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本问题
[英] R. H. 科斯
原载《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第3卷（1960年10月）
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排出烟尘的不同容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问题的相互性
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前文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嗓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
工作。另一事例是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失，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提到的河流污染问题。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赔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正常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制度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这一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是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很好例子。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再假定在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牛群规模扩大产生的边际损失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取决于牛是否习惯于相互尾随或并排漫游，取决于由于牛群规模的扩大和其他类似因素，是否使牛变得越来越不安定。就眼前的目的而言，对牛群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边际损失的假定是无关宏旨的。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定将农夫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的年成本为9美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
牛群数目谷物年损失每增加一头牛所造成的谷物损失
（头）（吨）（吨）
1 1 1
2 3 2
3 6 3
4 10 4
假定养牛者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如果他将牛群数目从2头增加到3头，他现追加年成本3美元。在决定牛群规模时，他就需联系其他成本来考虑这一因素。这就是，除非追加生产的牛肉（假定养牛者宰杀牛）价值大于包括增加的损坏谷物价值在内的附加成本，否则他不会扩大牛群。当然，如果利用狗、放牧人、飞机、步话机和其他办法可减少损害，如果其成本低于免于损失的谷物价值，这些办法就会被采用。假定圈围土地的年成本为9美元，养牛者希望有4头或更多的牛，当没有其他更便宜的方法可达到同样目的时，养牛者愿支付这笔费用。当棚栏围起来后，由于损害责任而产生的边际成本为零，除非牛群规模扩大而不得不加固并建造花费更大的栅栏，因为养牛者有责任依靠这些栅栏管好更多的牛。当然。对养牛者而言，不设栅栏而支付谷物的损失费也许更合算，就像
在上述算术例子中牛群只有3头牛或更少一些时那样。
人们可能会想，养牛者将支付所有谷物损失这一事实会促使农夫增加种植量，假如养牛者逐渐占据了邻近土地的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以前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谷物，边际成本等于已种谷物数量的价格，生产的任何扩张都会减少农夫的利润。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谷物损害的存在意味着农夫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谷物量的减少，但既然养牛者将为损失的谷物支付市场价，所以农夫从既定产量中得到的收入不变。当然，放牛一般都会造成谷物损失，因此养牛业开始出现时会抬高谷物的价格，那时农夫就会扩大种植。不过，我只想将注意力限于单个农夫的情况。
我说过，养牛者占据邻近土地不会促使农夫增加产量，确切地说是种植量。实际上，如果说养牛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只会减少种植量。理由是，就既定的某块土地而言，如果受损害的谷物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从未被损害的谷物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少于耕种该块土地的总成本，那么对于农夫和养牛者来说，达成一笔交易而不将这块土地留作耕种是有利可图的。通过一个算术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假定起初耕种某块土地所收获的谷物价值为12美元，耕种成本为10美元，纯收益为2美元。为简明起见，假设农夫拥有土地。现在假定养牛者开始在邻近的土地上经营，谷物损失的价值为1美元。在此情况下，农夫在市场上销售谷物获得11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养牛者赔偿1美元，纯收益仍为2美元。现在假定养牛者发现扩大牛群规模有利可图，即便损害赔偿费增加到
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追加牛肉生产的价值将大于包括2元额外损害赔偿费在内的追加成本。但是，现在总的损害赔偿支出是3美元。农夫耕种土地的纯收益仍是2美元。如果农夫同意在任何损害赔偿低于3美元时就不耕种他的土地，则养牛者的境况就好转了。农夫为任何高于2美元的赔偿费都会同意不耕种那块土地。显然，使农夫放弃耕作而达成满意交易的余地还是有的。但同样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农夫耕作的整块土地，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分成小块的土地。例如，牛有相当固定的通往小溪或树萌地带的路线，在此情形下，沿途道路两旁的谷物损害量也许较大，因此，农夫与养牛者将发现，达成一项农夫不耕种这块狭长土地的交易会对双方拥有利。
然而，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假定牛有一条相当固定的路线，再假定耕种这一狭长土地所获谷物价值为10美元，但耕种成本为11美元。在没有养牛者的情况下，土地就会荒芜。然而，当出现养牛者之后，如果耕种这块土地，所种谷物很可能会被牛损坏。在此情形下，养牛者将被迫支付给农夫10美元，诚然，农夫会损失1美元，但养牛者则损失10美元。很明显，这种状况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想这样做。农夫的目的是要养牛者支付赔偿，作为对农夫同意不耕种这块土地的报答。农夫不可能获得高于用栅栏圈围这块土地的成本的赔偿费，以至于使养牛者放弃使用邻近的土地。实际上，赔偿费的支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这笔费用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块土地，也不会随牛群规模而变。这种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我认为，如果养牛者对相应的损害承担责任，而且定价制度运行正常，在计算牛群规模的扩大所包含的附加成本时显然须考虑其他方面产值的减少这一因素。该成本应参照牛肉生产的附加价值来衡量，
并假定养牛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养牛方面的资源配置将最佳化。需要强调的是，在养牛的成本可能低于通常牛对谷物的损害时，要考虑其他方面产值的下降，因为市场交易的结果可能引起土地耕种的停止。在牛引起损害且养牛者愿意支付赔偿费的情况下，这笔赔偿费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总是令人满意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等于该土地上生产要素的总产值与其在次优使用状态下的附加产值之间的差额（而农夫不得不为这些要素支付费用）。若损害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则要素在其他方面使用的附加产值将超过在考虑到损害后使用该土地的总产值。因此，人们就会放弃耕种这块土地而将各种要素投到其他方面的生产中去。仅规定牛损害谷物必须赔偿但不允许终止耕种，会导致养牛业中生产要素过少和谷物种植业中生产要素过多。但如果存在市场交易，则对谷物的损害超过土地租金的情况不会持久。不论是养牛者支付给农夫一笔钱让他放弃土地，还是养牛者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笔稍高于给农夫的钱（若农夫自己正式租地的话）而自己租下土地，最终结果都一样，即使产值最大化。即使农夫种植在市场上无利可图的谷物，这也纯粹是短期现象，而且可以预料农夫与养牛者将达成一项停止种植的协定。但养牛者仍将留在原地，肉类生产的边际成本依然如故，因此，对资源配置没有任何长期影响。
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现在，我转向分析这类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虽然假设定价制度运行顺利（即成本为零），但是引起损害的企业对损害结果并不承担责任。它不必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费。我要说明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的配置同在引起损害的企业承担损害责任时的情况一样。由于我在前一例中指出了资源配置是最优化的，因此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一论点。
