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卷第2期
2009年1月经济学(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ol 18,No 12J anuary ,2009
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3
韦 森
摘 要 本文部分选改自笔者为道格拉斯?C 1诺斯教授的《制
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的新中译本所写的代译序。第一节
对诺斯的生平和著作作了简短的介绍。第二节对《制度、制度变迁
与经济绩效》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结构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第三节
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斯在制度研究和制度变迁理论方面的主要
学术贡献作了一些介绍和评论,尤其是对诺斯的最新著作《理解经
济变迁过程》和他与一些合作者的新作“解释有记载人类历史的一
种概念框架”长文中的一些观点作了一些解读、评论和商榷。从诺
斯2000年之后的一些新近文著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越来越注重
研究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变迁的内在关联机制,且越来越重视
研究人们的信念、认知、心智构念和意向性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关键词 制度,制度变迁,非个人化交换,心智构念,开放进
入的社会秩序
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E 2mail :liweisen @https://www.doczj.com/doc/da1258576.html,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2006年国家社科基
金一般项目“‘李约瑟问题’与晚清帝国衰落的制度经济学反思”
(KR H3046006)的部分研究成果。这篇文章之所以题为“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因为:(1)笔者(韦森,1999a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上发表过一篇“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2)这篇综述型文章主要回顾并评介自1990年以来诺斯教授
所发表和出版的文著中的一些较新近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发现。至于诺斯教授的思想发展历程以及他的知识论和方法论背景,还请参考笔者(韦森,2001)的《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导论》第三章。
“经济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然而,要改善人类的前景,我们必须理解人类决策的来源。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
———诺斯(Nort h ,2005,p 1170)
一
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1Nort h ,一
译“诺思”
)以及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的许多人目前应该说都比较熟悉了。这主要是因为,诺斯的几本主要著作———包括这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前都有过数种中译本,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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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本人的一些理论洞见,业已成了许多高校的经济学教师、经济学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们耳熟能详的现代经济学常识了。另外,除诺斯本人的文著大都有了中译文本之外,自1995年以来,诺斯教授也曾多次来过中国,并曾在北大、复旦、清华等高等院校作过讲演,宣讲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包括笔者自己,见汪丁丁,1992;姚洋, 2002;韦森,1999a,1999b,2001,Li,2003)也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对诺斯的理论作了一些介绍和评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 utionalism)前些年在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尤其是在诺斯与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1 Fogel)于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诺斯的一些理论发现比较快地在国内经济学界得到传播,因而诺斯本人也已经成为在中国经济学界被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
诺斯于1920年11月5日生于美国麻省剑桥,父亲是一个城市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少年时期,诺斯曾随父母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加拿大的渥太华、瑞士的洛桑以及纽约居住过,并在这些地方读过小学和中学。后来,诺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在此期间成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笃信者”(a convinced Marxist)。1942年,诺斯在加州大学获学士学位。据诺斯自己讲,他在加州大学读本科期间,选的是“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三学位”
(a t riple major)。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诺斯加入了美国海军(U1S1Merchant Marine),曾作为导航指挥官(inst ructor of celo2navigation)到过澳大利亚和一些太平洋岛国。在此期间,诺斯开始喜欢上摄影,并在业余时间继续读书,随之逐渐确立了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志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诺斯回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1952年获得该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有关美国人寿保险史方面的研究。毕业后,诺斯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校任教,之后在1950年转到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执教,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并于1960年升任教授。1959年至1961年期间,诺斯曾担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1979年秋,诺斯转教于美国赖斯大学(Rice U niversity)。1981年至1982年,诺斯曾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被聘为美国制度研究Pitt讲座教授(t he Pitt Professor of Ameri2 can Instit utions)。1983年,诺斯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任该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经济系法律、自由和经济史L uce讲座教授。1984年,诺斯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创建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并在其后的六年中一直担任该中心主任。自1996年起,诺斯荣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艺术和科学Spencer T1Olin讲座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诺斯曾兼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87—1988),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 u2 tion)的Bartllett Burnap高级研究员(1997年至今)。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Nort h,
第2期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745 1961);《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一种新经济史》(Nort h ,1974),《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Nort h and Davies ,1971),《西方世界的兴起》(Nort h and Thomas ,1973),《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Nort h ,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Nort h ,1990a )以及《理解经济变迁过程》(Nort h ,2005)等。除上述著作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诺斯教授还在一些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从而逐渐形成了他的新经济史理论和大视角的制度变迁理论。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诺斯与福格尔,以表彰他“用经济理论和数量方法来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从而在经济史方面的新的研究”。
二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是诺斯教授本人最主要的理论著作之一,该书于1990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诺斯本人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且业已成为当代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经典文献。美国前政治学会会长、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多年的温加斯特(Barry W 1We 2ingast )教授曾对这部著作予以甚高的评价,说它曾“引起了主导20世纪90年代的理解制度的一场革命”(参见载于Nort h ,2005封底的温加斯特对诺斯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评介语)。诺斯教授的这部英文著作,在1994年差不多同时出版了两个中译本:一是中国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的译本,译者为诺斯的学生———目前在中国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执教的刘瑞华教授1;一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刘守英博士的一个中译本。“刘瑞华译本”目前只有在中国内地的少数大型图书馆中偶有藏书;而“刘守英译本”最初也只是印行了3000册,且在中国内地的许多大学的图书馆中已经很难找得到了。由于诺斯教授这部制度经济学经典著作的“二刘译本”目前在中国内地均已很难找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格致出版社的同仁邀请我和我的同事杭行教授来重新
翻译了这部学术名著。很显然,这个“杭译本”2已经是诺斯教授的这部学术
专著的第三个中译本了。
1
在2005年,笔者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讲演时,曾与刘瑞华教授一起吃过饭。席间,刘瑞华教授曾对我说起过诺斯教授是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时的导师。
2诺斯这部著作的新中译本将在2008年下半年由上海格致出版社出版。为了让读者对诺斯教授的这部制度经济学的经典名著有一个大致的理解,请允许笔者在这一节中对这部著作的逻辑架构及其重要的理论发现作一些概要性的介绍和评述。
正如这部学术专著的题目“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所表示的,这部书的内容也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篇探讨了制度研究的方法基础并随之解释
746 经济学(季刊)第8卷了制度的基本概念;第二篇阐述了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第三篇则着重分析制度对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 ,又译“经济实绩”、“经济表现”或
“经济成就”
)的影响。3
在《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导论》
(韦森,2001)以及在后来的许多文著(譬如,韦森,2005)中,笔者都反复指出,西方语言中的“institution ”一词的含义要远比汉语中“制度”一词的含义宽泛得多。但是,鉴于国内学界的翻译惯例和人们较普遍的习惯用法,我们在这个中译本中还是把它翻译成了“制度”。4在诺斯的话语中,“enforcement characteristics ”是一个很难用准确的中文词汇来表达或对译的英文词组。这里既可以把它直译为“实施特征”,又可以把它简洁地译为“强制性”。在《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导论》一书中,我(韦森,2001,p.84,注1)曾指出,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话语中,这个英文词组实际上意指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对象性: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在社会现实中得以实现的一种社会机制或一种社会过程,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是指介于社会机制和社会过程中间的一种社会状态、一种现实情形和现实结果。在第一篇第1章一开始,诺斯(Nort h ,1990a ,p 11)就开宗明义地道出他对制度(instit utions )概念的基本理解:“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诺斯还接着指出,制度变迁(instit utional change )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在之前和之后的文著中,以及在这部著作中的其他地方,诺斯(Nort h ,1993,p 162)也曾一再指出,按照他自己的
理解,“instit utions ”3基本上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
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enforce 2ment characteristics )4”。有了对人类社会的制度现象的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在这部著作中,诺斯首先讨论了制度分析方法论基础中的三个基石性问题,即人类合作、制度分析中的行为假定,以及人类交换中的交易费用(transac 2tion co st s )问题。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中人的最基本的行为假设———即在一个无制度存在的(instit ution 2f ree )假设环境中作理性选择———进行了一些讨论后,诺斯(Nort h ,1990a ,p 120)主张,“我们必须深入分析人类行为的两个具体方面:(1)动机;(2)对环境的辨识(decip hering )”。照诺斯看来,人类行为要远比蕴涵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内部的个人效用的“理性最大化”来得复杂。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仅有财富最大化行为,还有利他主义(alt ru 2ism )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而这些不同动机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实际选择的社会结果。诺斯还认为,人们是通过某些先存的心智构念(p reexisting mental const ruct s )来处理信息和辨识环境的,因而这些现存的心智构念对制度的形成、维系和变迁,都有着重要影响。诺斯(Nort h ,1990a ,p 125)深刻地指出,由于在人类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每个人所拥有的有关他人行为的信息均是不完全的,因而每个人在社会选择中处理、组织以及在利用信息上均存在着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而“这种人的心智能力与辨识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便演化出了旨在简化处理过程的规则和程序。由此而形成的制度框架则通过结构化(st ruct uring )人们的互动,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集合”。
