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研究历史的学问，以历史为认识对象所形成的一门学科，其本质是把实际发生的事件转换成以意念和文字形式存在的过程和方法。而在对“包罗万象”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进行“转换”时，“作史者”或“读史者”必然会按照自身的需要从历史长河中对“历史”进行个性化和自私化的选择性阅读。正如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而“客体”则是“过去、现实之事实也”；“主体”则是“作史者、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基于此，梁启超的《新史学》也不例外。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建立在对封建旧史学的激烈批判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是梁启超为推进自身政治变革而作出的舆论准备，在推进社会发展、促进历史文化教育进步的同时，《新史学》明显体现了梁启超的阶级性质，存在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过度甚至歪曲批判。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对于旧史学的批判，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可谓得失参半。
一、《新史学》是梁启超社会政治变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在思想观念上的反应”，即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直接表现或代言形式。梁启超身处中国晚清社会，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促使中国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此时的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和社会调整的呼声和浪潮此起彼伏，从立宪到共和，从改良到革命，在此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思潮的冲击下，晚清的传统文化处于不断瓦解中，而新的文化也在顺应时代需要和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中油然而生。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这个时期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一种典型文化。
梁启超是19世纪末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伴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中华民族危机，寻求拓展自身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梁启超的《新史学》正是为了救亡的需要而被提到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的。
政治是梁启超重视治史，倡导新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反对近代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源即君主专制制度，反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创造思想舆论准备，梁启超对封建旧史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最突出的特征。梁启超认为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政治为中心，以朝廷、个人为服务对象，体现了传统史学服务对象的落后，研究目的的偏颇。他指出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三恶果”，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故其“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因此传统史书“难读”“难别择”令人“无感触”，极力强调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之心源泉也”，批判传统史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提出“民族是历史的主流”，将新史学的问题定性为对民众进行国家意识的启蒙与塑造，将“历史”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这两条最基本的内涵充分体现。而梁启超的这种新史学观的提出正是与他政治改革者的角色密不可分的。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实践色彩的政治改革者，他的政治目标是实现民治，这就首先需要确定民众的国民意识，其次要确定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而这一要求与传统的“君史”史学观是互相矛盾的，所以，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梁启超必然要对封建的“君史”史学作以上激烈的批判，以扫除其自身政治理想发展的障碍，为自身政治目标的实现提供舆论氛围。
综上所述，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其社会政治动员的一种舆论表达形式，也可作为其社会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具有社会革新解放思想，鸣锣开道的重大作用。
二、《新史学》是梁启超阶级自私性的突出表现
胡适曾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梁启超在对其《新史学》进行“打扮”时确实凸显了他的“喜爱”即阶级自私性。“阶级自私性”即指阶级代表的主张或观点必须始终符合其阶级的实时需要和为维护其阶级集团的利益服务。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统也，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只有国家才是正统，只有民众才是正统。”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非常注重“国民”“民族”“国家”，但其理想中的“国民”主要是具有近代立宪政治能力和资格的政治公民，而这就是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公民；他理想中的“国家”就是指摒弃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国家，而这正是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目标。
另外，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梁启超迫切希望改造中国史学现状的急躁，同时当时梁启超的为文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其中所表现的对传统史学的强烈的批判态度，是为了制造让民众及国人接受《新史学》的迫切氛围，其政治激情明显大于学术研究，换言之，他的史学思想因其政治性所使然，很难趋于客观，存在对我国传统史学的片面绝对否定，完全剔除否定了我国传统史学在我国古代文明中所产生的重要贡献。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理性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而这是由其阶级立场决定的。
