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国际法分析
「摘要」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在国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本文首先指出《京都议定书》是国际法调整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必然结果；然后从国际法的角度针对美国提出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三个主要理由进行了批驳；随后又对美国举动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深刻地揭示了国家间环境意志的协调受各国的经济结构制约这一国际环境法的本质。
「关键词」气候变化，美国，环境保护，国际法
20XX年3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写给4位共和党参议员的信说，政府不应强迫美国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因为这样的经济代价过高；第二天，布什发表声明，取消他在去年9月29日竞选时许下的支持人们控制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的诺言，并说明取消诺言的原因是美国的能源问题，而不是迫于游说的压力。3月28日，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克里斯廷·惠特曼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就美国而言，《京都议定书》业已死亡。同日，白宫发言人弗莱舍也表示：美国将放弃实施制止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布什总统将考虑寻求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消息一出，国际社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甚至是美国传统的盟国都感到很震惊，并纷纷对美国的行径进行谴责。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对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所引发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法调整
（一）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
早在19世纪，就有科学家提出工业化的进程将在“下个世纪（即20世纪）”使全球气温升高，但气候变化问题真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第一届世界气候会议开始高度重视以地球大气层迅速变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问题。此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的讨论主题。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多，致使大气温室效应增强，从而导致气候变暖。全球温度的上升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将给地球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全球变暖的直接后果是全球海平面的上升，威胁到沿海地区和岛国的安全。全球变暖还会造成气候反常，使沙漠化和干旱状况加剧；对农业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使农作物的生长带北移，影
响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气候变暖还会使病虫害增多，直接影响人类的健康和作物的生长。
可以说，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也是20世纪给21世纪遗留下来的最大挑战之一。各国对此高度重视，决心采取行动，限制并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该委员会设立了科学、影响和对策三个工作组，以评价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审查气候变化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拟制关于气候变化的对策和战略。紧接着，联合国第43届大会专门通过了43/53号决议，承认气候变化为“人类共同关切之事项”并敦促国际社会将对付气候变化作一项头等大事对待，同时还批准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工作。
1990年，该委员会通过了其第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并为同年10月的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所接受。该报告为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和缔结提供了科学的和技术的基础。
（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和缔结
除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工作外，国际社会也在其他方面不断开展努力。1989年12月，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44/207号决议，要求各国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科学机构努力合作，“作为当务之急，准备关于气候问题的框架公约和包含具体义务的有关议定书”。1990年第 4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45/212号决议，决定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委员会（INC）着手组织谈判工作。
自1991年2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一次谈判来，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一共举行了5次谈判，并最终于1992年5月9日就公约条文达成妥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供开放签署，有154个国家和欧共体签署了该公约。公约于1994年生效，目前已经有184个国家或地区集团组织作为缔约方加入了该公约。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由序言、26个条款和两个附件组成，大致可以分为介绍性条款、缔约国义务、履约机构和程序和最后条款等四个部分。该公约虽然没有对各国限排温室气体规定具体的指标，但它是第一个由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参与谈判的国际条约，它以国际立法的形式承认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为今后采取国际行动奠定了广泛的基础。该公约以质量（而非数量）为标准确定了最终目标，即“根据本公约的各项有关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由于存在科学不确定性以及谈判中各国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公约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国际法律
文件。公约只是原则性地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国（即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有义务率先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但它没有规定具体的限排指标和时间表，而是留待给日后的附件、议定书或其他方式予以充实和细化。
公约还确定了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应当遵循的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环境法原则，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原则、风险预防和成本效益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国际合作原则等。
（三）《京都议定书》及其意义
自1995年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每年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审议和进一步的谈判。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一次缔约方大会通过“柏林授权”（The Berlin Mandate），认为公约关于附件一国家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的规定是“不充分的”，并同意开始制定规定具体限排义务和限排时间表的议定书。1997年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期间，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各缔约方代表终于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使得《公约》的实施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京都议定书》改变了《气候变化公约》中只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定性限制的作法，对其附件二所列缔约方（主要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要求它们在20XX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1990年排放水平相比平均要减少%，其中欧盟平均减少8%，美国7%，日本6%.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特定国家的特定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
《京都议定书》还引入了帮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减轻其承担减排与控排义务负担的3个“灵活机制”（也称为“京都机制”），即：发达国家与前苏联东欧经济转型国家之间的“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JI），发达国家之间的“排放贸易机制”（Emission Trading，
ET）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这些机制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可以采用成本效益最佳的方式来削减排放二氧化碳。
尽管《京都议定书》朝着温室气体减排方向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但作为各方谈判妥协的产物，它仍遗留下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由于美国与欧盟在吸收汇、京都机制的补充性和遵约制度等重要实施问题上分歧严重，20XX年11月召开的海牙会议无果而终。但是，各缔约方均表示要继续敞开谈判大门，今年7月在波恩召开第6次缔约方大会续会，继续就《京都议定书》实施细则问题展开谈判。但是，各缔约方均表示要继续敞开谈判大门，今年7月在波恩召开第6次缔约方大会续会，继续就《京都议定书》实施细则问题展开谈判。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布什政府正式宣布抛弃《京都议定书》及其在竞选中所做出的限制美国电厂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诺。
二、美国拒绝议定书理由的国际法分析
（一）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布什在给参议员的信中说：“我反对《京都议定书》，因为它使世界上80%的人口免除履约的责任，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议定书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很显然，布什对一些重大的环境问题缺乏了解，在全球变暖问题形成的历史和现实责任的认识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在控制气候变化、削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责任问题上，国际社会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即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导致气候变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对保护气候资源负有共同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这就是国际环境法上著名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该原则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内容，即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这两种责任的重心分别置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体而言，就是发展中国家应当与发达国家一道承担控制全球变暖的共同责任，而发达国家则应当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或是主要的责任。