第2期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747 结果,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便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制度,并产生了人类社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 h dependence )5和锁入(lock 2in )效应等等。
5
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诺斯(Nort h ,2005,p.21)把“路径依赖”简单地解释为“从过去衍生而来的制度和信念影响目前的选择”。
6这是诺斯在后期的著作中所常用的一个词组,我们在这部著作中把它翻译为“制度矩阵”。在谈到交易费用范式在制度研究中的意义时,诺斯认为,由于人们在市场交换和社会交往中的信息不完全,因而人类总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insti 2
t utional mat rix ”6之中,或者换句话说———人类不是生活在一个“制度缺失”
的世界之中,那么,按照科斯(Ronald Coase )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 st s )理论,制度问题就极其重要了。根据这一点,在第3章一开头,诺斯(Nort h ,1990a ,p 127)就明确指出:“我的制度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与一个交易费用的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当我们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时,就能理解诸种制度何以会存在,以及它们在社会运行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在对他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进路的基本方法论基础———即人类行为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进行较为深入的解说之后,诺斯在第一篇的后面三章中分别探析了他所认为的人类种种“instit utions ”的三个基本构成部分,即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二者的实施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诺斯在这本书中是先从“非正式约束”来开始他所理解的制度构成的理论剖析的。为什么研究制度问题要从分析非正式约束开始?对此,诺斯(Nort h ,1990a ,p 136)在第5章中还给出了他自己的理由:即使在像当代西方国家这样法治比较健全的发达经济体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型塑人们社会选择之约束的很小一部分(尽管非常重要),而人们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中的非正式约束则普遍存在。诺斯还认为,在人类社会诸种文化传统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codes of conduct )、行为规范(norms of behavior )以及惯例(conventions )等,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会在社会演化中对行为人的选择集合产生重要影响。加之,由于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往往并不会对正式规则的变化作出即时反应,因而嵌套在这些非正式约束(nested in )中的文化则会在“制度的渐进演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成为路径依赖的根源”(Nort h ,1990a ,p 145)。
在对人类社会交往中的一些非正式约束作了较详尽的探讨和文献回顾之后,诺斯在第6章接着探讨了正式约束及其在经济运行绩效中的作用。按照诺斯(Nort h ,1990a ,p 147)的理解,“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司法)的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则———从宪法到成文法、普通法,到具体的内部章程,再到个人契约———界定了约束,从一般性规则直到特别的界定”。诺斯还认为,一般而言,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或者换句话说,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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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契约一般是由政治决策过程所界定并实施的。当然,诺斯也认为,经济利益结构也会对政治结构产生影响,因而他提出,“规则是来源于自利[选择]的”,从而“规则的设计通常是将服从成本(compliance co st s)考虑在内的”(Nort h,1990a,p146)。根据这一思路,诺斯提出了一个正式规则的理性设计思路:规则制定者就像一个歧视性垄断者(discrimi2 nating monopolist)那样行事,他为不同的选民群体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与正义,并设计和保护产权;而作为回报,统治者将获得税收收入。诺斯还指出,人们通常认为,政体从只有单个、绝对的统治者到民主政府的演化,会提高政治效率。持这一思路的人相信,民主政府能使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决策的过程当中,从而剥夺了统治者任意敛财的权力,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来作为契约实施的第三方,其结果确实是提高了政治效率。但是,诺斯也认识到,尽管正式的政治规则与正式的经济规则一样均是为促进交换而被设计出来的,但却不能把政治体系中的民主等同于经济体系中的竞争性市场。另外,选民的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和政治市场上的高额交易费用,“似乎更容易产生那些无法引致经济成长的产权,而随之产生的组织则可能根本没有创造出一些更具生产性的经济规则的动力”(Nort h,1990a, pp151—52)。根据上述认识,诺斯(Nort h,1990a,p153)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尽管明确的规则能向我们提供一个检验在不同条件下经济体绩效的实证数据的基本来源,然而这些规则与绩效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
在对非正式约束和正式规则进行了一些探讨之后,诺斯在第7章专门探讨了契约的实施问题。在第7章一开始,诺斯(Nort h,1990a,p154,ft11)就特别指出,他的研究思路与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交易费用研究思路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这主要是因为,尽管威廉姆森也假定实施是不完美的(否则机会主义的选择就不值得),但在他的研究中却并未将其处理为一个明确的变量。诺斯认为,像威廉姆森这样对“实施”问题的处理方法,根本不能帮助人们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问题———因为,在历史演化中,制度变迁、契约以及经济绩效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都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契约能够低成本地得以实施。既然在制度构成的三个主要部分中实施问题是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恰当地把握实施问题并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诺斯特别介绍了在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制度分析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并提出,在参与社会博弈各方的信息不完全且在非重复博弈的情况下,“那些能使人们在非个人化交换(impersonal exchange)条件下从贸易中获取收益的复杂契约,必须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第三方实施”。在看到这一点后,诺斯也同时认识到,尽管政治组织作为第三方且在其动用强制力量来监管与实施契约方面确实存在着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不过这里却又暗藏着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两难困境:“如果说我们不能没有国家(state),那么同样,
第2期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749有国家也未必是件好事。”诺斯认为,这里面的要害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确保“国家像一个不偏不倚的第三方”那样来行事(Nort h,1990a,p157)。很显然,这一论辩理论的一个逻辑结论自然是(尽管他没有言明),没有现代宪政民主(t he constit utional democracy)政制,又如何能确保国家———或言政府的政治企业家———来公正无偏地作各种确保非个人化交换经济效率的种种契约实施第三方的“enforcer”?按照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只有有了良序的现代宪政民主政制,一个社会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程序才会正常工作。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制度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律制度在确保经济运行的绩效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正如诺斯(Nort h,1990a, p158)所见,正是有了宪政形式的保障和支撑,在一些发达国家存在着有效率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包括完善的各类法律以及各种各样的法律界人士,如律师、仲裁人和调解人等),从而人们一般才会相信影响人们之间经济与社会纠纷处理结果的,是法律依据,而非私下的贿金。与此相反,在第三世界的一些经济体中,法律的实施则是不确定的。这不仅是因为法律条文本身所存在的疑义(一种衡量成本),更主要是因为由于缺乏法治和宪政民主政治,法律界人士的行为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据此,诺斯(Nort h,1990a, p163)提出,人们在市场交易中种种权利保障方面的不确定性,“乃是区分现今高收入国家相对有效率的市场与过去以及当今第三世界经济体之间差别的关键因素”。到这里,诺斯的理论探索实际上就触及了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了:如何才能促进并保障不断出现的且极其复杂的非个人化交换的市场经济秩序的成长?诺斯(Nort h,1990a, pp159—60)指出,正如美国宪政之父麦迪逊(J 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T he Federalist Pa pers)和一位当代宪法学者奥斯特朗(Vincent Ost rom)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像17世纪之后的英国那样逐渐演化生成或构建起了某种合宜的宪政体制(constit utional forms),才能有效防止政治权力被政府粗暴地滥用,才能随之建立起有效的法制和司法体系,从而确保存在大量非个人化交换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复杂契约的实施。
在从人类行为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相结合的分析视角对制度的复杂构成进行一些理论探讨之后,诺斯接着在第二篇中用三章篇幅专门探讨了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第9章,诺斯先是从讨论经济组织与种种制度约束之间的关系来开始探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诺斯教授之所以这样做,似乎有他自己独特的“匠心”在其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诺斯对组织(organization)与制度(instit utions)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一直是:“组织及其企业家(ent rep reneurs)……是制度变迁的主角(agent),他们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Nort h,1990a,p173);“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是人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那组织就是社会博弈的玩者”(Nort h,1995,p12)。由于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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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以及组织中的企业家视为制度变迁的主角,在第9章“组织、学习与制度变迁”中,诺斯就深入分析了企业家、组织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一再指出,“(政治的或经济的)企业家会运用他们的才能或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来搜寻获利的机会,估计成功的概率,用组织的资源来冒险,以获取潜在收益”。诺斯还认为,是组织及其企业家通过学习和有目的的活动,来“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Nort h,1990a,p173)。在其后的分析中,诺斯(Nort h,1990a,p178)还分析了经济组织的最大化行为型塑制度变迁方向的三个具体途径:“(1)派生出了投资于各种知识的需求;(2)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知识存量与制度框架之间的持续互动;(3)作为组织的最大化行为的副产品,非正式约束也会有渐进性的改变。”
在对制度变迁的主角及其型塑制度变迁方向的可能途径进行了一番探讨之后,诺斯又接着在第10章中对制度变迁的内容和路径作了一些解释。诺斯(Nort h,1990a,p183)首先指出,制度变迁“通常由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规范和实施的复杂结构的边际调整所组成”。之所以如此,诺斯认为,这是因为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之间常常存在着复杂的互动,且二者与它们的实施方式一起,型塑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指引着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尘世活动,也是制度的稳定性和持存的根源。诺斯(Nort h,1990a,p187)发现,“非正式约束的主要作用是修改、补充或扩展正式规则。因此,正式规则或其实施的变迁,将导致一个非均衡状态的出现,因为构成稳定选择理论的基础的,是一个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约束以及各种实施在内的综合因素”。可能正是基于对制度构成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内在关联互动的这种认识,诺斯(Nort h, 1987,p1422)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制度、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中,曾具体解释说:“理解制度以及制度变迁之困境(dilemma)的关键,就在于人们能认识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些构成行事准则和规则的东西是在长时期中逐渐演化而成的(will only gradually evolve over a lifetime)。制度分析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研究博弈规则,而是研究个人对这些规则的反应。尽管这些规则可以即时改变(may change overnight),但个人对规则变化的反应却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缓慢的适应过程。规则的变化要求规范、惯例和非正式准则的演进。”尽管在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二者的实施方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互动从而制度本身就常常秉有一种内在的稳定性,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制度本身确实是在不断地演化变迁着。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不断变化?在第10章,诺斯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他的一个独到的看法:“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乃是制度变迁的最重要来源”(Nort h,1990a,p184)。为什么会如此?诺斯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不仅能改变“个人在人类互动中的激励”,而且能改变人们的口味(tastes)和偏好,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一些“先存的心智构念(preex2 isting mental const ruct s)”(Nort h,1990a,pp184—85),并最终引致制度的
