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
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
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
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
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
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它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这些人物形象有许多是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感染力最强的又是悲剧英雄人物。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他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英雄豪杰，也曾经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
《史记》中的人物能写得如此成功，一是注意刻画细节，此外《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这就使《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了。司马迁在描写这些人物的同时溶入了他深挚的爱憎感情的，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也是《史记》文章充满激情的最重要的原因。
《项羽本纪》中项羽的人物形象是：他虽然英勇善战，骄横残暴，但又有着他优柔寡断的一面，耳跟软容易相信别人，刚愎自用，同时还有高傲的一面，他爱面子，要的是尊严，缺少政治头脑，没有远见，没有进步的政治思想，他是站在复仇的角度上去反秦的，所以在推翻秦王朝以后，并没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同时，项羽有是一个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人，他不知道反省，知道灭亡时，仍然怨天尤人。太史公评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为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他听了曹无伤的告密，马上大怒，要出兵刘邦，因为他冒犯了自己的尊严；而严伯一对他说刘邦的好话，他又允许“善待”刘邦。项羽自持兵力强大，骄傲轻敌，没戒心，在刘邦委曲求全
时不下狠心，不听劝告，终于放他回去。也因为项羽出身名门比刘邦更讲信誉，给了刘邦可乘之机，而项羽的最大弱点又是缺乏战略，刚愎自用，虽然称雄一时，但最终给刘邦灭了而失去天下。与项羽这个人物形象相比教而言，《史记》中刘邦人物形象是市井之徒，贪财好色，在攻取咸阳之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想收买人心而夺天下，错误的采取“距关，毋内诸侯”的策略，导致与项羽冲突。但在张良的诘问下又能承认错误，接受意见，面对有用的人就巴结，面对劲敌就机智的办法解决，不是硬拼。司马迁在《史记》中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对本朝的开过皇帝刘邦无赖嘴脸，以及狡诈精明，能审时度势，能屈能伸做全面表现，使人物形象十分丰满。
《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就算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
出人性的复杂性，使其形象更加丰满。在叙述时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在最后表现出自己的看法，为充分叙述提供广阔空间。而在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在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活动中的对比，寄托叙述者的感情倾向。在《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里，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来写这个失败的英雄，即赞扬项羽勇猛无比，摧毁秦皇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的。在本传里，司马迁没有发议论，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又是有显明的表示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历史人物时也非常注重运用历史环境来刻画人物，他最善于从历史人物陈迹旧事材料中略取数事，甚至一二事，就恰到好处地概见其人。如在《项羽本纪》中写到的：项氏世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学。背景材料写出了项羽自小就胸怀大志，心比天高却浮躁自负,为表现项羽个性提供了资料和宽泛的角度,也为后来项羽落败的下场埋下了伏笔。又如垓下之战中对项羽的描写，垓下之战一段描写的是项羽的失败，在这一段中，司马迁仍然对项羽报有爱惜之情。突出项羽的英雄气概，同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项羽的爱戴，同时对项羽的怨天尤人也充分的表现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
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赏析《史记》描写人物的艺术特点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共一百三十篇，526500字。其中列传是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其突出人物的性格及特点特别鲜明，也寄寓了作者的思想情感。
一、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行为动作显示性格特征
《项羽本纪》中，项王的不能忍辱负重，不能东山再起。爱于面子，愧于心，无脸见江东父老。即使有船可以渡过乌江，逃避追兵。但他不会怎么做，显示武夫的性格特征，没韬略，不懂胜败乃兵家常识。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写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在生与死的矛盾冲突选择中，通过项王的行动，不过江，在众敌面前不屈服而自刎，可见项羽的强悍卤直，没有谋略，是一介武夫，显示人物性格特征。
二、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刻画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
《项羽本纪》中“四面楚歌”的情景，当项王四处听到楚歌的时候，项王自知大势已去，这个时候，司马迁写美人虞氏，写他的坐骑骏马。这些描写的生活细节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下对比更加反映了项王的内心世界，悲伤而无奈，愤激悲叹。接着是项王的悲壮诗句：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王英雄气概，但扭转不了乾坤，大势已去，四面楚歌，想到自己的骏马，想到自己的美人，都无奈的不能呵护，从骏马和美人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反映内心世界。