我仍以农夫与养牛者为例。农夫的谷物损失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假设牛群头数为3（这是假设不考虑谷物损失时维持牛群规模的数量）。如果养牛者将牛减为3头，农夫愿支付3美元，如果减为1头，则支付5美元；如果减为零，则支付6美元。因此，如果养牛人将牛群头数保持在2头而不是3头，那么他从农夫那里可得到3美元。这3美元就成为增加第3头牛所需成本的一部分。养牛人在增加第3头牛时是否付出3美元（如果养牛人对相应的农夫谷物损失负责），或者他不增加第3头牛时是否收到3美元（如果养牛人对相应的农夫谷物损失不负责），这些都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3美元都是增加第3头牛的成本一部分，并和其他成本一起被考虑。假如通过将牛群规模从2头增至3头，养牛业产值的增加大于不得不支出的附加成本（包括支付3美元谷物损失费），那么，牛群规模将扩大，反之则反是。无论养牛者是否对相应的谷物损失负责，牛群规模都将一样。
有人会提出，这种假定的出发点——3头牛的牛群——有点武断。确实如此。但农夫并不愿花钱去避免养牛者引起的谷物损害。例如，能劝说农夫支付的最高额每年不能超过9美元，这是每年用栅栏圈围土地的成本。只有当这笔费用不会使农夫收入减至放弃耕种一块特定土地的水平时，他才愿意支付。进而言之，只有农夫相信，在他没花钱的情况下，养牛者会使牛群规模保持在4头或更多，他
才愿支付这笔费用。让我们假定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养牛者将牛减至3头，农夫愿付3美元；如果减至2头，愿付6美元，如果减至1头，愿付8美元；如果取消养牛业，愿付9美元。必须注意，出发点的变化没有改变对养牛者来说自然增长着支付金额，如果他以任何既定的数量减少牛群规模的话。如果养牛者同意将牛从3头减至2头，他将从农夫那里收到额外的3美元，这3美元表示增加第3头牛将毁坏的谷物的价值。虽然就农夫而言，由于养牛者在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费用的情况下在保持牛群数目上各执己见（无论是否得到证实），也许会影响他愿意支付的总费用，但实际上。这种不同看法对养牛者将实际保持的牛群规模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养牛者必须支付牛引起的损失，结果也一样，因为从既定数目中的收入相当于同样数目的支出。
人们可能会想到，一旦交易达成，就应支付给养牛者因增加超出他想维持的牛群规模之外的头数所化的费用，以劝说农夫支付更大的总支出。这也许是真的，作为与养牛者达成协议的结果，农夫在最终将放弃的土地（包括在没有养牛业时完全不耕种的土地）上的耕作行为（当养牛者承担损害的责任时），其性质也与此类似。但这种策略是协定的前提条件，并且不影响长期的均衡状况。不论养牛者是否对他的牛引起的谷物损失负责，情况都一样。
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但是，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
问题的重新说明
工商业活动的有害影响可谓形形色色。英国早期的一个案例涉及一幢建筑物阻碍空气流通，从而影响一座风车的运转。最近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案例则涉及一幢房子在毗邻的旅店的日光浴场、游泳池和帐篷上投下阴影。虽然走失的牛群和谷物的损失问题作为上两节详细说明的题目似乎是特殊的例子，但实际上是一种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问题的典型。为了阐明我的论点的本质，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我将着手分析四个实际案例以对此做出新的说明。
第一个重新思考的案例是我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用于说明一般问题的“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在此案中，某糖果制造商（在威格莫尔街）在生产中使用两个研钵和杵（一个在该地已使用了60多年，另一个则使用了26年）。不久，某医生迁居邻近房屋内（在威格莫尔街）。在头8年，糖果制造商使用的机器并没有对医生造成损害，但此后医生在花园尽头紧挨制造商炉灶处造了一间诊所，他发现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发出的噪声和震动使他难以使用他的新诊所，“尤其是噪声妨碍他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肺部疾病。他还发现在此不可能进行任何需要思考和集中精力的工作。”医生便提出诉讼，要求糖果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法院爽快地发出了医生所要求的禁令。“严格贯彻本判决所依据的原则会给个人带来痛苦，但是，否定该原则甚至将导致更多的个人痛苦，同时对住宅土地的开发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法院判决确定了医生享有不让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权利，但当然也有可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来修改法院判决所作的安排。如果制造商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超过医生减少在此地看病所带来的损失，或多于作为一个可能的建议而建造一堵墙以隔开噪声与震动所花的成本，医生也许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制造商的机器继续运转。如果制造商付给医生的钱少于他改变在原地的生产方式、或停止生产、或搬迁他处所需要的费用，制造商也许会愿意这样做。问题的解决实质上依赖于他继续使用机器是否使制造商的收入增加大于给医生带来的收入减少。但现在考虑如果制造商胜诉的话，那么，他将有权继续使用有噪声和震动的机器而不必支付给医生任何赔偿费。于是，情况就要倒过来了，医生将不得不付钱给制造商以求他停止使用机器。如果医生在机器继续使用时减少的收入大于他付给制造商的费用，那么显然在由医生付钱以便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方面就大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就是说，不用因制造商继续使用机器而付钱给他，而是要赔偿医生因此所蒙受损失的情况（如果医生有权不让制造商使用机器的话），将变为医生想付钱给制造商以促使他不继续使用机器（如果制造商有权使用机器的话）。此案的基本情况与牛损坏谷物的例子完全一样。在市场交易的成本为零时，法院有关损害责任的判决对资源的配置毫无影响。诚然，法官们认为他们正在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并且使之朝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任何其他判决“都将对住宅土地的开发产生不利影响”，该论点在说明在一块荒芜土地上进行经营的例子时已阐述过，不久该土地就开发为住宅用地。法官们关于他们正在解决如何利用土地的观点，只有在必要的市场交易的成本超过权利的任何重新安排所能得到的收益时，才是真实的。并且，只有在住宅设施的附加价值超过损失的砖块和铜材的价值时，维持某区域（威姆波尔街或荒地）为住宅或其他专门用途（通过禁令，给予了非工业使用者以阻止噪声、震动和烟尘污染等方面的权利）才是合算的。但法官们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
“库克诉福布斯”案是进一步说明同样问题的另一个例子。在编织可可果纤维草席时，有一道工序是将草席浸在漂白剂里，然后取出晾干。来自某制造厂的硫酸氨气体会使光洁的草席变暗变黑，原因是漂白剂含有氯化锡，当它受到硫化氢的影响时，就会发黑。原告要求发布禁令，使工厂停止排放硫酸氨气体。被告律师抗辩说，“如果原告不使用……某种特定的漂白剂，他们的草席纤维就不会受到影响，他们的生产工序是不正常的，是与商业惯例不相符的，甚至会对他们自己的纤维造成损害。”法官指出：“……对我来说十分清楚的是，一个人有权在自己财产上采用某道生产工序，在这种工序中他使用了氯化锡或其他金属染料。但其邻人无权随意排放气体，以干扰他的生产。如果可以追究邻人的话，那么他显然有权来此要求消除这种损害。”但事实上，损害属于意外的或偶发的，若采取谨慎的防范措施。就毫无预期的风险，禁令就会遭到拒绝，原告只能提出他希望的赔偿。尽管我不清楚这以后的发展结果，但很显然，这种情况本质上与“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件一样，只不过可可果纤维草席制造商不一定能得到禁令，但他必须要求硫酸氨制造商支付赔偿金。对这种情况的经济分析与牛损害谷物的情况完全相同。为了避免损害他人，硫酸氨制造商可以加强预防措施或搬至他处，但是这两种方法都会增加他的成本。他可能会选择支付赔偿费。如果赔偿费少于为避免损害他人而导致的成本的增加，他就会这样做。于是，他所支付的赔偿费就成了硫酸氨生产的成本。当然，如同在法律程序中提出的，倘若通过改变漂白
社会成本问题 罗纳德.科斯① 一、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将分析商业企业行为对旁人带来不良影响的问题。标准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的处理思路，即认为问题是在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有差异。这些分析让大多经济学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即要么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的损害负责赔偿；要么是根据工厂排烟尘的具体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可能也应包括那些烟尘排放会影响到别人的区域）。依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引至的结果既非人们所需，甚至通常亦非人们所欲。 二、问题的相互性本质 传统方法倾向于模糊了必须作选择的本质。人们通常将以下两个问题视为同一：其一是A给B造成损失，其二需要决定的是：我们应如何限制A。但这是不对的，我们分析的问题本质上具有相互性。避免对B的损害必将会使A遭受损失。真正必须决策的问题是：是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重就轻。我在之前的文章②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噪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医生有损，将只能让糖果制造商受伤害。此案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某种生产方式以产品供给减少为代价，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是否值得。