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讯逼供罪的成因及对策(一)
摘要]：
回顾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国一直走的重人治轻人权的道路，刑讯逼供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长时间合法存在。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有多种社会原因和社会自身文化所形成的。中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思想、制度、经济等多方面。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权、法制等多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使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的改变，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不久的将来，刑讯逼供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逝。
关键词]：刑讯逼供成因对策
论刑讯逼，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式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多条。然而，法律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传媒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有些甚至闹到死人的地步，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一、刑讯逼供之根源
（一）国家经济与刑讯逼供的成因
我国经济的落后直接导致司法投入的不足。而司法投入不足，直接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挫伤了侦查人员的积极性。我国警察的薪水与其工作量是极不对称的，尤其是在基层，拖欠工资的现象屡见不鲜。按一位公安人员的话说：“中国就这么一点警察都养不起，还想站咱变成服务型，笑话！”二是使侦查设备不能及时更新，像测慌仪这样昂贵的设备，很多公安机关连想都不敢想。这两个结果导致侦查技术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而侦查水平的低下，又进一步导致侦查活动对口供的极强依赖性。当难以找到其它证据时，也就只有靠审讯了。
因此，克服刑讯逼供，必须提高侦查技术水平，这就要求加大司法投入。加大能提高的司法投入，又有依赖经济的发展。然而，一提到经济根源，不是一朝一夕能提高的。
（二）刑讯逼供的历史根源
回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古罗马时期是禁止刑讯逼供的，英国于1215年《自由大宪章》从法律上废除了刑讯逼供，到1628年也几乎从实践中消灭了刑讯逼供。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的重人治轻人权的道路，刑讯逼供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合法的存在着：北魏时，曾用过使人不堪忍受的“重枷”来逼取口供；南梁时，对那些不招供的人要“断食三日”，就连包公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侯”，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解放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刑讯逼供的思维依旧存在并影响着法律事务。
二、刑讯逼供欠禁不绝的多种原因
（一）思想原因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有特定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基础的。刑讯逼供之所以在实践中久禁不止，就是因为作为基础的理想和理念还未得认清除。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长盛不衰的思想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列入为地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刑事诉讼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于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存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问题，由此造成误断。办案当中，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做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地进行
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
再次是由于司法实践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这又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认为真正的犯罪分子一旦交待实际情况就会受到刑罚的处罚，因而没有一定的强制力量就无法迫使其交待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不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待罪行，有利于侦破丛案、串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刑讯逼供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
（二）制度原因
相关制度规定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无罪推定是现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的宪法原则和刑事诉讼原则，其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确认。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既然是无罪的，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露力相威胁。对此，贝卡利亚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向，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人的公共保护……，如果罪犯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证实”。
其次是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在刑事政策上，我国奉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诉讼法还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这一法定义务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控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坦白自己的罪行？一旦侦控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回答不符合其预先判断，自然，免不了暴力相加、刑讯逼供了。在刑事诉讼中，刑事控诉方承担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而被告人的供述义务实质上是强迫被告人协助追诉方证明自己有罪。它既削弱双方地位的对抗性，贬抑了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妨碍了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而且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过分依赖。
