蟾蜍药用价值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蟾蜍；生物学特性；药用价值 蟾蜍俗称癞蛤蟆，广泛分布于我国各地，在动物分类上属于属脊椎动物门、两栖纲、无尾目、蟾蜍科、蟾蜍属。蟾蜍共有250多种，目前，我国已知有2个属，17个种和亚种。蟾蜍是有益动物，主要捕食甲虫、蜗牛、蛞蝓、地蚕、蝇蛆、白蚁、蟋蟀、蝗虫、蛾类、蝶类等多种害虫和小动物。最常见的有中华大蟾蜍Bufo bufogargari zans、黑眶蟾蜍Bufo Melanosti ctus Schneider、花背蟾蜍Bufo radd ei等。中华大蟾蜍分布最广，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其药用价值很高。用蟾蜍生物毒素及蟾蜕治疗临床疑难杂症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迅猛发展，蟾蜍药用价值的应用正不断深入。 1 蟾蜍的生物学特性 1.1形态特征蟾蜍身体宽短粗壮，皮肤粗糙，除头顶部无疣外，其余部分布满大小不等的疣粒。身体背面颜色变异较大，一般为黄棕色、灰绿色、黑褐色或赤绿色，略具不规则的棕红色花斑；腹面不光滑、乳黄色，有棕色或黑色斑块。头宽大。口阔，吻端圆而高，口中无齿，舌端不分又，舌能自由翻出口外，眼大而凸出，眼间距大于鼻间距，眼后方有圆形鼓膜，头部两侧长有长条形隆起的耳后腺(毒腺)1对，该腺体能分泌有毒白色浆液，即“蟾酥”。无声囊。前肢较长而粗壮，后肢粗短。成体无尾。 1.2生活习性蟾蜍喜湿、喜暗、喜暖，主要生活于池塘、沼泽、农田、宅旁、路边等处，常栖息在水沟边以及湿润的石头下、洞穴内、草丛中。白天潜伏，夜间活动频繁，常于傍晚和清晨出来觅食，特别是在阴雨天或雷雨过后更为活跃。蟾蜍食物的种类很多，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期选择的食物也不相同，其蝌蚪期主要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和微生物、腐殖质，幼蟾和成蟾主要捕食甲虫、蚯蚓、蜗牛、蛞蝓、地蚕、蝇蛆、白蚁、蟋蟀、蝗虫、蛾类、蝶类等多种害虫和小动物，有时也以鲜嫩植物为食。蟾蜍是捕食害虫的能手，1只蟾蜍日捕食昆虫上百只，半年可消灭害虫2万余只，因而对农林生产有益。其正常生活的温度为10一30℃，最适温度为15—25℃，温度过高过低均影响其摄食和生长。蟾蜍有冬眠习性，当环境温度低于15℃时摄食明显减少，环境温度在10℃以下时，它就隐蔽在土中或钻入洞穴中，也有的在池塘深水处集群停食冬眠，次年惊蛰后水温回升至10℃以上时醒眠，开始活动和觅食。 1.3繁殖特性蟾蜍是卵生动物，在水中产卵、体外受精，繁殖能力较强。每年春季当水温稳定在10℃以上时，蟾蜍便活跃起来，雌雄蟾蜍抱对交配，雌性个体产卵于水中(华东地区一般每年3月下旬至4月下旬是蟾蜍的产卵盛期)，每只雌体一次产卵量为l 000—4 000枚。卵一般成2行排列在管状胶质卵带内，卵带漂浮于水上或缠绕于水草上自然孵化，当水温为18～24℃时，经3—5 d孵出蝌蚪。刚孵出的蝌蚪形似小鱼，有侧线，全长5—6 ant，用鳃呼吸，常吸附在卵壳或水草上，不取食，靠自身的卵黄囊供给营养。2—3 d后开始采食水中浮游生物及其他有机物碎屑。孵化后25—27 d后肢开始伸出，并逐渐延长，随着后肢的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
蟾皮和蟾蜕脂蟾毒配基含量测定与比较作者：缪珠雷，张康，杨鸣泽，周秀佳 【摘要】目的检测蟾皮及新发现的药用部位蟾蜕脂蟾毒配基含量并进行比较。方法HPLC检测蟾皮、蟾蜕中的脂蟾毒配基含量。结果蟾皮、蟾蜕中的脂蟾毒配基含量分别为0.011 7，0.031 3 mg/g。结论实验提示蟾蜕、蟾皮中均只有极微量的蟾毒配基残留。 【关键词】脂蟾毒配基; 蟾皮; 蟾蜕 蟾蜍是一种中医临床常用的药物原动物来源，其药用记载首见于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1]。当代本草学巨著《中华本草》记载：蟾蜍“味辛、性凉，有毒。归心、肝、脾、肺经”，能“解毒散结，消积利水，杀虫消疳。主治痈疽，疔疮，发背，瘰疠，恶疮，癥瘕癖积，膨胀，水肿，小儿疳积，破伤风，慢性咳喘。”蟾蜍全身均可入药，载入《中华本草》的有蟾蜍、蟾皮、蟾酥、蟾头、蟾舌、蟾蜍肝、蟾蜍胆[2]。其中目前临床应用广泛的药材商品是蟾酥和蟾皮。蟾酥是挤取蟾蜍耳后腺及皮肤腺中的浆液经加工干燥后得到的白色分泌物，蟾皮又称干蟾皮，是把蟾蜍采取蟾酥后除去内脏晒干或烘干而成。而近年来，在江苏海门地区又有人首先发现蟾蜍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可定期蜕下完整的角质衣膜的现象，与蛇蜕皮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之将其蜕下的衣膜称为蟾蜕或蟾衣。但蟾蜍蜕皮后往往即刻将其吞吃，一般不留痕迹，除非被人及时发现并将其截留。经观察和考证，该现象从未被古今本草文献收载，因此将蟾蜕确认为是蟾蜍的一个新的药用部位[3]，并已有人将其用于保健和一些疾病的治疗[4，5]。蟾
蜕的药用不需要杀死蟾蜍，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一有益资源，因此逐渐被人们重视。 蟾毒配基是一大类主要来自蟾蜍耳后腺和皮肤毒腺的甾族类分泌物的统称，具有很强的毒性，同时也是重要的药效活性物质[2]。由于蟾皮、蟾蜕在药材来源上具有同源性，均可能含有蟾毒配基成分。因此，我们对蟾毒配基中代表成分脂蟾毒配基含量进行了检测和比较，以期能为临床更安全有效地使用这些药材提供参考资料。 1 材料 1.1 药材蟾蜕、蟾皮由江苏海门康平蟾衣研究所提供，其原动物经上海中医药大学生药学教研室周秀佳教授鉴定，确认为是中华大蟾蜍Bufo bufo gargarizans Cantor，研钵中充分研磨后，过120目筛，置电热恒温烘箱45℃ 24 h 烘干后，制成供试样品。 1.2 试剂脂蟾毒配基标准品(上海市药品检验所)，甲醇(色谱纯)，无水乙醇(分析纯)，磷酸二氢钾(分析纯)，超纯水。 1.3 器材HP1100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公司)，色谱柱：μ-BONDAPAK C18，(300 mm×3.9 mm，10 μm)。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流动相为甲醇-0.05mol/L磷酸二氢钾(70∶30)，磷酸调pH 3.2，流速为1.0 ml/min，检测波长为296 nm，柱温为25℃，理论塔板数以脂蟾毒配基基峰计不低于2 000，进样量20 μl。见图1。 2.2 对照品溶液制备精密称量脂蟾毒配基标准品1.62 mg，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R obert D.Retherford Minja K im Choe Chen Jiajian 李希如 崔红艳 【内容摘要】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2000年人 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22,明显存在漏报。