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词体初步形成的晚唐五代时期,词学批评也随之萌芽了。五代欧阳炯为赵崇柞所编(花间集》写的序文,是现存最早的论词专文,文中作者认为,词乃富豪权门享乐生活的佐料,是于歌筵酒席间供佳人歌唱而助其“妖烧之态”以资宴饮之欢的。这种论调,与当时弥漫词坛的绮丽香艳词风一致,客观上对“词为艳科”起到了认可与张扬的作用,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无论是词人还是评论者,都没有把词看作抒发个人情志的手段,也就很少有人把词品与作者的人品联系起来。这一时期的词人孙光宪所作笔记中有如下记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汁洛。泊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公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站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会”,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1这段记载中认为填词如同做“恶事”,不可沾染,否则将会站污个人的品德,和凝即因染指艳词而被讥为“曲子相公”,这种论调已开始将人的“德”与词体相联系。北宋法秀道人指责黄庭坚好作艳词是在用笔墨劝淫o;还有人劝晏几道损才补德,认为他以填词为事,德行不高?;南宋刘克庄亦云:“雅人修士,相戒不为(词)。”?在传统观念中,词是“德”的对立物,是“卑体”、“末技”,那么也就无所谓“词品”之高下。
真正意义上的人品与词品论产生于北宋中期苏轼诗化词论的提出播下了人品与词品论的种子,他认为词为诗裔,同样是用来抒发性情的,从而开拓词域,改革词风,使词从专营儿女私情的狭窄“小道”走向了“虽嘻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的通衡大道。苏轼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给词坛以新的启示,原来词不仅可以用来应歌娱乐还能用来抒发性情。这样,就把词的创作与作者的人格因素联系起来了。自此,视词为主体抒情的产物,运用知人论世以评的论者就出现了。苏门弟子黄庭坚云:“缺月挂琉桐,……”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此论着眼于东坡丰厚的学养与高超的人格素养,可见黄庭坚已开始注意把词品与作者的人格因素相联系了,他主张提高主体的学养人格以提高词的品位。苏门另一位学士张来也认为词与其它文体一样都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己焉而不得者”,只要作者真情充沛,词自然就可“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这是苏轼词学观念影响下的理论成果,把词的优劣与人的性情结合起来了。
紧承北宋而来的南宋词学批评,同样注重人格因素与词学创作的关系。曾丰认为词就是道德积蓄的产物:“胶于根而盎于华,不能不为词也。”很重视个人德行品节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尹觉也认为:“吟咏情性,莫工于词”,其在为南宋词人赵师侠的词集所作序中说:“观者当自识其胸次,”意在让读者从作品中体会到词人的人格襟怀。可见这一时期的词学批评不但品评词作本身,也把词人人品因素列为必论之事。明代虽词学批评不太发达,理论建树不多,但在人品与词品这一问题上却比较重视。张蜒云:词体大略有二:一姚约,一牵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然亦在乎其人,如少游多婉约,东坡多牵放。”认为词的风格与作者的个性品质有关,论述虽不免简单笼统,但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毛晋在为南宋词人沈端节作词集跋文时,就因(花庵}(草堂》二集均不载沈端节的词而遗憾:“其品行亦无从考”,可见他已运用词作考察词人品行了。杨慎(词品)中更是经常提到词如其人,如卷四中说朱敦儒“天资旷远,有神仙风致”,通过读其词“亦可知其为人”,这就注意到了词作风格与作者人格性情的密切关系。因此说,明代标志着词品与人品论的正式产生,只是还未上升至理论高度,这一任务到清人手中得以完成。清初王士祯在《史邦卿词跋》中对史达祖的人品作了一番考察,说:“其人品又远在康与之下,今人但知其词之工尔。”他发现史达祖的词品和人品不一致,故拈出以告世人。清代中后期,批评者就开始对词品和人品的关系展开更加广泛和深人的思考:冯煦《篙庵论词》认为:“词为文章末技,固不以人品分升降。”王放则宣称:“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陈廷掉经过对众多词人词作的考察,得出“诗词不能尽定人品”的结论。这些是词学批评史上明确针对词品与人品的关系所作出的理论表述,标志着人品与词品论的渐趋成熟。在具体评论词人词作时,运用词如其人的论者就更不胜枚举了,如清中期的顾有孝《松陵绝妙词选序》云:“读其集,可以知其人矣。”晚清李恩缓(白香词谱笺叙》亦云:“且读其词即知其人,并及命
意之所存。”晚清词学批评家况周颐在为元人刘因作词集跋文时也说:“真挚语见性情,和平语见学养。”。
综观历代词论,引起人品与词品这一话题最多的是苏辛词。苏辛二人以渊博的学识和独立不移的人格素养,而深为后人推祟,他们表现主体性情的词作自然就成为后世词论者用来与其人品相互参照的典范。南宋陈撰云:东坡平日耿介直谅,故其为文似其为人。歌(赤壁)之词,使人抵掌激昂而有击样中流之心;歌《哨追》之词,使人甘心淡泊而有种菊东清之兴。这里明确指出,东坡“文如其人”,即人品与词品是一致的,所填的词中映现着作者的精神品格,使人阅读之中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南宋范开为辛弃疾写的《稼轩词序)中对其人品与词品也作出了高度评价: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知夫声与意之本原,则知歌词之所自出。一公一借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故其词)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知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现。认为稼轩“器大”、“志高”,故词作亦妙不可言,首首可观。清将词品与人品并论,以词具有进德的作用。苏辛成为他立论的依据: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率荤,悉出于沮柔软厚。世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哉!”废“别调”之说,立“潇洒卓苹”之论,赞扬苏辛皆“温柔教厚”、“至情至性”之人,故词品人品均属上乘。王国维也强调说没有苏辛二人那样的“胸襟”而去学他们填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胸襟”一词是清代诗论家叶燮提出的,泛指创作主体的精神境界,是人品的重要因素。
批评家强调词品与人品的统一,亦指人品词品皆差者。王叔认为:“晃端礼、万俊雅言、康顺之,其人在徘优戏弄之间,词亦庸俗不可耐。”在他看来,此三位南宋御用词人人品不高,词品亦不好。刘熙载则把史达祖、周邦彦作为立论的靶子,认为“周旨荡而史意贪”,故“未得为君子之词”。周济对一组(“谁道闲情抛弃久”、……)词的归属问题的论述颇耐人寻味,他说:“数词桩纬忠笃,其文甚明,非欧奋不能做。延已小人,纵欲,伪为君子,以惑其主,岂能有此至性语乎。”这明显是“词品出于人品”思想的表露。故认为冯延巳(五代词人)人品低劣,就不可能填出“缠绵忠笃”之词。
在词学史上,词品与人品的关系并非整齐划一,而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现象:人品差而词品好或人品好而词品差。先看前者。词学批评史上能认识到词品与人品相互矛盾的论者不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到毛滂词时,云:“(滂)以寿词媚蔡京,得官,颇干清议,然其词实工”;
:“虽与龙大渊并列名岳权传中,然才华富艳,实有可观”;以上所论均能正视人品与词品的悖离,不因人品简单否定词品。另清人杨希阂也持这种见解,在论到冯延巳词时云:冯仆射何减(沈花)(琼瑶》、周稚圭(十六家词)遗之不选,岂以其人品不端那。吾则扰词论词,不以人度言,仍选为一家。“就词论词,不以人废言”,在习惯于由人品定词品的词学批评实践上可谓弥足珍贵。再看人品好而词品差的。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论述就屈指可数了。张宗泰在(跋黄氏日抄读荆公涪翁文》中云:(山谷)在当时极为士人所推重。然好作淫词艳说,为法秀师所呵。看来是对黄庭坚良玉有瑕深表遗憾了。陈廷掉在谈到刘过词时说:“词中如刘改之辈,词本卑鄙,虽负一时重名,然观其词,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即看到了刘过人品虽好而词品却难如人意这一现象。但刘过的词并非都是下品,还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词史上自有其地位,陈廷掉未免以偏概全了。从总的倾向来看,词学批评史上的词品与人品论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品与文品论在词学批评范围内的应用。具体到词学批评,还有它的特殊性可谈,下面试略作两点说明。