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无法超越其所处的政治语境从而在一个比较超脱的立场上去观察和评价其存在场域的历史渊源和特征，从而达到批判现代社会的效果。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梁先生的《新史学》只有薄薄的十来页纸，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却十分深刻，虽然在本人来看其早期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书中开篇就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指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并提出了对正统论的批判。中后篇则提及以进化论等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史学进行从书写范例乃至思想内容的大改造。他还在书中极力推崇环境决定论以及西式的英雄史观，文化史观。 我个人对中国的旧史学并没有太多的阅读积累，所以梁先生对旧史学的批判于我而言是一种老前辈的经验之谈，但对比于我所读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评述而言，《新史学》中的批判更加的决绝，而这种对旧史学痛恨的态度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新文化运动。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新文化运动，除了宣传中的“沉重打击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礼教”外，更多的指责它过于偏颇以至于割裂了现代人以及中国古典文化的联系，尔后顺水推舟的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多麽的成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完美结合，实现了“和魂洋才”。 我个人并不认同以明治维新的成功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对今时今日古典文化传承有所缺失的恶果。民国时代并不是没有传统文化的大师，奉行中庸之道的大师们不会看不到事情发展的两面性。而且说到割裂传承，文革犹有甚之。在我看来在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中日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封建专制在根基势力的差别。论时间长久，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诞生于秦朝，而这套制度直至公元五世纪才传入日本。论影响范围，从秦至清帝国的范围有多大，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就有多大。论思想的深度，中国民众从小接受的忠君教育，足以使忠君观念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但日本幕府民众忠于幕府将军吗，各地大名忠于大将军吗，各为其主的武士忠于幕府将军吗。所以新文化运动与明治维新并不能一概而论，在思想上宛如一盘散沙的日本知识阶层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但在中国封建主义深厚的土壤上，若非从根子上铲除这种封建思想文化，那么在中国西方思想中优秀的部分的传播只会举步维艰。 所以我很理解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因为若不是决绝的批判，中国史学断不会迈出新的一步。 书中梁先生对西方环境决定论的推崇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决定文化呢？我们从小的教育是经济政治决定文化。但是在原始社会，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去改造自然的时候，他们赖以生存的采集经济，渔猎经济不是有环境决定的吗？ 直至到了现代，我们所谓的经济，无论是虚拟的资本金融游戏还是实体经济，他们所代表的都是一定量的物资，而这些物资都是由原材料--原始的农产品或矿产所加工而成，而这些原材料大部分的储量与产出难道不是由自然界所决定的吗。换句话来说，我们现今的经济难道不也是有环境决定的吗。假如某一国度的粮食由于气候而全面歉收，国家的经济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难道不是环境决定论吗？ 以上只是个人有感而发，读此书学到了不少但思维发散的很远。可能关注点不同，所思所想竟与史学联系不大。
杨浦区2017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中等级考模拟质量调研 高 三历史试卷 本试卷分为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 2018年3月 考生注意： 1．考试满分100分，考试时间60分钟。 2．本考试分设试卷和答题纸。试卷包括试题与答题要求。 3．答题前，务必用黑色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正面清楚地填写姓名、准考证号， 并将核对后的条形码贴在指定位置上。 4．作答必须涂（选择题）或写（非选择题）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一律不得分。第一 部分的作答必须涂在答题卡上相应的区域，第二部分的作答必须写在答题纸上与试卷题号对应的位置。 一、选择题（共40分，每小题2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 1．铁器使用、地主与自耕农、列国变法……以及百家争鸣、礼崩乐坏这些新现象，反映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 A ．君主开明 B ．政治统一 C ．思想繁荣 D ．社会转型 2．右图所示政令出自 A ．秦始皇 B ．汉武帝 C ．唐太宗 D ．宋太祖 3．7—9世纪，日本先后派遣13批遣唐使，当时接待这些使节的机构是 A ．政事堂 B ．门下省 C ．礼部 D ．市舶司 4．下列历史现象发生在宋代的是 A ．各国先接受朝廷册封才获准与华贸易 B ．江南地区大量种植玉米等高产作物 C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的儒学传播到欧洲 D ．广东农家子弟赴东京参加科举考试 王国 封地 “父业子承”
5．明末，广东巡抚林富奏疏：“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机夷，突入东莞县界。”“佛郎机夷”当指 A．葡萄牙人B．英国人C．法国人D．德国人 6．清史学家章学诚强调治史最要紧的是 A．史才B．史学C．史德D．史识 7．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多运用18世纪哲学家在政治问题上的种种最大胆的学说。”其中“最大胆学说”的提出者是 A．洛克B．伏尔泰C．孟德斯鸠D．狄德罗 8．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美国未与清政府签署《北京条约》，这是因为它正忙于A．民族解放战争B．应对国家分裂 C．解决经济危机D．反击德国纳粹 9．在吸收佛、道思想成果基础上对儒学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 A．孔孟之道B．汉代经学 C．阴阳学说D．宋代理学 10．下图两种交通工具的动力来源分别是 A．煤炭/石油B．电力/煤炭 C．内燃机/蒸汽机D．蒸汽机/内燃机 11．2018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170周年，这本著作最早翻译成中文是在A．洋务运动时期B．辛亥革命时期 C．新文化运动时期D．解放战争时期