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本文利用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和胎次递进比方法分析了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过程,认为2000年总和生育率最准确的估计应为1158。通过分解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认为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下降,2/5归因于结婚年龄的推迟,3/5归因于婚内生育率的下降。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胎次递进比 【作者简介】 R obert D.Retherford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负责人,高级研究员;Minja K im Choe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Chen Jiajian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李希如,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地理环境处处长;崔红艳,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人口普查处副处长。1 引言 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登记的出生人数计算,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 asfr )为每名妇女平均生育1122个孩子(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但是,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论,有的估计数字为每名妇女平均118个孩子。为了更好地评价生育率状况,我们分别采用了“亲生 子女法”(own -children )和“生育史重构法” (birth history reconstruction )来研究1990年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每种方法都为普查之前的年份提供了两种生育率趋势的估计(每次普查一种)。这两种趋势在1986～1990年彼此交叉。如果数据完全准确,这两种趋势应该在交叉期间刚好重合。然而,事实上并 未重合。对这种未重合现象的分析为评估1999年和2000年的TFR 提供了基础。 本文讨论的生育率不仅包括年龄别生育率(ASFR )和由ASFR 计算的总和生育率(TFR ),而且包括时期胎次递进比(PPPR )和由PPPR 计算的总和生育率(TFRpppr )。利用这些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还试图评价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多大程度是由目前结婚年龄的推迟造成的,多大程度是由婚内生育率的下降造成的。我们还分析了分城乡、分教育程度、分民族和分迁移状况的生育率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变化情况。2 背景 10年前就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TFR 在1990年代初就降到每名妇女生育211个孩子的更替水 平以下。当年,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变化似乎极不寻常,因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例如,Feeney 和Y uan 1994,Z eng 1996;Y u 和Y una 1996)。后来的一些调查以及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TFR 持续下降,从1991年的118降到2000年的11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2年,G uo 2003,Zhang 2003)。但是,还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各种调查和人口普查中都低报了出生人数,有人认为,2000的TFR 约为每名妇女生育118个孩子(Z ai 2003,Zhang 和Cui 2003,Y u 2002)。 一些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基于对现有生育率调查和1990、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提出,即使把历次调查和人口普查中低报的出生人口计算在内,生育率也确实非常低(G uo 2003,Zhang 2003)。G uo (2003)认为,就算这些原始数据经过调整、加上20%漏报的出生人数,TFR 仍然到不了 第28卷第4期2004年7月 人口研究 V ol 128, N o 14 July 2004 3 Population R esearch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 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 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 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浅谈中国人口的现状及解决办法 记得我上小学时，学校开了一门课《社会》，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国家的人口，民族，语言，省份等常识。当初对数字还没什么印象，当老师提及中国有数十亿人口时，我们在老师的惊呼中在脑海中留下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的浅浅的印象。至于这个“大”所折射的含义，当初根本没有概念，随着中国人口的发展，现在也只能对这个“大”做浅浅的分析和理解。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毋庸赘言，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理性的认清中国到底存在哪些人口问题，也即中国人口的现状是怎样的。 现就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来一窥中国人口的现状。 