又如《李将军列传》中杀霸陵尉的细节，令人看到李广于机智勇猛之外，还有负能使气的一面。《史记》中也有以简单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之处它通过人物独白、语言或是由作者直接揭露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三、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以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显示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
《项羽本纪》中，项王被困垓下，逃脱不了围堵，项王对骑兵说，自己身战70多战役，都能战胜的，没遇到失败过，所以做了霸王。而今天被困，应当是天意，并不是作战的过错，今天肯定要死，不如痛痛快快打一战，快点死了算了。反映了项王的高傲，在事实面前不认错，把原因归咎于天意。通过独白来显示人物的性格。如：
“项王自度不的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羽本纪》）
又如“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可以想见项羽的强悍卤直：“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猾。
四、精巧的剪裁和安排，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多角度、多方面地烘托突出人物的性格。
1、以《李将军列传》来说，司马迁首先对人物有一个基本的介绍。作者开篇即概括了李广的家世和他的生平。概括之后是细写，第一是正面介绍，介绍李广的勇敢机智，杀射雕者，以百多人面对上千敌人，被俘脱险，宽待士兵，先兵后己，不谋私利，一心为国等。第二是侧写。通过汉文帝、公孙昆邪、程不识、匈奴单于的评价，介绍李广的诸方面特点。第三是运用鲜明对比手法，如用程不识与李广的待兵对比，用李蔡与李广人品及官位待遇的对比等。全文语言的准确、精炼、生动、流畅、个性化，也都是使人物刻画出色，使全文生动、感人的重要因素。至于篇末的评点，则应视之为本文的点睛之笔，同时也是作者写作目的之所在。
2、在《项羽本纪》中，一是司马迁也运用了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如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的刘邦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二是司马迁还运用了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现人物特点的手法。
3、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何谓“互见法”？《史记》写人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起义、写他的知人善任，
正面表现一代开国帝王的神采。而他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互见法”的使用，即使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4、在同一篇传记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同时写出其性格的复杂性。如《李将军列传》中选取四个战役构成全文的骨架，从不同侧面描述李广的性格和遭际，四个战役写出了李广的主要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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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人物刻画的特色 《史记》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发展做了深刻的总结。书中有作者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的独到见解，是一部既具史学价值又具文学价值的著作，而它的文学成就之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其在表现人物方面独树一帜！他将儒道思想相互糅合，同时代的人无一能与他相比．班彪和班固曾指责司马迁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司马迁之《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等五体，结构新颖，以传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史记》在塑造人物方面独具艺术特色． 《史记》虽然运用了“独到的五体结构”，但五体之间并没有相互割裂．以时间顺序来记述的同时，不忘各传记之间的联系，对人物次序进行了巧妙的编排．军事家孙武、吴起、伍子胥前后相次，战国策士苏秦、张仪紧紧相随，抗匈将领并肩相依．在编排的过程中也不留于“机械运作”，暗含司马迁个人的情感倾向．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为传说或历史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按理，西汉惠帝应载入本纪，而司马迁却将他排除在外．孔子非侯，陈胜非王，却列入世家．可见，司马迁对农民起义有很高的评价．《史记》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展现了丰繁复杂的人物，让读者大开眼界．在论述过程中有分传，有合传．如：《李将军列传》即为分传，而《游侠列传》则为合传．表现人物有专门突出某个人物的传记，也有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作为次要人物表现出来的，如：《高祖本纪》主要刻画了刘邦的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用，而《项羽本纪》则让我们通过范增之口了解到刘邦贪财恋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则让我们知道了刘邦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更是向我们揭露了刘邦慢而侮人，詈骂诸侯奴仆的一面．《樊郦腾灌列传》呢，披露了刘邦兵败时，弃子而逃的自私本性．《史记》在描写人物过程中，采用了顺序、倒叙、侧叙、正叙等手法。再多的人物、再大的场面，作者都能很好的驾驭，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 首先，白描手法的运用，正面描写人物。 项羽的“大呼”、“瞠目而叱”、“斩”、“杀”等神态动作写出了项羽的勇敢善战、气势逼人。语言丰富精炼，寥寥数语便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项羽这一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其间暗含着司马迁对项羽的同情与敬佩．在他的笔下，项羽堪称是英雄．何先生从史记评价人物的角度指出司马迁主张“不以成败论英雄”，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项羽乌江自刎，笑傲死亡，一方面让我们对他豪迈的意志、骄傲的尊严、无畏的勇气赞不绝口，一方面又渗透了司马迁对他致死不悟的深切同情，使项羽这一人物形象更具悲剧意味． 其次，精彩的行为描写，以环境渲染来衬托人物。 《项羽本纪》中，在鸿门宴的情节惊心动魄，先是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珏以示之”，接着是“庄公舞剑，意在沛公”，情况紧急，樊哙“侧其盾以撞”，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人物之间矛盾却没有进一步显现，樊哙尽也从良而坐了。这才使得沛公得以逃脱虎口，紧张的行动场面使得人物的性格一一凸现。又《项羽本纪》中，“项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虽有些许的夸张，但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四面楚歌，刘邦军霸天下，而项羽却仍有如此之能耐，足见他的威性之大，神态可怕了。