另一例子可以看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问题。倘若有些牛无论如何都会走失，那么只有以谷物供给的减少为代价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选择的本质简单明了：肉类抑或谷物？当然，除非知晓所得以及牺牲的代价各几何，不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楚。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举的河流污染例子③。如果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需要抉择的问题不外乎是：鱼类损失的价值与以河流污染为代价的产品价值孰高孰低。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和边际两个方面看此种问题。 三、损害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赔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是平滑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体系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该问题的解决就是令人满意的。 走失的牛损坏毗邻土地生长的谷物一案，为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了。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各自经营。再进一步假定在所有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谷物的总损失。牛群规模扩大引至的边际损失几何则是另一个问题。其将取决于牛是惯于相互尾随或是并排漫游，或者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牛是否变得越加烦躁不安，或者还有其它类似影响因素。就眼下的目的而言，规定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造成的边际损失具体几何则是无关宏旨的。 ①虽然本文讨论经济分析的一个技术性问题，但是其想法却源于我当下研究的广播的政治经济学。目前这篇文章的观点在我先前分析无线电波段和电视频道分配的论文中已隐约提及（“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I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法经济学杂志》1959年2月号）。然而，从该文的评论反馈看，似乎有必要更清楚地阐述该问题，而且表明分析的结论也并非只能适用于原始问题。 ②科斯，“联邦通讯委员会”，21，《法经济学杂志》1959年，26－27。 ③G.J 斯蒂格勒（G.J. Stigler）, 《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l952年，pl05。
《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说实话有的地方理解起来有些费劲，整体感觉也有点模糊，文章太长以至读完后边的前边的东西有的已经忘了。但这篇文章给我的整体感觉是科斯引用了大量的例证，同时对前人的甚至说是世人所承认的“权威”进行了批判，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我想先从我理解的角度谈一下这篇文章的架构，再从整体上谈点自己的看法。 文章一开始便提出了讨论的主题：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并指出解决此类问题大都采用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即限制甚至是惩罚施害者。而科斯对此提出质疑。紧接着在第二节科斯进一步列举了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例子来说明由于受定势思维的影响，面对这类问题时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如何制止和惩罚造成损害的一方，而不是相互影响或者说相互损害。第三节和第四节科斯用牛群与谷物的例子分别讨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他说：“在这种（对损害不负责任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同在引起损害的企业承担损害责任时的情况一样”，都是最优化的。这就是后人总结的科斯定理的起源。 第五节科斯列举了四个案例分别是“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关于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间的冲突）“库克诉福布斯”案（关于工厂排放硫酸氨气体影响漂白剂的问题）“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关于邻居间烟尘妨害问题）和“巴斯诉格雷戈里”案（关于地下室通风的问题），用此来说明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可以看出科斯是在掌握了大量事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严密论证的。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空洞的说理。 在第六节中科斯指出前面所有的论述都是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而现实中并非如此。“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科斯讨论了我们在研究实际问题时如何选择三种交易制度——市场、企业和政府。他认为，选择的标准是比较它们之间在组织某些活动或交易时的成本——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和政府的行政成本。因此，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者任何一个都没有天然的优越性，我们无法事先知道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应定在哪
企业的性质 作者：Ｒ．科斯陈郁译 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然而，这种考察不仅对于防止因对有关理论赖以成立的假设缺乏了解而出现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经济学在一系列不同假设的选择中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这个词在经济学中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人的使用方式就有所不同。1由于经济理论中存在一种从私人企业而不是从产业开始分析的倾向性2，因此就更有必要不仅对“企业”这个词给出明确的定义，而且要弄清它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的不同之处——假如存在的话，就应该搞清楚。罗宾逊夫人曾说过：“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需要提出的两个问题是：它们易于处理吗？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吗？”3尽管正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较通常的是，一种假设是可处理的，而另一种则是现实的，”可能还有这样的理论分支，其中的假设既是可处理的，又是现实的。下文将表明，一种不仅是现实的（即能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含义相吻合），而且是易于处理的（即能用马歇尔所发展起来的两种最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来处理），企业的定义是可以获得的。这两种分析工具就是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两者合在一起就是边际替代概念4，当然，我们的定义必须“与能被准确表达的正规叙述相联系”。5
1 在探索企业的定义时，像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首先考察经济体制或许是比较合适的。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阿瑟．索尔特爵土对经济体制的描述。6“正常的经济体制自行运行。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控制之下，它不需要中央的监查。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一位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体制是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组织。7经济体制“自行运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私人计划。人们都在不同方案之间进行着预测和选择。假如要使经济体制有秩序的话，这就是不可或缺的。但这种理论假定资源的流动方向直接依赖于价格机制。确实，仅仅试图去做已由价格机制做完的事常常被认为是反对经济计划工作的一个理由。8然而，阿瑟．索尔特爵士的描述却给出了一个有关我们经济体制的非常不完整的画面。在企业中，这种描述根本不适用。例如，我们发现在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之间的配置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如果要素A的价格在X比在Y高，则A就会从Y 流向X，直到X和Y之间的价格差消失为止，除非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其他方面的利益补偿。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发现这种说法在许多地方并不适用。如果一个工人从部门Y流向部门X，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那些反对经济计划工作的人的理由是，问题已被价格机制解决了。对于这种观