第2期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751 变迁。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相对价格的变化才会最终导致制度变迁呢?诺斯(Nort h ,1990a ,p 186)认为,只有一种相对价格的变化能使交换的一方或双方(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感知到通过改变协定(agreement )或契约(contract )将能使一方甚至双方的处境得到改善时,人们才有重新订约、签约的动力。然而,由于“契约是嵌套于规则的科层结构之中的,如果不能重构一套更高层面的规则(或违反一些行为规范),再协商或许就无法进行。在此情况下,有希望改进自身谈判地位的一方就极有可能投入资源去重构更高层面的规则”。这样一来,改变现存的制度安排就不可避免了。另外,诺斯(Nort h ,1990a ,p 189)还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除了一些战争、革命这些政府“非连续”的制度变革外,重大的制度变迁往往是通过无数次具体且微小的非正式约束的变化累积而成的:“这些微小变化在整体上构成了根本性的制度变迁”。
7克利俄:在希腊神话中为主管历史的女神。
在对制度变迁的主角、动力、来源进行一定的探讨和解说之后,诺斯在第11章专门探讨了制度变迁的路径。诺斯(Nort h ,1990a ,p 192)自己解释道,他之所以关注制度变迁的路径问题,是想回答两个根本性的问题:(1)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什么决定了社会、政治或经济的演化的不同模式?(2)我们该如何解释那些持续绩差的经济体的长期存在?根据是保罗?戴维(Paul David )的著名文章“克利俄7与键盘的经济学”(Clio an d t he Econom 2ics of QW ER T Y ,1985)和布莱恩?阿瑟(W 1Brian Art hur ,1988)的研究,诺斯认为,“路径依赖”(pat h 2dependence )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解释变量,这即是说,一些微小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某些制度产生并沿着某种路径长期沿存下去。但是,诺斯(Nort h ,1990a ,p 1101;p 195)也认识到,尽管决定社会与经济演化之关键的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都常常会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但是,无论是阿瑟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故事,还是戴维的键盘经济学,在被运用到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中时,均有其局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没有注意到型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的两种力量,即“报酬递增,以及以明显的交易费用为其特征的不完全市场”。诺斯还具体解释道,在报酬递增的情况下,制度是重要的,它将型塑经济的长期演化路径。然而,尽管存在着报酬递增,但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甚至只要市场交易大致接近于零交易费用的模型,那么,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就是有效率的。然而,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回馈又是断断续续的,并且在交易费用十分显著的情况下,被不完美信息回馈与意识形态所修改了的行为人的主观模型就将型塑制度变迁的路径。这样一来,不仅不同的路径会出现,低绩效的制度安排也会长期驻存,而且行为人由历史过程得来的感知也将反过来型塑他
752 经济学(季刊)第8卷们的选择。讲到这里,诺斯(Nort h ,1990a ,pp 195—96)不无感慨地说:“在一个制度报酬递增的动态世界里,行为人的不完美的或笨拙的努力所反映出来的是:以现有的心智构念(mental const ruct s )———观念、理论和意识形态———来辨识复杂的环境是多么的困难!”通过将制度渐进性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与持续成长或持续衰退经济模式的长期驻存结合到一起来分析,诺斯(Nort h ,1990a ,p 199)得出了如下洞识:“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course )上,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 )、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
8
在后来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诺斯(Nort h ,2005,pp.137—138)还指出,除了西方近现代历史上荷兰和英国的成功例子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失败的例子外,“法国则处于这两种极端的例子之间”。接着,诺斯总结道,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在于路径选择的多样性以及不断增加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相对于单个的统一政策而言)”。诺斯还独具慧眼地指出,“即使西欧的相对失败者,也对欧洲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第一篇和第二篇对制度、制度的构成以及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较详尽的理论探讨之后,诺斯在第三篇一方面对前两篇的理论分析不断进行总结和复述,另一方面则尝试用经济史的史实材料来验证他的理论发现。在第12章一开始,诺斯(Nort h ,1990a ,p 1107)就总结道,前两篇的研究表明,“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在对他的制度及其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作了一些总结性的评论之后,诺斯转而对欧洲近代经济史上两个鲜明的国家实例进行了对比分析。诺斯发现,在欧洲近代历史上,一个成功的例子是英国。在英国,相对价格的变化曾引发了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演进,导致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从而解决了财政危机,并于19世纪在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中成了领头羊。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则是西班牙。尽管西班牙的初始条件比英国更为优越,但是,其内部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却是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破产、资产充公,以及无保障的财产制度,最后所导致的历史结果是,西班牙经济在长达三个多世纪中相对停滞了。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两个国家在近代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径?8这一问题非常值得从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史的理论角度进行反思。接着,诺斯还列举了在美洲近现代史上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处在北美大陆的美国的经济社会演变历史是以联邦政制、政治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 )以及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性结构的私有产权制度为其特征的———这些基础性制度结构鼓励人们建立资本市场,并促进了经济成长所必需的长期契约行为。反观拉丁美洲近现代经济史,人们会发现,这些国家一直保持着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里所继承来的集权与官僚传统,结果导致其经济表现一直并不令人满意(用诺斯的话说,“这套制度和组织既不能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维护政治与公民自由”,见Nort h ,2005,p 1144)。结果,在南北美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不同的制度安排也演化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发
第2期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753 展路径,并在经济表现和绩效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为什么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出现了这么鲜明的两条社会演化路径?其原因到底何在?诺斯(Nort h ,1990a ,p 1117)发现,“在前者(指英国和后来的美国———引者注),一种促进非个人化交换的制度框架演化生成了,而非个人化交换是政治稳定以及获取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收益所必需的。在后者(指西班牙和拉美国家———引者注),人情关系依然是许多政治与经济交换的关键。产生这种人情关系的制度框架在演化中既不能带来政治的稳定,也不能使现代技术的潜力得到持续的发挥”。在谈到非个人化交换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时,诺斯(Nort h ,2005,p 1112)还在后来的著作中一再强调:“英国的制度遗产为非个人化交换制度的生成(t he develop ment )创造了一个有利环境,而非个人化交换制度是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912—14世纪时欧洲最著名的国际贸易集市。“香槟”为当时法兰西北部的一个伯爵领地。位于意大利和佛兰德斯以及德意志和西班牙之间两条交通要道的交叉点上。由于来自意大利和东方的货物以及从北欧来的商品要在该领地中完成其交换,因而香槟地区曾一度成了当时欧洲的贸易中心。香槟集市在13世纪后半期达到了鼎盛。后来,随着欧洲海上贸易的发展,加上英法百年战争的打击,香槟集市在14世纪衰落了。
根据对近代历史上的这些经济绩效迥异的国家实例的对比分析,诺斯(Nort h ,1990a ,p 1118)在第13章中再一次强调他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诺斯还在第13章较为详细地考察并分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法律、契约制度与市场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早期的部落之间的交换、北非的集市贸易(suq )、威尼斯的地中海贸易(Venetian Mediterranean )、位于欧洲中心地带的香槟集市(Champagne fairs )9,到欧洲中世纪的远程贸易,再到现代资本市场、金融和公司制度,以及其他复杂的非个人化的交换(interchange )形式的出现,等等。在这一章中,诺斯还分析了欧洲近代市场的发展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欧洲历史的分析研究,诺斯(Nort h ,1990a ,p 1122)发现,“有些经济体演化出了能促进第三方实施的发展的政治结构,还催生了象征着现代西方世界的复杂的制度结构。但即使是在西欧,也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以同样的方式演化。有一些国家———如西班牙———就走入了死胡同,这是其政治2经济政策所造成破产或抑制生产性制度创新的结果”。诺斯最后认为,正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使欧洲各国在截然不同的初始条件的背景之下,经济绩效表现迥异,并使英国与西班牙走上了不同的历史演化道路。
那么,为什么英国在近代史上的经济绩效表现会如此突出?在最后一章,诺斯(Nort h ,1990a ,pp 1138—139)再次强调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自13世纪初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到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时期的英国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对英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诺斯具体解释道,
经济学(季刊)第8卷754
光荣革命的结果是“……议会的崇高地位、中央(议会的)控制财政事务、对皇权的限制、司法独立(至少脱离王室而独立),以及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均相应地建立起来了。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增强了产权的保障”。结果,“产权保障以及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导致了英国后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终使英国雄霸世界”。在后来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诺斯(Nort h,2005, p185)又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道:“良序运作的市场需要政府,但并不是任何政府都能做到这一点。必须存在一些限制政府攫掠市场的制度。因而,要解决这类发展问题,就需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从而为良序运作的经济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奠定基础,同时亦能限制政府及其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权威。”
这样,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制度概念及其构成以及制度变迁过程的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结构完美,且既有理论论证也有翔实史实材料印证的多视角、大范围的分析,诺斯在这本不厚(只有十几万字)的“小册子”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及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自这部著作1990年出版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但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再研读这部著作时,仍然感到他的一些理论发现的前沿性和前瞻性,仍然会从文本的解读中不时发现诺斯的一些真知灼见,且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思。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部著作不仅已经是一部公认的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的经济学经典名著,而且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过程时所不能忽视的理论文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诺斯教授的这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当然,我们今天也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制度现象及其生成机制、内在构成、演变路径、影响因素实在太为复杂,以致到目前,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机理、动力和原因,我们仍然有许多并不十分清楚的地方。正如诺斯(Nort h,1990a,p1140)教授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段话中所言:“对于制度的严谨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就此而言,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尽管已经是非常精密细微且气势恢弘了,但是,与哈耶克的“自发2扩展秩序理论”一样,也均是在基于这些伟大思想家自己的知识禀赋、理论进路以及语言文化背景所讲述的各自的不同“故事”,所述说的他们个人的理解。因而,对任何思想家所讲出的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故事和理论解释———包括像哈耶克和诺斯这样的思想巨人的制度理解和制度变迁理论,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地学习、细心地思考,并虚心地接纳其言之成理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必要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怀疑、去反思,甚至去争辩、去批评、去作进一步的探索。我想,这也是诺斯教授自己的主张和意思。譬如,在这部著作最后一章的开头,诺斯(Nort h,1990a,p1131)教授就明确地说:“将制度分析清楚而直接地融入到经济史以及一般历史的书写(以及因而改变的阅读)
第2期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755 之中,会产生些什么不同呢?书写历史,就是将随时光流转的人类状况的某些方面构建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这种构建只存在于人类的心智(human mind )之中。我们不重建过去,我们只是构建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然而,一部好的历史,其故事就必须要能给出一个一致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并且它还应能谨守已有的证据与理论。对上面这个问题的一个简短回答便是:制度与历史的结合,比之其他方式,将能使我们讲出一个更好的故事。”
制度研究,不能离开历史材料的印证和历史的反思。反过来说,历史的研究若离开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引导,将会是盲目的。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历史印证与他的历史比较制度研究的理论分析的精心结合,已经为学界的未来制度理论探索树立了一个耀眼的标杆。用诺斯(Nort h ,1990a ,p 1140)教授这部著作结束语的英文原话来说:“The p romise is t here 1We may never have definitive answers to all o ur questions 1But we can do bet 2
