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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揭秘:这家对冲基金怎么总是赢

独家揭秘:这家对冲基金怎么总是赢?

Jen Wieczner | 2017-12-26 21:30

《财富》调查揭示了Elliott Management成熟而且往往引

起争议的战术,它让这家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维权对冲基金。Photograph by Stephen Lewis for Fortune如果不是西瓜,Elliott Management可能已经在韩国赢了。2015年夏,这家由保罗·辛格创立的维权对冲基金公司开始

和三星帝国对抗,目的是阻止这家韩国综合型集团实施辛格眼中的不公平交易。辛格40年前创立了Elliott Management,目前仍是负责人。当时Elliott是三星工程业务的主要投资者,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三星会长李健熙的身体出了状况后,他的儿子李在镕开始在这家韩国最大企业进行权力整合。李在镕打算让三星的一家子公司斥资80亿美元收购工程业务,但

遭到Elliott拒绝,原因是它认为收购价太低,而且开始游说其他股东予以抵制。韩国是Elliott有史以来距纽约总部最远的投资地,李在镕对这家对冲基金公司来说是一个狡猾的对手,而且在韩国有巨大的影响力。三星甚至在网上给辛格画上了秃鹫的喙,并配上文字说外界认为辛格是反对犹太分子。但最终,左右投票者的可能是“糖分”。随着此项交易审批会

议的临近,三星代表开始挨家挨户地拜访股东,而且带着西瓜和核桃点心,意在争取股东的支持。最终收购得到了批准。

Elliott在几周后卖掉了自己的股份,这是它罕见的服软举动。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今年早些时候,韩国政府爆出腐败丑闻,朴槿惠就此下台,三星也遭到牵连。今年8月,李在镕承认行贿。为确保击败Elliott,三星曾将一匹价值83万美元的盛装舞步赛马赠送给一位关键政坛人士的女儿,这位政坛人士进而劝说韩国国民年金公团——世界上最大的养老基

金之一对此次并购投赞成票。如今,李在镕已经入狱,Elliott 则被证明是正确的。和辛格一起担任公司联合CEO的乔纳森·波拉克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会让韩国总统遭到弹劾。”在追究行为不当的公司时,Elliott有时会翻出一些劣迹。“遗憾的是,一些涉足其中的人往往把股东和债权人的权力置于脑后,而且为所欲为。” 实际情况表明,三星事件的结果不光是Elliott的一个分水岭,对股东维权主义来说也是如此。维权股东利用手中的股份对上市公司施压,以便带来改变从而提高收益,具体途径包括业务重组、管理层更迭、甚至将公司转让。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投资者开始寻找竞争优势,股东的这种激烈行为变得更加普遍。在这方面,40岁的Elliott已经成为最大而且最活跃的维权对冲基金,而且看来几乎总是能得偿所愿。律师事务所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创始合伙人、发明了毒丸防御策略的马蒂·利普顿指出:“Elliott的所作所为可能最有指导意义,而且影响也最为深远。” 利普顿最近和Elliott面对面的次数变得

更多,所涉及的层面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们一直都非常成功,而且是如今维权主义的一大影响因素。” 过去五年中,Elliott在50多家公司发起了维权活动,仅今年就有19家,范围至少覆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此期间,只有和三星的斗争发展到了投票阶段,也只有这次Elliott未能实现目标——由此可见它在迫使管理层接受其要求方面是多么的有效。同时,Elliott的资产基本上翻了一番,达到约390亿美元,其中包括今年5月在23个小时内筹集到的50亿美元,这让它的规模比行业第二大维权对冲基金——丹·勒布的Third Point大了一倍多。这样的资金体量,再加上400人的团队,使得Elliott所向披靡,无论是行业巨头还是各国政府,实际上都不可能在对抗中取胜。沃伦·巴菲特今年夏天就尝到了厉害——Elliott利用自己强大的资金实力成功阻止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收购能源公司Oncor,它买下了Oncor的所有债务,并威胁要行使债权人否决权。最近,Elliott打算克隆这样的成功策略——今年它发起的维权活动数量比2016年多了一半左右,差不多是其他所有大型维权基金全部维权活动的三倍。今年10月Elliott更是在一天里两次进行维权。Elliott的成功记录和其他许多同类维权基金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维权基金最近对《财富》500强企业展开的行动一败涂地,其中包括比尔·阿克曼和ADP的代理权争夺,Greenlight Capital创始人大卫·艾因霍恩今年早些