科斯定理对社会成本问题的通俗解答 《社会成本问题》是一篇不易阅读又必须认真读一读的论文。为了让读者用最少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最准确地把握该文的内容，这里以一个《故事新编》的形式将该文的内容归纳如下： 妲己摘了比干的心，要带回宫里当美容食品烧汤吃，比干赶忙告到法院，要求妲己返还心脏并赔偿损失。法官请来了英国的皮古（Pigou，有人译为庇古）和美国的科斯这两位著名经济学家作为陪审员一起讨论如何判决的问题。 法官说：“妲己摘了比干的心，这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必须由我们根据公理和传统以及判例进行判决。现在，请你们二位充分发表意见。” 皮古说：“这个问题很好办，让妲己归还心脏并赔偿损失，如果她不愿赔偿就强行征税，并把她赶出王宫，叫她回老家。” 科斯说：“且慢！这样解决并不合适，这是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一节《有待分析的问题》的内容。）法官接着问：“据你之见，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科斯答曰：“妲己摘了比干的心固然是对比干的侵害，但是，如果不让妲己吃比干的心，也会使妲己遭受损害，使妲己营养不良。所以，问题具有相互性，处理这个问题要全面权衡利害关系。”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二节《问题的相互性》的内容。）法官又问：“到底怎样权衡利害呢？到底要不要判决妲己返还心脏并赔偿损失呢？”
科斯答曰：“要想权衡好利害关系，必须先考虑交易成本，即比干和妲己谈判的成本。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我们随便怎么判决都没有关系，都可以使产值、利润最大化，损害最小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法官大喜，曰：“愿闻其详。” 科斯侃侃道来：“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我们判决妲己…负有损害赔偿责任?和判决妲己…不负损害赔偿责任?，经济结果都一样。” “如果判决妲己败诉，妲己就会主动找比干谈判，愿意付给比干一百万美元，请求比干到心脏市场另外购买一个心脏而不要讨回原来的心脏。这时，买一个心脏只要花费五十万美元，所以，比干肯定会觉得很合算，肯定会同意妲己的要求。而妲己吃了比干的心脏以后会变得更漂亮，舞蹈更优美，歌唱更动听，纣王会更加喜欢她并肯定会赏给她两百万美元的奖金。花了一百万美元而赚回两百万美元，所以对妲己来说也很合算。” “如果判决妲己胜诉又会怎么样呢？”科斯继续发言：“如果妲己胜诉，比干就会主动找妲己谈判，愿意付给妲己三百万美元，请求她将心脏还给自己。这时，妲己想到：…我吃了他的心脏至多赚二百万美元，而不吃他的心脏却可以赚三百万美元，嗯，还是把心脏还给他合算?。所以妲己肯定会将心脏还给比干。比干虽然花了三百万美元，但属于破财消灾，只要保住了有七个孔的心脏，就能继续为纣王效劳，就能继续干大事，一年赚回五百万美元不成问题。所以对于比干来说，花三百万美元也很合算。”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 （2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章主要阐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通过学习，要准确理解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涵义，掌握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和分析工具。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2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本章主要阐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通过学习，要准确理解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涵义，掌握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和分析工具。 第一节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内容 [问题与思考] 一家汽车制造厂自己不生产汽车轮胎，轮胎由另一家厂商专门生产，两个厂发生的交易行为是企业外的市场行为，两家企业会发生订货供货的买卖行为，所遵循的是价格机制或市场供求规律，通过讨价还价最后形成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这种在交易中的成本或费用肯定是存在的。 问题：汽车制造厂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兼并轮胎厂，将其变成自己的一个分厂或车间？ 一、交易费用的涵义 交易费用概念是由科斯创立的。他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标志着交易费用范畴的创立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初步形成。之后，该理论迅速发展，其中，威廉姆森的贡献最大。 1、科斯以前的交易理论 （1）亚里士多德对交易的论述 商业交易；贷钱交易；雇佣交易。从事这三种交易活动都可以带来财富或致富。 他提出了交易的概念，并将交易与生产区被开来，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肯定。 （2）康芒斯对交易的论述 在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学》一书中，他以法律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经济关系，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整个社会是由无数种交易组成的一种有机的组织。 康芒斯的交易是在一定的秩序或集体行动中的规则中发生的、在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所有权的转移。他将交易的具体类型分为三种： 第一，买卖的交易，即法律上平等和自由的人们之间自愿的买卖关系。其一般原则是稀少性。 第二，管理的交易，是一种以财富的生产为目的的交易。其一般的原则是效率。 第三，限额的交易，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市财富或购买力的限额配给。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阮氏兰英 Lxy20110106 1960年科斯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该文 章与《企业的性质》（1937年）已成为科斯的经典理论。在这篇文章中，科 斯主要提出被后人誉为“科斯定理”的两个重要结论。 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工商 业企业的行为，并指出解决此类问题采用庇古在《福利经济学》提出的观点，即限制或惩罚施害者。科斯却列举了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例子说明 由于受定势思维的影响，人们一般都想到怎样惩罚施害者而不是相互影响、 相互损害的。 接着，科斯以养牛者走失的牛损害农夫土地上种的谷物一例作为分析 起点。他提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 制度”，并说明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 开始时将产权赋予给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构都是有效率的,能够实现资源配 置的帕累托最优。但是现实情况是, 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因此,制度的设计 是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率配置的基础。 科斯定理旨在描述资源稀缺性必定引发各种经济竞争和交易费用发生，而明晰界定的产权安排则是节省交易费用从而是决定经济效率的基本制度设定。科斯定理解释了稀缺世界里产权安排、交易成本、经济效率和政府功能 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政府效能→产权安排→交易成本→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现实证明所有高效率的发展现象都具有明晰界定的产权制度基础，相反，所有低效率的经济停滞，则必定具有界定模糊的产权制度陷阱。总之， 科斯定理的精华在于发现了交易费用及其与产权安排的关系，提出了交易费 用对制度安排的影响, 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作出关于产权安排的决策提供了 有效的方法。