ter 。”1010
在新译本中,这段话被翻译为:“前景是美好的。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确切地回答所有问题,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三
在上一节中,我们对诺斯教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的主要观点作了简要的评述。从诺斯的思想演变发展过程来看,这部著作从整体上来说是20世纪90年代前他自己对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理论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作为一个视野宽广、思维活跃且为探索人类社会制度变迁机理数十年锲而不舍的一个理论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甚至在他于1993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诺斯并没有满足于自己理论探索的已有成就和理论发现,而是不断阅读并吸纳与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相关领域的最新文献,探讨新的问题,并不断加深他本人对人类社会制度变迁机理的理解,进一步改进和精细化了他的制度变迁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斯及其一些合作者在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和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面,又大致作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贡献:
(1)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斯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上交易费用水平变动的一般趋势和演变机理。在一篇题为“历史上的交易费用”的文章中,诺斯(Nort h ,1997b ,pp 1149—152)提出,在历史上,有三个关键因素导致了交易费用的降低。它们分别是,那些使非个人化交换(“impersonal ex 2
change ”,这个词在一些地方可以理解为“非熟人的交换”
)得以可能和可行的市场制度的出现,政府保护和实施产权的信念的确立,以及现代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收益的增加。照诺斯看来,从12世纪到14世纪,在欧洲历史上的
756 经济学(季刊)第8卷商业革命曾引致了贸易的兴起和经济的增长,而导致这一商业扩张的最关键的要素就在于在欧洲社会内部自发衍生出了一系列法律和贸易制度,从而使得一些非个人化的交换能在大范围、跨地区且历时地得以进行。跨地区和跨族国(nations )的信用市场、保险市场、期货交易合约以及规约贸易和交换的商人法、城市法和海商法的通行和实施等等,这些都构成了西欧近代商业革命的制度特征。然而,依诺斯(1990b ,pp 1126—128)个人所见,从个人化交换向非个人化交换的社会转型,也给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带来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交换的非个人化,熟人关系的超越和断裂,不仅意味着在欧洲中世纪普遍存在且互相分隔的封建领主庄园经济中的一些本地交往和熟人关系网络的断裂,也意味着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共同体的逐渐分化和解体,这自然伴随着在欧洲中世纪所普遍存在的一个个“布罗代尔钟罩”(t he Braudel Bell J ar )11下人们所共同遵循的一些世俗惯例和共同信仰的瓦解。随之,交易费用和交易的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了。为了降低不断上升的交易费用,新的商贸和生产组织的创建以及一些新的交易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就变成了近代西方世界社会变迁的一个动态过程。结果,在西欧社会内部经历了大约500年左右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形式的演化,这才有可能在西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母体上型构而成了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分工世界(Nort h ,1990b ,p 1127)。
11
“布罗代尔钟罩”是秘鲁经济学家狄索托(Hernando de Soto ,2000)在其名著《资本之谜》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按照哈耶克的见解,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自我生长和自发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t 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 )。在人类历史上,这一合作与扩展秩序常常被一些未知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所制约,致使这一扩展秩序不能自我扩张而占据整个社会,因而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就好像被困在一种与世隔绝的“钟罩”内。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制约和阻碍了人类合作秩序的自发扩展?这一问题曾被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视为一个一直没有解开的历史之谜。布罗代尔的原话是:“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那种我毫不犹豫地将之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部门为什么好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钟罩里?它为什么无法扩展而占领整个社会?……[为什么]资本快速形成只可能在某些部门中发生,
而没能发生在当时的整个市场经济中?”
(Braudel ,1982,p.248)根据布罗代尔的这段话,狄索托(de So 2to ,2000)把那种被哈耶克称作“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市场经济被种种社会因素和机制所阻断与隔膜的社会安排称为“布罗代尔钟罩”。对于这个概念的具体论述,请参见笔者(韦森,2006)的一篇长文“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2)随着分工的增加和非个人化交换的不断扩展,交易费用也增加了。其主要原因是,交换各方所拥有的信息是有代价的和非对称的。结果,诺斯发现,从企业层面上来看,转型费用(t ransformation cost s )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降低了,但交易费用却增加了(Nort h and Wallis ,1994)。因而,按照科斯(Coase ,1937,1960)的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安排的出现和改变。这一点已经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常识。然而,照诺斯看来,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诺斯和瓦理斯(Nort h and Wallis ,1994,p 1610)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技术不是给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着,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假使人们需要同时选
第2期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757择技术和制度时,结果又将会如何?沿着这一思路,诺斯和瓦理斯发现,在交易费用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联上,还有一块未开发的研究领域,而且迄今为止,大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家都还未认识到这一点,且实际上假定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二者是相互独立的。沿着这一研究思路,诺斯和瓦理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个在经济史分析中把交易费用、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整合在一起的新的理论框架。
为了弄清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内在关系,诺斯和瓦理斯(Nort h and Wallis,1994,p1617)提出了四种交易或转型“增进”(augmenting)或“削弱”(attenuating)的制度变迁或技术变迁:交易增进(抑或削弱)的制度变迁是指那种能提高(或降低———下同)交易投入效率的制度变迁;交易增进的技术变迁是指那些能提高交易投入效率的技术变迁。依此类推,转型(生产)增进的技术变迁(a t ransformation 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是指那
(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变迁;而转型增进的制度变迁是指那种能提高转型投入(要素)的制度变迁。基于上述区分,诺斯和瓦理斯(Nort h and Wallis,1994,p1618)发现,在交易与转型过程中,中间物品在理解历史上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相互关联中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例如,拿电话来说,诺斯和瓦理斯认为,电话在通信工业之外的企业作为中间物品的大量购买和广泛使用,就曾大大地降低了交易费用。很显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技术和网络通信在全世界范围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一些行业或厂商的交易费用。同样,在一个行业内部的制度变迁也会通过中间物品传导给其他行业。诺斯和瓦理斯曾举例说,投资银行的出现,可能会通过使其他行业的人们能够使用其金融服务来引致金融行业之外一些行业内部的组织、制度甚至技术变迁。
根据他们对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之间相互作用以及交易费用和转型费用(或言“生产成本”)之间关系的考察,诺斯和瓦理斯提出,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开在交易费用、制度变迁以及技术变迁与历史上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纽结。他们认为,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关键在于,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理性经济人希望在各方面尽可能地降低交易费用。技术创新能使我们较容易地降低交易费用,正如它能降低转型费用一样。同样,制度变迁也会降低交易费用,或降低转型费用”(Nort h and Wallis,1994,p1622)。诺斯和瓦理斯的这一洞识,既是对科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一个新的诠释,也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推进。对理论界继续深入探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乃至当代历史上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对未来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问题的理论研究,显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沿着诺斯和瓦理斯的这一思路进一步进行理论探索,也许会拓展出一个非常有理论发展前景和应用价值的研究空间或研究领域。
(3)基于对欧洲、北美近现代历史上动态社会变迁过程的历史考察,自
758 经济学(季刊)第8卷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斯与他的一些合作者一起,展开了从历史博弈的视角对欧洲历史上近代市场秩序以及其制度规则的自发型构过程的理论分析和模型建构。据诺斯和他的一些合作者自己所言,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旨在弄清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在没有国家强制力量参与或干预的情况下,一些确保近现代市场运行的制度规则和制度安排最初是如何自发型构而成的?在1990年发表的“西方的吊诡”(The Paradox of t he West )一文中,以及在他与米尔格罗姆(Robert Milgrom )和温加斯特(Barry W 1Weingast )1990年合作撰写的文章中,诺斯等人对中世纪后期荷兰以及英格兰最初商业制度的型构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并在理论上对这些处于他所说的“第二次经济革命”国家的产权结构型构和演进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博弈论模型———尤其是“历史博弈”的———分析。照诺斯和他的合作者(Nort h ,1995b ,Milgrom ,Nort h and Weingast ,1990)看来,在中世纪晚期的荷兰,由一些私人法官(private judges )来强制实施的支配商业交易的一些商法和法规(legal codes ),最先是在商人们的生意交往即市场博弈中自发型构出来,然后不断在欧洲近代早期的市场发育中不断演进而逐渐完善的。譬如,在荷兰近代市场秩序的最初型构过程中,合约的实施机制最早是以“基尔特商人的行会秩序”(fraternal orders of guild merchant s )之中商人们的内在行为准则形式出现的。在这些基尔特商人行会中,一旦发现有人有欺诈、违约和失信行为,人们就会把他排挤出行会的商业圈子,从而使他无法再在圈内做生意。诺斯(Nort h ,1995b ,p 115)曾对他们的这种历史博弈分析作过这样的归纳:“这些行为准则逐渐演变成商法,并逐渐遍及在欧洲的贸易地区。它们也逐渐地与普通法和罗马法融合起来,最后由国家来强制实施。”根据上述历史博弈分析,诺斯进一步指出,辨识出西欧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的自发形成和演进过程以及经济制度的结构是政治体制演进之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一政治体制与经济制度之间互动发展的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法律框架及其实施机
制也相应生成了。1212
对于这一点,在笔者(韦森,2007)不久前发表的一篇关于近现代欧洲宪政史的长篇论文中,也给出了一些历史证据和理论解释。在正在撰写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与明清时期中国市场经济兴衰的制度经济学反思》一书中,笔者也将会对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市场秩序的自发型构、成长、扩展与法律制度以及宪政民主政制之间的互动发展过程予以进一步的探讨和解释。(4)基于他们对欧洲历史上商人交往秩序的自发生成过程以及对正式制度规则———如法律制度———历史演进过程的上述理解,在他的一些晚近文著中,诺斯进一步梳理并探讨了在经济增长和政治体制演进之间的相互作用。诺斯(Nort h ,1995c )发现,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在欧洲近代社会的动态发展中是一个互补的过程:从一方面来看,经济增长为支撑更为复杂社会(或
用哈耶克术语“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
)的运行提供了资源;另一方面,如果
第2期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759没有政治自由和公民权益的充分发展,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持续。根据这一推论,诺斯(Nort h,1995c)指出,在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社会中,会自发孕育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
在西欧近现代历史上,在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的发展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互利共生的相依关系(用英文讲,某种“symbiotic relations”)。正如诺斯所见,欧洲最早发轫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先驱国家荷兰和英国,同时也是代议制政府和公民自由的先驱。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欧洲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落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同一时期也没能发展出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政制。照诺斯(Nort h,1994c)看来,其原因在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均因某种独特的历史发展路径而衍生出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结构,而这种官僚结构同时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有着超强的控制。相反,先从荷兰,接踵英国,这两个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中逐渐衍生出一些经济和贸易制度,这些经济和贸易制度又孕育了分权的政体并反过来导致了有效率的市场的不断演进。基于这一历史观察,诺斯(1995b,p17)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明晰界定且能被有效实施的产权结构,只有在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能得到确保的情况下,它本身才能得以良序工作。反之,王室或政府公权力对公民财产的任意没收将始终是个威胁。这也充分说明在经济增长和公民的政治自由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的内在关联,且至少近代欧洲历史上荷兰和英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的例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史则给出了一些反例。