《荆轲》导学案 【学习目标】 1、疏通故事情节，掌握积累文言实词和句式 2、学习本文多角度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法 3、探究、评论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1、理解掌握本文的重要字词，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翻译文言文 2、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的描写，把握其思想性格特征 难点：对荆轲刺秦的客观评价 【学法指导】①利用网络书籍，查找“荆轲刺秦王”的相关文章、诗歌，及图片、影视作品等，对“刺秦”的史实有粗略的了解 ②学生课前完成预习学案，疏通文字、理解文意、组内交流，形成学习提纲 ③通过学案，充分体现主体探究，调动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 ④通过小组交流，发挥合作学习的有效性 【知识链接】 1．关于《战国策》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全书共33篇，记载了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间的历史。 《战国策》是以国分类，各自成策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 《战国策》的艺术特色：①富于文采语言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②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③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 2.补充资料： ①荆轲，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祖先是齐国人，后迁居卫国，原叫庄轲，到了燕国以后，才叫荆轲，他喜欢读书击剑，结交名人勇士课文中提到的击筑的高渐离，就是朋友之一燕太子为了刺秦王，先找智勇双全的燕国处士田光田光觉得自己老了，无法完成太子丹的重托，便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田光为了激励荆轲，便自杀了荆轲接受了任务，太子丹高兴万分，马上封荆轲为上卿，精心奉侍……以后，就是课文记叙的情况 ②知识链接：“春秋四刺客”：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荊轲刺秦王 专诸刺王僚 春秋时期吴国人，家住阳山之野，靠为人屠猪维持生计，当时伍子胥隐居于此，其交好后来，吴公子光欲刺其兄吴王僚，来见伍子胥，请其荐一勇士，伍子胥荐了专诸为了刺杀吴王僚，专诸于是隐太湖学治鱼三月藏鱼肠剑于鱼腹，成功地刺杀了吴王僚当时吴王僚之子公子庆忌与其手握兵权的母弟掩余、烛庸均被派出征楚国，因此，公子光谋成王位，即吴王阖闾聂政刺韩傀 战国时侠客，魏国轵(今济源东南)人，以任侠著称，为战国时期四大刺客之一聂政 年青侠义，因除害杀人偕母及姊莹避祸齐地(今山东境)，以屠为业韩大夫严仲子因与韩相侠累(名傀)廷争结仇，潜逃濮阳，闻政侠名，献巨金为其母庆寿，与政结为好友，求其为已报仇聂政待母亡故守孝三年后，忆及严仲子知遇之恩，独自一人仗剑入朝都阳翟(今禹州)，以白虹贯日之势，刺杀侠累于阶上，继而格杀侠累侍卫数十人因怕连累与自己面貌相似的姊姊荣，遂持剑自破其面，挖眼、剖腹其姊在韩市寻到弟尸，伏尸痛哭，后撞死在聂政尸前 要离刺庆忌 春秋时期吴国人，因其折辱壮士丘迮，被推为天下勇士自吴王僚死后，阖闾立国，公子庆忌逃往艾城，招纳死士，接连邻国，欲待时乘隙，伐吴报仇公子庆忌骨腾肉飞，走逾奔马，手能接飞鸟，步能格猛兽，矫捷如神，万夫莫敌因此阖闾日夜忧虑时伍子胥又荐赢弱体细的勇士要离刺杀庆忌要离献计残身灭家，取得庆忌信任，终于成功刺杀了庆忌(典故“壮士断臂”即来源于此) 专诸和要离成就了一代霸主吴王阖闾(春秋五霸之一) 荊轲刺秦王 战国末期燕赵人，受燕太子丹之托刺杀秦王赢政，功败垂成他的故事家喻户晓，不必赘言其友高渐离被后世尊为“乐圣”，高渐离的师傅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韩娥后高渐离以灌满铅的筑刺杀秦始皇未遂，被施以瞎眼之刑 【教学过程】 一、预习检测： 1、指出下列古今异义词的不同含义： 仰天太息流涕古义：今义： 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古义：今义： 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古义：今义： 将军岂有意乎古义：今义： 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古义：今义： 古义：今义： 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古义：今义： 终已不顾古义：今义： 2、指出下列词语的活用现象： 进兵北略地函封之 樊於期乃前曰其人居远 使使以闻大王太子迟之 发尽上指冠群臣怪之 箕踞以骂曰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 《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 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 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
浅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的特色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申艳丽 准考证号:050204100323 【内容提要】：《史纪》开我国纪传文学之先河,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很有特色。本文主要从人物描写的方法、互见法的运用、突出人物形象的崇高美和司马迁的圣人情结等方面来分析《史纪》人物形象塑造的特色。 【关键词】：《史纪》互见法崇高美圣人情结. 【正文】《史纪》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给人们展现了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它是一曲英雄的颂歌，更是一部英雄的传奇，《史纪》之所以流传千年而不衰，除却其史学价值之外，其浓郁的文学色彩更是带给读者心灵的慰藉，西楚霸王所表现出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拨动每位读者的心弦，而兵败垓下是的苍凉及霸王别姬是的柔情，则带给我们一丝丝的惊讶，表面豪放霸气的项羽也有鲜为人知的一面。