再次，是我国法律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它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对于非法收集的证据，应否排除，法律未作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即是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查证属实，依然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后，其他许多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侦押分立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讯问犯罪嫌疑时律师在场制度等等。
2016年7?8? 中国近年来刑事冤案的成因分 析及对策研究 ?.讨论背景 ?佘祥林案：1994年1?2?，佘妻张在?失踪，张的家?怀疑张在?被丈夫杀害。佘祥林因涉嫌杀?被批捕，最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5年，佘妻张在?突然从?东回到京?。京?县?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罪。 ?赵作海案：2010年5?9?，“杀害”同村?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罪释放。 ?浙江叔侄冤案：张辉、张?平系叔侄关系，因涉及2003年发?在杭州的?起强奸致死案，分别被判死刑、缓期?年执?和有期徒刑?五年。2013年，浙江省?级?民法院依法再审此案，宣告张辉、张?平?罪。 ?内蒙古呼格案：1996年4?9?，内蒙古?治区呼和浩特市?纺?年仅18周岁的职?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起奸杀案凶?。案发仅仅62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即执?。2005年，真正凶?落?并交待犯罪事实。2014年，内蒙古?治区?级?民法院对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呼格吉勒图?罪。 因为刑事冤案，很多?辜的?的?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甚?失去了?命。刑事冤案不仅对公民的?命、?由和财产造成了威胁，还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和公正性。在这?桩桩惨剧之后，我们更应该反思这些悲剧发?的原因，并且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 ?.刑事冤案的成因
不难发现，在这些刑事冤案中都存在刑讯逼供现象。刑讯逼供是造成刑事冤案的直接原因。在赵作海案中，审讯?员为了尽快破案，采?不让赵作海吃饭休息、??棒和?枪猛敲颅?等刑讯逼供的?式对赵作海进?了轮番不停歇地审讯。就在两天之后，赵作海第?次做了杀害赵振晌的有罪供述。虽然我国法律已明?规定禁?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然存在。 为何刑讯逼供屡禁不?，审讯?员知法犯法，刑事冤案不绝？主要有以下?点原因。 1.制度?? ①有罪推定 我国现?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未经?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都不得确定有罪。”，??罪推定的定义：“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被控告者?罪”，这?者之前仍存在?些细微差别。在我国?前的执法过程中，仍然实?的是有罪推定。观念?配?动，执法?员如果对于嫌疑?有先?为主的有罪推定，在之后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必然将导致?定的倾向性，这将??提?冤假错案发?的概率。另???，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先被视为有罪，如果想证明???罪，就需要拿出证据洗刷??的冤屈，这样?来，被告?承担起证明???罪的责任，但是同时被告?又?缺搜寻证据的能?，这使被告?和控诉?即执法?员在?开始就处于?种不平等的状态。 ②执法监督体制不健全 在权利机构中，?民检察院具有监督权，对于执法过程中的违法?为有通知纠正的责任。但是只有重?案件，?民检察院才派员到场监督。对于?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在其审理执法机关呈递的材料时才发现，属于事后监督。在事后监督中发现问题是很难的，检察院依靠的材料又是执法机关提供的，在监督???乎没有参考价值。 这?点在呼格案中体现得?常明显。由于当时全国推?“严打”，公安、检察院、法院密切配合，以求快批准、快起诉、快审判，打破了司法体系原有的制衡与纠错机制，提?了冤假错案发?的可能。 ③绩效考核制度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 问>>https://www.doczj.com/doc/de14504758.html, 遭遇刑讯逼供应该怎么办 侦查人员在讯问的过程中，需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是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严重的还会构成刑讯逼供罪。那么，遭遇刑讯逼供应该怎么办呢?今天，赢了网小编整理了以下内容为您答疑解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刑讯逼供作为刑事抗辩理由之一，用得好或许就能免除牢狱之灾。 如何保留被刑讯的证据或者线索? 1、尽可能不要承认自己没干过的事情;
2、尽可能保留自己被刑讯的证据; 3、抓住一切投诉的机会; 4、找个好律师。 如何更有效地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1、提出申请的时机：在签收《起诉书》或开庭审理时 2、提出申请的内容：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内容 3、找个好律师。 刑讯逼供一直是冤案的重要原因，它的危害并不仅仅是遭受暴力时身体所承受的痛苦，更大的危害在于被取证之后可能要承受的罪名和牢狱之灾。以往，对刑讯逼供的处罚，只能以“刑讯逼供罪”追究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而认定犯罪事实的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在地位不对等、司法人员有所偏袒的情况下，遭受刑讯的嫌疑人很难证实“自己被刑讯”这个事实。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增加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内容，这一程序最大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嫌疑人证明“被刑讯”这个事实，只需要证明“可能存在刑讯”。这就大大减弱了遭受刑讯的人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他们不需要提出确切的依据来证明一个事实，只需要提出可供调查的线索来证明一种可能。 那在遭受刑讯时，如何尽可能地保留证据或者线索，如何更有效地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以避免刑讯之后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 重要前提 1、侦查行为不文明不属于刑讯逼供。 侦查行为不文明的情况，比如态度粗暴、说脏话、拍桌子甚至侮辱嫌疑人等，都不属于刑讯逼供。 此外，有些时候，警察使用暴力往往只是因为嫌疑人不老实、耍滑头，打他们一顿是为了发泄，而不是为了取证，也与本题无关。 2、不争论有没有刑讯逼供、是多是少这个问题。 如有些警察叔叔回答的：现在调查取证越来越规范，很多地方都是全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法学 论刑讯逼供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原因 （一）国内研究状况及成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不断发展，法律体系也随之不断健全起来，法制意识已深入人心。在各种法律事务处理中，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但是，在现实运用中，我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2005年的湖北荆州的佘祥林案、2009年的云南晋宁李荞明“躲猫猫”案以及2010年上半年河南翻版的佘祥林案，湖北赵作海案等都被一一证明是冤假错案，也都被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被刑讯逼供造成的。