一、人口数量。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我国热口基数大和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净增数仍很大。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年-2020年期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二、人口素质。中国政府加大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力度，不断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得到很大提高，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明显下降。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减少。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得到有效的监测和控制，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从总体上讲，中国人口健康素质仍然不高。数以千万计的地方病患者和残疾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防治艾滋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中国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中国普及九年义务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粗文盲率等数据均显示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逐步下降。但是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粗文盲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以下的水平；二是大学粗入学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三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三、人口结构。从人口年龄结构看，第一，当前中国人口社会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也给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多。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这对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根据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中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第三，从人口性别结构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四、人口分布。从城乡分布来看，全国城镇人口低于下面缓存人口比重。近年来，由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人口城镇化率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采取多种措施和合理规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努力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却严重滞后，亟待完善。庞大的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成巨大压力。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制约着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困难。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田雪原《人民日报》（2009年12月4日07 版）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加速推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以降低生育率为主旨的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社会上对我国人口政策还有不同看法和一些猜测，需要澄清；同时，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历史的足迹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出生率上升到37.0％。，死亡率下降到14.0％。，自然增长率创下23.0％。的新高。这表明，在短短的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就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随后迎来第一次生育高潮。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三次会议（扩大）的讲话中，提出抓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的设想，展露出新中国人口政策的雏形。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在10年“文革”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 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人口发展已经结束了高增长的历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 （一）人口总量的发展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中国育龄妇女与生育现状及人口走向研究报告 194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并未如期出现，出生人口整体呈下滑趋势。1950-1958年为我国第一轮婴儿潮时期，期间年均出生率35‰最高但人口基数较小，出生人口年均2100万，主要是建国后生育政策鼓励、经济社会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等因素促成。