开创汉代百年基业的刘邦，其神秘色彩在司马迁笔下戛然而止，《史纪》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刘邦。司马迁以一个伟大史学家海纳百川的心胸还原了历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小人物荆轲第一次在司马迁笔下登上正史的大雅之堂，综观《史纪》全书，不管是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家喻户晓的名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赵奢、廉颇、韩信；还是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郭解，他们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史纪》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所以鲁迅先生曾称赞《史纪》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毫不过分的。总所周知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不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遇，通古今之风云成一家之言”的气度，更是让人折服。《史纪》中，看不见封建正统观念，甚至对同时代的汉武帝，司马迁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史纪》中所展现的人是真正的人，复杂的人，有个性、完整的人。从总体上说，《史纪》人物形象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鲜明三大特点。 我认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试结合作品分析《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 答:从文学的角度看，叙事艺术和写人的艺术是《史记》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史记》以记人为核心，把叙事和记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而相成。先从总体上简要提示一下《史记》的传写人物的成就： ①以独创的“互见法”记写人物的主要经历和重要特征。这是《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以写刘邦为例。《高祖本纪》自然以写刘邦为主。写其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其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显然都是正面的描写。毕竟刘邦是本朝的开国帝王。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司马迁并不放过，只是另有安排。在其他人物的传记如《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中毫不客气地如实写来。如在《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曾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货，好美姬”，更着重写刘邦的无情和无赖： （楚军）围汉五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楚汉在广武对峙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此外，《萧相国世家》还写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淮阴侯列传》记叙他不断以阴谋手段削夺韩信兵权，以及诛杀功臣的阴刻残忍。通过本传和其他人物传记的补充描叙，刘邦完整的经历及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就充分表现出来。 《史记》“互见法”的使用，既让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但《史记》令人赞叹的是：在非“互见”的情况下，即在同一篇传记里，也做到了这种对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如《项羽本纪》。记中写项羽，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揭竿而起，率领天下英雄兴兵灭秦；又有儿女情长，如与虞姬悲歌死别；既义重如山，如与部下同甘共苦，财物分享；又吝啬小气，如刻好的官印却迟迟不发给得到分封的功臣；有时果敢决断，如杀宋义而自立，有时又优柔寡断，如鸿门宴上不忍杀掉刘邦。总之，经过司马迁精心选材，通过多种材料详略互异的穿插描述，在一篇传记里就使项羽这个人物丰满生动，个性鲜明。 ②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有重要人物之间的对比，对比之下，相互映衬。也有一般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形成的烘托性的对比，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例如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狡诈机智的刘邦形成鲜明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都说过一句意愿相同的话，只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两个人先后都入驻秦都咸阳，刘邦听从张良、樊哙的谋议，不入秦宫室，封存其资财府库，与地方父老约法三章，约束兵士，秋毫无犯。项羽则屠杀烧掠，得其财宝、
分析荆轲人物性格 英雄倒下的时候，没有豪言壮语。 人物分析： 荆轲刺秦王 荆轲具有义侠的性格，又受太子丹的厚遇重任，明知身入不测之秦是极其危险 的事，但还是毅然前往，直至事败仍然 “ 倚柱而笑，箕踞以骂 ” 。荆轲刺秦王 这 件事并不能真正挽救燕国的危亡，荆轲也是为报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才毅然前往的。 荆轲之所以值得肯定， 并不在于为太子丹报私怨， 而在于他站在斗争的最前 列反对秦国对山东六国的进攻和挽救燕国的危亡。 千百年来， 受压迫的人们之所 以敬仰荆轲， 也正是基于他那种同情弱小和反抗强暴的义侠精神。 当然这当中也 流露出 “ 士为知己者死 ” 的因素这既是荆轲本身的局限， 也是作者的局限。 从荆 轲 刺秦王的做法来看， 这种个人的恐怖手段是不可取的， 企图凭借个人的拼杀来 改 变历史的进程更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反映了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 荆轲，粗犷豪迈，沉着勇敢，见义勇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千载以下，还令人感到凛然而有生气。 行刺秦王虽然失败， 但他那种刚毅不屈， 慷慨赴难的 精神，千秋万载令人感奋。 秦王，
