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祖先甲骨文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
（商）（周）（秦）（汉）（魏晋）草书
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汉字七体”。
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在文字出现的早期，象形文字可以工作得不错。可是随着语言的不断丰富，有些语言不能用形象表达了。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开始创造一些仅代表发音的符号来记录这些语言。中国人却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会意字，如“日＋月＝明，女＋子＝好”；
表音字，如“阿”，没有任何意义，只表示一个音节；
通假字，如“说－悦”；开始出现于汉字中。
提及汉语，免不了令人联想到同样占文化课很大分量的英语。同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学习一种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这种语言思考，就想用母语思考一样。但是，最能发挥个人思想创造性的还是母语，更何况要学好“外语”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古罗马人并不因为羡慕希腊文明，而改用希腊语——尽管两种语言十分接近。阿拉伯人同样要把拉丁文、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不是改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同样，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也不是自己改用阿拉伯文，而是把阿拉伯
文翻译成拉丁文。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更进一步地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并加以普及。
甲骨文字的来源及其形成路线探索朱彦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内容提要：殷墟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在它之前，文字的发展已经有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郑州发现的商代早期甲骨契刻文字，就是殷墟甲骨文字的前身。根据文献记载，商族可能最早创造并使用了契刻文字。从山东地区发现的与早期文字有关的大量资料来看，商族人很可能是受了东夷人文字符号的影响，结合占卜文化而创造了甲骨文字系统。
关键词：甲骨文字来源形成
一、甲骨文字的成熟性及其发展线索
甲骨文字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甲骨文字是目前我们所有见到的最早的系统汉字。甲骨文目前已经发现有单字4672个，其中已经考释确认的1723个，未释的2949个[1]。甲骨文字不仅联字成句，而且联句成文，联文成篇，是一种较为成熟、能自由运用的系统文字。其二，从构字特点来说，甲骨文字已经具备了“六书”的造字原则，但基本还是一种以象形字为主的文字类型。象形字，是把客观事物的形象抽象或概括成一定图案的文字或由两个以上的象形组合成的一个新的图案文字。单体的象形字叫“文”，合体的象形字叫“字”。据统计，甲骨文中的象形字约占甲骨文字总数的47%。当然客观事物是比较复杂的，有限的象形字尚不足以表现所有事物的全部动态、静态状况。于是同音假借的情况也就出现了。甲骨文中假借字现象非常普遍。而且这时的形声字也开始出现。其三，从甲骨文字的字形来说，它的文字体制、书写程式都还相当混乱，基本上还没有定型。这表明甲骨文字还处在继续成长时期。字体的不定性表现为：书写行款，可以横行，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可以竖行，先左后右，或先右后左。字体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一个左右结构的字，也可以写成右左结构；可以正写，也可以倒写；一个字有多种异体写法，笔画可繁可简，笔画没有定数；甲骨文中还有一种合文现象，即两个或三个字组合在一起，合文有左右结构，也有上下结构，还有里外结构等等。其四，甲骨文字是用刀刻写在甲骨片上的，加上甲骨坚硬难刻，所以甲骨文字笔画细瘦硬直，尚无后世笔墨文字中的波折点捺等笔画。
总之，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也就是说，在它之前，文字的发展已经有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如果没有早期文字发展的铺垫作基础，商代后期不可能异军突起地产生一种像甲骨文那样发达、成熟的文字。
有学者为甲骨文字的形成作了这样一种大胆的假设，认为汉字的产生不是等距离、比肩式、稳步渐进的过程，而是在一段时期内急剧大量地产生出来的，这