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关于刑讯逼供为何能在我国长期存在且屡禁不止，国内外众多学者及相关专业人士也作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 主要文献材料介绍如下： 《“躲猫猫”真相:狱霸打死疑犯》一文于2009年2月28日刊登在长江日报上，阐述了2009年云南晋宁李荞明在狱中离奇死亡被官方定位“躲猫猫死”的背景经过，用血一样的事实告诫刑讯逼供的危害并提出、归纳了规范监狱管理，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 高铭暄，赵秉志共同编写的《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揽》（上）中详细地介绍了刑讯逼供的渊源，包括介绍什么是刑讯逼供，它是怎么产生的，何时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的。高铭暄，赵秉志，在书中给刑讯逼供以定义并指出刑法立法中明确规定杜绝刑讯逼供制度。 柳诒徵在他的《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共分十九章来介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以“信古”而对抗“疑古”，以“道德决定论”而对抗“物质决定论”，以“敬天爱民主义”而对抗“民族虚无主义”，以《易传》之“阴阳消息论”而对抗“进化论”，从中国古代文化分析了刑讯逼供出现的原因。 杨鹤皋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则侧重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的产生和发展，从《唐律》对刑讯要件和限制作出明确和严格规范，刑讯的使用也较前代宽厚。规定刑讯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编辑：张智勇律师（赵红霞辩护律师）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 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刑讯逼供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 本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谓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怀疑可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谓被告人，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证人不能成为本罪侵害的对象，如果对他们刑讯逼供构成犯罪的，按暴力取证罪论处。 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首先，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起诉、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入、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其次，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所谓变相肉刑，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本罪。再次，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 三、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是行为人在刑事诉讼过程
内容摘要 追溯历史，刑讯逼供的现象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合法存在的，当然主要是封建社会体制落后的原因。中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思想、制度、经济等多方面。古代刑讯逼供成文律法明文规定，文革时期刑讯逼供得到默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权、法制等多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使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的遏制，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刑讯逼供一定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逝。但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的嫌疑人、在押人员等在司法机关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似乎告诉人们，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待加强，司法人员对法律的忽视要得到严惩，以及司法机关在押人员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这不能不说是影响中国法制社会进程的阻碍。
关键词：刑讯逼供的危害成因刑讯逼供案例对策 浅谈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现象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摘要]： 追溯历史，刑讯逼供的现象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合法存在的，当然主要是封建社会体制落后的原因。中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思想、制度、经济等多方面。古代刑讯逼供成文律法明文规定，文革时期刑讯逼供得到默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权、法制等多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使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的遏制，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刑讯逼供一定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逝。但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的嫌疑人、在押人员等在公安司法机关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似乎告诉人们，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待加强，办案人员对法律的忽视要得到严惩，以及公安机关在押人员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这不能不说是影响中国法制社会进程的阻碍。 [关键词]：刑讯逼供的危害成因刑讯逼供案例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式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多条。然而，法律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新闻媒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考察刑讯逼供的危害，宏观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刑讯逼供是以犯罪的手段来对抗犯罪，从根本上讲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直接损害社会公众对法律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正常预期，因而也是对法治社会的一种反动或背叛。英国著名大法官雷德在“沃纳诉首都警察专员署案”的判决中曾写到：“十个罪犯得以逃脱也比一个无辜者被定罪强①。”让十个罪犯逃脱法律的惩罚，可能会导致局部利益的损害，而让一个无辜者被定罪，危害的则是法治社会的整体形象、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对法律权威的信任感。有社会必有冲突。冲突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永恒面对的状态②。解决冲突，就必须靠国家、靠法律来强制和规范，而这种强制和规范，必须建立在社会正义和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理性上讲排斥了“同态复仇”的原始蒙昧和“以一种犯罪对抗另一种犯罪”的非理性做法。鉴于刑讯逼供制造的诸多冤假错案，远甚于对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也鉴于刑讯逼供导致的如后述的诸多种种危害，我们必须从思想深处坚决摒弃之。 其次，刑讯逼供粗暴地践踏了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破坏了刑事诉讼过程的公正性。就法律本身而言，它作为一和社会制度的化身，正义是首要价值。而就司法活动而言，它是实现正义的程序和过程，其首要的价值就是公正。任何一种公正的法律理想都必