时候对通用汽车出手,甚至还有Trian Partners首席执行官纳尔逊·佩尔茨,他在今年秋天和宝洁的大规模代理权争夺战中险胜,但在让他进入董事会的问题上仍和宝洁争执不下。反观Elliott,40年来这只基金的年均回报率为13.4%,在对冲基金领域首屈一指,而且能在对冲基金远远落后于市场的时候跑赢大盘。该公司的旗舰基金Elliott Associates五年来的年均回报率超过9.7%,整个对冲基金行业的平均回报率则为4.7%。同时,Elliott将维权活动的规模扩展到了空前水平,被它罢免的公司高管越来越多,敢于和它对抗的政府首脑甚至也被赶下了台。就在去年,Elliott 最终在一场历时15年的斗争中彻底获胜,从而迫使阿根廷偿还债务。在这场拉锯战中,该公司甚至一度扣留了阿根廷海军的高桅横帆船以及船上官兵。Elliott最终实现收益24亿美元,几个月后,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遭起诉。正是这位总统在2014年带领阿根廷违约,而不是偿还Elliott的欠款(这个决定也导致了她所在的政党改选)。克里斯·瑟尔尼奇在为公司高管争夺代理权提供顾问服务的机构Strategic Governance Advisors担任董事总经理。他说:“Elliott是唯一一家在两个主权国家引发政权更迭的公司,他们成功的原因在于做正确的事,而且是非常公开地做正确的事。” 在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过程中,Elliott变得非常善于利用对手身上的压力,但他们的对手指出,Elliott的办法甚至

会突破道德底线。通过采访40多位跟Elliott打过交道的人,包括投行人士、顾问、各类公司的董事以及Elliott的前任和现任成员,《财富》杂志了解到了此前没有披露过的细节,从而明白Elliott为了获胜会走得多远。对许多观察者来说,今年春天Elliott似乎又证明自己的是对的——有人把一个足球送到了保罗·辛格门前。1月份Elliott公开要求解雇航空制造商Arconic首席执行官克劳斯·克莱因菲尔德。Arconic去年从Alcoa剥离了出来。Elliott对克莱因菲尔德在任期间Arconic股票的低回报率以及这位CEO的高薪酬表示不满。但Arconic拒绝让他下课,一场代理权争夺战就此展开。四个月后,克莱因菲尔德用这样一只足球作为回应,后者从Arconic的纽约总部快递到了辛格在纽约的办公室。克莱因菲尔德还附了一封信,其中以讽刺口吻影射了2006年世界杯期间辛格专门在柏林举办的一些“仍具传奇色彩”的聚会。在信末附言中,克莱因菲尔德还暗示辛格行为不端,比如戴美国原住民帽子以及在公共喷泉里唱《雨中曲》。他还说,下次一定要送辛格一顶带羽毛的帽子。按Elliott的说法,这等同于送上“放有血淋淋手指的盒子”。Elliott法律顾问理查德·扎贝尔在写给Arconic董事会的信中说:“我们看到的是克莱因菲尔德博士隐含地表示他可能是在恐吓或敲诈辛格先生。”过了不到一周Arconic董事会就直接让克莱因菲尔德辞了职。Elliott似乎幸运地借突发事件达到了目的,利用的是