贪婪， 专横， 凶暴， 但又外强中干。 秦是崇尚暴力的国家， 长平之战， 坑赵降卒四十万人。 秦王在东方诸国人民的眼中是一个极大的暴君。樊将军的 “ 父 母宗族，皆为戮没 ” ，还以 “ 金千斤，邑万家 ” 悬赏捉拿樊於期。何等刻毒。一旦得 樊於期首和燕督亢地图，立即 “ 大喜 ” ，多么贪婪。当荆轲逐时，秦王狼狈不堪， 威严扫地。斩了荆轲，还 “ 目眩良久 ” 。 太子丹， 不以燕国弱小无力抵御秦国的侵略而坐待灭亡，急起奋发， 图谋保 卫国家。孤注一掷，诚不得已也。但急于求成，“ 始速祸焉 ” 。欲速则不达。 樊於期，身为秦将，但因得罪秦王， “ 父母宗族，皆为戮没 ” ，逃亡燕国。他 对秦国之恨， 是刻骨铭心的。
《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 主讲人：曾尚兰 教学目的：1，通过对《史记》这部史学、文学著作的介绍使学员了解走近《史记》，引起学员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与关注； 2，通过分析《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及其内在精神，使学员产生共鸣，并从这些人物身上获得一些人生、为官、 做人方面的启示。 教学重点：第三、四部分，通过对悲剧人物形象的分析揭示其内在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的启示作用。 教学难点：1，在对悲剧人物形象分析时，如何使课堂有趣味性、故事性； 2、如何深入浅出地揭示悲剧人物的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 的启示，使学员易于理解、能学有所得。 教学方法：讲授法、情境设置法、提问法、多媒体教学法 教学过程： 导语：《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文学著作，二十四史之首。《史记》记载了许多人物，其中有一类，他们的人生遭受了许多挫折、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他们或人生理想不能实现，或被逼走向生命尽头。这样一类人物，尽管他们命运坎坷，但是他们在困境中迸发出来的顽强抗争的精神却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也因此流芳
千古。这到底是怎样一群人物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人生，感受他们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一、《史记》及其作者介绍 （一）司马迁生平事迹 1、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 2、人生经历：少年受业、壮年游历、晚年获罪 司马迁的人生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史记·太史公传》中记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的广泛阅读和遍布南北的游历，既为他写史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也使他在读书与壮游过程中萌发了写史的念头。父亲的临终嘱托更使得修史成为司马迁的神圣使命。所以，司马迁修史的最初目的与其父亲的宏愿是一样的：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写史的动因，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的自觉行动。但是晚年的李陵之祸改变了他的人生。 李陵之祸：公元前98 年，李广的孙子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文/魏娜摘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对《史记》的中肯评价，它道出了《史记》这一鸿篇巨制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其文学价值表现为：同其他文学名著一样，高度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相一致——虽是写史却能引人渐入佳境、探奇览胜、流连忘返、如沐春风。关键词：思想性；艺术性；人物描写；性格特征《史记》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结构的构造、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塑造等几个方面。其中人物描写艺术最为突出，最能显示出《史记》不朽的艺术魅力，最为后人所称道。一、把握人物性格准确深入，选择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作者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准确深入地把握，对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地选择上。作者在深入研究，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选择了材料之后采用互见法安排材料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二、细致入微地描写突出人物性格特征《史记》成功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又一原因是：作者司马迁对选取的历史材料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写，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突出。如，在《信
陵君窃符救赵》中，通过对信陵君亲自迎侯生的情节进行细致入微地描述，从而把信陵君“仁而下士”和侯生傲岸的性格鲜明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正面描写信陵君和侯生的言行、神情之外，还描写了其他人对这件事的反应，从侧面烘托出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三、通过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史记》通过人物个性化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如，在《鸿门宴》中，作者写范增命项庄舞剑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在支配别人时，故称：“若属”，等到他在项王面前发脾气：“吾属今为之虏也，”这时脱口而出，自己也不能置之不理，则称“吾属”。写范增，则使用很爽直而坚决的口吻：“此道矣臣请人与之同命！”写到张良的口吻，则表现为缓和。写刘邦对于自己的谋臣张良，也运用了笼络的手腕，在鸿门宴前称张良为“君”，“孰与君少长”？而在鸿门宴脱逃时，情势紧急，则对张良称“公”，“公为我献之”。“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运用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是非常妙的。总而言之，《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对于中国史传文学乃至小说、戏剧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纵使略有瑕疵，可是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对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丝毫影响的。（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第五小学）