首先，共同责任要求发展中国家不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低、科学技术落后、专业人员匮乏等为由，逃避、推脱自己应当承担的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这是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为了保护全球性的气候资源，仅靠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努力是无法奏效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对国际控制气候变化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况且全球变暖对发展中国家同样有不利的影响，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害往往比对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与发达国家一道承担起控制全球变暖的共同责任。
不过，共同责任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虽然负有控制全球变暖的共同责任，但发达国家应当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或是主要的责任。这种限制是由全球环境问题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所决定的。历史上，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现是建立在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源和能源的基础上，以长期过度消耗化石燃料等地球资源和过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为代价的，现在的全球变暖问题也主要是这个原因所引起的。当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全球的25%，人均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倍，是德国的倍，英国的倍，日本的倍，法国的倍，更是中国的倍。换一句话说，美国富有的经济是建立在对世界能源资源和大气温室气体容量资源比其他国家更多消耗的基础之上的。无论从历史责任看，还是从现实人均排放水平和经济、技术实力看，美国无疑都对全球气候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特殊责任。因此，无论是根据社会公平观念、还是环境法的“污染者负担”原则和“受益者分摊补偿”原则，
美国发达国家都理应比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更主要的削减温室气体的责任。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但在公约中得到了原则性的宣告，而且还得到了有关条款的具体体现。公约第4条第2款（a）项要求发达国家应当“带头依循本公约的目标，改变人为排放的长期趋势”；为此，公约第4条第2款其他款项为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许多具体承诺，包括：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帮助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支付适应这些不利影响的费用；采取措施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无害技术；等。
美国称发展中国家未承担控制全球变暖的义务说法也与事实不符。首先，虽然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不承担具体的限排义务，但根据公约的规定，他们也要承担编制温室气体国家清单、制定实施限排温室气体的国家方案、维护和加强温室气体的汇和库、加强科学研究、进行信息交流以及进行教育培训和公众参与等一般性的承诺。其次，《京都议定书》虽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按1992年《公约》作出新的承诺，但它仍敦促这发展中国家“在适当的情况下和可能的范围内”制定国家方案，或在必要时，制定区域方案，以改进可反映社会经济状况的排放因素、活动数据和模式。此外，《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清洁发展机制，实际上也使发展中国家迈出了参与全球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一步。可见，发展中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承担了控制气候变化的责任，只是没有承担具体的限排义务而已。
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主要是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的特殊需要。面临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重压力的发展中国家，不应当承担与其历史和现实责任以及当前的能力不成比例的不合理的义务（即具体的限排指标）。而且，关于发展中国家承担的一般承诺，公约第4条第7款也特别规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承诺，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的有效履行，并将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首要的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这一切都表明，美国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承担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本国批准《京都议定书》前提的作法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
（二）科学证据不充分
布什反对《京都议定书》的另一个理由是对于全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还不完备，在此情况下进行二氧化碳的限排从经济和技术上都是不合理的。如果单纯地从成本效益原则来看，布什的理由确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在于象气候变化这样的全
球性环境问题有其特殊之处，不能简单地强调采取预防措施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而是要更多地考虑环境风险的预防。
为解决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国际环境法根据环境问题的特点确立了风险预防原则。所谓风险预防原则，是指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该原则是环境恶化结果发生的滞后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而提出来的。环境问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可变性很大，其通常是透过广大的空间和长久的时间，经过多种因素的复合累积，才逐渐形成或扩大的。一方面，环境问题的所造成的损害或其危险是持续不断的，不会因为侵害行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它往往要
在环境中持续作用一定的时间，从而具有缓发性；另一方面，其所引起的风险后果（包括疾病或其他损害）多具有潜伏性，一般要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爆发。而囿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对损害环境的活动造成的长远影响和最终后果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和认识，有时甚至存在矛盾而无法证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科学家目前的认识截然相反。主流观点认为工业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气体会导致“温室效应”，使全球变暖；但也有相当多的科学家认为这些气体会产生“阳伞效应”，使全球气候变冷。不过，有一点是已经得到所有科学家所公认的，即无论气候变暖或变冷，都会给全球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如何，国际社会都意识到要对造成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进行限排，而不能坐等“冷”或“暖”的结果的出现。
风险预防原则最初是在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由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所提出的，后来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全球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并在1992年里约会议后开始适用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目前，风险预防原则得到了1992年《里约宣言》、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等重要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确认，成为一项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规则。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第3款也明确规定“各缔约方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预测、防止或尽量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并缓解其不利影响。当存在造成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时，不应以科学上没有完全的确定性为理由推迟采取这些措施。”很显然，在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排放温室气体会引起全球变暖并对给全球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美国以全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还不完备为由拒绝承担限排义务违反了这一原则。
更为滑稽的是，风险预防原则最初是由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提出来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反对这个原则，认为该原则会成为发达国家限制、干扰本国经济发
展的借口，只是后来认识到这一原则的重要性，才在各种国际环境法律文件中接受它。布什以全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还不完备为由反对《京都议定书》完全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三）寻求新的创新性解决方法
美国宣称，由于《京都议定书》有太多的“缺陷”，美国不支持它；美国仍然愿意与其他国家一道，为抑制全球变暖作出不懈努力。美国希望找到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相关技术、市场刺激手段和其他富有创造性的方法。美国所称的“创造性的方法”就是指联合履约机制、排放贸易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等灵活实施限排温室气体义务的机制。
成本效益原则也是公约设定的为实现其目标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公约第3条第3款在阐述风险预防原则后，规定采取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措施应“考虑应付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当讲求成本效益，确保以尽可能低的费用获得全球效益”。亦即，各国在履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时，在讲求风险预防的前提下，也应当注重效率。而联合履约机制、排放贸易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等机制就是这样的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灵活机制。