对手的“非受迫性失误”。但《财富》杂志了解到,在这背后,Elliott一直在和克莱因菲尔德以及Arconic“冷战”,它的秘密“间谍活动”一直从美国东海岸延伸到了欧洲。就克莱因菲尔德而言,这些小动作始于两名自称私人调查员的人找到他在纽约韦斯特切斯特县的邻居家,调查克莱因菲尔德家里的“吵闹聚会”。随着Elliott不断给Arconic施压,克莱因菲尔德的朋友和同事以及Arconic的董事都有了更可疑的遭遇——其中一对夫妇住在克莱因菲尔德附近,曾有陌生人尾随他们到周边一家餐厅,然后走上前来说有意和克莱因菲尔德一同投资,但先要问几个问题。这位出生在德国的CEO拒绝接受《财富》杂志采访,但五位了解情况的人士都证实有这样的事。他们都相信这是Elliott所为,其中一人说:“我们认为他们做的过分了。” 最让克莱因菲尔德揪心的是他在哈佛商学院读书的一个女儿。有人在校园里找到她,要和他在Facebook上“成为朋友”。这个人还向她的朋友们打听她的家庭情况。虽然律师和顾问说争夺代理权时经常会派人研究对方的情况,但公司高管的子女,无论年龄大小,一般都被视为“禁区”。Elliott似乎并未因此感到不安。法院证词和《财富》对七个人的采访记录显示,Elliott攻击对象的子女至少有三次被牵入其中,目的显然是获得其父母的信息或占据上风。其中一次涉及Arconic在德国的公关顾问诺尔伯特·埃辛,有人找到了其子女在伦敦的邻居,询问埃辛本人及其子女吸

毒的事。而不久之前,Elliott曾公开指责埃辛帮助或鼓励克莱因菲尔德写了那封跟足球一起送来的信(埃辛对此予以否认)。《财富》为撰写本文而进行采访时,Elliott让两位高管做了有限的“接待”,而且否认自己在维权时使用过私人调查员。一位接近Elliott的人士否认Elliott对Arconic的研究中包括来自或有关高管子女的信息。但几位消息人士透露,在维权对冲基金的小世界里,Elliott看来一直都有采取强硬战术的特别“名声”。对这种“无下限”做法的不耻甚至让著名维权人士、对冲基金ValueAct首席执行官杰夫·乌本在5月份梅肯研究院大会的一场研讨会上对克莱因菲尔德表示支持。虽然存在争议,但挖黑历史以及其他激进行为可以带来金钱买不到的力量。这也恰恰体现出Elliott和那些不太成功的对冲基金有何不同。摩根士丹利全球股东维权和公司防御部门顾问大卫·罗斯沃特说:“要想真的做好维权这件事,就不光要聪明和毅力,还要下定决心。不是人人都愿意当坏人。” 罗斯沃特此前曾担任Elliott的代表律师。Elliott由保罗·埃利奥特·辛格于1977年成立。经过培训成为律师后,辛格发现通过司法系统自己可以作为一名投资者在破产和仲裁案件中

获得巨大收益。亿万富翁辛格几乎是保守的代名词,73岁的他坚持对冲自己的所有投资以降低损失风险,他还把“人的努力”,或者说需要花费气力的老式做法誉为自己投资风格的决定性特色。据非常了解他的人介绍,辛格是很有权利的共

和党捐款人,但因资助“Never Trump”组织和共和党分道扬镳,他还支持同性婚姻,而且很关注自己和员工的个人安全。Elliott基本上不允许员工使用社交媒体;例外情况寥寥无几,员工不能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照片,甚至是在公司使用的正式照片,这让他们几乎成了数字时代的“幽灵”。这些谨慎措施旨在保护员工,以免有人对Elliott感到不满。Elliott的一位投资者说:“保罗对安全问题总是非常多疑。”由于担心冒犯辛格,这位投资者要求不透露其身份。辛格把这样的哲学发挥到了极致,他甚至对冲了Elliott在曼哈顿的总部——在新泽西州设有同样占据五个楼层的后备办公室,就是为了以防万一。20世纪80和90年代,Elliott把精力主要集中在问题债务和其他较冷僻的证券商,当时涉足这些领域的华尔街投资者较少。该公司如今的维权活动则始于2004年,也就是杰西·科恩加入公司后。科恩现年37岁,是Elliott的“淘气鬼”,喜欢汽车和铁人三项。来自长岛的科恩说话很快,有时迅速得就好像在快进一样。科恩说自己是计算机系宅男,进入Elliott前曾在摩根士丹利并购投行部工作过两年。正是在摩根士丹利时,科恩开始给小型科技公司写信,敦促它们把自己卖出去,从而让股东大赚一笔。科恩的“粉丝遇上撮合者”的心态为他赢得了自以为是的名声。2010年,在写给Novell董事会的信中,科恩说自己14岁时曾拿到该公司的一种IT证书,从而让这封敌意收购信平添了一丝迷人的认同

