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历史学研究, 2015, 3(4), 52-55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15 in Hans. https://www.doczj.com/doc/d74582765.html,/journal/ojhs
https://www.doczj.com/doc/d74582765.html,/10.12677/ojhs.2015.34008
The New Thinking on Confucianism and the Fate of Modern China
—Review on “Continuity of Orthodoxy: Kuomingtang’s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1927-1949)”
Xiushen Wu
History and Tourism College of Fuyang Normal College, Fuyang Anhui
Email: lcwxs@https://www.doczj.com/doc/d74582765.html,
Received: Sep. 28th, 2015; accepted: Oct. 16th, 2015; published: Oct. 19th,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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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ook of “Kuomingtang’s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author with keen problem consciousness, the open theory field of vision, strong reality concern, carried on the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of KMT’s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thinks it has a certain merit, and how China inheriting Confucian culture still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he author is balanced and come up with new ideas, but in detail processing aspect, still need to further efforts.
Keywords
Confucianism, The Fate of Modern China, The New Thinking
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命运的新思考
—评《接续“道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1927-1949)》吴修申
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阜阳
Email: lcwxs@https://www.doczj.com/doc/d74582765.html,
收稿日期：2015年9月28日；录用日期：2015年10月16日；发布日期：2015年10月19日
吴修申
摘要
在《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一书中，作者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开阔的理论视野，强烈的现实关怀，对国民党的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此举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对当下中国如何传承儒家文化仍有借鉴意义。作者虽持论公允，新见迭出，但在细节处理方面，仍须进一步努力。
关键词
儒家思想，现代中国命运，新思考
1. 引言
近代以降，作为官方文化资源和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复存在；新文化运动后，儒家思想在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权威也岌岌可危。然不过十年光景，儒家思想在三民主义的光环之下，又堂而皇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认识和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儒化三民主义的行为至今仍是一个具有较大争议的问题。吕厚轩的《接续“道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1927-1949)》一书，为学界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2. 敏锐的问题意识、开阔的理论视野
执政者正确地认识和继承儒家思想的精华，为治国理政和人民福祉服务。这一课题，自1912年现代共和政体建立至今，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本书主题就是以执政党与儒家思想的复杂关系入手，探讨儒家思想与政府的关系。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将儒家化的三民主义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可以说这是现代中国执政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首次实践，某种程度上也蕴含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思想文化方面塑造自身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努力与探索。引申而论，这也是关涉到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如何得到认可和转型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言：“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笔思想文化遗产，无论是谁执掌政权，都要认真考虑如何对待它，即要考虑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1], p. 3)。因此，作者选择的是一个非常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学术眼光独到而敏锐。
在具体研究中，作者借用现代化理论，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处理好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过程的作用。在各章论述中，作者还借鉴了政治学文化学派理论，指出一个现代政权与传统思想文化系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撇清与传统思想的联系，且一旦割裂二者关系，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也是为现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践所证实。此外，作者还借鉴西方的“意识形态”概念，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遇到的挑战及境遇。以上种种，均显示了作者视野开阔，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时下历史学界担忧“碎片化”的研究，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林的危险之中，而作者这一研究路数所指示的，只要研究者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夫，历史研究就无所谓琐碎之忧，碎片只要用理论之绳串起来，就会由零到整，形成历史研究的宏观整体。
3. 强烈的现实关怀、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
儒家大都带有浓厚的入世情怀，自孔子以降的儒学大家大都期望为国家社会的繁荣与稳定贡献其智慧。作者显然不是纯书斋学者，而是一位充满现实关怀、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通读本书，字里行间洋
吴修申
溢着对于儒家思想与国家社会前途命运的思考。他在绪论中明确指出了其研究目的：“通过寻求国民党实权派改造与利用儒家思想的真正原因，分析这种行为的利弊得失，总结其成败的经验教训，展望儒家思想在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基本目的”([1], p. 21)。