第一,词的艳情与人品的关系。“诗言志”、“词言情”,言情可以说是词的主要功能。早期词坛上流行的基本都是艳情词,由此形成“诗庄词媚”的本色观念。对后世词坛影响很大,“淫艳猥亵”的批评亦随之而起。后世所出现的雅正观念与寄托说,即基于对这种淫艳词风的不满与矫正。雅正说倡导词的内容要纯正高雅,反对淫词艳说。寄托说则认为词中应“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即在词中寄离个人身世与家国之感。在批评家的观念中,情词可以写,但要合乎“雅正”,或有“寄托”寓焉。
第二,再从词的代言体特点看,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即从代言体到自言体的转变。自言体又有自言一己之私情与兼言家国之感之别。从整个词史来看,早期文人词多为代言体,活跃在晚唐五代时期的以温庭绮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即是范例。整部(花间集》作者均为男性,而词作当中的抒情主人公则大多都表现为女性,内容墓本上都是女性在倾诉自我的恋情别思。这种情况发展到北宋初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晏殊、欧阳修等宋初大臣的词作中
已融入了个人的生命体验,而柳永更将自我行迹写入词中,创作出大量的羁旅行役词,这样,词就逐步成为抒写士大夫本人生活体验的工具。到北宋中期以后,词人开始以词抒情言志,从而逐渐取代代言形式。代言体词作乃词人代他人立言,以他人的口吻所作,适合歌者的身份和心情,不免具有类型化色彩,缺乏个性。这种词作也就很难探得作者本人的人格性情,“人品”也就不可能在词中得到表现,这一点与“诗言志”—诗歌和情志的密切关系—有普明显的不同。词学批评史上的人品与词品论的生成发展轨迹,首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词学理论界逐步推薄词体的倾向,把词品与人品相联系,其前提即视词为抒写主体性情的手段,而不再认为小道、薄技。其次,所谓“有德者有必有言’,,由词学批评越来越关注人品,强调词品与人品的联系与统一,正是受儒学传统观念影响的结果。词学批评强调词品与人品的统一,有其积极意义,理论上的倡导,促使作家注重个人修养,追求人格完美,在创作上自然能创作出更有品位的作品。但由于受历史局限,大多古代词论者不可能对人品与词品有一个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也缺乏深人分析,这些都是我们分析词作时应当注意的。
从总的倾向上来看，词品确与人品有关，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由人品决定。上述两则词话也印证了这样的观念，但是，在词学史上，人品与词品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对应关系。人品好而词品差，或者词品好而人品差的现象也存在着，只是能认识到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者并不多。清人杨希闵在论及冯延巳词时云：“冯仆射何减《浣花》《琼瑶》、周稚圭《十六家词》遗之不选，岂以其人品不端耶。吾则就词论词，不以人废言，仍选为一家。”
“就词论词，不以人废言”，这在习惯于由人品定词品的词学批评史上可谓弥足珍贵。而人品好词品差的现象因其比较少见，在词学批评史上则更是屈指可数。陈廷焯在谈及刘过词时曾说：“词中如刘改之辈，词本卑鄙，虽负一时重名，然观其词，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刘过的词并非都是下品，此论虽有偏颇，但是能看到刘过人品虽好而词品不好这一现象确实难能可贵。“诗词原可观人品，而亦不尽然。”词品与人品的对等是词学中的一般现象，但是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却比较特殊，笔者试图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做一番探讨，以期能更好地理解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
一
言情题材的词作创作，是形成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词本是歌筵酒席间供佳人歌唱而助其“妖娆之态”的助兴之物，五代欧阳炯为《花间集》所写的序文便是这样的看法。既然要歌唱助兴，题材上当然不能选择表现个人情感的诸如国仇家恨、思乡怀人等的作品，配合当时的环境，言情题材的作品大行其道。词开始流行的五代时期，言情题材便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词在形成之初，便因其带有一种表演的性质，而不能成为作家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的手段。无论是专作歌筵之词的填词人，抑或是，有一定才学的文人偶尔填词，都离不开对男女情感的展现，当然，这是词形成初期的特征，但是可能正因这样的“出身”，作家写词也仅仅当作闲暇或愁闷时的文字游戏，或许当不得真。这一时期的词人孙光宪所作笔记
中有如下记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公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这里我们不说和凝的词如何，单看和凝对词的态度便能推知，词在当时的文人心中，尚属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末技，更不用说，用词来看词作家的人品。再看论者对这件事的态度，本身便是位词人的孙光宪在这里将词称为“恶事”，不可沾染，否则便会玷污个人品德，且劝告“士君子”“戒之”，这更可看出，即使是自身写词的词人对词体的态度也是很微妙的。所谓“诗言志，歌咏言”，词既是“恶事”，更不能拿来与诗一道作为抒发个人情志的手段。综上所述，词作一开始选用的言情题材，影响了文人对其的价值评判，因而，词人不会在词中表现其真实情感，所以，对待某些词，我们便不能用词品来评价作者的人品，这是词品与人品不对等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二
词人的词学修养不同，则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中国文学史上，诗写得好而词写得不好的大有人在，一方面是由于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诗的掌控能力也就越强，写诗的方法已经普及，所以能写出的不错的诗已经不算难事；另外，词作为一种新兴文体，还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当然也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方法，虽有填词格式上的硬性规定，但是那毕竟是已经约定俗成的格式，更多的还是要自己去摸索。所以，便形成了一个人的词品与人品不对等的状况。北宋的吴处厚在其笔记《青箱杂记》中提出：“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虽然是在说明文品与人品有不对等，但是前文已经说过，词品与人品的关系是文品与人品关系的余绪，则在这里，亦证明词品与人品有其不对等关系。吴处厚接下去又说：皮日休曰：“余尝慕宋璟之为相，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及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然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如前世宋璟之比，今并录之。乖崖张公咏《席上赠官妓小英歌》曰：“天教抟百花，抟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门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称言不得，龙脑熏衣香入骨。维阳软縠如云英，亳郡轻纱似蝉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儿初失意，谪向人间为饮妓。不然何得肤如红玉初碾成，眼似秋波双脸横。舞态因风欲飞去，歌声遏云长且清。有时歌罢下香砌，几人魂魄遥相惊。人看小英心已足，我见小英心未足。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赠汝新翻曲。”韩魏公晚年镇北州，一日病起，作点绛唇小词曰：“病起厌厌，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吴处厚所说三例均属词品与人品不对等的事例，一例是皮日休对宋璟人品与词品不符的言论，另两例则是吴处厚对当时人的评价，张詠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宽厚爱民，诗文俱佳，著有文集十卷，上例中所举之词虽有可能是戏作，但从其未有词集传于世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张詠的词学修养定不会太高，而戏作之词恰能印证这一点。所以，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一方面是因为词这一文体的不受重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作家本身的词学修养不是很高，写不出好词当然不能用其来评判作家的人品。
三