浅谈《企业的性质》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我终于读完了由英国经济学家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虽然不能很精确地了解该文章的具体内容，但也大致了解其表达的意思。接下来，我将结合自身所学的经济学知识来谈谈我读完《企业的性质》之后的感想。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了解了一些当时的背景。《企业的性质》在发表之初受到了冷落，然后在它被埋没了三四十年之后，终于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重视，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科斯引领了人们用经济方法研究制度问题，并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一关键概念。沟通了经济学和法学两大科学之间的关系。科斯的这篇论文通篇没有复杂的模型和过多的数理演绎，但是却清晰的指出了组织在市场交易中的作用。 以往的经济理论对于企业的认识，基本上是从私人企业角度分析，而科斯《企业的性质》是想从产业角度开展分析企业的。在科斯看来，一种现实的和易于处理的企业的定义是可以获得的，而运用的分析工具是边际替代概念。传统的经济学说认为，经济体制是自行运行的，是由价格机制来决定的，但在现实世界中，科斯发现价格机制自动调整在整个社会运作层面是有效地，而在企业内部是无效的。所以科斯要论证“价格机制在企业内部作用是消失的，是被另外一种力量或方式所取代”，也就是说在市场交易被取消的企业（组织）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从而引导出了企业产生和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假设，一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二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说明在实践中影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科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产生的原因，二是企业的边界问题。对于这篇文章，我认为可以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科斯指出了当时经济学界对企业的观点。当时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经济体制是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经济计划（组织内部）为了对此进行解释，马歇尔把组织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学理论；J.B.克拉克赋予企业家以统筹职能；奈特教授则强调了经理的协调作用，他们统一的观点是认为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但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但科斯认为：他们并没有解释，既然生产和管理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组织为什么还要存在了？并提出了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这一论断。 第二部分，科斯首先列举了几种企业出现的理由。1是相对独立性或是指挥欲的倾向的存在，造成了企业的存在，但认为这不很真实。2是购买者较之于以其他方式生产的商品更偏爱由企业生产的商品，企业也可能存在，但这种情况很少。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当存在企业时，某一生产要素（或它的所有者）与企业内部同他合作的其它一些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的契约的数目大大减少了，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关于企业存在的原因，较早之前的奈特教授给出了说明，他认为，企业至所以出现，是由于存在着不确定性，生产者需要预测未来的需求，于是出现了新的经济工作人员——企业家，企业家预测从而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因此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向他人支付有保证的工资，并以此控制他人的行动”。很显然，科斯认为，奈特教授并没有指出价格机
《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价值剖析 「摘要」 《社会成本问题》是科斯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其核心思想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然而，“科斯定理”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创新意义的常识，科斯对社会成本的论证方法也是极不严肃的。《社会成本问题》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导致了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 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社会成本问题》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也是西方产权学说的代表作，所谓“科斯定理”就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来的。然而，笔者以为，《社会成本问题》及其“科斯定理”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一、科斯的沉默及其原因 科斯是以批评皮古起家的，是以“科斯定理”出名的，然而在他取得成功以后，却不再说什么了，甚至连“科斯定理”也不承认。他说： I did not originate the phrase，the “Coase Theorem，”nor its precise formulation，both of which we owe to Stigler. [1]（P157） 这段话可以译成这样的中文：“我没有创造过‘科斯定理’这个概念，更没有给‘科斯定理’下过精确的定义，这两者都要归功于斯蒂格勒”先生。 当别人为“科斯定理”的含义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科斯也不对究竟谁是谁非的问题表个态。[2] 这是为什么呢？是谦虚吗？不像。牛顿也谦虚过，说他的三个定律不过是海滩上的几个贝壳而已，但从没有说“我没有发现牛顿定律”之类的话。 是谨慎吗？也不像。如果是谨慎，他完全可以直接说“科斯定理还不成熟，还有待于完善”，而没有必要保持沉默。做大学问的人都很谨慎，但从未见过对自己的观点不予以澄清而任凭别人争论、误解的学术大师。爱因斯坦也很谨慎，但为了自己的相对论不被误解而到处讲学。马克思也很谨慎，但是，当他一旦发现别人误解了自己的理论时便立即写信或者写论文予以澄清，《哥达纲领批判》和1852年《致约。巍德迈》就是最好的说明。 是年事已高因而神志不清吗？也不像。听一听他对记者的谈话，再读一读他为自己的论文集-《企业、市场与法律》的中译本写的序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科斯的神志非常清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科斯本人对“科斯定理”三缄其口了呢？笔者以为，或许他已经明白，《社会成本问题》的价值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高，皮古理论的价值也不像《社会成本问题》所评价的那么低，“科斯定理”实在难以成立。而要公开否认自己的学术价值，并让自己做出名符其实的学术成就已经力不从心。于是干脆保持沉默，随你们说去吧，反正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一、有待分析的问题 引出问题：如何处理工厂（甲）对居民（乙）的烟尘污染问题庇古，《福利经济学》：赔偿、征税或责令工厂迁出。科斯认为这些办法并不合适，这类问题有待分析。 二、问题的交互性质 甲对乙的污染或侵扰固然是一种侵害。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会使甲受到侵害。问题具有交互性，处理这个问题要全面权衡利害关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三、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羊牛者（甲）对农夫（乙）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赔偿费用的支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这笔费用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个地点，也不会不随牛群规模而变”。“这种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简单地说，养牛者支付给农夫m1，而m1大于农夫放弃土地耕种的收益m2，但m1小于养牛者由此新获得的收益m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四、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由农夫承担责任。农夫会付给养牛者l1作为补偿养牛者减少牛群数目的损失，而l1大于养牛者的损失l2，但小于农夫由此而获得的收益l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两种方式都导致一种结果：双方都盈利，双方都满意，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五、问题的重新说明 科斯以四个实例论证其观点的本质，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 甲对乙的侵害对乙来说是损失，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同样会对甲造成损失。 如果甲胜诉，乙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甲放弃对乙的权利，乙会给甲补偿，而且补偿大于甲不放弃权利的收益。（乙对甲的补偿小于乙因此带来的收益。）这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如果乙胜诉，甲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乙放弃对甲的权利，甲会给乙补偿，而且补偿大于乙不放弃权利的收益。（甲对乙的补偿小于甲因此带来的收益。）同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因此，无论如何，在交易成本为0的情况下，甲乙都会通过谈判实现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六、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 第三、四、五部分都隐含了一个前提：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但这不是现实，是个假定。通常交易成本很高，使交易根本无法进行。“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