当前，无论是高层还是民间，社会各界对儒家思想文化在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作用渐有体认，但也存在不少分歧。历史的经验教训能够为各界在形成儒家作用的共识上提供一定的启示。正如该书所指出的，“当前，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儒家思想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继承其中的积极因素。因此，研究国民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成败得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1], p. 7)。
儒家思想文化不仅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本世纪以来，中央提出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战略，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向世界推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显然离不开对儒家思想资源的鉴别与分析。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执政党与社会各界参与讨论，全面客观分析儒家文化，形成一致的意见或看法。
作者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经世致用学风，是因为他具有与儒家类似的入世的情怀和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情；另一方面与作者求学、后又执教于孔子故里的曲阜师范大学有密切关系，曲阜师范大学以弘扬儒家优秀文化为己任，具有研究儒家文化的多种优势，借助于这块沃土和学术高地，加之长期的积淀，作者才能有此著作问世。
4. 新见迭出，持论公允
作者在绪论中指出，学界关于国民党与儒家思想关系的研究还不尽如人意，“从总体上研究国民党与儒家思想关系的文章和专著并不是很多，且观点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作者通过借鉴学界已有的成果，围绕国民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这一主题，从国民党与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国民党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国民党实权派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原因，国民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影响等等方面，得出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下面就以国民党实权派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原因这一部分为例，分析如下：
国民党实权派改造和利用入儒学的原因很多，但作者择其要从三点论述。
第一，着眼于国民党自身角色的变化，即从在野到执政、从革命到建设的身份转移的角度。国民党内重要人物蒋介石、戴季陶和陈立夫等人深知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的道理。国民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后，暴力色彩必须逐渐淡化，因此儒化三民主义，或者说是三民主义的儒家化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因为，一方面儒家思想里面本身就含有为政权治理设计和服务的成分；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不断改造，才能不落后于时代，才能为社会大众所认可。1924年后，孙中山将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理论，在借鉴和吸收列宁主义建党和建军的理念基础上，结合形势的需要，改造成了具有崭新内涵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中的一些成分，与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戴季陶延续了孙中山挖掘传统思想资源的这一做法，使三民主义的儒家色彩进一步加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首国民党实权派继续开展这一工作。国民党实权派对三民主义儒家化的工作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三民主义革命色彩逐渐褪色的过程。
第二，蒋介石个人出于维护政治地位和统治的需要，自觉支持并参与三民主义的儒家化。作者指出，从1924年蒋介石任职黄埔军校校长起，直到1928年底北伐成功，蒋介石在军事上取得巨大的成功。这有助于提升其政治地位，但要想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他尚须克服诸多挑战，即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当时蒋介石本人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只
吴修申
能退而求其次，选择适合于自己口味的理论，也就是戴季陶主张的“孔孙道统论”。作者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将这一套理论作为自己的工具，可以理解为占有军事优势的蒋介石与有理论特长的戴季陶联合，以弥补自己在三民主义理论方面的不足，从而更好地与擅长理论的汪精卫派和胡汉民派进行竞争与对抗。征诸史实，蒋介石的这一策略获得了成功。儒家思想主张人治，而蒋介石又有独裁的倾向，但又不能抛弃孙中山的思想。因此，戴季陶的带有儒家色彩的三民主义学说，就非常适合蒋介石的口味。因此二者自然就联姻，从而蒋介石在意识形态方面拥有了较大的话语权。
第三，在作者看来，蒋介石祭出儒家思想的大旗，更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即利用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带有民族主义特点的儒家思想化的三民主义排斥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书中所指出的，蒋介石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着重点，就是以“共产主义是外来的，不符合中国的民族性，否定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性”。这种分析是有一定见地的。后来，中共吸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单纯维护苏联利益的教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使外来主义成功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以后的顺利发展。作者提出的“蒋介石等国民党人，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这些宣传，给共产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论点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作者在对国民党实权派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这一行为的评价，尽管充满现实关怀，但是其观点大都依据史料条分缕析，言而有据，持论公允，不走极端。既指出这种改造的积极性与不足，又强调后来的影响与相通之处。如针对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这一行为，作者指出一个政权对儒家思想改造“并没有错，只是在方法和内容的选择上还有待于商榷。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并非是一无是处，无论是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发展，还是对中国社会的进步，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1], p. 223)。作者认为只要有一个适合的度，改造是无可厚非的。国民党实权派的尊孔活动和文化建设运动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对本民族伟大历史人物表示尊敬其实是每一个民族的共性，只要这种尊敬不超过一定的限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当然，由于这一课题属于政治思想史范畴，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研究这一问题既需要弄清楚传统儒家思想与政权的关系史，又需要把握近代以降中西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还必须做到国共政争在国民党儒化三民主义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因此作者在具体事件的研究上略显粗糙，书中涉及的不少史实还有进一步引申分析的空间。此外，作者将本书研究时段定为1927~1949年，但通览全书，1927~1937这十年着墨最多，1937~1945抗战八年略有论及，而1946~1949这3年可以说几乎没有触及。有前重后轻之嫌，为什么如此安排，没有给交代与说明。这就让读者既有疑问，同时也有一种美中不足，意犹未尽之感。