从法理上看，全球气候是一种“人类共同关切之事项”（a mon concern of humankind）。其法律地位虽然不同于“人类公共财产”（mon property of mankind）或“人类公共遗产”（mon heritage of mankind），但它同样意味着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气候资源有正当的关心的权利，同时也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分担有关保护全球气候的责任和义务。根据这一理论，每一个国家为了经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在国际商品社会中，权利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交易的。因此，一国如果有足够的财力，可以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购买这种排放权，而减轻甚或取代本国所需采取的限排措施。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采取限排措施，只要温室气体的排放有所减少，全人类都可以受益。
有了这一理论前提，成本效益原则就有了用武之地。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在不同的国家取得同样的限排温室气体的效果，所需成本各不相同。例如，甲国的能源利用率比乙国高出50%，那么在甲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费用就比在乙国减少同样数量的二氧化碳高出好几倍。又如，在甲国种一公顷树林吸收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也许需要10，000美元，而一国由于劳动力和树种都很便宜，也许只需要100美元。既然在甲乙两国都可以取得同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那在乙国开展各种限排活动的成本效益最佳。因此，可以由甲国向乙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实现全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和数量的净减少的效果。这些减少的排放量可以按照两国事先商定的比例进行分配，这就是限
排额度（credit）的交易。这在理论上可行的，在实践中也是值得探索的。正是基于这些理论，《京都议定书》正式引入了“联合履行机制”、“排放贸易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等供达国家缔约方灵活履行其限排义务的机制，它们分别适用于发达国家与前苏联东欧经济转型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限排额度交易。
客观的讲，采用这些灵活机制对发达国家来说，可以避免其因履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而可能导致的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限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为其带来更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并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从整体上看，它可以低成本、高效益地实现全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和数量的净减少。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借助这些灵活机制，与其他国家（主要是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进行限排额度交易，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问题在于，在强调限排温室气体的效率的同时，不能忽视其背后隐藏的公平问题。完上述三种灵活机制在其带来各种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首先，灵活机制可能被发达国家将其本应承担的义务转嫁给限排额度的出售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以此来逃避其应当以国内行动履行的承诺。其次，灵活机制由于只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现有技术，可能会减少发达国家革新其能源技术的积极性。再次，灵活机制可能会冲击发达国家现行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并可能限制发展中国家能源工业的长期发展。鉴于此，公约的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就已经规定，灵活机制是补充性的履约方式，只能被视为实现公约目标的次要手段；灵活机制不得以任何方式改变公约各缔约方在公约中所作的承诺。
因此，美国借口与其他国家一道，通过相关技术、市场刺激手段和其他富有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完全是本末倒置。它完全放弃了通过本国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来履行本国限排义务这个根本的履约途径，妄图凭借本国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来向其他国家购买限排额度或排放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包括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拒绝。
三、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法律后果
（一）直接后果——《京都议定书》难以生效
一个国际公约，要想对缔约国产生法律约束力，实现公约规定的目标和宗旨，其首要前提是必须符合生效条件，
正式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多边条约的生效方式，不同的条约有不同的规定；其中有不少条约规定条约只有在一定数量的国家、其中包括特定数量的国家提交批准书后才能生效，《京都议定书》就属于这种情况。
《京都议定书》第24条规定“本议定书应在不少于55个《公约》缔约方、
包括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其合计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至少占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55%——已经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之日后第90天起生效”。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该议定书的生效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有55个以上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必须有1990年累计排放量占当年附件一缔约方（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55%以上的附件一缔约方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其中，第二个条件格外重要，它是决定议定书是否生效的实质性条件。
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的附件一国家中，美国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占附件一缔约方的%（不计入土地使用和森林的碳吸收作用）或 %（计入土地使用和森林的碳吸收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即使其他所有的附件一缔约方都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也无法满足《京都议定书》生效的法律条件。可以说，美国实际上拥有决定议定书是否生效的否决权（veto）。所以，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一个直接的法律后果就是《京都议定书》将无法生效。
（二）间接后果——公约及议定书前景不定
由于美国的反对，《京都议定书》难以生效。那么，现在的可能就只有3个，一是劝说美国回到《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轨道上来；二是重开谈判，寻求新的协议；三是修改《京都议定书》生效的法律条件，推进“没有美国参与的京都进程”，也就是说其他公约附件一缔约方自行履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责任，而任美国在排放限制之外。就第一种可能性而言，布什政府任期内不会轻易转变立场，这是由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所决定的，外部作用的影响会十分有限。就第二种可能性而言，美国会提出更高的谈判要价，要求修改《议定书》规定的有关缔约方的责任和权利，要么减轻自己的责任，要么坚持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提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从美国利益出发，美国的重点似应在减轻自己的责任上，而要求将主要发展中国家纳入限排温室气体之列，则更像其开脱责任的借口。但无论怎样，这些要价都会遇到来自其他缔约方的抵制。就第三种可能性而言，欧盟可能会考虑推动调整《议定书》生效的法律条件，但同时会寻求在外交、贸易、投资等领域平行发展和设置适当的压力措施及对未来较迟加入《议定书》者（主要是针对美国）设置更高的门槛。但这种做法是否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气候保护可以和外交、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跨国投资和贸易等广泛事务建立，那么，美国如果自行孤立于国际社会气候保护进程之外，这绝对不符合美国长期的战略利益。如果美国价值观中确实包含有对子孙后代福祉的真正关注和对居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类
的环境权利（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权）的真正尊重，那么美国政府就更没有理由使美国游离于国际社会保护全球气候的共同努力之外。
从目前看，美国对大气温室气体容量资源的过多占有，意味着美国经济通过大量温室气体排放而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全球气候变化压力，而这一压力的代价是要由全人类共同承受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外部性。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及早、公正地解决，将导致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将妨碍着各国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的共同政治意愿的进一步发展，势必影响妨碍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有效实施。
（三）美国是否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违约责任？
在判定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行为是否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违约责任时，首先必须明确批准在条约法上的概念及其功能。
所谓批准，是指缔约国的权力机关对其全权代表所签署的条约的认可，表示同意承受条约所载之义务的行为。批准的功能在于表示国家受条约拘束的同意；其意义在于使有缔约权者确认全权代表是否遵循了对其的指示。全权代表的签字确立不了国家的承诺，即使国家改变态度，从法律上将也不造成违约。过去曾有人主张，除非全权代表逾越权限或违背秘密训令，批准是不能合法地加以拒绝的。但现在一般认为一国对于已签署的条约没有批准的义务，可以批准，也可以拒绝批准也无需向有关国家陈述拒绝批准的理由。一国对已签署的条约，通常是给予批准的。但在实践中，也有拒绝批准或推迟批准的实例。其中最著名的拒绝批准已签署条约的就是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成立国际联盟，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但由于参议院的反对而未能批准。可见，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并不构成违约行为，不用承担国际法上的违约责任。
但美国不用承担国际法上的违约责任是否意味着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了呢？当然不是。拒绝批准虽然是合法的，但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国际背信行为，在法律上也是很遗憾的。而且，虽然条约仅在生效后对缔约国有拘束力，但是在其生效前——特别是在签署和批准之间——条约并不是完全没有效力。《奥本海国际法》（第九卷）指出：“如果一项条约规定反映了国际习惯法规则，这些规定甚至在条约生效之前是可以作为习惯规则的适宜表现而适用的。” 此外，《奥本海国际法》（第九卷）还指出：“下述观点曾经长期得到权威的支持，即：诚信原则表明，国家在批准以前不应对已签署的承诺作出有意严重损害其价值的行为。” 这一点也得到了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支持。根据该公约第18条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义务不采取足以妨碍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行为。也就是说，即使条约没有生效，一国也有权拒绝批准本国已签署的条约，但根据一些传统的法律原则它们仍然要受到该项条约的约束。