科斯《企业的性质》注解 赵永安 原文： ①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②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③然而，这种考察不仅对于防止因对有关理论赖以成立的假设缺乏了解而出现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经济学在一系列不同假设的选择中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值得一提的是，④“企业”这个词在经济学中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人的使用方式就有所不同。由于经济理论中存在一种从私人企业而不是从产业开始分析的倾向；⑤因此就更有必要不仅对“企业”这个词给出明确的定义，而且要弄清它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的不同之处，假如存在的话，就应该搞清楚。⑥罗宾逊夫人曾说过：“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需要提出的两个问题是：它们易于处理吗？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吗？”⑦尽管正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较通常的是，一种假设是可处理的，而另一种则是现实的，”可能还有这样的理论分支，其中的假设既是可处理的，又是现实的。⑧下文将表明，一种不仅是现实的（即能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含义相吻合），而且是易于处理的（即能用⑨马歇尔所发展起来的两种最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来处理），企业的定义是可以获得的。这两种分析工具就是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两者合在一起就是边际替代概念。当然，我们的定义必须“与能被准确表达的正规叙述相联系”。 【注解】1： ①西方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经济理论过程中普遍利用“假设”对需要研究的问题给予命题，也就是首先设定“提问”，可是过去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学家们没有很好的说明这种假设，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现象、经济规律时候，设定一系列“假设”又是非常必要的。 ②指出很多经学家对自己设定的“假设”通常并没有深入到社会、行业、产业中进行考察导致这种“假设”出现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 ③明确提出考察对解决误解和争论以及对“假设”的推论是非常重要的。 ④科斯在切入主题时候采取不经意的做法，他用“例如”方式点出了主题，提出“企业”这个词汇研究的重要性，同时说明过去的经济理论对于“企业”认识，基本上是从私人企业角度分析，而本文是想从产业角度开展分析企业的。 ⑤科斯在此处明确了他到底要干什么的问题，他准备做两件事：第一件给出关于“企业”这个词汇的真实含义；第二件是将推论出来的“企业定义”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对比，进而论证他们之间是否完全相吻合。 ⑥罗宾逊夫人：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琼·罗宾逊夫人）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是世界级经济学家当中的惟一女性，而且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应该获得而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一。琼·罗宾逊夫人虽然未能获得经济学界的这一最高荣誉，但她被世人公认的最高成就是在J.R.沙克尔顿和G.洛克斯利合编的《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一书中榜上有名。 按照罗宾逊夫人的说法，经济学家在研究经经济理论之前对一系列“假设”要给予研析，一般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这种“假设”能够容易处理吗？另一个是这种“假设”与现实世界能够相吻合吗？
《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我找了多遍科斯的论文，发现科斯一生并没有出版系统的理论性书籍，他的主要思想均体现在自己的论文、演讲中，以及其跟随者的总结中。这篇《社会成本问题》则比较突出体现了其对于交易成本概念的阐述，值得深入研究。 科斯在这篇文章中谈及了经济外部性、初始产权设置等问题，他认为如果社会交易成本为0，那无论产权界定给谁，其结果都能实现产出最大化，因为交易双方总能制定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价格，从而使产权得以圆满界定。同理，经济外部性的问题也可利用这个理论来解决，甲侵害了乙的利益，并不需要政府的介入，或者对于甲的强制措施，。甲乙双方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状况下，可以自行进行磋商，甲可以支付给乙一定的补偿，而乙可以继续忍受甲的行为，前提是甲在支付补偿之后，仍然有利可图，否则他便将推出该市场。科斯在这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抛开福利和道德的约束，用纯粹经济学的观点思考社会问题，这的确是充满新意的，它避免了传统说教色彩的规劝，转而引入经济人的假设进入到外部性的领域，他给予了这样一种见解，侵害别人的行为是可以被交易的，只要存在这样的市场以及为了达成这个交易的成本为零，那么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没有一方会受损。几个比较经典的例子也说明了以上的观点但是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是很不现实的。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交易对象，有必要交流交易的愿望和条件，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特别是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 相较于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家，我认为科斯还是主张政府“守夜人”职责的，即政府应该明确其职责是使产权明晰，然后是交由私人市场去取得有效率的结果。而只要提供给私人市场一个可以自由交易外部性的市场，那么那些看似非常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迅速的解决。 但在这里，我却有非常大的质疑，科斯所假设的是存在着这样的市场，使得外部性可以被交易。但现实生活中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市场，由于信息、地域、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根本不存在着这样一种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场，利益相关的双方不可能得到这样一种机会平心静气的谈论问题，而且还要在完全信息的保证之下，这些条件是过于苛刻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断定不存在着这样的市场，它只可能存在于单独个人之间或偶然的简单事件中。那么科斯对于政府职责的定义就存在着问题，我觉得政府恰恰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即建立了一个虚拟市场，使得外部性可以得到交易，它通过奖惩制度使得外部性得以解决，尽管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总比人们漫无目的的讨价还价来的有效率一些。 这是我现在的一些感受，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看懂，希望以后能接受老师的指点。 生活中的案例 生活中许多现象都存在着制度的影子，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度的观点加以解读。远的不说，可以观察宿舍管理制度。 每周三，寝室管理员都会例行检查卫生，但同学们却缺乏收拾宿舍的动力，以至于恶性循环，宿舍卫生变得很差。从侧面可以看出，学校的宿舍管理工作并没有做到实处，也就是制度的不完善，缺乏必要的奖惩机制，收拾得好的宿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奖励，而卫生差的宿舍也没有动力予以改观，因为改变不存在着任何有利的地方。 为解决这个问题，学校的领导们应该更为清楚的认识到激励机制的重要性，充分把学校的目标同学生的目标结合好，才能达到更好的绩效。
读书笔记——如若可以，种一份诗意于心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演出，是人总要经历一些挫折和失败的洗礼，如果我们能够随遇而安，宠辱不惊，一心向善，哪怕人走茶凉，我们依然可以淡看潮来潮往，闲观花落花开;哪怕曲终人散，我们依然可以枕琴而眠，将悠然赠与时光，享受清浅岁月的淡淡欢愉。 行走尘世，步履的轻盈和洒脱，不在鞋履，在于心境。一个人若心中充满灰暗，那么，他所见的只能是萧条败景;一个人若心中充满阳光，那么，他所及的一定是旖旎风景;一个人若心无挂碍，存善念、怀大爱，那么，他就一定能花间一壶酒，盈手握住流云的逍遥，独坐，独醉，独舞，自由自在地弹朗朗清风、奏如歌行板，烟火流年，他一定能轻依光阴，诗意栖居。 人生本无常，它有风和日丽，也有凄风苦雨;它有春暖花开，也有寒雪冰封;它有明媚灿烂，也有坎坷泥泞。红尘旅途，不管你是锦衣裹亮足，还是竹笠芒鞋，只要懂得珍惜和知足，懂得孝顺和感恩，远离尔虞我诈，远离世俗纷争，便能从容一生、惬意一生、快活一生，无论在哪一个流年驿站，在哪一个季节枝头，相信你都能嗅及幸福的味道、听到花开的声音。 其实，生命中的精彩无处不在，我们身边的一桥，一亭，一花，一草，一石，一木，将大自然装扮得如此立体生动，如此绚烂多彩，它们都浪漫着自己的浪漫，清欢着自己的清欢。当我们仰望雁过长空，聆听静水流深，徜徉在时光的舞步里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