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实事求是的讲，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的命运这一课题需要较多的理论阐释，研究起来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作者在国民党与儒家思想关系领这一问题上的研究理路和学术思考，不仅对学界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国民党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大有裨益，而且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儒家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处境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吕厚轩(2013) 接续“道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1927-1949). 山东人民出版社, 济南.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一)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异同 一、孔、孟政治思想的相同点： 孔子是儒家是想的开创人，孟子是孔子的继承和发展者，所以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主张“仁”的思想，其具体表现在： （一）、孔子、孟子政治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主要从“仁、爱、善”角度思考问题。 孔孟都主张“仁者爱人，人恒爱之”。也就是说，他们二人不约而同的认为“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自身的“仁”，才能靠这种魅力影响和感化他人，也才能凭此效力于社会奉献于他人，否则“为人者难成君子，为王者难得天下矣”。 翻开《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很多场合和自己的学生说教时都会涉及到“仁”的理念。比如说，他曾针对对自贡提出的什么是“仁”时回答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能近去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回答曾子提出的问题“仁以为己任”时，孔子解释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说，为了实现所谓的“仁”，人们可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由此可见，孔子理解“仁”就是爱人，同情人，舍身处地的体贴人。 翻开《孟子-离娄》一文，孟子就明确提出了“君子所以易于仁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之。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显而易见在这里分明强调了“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的重要性。 孟子提出“性善论”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孔子直接说过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从这句话看不出从皆有的那个“相近的”“天生”的人性是善还是恶，但加上他实际上认定了仁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品性，而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所以他心中本有“人性本善”的意思事实未予说明而已。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都是从“仁、爱、善”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二）、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主张“仁治”和“法治”。 孔子主张“德治”即“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揭示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人君者当以德治国，为政与为德是根本分不开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之风必偃。”①孔子主张的“礼治”与“德治”并无不同，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统治者，领导者要重德轻政即要通过自身为榜样作用和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其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惠民的方式巩固统治权，要求“为政者正身”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其要求“正身”的思想最终是为了达到“德治”的效果。孔子考虑政治问题基本精神理念就是“德治”思想。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德治主义”，故而和孔子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们两人的政治思想都是道德的延伸，都想使政治手段和目的都是以道德为依归，而他们的道理思想又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他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其“仁政”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与孔子相同即用“仁政”、“德治”，来教化人民，用道德理念使人们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比如他提出的“制民恒产”、“勿夺农时”、“省刑罚，薄税敛”等，看到了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都是他“德治”的表现。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都主张“德治”。
论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9-14 08:07:00 ] 作者：程嘉宏编辑：studa090420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 论文摘要: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 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
新时代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 导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时代主旋律的正确把握，其基本含义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新时代下的中国面临的压力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际上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新时代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以统筹全局的战略思维。在深刻洞察和分析当代世界局势后，准确把握住了当代世界的基本战略走向，认识到人类同处于一个世界、一个地球中。各个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共生体，只有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成功做到共同发展。 中共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对世界各国发展状况的合理关切，也是对中国在新的国际局势下寻求自身发展的正确战略。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自身的丰富内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和”文化的体现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爱好和平，追求共同发展的民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尝试进行不同的阐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其表述的话语虽多样而异，但同归而一。