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可能还与作家的文学喜好有一定关系。词与诗文一样，都需要创作者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但词家中如苏辛等人有如此深厚的才学修养和丰富的人生阅历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囿于书斋几方天地的苦读之人。正如词学评论家论词中的“富贵气象”有“此词造语虽富丽，然正宋人所谓看人富贵者耳，未必知富贵也”的评价一样，词人中也有居于书斋而能学人写出气象万千的词作的人，虽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一群人的人品，但是这恰恰阻碍了我们用词品去评价人品这一传统的做法，所以，我们品评词品与人品的关系上时也不能忽略每个人的文学风格喜好以及个人的生活境遇。
四
词品和人品的不对等现象也可能在人的心理上找到一定的原因。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类的人格结构分为三个层面：自我、本我和超我，人类的自我并非其本身的主宰，还要受本我和超我的冲击和影响。所谓“本我”即原我，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它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不理会社会道德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然而人毕竟不同于动物，他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本我”的层面，“本我”也不是人类自身的主宰，还要受到“超我”层面的影响。“超我”是人格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人品有些瑕疵的文人为什么在词中会给我们展现出另外一种人格形象。他们是用词去寻找在现实生活中卑鄙的补偿，在词中美化自己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作为作家，在词中他们找到了审美状态下的“我”，那是一个提高并升华了的“我”。正如罗杰斯说：“有机体有一种基本趋向和驱力：实现自己，维持自己并提高自己。”马斯洛也说过：“人是一种正在选择着、决定着、追求着的动物。”在这部分文人看来，尽管现实中的“我”是那样的奸诈，那样的利欲熏心，但是在“我”的灵魂深处还存在另外一个“我”，而这另外的一个“我”正是他们在审美状态下体验生成的，这些都是无意识的。正是这种无意识的选择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品和词品不对等的矛盾现象，用心理学的理论分析这种现象，其实也能让我们看到这种矛盾中也有其合理成分存在。
综上所述，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主要原因在于词体影响和词人的词学修养这两方面，一者文人不愿用词来抒发个人情志，二者文人写词，但本身词学修养不足以灵活地运用词来抒发自身情感，所以，我们不能用词品来评价词人的人品，亦不能以人废言。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对文人生活境遇以及文风喜好的考量，还要兼顾文人的心理，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分析词品与人品的关系。
总之，史达祖曾是中国封建王朝一名身份卑微的“堂吏”，由于传统的“知人论世”说的影响，后人评价他的词时，往往会涉及他的身份而对其词成就大打折扣。清人丁传靖《宋人轶事彙编》卷十六云:史达祖邦卿，南渡后词家冠冕，然其人乃韩侂胄堂吏。御史中丞雷孝友弹侂胄疏云: “苏师旦既逐之后，堂吏史达祖、耿柽、董如壁三名随即用事，言无不从，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叶绍翁记苏师旦、周筠等本未条说: “师旦既逐，韩为平章，事无决，专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侍从简札，至用申呈。有李姓者尝与史游，于史几上大书曰: ‘危哉邦卿! 侍从申呈’。”未几致黥焉。丁氏在肯定其词的同时，对其人遵从历史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也基本代表了后人对史达祖及其词评价的普遍观点。一直以来，人们评价史达祖及《梅溪词》时，总会以堂吏身份为由降低其词品。但这一切，均不能掩盖其词的光辉。作为今人，我们应当以辨证的观点公正地评价史达祖的人品和词品，还原其在词史上应有的地位。王兆鹏先生在《唐宋词史论》一书中，通过定量分析，将其划为宋代三十名家词人之一，细品《梅溪词》，史达祖无愧于这一称誉。
2020浙江高考满分作文范文：文品和人品做文学家也罢，做普通人也罢，人品始终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终其一身，无非是在实践陶行知先生的两句话，千教万教，教做真人;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下面是整理的文品和人品满分作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作文真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性情褊急则为文局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 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高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写一篇文章阐明你的观点。 【注意】①题目自拟，观点自定。②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③不得少于800字。④不得抄袭、套作。 写作提示 中国传统强调颜文合一，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章是修身养性的手段;外国则认为写作仅是一种技艺，与人品无关。如果从这方面切入，会写出不一样的文章。 除此，如果联系现实，颜文不一的例子，时常可见。新闻上经常看到语言腐败的例子，官员在位置上，对反腐败
等问题夸夸其谈，然而实际上自己就是一个腐败的人。 学生也可以联系自己，平日里的命题作文，有多少是假话，空话，套话。这也都是语言的腐败。当然，你也可以想想歌德，想想莎士比亚，文章是这么的棒，人是这么的小气;也可以想想创出瘦金体的宋徽宗赵佶。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优秀吧作文】 文品和人品 不久前，中央民族大学大学蒙曼教授做客央视，和外国朋友谈中国诗歌。当说到岳飞的《满江红》时，蒙曼教授补充了一句：根据有关史料，岳飞的《满江红》是明朝以后才出现的，换言之，这首词很可能是后人的托名之作;再说，岳飞一生戎马倥偬，且又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来支撑，《满江红》很有可能不是岳飞的作品。 在场的外国留学生大惑不解：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大家还是坚持认为《满江红》是岳飞的作品呢? 蒙曼教授因势利导，道出了真谛：这就是我们民族的价值取向，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中国老百姓从心底里认定，如此壮怀激烈、气干云霄的词句，只有岳飞才能写的出来，如此洒脱豪迈、气势恢宏的书法，也才能配得上岳飞! 现场一片掌声。
书品与人品 近日仍须奔走，九月五日要在上海参加民间书院高峰论坛，六日会在交大海外国学与西方经典研修班讲〈〈知行： 从xx学谈起》。 接着要准备九月十八日在浙江美术馆的墨家： 龚鹏程书法展”了。因贴书论一则，以广其意。 xx我情性： 书品与人品 xx鹏程 一、 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第^一首注： 「唐人楷书手写本，莫不结体精严，点画飞动，有血有肉，转侧照人。校以著名唐碑，虞、欧、褚、薛乃至王知敬、敬客诸名家，并无逊色。 所不及者，官耳。官位愈高，则书名愈大」。 第十二首论宋四家苏黄米蔡，则说蔡不应是蔡襄，只能是蔡京蔡卞。而古人所以以蔡襄代之，当是受「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传统儒家观念之影响。所以启功先生痛批： 「古之所谓德成者，率以其官高耳」。其论书绝句白书本更有白序说： 「又见古之得书名者，并不尽根于能。官大者奴仆视家人、名高者生徒视侪辈，其势其地既优，其迹其声易播」。 先生反对以心术德行人品论书，论蔡京蔡卞如此，论王铎亦如此。举倪云林题王黄鹤画之语以夸王铎曰： 「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评价可谓极高矣。而在理论上，先生更直接驳斥柳公权「心正则笔正」之说，认为「笔下之美恶与心中之邪正，初无干涉」。