《史记》的叙事特点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史记》的文笔是优美而生动的。《史记》文章，一是简明，二是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寥寥几笔，一个个活鲜鲜的历史人物，就跃然纸上。殷盘周诰中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写为平直易解的词句；新鲜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被大胆吸收，与各地的方言土语并列；当时极为盛行的辞赋文章的骈偶形式被大胆扬弃，从而大大扩展了长短相错的散文领域。 状人物。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舍身剌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而又不拘小节的刘邦，指鹿为马的赵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众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为什么栩栩如生？司马迁写人注重写个性。为文学家立传，总要转录其作品，同样，为政治家立传，也一定转录他的奏议和著作。能够代表人物个性的言行，再小也要叙述，不足以表现个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弃。以廉颇为例，写他8次胜仗的赫赫战功，不过“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这样寥寥数语，然而对于他如何与蔺相如呕气，如何负荆请罪，又如何表示不服老这些琐事，却用尽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为什么这样写？战术战功，每个良将莫不尽有，不足以表现廉颇的人格，到是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颇的忠诚、气量虽小却又能识大体的个性。 这种细节的描写，文笔上也是很精彩的。比如写“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短短60个字，就写出了这霸王的志大才疏。 记事件。写重大事件，司马迁言简意赅，准确而生动。比如记述钜鹿之战：“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有声有色！ “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9个字，打赢了这场战役；“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14个字，道尽了这场战役的赫赫战功。 写张良为长者拾履，韩信入人胯下这类细节，同样也入木三分。不仅入木三分，同时把人物也写活了。 记言语。一篇《仓公列传》，只是皇帝对仓公的策问与仓公的对答。这种特殊手法，历代史书绝无仅有，因为实在是太难以仿效。更妙的是，司马迁善于攫取历史人物的精彩语言，恰到好处地写进他的《太史公书》，惟妙惟肖地为历史人物画相，为他的文章生色。比如《滑稽列传》里齐宣王所说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淳于髡关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论；飞将军李广引刃自杀时所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谁能不与他的将士和百姓们一起哭泣！读到万石张叔之子张建发现奏事文书写错字时所说“误书！‘马’（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的诚惶诚恐，又有谁能不解颐？ 品图书。关于儒家“六经”，司马迁一语中的地说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言简意赅，千载至今，遂为定论。他对《春秋》和《离骚》的点评，就写得更精彩：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
《荆轲刺秦王》内容分析 《荆轲刺秦王》是节选自《战国策·燕刺》中的一篇深受人们喜爱的名篇。本文反映的事件是重大的，文字十分精炼生动，情节发展波澜有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本文通过记叙荆轲刺秦王的始末，反映了战国时期秦国与燕国的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强秦同其他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斗争。 本文从荆轲将入秦作准备工作写起，接着写他在太子丹的催促下启程赴秦，及至到秦国后巧用“打开关节”的办法“拜见”秦王，最后记叙了刺秦王的壮烈举动及其惊心动魄的场面。对这一复杂的事件，作者不但写得精彩、生动，而且文字十分洗练，有很强的感染力。 作者尤其着力刻画了荆轲这一侠士形象，对这一形象作者持敬仰、歌颂的态度：他反抗强暴、有胆有识、大智大勇、视死如归，是一个英雄形象。 作者一直把荆轲这一形象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描写，使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文章开头，仅寥寥几笔，便交代了秦国已经“破赵”并“虏赵王，尽收其地”，而且“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这说明燕国已危在旦夕。在如此急迫的形势下，燕太子丹必须选用最理想的人来解决这最急难的问题，他选定了荆轲，并向他求教对策，这说明荆轲这一人物不同凡响。事实完全证明了荆轲非但是个“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而
且在重大事件面前，表现很勇敢果断，思想深邃，计划周密，深谋远虑，他决不以“匹夫之勇”贸然闯入“不测之强秦”，而是事先提出“行而无信，秦未可亲”的关键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要投秦之所好──即使秦得到樊於期的头颅和燕国肥沃的地方督亢的地图，而燕太子丹从人情考虑不能接受以樊将军头颅作信物这一建议。在这一内部次要矛盾中，荆轲从大局出发，私自会见了樊於期。他的勇敢果决，城府之深，擅于辞令，在这对话中都得到了极其充分的表现。他先向樊将军报告了秦国对他及其父母宗族的惨无人道：“父母宗族，皆为戮没”，“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这激起了樊将军对秦王的刻骨仇恨。他仰天太息流涕”而又苦于无法报仇雪恨。在这火候中，荆轲提出了“一举两得”的办法，樊将军急不可待地上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才乘势说出：“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并生动地叙述了如何刺杀秦王的打算，紧接着发问：“将军岂有意乎？”樊将军立即“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于是自刎。对于樊将军的自刎，太子丹十分悲痛，但为完成刺秦王的重大使命，所以又从人力和物力方面为荆轲赴秦作了准备。文章写到此处按常情荆轲应立即去秦完成使命了，但却“顷之未发”，这里不但情节曲折，而且主要是为了表现荆轲的计划周密，“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的秦武阳作为他的助手，他或许认为人力单薄，或许担心秦武阳有勇无谋，因之在等待一个自己