对于人类近现代社会中宪政民主政制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诺斯在后来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又作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基于西方政治学传统中对政府本质的一般认识,即政府实际上是一个“kleptocracy”(即“利用权力盗窃国家资源的统治者”,见Nort h,2005,p167),诺斯认为,必须制定宪法性典章来有效约束政府及其政府官员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诺斯(Nort h,2005,pp1107—108)指出,宪政民主政制在四个方面可以确保一个市场经济的良序运作(well2f unctioning):“第一个命题意味着……对政治官员行为的限制。政治秩序的关键就在于对政治官员的可信限制。公民权力及其所隐含的对政府的限制,必须对政治官员来说是能自我实施的,即违背这些限制就会危及一个政治领导人未来的政治生命”。“第二,成功的宪法可以通过赋予公民权利以及对政府决策施加一些其他限制来部分减少政治舞弊(t he stacks of politics)。第三,产权和个人权利必须得以很好地界定,以至于这些权利被侵犯时,公民们能清楚地知道。第四,国家必须提供尊重这些权利的可信承诺,以保护人们不受公共官员的机会主义以及剥夺行为所侵害。”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讨论宪政民主与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要认识到,建立宪政民主政制,从理论上来说并不一定就削弱一个国家统治
760 经济学(季刊)第8卷者的实际统治能力和利益,相反却有可能会增加他的能力和经济利益。诺斯和他的合作者温加斯特均看到了这一点。正如姚洋(2002,页189)所言:“通过宪政将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不仅不会削弱统治者的能力,相反却会增强他的能力;也就是说,统治者将自己置于宪政之下即使从他本人的角度来看也是有利的。”姚洋还认为,这只是从宪政的工具性的一个方面来看问题。接着姚洋还更深刻地指出,宪政工具性的另一个方面是为市场经济奠定了最高层次的法律和实质性保障:“宪政的实质是权力制衡,且各方面都将自己置于统一的法律管辖之下;在宪政之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地使用法定范围以外的权力。因此,宪政为市场经济提供了稳定的法律环境和可预见性,从而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运作的效率。另一方面,宪政还保证了市场经济中个人和企业不会受到来自权力机关的不规则干预和过度税收,从而为市场经济中的创新和投资提供动力。”(同上)基于上述两点,姚洋得出结论说,如果说经济增长是统治者得以维持其统治的基础的话,那么,宪政对市场经济的支持,也是对统治者本身的支持。应该说,姚洋这里所讲的道理,补充乃至发展了诺斯的思想,且在当今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现实大趋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3
在这篇长文中,诺斯、瓦里斯和温加斯特提出,在人类历史上曾存在过(着)三种社会秩序:“原始社会秩序(t he primitive social order )”,“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和“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他们还认为,“原始社会秩序”是指人类以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食物为生阶段的早期社会;而“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一万多年,并且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他们认为,与“受
限进入的社会秩序”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是一种“自然国”(natural states )。他们还认为,迄今为止,世界上
只有一些少数国家发展到了“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而与这种“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相匹配的政制形式则是一种稳定的宪政民主政体(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但我觉得他们的实际论述似乎已接近于认识到这是一种“宪政国”,用英文来说就是“constit utionalized states ”。他们在这篇长文中确曾使用了“a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这一概念,见Nort h ,Wallis and Weingast ,2007,p.41)。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主要讨论了第二种和第三种社会秩序的运作原理。事实上,诺斯、瓦里斯和温加斯特
的这种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三分法,恰恰与笔者在《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导论》(韦森,2001,第7章)(5)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斯本人及其一些合作者一起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变迁过程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些考察,但是,在最近撰写的一篇题为“解释有记载人类历史的一种概念框架”的长文中,诺斯、瓦里斯和温加斯特(Nort h ,Wallis and Weingast ,2007)还是明确地指出,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都还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因为,当今世界的格局是:“发达社会总是具有发达的经济和发达的政体(polities )。”诺斯等认为,这一事实表明,经济和政治的关联必定构成了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深层基础。因此,要解开近现代历史上这一仍然充满诸多困惑的历史之谜,必须构建出一个把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理论分析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框架。为此,诺斯、瓦里斯和温加斯特最近创造了两个新术语———“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s )和“开放进入
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 )。13他们还认为,理解现代社会发展的
第2期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761 关键在于弄清从“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向“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的转型,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国家(在一个地方,他们甚至明确地
说目前在世界上只有“8个国家”
)完成了这一社会转型(见Nort h ,Wallis and Weingast ,2007,p 172)。
和“从习俗到法律的转化看中国社会的宪制化进程”
(韦森,2003)的长文中所提出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三分法———即“习俗经济”(customary economies )、“惯例经济”(conventional economies )和“宪制化
经济”(constitutionalized economies ,或言“制度化经济”)———几乎完全一致。按照笔者对人类经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三分法,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西欧中古时期的村社经济,以及近现代在世界的许多边缘地区仍残存的部落共同体,可以被视为一种“习俗经济”;在中国延续一两千年但却未能型构成完整的民法系统并因而缺乏刚性的产权结构的宗法自然经济,以及在西欧近现代市场经济未型构成型之前的封建庄园领主经济,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惯例经济”;而在西方现代由完备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工商和企业制度所规约并调控着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即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理解的“资
本主义经济”,以及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t he extended orders of human cooperation )的成熟阶段,则是一种“宪制化经济”。现在看来,诺斯、瓦里斯和温加斯特在2007年的长文中所提出的“原始社会秩序”、“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和“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的三分法,恰恰与笔者在2001年至2003年间所提出的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三分法几乎完全重合,唯一的区别也仅仅在于名称不同而已。14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诺斯(Nort h ,2005,p.104)解释道:“秩序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秩序同样也是建立和维系个人自由和产权的各种条件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而我们将个人自由和产权与一致同意的或民主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不断增进我们对秩序和无序之根源以及从一种秩序向另一种秩序转型的理解,对于理解经济变迁来说是必需的。”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诺斯晚年转而重视对“社会秩序”的研究。这说明晚年诺斯的思想进路更加接近哈耶克,或言更多地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诺斯曾多处引用哈耶克的观点,也佐证了这一点。
15在这篇文章中,诺斯和他的合作者(Nort h ,Wallis and Weingast ,2007,pp.70—71)还明确地解释说:“我们之所以把这种有限进入的秩序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称作自然国,原因是:它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形式。”
他们还认为,这种“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默认选择”
(default option ),在历史上已经存在了1万年。他们甚至认为,“自然国中任何东西都是自然的。并且,由于自然国不是病态的,政策药方将是无用的。”
在这篇长文一开始,诺斯、瓦里斯和温加斯特(Nort h ,Wallis and Wein 2gast ,2007,p 13)就提出,“对经济史中最根本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追问:为何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取得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为什么在过去300多年中大多数国家均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之相关联的一些深层问题是:为什么在20世纪只有在少数国家中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不能衍生出繁荣的市场、竞争性的和稳定的政治,以及一些能促进深层人力资本积累的文化?这一历史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诺斯他们认为,这其中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未能成功地完成从“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
向“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的转变。14在这篇新近的长文中,诺斯及其合作者
还对他们所认为的“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以及“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的各自特征及其运作机理分别作了一些描述和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自然国”(nat ural states )15中,政治与经济紧密地绞缠在一起(intimately intertwined ),国家设定受限的进入从而创造经济租,而这些租金又被社会的精英阶层(elites )用以支撑现存政治制度(regime )和维系社会秩序。因而,在这种具有“有限进入的秩序”的
经济学(季刊)第8卷762
“自然国”中,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而言不是外生的,因为在经济中政府是一个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参与者;同样,经济体制对政治体制来说也不是外生的,因为正是“经济租的存在建构了政治关系”(Nort h,Wallis and Weingast, 2007,p114)。正因为这样,“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的特征是不断创生出有限地进入一些有特殊价值的权利和活动的特权,而这些特权又为国家内部的一些政治和军事精英及其集团所维系和享有,从而“产权的发生和法律制度亦为精英的权利所界定”(Nort h,Wallis and Weingast,2007,p132)。这样的社会安排,必然导致在这种“自然国”中“国家控制贸易”(同上,p133)。由于在这种“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中,“一个自然国的维系并不依赖于非精英阶层(non2elites)的支持,他们并不能有效威胁国家和特权阶层”的统治,反过来他们也“无法信任国家所作出的保护他们权利的承诺”。诺斯、瓦里斯和温加斯特(Nort h,Wallis and Weingast,2007,p115)的研究还发现,尽管这种自然国“能提供一种长时段的社会稳定,并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某种环境条件,但是总存在蕴生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从而“暴动和内战经常是一种可能的结果”。
在这篇长文中,诺斯、瓦里斯和温加斯特还提出了一个特别深刻的观点:尽管在具有“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的“自然国”中可以像“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一样有法律,甚至有“法治”(t he rule of law),但是,这些法律和“法治”只对一些精英来说才有实际意义。正如狄索托(de Soto,2000)在《资本之谜》一书中所发现的那样,在当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亦即在诺斯、瓦里斯和温加斯特这里所说的“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中,普通民众实际上是享受不到一些法律、制度和特权组织(如豪华俱乐部)的好处的,因为,同样的法律和制度“在‘有限进入的秩序’中与在‘开放进入的秩序’中的运作是不同的”(Nort h,Wallis and Weingast,2007,p127)。诺斯等人的研究还发现,正是这一区别,使得经济学家们在对制度的经济绩效影响方面的经验研究中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为什么同样的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国家和社会中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为什么有些法律和市场制度在一些国家和社会中作用良好而在另一些社会中就不怎么起作用?为什么形式上相同或相类似的制度在不同社会体制中的经济绩效不同?很显然,照诺斯、瓦里斯和温加斯特看来,这主要还是在于社会秩序是“有限进入的”,还是“开放进入的”。对此,诺斯、瓦里斯和温加斯特(Nort h,Wallis and Weingast, 2007,p146)曾明确地说:“答案在于开放进入和竞争———所有这些机制在开放和竞争存在的条件下在运作上会有差异。自然国限制进入和排斥竞争者。这使一些组织的形成变得非常困难,以至于使那些能协调民众反对政府的组织极大地受限。”相反,在一个“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中,“政治竞争实际上要求众多大的、复杂的和良好组织的利益群体的存在,以至于不论在任何政治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他们均能有效地相互竞争”(North,Wallis and Weingast,