中国寻求的是和平崛起，坚持不采用军事扩张、资源掠夺等称霸的方式来走“畸形”发展，坚持以自己的发展对其他欠发达国家地区进行合理关切的“和”思维；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发点是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解决的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走的是一条共同发展的道路。 这种中华民族追求“和”文化的优良特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和平共同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和”文化的重要体现。 （二）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望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但是战争结束带来的世界格局并没有完全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期望。两极格局的崩溃使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了苏联这个对手的压制，美国开始走霸权主义道路。与此同时，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等迫使世界人民寻求世界寻求新的方向。 仔细环顾今天这个世界，世界正处于大变革的转弯处。在整体都在寻求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存在的问题，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逐步凸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人民在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发展利益的基础上，独立自主作出的选择。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日益猖獗的今日，只有全世界人民共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可以得到有效的抑制。当前全球冲突不断和贸易冲突不断加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1、积极影响
核心提示：法国保守主义者迈斯特说真正最有权威的宪法是写在人心之中的，《五经》、《四书》正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王道政治的义理价值来自《五经》、《四书》，所以说王道政治讲的都是儒家的治国之道。王道政治作为儒家的治国之道内容非常丰富，但最核心的价值则是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 《五经》、《四书》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 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丰富，可以说《五经》、《四书》讲的都是治国之道。。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动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权力就不会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威，中国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而随时都处在动乱的边缘。卢梭有句话讲得很好：只有将统治变为权利，将服从变为义务，人们才会自觉服从政治权威，政治权力才能得到国民的认同，从而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根据儒家的治国思想，儒家提出了王道政治的理念。因此，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而防止动乱之道，具体说来就是"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之道。下面就对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分别进行论述。 一、大一统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第一重合法性)
超越合法性，又叫神圣合法性。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一个超越神圣的价值源头，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政治秩序是世俗世界的产物，本身并无超越神圣性可言。无超越神圣性的政治秩序不但不能从形上界证明其合理存在的理由，还会因其无超越神圣性降低人们服从认同的力度。故古今中外的政治统治者都非常明白这一点，都力图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这些只是历史遗留的礼俗和形式上遗存的传统，而不是明确的思想主张，儒家则通过大一统的思想明确主张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的问题。 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儒家文化崩溃，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政治秩序瓦解，中国人抛弃自己的政治传统完全拥抱西方，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由于中国儒家文化（即儒教）崩溃，而西方宗教只是从政治中退出未崩溃仍有很大活力，中国政治秩序的世俗化比西方更严重（西方最起码在象征的意义上还认为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价值源头）。所以，要使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和谐与长治久安，就必须为中国的政治秩序确立超越的合法性，赋予中国的政治秩序合理存在的超越神圣的正当性理由。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接受儒家大一统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才行，即中国的政治秩序必须确立王道政治所主张的第一重合法性才有超越神圣的正当性可言。 二、施仁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第二重合法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背景与时代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转变利益关系零和思想，达到互利共赢，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给出的中国方案。 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惨痛后果，让人们开始反思历史，逐渐意识到战争夺取利益，暴力夺取强权是不可取的。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了主旋律，共同发展、共同迎接挑战才能获取最大化利益。考虑现实情况，当前的国际形势呈现出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特点，在很多方面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例；同时，全球性重大问题层出不穷，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粮食安全、国际恐怖组织等，都是十分难以处理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这是全球的问题和挑战，也需要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同解决和治理。实际上，不论人们身处何国、有怎样的信仰、愿意如何，未来的发展和命运已经被牢牢地捆绑和相互制约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共同体。基于以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已是国际发展大势所趋。 而这样一个国际战略有又具备了怎样的时代内涵呢？ 第一，尊重文化多样性发展。