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研究
遏制思想作为二战结束后美国针对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对外政策贯穿于战后美国政府的各个时期，虽然每届政府对遏制思想的态度不同、理解方式不同、运用该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但遏制思想都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冷战时历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为美国最终赢得冷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遏制思想的产生
遏制思想是1946年由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首先提出的，但从大的背景而言，遏制思想则是二战结束后初期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凯南自二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对苏认识之结晶。
从当时大的环境而言，随着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相继投降，美国人在如何处理对苏关系上产生了分歧。副总统华莱士、国务卿贝尔纳斯等人认为战时同盟虽有芥蒂，但是仍旧可以继续，他们主张保持与苏联合作关系，对苏联提供必要的帮助，在国际问题上寻求苏联的合作，通过美苏协商重建战后国际的秩序。而以海军部长福莱斯特、总统军事顾问李海上将、副国务卿格鲁和美驻苏大使哈里曼等人则对苏联战后的意图与行为表示怀疑，认为寻求与苏联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们主张以实力为后盾，以经济为筹码对苏联施压，遏制其扩张主义倾向，对其采取强硬态度，迫使其遵守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规则。
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美国决策层日益感到需要有对苏联问题熟悉的人进行系统的、理论的分析，并对美国的对苏战略做全面的规划。史密斯学院教授爱德华?威利特、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情报委员会等众多专家和机构对苏联的行为动机以及美国的对策做了相应的阐述，但都未能切中要害，因而他们的建议未能被决策层所采纳。就在此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乔治?凯南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战后初期美国对苏政策的起草者。
1946年2月，时为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的凯南接到国务院的一封电报，要求其对苏联不愿意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凯南便将自己的对苏认识和想法写成长达八千字的电报发回国内。该电文分析了战后苏联对世界的看法，解释了苏联行为的内在根源，指出了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美国的对策。凯南在电文中指出，克里姆林宫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行为是俄国传统不安感的产物，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加强了这些倾向并为其提供了合法的辩护。电文还指出，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在于增强其力量和威望，扩张其势力和影响，与此同时削弱西方世界的力量，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促
使西方大国相互争斗。为此美国应放弃战时的与苏联结盟政策转而采取强硬政策。凯南在八千字电报中的主张与国内的强硬派不谋而合，得到了当权者的青睐，并因此进入了美外交决策层，成为“说话算数”的人。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路易斯?盖迪斯对此评论道“很少有一封电报能象它那样深深影响了美国战后初期的外交政策。”
凯南之所以对苏联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与其家庭出身和其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凯南1904年2月16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其祖先为苏格兰-爱尔兰移民。他的父亲是家族中最早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员之一，属于中产阶级阶层。用凯南的话说就是生活在一个“既不是剥削者也不是被剥削者”阶层之中。1921至1925年间凯南就读于东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主攻近代欧洲外交史。虽然凯南在大学时的成绩平平，但他还是出人意料地于1925年通过了国务院的考试，成为了一名职业外交官。因其祖父老凯南的缘故，凯南选择了俄语和对苏研究，并因此长期在海外工作，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他曾在里加、柏林等地工作并进行语言学习训练，使其俄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与白俄流
亡者的交谈中，凯南逐渐了解了俄国的历史和文化，对俄国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3年，凯南应布里特大使之邀去驻苏使馆工作。在莫斯科的那段日子里，凯南进一步深入地
了解苏联，并因此确立了其作为苏联事务严肃分析家的地位。在此期间，他与查利?塞耶、洛伊?亨德森以及查尔斯?波伦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从与他们的交往中获益不少。特
别是波伦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对凯南的影响尤为重要，在这些同僚的帮助之下，凯南对
苏认识最终成型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由于凯南的对苏认识和政策主张与罗斯福总统同苏友好、合作的政策主张是相抵触的，并
且罗斯福在执政期间也习惯避开国务院和职业外交官处理对外关系，因此凯南在这段时间
内并未得到重用。从1938年初至1944年夏，凯南这位“苏联通”先后被调往美国驻布拉格、柏林、里斯本、伦敦等地使馆工作。然而随着二战的接近尾声，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美苏互为敌手的局面逐步形成，杜鲁门政府也在积极考虑调整对外战略。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凯南抓住机会，将自己长期以来对苏认识和盘托出，提出了遏制苏联的主张。
因为“八千字电报”的缘故，1946年4月，凯南被时任海军部长的福莱斯特尔调回华盛顿，出任战后新组建的国防学院的副院长。1947年1月凯南在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一次小型研
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苏联的思维方式及其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的演讲。《外交》季刊编辑汉密尔顿?F?阿姆斯特朗参加了这个研讨会，对凯南的发言很感兴趣，并向其索
取文稿以供《外交》季刊登载。凯南在征得福莱斯持尔的同意并经国务院非官方出版物委
员会的审查之后，将文章交给了《外交》季刊。同年7月，《外交》季刊登载了凯南的文章，并将题目改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因为凯南当时职务的关系，文章以“X”署名，而并未
用其真名。因此人们将其称为“X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X文章是八千字电报的改进版本，是对八千字电报的补充和完善。在X文章中，“遏制”一词被明白无误的提了出来。八千字电报和X文章一道构成了凯南遏制思想的基石，在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中，都能或多