美国的行为就违反了上述的两个原则。首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包含有多项国际习惯法规则。公约在序言中强调：“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拥有主权权利按照自己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自己的资源，也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其目的在于限制一国国内的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这一论述所体现的国家资源主权权利和不损害国外环境责任原则已被公认为是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显然，美国拒绝对国内排放二氧化碳的活动进行控制违背了这一规则。同时，公约中所明确宣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等也都被认为至少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规则。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的理由在这些习惯法规则面前也失去了任何说服力。其次，无论是《公约》还是《议定书》，其目的和宗旨都是为了“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认为干扰的水平上”，亦即尽量减少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以防止全球继续变暖。而美国不从限制本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出发，只想依靠从别国购买“限排额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符合公约和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
从上可见，美国虽然不会因其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而承担国际法律责任，但它确实也违反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必然会而且也确实遭到了国际社会在政治和道义上的普遍谴责。在一个普遍缺乏强制性的制裁措施的国际社会中，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还有什么比这种谴责更为有力呢？
四、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与国际环境法的实质
国际环境法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分支，也是国际法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最新发展。国际法的核心在于国家间的意志协调。国际环境法作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也符合这个定律，而且还在某些方面体现了这个定律的最新发展。即，国际环境法的本质不仅在于它体现了国际法主体之间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它还说明这种协调意志是由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这一举动深刻地揭示了国际环境法的这一本质。
一方面，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主体（主要是国家）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的意志。国际法的主体主要是构成国际社会的独立并存的主权国家，保障国家按照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进行发展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基本任务和最核心的国家意志；但与此同时，理论和现实都说明国家也负有不损害国外环境的责任。同时，为了维护全
人类的共同利益，每个国家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责任，都需要进行国际环境合作，也就要求国家相应地作出合作、妥协甚或让步的国家意志。这要求各国政府在充分理解本国政策国际影响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手段，协调各国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意志，谋求本国国家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寻求二者的最佳契合点。联合国气候谈判的重点是要形成保护全球气候的国际规则，既关系到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环境利益，又涉及各国在未来世界体系内长期经济、能源与环境发展空间和相关权利与责任的确定，对国家经济竞争力具有较大影响。可以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是通过对有关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作出定量限制的安排来实现这种国家间意志的协调。
另一方面，国际法主体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是由各国经济结构所决定。这构成国际环境法本质的第二个层次，而且是在深层次起决定性作用的层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必然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国际法和国际环境法也概莫能外。世界上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形态、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等方面各不相同。由此也导致各国在经济基础方面有很大差别。而经济基础和利益上的差异必然引起各国在环境问题的矛盾和争斗，影响各国在环境问题上达成意志的协调，进而也就会影响国际环境法的形成和完善。像美国这样的世界最大的地球环境压力的制造者凭着主权拒绝《京都议定书》，拒绝承担率先削减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义务；实际上妨碍国际社会就保护全球气候形成协调的意志。它集中体现了就是国内经济基础和经济利益影响对国家间环境意志的制约。其实，这也是国际法深受国际政治制约的特征在国际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体现。
五、小结
《京都议定书》本来是国际社会用国际法来调整各国的行为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历史性突破，但由于美国拒绝批准，国际社会的种种努力有可能付之东流。尽管美国对自己的行为不断加以粉饰，但其所提出的理由没有一条能在国际法上站住脚。从目前来看，国际社会还无法对美国追究违约的国际法责任，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已经说明美国单方面行动的孤立性。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的国际法和国际环境法还不足以应对这种局面。这也说明，为了战胜各种自然的、特别是人为的挑战，解决类似于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环境问题，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国际环境法仍需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国际社会仍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注释」
王曦编：《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270
页。
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钟述孔著：《21世纪的挑战与机遇——全球环境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刘大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评述”，《1995年中国国际法年刊》，第195页。
邹骥等：“美国为何抛弃《京都议定书》”，《中国环境报》20XX年4月14日，第4版。
以下观点参见邹骥等：“美国为何抛弃《京都议定书》”，《中国环境报》20XX年4月14日，第4版。
[韩]柳炳华著：《国际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4-85页。
[英]詹宁斯、瓦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分册）》（第九卷），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647页。
[英]詹宁斯、瓦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分册）》（第九卷），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647页。
《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法]亚特兰大·基王曦编著：
斯著：《国际环境法》，张若思译，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84页。
[11]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17页。
[12]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秦天宝
国际公法 单项选择题 18世纪末，（ A ）首先提出编纂国际法的倡仪。A. 边沁 18世纪末开始，一些国家宣布的领海法令大体上都按照（ B ）确定领海宽度。B. 大炮射程论 1702年，荷兰著名法学家（ C ）在他发表的《海洋领有论》中提出把海洋区分为领海和公海，指出领海属沿岸国主权管辖，公海则不属于任何国家。 C. 宾刻舒克 A开头 安理会所表决的非程序事项，以包括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个理事国的（ D ）票决定。D. 9 可决 B开头 （ D ）把危机国际民用航空机场安全的暴力行为定为犯罪。D. 蒙特利尔公约的补充议定书 ( D )不能行使紧追权。 D. 民用商船 ( A )被视为是近代国际法形成的标志的事件之一。A. 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召开 （ B ）被视为是近代国际法形成的标志的事件之一。B.《战争与和平法》的发表 被誉为国际法创始人的是荷兰著名法学家( B )。B. 格老秀斯 C开头 除群岛国的情形外，领海基线向陆一面的海域叫做（ C ）。C. 内水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只有曲入陆地的海域面积（ B ）以湾口宽度为直径的半圆面积才称为海湾。 处理国际组织日常工作的常设机构是（D）。D. 行政机关 B. 等于或大于 D开头 第一个惩治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国际公约是（ A ）。A. 东京公约 第一次确立了国家领空主权原则，奠定了航空法的基石的公约是（ A ）。A. 巴黎公约 第一次海洋法会议于（ D ）年在日内瓦召开。D. 1958 地面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有权保留（A ）。A. 国内运输权 对于发生在公海上的船舶碰撞或其他航行及船长或其他服务人员的刑事或纪律责任事项，由（ C ）专属管辖。 C. 船旗国或有关人员所属国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属于对（ C ）的承认。C. 新政府 对于宽大陆架国家确定大陆架的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最多可划到（B ） B. 350海里 当条约与我国法律抵触时，（ B ）。B. 条约优先于宪法以外的法律 当某一国际条约与联合国宪章发生冲突时，通常的原则是（ A ）。A. 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范围内，联合国宪章优先 G开头 关于国家行使自卫权，下列哪个说法是正确的？B. 可以单独自卫，也可以集体自卫 关于不动产的国家继承，应适用( C )。 C. 随领土转移原则 关于国际法效力依据问题下列学者持实在法学派观点的是（A）A奥本海 关于国家管辖豁免问题，（C）立场在19世纪末期由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的司法判例正式确认。C.限制主义 关于国家管辖豁免问题，（B）立场在19世纪初得到英美等国的司法判例的确认，19世纪末以前一直得到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普遍支持。B.普遍主义 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A）主张二元论平行说。A.奥本海 关于国家行使自卫权，下列哪个说法是正确的（B）B.可以单独自卫，也可以集体自卫 关于国籍丧失，以下哪项说法是错误的（C）。C. 国家公务员和退伍军人不得退出中国国籍 关于联合国安理会，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D ）。D. 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法院的法官由安理会选举 国际法上的承认在承认国与被承认国之间引起一系列法律后果，下列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D )。 D. 建交是承认的一种表现形式 国家依法赋予出生国籍的原则之一是（D）D.出生地主义 国际法委员会于（）年经选举正式成立。A. 1948 国际法基本原则有。B. 强行法性质 国家领土自然划界的方法有（A） A.以山为界 国家通过使领馆对在国外的本国国民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叫做（B）B.外交保护 国际法优先说的著名代表人物是（B）B.美国的凯尔森 国家的核心构成要素是（D）D.主权 国家间的国际法官方编纂活动始于（ C ）。C. 19世纪初 国家可以自由决定与其他国家缔约、建交、结盟或进行其他往来，不受他国或国际组织的支配和任何形式的干涉，