对刑讯逼供原因的认识 【摘要】刑讯逼供是司法公正的毒瘤，严厉打击和防治刑讯逼供早已成为社会和学界的共识。但事实上刑讯逼供案仍时有发生，且有的甚至成为重大恶劣的社会事件。现就刑讯逼供的原因展开分析，并对预防对策提出建议。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对策 12人刑讯逼供骇人听闻：2002年7月12日，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发生一起蒙面入室杀人案（致两人重伤）。南堡公安分局在侦破此案中，将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列为犯罪嫌疑人。2002年7月4日至24日，南堡公安分局局长王建军、副局长杨策等人将在押的李久明提至唐山市公安局刑警一大队审讯。其间，10名干警在李久明手指、脚趾捆上电线，反复、轮流、长时间用手摇电话机电击李久明，迫使李编造了“杀人”过程。后李久明翻供，王建军、杨策等人再次将其从看守所提到玉田县公安局进行长达七天八夜的审讯，进行残忍的刑讯逼供，直到李供认“杀人”。2002年11月，李久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4年6月8日，被羁押于浙江省温州市公安机关的死刑犯蔡明新供认曾于2002年在唐山市南堡杀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8月将李久明案发回重审，最终认定真凶为蔡明新，遂于2004年11月将李久明无罪释放。2005年5月，法院以刑讯逼供罪判处王建军、杨策有期徒刑2年，参与刑讯逼供的其他人员也分别得到依法处理。 二、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 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而屡禁不绝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当前来看，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是： （一）当前刑事侦查技术部门总体水平仍较低、刑警警力较少，导致对口供破案的依赖性较大 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长期以来我国总体上对公安经费投入不足，导致了刑事侦查技术部门总体投入不足，水平低下。一方面是刑事侦查技术落后，另一方面警力也严重不足。各国警察与人口数量的平均比例是万分之三十五，中国远远低于这个数，基本上是一个警察干3个警察的工作。一些调查显示，警察的工作量是所有公务员中最大的。他们一般每天要工作11至15 小时。一个警察1年的工作量相当于同级政府部门公务员两年半的工作量。警察已成为国家机器上磨损最快的部件，平均每天有不止1名民警牺牲，平均每3天有1名民警因病殉职。⑽不仅警力不足，而且公安机关体制上也存在不足，基层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分散，承担打击犯罪任务的警种分工过细，往往各自为战，造成破案资源浪费。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侦查员认为，与其不辞劳苦地勘查现场、检验鉴定、调查走访（而且也不一定能破案），不如集中精力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破案有效。一旦突开口供，其他证据诸如犯罪工具、赃物去向，同案犯、犯罪动机就清楚了。口供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案子就得以侦破。很多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即使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翻供，由于通过口供获得的
法律论文 从梁继平案例看刑讯 逼供 经实103班 王安琪 1001030318
从梁继平案例看刑讯逼供 摘要：江苏前赣榆县供电局副局长梁继平，45岁生日当天，被赣榆县检察院带走，三天后离奇死亡。其间，10余名检察院工作人员，轮番上阵，对其打耳光、踩大腿、捆双脚……这起案件已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定性为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恶劣事件。这桩典型的刑讯逼供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刑讯逼供不应该继续存在，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将其消除！ 关键词：梁继平刑讯逼供人权原因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下面这个江苏前赣榆县反贪局刑讯逼供案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5月28日晚，赣榆县检察院反贪局以涉嫌受贿为由，传唤梁继平至赣榆县检察院接受调查。一夜审讯之后，梁继平没有承认任何经济问题，反贪局不愿意放弃此案，决定对梁实施监视居住。 5月30日下午，反贪局局长高家锦把梁继平带到秦山岛旅游接待站,把9名工作人员分成三个审讯小组，轮番上阵。南京市检察院调查发现，审讯期间梁继平被要求举手、抱头、端水盆或沙盆、蹲下起立、仰卧起坐、在地上打滚……其间梁继平还被捆双脚、掀大腿……还有审讯人员用鞋打梁继平的耳光，用脚踩大腿…… 被折磨了三天四夜之后，6月1日凌晨，身高1.8米、重90公斤的梁继平在地上已经坐不住了，审讯人员仍不让他睡觉。直到上午7时30分，审讯小组才发现梁快死了，但审讯人员没有立即打120急救，而是从离审讯地较远的一家私立医院请来了外科医生，对梁做胸外按压、人工呼吸。最后他们见形势不妙，才叫来了赣榆县人民医院医生抢救，后又将梁送往医院，但为时已晚。上午10时41分，医院宣告梁继平死亡。 这是一起非常恶劣的刑讯逼供事件，对于这起案件的判决如下： 原赣榆县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熊正良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 原赣榆县检察院法警大队副队长杨四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原赣榆县检察院法警大队法警周明吉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原赣榆县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因犯妨害作证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 刑讯逼供的发生原因： 刑讯逼供既违法，又违纪。刑讯逼供严重地侵犯了人权，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刑讯逼供易造成冤假错案。在刑讯之下,最终决定罪与无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老实交待者肯定会被定罪处罚,而奸猾狡诈者,特别是累犯、惯犯拒不交待者却有可能被宣告无罪。刑讯逼供是封建社会司法专横的做法……这都是办案的常识。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为什么刑讯逼供总是禁而不止呢？ 首先有办案人员的心理问题原因： 1扭曲的罪犯心态。办案人员先入为主，有罪推定，心中预先设定嫌疑人就是罪犯，一定是罪犯。于是在办案过程中积于求证、甚至于不择手段。如果在面对嫌疑人时，以无罪推定为前提，慎重解析其嫌疑的“罪证”。若能以平常的心态，做细绖的“以无求有”的文章，那么，刑讯逼供一事便一开始就没有了心理根据。