或少地看到它的身影。
二、遏制思想的主要内容
凯南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专制主义，是与西方观念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它的蔓
延将会危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导致西方文明的完全瓦解。他说，苏联为巩固其政权，“必然会试图搞乱我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损害美国的国际威望。”凯南称，美苏冲突中“首要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
形态上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意识形态的实现将给美国造成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在大
多数美国人看来，甚至比单纯在军事上惨败于传统的对手可能带来的种种苦难还要可怕。”因而凯南坚决反对美国对苏联让步，反对与之妥协或改善关系，他曾说，“苏维埃俄国现存制度和我国传统体制永远对立，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中间道路或妥协，想通过建立外交关
系或其它方式调和两种制度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另外，凯南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战后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是出现美苏两大力量中心相互对峙
的雅尔塔格局。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使得苏联成为美国战
后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敌人。因此，限制和减少苏联对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影响，成为
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也正是凯南遏制思想中所设定的目标之一。
但这绝非凯南遏制思想的最终目的，凯南遏制的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内政还外交，并且分析了这一目标的可实现性。凯南在X文章中指出，“苏联政权自身存在着极大
的弱点和缺陷”，“身上带有衰亡的种子，而且这些种子发出的芽已经长大”，“今天苏联人
民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感到匮乏，人民大众希望破灭。而苏联政权只不过是掩藏着一大群乌
合之众的空壳”，“要是发生什么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事件，那苏联便可能
在一夜之间从最强变成最弱而最可怜的国家社会之一”。因此凯南希望美国及其盟友首先解
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增强西方世界的自信、活力与团结，阻止苏联共产主义向西方的“渗透”。凯南在八千字电文中说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像恶性寄生虫一样，它只靠生了病的肌体来养活自己。这是其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汇合的地方。凡是解决我们自己社会的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每一项果断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其价值可以抵得上一千份外交照会和联合公报。如果我们在自己社会的缺陷面前不能抛弃宿命论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莫斯科将从中得到好处。”由此不难看出，凯南认为苏联由于其内部的问题，走向灭亡是其必然的命运。因此美国所要做的便是要像一盏灯塔一样，为世界提供榜样作用。
凯南反对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反对将美国国内的法律和道德标准引入到国际政治体系之中。他认为，法律观念与道德观念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即将正确与错误的概念引入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认为国家行为是一个可以从道德上作出裁决的问题，谁主张按法律办事，他就必然对违法者感到愤怒，并感到自己在道义上优越。这种愤慨之情一旦注入军事斗争，就会愈演愈烈，直到把违法者逼到完全屈服的地步——无条件投降。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但情况确系如此，即从法律的角度解决国际事务其本意无疑是想消除战争和暴力行为，却使得暴力更持久、更可怕并对政治稳定更具破坏性，比以往为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场以崇高的道德原则的名义进行的战争是不会早日宣告结束的，除非已获得了压倒优势。他认为美国在二战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将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彻底摧毁，然而随着英法等西方国家实力的削弱，最终却使苏联取得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不仅中东欧和远东留下了权力真空需要填补，而且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和充满敌意的意识形态渗透还使得西欧和日本也面临着极大压力，并使美国自身安全也受到很大威胁。
在针对苏联对外扩张的问题上，凯南主张，应该把苏联的势力范围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也是“遏制”一词的本意，即把苏联的影响限制在二战结束时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更确切地说，就是把苏联的影响限制在其本土以及东欧之内，阻止其进一步向外发展。凯南认为，苏联的政治行为宛如一条变动不定的溪流，朝着既定的目标，向任何允许它流动的地方流去。它主要关切的是，确保它在世界权力流域里注满可以让它流入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苏联如此敌视西方。但是它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联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如果遇到强大的阻力它就会轻易地退却。克里姆林宫不会为了虚幻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而拿以获取的利益冒风险。况且同整个西方世界相比，苏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力量，苏联体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包括权力的转移、东欧的负担以及苏共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已失去感召力，等等。于是即凯南在电文中得出结论：苏联固然可伯，但是西方还是能够应付的了的。
至于遏制的手段，凯南的说法较为含糊，这也是之后学术界关于遏制思想争论最多的地方之一。在八千字电报中，凯南讲到，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哀，但对力量的逻辑却高度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便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能够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力量一词原文是“force”，该词