制度变迁理论发展综述二 二、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 以加尔布雷斯和缪尔达尔为代表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是相对前两个时期的新制度学派。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新的主流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老制度主义便衰竭下去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爆发得更加频繁，社会问题日益尖锐，主流经济学还是不能对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承袭了老制度主义的思想传统的新制度主义，在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凡勃伦的传统，用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进行批评，虽仍以“异端”出现却又受到人们偏爱。 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中主要分析了：权力和权力分配，集团利益和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以及经济的不同组织结构。加尔布雷斯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抗衡力量”—“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缪尔达尔在《美国的两难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中，提出“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指出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与黑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低下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并相互强化，从而使黑人问题成为美国的困境。缪尔达尔进一步指出，循环积累因果联系还存在着“扩展效果”，即A的发展使B的状况不断改善和“回荡效果”，即A的发展使B的状况不断恶化。该理论精辟地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 （一）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变迁的研究 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承袭了凡勃伦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研究的制度，不仅包括各类组织（公司、工会、国家、企业主协会等等），还包括社会集团的行为准则，社会意识类型。加尔布雷思自称他的研究是所谓“结构改革”，而不是“量的增减”。他不考虑所谓“经济增长”，认为对“结构”的研究比对“增长率”的研究更符合实际，制度方面的目标比“增长率”的目标更为重要。加尔布雷斯认为，应当把重心转移到“质”的方面来，应当主要采取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方法。 1.对制度的解释 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在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和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信贷、商业、利润等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加尔布雷斯甚至“把人通常当作习惯和遗传下来的思想、态度的奴隶，这种习惯和遗传下来的思想、态度的合理性只是偶尔表现出来。”
新版公共政策概论练习（三） 第九章公共政策评估 一、单项选择题 1.公共政策评估是对（Ａ）所进行的研究。 A. 政策实施效果B．公共政策全过程 C．政策方案D．公共政策执行 2.公共政策评估过程包括评估准备、(B )和评估总结三个阶段。 A. 评估调查B．评估实施C．评估执行D．评估完成 3.政策评估工作的基础和起点是（A） A. 评估准备B．评估实施C．评估总结D．评估完成 4.对公共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时所遵循的客观尺度和准则是（Ｃ） A. 公共政策评估计划B．公共政策评估方案 C．公共政策评估标准D．公共政策评估报告 5.公共政策评估在本质上是一种（ B ） A. 事实判断B．价值判断C．经济效益判断D．社会效益判断 6.公共政策的宏观目标是（ A ）
A. 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B．经济可持续发展 C．分配社会资源，维护社会公平D．保护环境与人的协调发展 二、多项选择题 1.政策效果评估包括（CD ）的整合性评估。 A. 环境发展B．社会公平C．事实层面D．价值层面内容 2.美国的卡尔·帕顿和大卫·沙维奇认为大部分评估标准可以分为的类型包括（ABCD ） A. 技术可行性B．经济和财政可行性 C．政治可行性D．行政操作可行性 3.政策主体通过政策评估获得实施中的现行政策效果的信息后，必须对该项政策的去向作出判断和选择，大致的选择有（BCD ）。 A. 政策制定B．政策补充C．政策修正D．政策终止 4.公共政策评估过程包括的阶段（ABC ） A. 评估准备B．评估实施C．评估总结D．评估计划 5.评估实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ABD ） A. 采集评估信息B．分析评估信息 C．落实评估资源D．得出评估结论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杨芳 （） 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 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
诺斯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而名噪经济学界。他对中国二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深感兴趣，并多次来华进行考察研究。他说，中国经济改革是通过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断进行渐进式的经济变革，比如通过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从个人交易到非个人交易转化，要制定清晰的规则。现在的问题是有的法规已经存在，但并未认真实行。因此，有必要破解市场经济的阻力，以减轻交易成本。 诺斯指出，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发展，虽然在竞争中有输有赢，但终究是很好的分配资源的办法，要朝着公开公平的方向努力。当然，政府也应考虑残疾人和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 诺斯还同国家统计局官员和海内外经济学家就制度经济学、中国贸易顺差等问题展开探讨。他在回答经济学家的提问时表示，他认可并希望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能够丰富其制度经济学的思想。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诺斯“始终如一地站在近些年来席卷经济史学界的新浪潮的最前沿，而这股浪潮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悬而未决的经济史问题”（马克?布劳格语）。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诺斯所在的华盛顿大学已经变成了新经济史学派、新制度学派和新政治学派的学术中心。 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新的对象。也就是说，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与福格尔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斯的早期著作，诸如《美国从1790年至1860年的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等等，对此作了充分的反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诺斯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绩效》等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在这一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增长》。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概括起来说，诺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 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诺斯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 第三，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一）、产权理论
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一) 引言 传统的历史学家已表现出对使人类行为得以发生的制度的兴趣，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包括了对人们与这些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检验。另一方面，经济史学家（尤其是“新”派史学家）则将他们的努力集中于用经济上的理性行为来解释过去的事件，制度被视为既定的，那些更为传统的史学家的“考古”癖有时会受到蔑视。或许是由于他们对长期变迁的关注，传统的史学家已承认，制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模式有关（一种对它们来讲是很显然的相互关系，不过经济学家只是逐步领略到的）。许多史学著作往往热衷于对政治、军事和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发展的研究，正如这些复杂的制度已随历史而演进的一样，已形成的这些复杂的经济制度为这一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得以生存和实现的框架提供了一部分内容，尽管历史片断往往从一些理论形式中吸取教训，但遗憾的是，用于帮助理解制度变迁现象的理论却很少。在缺乏这些理论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能局限于记叙、归类与描述，而愿意承认这一局限的历史学家却很少。 如果史学家对经济发展进程的解释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洞见力，其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于由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因果结构的蓝图。最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常常不是根植于明确的前题所得出的充分的逻辑推演，而是基于鲜明的直觉知识。这一直觉之所以能成功地在某些方面超越数学，并不在于历史学家盲目地拒绝拜倒在科学的祭坛下，而
在于事实上他能够利用的理论常常说明能力很差，是与事实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在历史长河中表明了一些逻辑错误。直到“更好的’理论被创造出来以前，没有人会责备他仅仅依赖于过去对他十分有用的直觉知识。 不过，这些理论是不可能从一些象牙塔似的理论家的前额中生长成熟的，能够预言未来和解释过去的理论更有可能从那些关注于逻辑的理论家与解释过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点滴与片断中形成。在对解释经济演进过程的理论的探索中，学者们必须不断地从理论到事实，再回到理论。 本书是对美国经济史的理性历程的“逐日”记叙，这一历程计划要描述已产生的现行经济制度结构的发展进程，该描述又是第一次（非常粗略地）试图为建立一个专门的、相关的和逻辑的关于这些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本书是对美国历史中发生的制度变迁原因的研究，它尤其关注经济组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研究，这一理论在有些观点上是很薄弱的，而且有时的解释是惊人的简单。不过，本书确实代表了向着一个有用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一步，它确实对美国的经济经验提供了一些新的解释。 既然本书是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而作。它在写作历史时可能偏离了模型和理论的作用，尽管这样做在技术上是不准确的。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将交替使用“模型”与“理论”两词，它们将既指一系列假定相关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方法：一个文献综述*……以Avner Greif研究成果为代表 （讨论稿） 钱滔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310027） 内容提要：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是美国90年代以后兴起的研究方法。本文旨在综述其代表人物Avner Greif的理论研究。试图按制度在历史演进中所涉及经济问题的扩展秩序，来综述 Avner Greif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前现代社会中委托代理合约的执行问题，以及前现代社会交易 中存在的外地商人产权保护问题，Greif结合历史采用静态和比较静态的方法分析了制度的出现 与本质，即制度自我实施的特性。然后Greif采用动态方法结合历史研究制度的含义与制度变迁， 即制度自我加强的特性。为了更好地理解HCIA方法，本文进一步从方法论的角度述评HCIA之 前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在总结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不足的基础上，展开分析HCIA的框架与方 法论上的突破。最后是对全文做出简单的小结。 关键词：Avner Greif历史比较制度分析context-specific model 一、引言 就形式而言，无论是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还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问题是基本相同的，即如何把稀缺性的资源配置到各种各样的用途。但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却运用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去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而这些不同的制度安排又和它们在经济史上的兴衰密切相关。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的分析来增进对这种“兴衰”的理解。其实，这正是经济史所关心的基本现象与问题。 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归纳方法之后，是结合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理论，以价格（或利率）为分析对象来研究经济史，即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但由于这种研究框架本身不能包含制度，以及分析工具的局限，故并不能对经济史的基本问题给出全面的解释。在科斯（1937）提出制度的重要性之后，又出现了结合新制度经济学（NIE）理论，以交易本身为分析对象来研究经济史。但这种方法也并不能对制度的运行给出满意的解释（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实行了私有化，但经济反而出现衰退的经济现象）。即为什么有些国家采用了理论上或在其他地区有效的制度，却不能获得经济增长。而且以上方法也没有解决理论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方法之间的二分性。 其实，历史演进过程是制度“生存检验”的现实环境，这其中存储着丰富的有关制度及制度变迁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针对制度本身和制度演进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洞见。A vner Greif就是通过前现代（pre-modern）经济史的研究，综合理论的演绎与历史的归纳方法来考察制度的历史演进，即制度的起源、本质及含义。进而试图解释市场与非市场的制度（non-market institution）之间关系这一经济史和制度分析的基本问题。1Greif通过两个 *本文主要是对Avner Greif研究成果的综述，若要对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进行较全面的述评，则须进一步阅读其他学者的文献，才能作出更客观的评价。而本文对历史制度分析的评述和附录中的观点是仅在Avner Greif的文献基础上作出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有待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深入与展开。 1对于市场需要制度基础，在学术界已取得基本的共识。但对于制度的定义以及如何进行制度分析，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分析框架上都存在很大的分歧。如果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些分歧可分类为：有些是采