梁启超的“新史学” 1、建立的原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可见，梁启超对旧史学非常不满，因此就要建立新史学。那么不满在哪儿呢？2、对旧史学的批判 这一部分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确实没有接触过对史学的批判。我们提到历史、史书，就觉得以前的史书很多，记载的东西也很多。如果问以前的史学有什么弊病吗？就会觉得，弊病？什么弊病？不知道。那看到梁启超的文章，他对旧史学就进行了特别犀利的批判，所以我觉得特别新鲜，感触也特别大。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四病二弊三恶果” ?“四弊”指：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也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可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应当是全体国民的历史。 “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 史学家记载历史，你只记载这个朝廷的历史，记载这一朝代是怎么建立的的，怎么发展的，怎么灭亡的。你记载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吗？是国民的历史吗？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吗？你不记载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却记载帝王的、朝廷的历史！朝廷和国家一样吗？ 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个人就说了一句话“我可以为国家而死，可是我绝不甘心为政府而死。”这两个意思应该差不多吧。 “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 国家只有一个，政府可以有很多，政府只是人民选出来代替他们行使权力的一个机构。 “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记载历史不记载我们国民的历史，就激发不了学子的爱国、爱民族之心。记载某个帝王的朝廷的历史，培养的只是屈服在封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
程美宝:地方史、地方性、地方性知识－－－走出梁启超的 新史学片想 群体之历史：谁的历史？ 这次会议以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出发点，鼓动与会者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这个大问题。作为一个在史学门槛上尚未站稳的学徒，在不断练习这门技艺的过程中，我不一定有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如此宏旨的胸怀，只是经常会碰到“我自己希望用什么方法回答什么问题”的疑惑。虽然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总是不时会出现一些先行者，为我们释疑解惑，但新的疑惑总会不断地从已有的成论中产生出来。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梁启超的《新史学》，无疑是二十世纪最具前瞻性的史学宣言。正如是次会议组织者所言，中国二十世纪史学的诸多命题，大多能从梁文中找到端倪。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再三阅读《新史学》一文，看看有什么牙慧可拾，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以下谈到中国传统史学四大弊病之一的这段话：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1] 梁启超这番史学主张背后几个主要的政治概念——“国家”、“国民”、“群”和“社会”——的形成与衍化，王汎森已经有相当细致的论述。[2]梁启超对旧史家只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民历史的责备，久为大家熟悉，到今天已是谁也不会反对的史学观点。20世纪上半期以来，具有“新史学”意识的史学家、以中国为实验场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甚至是政治家、革命家如毛泽东者，都曾经身体力行地调查研究基层民众的生活和历史。解放后，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史学界特别关注被标签为“起义”或“反抗”的历史事件，并以农民起义和农民反抗斗争为主线，去写所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这类历史叙述虽然实际上未出“舍英雄几无历史”的套路，但在某些课题(如三元里、义和团)的研究所进行的访问调查中，毕竟记录和保存了不少平民的口述史料。不管其背后政治议程如何，这些调查报告直到今天还是不可多得的。进入80年代，中国史学界积极介绍西方6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潮流，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促使了有关“民间文化”和“边缘群体”(如乞丐、流氓)的研究大量出现。可以说，梁启超在1902年开风气之先的大声疾呼，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已得到不同背景和学术关怀的史家的积极回应和实践。 在几乎毫不犹疑地认同这种史观的前提下，我读着梁启超“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这句话，马上想到的是，我们今天所做的“群体的历史”，往往会陷入“知有群体而不知有个人”的陷井。我这里说的“个人”，当然是在偷换概念，梁所讲的“个人”是“帝王将相”，我关心的“个人”，是组成所谓“群体”的一个个人。换句话说，我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在我们研究和论述的过程中，一方面有一个整全的、社会学的眼界，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搅和成无名无姓的群体甚至一堆堆电脑数据。
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梁启超的史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这是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到了近代，特别是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他说:“质而言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 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故其效果, 亦一如其所期, 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随即他又指出所谓旧史学有二病、四弊，认为这是中国旧史学最突出的问题。第一，即“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反对封建王朝的历史，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应建立国民的历史，应将过去“‘皇帝的教科书’变为‘国民资治通鉴’和‘人类资治通鉴’。即‘质言之, 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在他看来《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界的巨著，可是内容和体系安排上也是分周记、秦记、汉记，并没有对传统的封建王朝史的编纂体例有所突破，此外历史家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在考量其对封建王朝利害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过去所谓的正统无一不是君统。过去的年号纪年也是非常不科学的，过去皇帝为了彰显权利所用年号无数，说年号不能明示距今有多少年。他认为在中国最为科学的纪年应该用与西方耶稣纪年相似的孔子生年纪年。第二，中国应该建立大众史，而非单一的个人史，中国过去写的都是个人的历史，这就难免会一叶障目，难以看清历史的全貌。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黄敏兰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 “现代史林泰斗”。① 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 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 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统史学的终结。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堪称是一项开天辟地的创举。 梁启超的“新史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早期的梁启超主要是政治家,其学术活动多以政治为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此时梁启超对传统史学主要是进行政治批判而缺乏学术分析,对新史学也未做实质性的学术建设。