战争的炮火声渐渐远去，一场无声的战争又悄然打响，“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国家企图强行消灭弱势文 化，建立优势文化的统治地位，以文化方式对另一国进行侵蚀，达到从根本上 消灭另一国文化自主性的目的，淡化其民族意识。这种消灭文化多样性的行为 限制了文化的发展，是一种另类的“暴力”，不利于全球发展，我们应当保持 文化多元，保持人类思维活力。 第二，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景观。所有人类不论国别、信仰、年龄、贫富，都拥有同一个地球家园。资源是共享的，生态环境也是共享的。一个国家不惜破坏生 态环境盲目发展，周边国家也必定遭殃，最后乃至全球都会受到影响。只有各 国树立全球意识，携手共建地球生态文明，构建一个能与人类长期和谐共处的 自然环境，每个国家才能不受影响，友好可持续发展。 第三，协同制定全球化政策。鉴于跨国犯罪、国际恐怖组织等问题日渐严重，国际警察局机构的建设应当更加完善，刑事法规制定也应当互相协调沟通，使得有法 可依，不放过每一个应当罪责的人，也不冤枉无罪之人。在其他方面如生态、 经济等发展策略的制定上，鼓励多开全球性会议，结合各自国情和世界整体发 展形势，制定出各国利益最大化的政策。 第四，突破利益关系零和思想的藩篱。经济的全球化最能体现利益模式从零和到共赢的转变，现如今，从美国的“苹果”到中国的“大盘鸡”，全球国家都参与进 生产过程，故而也属于利益链条中的一部分，一同获益，但如果其中哪一部分 出了问题，整体生产都会无法进行下去。一个国家的粮食供应出了问题，产生 了大批难民，而这些难民又会逃难到其他国家，影响这些国家的正常发展。这 些都表明随着全球化进程加深，各个国家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我们不仅不能 阻止其他国家的发展，反而更应该促进它们的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以一 个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事务，如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亚投行组织发挥带头作
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八用” 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到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国度，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要从“功用”上来思考、来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的角度来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已经像出土文物一样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了，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在这些中国人的心中，儒学与化石、西汉古尸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一种文字形态的古化石。（其实，在这些中国人心中，儒学还不如马王堆汉墓的西汉古尸有价值，西汉古尸还可以向外国人夸耀我们的祖先早就有了防腐的先进技术，墓中的漆器多么精美，丝织品多么精致，而儒学不过是黑暗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产物，等等。）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我认为儒学在当今中国不仅有用，而且有其“大用”。下面，我就具体向大家分析一下儒学究竟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以及有什么“大用”。 具体分析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用”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用”。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实有非常大的“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主流的思想与正统的士大夫都充分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大用”，这一“大用”的就是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基础。我们知道，儒学并非创立于孔子，孔子只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在孔子之前的“二帝三王”时代，就已经存在儒学了（二帝是尧、舜，三王是夏禹、商汤、周文），所以儒学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严格说来，儒学已经有六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儒学的基本经典《易经》最早由伏羲画卦，现在经专家考证可以追溯到约6500年前。我们知道，儒学的基本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现的是中国“古圣人之道”，这一“古圣人之道”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所以说儒学也就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学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之学”，是名正言顺的中国的“国学”。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体现了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的载体；我们可以说，离开儒学，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就无从展现，因而也就不存在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大用”，儒学的这一“大用”就是儒学体现并代表了悠久博大的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
研究儒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 一、儒家思想之“以仁为本”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一)儒家思想中“以仁为本”的理念 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一直围绕着一个“仁”字，那就是怎样使人趋向“仁”。什么叫做仁?实际上是什么叫人的问题，因为“仁者人也”。把仁当做一种思想理念的最深准则其实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把仁作为实践中的引导理念并且让仁融入于各种道德中。孔子的仁说是将自尧舜以来继承下来的先王之道归属为仁之道。如果从《论语》为核心来分析仁的意义的话，就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对内克己，对外爱人。儒家文化觉得民是国家之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因此，现代企业的管理者要以民字作为首要。孟子指出“用贤则治，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下》)因此，儒家思想把用贤作为是企业管理盛衰成败的关键。 (二)如何在企业管理中运用“以仁为本”的思想 现代企业管理人员应该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将儒家文化的“以仁为本”的思想应用在企业管理，将“以仁为本”作为企业迈向成功的管理准则。“以仁为本”的现代企业管理应该是以人本理念为前提的，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准则，它要求的是管理行为的人性化。这样的话，现代企业管理中怎样去应用“以仁为本”的思想，融入“以仁为本”的准则呢?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可行的： 第一，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那就是要在企业管理中采取“仁治”以稳住民心。第二，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还需要设立起一套合理科学的激励制度，为职工营造一个温馨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孟子主张教化而治，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第三，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更加要积极开展对人才的挖掘、人才的运用、人才的培育。