为什么要禁止刑讯逼供 在人类历史中，酷刑经历了从审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手段到在各国国内法中受到冷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被全面禁止的演变。进入20世纪以来，反对酷刑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随着人的价值和权利在全世界的逐渐被肯定，遏制和反对酷刑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相关的努力也不曾间断过。许多国家开始在实践中陆续废除了酷刑，酷刑的“法定化”外衣逐渐消失。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特别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获刑罚。”这是最早明确规定禁止酷刑的国际性文件，为全世界范围内禁止酷刑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而后联合国制定了许多禁止酷刑的公约或法律性文件，如1984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该公约于1987年生效。同年，联合国将每年的6月26日设置为世界反酷刑日。欧洲理事会为了加强《欧洲人权公约》关于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规定，专门制定了《欧洲防止酷刑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绝对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实施机制，即欧洲人权法院。这些法律性文件围绕着确定具体的标准，将人权宣言有关禁止酷刑的文件，使禁止酷刑的规定逐步规范化、具体化和系统化。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酷刑，先后签署了一系列保护人权，反对酷刑的国际公约，其中包括1998年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中国，酷刑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刑讯逼供。中国不仅在程序法上禁止刑讯逼供，而且在实体法上规定了刑讯逼供罪。 酷刑在国际法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中都是被严格禁止的。然而酷刑的使用在全世界依然存在，国际社会反酷刑的努力也始终没有停止。刑讯逼供是酷刑的主要表现形式。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 刑讯逼供等酷刑现象具有现实危害性。 1>刑讯逼供对程序公正具有危害。长期以来实体正义是人们追求的重心：即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以正确实现国家的刑法权，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但正义的实现一般来说还有赖于正当和科学的程序。刑事诉讼不仅应当追求实体结果的公正，而且应注重诉讼过程的公正。程序正义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程序必须最大限度的理性化从而体现形式公正；二是程序必须人道。一项刑事诉讼程序即使有利于实体真实的发现，但其在运作过程中有违理性或有辱人的尊严，那这样的程序仍然不是正当法律程序。刑讯逼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有损于诉讼程序的人道性、公正性和民主性，是诉讼程序完全成为“强权”作用的结果。刑讯逼供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了某种义务，以损害其个人利益的代价去换取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显然是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严重损害了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
论刑讯逼供罪 【摘要】在传统文化思想、落后的侦查技术及不健全的制度体系的影响下，我国的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它严重地破坏了司法权威和司法机关形象，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因此，通过对其的构成特征、成因及其危害的剖析，探讨刑讯逼供的防治措施，探索出一条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并且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来，从而实现综合治理，保障人权，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体系。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防治 刑讯逼供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危害最为严重的酷刑。它不仅有碍司法公正，极易导致错案，而且严重侵犯人权，危机到公民的合法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及早地遏制刑讯逼供，不仅仅是我国司法制度体系的一种完善，更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种保障。 一、刑讯逼供罪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在实践中，由于受传统职业心理和习惯的影响，在观念上一些侦查人员仍将犯罪嫌疑人视同罪犯，一旦发现某人有作案嫌疑，心理上即刻就产生了一种对立情绪。在以后的侦查活动中，他们就很难再将其视为一个无罪公民，给予其充分的权利保障，而容易实施一些非法行为使“客观”符合其主观认识，刑讯逼供就往往成为其达到此目的的“有效”方法。 （一）犯罪主体问题 本罪的主体位特殊主体，只有司法工作人员才能构成，即必须是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具体是指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的侦察人员、海关缉私警察人员、检察机关的检察人员、审判机关的审判人员和监狱的监管人员。根据“两高”等有关部门所作的有关司法解释，如果劳教工作干警对被讯问的劳教人员刑讯逼供的，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二）犯罪主观方面问题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也有人强调本罪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但一般均认为是否实际逼出口供，供述是否符合事实，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本罪。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才应以犯罪论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其实背离了本罪的立法初衷。设立本罪要保护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有公民的人身权利，又有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即使犯罪动机是“为公”，如果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正是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此同样应认定为刑讯逼供罪。 （三）犯罪客体问题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也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正常的司法活动。可是对于这一双重客体，何为主要客体，何为次要客体，理论界曾有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本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1]另一种意见认为本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 [2] （四）犯罪客观方面问题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司法工作人员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