还有什么理由将生命虚度?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生活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一声懂得，便是轻装出发，随遇而安;一声懂得，便是褪去浮华，还原本真;一声懂得，便是植爱成林，满眼丰盈。漫步红尘，我们要学会缘来相迎、缘去相送。一路来去，我们要懂得怜蹒跚幼子，敬耄耋老人，爱生命中所有的人来人往。 无论何时，我们都应携一份素衣的恬淡，穿越繁华与喧嚣;无论何地，我们都要怀一份佛家的仁慈，行走春夏和秋冬。生活百态，它不会总圆满，再苦再痛我们都要笑一笑。纵然红尘纷扰，只要有一份煮诗烹茶，参禅悟日的心境，不管在雨季、还是在艳阳天，烦恼和忧伤自会随风云的脚步渐行渐远。 身处无争，梦自安闲。把心放平，所有的过客都愿与你为邻;让心纯净，所有的日子都会为你灿烂。别让自己跌入忧伤的深渊，别让自己纠缠于痛苦的魔掌。切莫让灵魂肮脏、让心灵污浊，切莫在时间的嘀嗒声中糟蹋自己、贬低自己、看轻自己。心无尘，自潇洒。超然世外，便是极乐。在水一方的你，只要心有宁静和纯净，无需任何诱饵，便能钓得一季又一季的温馨和安逸。 风雨人生，总有一个秘密等你开启，总有一缕光影为你舞动，总有一缕阳光为你灿烂，总有一颗星星为你闪亮，总有一处鲜花为你盛开。阡陌红尘，总有一座城堡等你建造，总有一条道路等你陈铺，总有一段画布等你描绘，总有一位知己等你相邀，总有一隅风景等你欣赏，总有一方桃源等你入住。茫茫荒漠，云水深处，假如你能守得住孤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在老师的介绍下，我有幸拜读了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由于英文水平的限制，我阅读的中文版，感觉翻译的言语有些地方说得比较绕，加上本来专业知识也不足，所以读完之后感觉有许多地方并不非常明白，于是只能以我自己浅显的理解写下这篇读书笔记，若有错误还请见谅。 一开篇科斯提出的“问题的相互性”就颠覆了我的传统看法，一般我们都认为，造成了损害那方就要退出，例如工厂污染了居民区，就停止生产或者搬离，这是对居民和社会最好的做法——但事实上似乎是可以“谈条件”的。科斯指出，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这就变成了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这个提法非常经济学，但我在阅读完全文之后，不自觉的就认可了他的观点。 科斯举了失散牛群毁坏邻近土地作物的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在牛群破坏了农作物之后，农夫与养牛者按照自己的成本与收益情况不断地进行协商，赔偿或者让步，使最终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状态。这个例子说明了如果假定市场定价机制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都能实现产值最大化的结果，并且不受法律状况的影响。 之后，科斯又连举四个案例，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空洞的说理。生动形象的说明了法院在这里的作用，法院面临的迫切问题不是由谁做什么，而是谁有权做什么。 科斯指出，在没有了“市场交易中不存在成本”这个假定之后，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力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就此他在文章中讨论了我们在研究实际问题时如何选择三种交易制度——市场，企业和政府。他认为选择的标准是比较它们之间在组织某些活动或交易时的成本，因此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者任何一个都没有天然的优越性，我们无法知道事先它们的分界线定在哪里。 科斯相信，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问题得出正确结论，这并不简单地是由于分析方法上的欠缺，而是根源于目前福利经济学的方法中存在的基本缺陷。所需要的是改变方法。所以科斯提出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即在分析问题时，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各种社会安排的操作成本及其总的效应，而且应该将“分析的出发点定在实际存在的情形中来审视政策变化的效果”，应该从理想世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 （2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章主要阐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通过学习，要准确理解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涵义，掌握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和分析工具。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2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本章主要阐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通过学习，要准确理解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涵义，掌握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和分析工具。 第一节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内容 [问题与思考] 一家汽车制造厂自己不生产汽车轮胎，轮胎由另一家厂商专门生产，两个厂发生的交易行为是企业外的市场行为，两家企业会发生订货供货的买卖行为，所遵循的是价格机制或市场供求规律，通过讨价还价最后形成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这种在交易中的成本或费用肯定是存在的。 问题：汽车制造厂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兼并轮胎厂，将其变成自己的一个分厂或车间？
一、交易费用的涵义 交易费用概念是由科斯创立的。他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标志着交易费用范畴的创立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初步形成。之后，该理论迅速发展，其中，威廉姆森的贡献最大。 1、科斯以前的交易理论 （1）亚里士多德对交易的论述 商业交易；贷钱交易；雇佣交易。从事这三种交易活动都可以带来财富或致富。 他提出了交易的概念，并将交易与生产区被开来，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肯定。 （2）康芒斯对交易的论述 在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学》一书中，他以法律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经济关系，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整个社会是由无数种交易组成的一种有机的组织。 康芒斯的交易是在一定的秩序或集体行动中的规则中发生的、在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所有权的转移。他将交易的具体类型分为三种：第一，买卖的交易，即法律上平等和自由的人们之间自愿的买卖关系。其一般原则是稀少性。
企 业 的 性 质
原著 .科斯 陈郁译
过去 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 在建立一种理论时 经济学家 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 然而 这种考察不仅对于防止因对有关理论赖以成立的 假设缺乏了解而出现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对于经济学在一系列不同假设 的选择中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是极为重要的 例如 值得一提的是 “企业”这个词在经济学中的 1 使用方式与一般人的使用方式就有所不同 由于经济理论中存在一种从私人企业而不是从产业 2 开始分析的倾向钉 因此就更有必要不仅对“企业”这个词给出明确的定义 而且要弄清它与“现 实世界”中的企业的不同之处棗假如存在的话 就应该搞清楚 罗宾逊夫人曾说过 “对于经济 3 学中的一系列假设 需要提出的两个问题是 它们易于处理吗 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吗 ” 尽管正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 “较通常的是 一种假设是可处理的 而另一种则是现实的 ” 可能还有这样的理论分支 其中的假设既是可处理的 又是现实的 下文将表明 一种不仅是 现实的 即能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含义相吻合 而且是易于处理的 即能用马歇尔所发展起来 的两种最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来处理 企业的定义是可以获得的 这两种分析工具就是边际 4 概念和替代概念 两者合在一起就是边际替代概念 当然 我们的定义必须“与能被准确表达 5 的正规叙述相联系” 1 在探索企业的定义时 像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 首先考察经济体制或许是比较合适的 6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阿瑟·索尔特爵土对经济体制的描述 “正常的经济体制自行运行 它的日常 运行不在集中控制之下 它不需要中央的监查 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 供给 根据需求而调整 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 这个过程是自动的 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 ”一位经 7 济学家认为 经济体制是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 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组织 经济体 制“自行运行”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私人计划 人们都在不同方案之间进行着预测和选择 假如 要使经济体制有秩序的话 