1. 3．湖广铁路债券案 案情 中国清末预备修建的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 。因这两线铁路都在湖广总督的辖区范围内，故称“湖广铁路”。......................... .............................................. 另外，美国司法部向阿拉巴玛州地方法院提出了“美国利益声明书”，要求法院考虑舒尔茨和鲁宾逊的声明，考虑美国利益支持中国的申辩。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作出新的决定，撤销了原来的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之后原告又向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提起上诉和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未获成功，致使此案于1987年3月9日告终。 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 （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 提示：答题框内不能输入超过2000个字符。如果超过2000字符，请使用附件上传功能。 答：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享有豁免权。这是因为，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不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这是因为，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国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现在，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复审要求，撤销了不利于中国的判决。 3、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因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中国政府无任何义务继承这笔用于镇压革命的恶债。因为，这涉及新政府对前政府的债权问题，新政府如何处理债权取决了该政府政策利益等方
1.“露斯坦尼亚号”案 问题：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会引起哪些后果 参考答案： 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引起两个后果： (1)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根据1930年在伦敦签订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潜水艇在对商船的行动中，必需遵守水面军舰所应遵守的国际法规则：不得在预先安置旅客、船员和船舶文书于安全地方以前击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露斯坦尼亚号”是一艘非武装商船，德国击沉该船是应承担战争法责任的。 (2)不得伤害中立国国民。根据传统的中立法，中立国的人或货物应受到保护，德国应该赔偿128名美国国民的损失。总之，德国滥用潜艇用鱼雷造成不分皂白的大量伤亡，是战争法所禁止的。 2.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问题： 1.什么是战犯战争犯罪属于什么性质 2.为什么说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发展了战争法 3.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的根据是什么 年联合国大会确定了哪7项原则 5.确立战争罪行的概念及意义是什么 参考答案：（1）战犯指在战争中从事违犯战争法规和惯例行为的实施者，主要包括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共谋者等。战争犯罪是破坏世界和平，危害人类安全的犯罪，属于国际性罪行。
（2）因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实践时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对战争犯罪的各种行为进行审判和处罚的成功范例，其不仅创立了惩治战犯的各项原则，还表明建立国际法庭惩治战争犯罪是一种使国际得以遵守和执行的良好形式，为以后建立国际审判罪犯的机制积累了经验。 （3）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4）共七项原则：a国家主权平等原则b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c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d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e集体协助原则f普遍遵守原则g不干涉内政原则" （5）没有侵略便不会有国际战争，没有国际战争便不会有杀伤、破坏、虐待俘虏、残害平民等各种战争罪行，战争犯罪是危害全人类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确定其概念和性质，有利于惩治这类犯罪，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同时也使后人遵守国际法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3、“露斯坦尼亚号”案 问题：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会引起哪些后果 参考答案：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和封锁等行为不符合国际法。这是因为：首先，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设置水雷并进行封锁活动，并非出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要求，因而，美国的上述行动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了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其次，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造成了对第三国船舶和人员的人身及财产的损害，违反了构成1967年海牙第八号公约基础的人道主义原则。最后，美国的行动违反了国家领土主权原则；本案中美国的行为是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侵犯了尼
一、本案的主要案情： 西德与丹麦,荷兰在北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上述国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签订了《德荷条约》和1965年6有9日签订了《德丹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确定了彼此间的部分边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但他们无法就这些点以外的边界线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西德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西德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线向内弯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离原则来划分大陆架对它很不利,只能给予它较为狭窄的大陆架区域,面积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麦和荷是同则分别占10% 11%.西德声称,等距离原则只有在直线海岸线的情况下才符合这种要求,否则,便属于特殊情况.而丹麦和荷兰则坚持适用等距离原则.1966年三国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而未能使问题获得解决.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别同丹麦,荷兰签订特别协定,将划分北海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当事国要求国际法院指明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将按照国际法指明的原则规则来协商划界. 国际示院将两案的诉讼结合起业,虽然从表面上看两案保持独立,但由于结论相同,所以法院对两案只作出一个单一的判决.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对6票判定,西德没有义务在划分大陆架时接受等距离原则.划界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依照公平原则,通过协议来划定,使构成当事国陆地领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陆架归其所有.与此同时,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论点。 二、本案涉及国际法的主要问题是在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应遵循的原则 (一)等距离原则不是大陆架划界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并未接受西德以其特定形式提出的论点,驳回了它要分得"公正和公平的一份"的要求,因为划界不等于把一共同的大陆架瓜分,而只是在相互关系上公平地确定现存的本国大陆架的边界. 法院在判决中也否定了丹麦和荷兰关于该项划界应依1958年的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6条中的等距离原则加以解释的论点,因为西德未批准这一公约,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条规定的约束.况且,等距离原则并非划分大陆架界线固有的原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接