与逃逸致死这两种相关行为连结起来分析,肇事是引起抢救被害人义务的先前行为(在法律将这种抢救规定为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这种抢救义务就是法定义务与先前行为义务的竞合),故意不履行这种义务导致被害人死亡时,无论肇事行为本身是否构成犯罪,行为人的责任大小,均可以成立不作为的间接故意杀人罪,若只将其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在交通肇事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认定上的困难。就这种情况的立法规定方式,可以有两种可能,一是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处理;二是规定为特殊的遗弃罪。比较两者,规定为特殊遗弃罪较为合适。一是该种情况主观上为间接故意,且为不作为,其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故意杀人罪相对要小,按故意杀人罪处理有可能会处罚过重;二是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只有在造成死亡结果的时候才可以成罪,未造成死亡结果就无法处罚,这就可能轻纵犯罪。若规定为特殊遗弃罪,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我国,遗弃罪只是对具有抚养义务的人规定的犯罪,其保护客体是公民的受抚养的权利。而在一些国家或地区,遗弃罪具有更一般的意义,在有义务者的遗弃罪中,不管这种义务的来源如何,只要义务者不履行义务,而使被害人处于危险状态,其行为就构成遗弃罪,若引起死亡结果的发生,则构成结果加重犯。[6]这种立法方式有其合理性,对我国有借鉴价值。最后看第一种情况。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之后,为了逃避罪责或出于其他动机,发生犯意的转化,并在转化后的犯意的支配下,实施了作为或不作为的杀人行为,直接杀死被害人或将被害人移转至不易发现之处,其行为已经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可以构成转化犯,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处理比较合适。 通过以上分析再看我国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可以指出以下不足:行为上不分肇事与杀人,罪过上不分故意与过失,刑罚上的罪刑对应关系也难说科学,有必要予以修改。但在立法未作修改之前,仍应按刑法的规定处理,这就有必要尽快由司法机关作出司法解释,将第三罪刑阶段的主观罪过形式解释为兼含间接故意是比较合适的。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李国明 论 刑 讯 逼供 的存 在 及 限 制 林 朝 晖 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多发生在公安、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的过 程中。刑讯逼供素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诉法也列有专条,然而,现实生活中,刑讯逼供现象又时有发 生,屡禁不止。 一、刑讯逼供的历史及与法的关系 (一)刑讯逼供的成因与历史 要分析刑讯逼供的成因,首先必须承认,刑讯逼供在客观上对侦查犯罪具有一定的价值。我们知道,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过去时态, 许多犯罪者又十分周密地对真相加以掩盖,使得侦查成为极其艰难的任 务,又因为犯罪者是第一手的、直接的行为人,其口供具有其它证据无 法替代的侦查价值和证据价值。因此,古今中外,口供无一例外地成为 犯罪侦查和审判中最受重视的证据。但是,犯罪人只要不是在犯罪时被 当场抓获,便抱着侥幸心理,能不招则不招,侦查人员则一筹莫展,怎 么办?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弱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 必有口供。刑讯成为最简单有效的选择。 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刑讯的确可以使某些真正的犯罪人说出犯罪真相,或者提供有利于找出犯罪真相的线索,可以大大减少侦查所耗费的 时间、物力、财力。有时候,没有口供甚至完全无法侦破案件,这就是 [6]参见(台湾)林山田: 刑法特论 (下),三民书局1958年版,第96~100页;(日本)前田雅英: 刑法各论讲义 ,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88页。
浅谈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张娜 【摘要】：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非法获取证据的手段而被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不仅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扰乱了社会秩序。本文从一起刑讯逼供导致的冤例出发，通过阐述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性，从历史、立法、职业等因素以及审讯人员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以及就如何通过加强宣传、完善立法、机制、优化职业环境以及提高司法机关人员素质这几方面遏制刑讯逼供发表了粗略的见解。【关键词】：刑讯逼供案例危害原因对策 培根说过：“一个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一个错误的判决确是污染了水源。”[1]同理，一个没有得到惩治的犯罪行为只会污染水流，而刑讯逼供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却是污染了水源。一个公正廉明的司法机关给民众的信心显然比靠大量存在着刑讯逼供的司法活动所给予的威慑更能够稳定社会。 一、简述及分析 2002年12月5日，商丘市赵作海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被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3年2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做出裁定，核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2010年4月30日，赵作海案的关键人，已经死亡十多年的“赵振晌”从外地返回赵楼村，2010年5月8日，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省决定，宣告赵作海无罪，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5月9日，赵作海被无罪释放，至此，赵作海已整整服刑11年。[2] 赵作海案之所以成为冤假错案，在于案件审讯阶段，审讯人员对其使用了严刑逼供的方式使得赵作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法律规定的一系列程序下，成为准罪犯，服刑11年。由此引发我们的深思，如果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赵作海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即使案件在十年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赵作海的生命也无法挽回。刑讯逼供一方面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痛苦；另一方面刑讯逼供会引起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危机，增加罪犯对司法机关的敌对情绪，不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因此，研究刑讯逼供的原因，制定相应的遏制措施就显得较重要。 二、刑讯逼供的危害 （一）在受审人员权利方面，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浅谈刑讯逼供 摘要：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权利，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影响了政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禁止刑讯逼供，但是，此类案件仍然是层出不穷。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本文将从刑讯逼供法律制度不健全、刑讯人员素质、经济技术等等诸多方面来分析刑讯逼供的成因以及其危害和遏制措施。 关键词：刑讯逼供构成要素屡禁不止原因危害遏制措施 正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的不断进化的历程，而反映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正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臻于完善。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冲突或纠纷解决机制，刑事诉讼制度自身的历史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曲折进程。在古代社会，由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重在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因此许多制度设计简单、粗糙而不合理，涉讼公民的相关权益往往得不到充分保障。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兴起，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目标逐渐由惩罚、控制犯罪转向保障和维护人权，刑