既可以指军事力量也可以指作非军事力量，但凯南在文章中并未具体指出使用哪种力量。另外，凯南在电文中“在任何一点上”的提法，是否意指美国应该不分重点地在世界各个地区与苏联对抗，其在电文也并未说清楚。在X文章中，凯南更进一步地阐述道：“苏联对西方自由制度的压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变化着的地理和政治点上，灵活、警觉地使用抵抗力量而被遏制”；“在俄国人露出侵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迹象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更改的抵抗力量”。其中的“抵抗力量”原文为“counterforce”，这与八千字电报中“力量”一词的含义一样不甚明了，另外，凯南在八千字电报和X文章中都有出现的“在任何一点
上”遏制苏联的说法也与其后来的“五大中心说”有所矛盾。当时的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
普曼曾著文批评凯南的这种不分轻重。凯南在其后所著的回忆录中辩解说他当时脑子里是
区分了与美国安全有密切关系的重点地区和与美安全关系不密切的非重点地区的，只是其
由于当时的特殊身份而无法和李普曼进行公开的辩论。而对于其在早期著作中“在每一个
点上”的提法，凯南称其为一个“谜”，而这种说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一般认为凯南的思想前后是有变化的。李普曼的批评使得凯南认识到了美国力量的有限，从而使其开始考虑美国应将注意力放在与其安全有密切关系的重点地区。凯南认为，
美国、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是全球最为重要的五个工业-军事中心，在除去美国的另外
四个中心里，只有苏联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凯南认为美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其它三
个中心地区不落入苏联之手。
总而言之，凯南的遏制思想对战后美国影响深远。虽然战后美国每个总统都会有自己的外
交主张，但就总体而言，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奉行的均是遏制战略，而凯南的遏制主
义也一直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
三、遏制思想对杜鲁门时期美国外交的影响
因为凯南对苏联问题的出色分析，其不断得到美国高层的赏识。1947年5月，应时任国务
卿的乔治?马歇尔邀请，凯南从国防学院调往美国国务院刚成立的政策计划室，并担任了该办公室的主任一职。凯南的办公室就设在马歇尔办公室的隔壁，他可以通过边门直接进入
马歇尔的办公室。在此期间，作为马歇尔对外政策主要顾问的凯南直接参与了美国对外政
策的制订和实施。
凯南的遏制思想首先在希腊危机中得以显现。1947年初，英国政府向美国表示，英国已无
力继续给予希腊政府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英国希望美国能承担起这一责任，否则苏联
将有可能控制该地区。对此，凯南认为：“共产主义在希腊的胜利将被世界各地看作美国
软弱的表现，将会损害美国的威望，导致遍及地中海地区并最终遍及全世界反西方运动的
胜利。”于是，希腊成为了美国遏制政策的第一块试验田。而希腊危机的成功解决更使美国当局认识到了遏制政策的可行性，美国应发挥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让世界人民看
到美国有能力也完全可以捍卫自由世界的安全。
如果说希腊危机是遏制思想开始影响美国外交的第一个事件的话，那么马歇尔计划则是遏
制思想在美国外交上最为成功和重要的一次实践。凯南在担任政策设计室主任之初便参加
了马歇尔计划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并对该计划的制订起了关键的作用。马歇尔计划通过经
济援助复兴西欧，增加西欧的自信心，从而抵制了苏联和共产主义力量的“渗透”’。这充
分体现了凯南使用政治和经济手段遏制苏联的思想。
而在1948年的苏南分裂，使美国意识到苏联与东欧卫星国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西方有可能促使苏联同其盟国闹分裂，消除或者是减少苏联对其东欧卫星国的控制，从而达到削弱
苏联力量的目的。据此凯南认为西方可以对苏联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此后美国和南斯
拉夫的接触及对南提供相关援助都与此有关，而凯南则更是于1961-1963年担任了美国驻
南斯拉夫大使一职。
但1948年之后，凯南更多地加强调用政治手段进行遏制而非使用过多的军事手段遏制苏联。虽然政府高层也认为苏联主要是以“战争之外的手段”威胁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安全，但他
们却十分重视军事手段的作用，政治和军事手段基本上是旗鼓相当的。特别是在东西方对
抗加剧的形势下，杜鲁门政府更为强调军事手段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危机”和第一次柏林危机之后，美国和西欧国家开始积极筹划建立西
方军事同盟组织北约，而凯南则极力反对建立北约以及反对美国加入该组织，凯南认为这
既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苏联对西欧不构成现实的军事威胁，而且又不利于美国同苏联谈
判解决欧洲问题，从而使欧洲分裂的局面固定下来，并且会使“解放”东欧和苏联的难度
变的更大，尽管后来他也承认北约能给西方世界一些心理上的安慰作用。
而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等一系列世界政局所出现的巨大变化使得凯南与政府高层在对外政策上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加之凯南与新国务卿艾奇逊之间的
不合，前者于1949年底辞去政策设计室主任一职，由主张对苏采取强便路线和重视军事手段的保罗?尼采接任该职。尼采上任后起草了关于美国利益、安全、威胁和可行的反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该文件的出炉，标志着美国遏制政策出现转向。
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在界定美国利益方面与凯南的分歧并不大。也就是说，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在界定威胁和使用何种手段时却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凯南认为美国应该避
免西欧、日本这些工业-军事中心免于落入苏联之手，至于世界上其它地方，只要他们缺乏
显示其敌意的手段，那么就不对全球稳定构成什么威胁。而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却认为，“克里姆林宫主宰下的地区的任何进一步实质性扩张，都将造成一种可能性：无法组建任何足以用更大力量对抗克里姆林宫的联盟”；“现在对自由制度的进攻是世界性的，而在当前权势极化的情况下，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就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败。”由此可见，凯南强调的是重点防御，而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则强调的是全面防御。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美国人介入进了朝鲜战争。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从另一方面也证
实了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中若干最为重要的结论：“所有利益都同等地至关重要，力量对比的任何进一步转变不管多么微小，都可以颠覆战后国际关系的整个结构。”华盛顿认为，如果美国坐视不管的话那么美国在其它地方的可信性就会受到怀疑。因而对于一个仍
在痛惜“失去”中国，仍在反思慕尼黑“教训”的国家，无论朝鲜的战略重要性究竟如何，它都很快变成了美国决心的象征。对此，凯南也认为，“如果这些事态发展以一种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我们自己的目的和威望的方式进行，那就将很少有任何不会因此受到恶性影响
的东西方冲突场所。”杜鲁门总统也在1950年9月的一次全国广播电视讲话中说道：“如
果攻击被允许在朝鲜获得成功，这就等于公开邀请在其它地方进行新的攻击…如果其它地
方的自由被消灭，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维持我们自己的自由。”