1962-1975年为第二轮婴儿潮时期，期间年均出生率33‰小幅下调但人口基数有所扩张，出生人口年均2628万，该婴儿潮出现主要与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的补偿性生育和文革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有关。 1970-1977年间出生率从33‰降至19‰，1977年出生人口仅1798万，主要受1970年代的“晚稀少”政策影响。1981-1991年为第三轮婴儿潮时期，年均出生率为21‰，出生人口年均2260万，本质为第一次婴儿潮的回声。中为咨询发现1991年之后出生人口逐渐降至2003年的约1600万。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而并未如期，二胎政策开放后，2014-2016年出生人口短暂回升，2019年出生人口数继续下滑为1456万人。 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 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
1991年至今生育率在地位徘徊，养育成本提高约束生育行为，总和生育率走向低迷。总和生育率是指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子女数，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同时左右着人口总量的变化。一般来说，总和生育率小于2.1时，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及其伴侣数量。 1949年以来，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经历了迅速上升（1950-1957）、大幅下降（1958-1961）、猛烈反弹（1962-1963）、高位整理（1964-1971）、逐渐下降（1972-1990）、低位徘徊（1991至今）六个阶段，2018年总和生育率为1.52，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生育水平保持低位。根据生育理论与中为智研分析，我国生育率下降受死亡率、生育需求和生育意愿等因素的影响。而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主要是受到生育成本约束。 住房、教育、医疗等持续提高的直接成本，“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下的高机会成本，均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总和生育率将维持走低态势。 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 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 育龄妇女规模逐年下滑，叠加低生育率下预计出生人口情况持续低迷。根据国家统计局与中为咨询整理的数据显示，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与20-34岁
我国的人口现状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梁辉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一场移风易俗的革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群众性工作。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从53年提出到现在，经历了一个曲折、悲壮、辉煌的历程。所谓曲折，就是在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上有过反复，在工作指导上发生过偏差和失误；所谓悲壮，就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通过国家意志推行计划生育，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增长，广大育龄群众作出了惨烈的奉献和巨大牺牲；所谓辉煌，就是通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计划生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少生4亿人，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我国的人口发展变化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截止2009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2亿人，约占世界的1/5，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数量的总和，目前我国仍以每年600万人口缓慢增长。从夏朝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口发展先慢后快，先后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夏至西汉末年，人口由1355万增长到6000万，是一个缓慢增长时期。 第二个时期，从西汉末年到清朝初期，人口一直在6000-8000万之间绯徊，是一个上下波动，徘徊不前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从“康乾盛世”到1949年，是人口迅速增长，直线上升的时期。1684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1762年达到2亿，1789年达到3亿，1835年达到4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达到5.4亿。 建国后，中国人口数量扶摇直上，先后出现三次生育高峰： 第一次生育高峰，1950年-1958年，总人口由5.5亿增加到6.5亿，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8。 第二次生育高峰，1962年-1973年，总人口由6.7亿增加到8.9亿，妇女总和生育为6.18。 第三次生育高峰，1985年-1993年，总人口由10.5亿增加到11.8亿，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8。 二、当前中国人口态势的主要特征 1、人口基数大。全国总人口已达13.2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 2、人口素质总体不变。我国15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12.9%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5年， 高科技人才仅占总人口的0.8%，万人中技术人员数量是发达国家的1/500，在校大学生占适龄人口的比重为1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9%，我国人力资源总体水平居世界106位。