光华寮案 此案主要案情： 光华寮是坐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的一座5层楼房，占地面积992.58平方米，建于1931年，原属日本洛东公寓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此寮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故中国留学生组织了自治委员会自行管理并取名“光华寮”。1950年中国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中国大陆掠夺的财产的公款买下了该寮的产权，用作中国留日学生宿舍。1961年，台湾当局驻日本使馆(当时日本政府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以“中华民国”名义在日本进行了产权登记。 法院判决： 1967年，台湾当局驻日本大使陈之迈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向京都地方法院对居住在光华察的中国留学生于炳寰等8人提起诉讼，要求他们迁出该寮。该案诉讼期间，中、日两国政府于1972年9月1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并同时撤销了它对“中华民国”的承认。 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对光华寮案作出了判决，确认光华寮是中国国家财产，因为日本已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故前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就已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对上述判决不服，于1977年10月又以“中华民国”名义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该法院受理了上诉且于1982年4月14日撤销了原判，将本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1986年2月4日，该法院又重新作出判决，将光华寮判归了台湾当局。其主要理由是“中华民国政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事实上排他地持续地支配和统治台湾及其周围诸岛和该地区的人，在旧政府没有完全消灭，仍有效地统治着该领土的一部分的情况下，旧政府拥有的财产中，若位于新政府统治的地区由新政府继承。旧政府在外国的财产不为新政府所继承。被告对此判决不服随即向大阪高等法院提起上诉。1987年2月26日，大阪高等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之后，上诉人于1987年5月30日又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重新作出公正裁判。但日本最高法院至今尚未作出裁决。 注：本案涉及国际法上政府的承认和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49年10月1日起成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它有权继承“中华民国政府”的于中国境内外一切财产。日本政府于1972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有义务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旧政府在日本的一切财产。 北海大陆架案 此案的主要案情： 1966年，德国与荷兰和德国与丹麦在如何划定北海大陆架界线上发生争议：荷、丹主张依等距离规则划定全部界线；德国认为这种划法不公平，因为德国的海岸是凹入的，从其两端划出的等距离线会形成交叉，使德国得到的大陆架只是一个与其海岸长度小得不成比例的三角形。 1967年2月，德国与丹麦和德国与荷兰分别达成协议，将争议提交国际法院，请求法院判定，“在划分属于该三国的北海大陆架区域时应适用什么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诉讼双方的理由： 丹麦和荷兰认为：应该以等距离（中间线）规则划分三国北海大陆架，这是因为该规则的使用不仅仅是一项条约义务，而且是习惯国际法。它们向法院陈述的主要论点是：这样的
国际公法作业(案例分析) 中文题目:荷兰诉比利时——默兹河水改道案 外文题目:Holand v. Belgium —— Case Cocerning on the Meuse River Diversions 荷兰诉比利时——默兹河水改道案 Holand v. Belgium —— Case Cocerning on the Meuse River Diversions 一、案情: 默兹河源出法国,流经比利时东部和荷兰南部,然后从北海出口。比利时与荷 兰于1863年5月12日签订了一项条约,建立管理默兹河水流改道系统以便让水流 注入航行运河和灌溉运河。这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南威廉斯运河(从马斯特里赫 特到波斯勒杜克的运河)的水流过速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提高该运河的水位,在 马斯特里赫特处开一条新的入水口,规定须降低的水量,扩大默兹河汇合部分的工程规划。1863年条约的目的是解决两国自19世纪以来因这条河而引起的争端,但20 世纪后,这条运河已需要大力修建或建造新运河才能适应两国商业发展的需要了。1925年,两国签订一项新条约,拟解决由于兴建新工程而引起的争端。但这项新条 约没有得到荷兰批准。接着,双方就分别在本国境内的河段兴建大规模的工程。比 利时在列日和安特卫普之间建造阿尔贝运河、蒙新大坝和尼尔哈伦水闸;荷兰在马 斯特里赫特和布拉赫特之间建造朱利安娜运河、博格哈伦大坝和波斯卓维尔德水闸。双方互相指责,认为对方利用默兹河的水兴建的新运河和水利工程违反了1863年的条约。因比利时和荷兰均已声明接受国际常设法院的强制管辖,荷兰便于1936年8月1日向国际常设法院递交请求书,状告比利时所兴建的工程违反1863年的条约义务,请求国际常设法院裁断。比利时政府反对荷兰的诉讼主张并提出反诉。双 方都指责对方违反条约义务。国际常设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后,对案情进行审理,并在1937年6月28日作出判决。
《国际公法》主观题汇总 一、光华寮案 问题 (1)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 (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的判决或裁定是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答：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当局不具有独立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因而不能代表中国在日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即构成国际法上的政府承认，其法律效果对日本国内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日本法院不能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否则就违反了国际法的准则。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符合国际法。因为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所以前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已经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的判决或裁定不符合国际法。它违背了国际法有关政府承认和政府继承的基本规则，违背了日本政府应承担的相应国际义务，并且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制造了“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而违背了国际法基本原则。 二、湖广铁路债券案 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 （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答：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享有豁免权。这是因为，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不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这是因为，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国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现在，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复审要求，撤销了不利于中国的判决。 3、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因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中国政府无任何义务继承这笔用于镇压革命的恶债。因为，这涉及新政府对前政府的债权问题，新政府如何处理债权取决了该政府政策利益等方面，国际法上的继承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或新政府如何处理旧国家或旧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问题。在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债务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此，我国政府在处理旧政府
国际公法案例 第一章导论 A国宪法规定，条约非经将其纳入本国法律的立法或行政行为，不约束国内机关和个人。A国与B国签订了一项通航航海条约，其中第3条规定，双方承诺各依本国宪法程序，采取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施本条约的规定；第5条规定，双方从事邮件运输的船舶 享有豁免权。条约生效后，第三年，B国一艘邮船在A国领海内与A国一艘渔船相撞，导 致渔船沉没和一名船员死亡。邮船达到A国A1港口后，该港口地方法院扣留了邮船，并 对船长提起刑事诉讼。B国指责A国违反通商航海条约，侵犯了邮船的豁免权，要求立即 释放及其船长。A国法院坚持管辖权，认为通商航海条约不能适用，因为国会或联邦政府 没有颁布实施该条约的法令。A国政府则称，该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政府不能干预法院 的独立审判活动。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A国扣留B国邮船邮船和起诉船长的做法是否合符国际法? 1、因涉案的船舶不属于A国“国内机关和个人”，所以，本案不适用“A国宪法规定，条约非经将其纳入本国法律的立法或行政行为，不约束国内机关和个人”的规定。 2、由于两国有通航航海条约，且其中第3条规定，双方承诺各依本国宪法程序，采取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施本条约的规定，本案是适用此通航航海条约的。 3、既然该通航航海条约第5条规定，“双方从事邮件运输的船舶享有豁免权”，那么，此涉案船舶属于B国的邮船，则应当享有豁免权，因此，A国扣留B国邮船和起诉船长的 做法是不合法的。 4、A国的“三权分”立属于该国国内法律制度，不能对抗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国际条约。 第二章国家法的基本原则 A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该国由于军事政变而陷入内战。B国以保卫边境安全为由出兵支持A国反政府武装，在B国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反政府武装控制了A国领土一半的地区，并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B国还在A国的几个重要港口布设水雷，出动飞机袭击A国港 口和石油设施。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B国违反了哪些国家法原则？ （美国侵犯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案）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不干涉原则。尊重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原则。 A国出兵支持B国反政府武装，直接攻击B国的港口、石油设施等．在B国港口布设水雷，以及上述判决中认定的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干涉行动．不仅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亦违反了尊重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原则。 第三章欧盟经济国际法上的国家 甲出生在香港，其父母是中国人。1997年7月1日前，他取得“英国属土公民护照” 。7月1日后，他经常持此护照到A国进行商业活动，在那里建立了商业活动中心。 2003年，A国政府向甲订购军服30万套，约定：交货2个月后第三个工作日以美元结清货款，甲放弃外交保护。甲交货后，A国发生金融危机。到付款之日，A国政府以不可抗力的理由拒绝付款。甲要求与它达成付款和补偿协议，也被拒绝。于是，中国政府驻A国使馆 向A国外交部过问此事，但被指责为干涉内政。其理由是，中国物权介入此事，因为甲不 是中国人，而且他放弃了外交保护。 A国的主张能否成立，为什么？