我有一篇文章论〈书法真精神〉，曾反驳过先生，认为先生胡涂了，白相矛盾，往往前言对不上后语。例如他说书法史上得名者多半是因官大，则蔡京蔡卞不更是大官吗？为什么大家一般并不推崇他们，竟要劳先生来翻案？「德成而上」之德，又能解释成官吗？先生名高，恐遂放肆而言矣！ 至于「心正笔正」，本为柳公权劝谏之言，先生借题发挥，将人品与书迹分开，益可见先生宗旨只在书迹层面。从前，刘勰品藻群言，题其书曰： 「文心雕龙」。先生论书，却是仅及其迹，不肯谈心的，令人有点莫名所以。 考〈〈西京杂记》曾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曰： 「,，赋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赋有赋之迹，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是也。然而赋不只有赋之迹，还有赋之心。此理连司马相如都懂，可惜启功先生不知，以为论心即是论道德，于中国艺术传统真是太隔阂了！ 苏黄米蔡四家之说，始于元人。然王芝〈跋蔡襄沸河石砚铭〉即已以蔡襄为四家冠冕。认为苏黄米蔡四家之蔡应该改为蔡京蔡卞，要晚到明人王绒，而清叶昌炽〈〈语石》提倡尤力，赏其狂狷。启功先生不过拾其余浦而不知其非也。考宋人书论，大抵皆只言蔡襄，齿及京卞者甚少。如倪思〈〈经锄堂杂志》云： 「本朝字书惟东坡、鲁直、元章。然东坡多卧笔，鲁直多纵笔，元章多曳笔。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则不能矣。,,独蔡君谟为冠，余子不及」，朱子亦曰： 「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可见一时公论如此，非只东坡一人推其为本朝第一也。蔡京蔡卞哪里有此地位？赵孟俯〈评宋十一家书〉，只说蔡端明如周南后妃，容德兼备，而略不及京卞。益可知宋元人论四家，必不以京卞为是。叶缘督有取于京卞之狂之狷，遂不知古人本以中和为高也。 以上是旧作中不同意启功先生的论点，现在就还要接着谈下去。 启功先生字好名高，但见识浅俗，一如其诗。说古来书家擅名者都只因官大，正像许多人
[原创]随笔枚乘的人品与文品 枚乘的人品与文品 燕山飘雪 2005-1-10 0:17:27 大家看央视一台《汉武大帝》，不知注意到这样一个情节了么？汉景帝得了肺结核病，到骊山汤泉宫疗养。十皇儿刘彘去看他，并给他背诵了枚乘的赋《七发》，说它能治病。枚乘是何许人也？《七发》真的能治病吗？ 枚乘，字叔，淮阴人，汉代著名辞赋家。世人皆知汉代写赋大家是司马相如，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在中学课本上都学过。再加上他与卓文君私奔的浪漫故事，好象司马相如的名气大于枚乘。但是，在汉代，在当时，名气最大的还不是司马相如，而是枚乘。《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写《汉书》的是东汉人班固，这说明一直到东汉人们都认为枚乘的名气大，赋写的最好。枚乘的赋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三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七发》。 枚乘的文章好，首先得益于他的人品好。俗话说“文如其人”，真是一点不错！他为人真诚、细腻、沉思、多谋。汉文帝时，他在吴王刘濞那里任郎中。所谓郎中，就是现在的秘书或秘书长之类。大家看《汉武大帝》都看到吴王刘濞造反的情节。的确，刘濞的刚愎自用是有名的。他凭借在吴国经营多年积聚的财富，就想与朝廷分庭抗礼，开始谋反。枚乘极力劝谏，阻止他这样做，根本不可能成功。但是，吴王刘濞根本不听，有点利令智昏。枚乘知道非失败不可，就悄悄地离开，到梁孝王那里躲藏起来。等到御史大夫晁错宣旨颁布《削藩令》时，刘濞再也忍无可忍，决心造反叛乱，并联合了其他六国，一时气势汹汹，非要打到长安不可。枚乘这时又写信劝刘濞悬崖勒马，赶快罢兵。但刘濞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件事传到朝廷，汉景帝大为感动，朝廷上下官员都知枚乘是忠于朝廷的，不希望天下大乱。一时间，枚乘的人品为人们称道。刘彘小时侯就听窦婴讲过枚乘的《七发》，他背得滚瓜烂熟，特别欣赏“观涛”那一节。后来刘彘做了皇帝，就是后来的汉武帝。他派人去迎接枚乘到朝廷任职，结果在半路上，枚乘就生病死了。汉武帝自然是痛心不已。
诗品 【作者简介】钟嵘（468－518年），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钟嵘出身世族，“好学，有思理”，精《周易》，有辞章修养，在南朝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出仕后，先为南康王侍郎、抚军行参军、司徒行参军等职，后任衡阳王萧元简记室、晋安王萧纲记室，并卒于记室任上，故世称“锺记室”。 【书籍简介】《诗品》，南朝·梁钟嵘撰理论批评专注，共三卷。《诗品》的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但显然作于作者晚年，即梁天监十二年（513年）以后至其逝世的大约四、五年间。本名《诗评》，唐、宋时两个名称并行，后来便只称《诗品》，沿用至今。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二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
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比、兴的相济为用，二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
论艺品与人品 对于人品，著名艺术家毕加索认为：道德良心上的问题是自己的事，与别人毫无关系。我不赞成毕加索的这种观点。首先这种观点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否认了失误之间的俄普通联系。朱光潜曾说：一切艺术都是生活和自认的返照，艺术的美丽在于能够给人带来愉悦和快感，使主体的生命质量因艺术的关照而得以提升。人作为一中社会性的动物，当他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一日起就已经注定了他要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和事物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你一个小小的决定都可能影响到别人的人生，更何况一个有着丰富情感和改变世界能力的人了。而毕加索当时就已已经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名气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怎么可以说他自己的道德问题与别人无关呢？ 对于人品和艺品，中国传统的观点是人品和艺品成比的，人品好，艺品自然就好，人如其名。我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相对的一致性。有人说：“人品好，艺术不一定好，人品不好，也有高明的艺术。”确实，历史上有人的尽力证明人品与艺品不成正比，例如童其昌人品很坏，画确不错。还有就是，在贵阳有一个长期吸毒的画家，他的动物小鸟意可谓堪称一绝，售价也不低。并没有人因为他是一个毒鬼而不买他的画，但他的画资在高也只能勉强支付自己的毒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有人知道国画大师张大
千一生造就过多少假画？骗过多少人的钱财？连他的本家艺术眼光并不低的张学良将军也难逃欺骗。曾有“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大吾之悟的国画大家李苦禅先生人品极好，同时他以“人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人品无格，下笔无方”称誉于世，他还举例说：“秦桧并非无才，他书法相当不错，指引人格恶劣，逐令百代是人切齿痛恨，见其手迹无不撕碎入厕或立时焚之。据说留其书不详，会招祸殃，实则曾恶其人，自然不会美其作品了。“我们无不感动与一个老画家将人格提升到如此高度！但据说他的得意养子，当今名振中外的的某人物画家曾高价卖了一批画到台湾，而后又自食其言的登明是一批假画，并说不是他卖出去的，如果以李苦禅先生的理论俩规范这位画家，会有什么样的解释呢？无言！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发现很所艺术大师尽管有很好的人品，但他们从来不把人品的高低与艺品的优劣联系起来，人品与艺品同高，但来源于不同的修为，前者在乎教养而后者在于学问的情深，二者直接按无论如何是没有逻辑联系的。 当然，不管是艺品还是人品都是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某种角度讲，二者是可以相互因果或相互影响的。我们呼唤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但德艺之间并没有必然性，这是经历史证明了的事情。在被郑板桥以书画方式“整治”过的官僚看来，他的人品极差，但老百姓却喜欢这样的人品；秦桧的人品世所憎之，但我不相信如果现在他的作品惊现世间，竟不会是无价之宝；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作为国名元老级人物，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与大陆的政治主