在《新史学》中,梁启超着重阐述的是政治理论,分析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落后的国民性,探讨西方民族强盛及中国落后的原因。当时梁启超是要以新史学动员民众与专制势力作斗争。所以他提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国不可救”这样严重的问题。直到梁启超退出政坛,成为纯粹的学者后,他才全身心地致力于新史学的学术建设,对传统史学的评价也趋于客观。 《新史学》的内容主要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宣扬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政治理论,另一部分是主张用新史学这一新学术来教育民众的史学理论。不过,这两部分是融为一体的,很难截然分开。例如他论证的“正统”问题,既是指史学上的正统之辨,也指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宣扬民主政治理论,也是他提倡用新史学、新学术来启蒙和教育民众的实践。所以,“史界革命”既是学术革命,也是政治革命的一部分。 《新史学》主要内容如下: 11批判旧史和旧政治。 《新史学》的一多半文字都是用来批判旧史。除第一节《中国之旧史》外,还有后三节《论《论书法》和《论纪年》。在全书的六节中有如此大的比重用于批判,可见激烈的批判正统》、
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葛喜生·鉴古野叟 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他早在1901年9月就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1页）既道出了旧史学的局限，又道出了新史学要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全体国民，研究这一群体的经历以及原因结果。次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展开批判旧史学，他说“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同上书，第176-177页）接着他分析了旧史学“四蔽”及由“四蔽”所生之“二病”。 蔽之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同上书，第177页） 蔽之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同上书，第177-178页） 蔽之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
《新史学》 百科名片 梁启超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者也"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 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 志。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 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上日趋保守。1918年起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史学是其所长，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 梁启超个人经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编辑本段] 《新史学》 《新史学》分节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其关于《中国史叙论》 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
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史学是梁启超学术的中心，林志均在《饮冰室合集》序中说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已。”梁启超史学著述颇丰，包括《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晚清学术概论》两部学术史名著，而史学的导论性著作，即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据陈引驰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而言：“《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义，时在一九二一年，次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这部说是梁氏史学的绪论性文字，原拟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导引：一九二一年底在《改造》上陆续刊出时，在《中国文化史纲》题下标作‘篇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初版也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今《自序》中所称‘〈史稿〉’即指此而言。因此，它可以说是梁启超史学观的集中展现。”《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从中可窥见此书产生之源流。 全书分为六章，并自序和附编，自序简言其著书之原因极其历程，第一章写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写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写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写史料搜集与鉴别，第六章写史迹之论次，附编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就如梁启超在序言中所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学术的变迁也成为一种必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随之产生的新史学的任务，就如梁启超在本书序言中所论述到的那样：“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这本书以下的章节，都是围绕这两个中心问题所展开的论述。前三章讲治史的主观观念，后三章讲史料的整理。 近现代史学的主观观念，都逃不出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的两种形式，一是受近代工业社会影响的科学研究式的治史方法，一是治史学的学者多逃不出民族性这一特点。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之大变迁，中西文化交流、冲突、摩擦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历史学者，尤其是象梁启超这样有一定政治社会背景的历史学者，政治生涯其治学是有影响的，这一点他自己在书中也承认了，如他所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因此，梁启超对于史之意义的论述并没有逃脱这个圈子，他在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论述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由此观之，梁启超这部书，只是就一民族的文化史的范围之内来整理探求民族之过去，以为现在、未来借鉴。因此，没有逃出民族性既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中国新史学建立的必要，实现汤因比所说的现代史学方式解构的后现代史学，都是在此过程之后。中国近