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日益呈现出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总体趋势。然而，就在诉讼文明化日益到彰显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印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尽管许多国家都在法津中废止了刑讯逼供，但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存在。如何通过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其现实成因的透析，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已经成为各国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提倡依去治国的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现行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缺位，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禁而不止，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陨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论严禁刑讯逼供(一) 论文摘要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行为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被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因此必须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一定措施禁止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 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1）封建社会流毒的影响。（2）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搞刑讯逼供的影响。（3）对刑讯逼供的违法犯罪者处罚不力。（4）办案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低，对口供认识偏面。（5）侦查人员数量少，任务重。由于刑事案件多和破案任务重，而政府拨给公安机关的在编人员少，因而侦查人员数量也相应少。（6）目前的侦察水平不够。（7）法律监督不力。（8）侦察人员对口供过分依赖。 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1、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人；2、刑讯逼供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使本来有可能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或虚假供述。3、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4、刑讯逼供严重地侵犯了人权。5、刑讯逼供还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6、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7、刑讯逼供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8、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9、刑讯逼供直接违反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 严禁刑讯的对策：1.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学习，提高严格执法的思想认识。2.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在预防和禁止刑讯逼供方面的监督。3.不断改革公安人事制度。4.尽快添置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5.提高侦察人员业务素质。6.建立、完善预防刑讯逼供的有关制度。7.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严肃查处实施了刑讯逼供的责任人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屡禁不绝，防止刑讯逼供已成了刑事司法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难题。刑讯逼供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出发点是打击犯罪，然而在办案过程中却不断发生异化，最终以制造新的犯罪为终结，给社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那么到底什么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原因何在？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哪些措施？ 一、刑讯逼供概念的界定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中也列有专条规定。其中，司法工作人员是指：侦查中承办案件的人员，“肉刑”，是指对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进行摧残或伤害，如殴打、夹指、捆绑、吊起、用警棍电击等。“变相肉刑”，是指罚站、罚跑、罚冻、罚晒、罚饿等；“精神折磨”，是指用药剂催眠、不让睡眠、搞车轮战等；“逼取”，是指逼迫和获取。“供认”，是指供述和承认。“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口供是"刑事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向公、检、法机关所作的口头陈述。 口供在古代有证据之王的说法，受封建社会纠问制及其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一些办案人认为只要有刑事被告人的有罪陈述就能断案，所以为了获得口供会采用各种手段去
刑讯逼供现象的几点原因分析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讯问时，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者精神折磨等方法逼取口供的行为。[1]刑讯逼供已经不是个别侦查人员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公众行为。不仅在我国存在着刑讯逼供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刑讯逼供，它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找出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只有弄清楚因果关系，我们才能找准对策。刑讯逼供现象的产生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下面，笔者将从传统文化、法律因素和实践因素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不会凭空而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作为其生长的土壤。刑讯逼供现象在文明的时代还有生存的空间，是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刑讯逼供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是合法地存在着。在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以及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刑讯逼供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诉讼方式。在我国，刑讯逼供发端于奴隶社会，根植于封建社会，自秦以后，各个朝代的规律中基本都有规定，法律上的肯定和认可，使刑讯逼供成为判案必不