浅论人品与文品的关系 我国古代文论中历来就有"文品即人品“文如其人”的说法，《艺概·诗概》中也有“诗品出于人品”之说。世界的一些学者对这一看法表示赞同。18世纪法国学者布封在名为《论风格》的演说中提出“风格就是人”的命题，认为风格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主的主观精神为根底，包括人的道德、品格、情感、胸襟、趣味等。从中得出的是人们对人品是否就是文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其实要了解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首先我们先了解人品与文品的含义。何为人品，思想素质与道德修养归结一点，落实到每个灵魂深处，就叫人品。而文品指文章的品格和风格，即人品理论的变异与总结的不同阶段。从含义上来看，人品与文品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 主张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批评追求文学理想之美的集中反映。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标准，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孔子强调“诗教”，认为诗与乐可以对培养人的道德有巨大作用，而孔子的这一切都在其弟子和他一起整理的《论语》中体现，孔子的一言一行都被记录了下来，正是因为孔子自身对“仁”与“礼”的追求，对“诗教”的追求，他的《论语》，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乃至现在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钟嵘，出生贫寒，“位末名卑”，做过一些小官，在门阀世族统治下很不得志，这儿主要要提的是《诗品》的创作。《诗品》之作正值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的一个空前活跃时期，对文艺家进行品评，是一种时行的社会风气，《诗品》之作的主要原因是钟嵘对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现状的不满，为了树立正确的诗歌创作风气和提倡科学的文学批评标准，所以他在《诗品序》中尖锐地批评当时滥用典故、排比声律之弊。钟嵘在《评阮籍诗钟中》说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在此，钟嵘着重强调了诗歌是体现人的性灵的，是以抒发感情为主的，而提到性灵，与之联系密切的是明清的“性灵说”。其中袁宏道在给张幼于的信中说道：“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已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对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的剽窃模拟文风，袁宏道确是深恶痛绝之极，对他们给予了剑客的讽刺与嘲笑。此时的性灵说提出的真、善、变、趣、奇，和钟嵘的《诗品》可以说是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在文章或是个中表达了自己对世界、对事件的看法，对各自时代的进行了批评。这些在我看来，达到了文品的要求，也体现了各自的人品。 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是中国传统的重要文学批评原则，韩愈曾作了集中地、全面的、深入的讨论。韩愈在散文方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以明道，注重实用的思想。“道”的具体内容，是指孔孟儒加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它融化在作家身上，就是要求作家加强有益于群体、社会的伦理道德修养，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由此看来，韩愈特别重视人品与文品的一致，认为作家要写好文章，关键是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修养，在《答李诩书》中，曾称赞李诩说：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他谆谆告诫李诩，“立言”即写文章之事，并向学生谈了自己学习写作的体会：“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同时，他还提出“气盛宜言”之论，这是继孟子“养气”论以后又一理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所谓的“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
浅谈人品比人才重要 孩童时，老师常对我们说：要讲文明、讲品德；那时并不在意，只是觉得学习好，有本事了才历害。而今再思考时发现，人品远比人才重要。 人才无人品闯祸甚於庸才 人才是可以后天训练的，但人才若缺乏人品，闯的祸反而比庸才更大，因此公司选才，才华再高，没有人品宁可不要. 前美国德州仪器总裁兼执行长佛瑞德.布希，在[我们如何甑选高层主管]一文中指出，德义在甑选高层主管时有十项必要条件，例如冒险意愿、获利能力、创新能力等等。不过，诚信绝对名列榜首。 佛瑞德.布希指出，经理人员即使很聪明、有创意有很会替公司赚钱，但如果他不诚实，则他不仅一文不值，对公司反而是相当危险的人物。他对诚实所下的定义是，当经理人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而无法达成承诺时，他必须尽可能通知对方，解释未能达成的原因，并竭尽所能去减少对方的损失。 企业最大的资产是人才，一旦用人不当，人才也会变成企业最大的负债。因此，人才的品德比专业能力更重要，因为人品攸关企业的永续竞争力。 无论企业管理制度多么严谨，一旦雇用品德有瑕疵的人，就像组织中的深水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人品攸关企业永续竞争力 西谚云，[好的理论为经营之道]。企业竞争，不只是策略、技术和创新的竞争，最后决胜负的关键，往往掌握在品德手上。 跨国企业IBM转型为服务导向的高科技公司后，发现尤其在提供无形服务的业务竞争时，影响客户最后采购决策的因素，往往是口碑和信赖度，而IBM人长期累积的品牌形象成为临门一脚。 IBM订定的九项用人标准中，有五项跟品德相关：具备[勇于负责、工作热忱、自我驱策、值得信赖和团队协力]的能力。IBM人力资源部有不成文的规定：绝
不任用带兵集体跳槽的主管，因为有道德瑕疵；也绝不任用带着前一家公司资源前来投靠的人才，因为今天你偷了老东家的东西过来，难保明天不会偷IBM的东西出去。 企业品德是一种无法量化的竞争力，企业如果不重视诚信，不但影响企业形象，也绝对影响企业的产品竞争力。 如果把企业比喻为一棵大树，则品格有如树根，若树根开始腐烂，不管树多大多茂盛，已可预见这棵树终将枯萎。 部门领导要以身作则 近来倡导[企业理论新意义]的中华民国管理科学学会理事长许士军指出，过去企业为追求效率、降低成本，订定许多规范，但进入知识社会时代，企业经营需要的是[创新]，必须让员工自主，不能再层层节制每个员工的行为，就在[捏太紧怕死掉，放太松怕飞掉]之间，管理科学的精神和制度除了要更加尊重个人，伦理更是不可或缺。 [现代企业的典章制度必须建立在信任上，而信任就是一种伦理关系]，许士军说。 企业伦理的推动与落实，最好的方法是让企业伦理的观念融入企业的核心价值，塑造出强有力的企业文化，进而影响员工的行为和意识形态，而中层领导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中层领导的品德相当重要，因为他是企业的领导核心，是一个团队的领头羊，更是直接管理部门的员工，他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影响到这个团队的每个人。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就会有样学样。反之如果这些中层领导说到做到，凡事讲诚信，自然这个团队也将是一个讲诚信、讲品德的团队。员工的人品很难通过品格教育来改变，只有让员工自我感到骄傲，对企业产生认同，这样就会主动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稻盛和夫的经营思想就是任何人在孩童时期曾经受到过老师、父母的教导----不撒谎、不给他人添麻烦、要正直等。正是这些做人的基本品德指导他成就了今天的事业。今天我们作为一名商业工程师，更不要忘了我们孩童时老师和父母对我们最基本教导----要讲品德。做一名讲品德的人远比你成为一个才子更为重要！
诗品和人品 肖瑞峰 我们经常说两句话，“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中国古代传统诗论习惯于将诗品与人品相联系，以为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出于人品，因而总是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才有第一等真诗”。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文如其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史实，但我要向大家揭示的另一史实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不难找到“言非心声”的例证，在一些诗人那里，诗品和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选无法契合的。如果坚持认为“诗品醇者，人品必正”，显然是一种罔顾文学史实的想当然的误判。 提及“诗品”，熟悉中国文学史的很容易联想到梁代钟嵘和唐代司空图的两部同名著作，所谓“品”，是就区分诗歌的不同风格、境界而言的，可以理解为类别。今天我们讨论的“诗品”，有别于钟嵘、司空图的指称，指的是诗的品质、品格和品味；与此相应，所谓“人品”指的是人的品行、品性、品德。人们常常将诗品与人品相提并论。二者之间确实有密切的联系，但却不能等同，也无法对应。