制度变迁理论 一、理论概述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在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他的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使其在经济学界声誉雀起，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的：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团体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映的意识形态理论。诺思所讲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都是指这一意义上的制度。 制度的构成要素主要是：正式制约（例如法律）、非正式制约（例如习俗、宗教等）以及它们的实施，这三者共同界定了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所谓的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 制度变迁的原则是： 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主要有两种，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 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 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 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 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 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根据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经济主体的不同，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评说7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评说一、中国：悄然兴起的“诺斯热”说明了什么？在中国，“史学危机”已是谈论了多年的话题，在一次更甚于一次的商业化大潮中，专家的呼吁不过如几只“泣血杜鹃”的哀鸣，根本无济于事。然而，在大洋彼岸只有200 多年历史、也是世界上最为商业化的国家美国，道格拉斯·诺斯却名噪一时。他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理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5 年3月，诺斯教授应邀来华，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制度变迁理论纲要”的演讲。光明日报以“中国过渡经济学诞生”为题作了报道。诺斯是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1989 年，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翻译出版，诺斯开始为中国经济学界所知晓；1991 年，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由中国两家权威出版社出版；1994 年，他的新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也在中国出版。至此，诺斯在中国经济学界成名知名人物。在中国，一段时期以来，历史及经济史如此之冷，而诺斯却如此之“火”，的确是一个强烈的反差。那么，中国的“诺斯热”说明了什么？很明显，诺斯在中国走红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处在改革过程中，处在由 传统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用诺斯的专门术语讲，就是处在“制度变迁”中，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某些颇有价值的参考。同时，“诺斯热”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了传统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二、经济史：是远离现实的“学问”吗？中国改革需要制度变迁理论，呼唤过渡经济学产生。这就是“诺斯热”的原因。然而，改革模式的选择，发展道路的选择，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都与我们自己的不可割断的历史有关。正如诺斯反复强调的“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1〕。然而，可悲的是，诺斯的学说，被中国经济学界所重视的，仍只
第七讲制度变迁的动因理论 制度效率存在递减现象，这意味着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制度的变迁是必要的。那么，制度变迁的原因是什么? 人们为什么要推动制度变迁? 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均衡价格理论，发展了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框架加以解释。 第1节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 “需求一供给”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它被广泛应用于对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分析的一个直接应用。 1、制度变迁供求分析的形成 最早对制度变迁进行供求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是舒尔茨。在1968年发表的《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舒尔茨明确地提出了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供求分析、制度均衡和非均衡等概念，并把它们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 戴维斯和诺思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再次将制度供求分析应用到对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并对引起制度安排需求和供给变动的因素作了初步的探讨。 拉坦1978年在其《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的论文中，明确使用了“制度变迁的需求” 和“制度变迁的供给”概念，并在诺思的基础上对引起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变化的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拉坦还指出了舒尔茨和诺思等人的制度供求分析的不足，即对制度变迁的供给缺乏分析。 戴维·菲尼1988年对制度变迁供求分析中过于强调需求忽视供给的不足再次提出批评。他说：“正像早期就技术变化所作的研究中有很多集中分析需求引致这个机制一样，制度变化方面的若干重要论著是遵循科斯的观点，即认为制度是在变化所得利益超过变化所需成本时改变的。这种观点确认交易成本在影响制度安排的选择中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制度变化中的供给的政治经济方面普遍地未作明白交代。” 林毅夫1989年总结性地指出：“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 2、制度变迁供求分析的框架 对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框架进行了比较全面总结的学者是戴维·菲尼，他在1988年的文章中勾画了一个分析制度变迁的启发式框架。 戴维·菲尼把制度分为三种类型： （1）宪法秩序。宪法被定义为对管理的条款和条件(集体选择)的规定。 管理包括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应用和规则的坚持与评判。 宪法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一经制定，那就要比以它们为根据制定出来的操作规则更难以变动，因而变化缓慢。这类制度的重点在于集体选择的条款和条件。 （2）制度安排。它是在宪法秩序框架内所创立的，包括法律、规章、社团和合同。 （3）规范性行为准则。跟宪法秩序一样，规范性行为准则也具有变化缓慢、难以变动的特点。它对于赋予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以合法性来说是很重要的。 戴维·菲尼认为，作为一个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启发式分析框架，除了提出各类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个文献综述 内容摘要：本文是对1990年代以来悄然发展起来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一个文献综述。文章首先上溯了理论的源头，阐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凡勃伦在阐述“缘由累积”时所隐含的路径依赖理论的萌芽；接着文章介绍了理论的正式提出者诺斯等人的论点；继而，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坎贝尔和瑞哲罗的观点，从而描述了1990年代中期路径依赖理论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得到的深入发展；最后，文章介绍了对这一理论的实证检验成果。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文献综述 一、理论的萌芽：凡勃伦 路径依赖思想的提出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首先应归功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m）。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根基是“缘由解释”（Causal Explanation）方法，“缘由”被认为是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由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1。运用在社会科学领域，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组织和复杂系统的演化都必然牵涉到变异（V ariation）机制、承袭（Inheritance）机制和选择（Selection）机制；在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下，当一个“复制体”（Replicating Entity）未能成功完全复制其自身时，达尔文进化（Darwinian Evolution）发生了。这一提法包含了三方面内容：（1）进化主体总是受承袭机制影响，其发展演变是以对自身的承袭为基础和立足点的；（2）受初始条件区别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变异不可避免；（3）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换言之，不同方向的变异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其存活的几率并不一样。这一作用过程适用于任何开放的演进系统。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探讨了将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引入社会、文化乃至思想领域的可能性。贝奇霍（Bagehot, 1872）探讨了承袭和自然选择机制在社会学领域的运用及人类知识和科学发展的自然选择效应；亚利山大和基德（Alexander & Kidd, 1892）探讨了伦理原则的自然选择效应；瑞奇（Ritchie, 1896）则将思想、习俗和制度的自然选择效应同个人和种群的自然选择效应做了区分2。而在经济学疆域内引入达尔文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整体演进范式，并成为路径依赖理论先驱的，则是凡勃伦。 凡勃伦接受了达尔文的缘由解释方法，他认为这一方法不仅是生物学的准则，而且是哲学准则。凡勃伦（1919）指出，“任何演化科学都是……自足的理论，是过程的、关于缘由累积持续进程的理论。……这些非个人的缘由累积和效应将因其累积性特征而在惬当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大行其道”。“现代科学将（因达尔文缘由解释方法的引进而）成为一门关于持续演化的学问，呈现出自我持续、 1参见A. Wolfe, “Functional Economics”, In The Trend of Economics, edited by R. Tugwell, PP443-PP482,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24。缘由解释方法并不等同于决定论（Determinism），其间的区别参见Hodgson (2002), “Darwin, Veblen and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in Economic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转引自Hodgson (2003), “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 March, 2003。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读书笔记 一、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代表性著作之一。道格拉斯·诺斯于1920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42、1952年先后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国民经济研究局董事会董事、东方经济协会会长、西方经济协会会长等职务。1984年，诺思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创建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并在其后的6年中一直担任该中心主任。自1996起，诺思荣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艺术和科学Spencer T. Olin讲座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诺思曾兼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87—1988年）和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Bartllett Burnap 高级研究员（1997—现在）。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前些年在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尤其是在诺思与罗伯特·福格尔于1993年获得诺
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诺思的一些理论发现比较快地在国内经济学界得到传播，因而诺思也已经成为在中国经济学界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 二、内容简介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是诺思最主要的理论著作之一，亦已成为当代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经典文献。 本书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篇探讨了制度研究的方法基础，并随之解释了制度的基本概念；第二篇阐述了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第三篇则着重分析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第一篇，制度 第一章 诺思就开宗明义地道出了他对制度的基本理解：“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他接着指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化方式，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制度”基本上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有了对人类社会的制度现象的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在这本著作中，诺思首先讨论了制度分析方法论基础中的三个基石性问题，即人类合作、制度分析中的行为假定，以及人类交换中的交易费用问题。 制度分为正规制度与非正规制度。 第五、六、七章