摘要 梁启超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影响深远。其史学思想以其人生经历明显的分为两个阶段。在接收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经历了由完全接受到选择性接收的改变，在探究、梳理史学的过程中丰富了其史学思想体系，促进了我国史学思想的转型。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传统文化 试探梁启超及其史学思想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其一生最为人熟悉的便是青年时期曾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人之一，事败后与康有为均外逃，其后又在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活动，他倡导以相对温和的改良来改变国家的处境反对激进的革命。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实行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彻底覆灭。经过各方利益角逐袁世凯担任了总统，梁启超便曾进入袁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一职，之后因对倒行逆施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恢复皇帝制度的不满，对其严词抨击，之后一度加入了段祺瑞政府并担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一职，后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梁启超曾于1918年赴欧，在欧期间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于是在回国之后即主张发扬传统文化，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自1922年起便在清华学校授课直至1927年。后患尿血症，因医生之误切错肾在经历众多变故之后于1929年病逝。终其一生忧国忧民，走在探究国家复兴的时代前列，活动于政界、文化界、史界、教育界众多领域。其众多言论在社会上都影响颇深，梁启超还大量介绍西方的政治理论，这些活动使更多人了解西方、了解梁启超。本文拟尝试写其在史学领域的贡献和影响。 梁启超是19世纪-20世纪活动在中国众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其史学认识及其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都与其在各领域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其史学思想受西方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影响痕迹相当明显，但其中亦夹杂着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哲理和在中国颇具影响的佛学思想，他的史学思想会通中西，融合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诠释方式。作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积极推动者,梁启超被视为中国新史学的主要奠基人。1 我们一般认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是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东渡日本时期。这一时期梁氏信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提倡普遍进化的历史观,倡导以科学精神与方法治史、寻求历史因果律或 1谢进东.《梁启超史学思维中的“现代性”理路及其邅变》.[J].东北师大学报，2010(1)
试论梁启超对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1 司徒尚纪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阐述在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日益强劲的背景下，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推介西方近代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同时指出梁启超也是最早正确评价徐霞客其人其事的一位学者，这都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大事，但为已有的中国地理学史所不载，应对梁启超的以上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公正评价。 关键词：人地关系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传播、梁启超 1．引言 15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所积累近代地理学知识是明末开始的西风东渐一个最主要内容，以利马窦为代表西方传教士首途广东在我国所传播西方文化都把地理学作为一种最有效、最能开启中国人视野的工具。经过利玛窦等不懈的努力，西方地理和制图知识作为一种新事物渐渐为我国人所接受，进而促使我国人产生足够的胆识和抱着宽广的襟怀去面对和接受更多西方事物，到鸦片战争时期，在广东以澳门和广州为中心，形成一个翻译西方地理著作的高潮。1841年林则徐委托好友魏源在译员梁进德将英国人幕瑞（Hugh Murr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译成《四洲志》基础上，编纂《海国图志》100卷，凡80万言，成为我国人了解外部地理知识的开山之作。林则徐由此被誉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此后，广东时代先进文化代表人物邹伯奇、梁廷楠、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非常注重西方地理学在革命和建设中重要作用，推介不遗余力，对传播西方文化和近代地理学在广东发展贡献匪浅，其中又以梁启超推介人地关系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成就最为突出，堪为中国地理学史上最早介绍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第一人。可是在已出版中国地理学史上，几乎见不到介绍梁启超这方面贡献的文字，实有失公允。很多人只知道梁启超是一位维新变法代表人物、一代文化宗师，但不知道梁启超也同样是一位推介西方近代地理思想的先驱。这其中一个原因是已有中国地理学史作者多为北人，对地理学在广东发展了解不足，而研究梁启超学术成就多集中在他的思想文化，即使介绍梁氏输入西学，也没有把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门类加以阐述，使他失去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应有地位。在弘扬岭南文化优良传统、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中，梁启超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贡献，实在值得珍视，尤为广东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兹述梁启超在这方面的贡献如次。 2．推介人地关系贡献 人地关系是近代地理学研究一个核心。鸦片战争后，广东产生一批最早觉悟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的志士仁人，他们在向西方寻找真理之同时，也将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和知识介绍进来，并首先立足广东，成为这一时期地理学在我国发展一个重要标志，其中以梁启超推介人地关系论的贡献最大。他以敏锐的目光、活 跃的思想、精辟的见解，深入研究了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化等关系，自清末至民初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打破了沿革地理独占我国传统地理学主流地位，开一代新风。 在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方面，先后发表了《欧洲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中 1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20558007） 作者简介：司徒尚纪（1943年生），男，教授，研究方向历史地理、文化地理、区域发展与规划；Email：situ988@https://www.doczj.com/doc/e64207992.html,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近代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