它们呈现出的是若即若离、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 主张诗品与人品相统一，是追求诗歌理想与人格之美彼此契合的集中反映。在这方面最简明的一个论断就是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倡言：“诗品出于人品。”最早将诗品与人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先秦时期的“诗言志”思想。所谓“诗言志’’是指诗应当抒写人的情志，应当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在表现。这实际上已涉及到“文如其人”和“言为心声”的命题。“文如其人”这一命题，可以追溯至汉代扬雄的《法言·问神》、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但从现存的文献看，明确表述“文如其人”这一命题的是苏轼的《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这段话是苏轼评论他弟弟的。后人都认为三苏里面最有才气的是苏轼而不是苏辙。在苏轼的眼里，弟弟的文章超过了他，而世人不理解。后来表达类似“文如其人”的观点就太多了，比如徐增《而庵诗话》里提到，诗是人心灵的一种外化表现，见诗如见其人。验之创作实践，在中国诗歌史上，确实有许多诗人的诗品与人品是统一的，和谐的，读其诗，可以推知其人；反之，观其人，亦可想见其诗。比如李白，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比如刘禹锡，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屈的典型。 在中国诗歌史上，“言非心声”的情况也很多。相当一部分诗人的诗品与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以致出现了创作与生活严重脱节的现象：诗品高洁，而人品卑劣。读其诗，分明为志士仁人；观其行，显然是无耻败类。
浅谈品格修养与国画 穆彦青 【摘要】：推崇人品是中国画的一大特点，这是在国画艺术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画家的品格修养与其绘画品味、风格、最终成就有着莫大的关系。人品高尚则品味不俗，气韵生动；画品高者学养深厚，品节优良。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关键词】：品格修养；国画；画品 中国画作为一种有着数千年发展历程的艺术形式，有着自己特有的传统、鲜明的个性，以及独特的魅力。而“画品”与“人品”的关系则是中国美术史上从古至今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画的文化性不仅存在于题材和内容上，更具有内在的意境追求、清雅闲逸的书卷气息和从容温文的书法意蕴，宾虹老人称之为“内美”。而中国的文化注重人格和艺品的同一性，中国画与画家的品格修养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古就有“人品不高，用墨无法”的说法，清代松年在他的《颐年论画》中写道：“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从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唐、宋、元、明以及国朝诸贤，凡善书画者，未有不品学兼长，居官更讲政绩声名，所以后世贵重，前贤已往，而片纸只字皆以饼金购求。书画以人重，信不诬也。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云，其余技更一钱不值矣。吾辈学书画，第一先讲人品，如在仕途亦当留心吏治，讲求物理人情，当读有用书，多交有益友。”北宋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中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中国画强调自由表现，这就使得其作品能表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而综合素质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品，人品在绘画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与画品有着内在的联系。 注重人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品一方面是要求画家有高尚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包括较高的文化学养及品味。人格品质是立身之本，品格高尚之人必定在其作品中渗透高尚的思想；而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文化学养则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气质，提升其品味。例如“四君子”向来是中国画不衰的题材，其主要原因是“四君子”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一个人人品的精华：梅花剪雪裁冰，一身傲骨，“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兰花空谷幽香，孤芳自赏，“西风寒露深林下，任是无人也自香”；竹子筛风弄月，潇洒一生，“未出土时先有节, 及凌云处尚虚心”；菊花凌霜自行，不趋炎势，“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可见中国画之所以特别钟情于梅、兰、竹、菊、山水等题材，是因为这些事物的某些特征与人之间有内在的同形同构的对应关系，象征了人的某些品质，喜爱这些事物的人必然对这些事物所隐寓的品质持肯定态度，并以这些品质为目标，努力去拥有这些品质。纵观中国书画史，凡受人尊崇的书画大家，无一不是品艺同高者。郑板桥画竹形神兼备，堪称一绝，正是寓情于景，画中竹子如板桥本人一样刚正不阿，高风亮节，正所谓“格超梅以上，品在竹之间”，正因为他具有高尚的人品，精湛的的技艺，深厚的修养，所以，才赢得人们的赞誉；潘天寿先生把其恩师李叔同作为一生的人格典范，他曾说“艺术品为作者全人格之反映，无特殊之天才、高尚之品格、深湛之学问、广泛之见闻、刻苦之经验，决难得有不凡之贡献”；近代山水国画大师傅抱石同样认为中国绘画基本思想的三大要素是“人品”、“学问”、“天才”；清代华翼纶在《画说》中写道：“子久、云林、梅道人辈，其品高出一世，故其笔墨足为后世师。而物以人重，知立品不可不先也。” 文人画家写字作画，往往是遣情写性的一种活动。文艺作品，无不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
=古典诗学> /人心0与/文心0的分裂 )))论王褒诗品与人品中的两面性 张喜贵 (江南大学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王褒为人的行为方式与其诗文作品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从/人心0这个角度看,他是/荷恩眄,忘羁旅0,性格是软弱谨慎的,从/文心0即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他又不断地抒写着羁旅之感与归乡之念,不断地在和不幸的命运作着抗争。这种分裂人格的存在是由于王褒在历史的大变革以后戴上了人格面具,从而造成了/人心0与/文心0分裂的结果。 [关键词]王褒;人心;文心;分裂;人格面具[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0)02-0010-04 The Split of /Heart 0and /Content of Works 0 )))On the Two Sidesthe of Wang Bao .s Heart and Works Z HANG Xin-gui (College of Literature,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Abs tract :Wang Bao .s behavior has al ways exi sted contradicti on w i th his works.Fro m the /heart 0,his character is weak and cau -tious;from his works,he expressed the feelings of homesickness and kept in and the unfortunate fate of the resis tance.The exis tence of this split pers onali ty is due to Wang Bao after the great change i n his tory to wear the mask of personality,resul ting i n the spli t of /heart 0and /c ontent of works 0. Key words :Wang Bao;heart;content of works;split;pers onali ty mask [收稿日期]2010-01-05 王褒一生中既有南朝梁时的春风得意,/不惜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0(5高句丽6),又有江陵城破被俘北上长安的凄切悲凉,/寂寞灰心尽,摧残生意余0(5和殷廷尉岁暮诗6)。