个时期就是殷墟文化的后期，商代甲骨文——殷墟文字的创造者是当时负责占卜的贞人集团[2]。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很不符合实际，也很难令人相信。
最近又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境内的距离商代甲骨文时代较远的、象形程度不高的原始文字符号，是甲骨文字产生的远源，而距离商代甲骨文时代较近的、象形程度较高的原始文字符号，是甲骨文字形成的近源。但是即使是属于汉字近源的原始文字符号，与商代甲骨文字之间也存在着一段不小的缺环，那么这一段缺环的文字到哪里去了呢？研究认为，有一定数量的中国文字符号曾经经过“南方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印度河谷地带。这些保存于印度河谷文字中的中国文字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商代文字来源的缺失环节。而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上的刻符则是中国文字曾经传入印度河谷地带的有力证明[3]。但是，印度河谷文字中保存的有限的中国文字符号，虽然个别能够与商代甲骨文字字形相对应，仍然不能解决商代甲骨文字的直接来源的最终问题。
所以说直到目前为止，殷墟甲骨文又确实是一种突如其来的高度发达的文字。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找出任何一种成系统的文字可以作为甲骨文明确的前身和真正的来源。于是甲骨文的形成及其由来途径，成了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课题。
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些早于殷墟甲骨文时代的个别刻符或文字发现之后，就有新闻媒体报道声称发现史前时期的甲骨文，并认作是殷墟甲骨文字的源头。对于这些发现，新闻媒体总喜欢哗众取宠，以造成新闻宣传的社会效应，于是就有了种种极力夸大事实的歪曲之辞。有的虽经有关专家鉴定了，但众说纷纭，并未定论；有的报道则修饰放大了有关专家的鉴定意见；有的则是新闻工作者自己的想象与推测而已。
不过，这些观点虽然未必正确，或者说未必确切，但是这些实实在在的发现，却可以作为甲骨文由来的线索看待，对于探讨早期甲骨文的形成与发展是有益处的。
二、商族先公创造文字的可能性推测
据史书记载，殷商族人祖先是有文字和书籍的。《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强调了殷商民族的祖先发明了文字、记载有典册。所谓“册”、“典”，当是竹木简牍的书写或刻契文字。简牍文字比起陶文、甲骨文、金文来，当是彼时和商代更普遍存在的文字形式，只是由于这些文字载体的质料易腐，耐久性差，今天绝少见其实物。由此我们认为，当其他古代民族尚未发明和使用文字时，殷商先人首先利用一些原始文字符号作为基础，创作了文字。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块丰碑。
关于文字的起源，自古以来皆言为仓颉所造。其实，文字并非一人所能创造。文字的形成是个漫长的过程，当是在众多的史前陶器刻划符号的基础上，逐步归纳、整理而成为交流思想、记录语言的文化工具的。仓颉是传说人物，假如真有其人，其贡献大约也仅是在于归纳、整理、推广、传播，因而可视为文字发明史上的关键人物。仓颉造字的传说，见之于众多古代文献记载，如《世本·作篇》：“仓颉作书。”《荀子》：“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为之私，背私为之公。
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淮南子·修务》：“史皇产儿能书。”高诱注：“史皇，仓颉。”《孝经·援神契》：“仓颉视龟而作书。”许慎《说文解字》序：“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音行，兽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等等。我们认为，“仓颉”可能即是“商契”。因为仓、商，古音相通，二者可以通假，如《尔雅·释鸟》：“仓庚，商庚。”而且颉、契又同属屑韵，也可通转。古代多以某人发明什么就以什么命名，尤其是某一部族首领的命名如此，如周之先祖，以其族发明稼穑，善长于农业生产而名曰稷；东夷人先祖，以其族发明音乐，善于歌舞而名曰夔（夔为古代著名乐师，盖也是一种乐器或乐曲名）；又以其族发明陶器而名其首领曰皋陶。殷商先人发明了契刻文字，所以名其族首领曰契。
契者，又作栔、锲、楔、契刂，刻也。如《说文·丯刀部》：“栔，刻也。”《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大概最早的文字不是书写的，而是刻划的，如在陶器上、在竹木简上、在占卜甲骨上、在玉石等器上，今天考古发现中有许多史前的各种质地上的铭文刻辞，即是其证。