可以说从1946年凯南八千字电报到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68号文件的出炉，遏制战略完成了从提出到形成全球遏制的过程。从这个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线索和前后区别。凯南的遏制理论是在认为苏联不会发动全面战争这个基本估计之上，提出美国可以主要在
重点地区，主要用非军事手段实现遏制的观点。但到1949年底，由于国际局势的某些变化，全球性军事遏制理论开始提出。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便是这一思想的最主要代表。但全球军事遏制战略的最终形成和推行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至此以后的美国外交便是
以全球性的、强调军事手段的遏制为主。
然而美国是个从不缺乏持不同声音者的国家。依据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制定的遏制战略还是遭到了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和前总统赫伯特?胡夫为主的共和党“单边主义者”的质疑。麦克阿瑟认为美国没有将冷战的主战场放在亚洲，他斥
责杜鲁门政府为“这帮亲欧分子”。俄亥俄州的国会参议员塔夫脱则认为持久的有限战争将带来种种危险，而它们之中包含的战略主动权的丧失更将会导致种种祸患。前总统胡夫则
认为任何在大陆战场同共产党军队交战的企图都不仅会使有限的经济资源更加短缺，而且
还“会使数百万美国小伙子丧命，并且以西方文明的这个攻不破的堡垒精疲力竭而告终。”胡夫主张整个欧亚大陆可以处于苏联主宰之下，同时不给美国安全利益造成重大伤害，用
他的话说就是：“他们无法兵临华盛顿，如同我们无法兵临莫斯科一样”。便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之下，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四、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遏制政策
除去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外，可以说艾森豪威尔对杜鲁门的遏制政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满。在其出任总统之前，作为北约最高司令的他一直负责实施杜鲁门政府的欧洲战略。而这位
二战名将之所以要参加1952年的总统选举，有如下几个原因：不想让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者塔夫脱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担心杜鲁门的国内政策会导致美国的社会主义；两党制的
生存需要结束20年的民主党统治。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总统依靠认同前任总统的政策而造就自己的辉煌，艾森豪威尔也不例外。国内和党内的压力促使其不得不在外交领域
与其前任拉开距离。而对凯南遏制政策批评最多的杜勒斯也因此走上前台，被艾森豪威尔
提名为国务卿。
早在帮助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之时，杜勒斯便不断攻击凯南和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指
责它是“消极的、注定要失败的和不道德的”战略，因为遏制战略承认了战后现实，承认
苏联对“被奴役人民”的统治。他提出应以“解放”政策取而代之。在1953至1959年担
任国务卿期间，杜勒斯多次攻击“遏制”战略，鼓吹“解放”政策。简言之，杜勒斯的
“解放”是作为凯南“遏制”的对立面和替代物提出来的。由于对凯南遏制思想的批判，
杜勒斯在其任国务卿期间没有重用这位国务院里的头号“苏联通”。凯南因而脱离政界，回母校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与讲学。在1953至1959年杜勒斯担任国务卿
期间，除了1953年4月凯南应杜勒斯的要求向他谈了自己对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认识，以及1954年给杜勒斯起草一份关于拉美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的讲话稿之外，杜勒斯没有向凯南征询有关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尽管“解放”是作为“遏制”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但两者并不是完全的对立、互不相容。
从本质上讲，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杜勒斯“解放”政策主张的目标是“解放”受苏联
“奴役”的人民。具体而言就是要把苏联的影响从包括东欧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推回去”，与此同时也要努力改变苏联的现存制度，“解放”苏联人民本身。杜勒斯在1952年5月19
日《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美国的目标不能“仅仅是把苏联共产主义限制在目前
的范围内，…美国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最终恢复至今受莫斯科控制的亚洲和欧洲国家的真正
独立，我们不参与旨在承认苏联在对它目前控制下的国家的独裁统治之行为。”在杜勒斯看来，“遏制”不同于“解放”，它仅仅是限制苏联的影响范围，而不努力使“被奴役的人民”获得“解放”。正如杜勒斯在1953年1月15日于国会作证时所说的:“仅仅就限制俄国的
政策本身就是一个不高明的政策，而且它还是一个必然失败的政策，因为一个单纯防御的
政策绝对敌不过一个侵略的政策。如果我们唯一的政策是原地不动，我们将被击败。只有
保持着解放的希望，只有利用一切的机会，我们才能终止这个笼罩着全世界的可怖的威胁，这个威胁强迫我们去作如此可怕的牺牲，使我们对未来存有如此大的恐惧。”
遏制思想从字面上来解读的话的确是指把苏联的影响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意思。而且这
也正是杜勒斯对遏制含义的理解。然而，从凯南的八千字电报和X文章中不难看出，遏制
的目标比把苏联的影响限制在一定的范围这一含义要广得多。大致归纳起来，凯南的遏制
思想的目标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阻止苏联在战后进一步扩张其势力，将其影响限制在
二战结束时的范围内，维持战后现状。为此凯南主张美国要“长期、耐心、坚定和警惕地
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以及“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人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地方，以
坚定不移的反击来对付他们。”因为当时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凯南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尤其强调遏制思想的这一层目标，且重点是防止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战后初期处
于混乱状态的西欧和日本落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从这个层次的目标来看，遏制思想的确是
防御性的、被动的和维持现状的。但是，这仅仅是遏制思想的一个目标，更确切地说是遏
制战略第一阶段的目标。凯南遏制思想第二个层次的目标是促进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
发展，瓦解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大大削弱苏联的力量。自从19A8年夏苏南公开分裂之后，凯南不断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促进苏联同其东欧盟国的矛盾。1961年凯南出任美国驻南
斯拉夫大使，更是为了致力于鼓励东欧国家的独立倾向。凯南从未认为东欧应受苏联的控制，也不承认欧洲分裂是永久性的。相反，他在1949年7月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未来
统一的欧洲应包括东欧国家，不应当把欧洲分裂看成是经久不变的。而凯南遏制思想的第
三层次目标便是使苏联的内政、外交朝着西方希望的方向变化。凯南在其X文章中说得很