这就是不可或缺的 但这种理论假定资源的流动方向直接依赖于价 格机制 确实 仅仅试图去做已由价格机制做完的事常常被认为是反对经济计划工作的一个理 8 由 然而 阿瑟·索尔特爵士的描述却给出了一个有关我们经济体制的非常不完整的画面 在 企业中 这种描述根本不适用 例如 我们发现在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之间 的配置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 如果要素 A 的价格在 X 比在 Y 高 则 A 就会从 Y 流向 X 直到 X 和 Y 之间的价格差消失为止 除非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其他方面的利益补偿 然而 在现实世 界中 我们发现这种说法在许多地方并不适用 如果一个工人从部门 Y 流向部门 X 他这样做 并不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 而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 那些反对经济计划工作的人的理由是 问题已被价格机制解决了 对于这种观点 应该指出 我们的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计划完全不同 于上面所提到的私人计划 而类似于通常所说的经济计划 上面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现代经济体 制中具有大范围的典型意义 当然 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忽视这一事实 马歇尔把组织作为第四 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学理论 J·B·克拉克赋予企业家以统筹职能 奈特教授强调了经理的协调作 用 正如 D·H·罗伯逊所指出的 我们发现了“在不自觉的统筹协调的大海中的自觉力量的小岛 9 它如同凝结在一桶黄油牛奶中的一块块黄油 ” 但既然人们通常认为统筹协调能通过价格机制 来实现 那么 为什么这样的组织是必需的呢 为什么会存在“自觉力量的小岛”呢 在企业之 外 价格变动决定生产 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 在企业之内 市场交易被取消 10 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 企业家指挥生产 显然 存在着协调生产的 替代方法 然而 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 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 行 面对这一事实 我们要问 组织为什么存在 当然 价格机制能被替代的程度有很大差异 在一个百货商店中 各种柜台在大棱里的空 间配置既可以由管理当局决定 也可以是为场地进行竞争性价格招标的结果 在兰开夏的棉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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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Ronald H. Coase Ronald H. Coase 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is paper is from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I. The Problem to Be Examined1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ose actions of business firms which have harmful effects on others. The standard example is that of a factory the smoke from which has harmful effects on those occupying neighboring properties.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such a situation has usually proceeded in terms of a divergence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social product of the factory, in which economists have largely followed the treatment of Pigou in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The conclusions to which this kind of analysis seems to have led most economists is that it would be desirable to make the owner of the factory liable for the damage caused to those injured by the smoke, or alternatively, to place a tax on the factory owner varying with the amount of smoke produced and equivalent in money terms to the damage it would cause, or finally, to exclude the factory from residential districts (and presumably from other areas in which the emission of smoke would have harmful effects on others). It is my contention that the suggested courses of action are inappropriate, in that they lead to results which are not necessarily, or even usually, desirable. II. The Reciprocal Nature of the Problem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has tended to obscure the nature of the choice that has to be made. The question is commonly thought of as one in which A inflicts harm on B and what has to be decided is: how should we restrain A? But this is wrong. We are dealing with a problem of a reciprocal nature. To avoid the harm to B would inflict harm on A. The real question that has to be decided is: should A be allowed to harm B or should B be allowed to harm A? The problem is to avoid the more serious harm. I instanced in my previous article2the case of a confectioner the noise and vibrations from whose machinery disturbed a doctor in his work. To avoid harming the doctor would inflict harm on the confectioner. The problem posed by this case was essentially whether it was worth while, as a result of restricting the methods of production which could be used by the confectioner, to secure more doctoring at the cost of a reduced supply of confectionery products. Another example is afforded by the problem of straying cattle which destroy crops on neighboring land. If it is inevitable that some cattle will stray, an 1 This article, although concerned with a technical problem of economic analysis, arose out of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oadcasting which I am now conducting. The argument of the present article was implicit in a previous article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allocat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frequencies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 Law and Econ., II (19591) but comments which I have received seemed to suggest that it would be desirable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in a more explicit way and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original problem for the solution of which the analysis was developed. 2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 Law and Econ., II (1959), 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