史记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刺客列传》是唯一一篇记录刺客事迹的史书文章，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个不同的刺客以及他们的刺杀事迹。司马迁也是唯一一位将刺客列入史书的史官，因此，《史记?刺客列传》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然司马迁把这5个刺客同列入一个类传中，除了他们都拥有刺客这个身份以外，他们五个应该还拥有共同的形象特征和精神特征。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必然也会有异于其余四人的个性特征。本文将从五个刺客的形象入手，着重分析他们共同的形象特征以及各自独特的形象特点，并且简要概述在这些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和对后世的影响。 一、刺客形象分析 （一）有勇有谋，有情有义的共同刺客形象 1.“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个刺客，他们行刺的最根本的动机都是对“义”的履行，如豫让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们冒着死亡的风险进行刺杀行为，原动力就是“义”。而这里所说的“义”，是一种“基于一定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的人际关系的准则”。1，即当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物质待遇以及精神上的尊重和能力上的肯定，自己也应报答对方。“义”是刺客个人情感的体现，具体描述为讲义气，有情有义。 五个刺客都是重情义之人。曹沫作为鲁国将领，虽然“与齐战，三败北”，但是鲁庄公“犹复以为将”。曹沫与鲁庄公的关系就是“君
臣知遇关系”2。曹沫劫齐桓公，除了为了鲁国国家利益，还出于对鲁庄公知遇之恩的一种回报。同样的，在伍子胥向公子光引荐专诸以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当然，专诸为公子光刺杀王僚，应当是有一部分原因是物质上的回报，但是“善客待之”除却了物质上的回报，还有精神上的尊重。 2.视死如归的勇敢 刺杀是一种高危的行动，常常以生命为代价，除了曹沫，其余四个刺客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因此，要成为一个刺客，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勇猛高超的武技都是必须的。 除了豫让，其余的四人并没有选择诸如毒杀的方式，而是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直接的刺杀，而且选择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而是匕首；刺杀的动作不是劈，不是砍，而是刺。“唯‘刺’的时候，身体门户大开，全力以赴，‘刺’让刺客们的刺杀举动有了一种一身博人的壮烈情怀。”3在最初选择刺杀工具与方式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了他们的“勇”了。 于荆轲，司马迁着了更多的笔墨在他身上。一段经典的易水送别，营造出了一种悲剧氛围，用于塑造一个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勇往直前的英雄形 象――荆轲。同时，荆轲在太子丹欲先遣秦舞阳之时，叱太子“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的话语中，也体现出荆轲之勇猛。在刺杀失败后，荆轲“倚柱而笑”，面对刺杀失败，面对即将来临的
摘要：中国典范的传记文学著作《史记》的写人艺术：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是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传记文学；史记；人物描写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学家的学习典范，而且也是文学家学习的典范。鲁迅曾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在文学上最伟大的成就是它那形神兼备、跃然纸上的人物描述，开拓了我国传记文学作品的先河。它的成功在于采用文学手段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其所记载的人物形形色色,众态纷呈;其所刻画的人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司马迁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一、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 传记文学的写人，只有打上时代的烙印，才显得深刻丰满。《史记》中的伍子胥，作者就是把他放在吴越之争的历史大背景下来展示他的激昂形象。他不怕背不忠不孝的罪名，借吴兵报父兄之仇，鞭楚平王之尸。当伍子胥在吴国受谗言陷害，被赐死的时候，他再一次发出了复仇的抗争。他仰天叹呼，数落吴王夫差的背德，“听谀臣言以杀长者”（《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这和写项羽抗争“天亡我”是一个笔法。不同的是伍子胥不是把头颅砍下来送给敌将，而是告诉家人，“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扶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说完伍子胥也自刎而死。同一死法．而艺术形象截然相反。伍子胥喷发的是复仇的火焰，即使死了也要看到吴国的覆灭。他预言，墓上梓材成器之时，就是吴国灭亡之日。伍子胥的悲剧结局和语言特色十分切合伍子胥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其本人的性格特征。作者所要揭示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人的尊严高于一切的信念。司马迁通过伍子胥形象的塑造，使叛逆精神得到了最崇高的艺术再现。 《史记》中的项羽，作者就是把他放在秦末农民大起义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来刻画的。项羽在那个用拳头说话的时代，不学书，去学剑，又不成，认为剑一人敌不足学，要学万人敌的兵法。他凭八尺之躯，扛鼎的力气，斩尉起义，带八千子弟兵破釜沉舟，钜鹿鏖战，一举消灭暴秦的生力军，分封诸侯，自号霸王，他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地道的英雄好汉。他与刘邦争天下“愿与汉王决雌雄”。只要他出马，敌人眼不敢视，手不敢发，千人皆废，即使到了末路，仍突围斩将、刈旗。告别爱姬、赠乌骓，直到把头颅交给朋友领赏。项羽从24岁起事到31岁乌江自刎，正是那个狂飚式的时代象征。“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项羽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舞台上表演，
1、《史记》的艺术特色：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