明白:“美国要促进那种最终必将导致苏联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转化的趋势发展。”另外，1951年他在《外交》季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明确阐述了美国遏制苏联的目标。凯
南在文章中指出，美国所期待的未来之俄国应有下面三个特征：一是产生一个同今天美国
人所了解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政府，“它在同别的国家和民族的交往中宽宏大量、交流信息而又真诚坦率的”，不再坚持要推翻与自己不同的政权体制，不再认为外部世界对自己“居心厄测”，等等。二是不实行“极权主义”，不要对内滥用权力。三是承认民族自决权，不要
把统治强加在其他民族的头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凯南的“遏制”和杜勒斯的“解放”从根本上来讲，所要达到的目标
都是一致的，只是“遏制”更为强调苏联内部有“衰败的种子”，其衰落的必然的事情，而西方世界所要做的便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而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则更多的强调美国
的国际道义，认为美国应负起全球领导者的责任，对于那些处于苏联控制的国家美国应主
动出击，帮助他们摆脱苏联的控制。可以说遏制思想在实现目的的方式上更侧重内因，而
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则更注重外因。但双方在最终目的上可以说是一致的。
可以说在艾森豪威尔时期，遏制思想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依旧很大。1953年艾森豪威尔组织
班子研究制定关于其对外战略的“日光浴计划”时，凯南所领导的一个小组提出的政策建
议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所首肯，尽管最后制订的战略综合了其他方面的意见，但凯南的政策
建议还是被采纳，成为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五、遏制思想与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对外政策
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担任总统时期美国的外交思想依然是传统遏制思想的继续。遏制思想对
美国外交的影响可以说也越来越深入，其思想系统本身也越来越全面。肯尼迪政府中对外
政策的设计师、六十年代初担任政策计划室主任以及后来成为约翰逊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
的罗斯托也感觉到了凯南遏制思想之持久的影响力，认为凯南的理论是一种“长远的想法”，它集中了战后美国领导人观察战后初期苏联的行为所得出的“印象与判断”，是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尽管不是“唯一的因素”。
早在肯尼迪就职演说之时，他便称遏制战略为和平战略。肯尼迪认为冷战开始时遏制战略
是建立在美国当时处于两个垄断的前提和基础之上的：美国垄断了核力量；可以对外进行
资本输出和提供技术援助。然而此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美苏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后，原有
的遏制战略失去了基础，遭受到了破坏，现如今的美国只有另辟途径来实现遏制战略所要
达到的目标。因而肯尼迪对于遏制战略的调整是依据美国丧失核优势和在与苏联的对抗中
逐渐处于劣势地位而制定的。
二战后的苏联通过努力，不仅很快恢复了国力，而且迅速成长起来。1949年苏联爆炸了自
己的第一颗原子弹，至此结束了美国的核垄断。1957年10月4日，苏联人更是赶在美国
人之前将世界首枚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太空。苏联人的这一举动使美国人在感到震惊的同
时也产生了一丝恐慌。美国人在此之前认为自己的科技水平独步天下，现如今他们才知道
原来苏联人迎头赶了上来。苏联人可以把卫星送上太空，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可以将原子弹
投向美国。除此之外，苏联在战后的崛起也为其它刚摆脱殖民统治独立不久的新兴国家提
供了榜样作用，并且苏联对于这些国家的援助势必会造成美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在第三世
界国家中的孤立。
面对这样一种不利局面，肯尼迪认为，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为了在国际事务中责无旁贷
地发挥美国的作用，我们有必要重新检查和调整我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所有手段。
为此，他认为美国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必须对美国的政治、经济进行改革。凯南在1951
年4月的《外交》季刊中曾这样说道：“没有不可消除的弊端，好比黑暗，如果你用一道
强烈的光去照射，它就会消退…要是我们用的是一种微弱的烛光，多数物体就会投出比它自身更大的影子。反之，要是我们的烛光是一道强烈的光，那么可以确信，它的光芒就会透过俄国的内室，最终起到驱退那里的黑暗的作用。任何铁幕（即使在西伯利亚最偏远的角落）也阻止不住这一消息的传播：美国业已摆脱了不团结、混乱和疑虑的枷锁，重新获得了希望和决心，并满怀热情和明确的目标去履行它的各项任务。”为此，肯尼迪强调“要以一种最有利于看待民主制度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令人信服的向全世界报道我们的情况。”而出兵越南，对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而言，是于1947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总方向一致的。他们认为，越南战争只是为表明侵略无利可图而采取的一长系列步骤中的又一步。约翰逊总统对此解释道：“我们当今在东南亚面对的挑战，与我们曾在希腊和土耳其、柏林、朝鲜、黎巴嫩和古巴勇敢地面对并以实力对付了的挑战并无二样。”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卷入越战的诸多因素中，遏制思想在美国决策层的脑中挥之不去。
在肯尼迪遇刺身亡，约翰逊继任总统后，后者基本上延续了前任的政策，而肯尼迪时期的大量高级官员也在政府中继续任职。随着南越的不断败退，约翰逊政府加大了对越战的投入力度，并于1965年2月下令实施“滚雷行动”和向岘港派遣海军陆战队，越南战争开始一步步走向美国化。对于自己的越南政策，约翰逊在1967年3月写个杜鲁门的一份信中这样解释道：“今天，美国又如同你当年一样再次参与帮助去击退武装的恐怖分子。有些人认为那样做代价太大，但我们的人民从来就明白，自由是不可分割的。”由此看见，约翰逊在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上是个杜鲁门主义者。但美国在越南的失利却印证了凯南1950年在芝加哥大学演讲中的一段话：“我们跌跤最多、摔得最痛的那些事例看来都和军事有关。有时是因为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分析得不对头犯得错误。因为我们往往过分强调军事因素而忽视政治因素，其结果是我们所作的反应过分军事化了。”
可以说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外交战略与杜鲁门的遏制战略、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战略从本质上而言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为达到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手段有所差异而已。而且简单地概括起来说，1950-1968年间，美国的对苏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强调使用军字手段、外
部压力和相互对抗。这也是凯南批评美国政府的主要方面，在凯南看来，政治手段的遏制比军事手段的遏制更为有效也更为符合美国的利益。
六、尼克松、福特时期的遏制