王褒在北地共生活了23年,最后客死他乡,他与庾信同样由南入北被称为/庾王0,但后人对王褒的评价始终不高,主要是因为他外在的行为方式与自己的文学作品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也就是说,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人心0与/文心0的分裂。人心,即为人之用心,文心,即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种种思想情感。其实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潘岳就被后人讥为/心声心画总非真0,梁简文帝5诫当阳公大心书6中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0由此可见人是可以分割成/为人0的人和/为文0的人,此种情形在梁季入北文人王褒的身上体现 得最为明显,为人处世世故圆滑,为文则情感外露。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矛盾现象。对此加以解析可以更深地了解易代之际士大夫复杂的内心世界。 一 阅读有关史料,可知王褒是一个个性懦弱行为谨慎的人。在江陵的迁都争论中,王褒私下里曾劝元帝迁都于建康,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元帝采纳,考虑到元帝猜忌的性格,于是王褒不再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弗敢众中公言,唯唯而已0 [1](p.597) 。/唯唯而已0, 也就是点头称是罢了,这可以说是王褒性格的最好写照。但如果历史没有太大的变故,王褒依然可以在梁元帝手下过着优游的生活,与原来金陵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两样。但不久西魏大军围攻江陵,王褒负责监督江陵城西的军 2010年第2期(总第220期)THE NORTHERN FORUM No 12,2010Total No 1220
论文品与人品 论调1：首先做艺术的人应该先学会做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人不成功一切都不必谈，而做人的关键是人品，人品极差的人他搞出的艺术的品位与艺术境界也不会是很高的，古人讲：画如其人，文如其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真的假不了，假的永远真不了，艺术如此。真金不怕火炼，作品的境界与层次其实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好作品应经得住别人的评说的。还有写诗的人如果思想境界不高，会误导众生，罪过很大的，所以作品不可轻易示人，但可自娱，不可愚弄青少年的心灵，破坏人性中的真善美。 论调2：其实，这种调子是老生常谈了，认同的人的确也很多。但这又怎么样，一样不妨碍那些所谓“人品”不好的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被欣赏，甚至被模仿、学习，一代代流传下来。倒是有一些“人品”好得没话说的艺术家，因作品本身的原因，湮没在历史的大潮里。所以我认为，艺术是艺术，人品是人品，不能混为一谈。窃以为，艺术作品水平的高下，应以作品本身的立意、技法等多方面来考量，而不是简单的以一句“人品不好”，否认或抹杀艺术家的成就，那才是真正的“误导众生，罪过很大”！ 例1：文学界——徐志摩、顾城 从徐志摩的经历来看，当年他去国外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糟粕的部分，不顾道德随着自己的感觉走，对共同生活了五、六年的结发妻子一点恩情不讲，遗弃原
配夫人张幼仪及自己的孩子，见异思迁去追求林徽因，可是一见钟情的林徽因凭直觉觉得这个诗人的热情是不足以信赖的，便悄然离他而去。 另外，徐志摩也忘记了朋友之妻不可欺的古训，去追求朋友之妻陆小曼，造成了另一个家庭的破碎，更伤透了父母的心，致使公婆坚持不见陆小曼。他随会写诗文，但对爱情轻率并违背人伦道德，对父母不孝，对子女不慈，对妻子不忠贞，对朋友无信义。身为人师带坏社会风气，结局是不幸的。那是在一九三一年的第二段新婚生活，死时才三十五岁。而他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却宽恕了徐志摩，且自己抚养儿子长大，仍孝敬徐家二老并送终，还每月寄钱接济徐志摩的遗孀，自强自立事业兴隆。 我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对徐志摩的人以及他的诗的看法已经稍有了些改变。也就是说当你在没有真正由表及里的进行全面理智的了解一件事或一个人之前你是没有发言权的，即便你有了了解之后，由于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及个人的偏见也会产生不同或不正确的看法。心态改变了一切都会改变，态度决定一切。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沙里淘金”的洗礼才能辨清真伪。” 我本人就很喜欢《再别康桥》。对写诗我是外行，这种喜欢凭的只是感觉。可是我们看看《再别康桥》流传之广，喜欢的人之多，还用的着多说什么吗？难不成说喜欢徐志摩作品的人，都是“人品”有问题？亦或是智商有问题？还是说，大家的欣赏水平都出了问题？ 我们再谈谈另一位诗人顾城。顾城是中国现代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那首《黑眼睛》脍炙人口，风靡一时。可是顾城后来却在新西兰的一个小岛上涉嫌杀死妻子。按该文的观点来说，顾城的“人品”肯定是不行了。但就凭这点，你能抹杀顾城在现代诗坛上的地位和成就吗？答案很简单，不行！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品与文品”问题之我见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人品”与“文品”就一直被各种文人学者关注研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品与人品一直是被统一在一起的，似乎是文品高者人品也是优者。不可完全否认这一观点，相传了几千年的观点必定是有其事实和依据的。 要探讨“人品”与“文品”问题，就是意味着要探讨“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问题。“人品”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的品行思想，也有个性，文化教育在其中；“文品”大概就是文章的品位风格，与“文风”相似。这样一来，结合中国古代将“人品”与“文品”统一的观点，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文如其人”。“文如其人”出自苏轼《答张文潜书》：“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意思就是他的为人藏很深不愿让人知道，其实从他的文章中就能看出他的道德品行。 当然历史上认为“文品”与“人品”间存在着不可分割关系的远远不止苏轼一人。许多文人学者都在自己的文论作品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早在西汉学者扬雄就在其《法言·问神》中这样写道：“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简单地说，就是声画者，都是人内心情感的表现，因此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能从中分辨。这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文”又是由“言辞”组成，因而“文品”与“言”，“书”挂钩，那么“心”，“情”与“人品”挂钩，不难看出“文品”是由“人品”所影响决定的，“文品”表现着“人品”。 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在这里曹丕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对创作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就已经有很多人研究才能与禀性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才能和禀性”与“文品和人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从曹丕的思想出发，他主张“才性一致”，并且是性决定其才。而“才性一致”又与“文如其人”相一致。他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里曹丕强调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禀性不同，是无法以人力改变的。显然这种观点是太过绝对的，至少我觉得有时候后天学习是不可忽视的，文气什么的也是能通过后天的熏陶学习而有所改变和进步的。但即有些片面，曹丕所提倡的“文以气为主”，要求文章要有鲜明的创作个性。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等，对一些文人作品进行了评价，从作品中也能推出他们的一些品性。例如：“齐气”是指齐国人那种舒缓的习性在文章之中体现。那么，可以推测徐干身上是否也有舒缓这一习性。所以在我看来曹