甲骨文中有“契”字，作“丯刀”（《甲》1170）、丯（《甲》1059）等形。不过《说文》中对“丯刀”、“丯”的解释是不同于“契”的，《说文·丯刀部》：“丯刀，巧也，从刀丯声。”《说文·丯部》：“丯，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乱也，凡丯之属皆从丯，读若介。”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云：对于丯字，“《说文》的读音是对的，而训为艸蔡，则纯系臆说。”[4]而早在宋戴侗《六书故》中即云：“丯即契也。又作丯刀，加刀，刀所以契也。又作契，大声（按契字本从丯刀声）。古未有书先有契，契刻竹木以为识，丯象所刻之齿。”可谓得造字之趣。于先生的解释则更为详尽：“甲骨文的丯字就其构形来说，中划直，三邪划作弯曲之状，象以刻齿形。”“在未有文字的时代，初民往往刻木为齿以纪事，这当在商朝以前。”这固然是发生在商代之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契木纪事而后为文的事，正发生在先商时期的商族祖先那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商族始祖契的社会工作司职：“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即当时契在以舜为主的部落联盟集团中身为司徒，掌教化之职。可见商族是当时掌握最高文化的氏族之一，刻木纪事，正是他们从事的职业。所以由这个民族首先发明了契刻文字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也许正是商族始祖所以名契的真正原因所在。
然而在目前所发现的先商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有可以作为商代后期甲骨文直接前身的文字材料。是商族先民并没有发明并使用文字，抑或现有的考古发掘工作做得不够而有待于今后的努力？目前尚不得而知。这为进一步探索甲骨文字形成的发展脉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三、夏族人创造文字的可能性质疑
与商族相比，夏族也许是没有文字的。据吾师王玉哲先生的研究，群经诸子所引《夏书》以及《禹贡》、《甘誓》绝不是周以前的作品，明代所传“大禹岣嵝碑”，宋人所传的所谓夏琱戈、夏带钩，其上的铭文刻辞，也决不是夏代文字，夏代当时还没有文字[5]。徐中舒先生等人也同意这一看法[6]。周代有文字，除金文外，还有甲骨文，但其文字系统基本同于殷商文字，很可能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因为没有其族先人发明文字的文献记载。所以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在属于夏代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些陶器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大约有20多种，分别分布于大口尊等陶器的口沿内部，有学者就认为这些陶器刻符，“应该就是当时的文字”[7]。1960年在偃师二里头夏文化晚期第三段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个刻有一字的黑陶纺轮。由于此字与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比较相似，所以邹衡先生认为：“商朝的文字同夏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8]“据现有材料得知，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的陶器上出现了多种样式的刻划符号，其中有的应该就是文字。这些文字目前尚未认识，有个别的字，颇似甲骨文，例如或即‘羌’字。我们认为，这种早于甲骨文的文字，应该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种文字。”[9]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在一件泥质磨光黑陶平底器的外底上刻有一个“共”字，字形像两手相对各持一棒之形[10]。该字字形与甲骨文、金文中的“共”字字形较近，可能是代表器物所属有者氏族的徽号。出土刻符陶器的王城岗三期相当于夏代的初年，李先登先生据此认为，夏代已经有了文字[11]。这些只是单字孤证，难以说明问题。
夏鼐先生说到二里头文化时曾言，“它似乎已有文字制度。发掘中有刻画记号的陶片，都属于晚期。记号已发现的共有24种，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但他同时也承认，这些刻画记号“都是单个孤立，用意不清楚。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12]而二里头发掘主持者郑光先生认为，“其中个别有类似文字的，但因都是单个存在，而且与后来的甲骨文、金文的结构有较大的距离，不易确定其为文字。二里头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不属文字系统，而属某种意义的符号系统。”[13]这些符号既不是图画，也不是文字，而是一种帮助人们记忆的记事符号。记事符号与早期文字的形成关系密切，一些常用的记事符号在某一地区广泛地应用，约定俗成，有了读音，自然就成了早期的文字了。但大部分刻划符号没能发展成为文字，而文字的形成也远非仅仅刻划符号一途。二里头的陶器刻划符号有了某种程度的表义性，但它终属符号系统，远非文字。