横向划分与纵向划分。横向划分就是按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要求，实现税权在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合理配置，从而奠定税收高效与公平的法律制度基础；纵向划分就是按照现代分税制的要求，实现税权在中央与地方政权机关的合理配置，从而为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创造条件。通常所讲的税权划分是指税权在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划分。 二、关于税权划分的原则 一个国家税权划分奉行什么样的原则，直接决定着税权在中央与地方的配置方式。所以要实现税权在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划分首先要解决好税权划分的原则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体有以下两种观点。毕业论文 第一种观点主张应坚持集权与分权适度的原则。铁卫、胡克刚等
人提出了三个原则：第一，法制原则，法制要求税权的划分要有法律依据，特别是宪法依据。第二，合理原则，主要是集权与分权的合理，即税权的划分既要维护中央在宏观调控的主导地位，又要保护地方政府执行公共事务，地方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实现适度集中、适度分权的统一。第三，效率原则，是指税权分配的最优化。在这三个原则中，核心是集权与分权适度的原则，也就是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找到一个比较适当的度。为此他们进而提出集中权力，解决分配秩序混乱和财力分散的问题，迫切要求实行集权模式。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保障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以及各部门、单位的特殊性则要求财力相对分散。综合各种因素，我国今后应在实行集权以后再进行适度的分权，这是较为适当的一种改进路径。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税权划分应坚持这样三个原则。第一，税权与事权相适应的原则，为更好地发展地方经济应保持地方事权与财力使用权的统一，或者扩大地方财权与税权，或者调控地方事权。就现状来看，主要应依靠税制改革，更合理地划分税权，增强地方税权适应事权的能力。第二，宏观调控与兼顾地方的原则，既要考虑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也要兼顾地方政府行使职能的需要；既要有利于健全中央的宏观调控体系，又要保证地方政府在本地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第三，税收征管的原则。这种观点虽然也是三条原则，但核心强调的是税权与事权的对称性，即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税权，因而在税权划分上就不是集权，而是分权。毕业论文 在以上两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虽然提出了集权与分权适度的原
对新《立法法》中“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 权”条款的几点思考* 韩佳芮 北方民族大学，宁夏银川７５００２１ 摘要：新《立法法》颁布以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随着地方立法权的扩大有所提高，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一些新问题，给地方立法权在地方的实施带来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分析新《立法法》中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相关条款，探究赋予其权利在现实实行中的问题，并就如何切实有效的行使地方立法权提出建议。 关键词：《立法法》；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４３７９－（２０１５）３１－００４２－０２ 作者简介：韩佳芮（１９９１－），女，吉林通化人，研究方向：民族法学。 一、新《立法法》中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意义 《立法法》已实行了十五年，它在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建设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随着情况的变化，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必然随之变化。为了使法律能够实际满足人民需求，《立法法》的修改就有了必然性。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我国各个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现象愈发明显，对于城市发展所采取的措施亦都存在不同，因此也不能在指导层面上从一而论。而在严格限制立法权限的情况下，地方如若想获得更大的立法空间，就势必需要在一定层面上合法合理的突破创立；但是由于依据上位法制定的红头文件存在着诸如层级效力不高、质量难以保障、权威性和稳定性差等弊端①，使得地方在开展地方建设活动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基于此，赋予地方更多的立法权就显得尤为必要和急迫。同时，由于我国之前《立法法》中并没有专门对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规定，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想切实实现地方立法权，设区的市必然需要制定本地区地方性法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由此草案在界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主体时，增加了旧法中没有的“其他设区的市”。这一规定，既有利于发挥地方立法积极性，方便其制定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又有利于其充分适应各地法制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在立法权限上，明确了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法律依据。 二、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弊端 笔者认为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虽然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一）地方法律法规过多过杂，这使得法律在适用过程中，法条紊乱。理论上，多元化的立法主体极易使规范冲突发生的概率提高。