尼克松上台之际，美国的外交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二战后一批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苏联国力的不断增强，西欧和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红色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自己深陷越战泥潭，冷战初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旗帜鲜明的对抗局面已渐渐发生改变，美国政府先前制定的全面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也随之变得不符合现实的要求。全面遏制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认为对共产党的全面遏制政策是建立在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基础上的，认为世界上只存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势力，如此一来便把原本复杂的世界简单化了。因为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美国人认为，但凡苏联人支持的，或者有一丝共产党支持的影子，那么它就有可能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因而美国需要与之对抗。这样，便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纳绑上了美国制衡苏联的战车，使得美国力量过于分散，处处受到牵制。另一方面，全面遏制是建立在二战结束后美苏两级对抗的基础上的。因为战争的原因，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未从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中恢复过来，从而形成了美苏两国独大的局面。但到了60年代，随着西欧、日本在经济上的恢复，红色中国的日益壮大，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纷纷独立使得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合作变得日趋复杂。美国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能力有限，若继续再以单纯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划分敌我的话那将外内政外交方面面临更为严峻的问题。因而美国战后制定的遏制政策不得进行修改，使其在外交上更为灵活。
尼克松对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僵硬地奉行全面遏制共产主义的外交政策极为不满。因为僵
硬的遏制政策使得美国处于对抗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第一线，将遏制政策建立在两大阵营全面对抗的基础之上，并把军事手段看成能够执行这一政策的主要手段，忽视了盟国的合作。因而这些都极大限度地限制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灵活性。这些都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而在尼克松看来，其实遏制政策与确保美国行动的灵活性并不冲突，遏制政策与确保美国外交的灵活性其实并不矛盾，而应着眼于国家利益，在均势的基础上使美国强大起来，并且能够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来支配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最终形成一个有利于维护每股在世界山领导地位的均势格局。
正是在这种将均势引入遏制思想的指导下，尼克松政府做出了如下战略分析：1、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大于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矛盾。2、美国想要从越南抽身并抵消苏联威胁就必须联合中国。3、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过度消耗了自己的力量，现在要想遏制强大的苏联就必须利用盟国和中国来制衡苏联，并阻止苏联趁美国衰弱之际进行军事冒险。这便是尼克松政府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遏制政策。
“尼克松主义”便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孕育而出。它的实质就是增加美国应对第三世界“代理人战争”的灵活性，用美国的“代理人战争”来对付苏联的“代理人战争”，让自己的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弥补美国力量的不足，从而达到巩固第三世界阵营，遏制苏联在这些地方继续扩大影响的势头。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将“尼克松主义”视为美国力量衰弱的产物。他们认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美国力量的衰落，美国无力承担过重的海外义务，因而只能收缩战线以便集中力量保卫自己的主要利益，而“尼克松主义”就是这种收缩战略的具体体现。
然而，不能据此就认为尼克松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就意味着其放弃战后初期美国所指定的遏制政策。因为在尼克松的心中，苏联仍然是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他的对苏缓和政策只是对遏制政策的补充，应该说与遏制政策是相辅相成的。尼克松把缓和分为两类，一类是强硬的缓和，另一类则是软弱的缓和。所谓强硬的缓和，就是把缓和与遏制联合起来，这并非一个协定，不是在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达成的条约，更不是所谓的绥靖。尼克松认为：“我们的政策必须把缓和与遏制联合起来。没有遏制的缓和将导致绥靖，而没有缓和的遏制将导致不必要的对抗并腐蚀西方人民支持遏制所需要的武器预算的意志。联合起来，它们就能够导致对苏联的遏制与和平竞赛。”
尼克松时期政府外交政策的总体框架便是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遏制政策。它与之前美国政府的遏制政策有着同样的目标，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尤其是苏联力量的扩张，但是在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法上却根据当时的局势做了很大的改变。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遏制政策希望能够依靠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营造一个由美国支配的国际均势体系。从而达到维持美国在世界上霸主地位的目的。“尼克松主义”的出台，同时也标志着美国从战后结束的以军事遏制为主，转而向以政治、经济手段遏制为主的冷战新时期。七、卡特时期的遏制思想
1977年，吉米?卡特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对于他而言，遏制，这个在过去30年间一直支配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思想，到了改变它的时候了。在卡特的首次国际事务重要演说中，他宣布超越的时候已经到来：超越“苏联扩张近乎必然但必须予以遏制”的信念，超越“对于共产主义的狂乱恐惧，那曾经导致我们拥抱任何同我们一样持有这恐惧的独裁者”，超越“采纳我们对手的那些多有缺陷和错误的原则、有时放弃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而改用他们的价值观”的倾向，超越又越战产生并“由我们某些领导人秘而不宣的失败主义加剧了的信任危机”。卡特断言：“这是个新的世界，但美国不应该害怕。这是个新的世界，我们应当帮助塑造它。这是个新的世界，要求有一种新的美国对外政策——一种基于其价值始终庄重体面、基于我们的历史眼界乐观前瞻的政策。”
但是，三年之后，卡特却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他将美苏关系描述为“决定世界会在生活在
和平之中还是会被全球性冲击吞没的最关键因素”，同时赞成性地回顾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遏制努力，要求采取导向恢复征兵制和解除对情报收集能力的“无理制约”的步骤，表示决心让苏联人“为其侵略付出具体代价”，这些都表明关于遏制政策已经寿终正寝的种种报道其实是夸大了。