儒家文化认为，为政之本在于兴贤。企业应该发挥员工的自尊、自爱、自强心理、主动性、事业心、创造性与成就欲，使员工的内在潜力得以发挥。然而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光只能通过制度的约束，管理者也应该通过多和员工进行思想沟通和需求的满足，对工作环境的优化，对员工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具体的设计与实施，来让员工自觉的与管理者共同把工作做好，共同1 发展企业。 二、儒家思想之“以义统利”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一)儒家思想中“以义统利”的理念 因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正当的利益该取而不取，也是不义。孟子就说过：“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好其道，则舜受其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 不合道义的即使一筐饭也不能接受，合乎道义的即使像舜继承尧的天下也不过分。这话准确地表述了儒家“以义统利”思想的内涵。儒家思想中的“以义统利”引领着管理者处理好盈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为企业提供了所需的原料、资本和人力资源，使得企业能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同时企业的盈 利必须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如污染环境，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在这里“义”和“利”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儒家所谓的义，是指整体的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对于企业来讲，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由此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只是主张正当致富。而儒家所谓的利，既不是狭义的金
和平之鸽，在新时代飞翔——大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与认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17年1月18日在十九大报告中被提出，一下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并于18年3月11日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是什么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世界各国形成的具有依存性、平等性、共赢性、包容性等特点的集合体。”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时局下的合理选择。从2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全世界人民所盼望的，一起共筑地球村，携手并进，合作共赢。 为何“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会被提出？首先是基于当前国际形势。当前形势的特点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信息多样化。恐怖主义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司空见惯，对国际秩序和人类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不论你的国籍是什么，地域是什么，语言迥异都无妨，因为实际上我们都处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像明清那样闭关锁国在现在看来是最不明智的决定，最终只会重蹈覆辙，各个国家相互依存，谋求互利共赢已经达成了共识。28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214埃博拉病毒的蔓延更让人们意识到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危机通过全球化的链子可以很快波及其他的国家，从而使整个世界遭到重创。面对着一个一个层出不穷的危机，同住在地球村的我们只有同舟并济，互相帮助才能渡过这些劫难。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力帮助亚洲国家，以及东盟国家。设想一下，如果发生了这些危机我们都以邻为壑，各自为政，甚至大打出手，那么这些危机将会演变成上世纪的世界大战，损失多少无辜民众，带来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目标，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地球村的一份子应该担负起我们的责任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以和为贵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听的俚语，除此之外类似于“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谚语数不胜数。像廉颇蔺相如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可见“和”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我们中国寻求的都是和平发展，契合好时代主题，做好大国榜样是我们的目标。即使拥有像核武器等杀伤力极大的武器也承诺不轻易使用为的就是将和平发扬出去。除此之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便是在各国和平发展的基础上一起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共同发展。可以看出这种以“和”为中心的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心理念不谋而合，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和”文化的重要成果。 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中国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有利于构建稳定、和谐的国际社会环境。改革开放除了给我国带来了极大的发展和机遇的同时也为我国带来了别国的虎视眈眈，钓鱼岛事件，华为事件都是新时代我国面临的挑战，而我国为了自身的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教学目的：近些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不断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和重大国际行动，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担当。教学中，要讲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欢迎和支持的原因，讲清中国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举措，讲清这一理念对于塑造我国国际形象和提升话语权所起到的作用，让学生加强理解我国从周边起步、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布局。 课程内容： 1.向时代命题交出中国答案 2.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共识 3.为世界梦想付诸中国实践 “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的“蝴蝶效应”闻名于世。当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联系，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经济再到政治外交，“蝴蝶效应”无处不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成为现实写照。 当今世界将向何处去？这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回答的“时代之间”。习近平主席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和博大胸襟，深人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给出了中国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向时代命题交出中国答案 国家之间如何相处，人类数千年求索不止；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向何处去，时代之间在等待解答。