感。这样的自负行为起了作用。Novell转让给了私募基金,科恩的做法也给了老板们足够深刻的印象,后者把他提拔为美国股票维权部门负责人。科恩促成了十几家公司的转让或收购,包括BMC Software、Informatica、LifeLock和EMC,其中戴尔2015年斥资670亿美元收购EMC是最大的一笔交易。瑞士瑞信银行负责应付权力争夺情况的克里斯·杨在科恩进入Elliott时就认识他。杨说:“在开展维权活动方面,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比他更有经验。辛格尽量避免加入公司董事会,不过科恩加入了四家,而且对公司事务参与得比较深入,后来Elliott有些投资人误认为科恩是辛格的侄子。辛格很少公开露面(他也拒绝了本文作者采访),看上目标公司后他也很少参与谈判,科恩则总是冲在前线。“保罗在很多事上是拍板的人,但杰斯更像神一样,积极投资圈里人人都知道他,” Elliott代理律师事务所Schulte Roth & Zabel 合伙人兼股东权益维护团体联席主席的马克·魏恩加滕表示。私下里,坐在谈判桌另一侧的人们也能看到科恩另一面,一位战略压力应用大师。他的另一面随着Compuware收购案为世人所知。Compuware是总部位于底特律的一家商业软件开发商,2014年在Elliott运作下由私募股权公司Thoma Bravo以24亿美元价格收购。2013年9月,Compuware 董事会代表团飞往纽约跟Elliott商谈,提出己方的要求。会议开始,科恩匆匆翻阅了六英尺厚的文件,其中都是故意贬

损Compuware访客的内容,还包括前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韩德胜。私募股权公司General Atlantic顾问董事比尔·格拉贝当时在Compuware担任董事会任职,后来在仲裁程序中作证说,科恩还不害臊地聊到韩德胜的女儿。“你有个女儿,在做些什么什么,”格拉贝记得科恩这么说过,这位年轻的基金经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你面前的高手最擅长的策略是恐吓、分化、想尽一切办法颠覆,”格拉贝的证词称。同一案例中,时任Compuware首席执行官的鲍勃·保罗作证说,后来一次电话中,科恩还“含蓄地威胁”,说他知道保罗车库里藏着一辆阿斯顿马丁,他说,“顺便说下,你开的那辆英国车不错。” 这些冲突首次披露是在一次跟Compuware联合创始人彼得·卡尔玛诺斯二世的纠纷中,这件事也为卡尔玛诺斯在密歇根州立法院的官司提供了证据,新近官司里指控Elliott “胁迫”董事卖掉公司。“Elliott就是在占便宜,”卡尔玛诺斯告诉《财富》,“然后他们做得更过分,还刻意歪曲了规则。”1973年,卡尔玛诺斯创立Compuware,当时只有退税支票的几百美元。Elliott介入时他已经宣布从董事会退休,但几个月后因为他公开说了句“要让对冲基金滚一边去”,顾问的职务也被解除了。不过他表示说那句话不后悔。“眼看着公司被那帮纽约来的混蛋拆得四分五裂太难受了,”他说。科恩拿出文件时同在会议室的一位人士表示,虽然明确威胁说会释放有害信息,但这些小伎俩没有影响董事会的决定。“文件的意

图很清楚,”此人表示。董事们开会前早有准备,因为Elliott 一年前盯上的竞争对手BMC公司有人已经提醒过。Compuware董事说,之前用过的招数还包括给BMC公司董事的女儿打骚扰电话。Elliott对此拒绝置评。但一位熟悉该公司的人士表示,这些技巧原本应该“有点搞笑,结果却有点残酷”,是用一种类似恶作剧的方式提醒董事利益冲突,也有点无计可施的意思。该人士还表示,事情针对的是董事,而不是他的女儿,虽然最后落实女孩身上:“我们有条底线。他女儿又没在董事会里。” 不过,这种招数还是引起一些投资人注意,例如ValueAct的乌本,他们担心Elliott会影响到其他出于好意与公司合作的积极投资者,因为Elliott做起事来不顾人道代价,还喜欢把公司彻底拆分。“我们的积极投资原则跟Elliott完全不一样,”乌本告诉《财富》。乌本的对冲基金在微软私下进行的运作已经持续五年,由于在微软首席执行官萨特亚·纳德拉带领下加快了周转速度而受到称赞。“Elliott弄得公司对公开市场都不太感兴趣了,”布恩表示,“结果是上市公司数量缩水,私人公司数量在增加。” 科恩与Compuware酣战的同时,Elliott内部也发生重大变化。Elliott 领导层认为科恩的策略体现了公司根本特点,也即劳动密集型投资,五年前他们全力转向劳动密集投资策略。Elliott有一帮年轻的基金经理,从能源到金属再到采矿,每个人都想在各自行业复制科恩的成功。乔纳森·波拉克之前在欧洲和亚