不过郑光、高炜、徐苹芳先生等人认为，二里头和陶寺时代应该已经有文字了，并期待着将来考古发掘中能有书写文字的发现[14]。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已进入夏纪年的龙山文化遗存，所以学界也多将其与二里头、东下冯一样看作是夏代的物质文化遗迹。1984年在陶寺遗址一座晚期灰坑中发现了有朱书的陶扁壶，壶身正面、背面都有朱书符号[15]。据此，有些学者就认为是夏代文字，如李健民先生认为其中一“文”字，很可能与夏禹之名文命有关[16]。而罗琨女士释其中两字为“昜文”即“明文”，将其看作是一篇完整的文献，并与《尚书·尧典》类比，认为两字和一个符号（界划）记述了尧的功绩[17]。不过，除了其中“文”字符号与甲骨文、金文中的字形相似，其他的符号都不堪与后世文字相类比。由于这些符号仍与其他地区龙山时代陶器刻划符号一样，孤单存在而不成系统，所以这些符号是否就是文字，尚待存疑。
目前还没有多少考古学证据可以说明，夏代已经有了文字的产生与使用了。
四、商代早期甲骨文字的雏形
所幸的是，在郑州地区的早期商代文化遗址中，先后发现一些商代早期的甲骨文字资料，为研究殷墟甲骨纹的前身和来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郑州二里冈期商代早期的甲骨文材料，是在时代上最接近殷墟甲骨文的。因此最有可能成为探索甲骨文早期形状的资料，文字形态自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目前，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共发现了5片甲骨刻辞。
其一，1953年4月，在配合郑州二里冈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建设中，在被推土机翻动的土层中拣到牛肋骨一块。牛肋骨略呈圆弧形，在其鼓起的弧面上，刻有十个字[18]：“……又土羊，乙丑贞，从，受……七月”[19]陈梦家先生认为“这片肋骨所刻的字和小屯殷代晚期的卜辞相似”，因此推断该字骨“可能也属于这个时期”。“它的出土启示着黄河以南很有可能发现殷代的刻辞卜骨。”[20]李学勤先生认为应在甲骨文的第四期即武乙、文丁之时[21]。但裴明相先生从字骨出土的地层（二里冈期）、字骨骨料形制简陋及整治简单粗糙、字体刻划技艺的拙劣等因素判断，认定字骨时代为二里冈期，即商代最早的甲骨文字[22]。我们认为裴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陈梦家先生、李学勤先生仅以字形和词汇结构而认定为殷代晚期文字，是与该字骨出土的层位和附近的地理环境不相符合的。不过这块字骨并非占卜用骨，因为它使用未经整治的天然牛肋骨刻成，骨面上也未有占卜的灼痕。字骨上的文字为习刻是毫无疑义的。
其二，1953年9月，同是在二里冈工地，于开挖的探沟T30东端深50公分的商代二里冈期灰层内发现了第二块字骨。这块扁圆形的字骨，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鉴定，认为是被锯下来的牛肱骨的关节部分。在骨上凸起的一面刻一“ㄓ”字[23]。
其三，1954年4月，郑州二里冈又“掘获一条有小孔的薄骨片，上端刻有一字”，文字难以辨识[24]。报告简略，不知其详。
其四，1989年秋，在郑州商城内的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件两端锯过的动物肢骨，经现场擦洗，发现在近一端正面有2个刻划文字。字骨发现于二里冈上层时期的地层中，时代应为二里冈上层。两字作“ ”状，刻痕较浅，转折处无棱角，刀锋不甚明显，估计这与刻划工具有关。从结构来看，两字确是有意刻划而成[25]。据甲骨学家王宇信先生鉴定考释，此二字可释为“玉弜”[26]。
其五，1990年夏，在郑州商城内的郑州电力学校清理J3外侧的夯土坑H10时，在填土中发现一片残骨片，上面有切锯痕迹，正面呈不规则形状，但表面十分光滑，背面凹凸不平，估计是用动物的肩胛骨做成的。骨料正面上部中间部位发现有2个刻划文字，两字作“ ”状，刻痕较浅，折转处刀锋不甚明显。该字骨的第一个字与水利局工地发现的字骨的第二字为同一字，两个工地仅相距数百米[27]。此二字以王宇信先生之释应为“弜玉”。
一片为最重要，因为可以连字成句，有与商代晚期甲骨文字比较的价值。该字骨所用的干支纪日、卜官所用的以日、事、月为顺序的卜辞文法，都被晚商甲骨文所继承和沿用。甚至辞中表现的祭祀祖先“相土”时所用的祭祀方法、祭祀用牲，都与晚商甲骨卜辞所用相一致。今后，若能在郑州地区发现早商甲骨文的话，其文辞形式也一定会是这种模式的。第二片中的“ㄓ”字，也是晚商甲骨文中常见的一个祭祀的名称：“侑”。第四、第五片字体稍显草率，不过其中有两个字竟然相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应该说这两片字骨的发现并非偶然，它说明在这一地区这个字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已经有了一定的流通和交流功能。对于这两片甲骨刻字的形制和性质，杨育彬先生有过这样的判断：“这两片字骨所用刀具较钝，刻痕较浅，笔锋不明显，波折圆缓，反映了一定的原始性。其字体不同于祭祀时用于记录的规范文字，或可认为是流行在民间的一种手写体。”[28]至于商代早期能否发现大批有史料价值的甲骨占卜刻辞文字，至今还是个谜。我们且期待着今后考古工作者手中的那把神奇的手铲吧。