“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己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习近平主席就向世界明确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对社会的整合价值，分析了它们在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提出了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要重新认识，指出儒家文化人本主义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社会整合的功能必将对当代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人本主义内圣外王天人合一 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d74582765.html, “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定位与机遇 作者：鲁佑文刘思含聂明辉 来源：《新闻爱好者》2020年第03期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承担着改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重塑传媒世界新秩序的任务。中国政府对新闻传播的理念与政策作出相应调整，中国主流媒体发展迎来史无前例的好环境和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主流媒体调整定位与传播观念、讲好“中国故事”等新挑战。在机遇和挑战并 存的媒介环境下，中国主流媒体应把握好实际，主动担当起重塑传媒世界新秩序的责任，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与中国实践，并努力兑现中国政府对中国主流媒体及其报道的新期待。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流媒体;定位;机遇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足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背后蕴藏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历史和现实的参考下构建新世界主义的战略理念。“一方面，它承接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一家’（《礼记·礼运》）的内敛、非战的思想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同欧洲世界主义启蒙理论相融相通、彼此契合”[2]。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人民公器，应如何面对自身的重新定位，又有哪些机遇和挑战？本文将围绕这两个主要问题展开讨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和理论基础 “共同体一词源于古希腊语Koinonia，原意是指团体、同盟、关联等。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语境中，城邦有共同体之意，城邦里的公民相互合作共同生活，此时的共同体具有较强的人文色彩”[3]。中国提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最早见于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其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趋势。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2012年，中
儒家的政治思想 一、儒家概述 1、儒与儒家 儒是从事教育的人，《周礼》有：“儒，有六艺以教民者”。所以儒和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六艺”：礼、乐、御、射、书、数。儒者是否按“六艺”从事教育活动，目前尚无其他佐证。孔子是以“六经”为教本，“六经”大约是孔子对自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后选编的教本。“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中没有《乐》，所以又称“五经”。儒是先于孔子而存在的。 儒除从事于教育外，还从事于相礼的活动。周人特别讲究礼，人们的一行一动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定。一般人有时弄不清楚礼的仪式和程序，于是有专门的人来掌礼，儒便是专门从事掌礼的人。孔子在成名之后仍从事相礼的活动，墨子曾挖苦儒者：“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由此可知儒者掌相礼之事。 在春秋中叶以前，儒大概是官吏中的一种成员，后来逐渐流散在社会上，以教育和相礼为业。孔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孔子以儒为业，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因循者，他在儒这个职业上作了特殊的表演，概括言之，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弟子。学在官府这种局面到春秋时逐渐走向衰败，应运而起的是私人招收生徒。孔子是私人办学的猛将，他把眼光转向整个社会，不拘一格广招弟子。孔子收纳弟子的原则有两条，一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另一条是“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孔子招收的学生很多，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有的很富，有的很穷，有犯过罪的，有做过强盗的，还有流浪汉等等，多达三千人，这是一个奇迹。孔子招收的学生虽然又多又杂，但他的教育教学活动都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孔子面向整个社会招收弟子，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孔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孔子对殷周以来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教学又需要一定的教本，于是对西周以来的传统文献进行了整理，选编。后世所说的“六经”，大约是孔子选编的教本。选编和整理文献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性工作，其中有删存的标准问题，孔子的标准与他的思想理论显然有密切关系。如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文化成果在散漫的形式下是难于持久保存的，只有经过集中才能提高浓度，也便于保存和流传。但是要筛选又难免没有偏颇。 第三，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这是自谦。就实而论，孔子不仅述中有作，而且创造出了成系统的理论。一种事物在自发状态中是不能充分显示它的价值的，只有从理论上给予论证，才能使人们理解它的价值与意义。孔子对西周的传统文化给予了理论上的说明与论证，把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由于孔子做了以上三方面的事情，创立学派就是必然之事了。这个学派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础，以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加之以孔子深邃的哲理，所以一诞生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 这个学派所以称之为儒，显然与儒这种职业有关。不过孔子以后的儒与以