洲做封闭式基金,几年后回到纽约,现在他将辛格成立公司的原则与新形式结合起来,打造出可在Elliott全面推广也在全球适用的股权投资策略。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测试就是赫斯公司。赫斯公司当时市值约250亿美元,是家族掌控的石油天然气企业,也是Elliott盯上最大的公司。由于赫斯公司每年圣诞期间会发售风格独特的玩具卡车,在美国文化中也颇具怀旧地位。赫斯公司没想到引起Elliott注意。毕竟Elliott 只有4%股份,还不够资格像美国证券委员会提交主动投资者13D文件。2013年1月,Elliott公开提出要替换董事会五名成员。Elliott表示赫斯公司给高管支付的薪水是全行业最高,股票收益却接近谷底。这是一场“偷袭”,新泽西州前民主党州长托马斯·凯恩回忆道,当时他是Elliott要替换五名董事会成员之一。赫斯公司作为美国历史悠久的企业,向来有种难以穿透的感觉。但Elliott提出的新董事名单简直无懈可击(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运通前首席执行官),这些人之前跟Elliott都没关系,所以逼得股东也要认真考虑。赫斯公司董事会成员“比起Elliott提名名单就像替补队员一样,”赛尔尼奇表示。凯恩称,Elliott告诉一些机构投资者,如果不支持自己提名的候选人,就等于背弃了诚信义务,而且可能导致法律后果。2013年5月年度股东大会的代理权投票前夜,Elliott和赫斯公司的代表躲在休斯顿四季酒店里各自计算可能得票情况。晚上10点左右,投票结果呼之

欲出的时候,双方坐到一起整宿商谈方案:早上6点半,赫斯公司宣布董事会将加入三位Elliott提名的人员。工作23

年的凯恩放弃自己的席位。“通过如此调整,Elliott方面显示出接管大型公司的能力,就这样,”凯恩表示。曾为赫斯家族应付积极投资者提供咨询的银行家表示,赫斯家族的失败不只影响Elliott:“最终结果出来后,大家都很开心。” 在Elliott 内部,这次巨大的胜利也刺激了所有人神经。2015年10月,Elliott第一次对零售公司下手,选了Cabela’s,最后卖给了Bass Pro Shops。对科恩来说,最让人兴奋的案例还是美国资本。之前Elliott买这只不知名的金融股票只是为了套点利,但一位同时发现美国资本立刻开始防备起来抵抗积极投资

者进入,他第一次穿过办公室去找科恩。两人立刻按照Elliott标准积极行动手册对照了一下,这家公司是不是被低

估了?有没有改造空间?能不能说服其他股东需要进行变革?科恩立刻向波拉克和辛格提出可以行动,两人签字同意。2015年11月中,Elliott向美国资本发送了公开信,同时宣布持有8.4%股份。九天后美国资本就投降了,宣布进入出

售流程。这也是Elliott公开行动收效最快的一次。(六个月后阿瑞斯资本以34亿美元收购了美国资本。)“说明我们的路子是对的,”科恩表示。“而且具有扩展性。我觉得已经证明——我们不只是一群技术专家,专门做技术领域;团队可以长期实践下去,在别的行业和别的地区一样能做成。” 科恩对协