中国人口增长的中短期和长期趋势预测数学模型 【摘要】 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的预测问题始终是关系到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首先，本文就近几年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进行“生存——生育”双因素 分析，按照人口性别分类，考虑老龄化进程、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及乡村人口城镇 化等因素，根据近几年城、镇、乡的统计数据，建立基于概率方法的Leslie矩阵，利用Matlab软件进行编程求解，对中国人口进行了中短期预测。 其次，在对人口进行长期预测时，引入净再生产率（NRR）和总和生育率（TFR）。 根据已知数据计算出1994—2005每年的NRR和TFR，通过曲线拟合预测出未来 的TFR趋势。而各年TFR的变化是由相应年各年龄女性生育率的变化引起的，各 年龄女性生育率的变化比例即是TFR的变化比例，得到新的生育率，即得到了新 的Leslie矩阵，计算出该Leslie矩阵的唯一的正的特征根λ，当λ接近于1时， 则人口趋于稳定。此时求得各年人口预测的新的Leslie矩阵，利用新的每年Leslie矩阵连乘，并乘于2005年各年龄人口数向量，则可预测中长期人口数量。 主要问题结论： 1、对中国人口增长的中短期进行预测。 首先以2001年人口数据为基数，对2002年—2005年进行预测，并与真实 年份（年）2002 2003 2004 2005 预测总人口数（万人） 实际总人口数（万人）128453 129227 129988 130756 相对误差（%） 虑各年份生育率的影响。 其次，由上表可知模型较为准确，可以2005年人口数据为基数，利用模型 年份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预测总人口数 （万人） 年份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预测总人口数 （万人） 的变化得到每年各年龄女性生育率的变化，运用新的生育率得到该年的Leslie 矩阵，计算出该Leslie矩阵的唯一的正的特征根λ，当2033年λ较为接近1时， 则2033年后人口达到峰值趋向稳定，且此时NRR2033年=，亦接近于目前发达国家 的NRR指标。此时利用各年的Leslie矩阵以及Matlab软件计算可得长期人口预 测值。 由此可知，中国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 NRR接近，可使中国未来的人口 数量保持稳定趋势。
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 作者:翟振武 在人口的变化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最引人注目。从1973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直接目的就是降低人口增长率，翟振武减缓人口规模的扩大速度。如今，经过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是，由于巨大的人口惯性，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在以每年1000万以上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作为生育率下降的后果之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却出现了老龄化的趋势。无论是人口总量的继续扩大，还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对未来的中国都是严峻的挑战。而且，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老龄化还是一对矛盾。人口数量控制越严格，人口老龄化速度越快，老龄化状况越严重。如果放弃人口控制政策，令生育率反弹和上升，人口总量虽然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却会因此而减慢。面对人口规模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我们该如何清醒地认识这对矛盾，明智地选择应对政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而急迫的问题。 1人口总量与人口年龄结构的矛盾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等多家单位的预测，即使保持目前生育水平不变的话，中国人口的增长还要持续40年左右，到2040年达到高峰值15.4亿左右，才能实现零增长及负增长（见表1）。也就是说，尽管资源在短缺，环境在恶化，但庞大的人口规模压力在21世纪的前40年，不仅不会减轻，反而会进一步加重。中国大陆人口总量还要在现有规模上再增加近3亿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口总量预测的假定条件之一是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1.86左右）。这是一个实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政策条件下的预测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如果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作为衡量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我们看到，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左右，中国刚刚跨入老龄社会的门槛。以后，这个比例呈加速上升状态。2010年为8.38%，比2000年提高约1.4个百分点，而到2030年以后，老龄人口比例在10年内提高近7个百分点，从2030年的14%快速上升到2040年的20.9%。在全社会中，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口的数量从2000年的近9000万人上升到2040年的2.9亿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2000年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总和（1.6亿）的2倍。以致近年来，“中国将成为国际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