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卡特的外交政策时说道：“卡特总统力图在没有遏制的情况下实行缓和，其结果是一场灾难。苏联人扩大了他们在阿拉伯半岛、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支配地位，教训是明显的。我们的确能够影响苏联的政策，但是只有在他们认识到我们将会对他们的政策有所反应时才能办到。如果我们阻碍他们前进，他们就会选择节制和谈判。如果我们让1英寸，他们就会进1000英里。”
总体而言，卡特从理想主义出发，鼓吹“人权外交”，放弃遏制战略，希望恢复美国的国际荣誉，但因其重点不突出、四处开花，收效甚微，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虽然卡特在其执政后期提出实行“新遏制政策”，但为时已晚。
八、里根时期的遏制政策
里根是美国冷战时期的最后一位总统，而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对苏联发动和实施了瓦解战略，从而促成了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虽说苏联的解体有其自身的原因，但这也印证了凯南在二战之初的预言: “苏联政权自身存在着极大的弱点和缺陷”，“身上带有衰亡的种子”，“要是发生什么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事件，那苏联便可能在一夜之间从最强变成最弱而最可怜的国家社会之一”。
里根时期的外交政策，摒弃其前任卡特总统的理想主义，转而采取现实主义。里根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措施，强调恢复美国的军事实力来与苏联对抗。并且提出以现实主义、实力和对话为原则的对苏政策，在第三世界支持“民主力量”用以抵制苏联的影响。里根从宣誓就职开始就同时追求两个目标：一、抵抗苏联地缘政治的压力，直到其扩张主义的进攻势头受到遏止并扭转为止；二、实施重建军备方案，遏制苏联的战略优势，并且使得苏联的战略优势转变为战略负担。
里根在1986年3月14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到：“自杜鲁门政府以来，美国各届政府对苏联的政策都是以遏止其扩张为目标。今天，这一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系重大和更加重要。”从根本上讲，里根时期的遏制思想同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遏制苏联对西方世界构成的威胁上是一致的，只是它们在大的背景上有所不同。自戈尔巴乔夫上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一心想把国内经济搞好，因而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一直采取克制和忍让态度，想以此换取一个较安定的国际环境，以利于苏联国内进行的改革。而里根则看准了苏联无法兼顾内政与外交、改革与争霸的弱点，频频对苏施压，企图逼苏下决心进行战略收缩，对美国作出较大的让步。
一般认为，里根的新遏制主义比以往的遏制主义更具有进攻性和冒险性。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初，遏制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将苏联的势力控制在苏联本土及东欧内，确保其它地区不落入苏联之手，美国参加朝鲜战争便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确定的。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美国的这一目标可以说并未实现。除东欧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四处开花，就连美国自家的后院古巴也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面对原有遏制政策的弊端，里根的新遏制政策更强调其进攻性，认为消极的防守并不能遏制住苏联的扩张势头。
里根批评他的前任们将缓和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基础。里根认为扩张主义的苏联成为一切正在发生的动荡的根源，这是导致第三世界动乱的根源。里根强烈谴责苏联和古巴支持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权，指责桑地诺政权不但压迫本国人民，而且支持邻国的动乱。里根表示：“对自由战士的支持就是自卫，这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联合国宪章是完全一致的。”1986年3月，里根向国会提交了名为《自由、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的
咨文，把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政策扩大到支持第三世界一切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战士”。这一思想便是所谓的“里根主义”。
在其咨文里，里根对他的这种思想做了详尽的阐述。首先，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政策对全球
安全是有害的，是根本改善美苏关系的障碍。“只有其它民族也能在不受国内外高压或暴政压迫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最可靠的保证。”其次，苏联在全球的扩张，危险到美国的安全，美国不仅要制止苏联扩张的野心，而且还要鼓励苏联进行自我克制。其三，美国“”反对以
任何形式出现的暴政，里根谴责“苏联式的独裁政权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威胁”。里根在咨文中反复强调美国要使用军事力量和经济活力支持自由战士，成为自由世界最坚定的盟友。苏联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美国之前的遏制政策已经过时，
里根主义标志着美国推行了反击政策，新的遏制开始了。
尽管如此，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并未有太大的改变。正如里根在1988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指出，表面上每当新政府掌权后，国家安全政策都有变化，但是“实际上，如果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的政策，可以看出很大的连续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本国的基本利益和目标几乎没有变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什在1989年总结战后美国
对苏战略时指出：“西方战后时期的大战略一直是建立在遏制理论基础上的，即挫败苏联
的扩张目标，以期待苏联有朝一日不得不面对其内部的种种矛盾。”
九、乔治?布什和其超越遏制思想
1989年1月，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准备工作，布什总统在该年
5月，依据由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专家小组的报告：《对
苏政策审查报告》，正式提出了他的对苏战略即“超越遏制”战略。布什于1989年5月12
日在德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的讲演中首次提出这一战略，同年5月21日和24日，他又
在波士顿大学和海岸警卫学院等地的讲话中对这一战略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布什声称，战
后由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范登堡、雷伯恩、马歇尔、艾奇逊和凯南等“英明人物”创立
的遏制战略已经“发挥了作用”，现在已经到了采取新的对苏战略即“超越遏制”战略的时候了。
布什之所以提出超越遏制的思想，是有其时代背景的。他在1989年入主白宫之时，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美苏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苏联、东欧形势急转直下，为
美国的“和平演变”提供了历史机遇。布什据此提出了他的超越遏制思想。这一思想的主