助打造的公司还是很满意。他刚加入Elliott不久,就梦想着有一天能经常在吃饭时向同事和顾问发表意见。因为不管他多少次成功将企业带出困境,促成多少次出售,就缺了点什么:杰斯·科恩希望亲自收购公司。听科恩讲述简直就像听爱情故事。Elliott采取行动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公司,结果对行动对象往往十分了解,也充满欣赏。举个例子,Elliott 对EMC花了几个月研究这家数据存储公司,寻求并购机会前访问了近700个客户。但最后戴尔靠私募股权公司银湖资本的资金收购EMC后,Elliott就撤出了交易。科恩希望,有一天Elliott能发展壮大到自己就能鲸吞大型公司。今年秋天科恩的梦想终于成真,Elliott在宣布持有网络安全公司Gigamon股份不到六个月后,以16亿美元成功收购。这是Elliott第一次单靠自己完成私有化,对其在硅谷新设立的私募股权公司Evergreen Coast Capital来说也是个重要里程碑。但科恩也意识到,虽然有点像金融界讽刺故事,但Elliott 尖锐的行事风格在大型并购时可能会变成负担。现在科恩经常找之前辛苦谈判时认识的银行家和律师咨询交易机会。调整之后,合作者纷纷表示对科恩和Elliott略有改观。举例来说,Elliott今年4月盯上Athenahealth后,跟管理层交流时非常礼貌,甚至偶尔称赞。虽然熟悉Athenahealth的人士表示,Elliott出现得“准时准点”。有时候科恩回忆起自己霸道的往日甚至还有些愧疚的迹象。“我们的策略很可能随时间发

展,”科恩的老板波拉克表示。“我们在寻求更有建设性的沟通方式。” 所以Elliott今年进攻Arconic时弄得公司内外一地鸡毛。38岁的基金经理大卫·米勒准备的攻击言论比最近其他收购都要多。Elliott准备了336页的幻灯片展示给Arconic股东和公众,将克莱因菲尔德描述为垄断者,捞到钱就想跑。文件还暗指克莱恩菲尔德有个性缺陷(Arconic 痛斥这项指责“毫无根据”),导致有人也开始怀疑Elliott本身也有些分裂性格。“问题是,我也不知道会找来好人还是坏人,”曾帮助Arconic抵抗Elliott和其他积极投资者的朱尔·弗兰克公关公司的朱尔·弗兰克表示,此番表述是今年3月他在杜兰法学院一场论坛上说的。(今年春天,米勒升职为Elliott美国重组部负责人。)从Arconic案例也能看出Elliott动用无穷无尽资源的能力。5月,就在克莱恩菲尔德辞职近一个月后,Elliott做了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Elliott在发放纸质投票卡的同时,还发放了可充电的视频播放器,比iPad稍小一点,里面预装了四分钟的攻击性广告,称克莱恩菲尔德“在标普500指数公司里履历堪称最差”,投资者打开包裹就自动播放。播放器送给了成千上万零售投资者,据代理权争夺顾问估计,此举花掉Elliott近300万美元。曾亲身参与的人士介绍说,Arconic称为了自保花了5800万美元,这么算起来Elliott花得只会多不会少。两轮谈判失败后,辛格也少有的露了面,最终Arconic同意增加Elliott提名四位董事的三位。

“只要对手是Elliott,形势就完全不一样,” Schulte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魏恩加滕表示。“他们不眠不休,有钱,而且为了赢不惜一切代价。” 2015年,Elliott管理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波拉克站在纽约办公室里。波拉克是年青一代里践行Elliott原则的代表,他深信积极投资行动可以奏效。| Joshua Bright—The New York Times/Redux从Elliott角度来看,采取什么方法都无可厚非,具体看对手反抗的情况。波拉克指出Arconic跟赫斯公司和三星类似,都是动过真刀真枪的。“我认为四个人进去三个算不得成功,”他表示。(一位接近Arconic的人士表示,“我们没打算对付他们,只是表示不同意。”)银行家表示,Arconic的案例在其他公司董事会上会引起反响,也让人开始重视Elliott下个目标,对于拒绝Elliott 初步意向的公司来说也是个警告。不管符不符合公司理念,Elliott无情的传统依旧贯穿在每次行动中。跟比尔·阿克曼或丹·勒布成立的积极投资公司不一样,保罗·辛格成立的基金已经培养出一大批积极投资专业人士,可以扰动世界各地的企业王国。“有一种公司能从创始人手中活下来,也比较有道理,”治理顾问赛尔尼奇表示,“就是能够将能力和效率成倍拓展扩张的公司。” 波拉克立下承诺,“我们会一直暗中观察。”各家公司董事会,小心了。(财富中文网)本文另一版本将发表于2017年12月15日出版的《财富》杂志,标题为《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译者:Charlie审校: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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