而我国目前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并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建成，有学者甚至认为：“国家立法呈现逐渐细化的趋势，给地方留下的立法空间逐步缩小，这使得地方立法要么重复国家的法律，要么违背国家的法律，境地十分尴尬。”② （二）易导致地区保护主义的故态复萌。这就使得在地方立法权的发展过程中，给地区保护主义提供不当了“法制化”基础。使其借此机会重新出场，“新瓶装旧酒”。 （三）地方立法质量品质不一，使得不同地域的人民所享有的实际法制保障亦不一致。虽然新《立法法》在扩大市级地方立法权的同时，在第2条附加了限制性规定：“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所辖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但逐步推进策略的强调并不能在实践中完全解决市际立法能力和水平的差异问题③，此举极易使得在我国不同地域的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实际法制保障效用存在差异，衍伸出新的不平等。 （四）新《立法法》中就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作出了限定，但也只是说其在“城市建设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等方面”享有立法权利。事实上，此条款仍未给予地方立法一个明确的权限。这就极易使地方立法在现实操作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如：越权立法、立法抵触问题。脱离了规定的地方立法不但不会有利于地方法制建设，更可能会对我国的法制统一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限定地方立法权，采取一些措施切实实现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 （五）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人民法院判案时可以依据地方性法规，可如若全面放宽地方立法权，就极易使得地方人民法院在判案时被地方思维意志影响，从而达不到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能的目的。这与司法机制改革的目标是相背离的。 三、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的实现路径 （一）保障公众参与立法过程 公众参与立法的程度与立法质量直接相关，我国公众参与立法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人民权利的，人民群众参与立法虽不属于法定的立法程序范围，却是立法机关事实上遵守的习惯，是我国立法工作所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④因此，完善听证会及相关制度，不再让听证会只是流于 （下转第38页） *2015年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校级创新项目，项目题目：《立法法》的修改与实施条件（项目编号：YCX1514）。
上篇变故与转折：中国立法的历程 回顾中国立法五十年历程，可以瞥见：中国立法走过一条屡经变故，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的否定的道路。其间忽兴忽废，大起大落，直到近二十年才迎来转折走向稳定发展的新时期。而在这一新时期，它在稳定且较快发展的同时，亦几乎环环处处包含着有待改革完善的动因和必要性。 一矛盾的开端 如果把五十年中国立法分作几个大的阶段，1949－1956年可算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处于由极为落后的旧状况向当时人们所期望所追求的新社会转变的时期，亦即处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的状态。立法在当时那种异常复杂而变动剧烈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获得较大发展和许多成就。但由于这一阶段中国立法的历史背景过于特殊，它的历史局限也尤其大。这是一个矛盾的开端。而就其主要倾向和主要状况说，是好的。 （一）新中国和新立法的诞生 宣告新中国和新立法诞生的盛会新中国立法的产生过程，是同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过程一致的。1949年9月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现代中国立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首先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新政权得以存在和运作的直接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接着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庄严宣布：废除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从立法的角度看，这次会议最辉煌的成就正在于，它以立法的形式同时宣告了新中国和新立法的诞生。 当时的执政党与立法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阶段挟民主革命的胜利之风，精神百倍地领导人民在广泛的领域取得伟大成就，对于法制，党当时也给予一定重视。1949年以来的五十年中，党专门就法制问题发布的为数不多的文件中，有两个是在1949年发布的，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接管平津司法机关之建议》，同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另外，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也谈到法制问题。这几个文献虽然表明党当时在法制领域更多地注意司法问题，但都包含了党对立法的基本态度和方针：废除旧法律，代之以人民的新法律。这一基本态度和方针，对新中国立法的产生和发展显示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之后，党对普选的全国人大的召开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给予相当重视。毛泽东主席出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亲自领导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著名讲话。1956年党的八大还作出决议：“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1] 新中国和新立法的两大盛举这一阶段，共和国历史和共和国立法史上有两大盛举：一为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一为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获得通过。早在1949年产生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