最新国际法案例分析 一、2000年4月11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初审法院的一位调查法官针对时任冈吐果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刚果(金))外交部长的耶罗迪亚(Yerodia)签发了一项国际逮捕令，指控他在刚果(金)单独或协同他人实施了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该逮捕令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要求相关国家拘留并引渡给比利时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比利时发布逮捕令的依据是比利时国内法以及对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普遍管辖权。2000年10月17日，刚果(金)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称比利时违反了根据国际法对刚果(金)负有的国际义务，要求法院宣布比利时应当撤销其发布的逮捕令。2002年2月14日，国际法院作出判决：比利时签发国际逮捕令并请求国际协助的行为侵犯了刚果(金)在任外交部长享有的豁免权和不可侵犯权，比利时必须通过自己选择的方式撤销2000年4月11目的逮捕令。 (1)普遍管辖权的含义是什么? (2)普遍管辖权问题主要涉及哪些犯罪行为? 答：(1)普遍管辖权是指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对于严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人类利益的某些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各国均有管辖权，而不问这些犯罪行为发生的地点和罪犯的国籍。 (2)至于哪些犯罪是各国有普遍管辖权的，在国际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已获得明确公认的此类犯罪有：公海上的海盗行为、奴隶贸易和战争罪等。其他的国际犯罪行为，如灭绝种族罪、空中劫持、贩卖和走私毒品、危害人类罪等，也被较多的国家和学者认为是各国有普遍管辖权的犯罪。 二、中新网2007年11月1日电：共同社消息，拥有伊朗和日本双重国籍的职棒日本火腿队投手达比修有(Darvish Yu，21岁)日前选择了日本国籍。据其父证实，达比修有已向大阪羽曳野市政府机关提交了所需的文件已得到了受理。至此，达比修有代表日本出征北京奥运的障碍已全部扫清。达比修有的父亲拥有伊朗国籍，母亲拥有日本国籍。根据日本的《国籍法》，公民在满22岁之前必须消除双重国籍的身份，由于达比修有将在北京奥运期间迎来22岁的生日，因此他必须就国籍作出选择。 (1)国籍的取得有哪些方式? (2)达比修有拥有伊朗和日本双重国籍属于哪种? 答：1．根据各国的国籍立法和实践，国籍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因出生而取得一国国籍；另一种是因加入而取得一国国籍。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五）：诺特鲍姆案 一、本案的主要案情： 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1905年，在他24岁时离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达德国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0月9日，以德国进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个多月后他申请取得了列国的国籍。 依列国1934年1月4日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取得列国国籍必须的条件是：必须证明他已被允许若取得列国国籍就可以加人列支敦士登的家乡协会，免除这一要求的条件是须证实归化后将丧失他以前的国籍——至少在列国居住3年，但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而免除;申请人需要与列国主管当局签订一项关于纳税责任的协议并交纳入籍费.如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并经列国主管机关的审查批准，列国国王可以赋予他国籍. 诺特鲍姆申请取得列国国籍，同样适用该法的规定.但他寻求了3年居留期的例外，并交了25000瑞士法郎给列国的摩伦公社和12500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以及1000瑞士法郎的入籍税，并交了申请应缴纳的一般税和3万瑞士法郎的安全保证金以满是规定。同年10月13日，列国国王发布敕令，准他人籍和发给国籍证明。10月15日他取得了列国摩伦(Mauren)公社公民资格，10月17日他得到完税证明，10月20日他进行了效忠宣誓，10月23日他签订了纳税协议。10月20日，他得到了列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书和护照。 同年12月1日，他得到了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1940年初，他返回了危国，继续从事他的商业活动，并申请将他在外国人登记册上注明的德国国籍改为列国国籍，得到了危国当局的准许。1941年12月11日，危国向德国宣战。1943年11月19日，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诺特鲍姆，并把他交给了美国军事当局拘留在美国。同时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国的财产和商店。危国还于1944年12月20日作出了取消把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行政决定。1946年，他获释放后，向危国驻美国领事馆申请返回危国，遭到了拒绝后，他只得到列国居住。同年7月24日，他请求危国政府撤销1944年关于取消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决定，也遭到了拒绝。致使列国于1951年12月7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反对危国逮捕诺特鲍姆和没收他的财产，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应给予损害赔偿和补救。危国对国际法院的管辖
诺特鲍姆案 弗里得立希·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1905年，在他24岁时离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他有时出差到德国，或到其他国家度假，还曾经去探望他的自1931年起就居住在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的兄弟;但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o月9日，以德国进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个多月后他申请取得了列国的国籍。 依列国1934年1月4日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取得列国国籍必须的条件有:必须证明他已被允许若取得列国国籍就可以加人列支敦士登的家乡协会(Home corporation)。免除这一要求的条件是须证实归化后将丧失他以前的国籍;——至少在列国居住3年，但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而免除;申请人需要与列国主管当局签订一项关于纳税责任的协议并交纳入籍费。如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并经列国主管机关的审查批准，列国国王可以赋予他国籍。 诺特鲍姆申请取得列国国籍，同样适用该法的规定。但他寻求了3年居留期的例外，并交了25000瑞士法郎给列国的摩伦公社和12500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以及1000瑞士法郎的入籍税，并交了申请应缴纳的一般税和3万瑞士法郎的安全保证金以满是规定。同年10月13日，列国国王发布敕令，准他人籍和发给国籍证明。10月15日他取得了列国摩伦(Mauren)公社公民资格，10月17日他得到完税证明，10月20日他进行了效忠宣誓，10月23日他签订了纳税协议。10月20日，他得到了列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书和护照。 同年12月1日，他得到了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1940年初，他返回了危国，继续从事他的商业活动，并申请将他在外国人登记册上注明的德国国籍改为列国国籍，得到了危国当局的准许。1941年12月11日，危国向德国宣战。1943年11月19日，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诺特鲍姆，并把他交给了美国军事当局拘留在美国。同时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国的财产和商店。危图还于1944年12月20日作出了取消把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行政决定。1946年，他获释放后，向危国驻美国领事馆申请返回危国，遭到了拒绝后，他只得到列国居住。同年7月24日，他请求危国政府撤销1944年关于取消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决定，也遭到了拒绝。致使列国于1951年12月7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反对危国逮捕诺特鲍姆和没收他的财产，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应给予损害赔偿和补救。危国对图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 法院于1953年11月18日对它的管辖权作出裁决，确认它对本案有管辖权，否定了危国关于管辖权的初步反对。之后，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1955年4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列国的请求，支持危国的抗辩，认为危国提出了一项很好的原则，即国籍是个人与国家间联系的基础，也是国家行使外交保护的唯一根据。但法院并不认为由于列国赋予了诺特鲍姆国籍，它就有了对抗危国的根据，法院也没有考虑诺特鲍姆列国的国籍效力。 法院认为，国籍是属国家的国内管辖范围，图籍的取得是国内法规定的，行使保护权是国际法问题。国际实践证明，国家行使国内管辖的行为不是必然地或自动地具有国际效力。当两个国家都赋予一个人国籍时，问题就不再属其中一个国家的国内管辖，而扩展到了国际
英挪渔业案 英国诉挪威 国际法院，1951年 【案情】 英国长期以来在挪威海岸外的海域捕鱼。自17世纪以来，英国就经常在捕鱼方面与挪威（当时是丹挪王国）发生争执。1911年后，英挪两国还发生过几次捕鱼争端。1933年，英国向挪威政府提出一份备忘录，指责挪威在划定领海基线上所采用的方法不合法。1935年7月12日’挪威颁布一项国王诏令，诏令宣布北纬26°28'8”以北的海域为挪威专属渔区。根据该诏令，挪威沿岸以其外缘的高地、岛屿和礁石的48个点为基点，用直线把这些基点连成直线基线，宣布基线向海一面4海里的海域为挪威的专属渔区。英国在1933年已曾经反对过挪威采用直线基线的方法，并认为挪威采用的直线太长（最长者达44海里）。挪威1935年的诏令颁布后，英挪两国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没有结果。在1948-1949年间，英国很多渔船被挪威政府拿捕。1949年9月28日，英国以请求书向国际法院起诉，要求国际法院指出挪威划定领海的方法是否违背国际法。因英挪两国均已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国际法院接受了这个案件，对英挪两国的渔业争端进行审理并在1951年12月18日作出判决。 【诉讼与判决】 1．诉讼要求。特别协定请求国际法院： (1)宣布适用于划定基线的国际法原则。挪威政府将根据这条基线向海一面划出一个延伸4海里完全留给其本国国民使用的专属渔区，这条基线的确定应尽可能考虑双方的论点，以避免两国发生进一步的法律争议。 (2)如法院认为挪威政府有权划定上条所指的渔区并把该渔区只留给其本国国民使用，请对挪威政府对在该线以外的区域干扰英国渔船所造成的损失判予赔偿。 2．诉讼主张。 英国政府认为挪威政府1935年诏令所划出的线不是依照国际法划出的，并认为本案应适用的原则是：领海基线必须是最低潮线；连接内水的封闭线不应超过10海里。 挪威不否认有这些规则，但认为这些规则对挪威不适用，并坚持说它所采用的划定基线的方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符合国际法的。 经过书面诉讼和口头诉讼后，国际法院认为本案须研究三个问题： (1)英国提出的原则是不是国际法的正确说明？ (2)挪威的方法是不是符合国际法？ (3)挪威的国王诏令是不是正确地适用了这种方法？ 3．法院的分析。 法院认为在处理这个案件时，有几个基本点是必需考虑的。第一个考虑是领海从属于陆地的观念。沿海国正是根据陆地才有权取得沿岸水域的权利。国家划定领海界线时必需考虑实际的需要和当地的要求，并考虑领海基线的划定可能偏离其海岸一般趋势的合理的范围。第二个考虑是某些海域与把它分隔或包围的陆地组成部分之间的靠近程度，因为划定基线时，应考虑其靠近程度是否足以使该海域成为内水。沿岸国在有关海湾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地理情况来决定。第三个考虑是延伸的范围除了地理因素之外，不要忽略了特殊的经济利益，这个因素的现实性和重要性是由长期的惯例所证实了的。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一）:美参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 (一)所谓修正案是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一国不准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的内外事务,不准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另一国的意志,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因此,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别国是无权干涉的.而美国国会的少数人围绕所谓"西藏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人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都把他们的魔爪不断地伸向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但是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二)所谓修正案侵犯了我国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处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早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现在,美国国会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妄图把西藏从我国领土分裂出去,这就是破坏和分裂领土完整,侵犯我国领土主权. (三)所谓修正案违背了美国承认的国际义务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宣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签署的公报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对中美双双都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美国国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严重地违背了美国在中美的联合公报中承担的义务.