山东经济 2000年第4期(总第99期) 【理论学习与探讨】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韩 晶 诺斯(North)是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制度变迁理论主要体现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一书中。他在该书中强调:技术的革新或改进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如果人类没有持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构建把技术改进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诺斯曾明确指出:“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际和知识技术存量的增长速度。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成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① 一、制度变迁的定义和动因 什么是制度及其变迁?诺斯说:“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他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②或者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他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的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③可见,诺斯将制度区分为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前者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④,后者指“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⑤诺斯认为经济增长和现代所有权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经济增长的起源可以远远追溯到前几个世纪所有权结构的确立过程。所有权与制度结构的变迁是说明经济增长的关键因子。“变迁”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⑥ 据诺斯分析,有许多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成。但由于一些制度因素的作用,使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有制度安排)的形成,从而出现了制度的变迁。诺斯具体分析这些因素:(1)规模经济。由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的要求,有效的经济组织的产出需要企业一定的规模,但由于企业自身的组织形式是它资本供给量的决定性因素,所有企业不能够等额地增加资本和技术,组织有必要变迁,如有限责任公司能够取代合伙制,是因为它能为创新者获取内涵于规模经济中的利润提供了制度条件。(2)外部性内在化的困难。外在性即有些成本或收益对决策单位是外在的。如企业做出的决策没有承担内涵于决策中的所有成本。消费单位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该单位的消费,而且取决于其他单位的消费。诺斯认为当排他很困难时,要组织私人方面的市场将外部性内在化是有成本的,而通过政府的强制安排既可能增加社会的总收益,又可能降低成本。(3)对风险的厌恶。诺斯断言大多数人都是风险的厌恶者。如果有能克服风险倾向的制度被创新,总利润将会增加。如保险业专业化增加了成本,但组织创新仍有利可图。(4)市场的不完善。传统古典经济学假定所有市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制度而产生与变动来研究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并进而指出各地区经济绩效各异的根源。在回顾诺斯理关于制度本质、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其不足之处：其一，诺斯过于简化政府对制度变迁的推动过程，忽略政府在认知、决策决策方面的作用机制；其二，诺斯在以产业个案阐述制度变迁原理方面有所欠缺。 标签： 诺斯;制度变迁;学习;认知;信念 1 制度与制度变迁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范式（North,1990）。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是非完全理性的，无法充分认知并对充满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非稳定状态（non-ergodic）的外在环境做出充分反应，进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将带来极高的交易成本。因此，制度产生的目的在于降低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建立人与人互动式的稳定架构，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制度是经济的核心，是经济结构形成的诱因。 制度来源于人们对环境刺激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来自于人们对于环境的认知（perception）。认知的背后隐藏着行为人不断积累过去所学习到的知识与经验这一心智模型（mental model）的运行。伴随着学习经验的增加，行为人不断提高对于环境的认知。经由经年累月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学习过程），一套可以诠释外部环境的框架得以形成，这个框架就是所谓的信念（belief）。在行为人面对外部环境的刺激时，信念扮演了“过滤器（filter）”的角色。由于信念的形成与制度形成的目的相同，二者都在与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建立秩序，以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因此，信念与制度具有互为表里的关系。 制度变迁得以进行源于具有主流信念（dominant belief）的组织决策者（企业家）发挥的推动作用。因组织一方面在制度所提供的诱因下追求利益，另一方面在又受制于既有制度的影响，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组织将会致力于学习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进而提高对于外在环境的认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如：社会竞争增加、资源稀缺等）。在此过程中，随着认知程度的提高，组织将积极推动制度的变革，进而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 2 制度变迁的特征 制度变迁由组织决策者的推动，因而变迁过程中隐含了以下两个特点： （1）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在既有的制度中，组织享有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果、调整预期四种报酬递增的效果。报酬递增使得组织在持续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期末课程论文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综述 姓名：郭兆凯 学号：20125587
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综述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试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制度的构成、运行和演化，通过探究，去发现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活动，新制度经济学摒弃了传统的假设，即制度是外生，进而强调制度重要性。本文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四个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关键词] 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发源于罗纳德·科斯(Ronald·Cosas)的两篇巨著，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之后在哈耶克、布坎南、斯蒂格利茨等人的努力下发扬光大，逐步形成了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完整理论体系。 二、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 1.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的定义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此并无统一的说法。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使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德姆塞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交换所有权的成本”。阿罗则把交易费用说成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威廉姆斯把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诺斯将交易费用定义为“规定和实施构成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因而包含了那些经济从贸易中获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所有成本。”而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是在“鲁滨逊”经济中不存在的所有成本。 深入分析交易费用的产生原因和决定因素是交易费用理论的核心问题，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和诺斯都做过分析。 威廉姆斯认为发生在市场间和企业内的资源转移意义上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两种，即合约签订之前的“事前”交易费用和签订合同的之后的“事后”交易费用。关于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威廉姆斯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是人的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以及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 诺斯是从广义上理解交易费用的。即是说，在他看来，交易费用主要由市场型交易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以及政治型交易费用。而针对市场型的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诺斯是从商品的多维属性和特征、信息不对称与人的机会主义动机、交易的人格化特征等来方面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两位学者对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认识不尽相同，可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一致，他们的分析实际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有助于人们从多方面，多角度了解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和决定因素。 2.企业理论 一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理论基石，主要是这篇论文解释了关于企业的起源以及最终决定企业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他的企业理论着重点是把企业当做是一种资源配置。对于企业组织出现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科斯给出的解释是：“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生产
白搭车问题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转向 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 , 1920—)是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在新经济史层面贡献极大，他不仅使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与历史计量学的统一得以实现，而且还建立起了统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目前已在世界经济学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论文和著作可以用卷帙浩繁来形容。有一些学者通过仔细考察后指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存在前后变化的。如Ankarloo 就曾指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在后期明显背离了新古典模型，而加入了过多的非经济约束。[1]Fine B.和https://www.doczj.com/doc/da1258576.html,onakis 也指出诺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神话、偏见以及宗教禁忌等非正式约束较以往更加突出。[2] 中国学者韦森认为，从诺斯2000年后的一些论著中可以发现，他越来越注重研究人们的信念、认知、心智和意向性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3] 晏鹰和朱宪辰则认为诺斯的制度生发观经历了从理性建构到认知演化的发展过程。[4] 虽然不少学者都勾勒出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变化的轨迹，但却普遍忽略了这种变化发生的深层机制。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我们的研究就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一、诺斯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逻辑线索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学者普遍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忽略“制度”这一因素表达过不满，但无可怀疑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修正也就成了新制度
经济学学者们惯用的策略。诺斯也是如此，他虽声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必要增加与经济社会变迁相关的制度维度和时间维度，[5] 但他并不谋求颠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为“新古典理论在分析发达国家的市场时做出了重大贡献” [6] （P14）,这种贡献主要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那套作为“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 [7] 。所以诺斯在进行经济史研究时，首先会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集中去考察经济绩效。如《庄园制度的兴起和衰落：一个理论模型》一文采用的就是“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 [8] 。 1 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更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描述制度变革的参数转换” [9] （P5-6）的典范之作。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斯首先确立了一个有关“人口增长”的逻辑基点，然后依据此基点运用新古典模型进行推演。诺斯首先分析的是公元10世纪左右的西欧庄园制度。他指出：当封建主义能为当时四分五裂的社会提供稳定保障时，人口便会开始增长。“一旦人口增长使庄园人满之患，总有新的土地开垦出来，并在新领主的保护下耕作。” [9]（P17）人口增长会导致土地边际收益递减出现，要想克服上述问题，只能期待技术的飞速提升，倘若短时期内无法实现技术的飞速提升，则只能寄希望于移民了。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荒野逐渐被移 民开发的浪潮席卷，商业和作为商业中心的市镇也逐渐发展了起来。到了13 世纪，欧洲的荒野基本上开发完毕，于是更严重的边际收益递减出现了。土地彻底成为了稀缺资源，劳动力则变得十分充裕，相对价格在这个时代出现了重大变化：“农业价格相对于大多数非农业价格上升，也相对于货币工资上升，但也许不像租金上升得那么多。”[9] ( P64)这样就有两个难题摆在庄园 领主面前了，一是物价水平上升引起了货币收入实际价值的下降，而土
为什么会存在无效率的制度——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 2002-3-21 13:38:05《人民日报》网友之声心文整理阅读5次 近些年来，以科斯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特别地流行，这一方面是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科斯派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日益扩大的影响，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其学派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由这样三个关系很近的理论所组成： （1）交易成本经济学； （2）产权经济学； （3）制度变迁理论（或称“制度创新理论”）。在今天这个讲座上，我只打算把其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给大家作一点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故事应当是从1973年讲起。1973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西方世界的兴起》的经济史学著作。尽管这本书的篇幅并不大（中文译本也不过13万字左右），但它却在西方经济史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人甚至称它是“一书激起千层浪”。 那么，这本书到底写了些什么呢？用两句简单的并且是极不全面的话来概括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和意义，那就是： 它运用当代最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工具，从全新的角度对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重新考察和解释，并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制度这一被传统经济学所长期忽视的因素在近代欧洲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引起了人们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重视。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