孔子是个了不起的人。既然都先说好话了，那就说说我这个后世之人对伟人的评论吧，先说好，作为一名工科生，有什么不对的还请忽略。 孔子对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完善了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种根植在文化中的思想。我认为这是让中华文明向前迈了一大步。文明和野蛮的区别之一就是道德伦理进步程度，孔子建立了一整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制度。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虽然有些不够合理，甚至略显得愚昧，其实只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容易片面地将国与君混淆，把爱简单的地理解为“言听计从”。但其思想我认为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正是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爱国爱家，这种伦理后来逐渐融入整个中华文化的血液中，支配着整个中国的古代历史。孔子的本意我认为是要以此纲常来复礼，让人人都以礼自制，行好作为君臣父子夫妻等本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儒家文化中逐渐给人解读成一种皇权至上的理念。这种理念造就了一种奇观——中国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这其实真是一个很伟大的奇观，试想在交通不变的古代，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绝不会强到哪去，但泱泱华夏却始终保持统一，在世界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造就这种奇观的除了中国的经济体系独特外，最重要的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始终统一，即便在所谓的天下大乱，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候，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华文化仍是一个整体，儒家文化就像一种强力的粘合剂，始终把整个国家粘在一起。没有儒家文化的中国，我认为和当初的欧洲不会有太多差别，在古代必然会陷入分裂。孔子的思想及后来不断发展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传承到现在的保证。 儒家文化让中华文明在面对外界时显得很弱势。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外放则表现为礼，譬如礼贤下士，礼仪之邦。礼之一字，我认为只有在社会的最高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事事合‘礼’。礼在很多地方是与利相对立的，中国自古习惯以礼相待，就容易忘记利。孔子说君子不言利，我认为本意是不首言利，就是不把利放在首位，利要合乎礼，这样的利才能要。这种说法到后来就逐渐被解读为君子不能言利，至少不敢光明正大言利。我想这是很多把儒家士人称为腐儒的一个原因——口中说的是礼，仁义道德，以德报怨之类，这样就不敢光明正大的玩为国争利，在对外交往尤其显得软弱。“仁”是一种良好的行事指南，但它不适于大国间的博弈，它真正的舞台其实只是孔子最初所提的修身、养性，锤炼个人的品德，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国家的争斗之时，仁这个字是不适合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哥伦布和郑和各自远航的结果——一个收获了利，一个获得了礼。社会形态的进步是要利益来驱动的，类似于郑和这样带有"扬国威"性质的探索行为注定不会长久。说到底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限制了它本身，它的自身基因注定它最多只能用于內治。在只有一个国家的时候，它可以算的上一种合格的文化，与国博弈时就会暴露出它的弱点。宋朝以前，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开疆拓土的人，而宋之后，随着世界开始逐渐联系在一起，中华文化及整个以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都陷入了困境。变革困难、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总之，用一句“成也儒学，败也儒学”来形容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很恰当的。中华文化这棵树因为吸收了儒学的营养才快速成长，很快便成熟，成为一个整体。中国历史尽管时常战乱，但文化几乎从来都是大一统的局面，文化统一是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的根本。可是一旦儒家文化表现出了对时势的不适，整个全扎根在儒学土壤上的中国社会就会从方方面面落后。由于儒学的根深蒂固，重新孕育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认为孔子及后来建立在其思想之上的儒家思想本质就是用于个人修身，他告诉了我们大量的做人、做事的原则，这是他最精华的部分。可惜，汉代的独尊儒术让其一跃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逐渐对其曲解，把它用在治国理政上。到了当代，它在数千年为维持中华统一的功绩很少有人关注，反而总是批判它的落后之处，这其实是不公平的。在今日，儒学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在儒家、道家、佛家等几大学派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最深远，时至今日，我们仍提倡学习儒家思想文化。儒家学派创立至今，经历了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近代的“打倒孔家店”，再到现在的正确认识和学习儒家思想。儒家学派虽然几起几落，但却长盛不衰，主要在于其具有兼容性，儒家学者不断吸收其他学派思想，从而使儒家思想得到补充，能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把握住了发展的机会。 儒家思想十分丰富，它在治国、为人处世、教学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引导。首先在治国方面，儒家提倡“为政以德”、“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的先进思想。它认识到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如果统治者得不到民心，政权就不能巩固。如果统治者是舟，那么人民就是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它起到了制约统治者的残暴统治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维护了社会安定，使人民能安居乐业。 儒家同时还提出“三纲五常”，其中我觉得“五常”对于我们在为人处世中很有指导意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在这个物欲横流、容易迷失自我的社会里，它就是我们心中的一盏明灯。我们每做一件事前，都应该想想这五个字，我觉得我们平常至少要做到义、信两个字。义指的是气节，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如我们对待朋友要有情有义。古时候有关羽为了义而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放曹操，当今的我们是否也应该努力做一个有情有义人呢？信是指诚信，诚信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特别重要。老实说，我觉得现在社会缺少诚信，每年央视3.15晚会都会曝光一批不良企业商家。不断涌现出诚信缺失的问题，已经使很多国人失去了信心，纷纷去买外国的商品，这肯定影响我国的企业发展。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诚信，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路人跌倒了没人敢扶，人与人交流总会怀着一颗怀疑的心，不能坦诚相对，那会让人失去很多宝贵东西。 儒家在教育上讲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这些教育思想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有教无类”强调人人有享受教育的机会，这反映了人人平等，我们现在实行的普及义务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实践。“因材施教”是教学中的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孔子认为，对于能力和素质不同的学生，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发挥其长处，弥补其不足，激发其兴趣，使得每个人即使能力和起点可能不同，但同样取得进步。 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到儒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同时它提倡遵守封建礼教，其中“三纲”就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思想，应该被摒弃；儒家思想随着发展，逐渐僵化，成为投统治者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愚化人们，阻碍社会发展。所以总结起来，儒家思想有其积极性和局限性，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