对全国总和生育率及未来人口增长趋势的推算与建议 甘计生 总和生育率（TFR）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总和生育率将特定时点上全体妇女的生育率综合起来，以一个数字来表示。实际上，它就是假设一个妇女在整个育龄期都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她所生育孩子的总数。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国的总和生育率显著下降，取得了计划生育的重大成就。但是近来，有很多专家学者，担心总和生育率下降远远超出人类自身的更替水平，引起了“人口安全”问题的担忧。《我国人口结构蜕变面临四大严峻挑战》（https://www.doczj.com/doc/de9698089.html,/popinfo/pop_docxgzl.nsf/v_gwbc），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激发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而焦虑。此前，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专家教授们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何时进行调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曾毅、蔡昉、胡鞍钢、穆光宗等，他们认为防止人口负增长是防止中国未来经济衰退的底线，主张2006—2010年之间是实施“二孩晚育软着陆”的最佳时期。以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民大学部分教授为代表的教授却主张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坚持长期不变，如：魏津生、翟振武等，他们的代表文章有，魏津生：力控人口规模中国计生政策应长期保持不变（https://www.doczj.com/doc/de9698089.html,/rklt/rkyjhsyyj/t20061008_143042645.html），他们认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十一五”不能动摇，“十二五”都不能改变，认为现在提高生育率就是增加将来的老龄化。认为中国的人口压力巨大，放松不得。
人口社会学论文 从人口社会学角度看中国一对夫妇应生孩子数———黄泽炀 社工1103 摘要：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人口规模问题一直是人口学家、政治家和学者们高度关注的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甚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规模问题又与人口结构问题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率是否还需要继续下降？中国人口结构问题是否已取代人口规模而成为中国的首要问题？人口老龄化会成为我们的包袱吗？—————直接问题：中国应怎样调整计划生育？中国一对夫妇应该生几个孩子？ 关键字：人口社会学计划生育二孩人口政策 正文： （1）.中国人口现状及其问题： 一、中国人口增长问题：人口总数大，低生育率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 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二、中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计划生育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人口竟大崩溃 当2011年4月底，2010年人口普查初次公报出来时，不少人疑问：“为什么不公布总和生育率数据，难道太低了不好意思公布？” 这个数据悄悄的出来——《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出版，其显示中国2010年总和生育率仅有1.18。这么低，令人恐怖啊！人口是民族和国家的生命载体、实力载体、竞争力载体和力量之源，人口最终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总和生育率，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来说是多么重要的数据，但是，一周过去了，没有一份报纸报道它，也没有一个网站提它，竟然被如此轻视。悲剧，悲哀，一个决定民族与国家命运的数据竟然这样被沉默了。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 全国总和生育率倒数前五名分别是北京0.70670、上海0.73665、辽宁0.74090、黑龙江0.75140、吉林0.76000。生育率最高的前五名是广西1.78975、贵州1.74785、新疆1。52885、海南1。51265、安徽1。48155。 2010年的《世界人口数据表》显示：2010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5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5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为3.1个。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许多。 也许还有人怀疑，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生育率怎么可能那么低呢？作为世界上唯一实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国家，在全方位几十年来的计划生育单方宣传下和沉重的计划生育惩罚措施下，中国超低生育率过早的来临是十分正常的。