“作品与人品”材料作文解读例析 “作品与人品”材料作文解读例析： 【真题再现】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性情褊急则为文急促，品行澄淡则下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 金代元问好《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高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写一篇文章阐明你的观点。 注意：①题目自拟，观点自定。②文体明确，不得写成诗歌。 ③不得少于800字。④不得抄袭、套作。（2015浙江卷高考作文题目） 【真题解读】 这是文艺气质类考题，材料中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是“作品”和“人品”。人品决定文品，文品体现人品，文品来源于人品，而又高于人品。考生可以选择“统一”或“背离”行文，也可以选择中间路线入笔。行文时，可从文品谈起，再落到人品，亦可从人品入笔，再说到文品。不主张延伸到真与假、
字品、球品等其他品格上。但只谈或泛泛而谈“人品”或“文品”，也没有说服力，必须有材料，会思考，能亮出自己的人生观。 【备考提示】 有关“作品与人品”的关系，考生可以选择其中一种观点立意，也可以综合两种观点进行议论，关键在于要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备考时，可以从文学、写作这类基础角度出发积累素材；多问自己“为什么”，提高思考的深度与广读，以精妙绝伦的说理赢得阅卷者青睐。 【高分作文一】且以作品论英雄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模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人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即作品反映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之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高尚 暗室不欺不同流俗不欺暗室不忘沟壑赤子之心德厚流光高情远致高山景行功德无量厚德载物怀瑾握瑜蕙心纨质见危授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金良玉敬老慈幼良金美玉明德惟馨年高德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青天白日山高水长拾金不昧玉洁松贞沅茝沣兰云中白鹤志士仁人 杰出 补天浴日风流人物风华正茂伏龙凤雏盖世英雄盖世无双桂林一枝鹤立鸡群鹤鸣之士加人一等矫矫不群金榜题名举世无双绝世超伦昆山片玉人中之龙首屈一指铁中铮铮头角峥嵘无出其右裒然举首一代风流一世龙门庸中佼佼 尊贵 不虞之誉不言而信不恶而严荣华富贵山中宰相师道尊严 著名 草木知威驰名中外大名鼎鼎德高望重风云人物功成名遂功标青史赫赫有名举世闻名如雷贯耳声振寰宇威望素著 宽容 海阔天空含垢纳污呼牛呼马豁达大度既往不咎宽大为怀宽宏大量网开一面网开三面息事宁人下不为例下车泣罪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直报怨以德报怨宰相肚里能撑船知情达理中庸之道 助人 将伯之助解衣推食救死扶伤绝甘分少普度众生起死人,肉白骨轻财好施设身处地疏财仗义为民除害为民请命雪中送炭与人为善云行雨施仗义疏财助人为乐 荣耀 生荣死哀死得其所万古千秋万古流芳为国捐躯 ⑵志气 有志 不耻最后乘风破浪顶天立地鸿鹄之志九天揽月夸父追日老骤伏枥老当益壮力争上游陵云之志猛志常在磨杵成针穷而后工三户亡秦十载寒窗铁杵成针韦编三绝心小志大胸怀大志雄飞雌伏雄心壮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移山倒海迎头赶上有志者事竟成愚公移山争强好胜知难而进治国安民志在四方中流击楫壮志凌云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自求多福自食其力 有为 大显神通大显身手大有作为大器晚成非池中物奋发有为公才公望后生可畏龙跃凤鸣鹏程万里前程万里如日方升 奋发 发愤图强奋发图强奋发蹈厉披荆斩棘闻鸡起舞我武惟扬 其他 八仙过海不务空名负重致远掞藻飞声 ⑶忠贞 忠诚 碧血丹心不避斧钺成仁取义赤胆忠心赤心相待赤心报国大节不夺大法小廉蹈节死义断头将军肝脑涂地故旧不弃故剑情深寒花晚节久要不忘扪心无愧倩女离魂舍身求法田父献曝先驱蝼蚁心虔志诚以身殉职以身许国忧国奉公孝子顺孙忠孝节义忠心耿耿忠肝义胆
高二语文试题 2017.04 本试卷分第I卷和第II卷两部分，共8页。满分150分，考试用时150分钟。 第I卷（阅读题，共71分） 甲必考题 一、现代文阅读（9分。毎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诗品和人品 肖瑞峰 我们经常说两句话，“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中国古代传统诗论习惯于将诗品与人品相联系，以为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出于人品，因而总是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才有第一等真诗”。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文如其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史实，但我要向大家揭示的另一史实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不难找到“言非心声”的例证，在一些诗人那里，诗品和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如果坚持认为“诗品醇者，人品必正”，显然是一种罔顾文学史实的想当然的误判。 提及“诗品”，熟悉中国文学史的很容易联想到梁代钟嵘和唐代司空图的两部同名著作，所谓“品”，是就区分诗歌的不同风格、境界而言的，可以理解为类别。今天我们讨论的“诗品”，有别于钟嵘、司空图的指称，指的是诗的品质、品格和品味；与此相应，所谓“人品”指的是人的品行、品性、品德。人们常常将诗品与人品相提并论。二者之间确实有密切的联系，但却不能等同，也无法对应。它们呈现出的是若即若离、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 主张诗品与人品相统一，是追求诗歌理想与人格之美彼此契合的集中反映。在这方面最简明的一个论断就是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倡言：“诗品出于人品。”最早将诗品与人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先秦时期的“诗言志”思想。所谓“诗言志”是指诗应当抒写人的情志，应当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在表现。这实际上已涉及到“文如其人”和“言为心声”的命题。“文如其人”这一命题，可以追溯至汉代扬雄的《法言·问神》、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但从现存的文献看，明确表述“文如其人”这一命题的是苏轼的《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这段话是苏轼评论他弟弟的。后人都认为三苏里面最有才气的是苏轼而不是苏辙。在苏轼的眼里，弟弟的文章超过了他，而世人不理解。 后来表达类似“文如其人”的观点就太多了，比如徐增《而庵诗话》里提到，诗是人心灵的一种外化表现，见诗如见其人。验之创作实践，在中国诗歌史上，确实有许多诗人的诗品与人品是统一的，和谐的，读其诗，可以推知其人；反之，观其人，亦可想见其诗。比如李白，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比如刘禹锡，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屈的典型。 在中国诗歌史上，“言非心声”的情况也很多。相当一部分诗人的诗品与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以致出现了创作与生活严重脱节的现象：诗品高洁，而人品卑劣。读其诗，分明为志士仁人；观其行，显然是无耻败类。 西晋诗人潘岳，后世称他潘安，是少有的美男子代表。他在作品《闲居赋》中，描述自己对功名的蔑视之情。但现实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排在首位的就是潘安。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畏敌如虎，丧权辱国，但是读他的诗《题金山》却是豪气万丈：“屹然天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俨然以御敌英雄自命。这可归因于人格的二重性：内心深处未必无意御敌，却因懦弱自私故而终不敢御敌。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尽管“言非心声”的现象并不罕见，也许永远无法杜绝，但我们仍然倡导坚守“文如其人”的传统，倡导诗品与人品的统一，鄙弃诗品与人品相背离的非正常行为。我们有理由强调：欲醇诗品，先正人品。只有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才能真正提升诗的品质、品格和品位，达到诗品与人品的完美融合。要正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