人物分析：荆轲刺秦王 荆轲具有义侠的性格，又受太子丹的厚遇重任，明知身入不测之秦是极其危险的事，但还是毅然前往，直至事败仍然“倚柱而笑，箕踞以骂”。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并不能真正挽救燕国的危亡，荆轲也是为报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才毅然前往的。荆轲之所以值得肯定，并不在于为太子丹报私怨，而在于他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反对秦国对山东六国的进攻和挽救燕国的危亡。千百年来，受压迫的人们之所以敬仰荆轲，也正是基于他那种同情弱小和反抗强暴的义侠精神。当然这当中也流露出“士为知己者死”的因素这既是荆轲本身的局限，也是作者的局限。从荆轲刺秦王的做法来看，这种个人的恐怖手段是不可取的，企图凭借个人的拼杀来改变历史的进程更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反映了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 荆轲，粗犷豪迈，沉着勇敢，见义勇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千载以下，还令人感到凛然而有生气。行刺秦王虽然失败，但他那种刚毅不屈，慷慨赴难的精神，千秋万载令人感奋。 秦王，贪婪，专横，凶暴，但又外强中干。秦是崇尚暴力的国家，长平之战，坑赵降卒四十万人。秦王在东方诸国人民的眼中是一个极大的暴君。樊将军的“父母宗族，皆为戮没”，还以“金千斤，邑万家”悬赏捉拿樊於期。何等刻毒。一旦得樊於期首和燕督亢地图，立即“大喜”，多么贪婪。当荆轲逐时，秦王狼狈不堪，威严扫地。斩了荆轲，还“目眩良久”。 太子丹，不以燕国弱小无力抵御秦国的侵略而坐待灭亡，急起奋发，图谋保卫国家。孤注一掷，诚不得已也。但急于求成，“始速祸焉”。欲速则不达。 樊於期，身为秦将，但因得罪秦王，“父母宗族，皆为戮没”，逃亡燕国。他对秦国之恨，是刻骨铭心的。但是为了报仇，能不能献出自己的头，这确是一个考验。樊将军为解燕国之患，为报自己之仇，毅然决然自刎。不失为一个反抗强暴的英雄。 高渐离，是荆轲的朋友。易水送别时，他只是“击筑”。从他击筑的情调，可以看出他是相当激奋的。荆轲刺秦王失败，五年后，前二二二年，燕国为秦所灭。秦兼并天下之后，下令捉拿太子丹和荆轲的客人。高渐离逃到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给人家做佣工。一天听到堂上客人击筑，他在旁批评，主人命他击筑，才露出本相。秦始皇知道后，命人用马粪熏瞎他的眼睛，教他击筑给秦始皇听。高渐离把铅放在筑里，举筑击秦始皇，替燕国报仇，没有打中，被杀。这都反映了六国人民反抗强暴的要求。 秦武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但毕竟是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所以“至陛下”，“色变振恐”。这是一个少年的性格特点。 译文： 秦国的将领打败了赵国，俘虏了赵王，占领了所有赵国的土地，派兵向北侵占土地，一直到燕国南边的边界。 太子丹非常的恐惧，于是就去向荆轲询问办法，说：“秦兵早晚要渡过易水，如果这样那么我虽然想长久地侍俸您，恐怕是不行了？”荆轲说：“即使是你不说，我也要采取行动了。如今空手而去，恐怕也没有什么信用，那么秦王也就无法接近了。现在樊将军，秦王用千斤的黄金外加一万户人口的封邑来悬赏他的头。如
谈谈《史记》人物形象 《史记》作为我国古代的伟大文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史学和文学上的巨著，其文学成就影响深远。而《史记》的人物形象就是它的一大特色，为后世作者的创作开创了先河。 项羽这一人物形象，是《史记》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描写的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就其从社会价值和价值判断来说，《项羽本纪》就有典型的意义。人们对事物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作出判断，就称为价值判断。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社会历史性，是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具体情形。社会价值是指人通过自身和自我实践活动满足社会或他人物质的、精神的需要所做出的贡献和承担的责任。《史记》里的本纪，本以各代帝王为中心，叙述各朝代的兴亡及重大政治事件。项羽虽没有成功帝业，但因为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在秦汉鼎革之际的一段时间里，他发政令、称霸王，权同帝业，所以司马迁列项羽于本纪。项羽一生气宇轩昂，踌躇满志，一心要成就一番大业，但由于他本身性格上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认识上的偏差，作战谋略上的失误，血气方刚而智谋不够，最终只能是走投无路，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对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项羽本纪》一文中自始至终都曾做过生动传神的描写。如写项羽年少时学书学剑都不成，但他却自有道理：“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他的一番话就体现体现出了他只求一蹴而就，不懂得循序渐进，逐步积累自己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来使自己有足够的阅历来对付战乱中的各种情况。后来，他的叔父就叫他去学兵法，但“又不竟学”，半途而废。但他的大志却也着实难得，如他看到秦始皇巡游会稽，渡钱塘江，便“口出狂言”：“那人可取而代之。”他力大无比，才气超人。为了自己能在战乱中召集各路各派，反倒秦军并能使下属无所谓惧作下了铺垫，埋下了伏笔。如他在进攻秦军的过程中，由于看不惯守义在危难之中还兀自贪图享受的行为，便谎称“守义和同齐国合谋反楚，楚王密令杀掉他”，而杀死了守义父子。 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作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上的具体体现；然后，引出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否正确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结论。 可见，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就必须坚持真理，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历史的必由之路。 巨鹿之战的巨大胜利，使项羽更为骄傲，本来就无深谋远虑的他更显得头脑简单，轻视敌人。当时项羽兵有四十万，刘邦只有十万。下属范增劝项羽：沛公在山东的时候，贪财好色，如今进了关，什么都能抛弃，一心想成就自己的事业，要赶紧进攻，不要失掉良机，否则会后患无穷。但项羽却根本听不进，而轻信项伯的话，在鸿门宴时，，他明明可以杀了刘邦，但他却白白失掉了机会，给刘邦消灭自己创造了条件。 鸿门宴以后没几天，项羽就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咸阳城，他以不可一世的气概，推翻了暴虐的秦王，却也因为残酷的烧杀而失掉民心，同时埋下了日后败亡的凶机。项羽行军打仗有勇有谋，可是政治头脑却太幼稚，他竟然凭使者的一面之词，就怀疑衷心耿耿的范增勾结刘邦。 在项羽流动作战疲于奔命之时，刘邦却不断为巩固自己的基业而深谋远虑，经过两年多的战争，楚汉优劣形式发生逆转，刘邦正拥有广大的后方，实力大增，乘机发动垓下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