从梁启超看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现代化发展 摘要：本文从梁启超的思想入手，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事件，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了简要分析，并通过分析梁启超一生中的思想转变，简要阐述了他与辛亥革命不可分割的关系。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近代史现代化 正文：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一生代表了中国近代史的一段曲折而伟大的进程。梁启超的思想以“流质易变”著称，在他一生中，政治观点、学术思想常随着时势的改变而改变，这一点一直备受研究者的重视。而梁启超“太无成见”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和他特殊的思想个性也是难以分割的。他曾经在许多场合中公开解剖自己，言辞坦率而真切，极富感染力。 说到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恰逢中国社会大转变的时刻。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许多全新问题的提出,给人们带来思想的空前活跃,各种不同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冲突,以致某种社会思潮逐渐取得主导的地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受到欧美、日本思想文化的冲击、影响,应该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产物。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此时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16岁乡试中举人，随后跟随康有为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也必然看到了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无力，看到了在国外的各种先进思想与技术。1895年梁启超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参与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梁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而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更加活跃，他的许多政论在思想界造成了很大影响。而在变法失败逃亡日本以后，梁启超思想发生转变，提倡“保皇即革命”，变为了保皇派。1917年护法运动之后，梁启超辞去了北洋政府的财务总长职位，退出政坛。1918年他赴欧，了解到了西方文明的许多问题。回国之后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 由此分析梁启超的生平，他思想的逐渐变化也可推断出不少。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梁启超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在他的观点中，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分成这样三部分。 第一部分开始于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历史开端，以洋务运动为主要代表的现代
一、填空题 1、后人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认为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性著作，充分肯定了《三国志》在史学上的地位。《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典志，这个缺憾只有留待后人弥补了(P99) 2、《五代史志》综叙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与“五代史”纪传相配合。《五代史志》是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以来最重要的史志著作。(P117) 3、《通典》在内容上和体裁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制度分门立目。《通典》以分门囊括制度，以会通贯穿古今，以论议指陈得失，开拓了历史撰述的新领域，奠定了中国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宏伟基础。(P135) 4、宋元时期历史文献学贡献较大的，要推郑樵和朱熹。《通志》中的《艺文略》、《校雠略》、《金石略》、《图谱略》，四略集中反映出郑樵历史文献学的成就。《通志》把《志》改称为《略》，一共是20《略》。《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是郑樵学术的总汇。(P177 P196) 5、钱大昕考证法，主要是三点:一是取证，二是比较，三是专题考索。(P275) 6、1902年，梁启超撰成长篇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鲜明地贯彻了进化观和因果论的理论指导，体现出与以往学者全然不同的研究风格。堪称是“新史学”理论在研究实践中的第一个硕果。 7.魏源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新编》、《古微堂集》、《诗古微》《书古微》、《老子本义》、《古微堂诗集》。 8，在《新史学》发表稍后，夏曾佑撰成《中国古代史》，它的产生是“新史学”思潮在通史撰著上取得的重要成果。 9、陈寅恪提出史料学的“通识”，是近代新考证学史料学观点的重要特点。“民族文化之史”是陈寅恪先生自己提出来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述稿》是他两部著名的史论。 10、龚自珍针对乾隆以来“号为治经则道尊，治史则道拙”的观点。提出“尊史”说。 11、《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的史学著作，其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记载了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242年历史。 12、《汉纪》是东汉的荀悦，根据《汉书》编纂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共有30卷。 13、《左传》记事的下限鲁哀公二十七年，是编年体的史书。 14、《通典》200卷，分九门，记载了历代典章制度，其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有的记载至德宗贞元年间。 15、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共为24部“正史”的内容做考证。 16、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所考证的史事自《史记》下至《五代史》，其中包含《旧唐书》、《旧五代史》十九史之所记。 陈寿——《三国志》；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 李延寿——《南史》、《北史》；沈约——《宋书》；常璩——《华阳国志》；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顾炎武——《日知录》；崔述——《考信录》；王夫之——《宋论》；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陈垣——《史讳举例》；姚莹——《康輶纪行》 王韬——《法国志略》；徐继畲——《瀛环志略》；魏源——《道光洋艘寇海记》； 二、名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