近年生育率并未有过显著回升！ ——对2006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的评价研究 郭志刚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问题的提出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全国人口调查结果都一致显示生育率不仅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且总和生育率（TFR）一直处于1.5以下很低水平。在实际工作和舆论宣传中，有关部门一直采取总和生育率约为1.8左右的口径，但是却并没有实际数据的支持，只能依赖于间接估计，而这些间接估计所用的数据和方法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结果突然显现了近年总和生育率飙升。这次调查的主要数据公报（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2007）说：“人口低生育水平继续保持稳定，但近年有所回升。2004年、2005年和调查前一年（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全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9、1.74和1.87，总和初婚率分别为1.23、1.16和1.11，一孩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7、1.23和1.32，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初婚堆积和出生堆积。”
这次调查的生育率回升结果迅速做了新闻发布，并通过有关文件和各种媒体广泛传播，使方方面面都感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势严峻，面临巨大挑战，生育率回升已经成为现实风险，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其影响可谓是非常巨大、十分广泛。 然而，与工作宣传中那种铺天盖地的严峻气氛极不协调的是，该调查除发布了一个主要数据公报及后来出版了一本调查数据集以外，全然见不到对这次生育率回升的研究分析，这与以往历次人口调查后相应产出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鲜明对照。并且，这次调查不仅没能起到统一认识的作用，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疑问。 第一，2006年调查取得近年较大幅度回升的生育率并不能表明它取得了更真实的生育率。该调查仅仅显示生育率只是在2004－2006年发生极为显著的飙升，但同时反映更早年份的总和生育率不过在1.3～1.4之间，这与以前其他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所以，不能认为这次调查的质量要比以前的调查更好，因为它并没有否定以往调查得到的很低生育水平。 第二，尽管有关部门采用了“近年生育率回升”这样一种说法，然而又并未相应改变其所持多年来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的说法，于是便产生了悖论：既然以往生育率本来就是1.8左右，那么2006年调查显示出来1.8左右的生育率，又怎么能说成是生育率回升呢？并且，很多研究人员和计划生育干部没有意识到这个悖论，误以为这一调查终于证明了多年以来总和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8水平的说法，但这不过是一种错觉。
资料3：1950～201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数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份------总和生育率(孩)----- 少子化程度 1950---------5.81--------------超多子化 1955---------6.26--------------超多子化 1960---------4.02--------------严重多子化 1965---------6.08--------------超多子化 1970---------5.81--------------超多子化 1975---------3.57--------------严重多子化 1980---------2.24--------------正常 1985---------2.20--------------正常 1990---------2.31--------------正常 1995---------1.56--------------严重少子化 2000---------1.22--------------严重少子化 2005---------1.34--------------严重少子化 2010---------1.44--------------严重少子化 （注：总和生育率：5.0以上为超多子化；5.0～3.0为严重多子化；3.0～2.4为多子化； 2.4～2.1为正常；2.1～1.8为少子化；1.8～1.5为严重少子化； 1.5以下为超少子化。） 资料4：日本的总合生育率(2000年- 2005年)————————————————————- 年份--------总合生育率% 2000--------- 1. 47 2001 -------- -1. 30 2002 --------- 1. 17 2003--------- 1. 19 2004--------- 1. 16 2005 ---------1. 08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 少子化社会白皮书） 资料5：1990年6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了1989 年的日本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 的惊人数字, 这在日本被称为“1.57”危机。这一数字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控制少子化进程,促进适龄妇女生育”就成为了当时日本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厚生省因此紧急设置了“有关今后家庭及抚养孩子的谈心会”,该谈心会主要讨论: 从“为了企业生产活动的家庭生活”向“为了家庭生活的企业生产活动”的转变, 今后要营造男女共同生育抚养子女的环境。并指出,教育、居住状况所带来的经济及精神负担、女性分娩、抚养孩子与继续工作的矛盾、女性的晚婚化、年轻人的单身化意识是当时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1.57”冲击就此拉开了日本政府与少子化斗争的帷幕。 日本当局一项新调查显示，日本要维持良好的社会结构，最理想的状况是每对夫妇诞下2.48名孩子。但在2008年，每对夫妇的生育率平均只有1.37这极低水平。“少子化”即生育率低，在日本已达到危害“国家兴衰”的地步，日本政府一份内部文件最近就将少子化的严重程度，称为“静默发生中的紧急状态”。 资料6：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曾指出,出生率急剧下降,将导致劳动人口减少、国内市场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