要内容是：在不放松对苏军事遏制的同时，抓住苏联进行改革的时机，以经济援助为诱饵，采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种手段使得东欧脱离苏联的影响，促使苏联削弱军
事力量，同美国合作解决全球范围的地区冲突，最终使苏联国内政治多元化，实行西方式
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布什的超越遏制思想不再简单地遏制苏联和东欧，而是将目标扩大
到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内部，企图把它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实现资本主义在全
球的一统天下。
从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凯南遏制思想的三大目的来看，布什的超越遏制思想和战后从杜鲁门
到里根时期美国政府所执行的对苏遏制战略及凯南遏制思想之具体内容，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这些同凯南所提出的遏制第二、三层次的目标是基本吻合的，同时也是从杜鲁门到里
根美国历届政府对苏战略所迫求的目标。阻止苏联力量的进一步扩张是战后美国历届政府
对苏战略的重要目标．也是凯南所主张的遏制之第一个层次的目标，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目标，遏制的含义并不象布什所说的那样仅仅指“简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因而，从目标上来看，布什的超越遏制思想并没有真正超越遏制，而是遏制思想的继续，如果一定要
说超越的话，那么它仅仅是超越遏制的第一个层次的目标而己。
布什超越遏制的独特之处，应该在于它提出的历史背景非同寻常。众所周知，1985年戈尔
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八十年代末，
苏联在裁减军备方面不断做出让步，甚至单方面决定从东欧撤出军队。在地区冲突问题上，苏联也同样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妥协与让步态度，从第三世界收缩力量，包括从阿富汗撤军，苏联对其东欧盟国的政策不断放松，甚至允许它们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随着公开化和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化，苏联内部也在向政治多元化的方向迈进。戈尔巴乔夫的初衷可能是想通过改革，促进苏联的发展和增强国力，但结果却是苏联权力逐步解体。因此，到了八十年代末，美国朝野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一致的认识，即：尽管它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此时苏联对美国和西方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少。苏联内外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美国和西方有望实现遏制的最终目标。1989年4月4日，遏制之父乔治?凯南到参议院作证，并且宣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使人们看到了俄国自1917年以来保持的“权力体系即今不是全部都在瓦解，至少有很多东西正在瓦解”。参议院外委会全体议员连同工作人员、几乎所有听众、其至参议院速记员一道自发地起立并进行长时间的欢呼，给予凯南从很高的赞扬。这是个最能说明美国人在八十年代末心态的例子。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布什出任总统后不久，提出了旨在促进苏联权力最后解体、以政治手段为主的超越遏制战略。
十、简评遏制思想对美国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美国的遏制战略所要达到的目标基本上得以实现。由于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为西欧和日本提供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战后这些地区都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成为美国同苏联进行争斗的坚定盟友和两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凯南所提出的确保除苏联之外的四大军事一经济中心不落入苏联之手的目标也得到实现。但是美国在五大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区的遏制政策并不十分成功，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地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并且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同苏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增强了苏联的力量。遏制政策的第二个目标，即促使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苏联的盟国与莫斯科闹独立也得以现实。从1948年苏南分裂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战后形成的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步解体，大大削弱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同时，作为苏联最重要的盟友东欧国家，战后一直在努力争取自主平等的地位，乃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完全结束同苏联结盟的关系，向西方一边倒。遏制政策的最终目标，即促使苏联政权“垮台或逐渐软化”，也由于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而最终得到实现。
但是也不能因此夸大遏制政策的影响，应该说上述国际事态的发展与美国政府所奉行的遏制思想有很大的联系。但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东欧向西方一边倒，以及苏联本身的解体，却并不是美国政策主导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东欧剧变以及苏联的解体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苏联内外政策的调整与变化的结果。实际上，遏制之父凯南同其他美国政治家一样，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巨变是没有预先料到的。如果说凯南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话，仅是在于他能认识到遏制思想最后所要实现的目标，不是美国和西方所能决定的。
遏制思想是在战后美苏对抗和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提出的，该思想的提出，影响了从杜鲁门到布什美国历届政府的对苏战略。随着苏联的解体，遏制思想的影响似乎也应寿终正寝了。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凯南的遏制思想不仅仅是一个对苏战略思想，它也是一个美国及西方世界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虽然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了巨大的挫折，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权并末因此从世界上消失，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还在继续发展之中。遏制思想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的今天，还将会影响美国和西方政府制定和执行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因而了解和分析遏制思想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