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对西藏问题以何种方式来解决也是由中国决定的内部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的干涉。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二）：湖广铁路债券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享有豁免权。这是因为，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不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这是因为，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国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现在，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复审要求，撤销了不利于中国的判决。 3、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因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中国政府无任何义务继承这笔用于镇压革命的恶债。因为，这涉及新政府对前政府的债权问题，新政府如何处理债权取决了该政府政策利益等方面，国际法上的继承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或新政府如何处理旧国家或旧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问题。在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债务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此，我国政府在处理旧政府的债务时，也坚决适用"恶意债务不予继承"，这是久已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因此，我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予承认这一债务，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而且也为国际法实践所证明的。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三）：光华寮案
作业 1、中国公民甲原是中国某银行地方支行行长，曾数度非法将总额为1.05亿美元公款转移到A国，以个人名义存入A国A1银行，而后潜逃该国。当得知甲藏匿于A国后，中国请求引渡，并要求A国对甲采取先行强制措施。A国以双发没有引渡条约、其国内法中没有贪污罪罪名和规定死刑不引渡为由拒绝引渡。同时，甲在A国申请政治避难，诉称他在国内时因为与其上级领导在管理方面的意见不合而遭到政治迫害。A国同意了申请，给予他庇护。 其后，由于甲涉嫌A国在野党政治献金丑闻，又由于两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以A国暗示，如果中国保证不判处甲死刑，可予考虑。 根据案情，分析A国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做才能引渡甲？ 2、A国总统甲因贿选丑闻陷入信任危机。他利用出席B国国际会议之机转道C国寻求政治避难，随后遭A国国会罢免。C国承认甲的C国国籍，并允许他在C国定居。A国指控甲犯有腐败罪和侵吞国家财产罪等20项罪名，多次要求C国引渡，但C国以甲拥有C国国籍予以拒绝。A国民众对此极为不满，愤怒的示威人群冲进C国驻A国大使馆，占领使馆并将使馆工作人员扣为人质。A 国政府宣布保持占领使馆和扣押人质，以向C国施加压力。C国因此派遣一支特种部队到A国解救人质，但被全部抓获。A国以非法入境罪判处他们4年监禁。A国和C国都是《联合国宪章》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缔约国。 问题：1）C国拒绝引渡甲是否合理？为什么？ 2）甲对A国指控的罪行是否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3）A国对其民众占领C国使馆和扣押人质的行为是否承担国家责任？为什么？4）C国派遣特种部队解决人质的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 5）被抓获的C国特种部队人员是否享有战俘地位？ 3、一艘A国货轮驶离A国港口进入公海后，一A国船员酗酒后将一B国船员杀害。该货轮在通过C国领海驶往目的地D国港口时，B国领事请求C国协助，将A国犯罪嫌疑人逮捕。C国接受了请求，在通过其领海的A国货轮上逮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题答 案 标准化管理处编码[BBX968T-XBB8968-NNJ668-MM9N]
诺特鲍姆案 1、实际国籍原则指的是：国籍要符合个人与国籍国之间有罪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最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根据惯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地等。如果以一国的国籍来反对别国时，该国籍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危国抗辩得到法律支持的原因。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规划5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 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的措施不符合国际法。因为在危地马拉，诺特鲍姆属于外国人，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与所在国国民应处于平等地位，如享有民事权利中的人生自由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显然，危地马拉政府逮捕诺特鲍姆，没收财产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法。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1，战犯指在战争中从事违犯战争法规和惯例行为的实施者，主要包括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共谋者等。战争犯罪是破坏世界和平，危害人类安全的犯罪，属于国际性罪行。
2，因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实践时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对战争犯罪的各种行为进行审判和处罚的成功范例，其不仅创立了惩治战犯的各项原则，还表明建立国际法庭惩治战争犯罪是一种使国际得以遵守和执行的良好形式，为以后建立国际审判罪犯的机制积累了经验。 3，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4，共七项原则：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集体协助原则普遍遵守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 5，没有侵略便不会有国际战争，没有国际战争便不会有杀伤、破坏、虐待俘虏、残害平民等各种战争罪行，战争犯罪是危害全人类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确定其概念和性质，有利于惩治这类犯罪，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同时也使后人遵守国际法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和封锁等行为不符合国际法。 这是因为：首先，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设置水雷并进行封锁活动，并非出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要求，因而，美国的上述行动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了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 其次，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造成了对第三国船舶和人员的人身及财产的损害，违反了构成1967年海牙第八号公约基础的人道主义原则。最后，美国的行动违反了国家领土主权原则； 本案是国际法院所判案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案件，它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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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一):北海大陆架案 一、本案的主要案情： 西德与丹麦,荷兰在北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上述国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签订了《德荷条约》和1965年6有9日签订了《德丹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确定了彼此间的部分边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但他们无法就这些点以外的边界线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西德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西德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线向内弯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离原则来划分大陆架对它很不利，只能给予它较为狭窄的大陆架区域，面积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麦和荷是同则分别占10％ 11％.西德声称,等距离原则只有在直线海岸线的情况下才符合这种要求，否则,便属于特殊情况.而丹麦和荷兰则坚持适用等距离原则.1966年三国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而未能使问题获得解决.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别同丹麦，荷兰签订特别协定,将划分北海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当事国要求国际法院指明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将按照国际法指明的原则规则来协商划界. 国际示院将两案的诉讼结合起业,虽然从表面上看两案保持独立，但由于结论相同,所以法院对两案只作出一个单一的判决。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对6票判定，西德没有义务在划分大陆架时接受等距离原则.划界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依照公平原则,通过协议来划定,使构成当事国陆地领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陆架归其所有。与此同时，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论点. 二、本案涉及国际法的主要问题是在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应遵循的原则 (一）等距离原则不是大陆架划界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并未接受西德以其特定形式提出的论点,驳回了它要分得"公正和公平的一份”的要求，因为划界不等于把一共同的大陆架瓜分，而只是在相互关系上公平地确定现存的本国大陆架的边界。 法院在判决中也否定了丹麦和荷兰关于该项划界应依1958年的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6条中的等距离原则加以解释的论点,因为西德未批准这一公约，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条规定的约束.况且,等距离原则并非划分大陆架界线固有的原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接壤的同一个大陆架区域时,不得单独使用一种几何学的方地，若利用等距离法在两个相向的海岸之间划出中间线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把这块大陆架公平划分，若把这种方法用在两侧边界时,在某种沿岸地形结构(凹面形海岸线即海岸的一些基点突出)下,该方法同很有可能把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