可少的一种手段。在奴隶社会的初期，由于神权占据主导地位，处罚奴隶不需要经过审讯，种种酷刑主要是处罚手段，而不是讯问手段。刑讯作为审讯方式是到了周代以后随着证据制度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秦朝的《治狱》和《讯狱》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关于中国古代刑讯问题的法律规定。从唐律开始，确立了有限度、有节制的刑讯逼供。宋朝沿袭了唐律关于刑讯的一整套制度的规定，只是在刑讯的条件、工具等方面略有不同。到了明朝，刑讯的法律规定相对较少，但在实践中，锦衣卫审案可使用夹棍。清朝虽在法律中允许刑讯，但附有一定的条件，并加以适当限制。到了清末及民国初，刑讯受到广泛的批评，并被逐步废除。[2]在历朝中，法官断案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被告的口供，如果没有被告的供认，即使有其他的证据，也不能定案。于是，取得被告的口供成为解决案件的关键突破口。这也使老百姓心中形成"凡审案必用刑"的观念。 刑讯逼供在我国的历史上合法地存在两千多年，它的沉淀和影响并没有随着法律上的废除而消失，相反，它的合理性还根植在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里。有学者调查发现，有68.1%的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针对自己的刑讯逼供行为, 但仍有近三分之一受访者选择了有条件地接受。在受访者中,有24.7%的人选择了"可以接受,只要没有冤枉",7.3%的人 选择了"只有对罪大恶极的人才可以实施",二者相加,有近
遇到刑法罪名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de14504758.html, 最新刑讯逼供罪立案标准及认定（2018） 一、概念 刑讯逼供罪（刑法第247条），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二、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刑讯逼供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 本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谓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怀疑可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谓被告人，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证人不能成为本罪侵害的对象，如果对他们刑讯逼供构成犯罪的，按暴力取证罪论处。（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首先，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起诉、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入、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其次，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所谓变相肉刑，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本罪。再次，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刑讯逼供。 （三）、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是行为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利用职权进行的一种犯罪活动，构成这种主体要件的只能是有权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至于行为人是否得到供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符合事实，均不影响本罪成立。如果行为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本罪。犯罪动机不影响本罪成立。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如为了迅速结案），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如为了挟嫌报复），才应以犯罪论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当。不管是为
刑讯逼供犯罪的法文化考察 刑讯逼供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已受到司法界的高度重视。法学界展开了对刑讯逼供问题的激烈讨论，分析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以寻求救治之方。一些论者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缺失是产生刑讯逼供的一个重要原因，主张通过立法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一些论者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主张取消这一刑事政策；一些论者认为刑事侦查人员的法律素质和技术手段不高是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主张提高刑事侦查人员队伍素质。这些分析都很有可取之处。我们的刑法已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犯罪者受到严厉的惩治，但长期以来，刑讯逼供现象却有较高的发生率，这不能不说是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显然，仅仅用“以权谋私”、“素质不高”或“不尊重人权”等来概括说明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是不够的，刑讯逼供应该有更为复杂的产生原因，也应该寻求多方面的对策。本文不拟对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作全面的考察评述，只打算从一个特殊一点的角度-法文化的视角-对刑讯逼供犯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刑讯是历史的法文化“遗产” 在古代中国社会，刑讯是合法的诉讼方式。《汉书。张汤传》：“讯鞠论报”。颜师古注：“讯，考问也。”《汉书。王子侯表。安檀侯福》：“讯未竟”。颜师古注：“讯为考问之。”“考”，后世作“拷”，与“掠”、
“榜”等皆为刑讯的方式。可见，在古代中国，讯问就是拷问，就是刑讯。当时，刑讯作为合法的讯问方式，是普遍使用。只有针对特殊的被告人，法律才规定不许运用刑讯。《唐律》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若证不足，告者不反坐。”《疏议》对此加以解释：“‘应议’，谓在《名例》‘八议’人；‘请’，谓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者；‘减’，谓七品以上之官及五品以上官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者；‘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令‘一支废，腰脊折，痴痖，侏儒’等：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称‘众’者，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谓不合拷讯而故拷讯，致罪有出入者，即依下条故出入人及失出入人罪法；其罪虽无出入而枉拷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即以斗杀伤为故、失。若证不满三人，告者不反坐，被告之人也不合入罪。”除这些法律规定不允许施以刑讯的人之外，对于其他所有的被告人，在审案过程中，都是可以实施刑讯的。当然，法律也规定了施行刑讯应有一定的限度。《唐律》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断。拷满不承，取保放之。”“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仍令长官等勘验，违者杖六十。”这些规定都是对审案者运用刑讯手段的限制，但这样一些限制，应该说是相当宽松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