五、山东地区产生契刻文字的可能性推测
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或夏商时代遗址中，陆续有一些早于殷墟的占卜甲骨契刻文字的情况出现，为探索甲骨文的由来提供了一些可以参考的线索。
1.桓台史家岳石文化甲骨文字
山东省桓台县史家岳石文化遗址[29]甲骨文字，是发现于东夷部族的甲骨文字材料。时代超出了商代的范围，相当于先商时期。不仅如此，在同一遗址和附近的唐山遗址中，还发现了时代属于商代的甲骨文字。这也是第一次在商朝都城之外发现的商代文字。这说明，在这个地区从先商时代（岳石文化时期）直到商代晚期都有占卜刻辞的传统习俗。
史家遗址出土的2片岳石文化卜骨，均系羊肩胛骨，保持了羊肩胛骨的原貌，未有任何修整的痕迹，具有早期卜骨的特征。两片卜骨均已残破，大部分兆纹已失，仅留部分刻纹，刻文刻划较深，刀痕明显，残断处仍留有烧灼痕迹，既经烧灼，知是卜骨，上刻文字即可称为卜辞。关于卜骨的时代，因有明确的地层关系，为岳石文化晚期，距今3500年左右，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先商时代甲骨文字。另有5片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字分别出自史家遗址和唐山遗址，出自地层、祭祀坑和灰坑之中，均为甲壳残片，字体细小，清晰可辨，有钻有凿，较为进步。这些甲骨文字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掘收获的再认识》[30]一文，但略有不同）
在山东地区发现时代较早的甲骨文，并非偶然的事情。自从大汶口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陶尊刻划符号以后，古文字学界普遍认为，最早的汉字可能就出现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善于制陶、喜欢音乐的东夷民族手中。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也无不为这一观点增加证据。
2.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
1960年山东莒县陵阳河、诸城前寨两遗址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6例5种[31]。后来又在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尊上陆续有所发现[32]。对于这些陶文，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生前曾作过较多的研究，考释出其中的主要文字的音义来，并认为这是一种很进步的文字，在大汶口文化区域里已经广泛使用，由此可将我国的文明时期上推至6000年前的炎帝、少昊时代[33]。新的大汶口陶文材料发表以后，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唐先生的基础之上又考释出其中的一些文字，并作了系统的研究，认为从结构上看与甲骨金文接近；见于特定器物的特定位置，与金文在器物上的位置相似；是相当程度抽象化的象形，不能视作如实的描画；不能分解为若干图案单元，也不能视作装饰性花纹[34]。这些观点目前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公认。总计这些陶尊文字共有20多个单字，可释者仅9字，即“旦”、“昃”、“钺”、“斤”、“封”、“皇”、“拍”、“酒”、“肜”、“丁”等，余字今尚不释[35]。
3.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陶文引起的争论
1992年初，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队在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时代遗址的出土物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件刻有11个书写符号的陶片H1235:2。该陶片系泥质磨光灰陶，为近直壁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于内面刻有5行（竖行）11个字，右起第一行3个字，余4行均为2字。发掘报告认为，陶文“是烧后刻写，并且最大可能是刻写在陶片之上”的，其书体的显著特征是“多位连笔字”[36]。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古文字学界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是文字：李学勤先生认为上古时文字即有正体、俗体之别，连笔的丁公陶文或许就是当时文字的俗体；田昌五先生认为商代之前有一个以陶器为书写载体的“陶书时代”，丁公陶文正是陶书时代的产物；严文明先生从陶文的位置来判断这是一片完整的文书；张学海先生则认为陶文似属一段“辞章”或一个“短句”。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丁公陶文在构型、写法诸方面与殷周文字存在较大差距，它与古汉字不是一个系统：王恩田先生认为它是东夷文化系统的文字；俞伟超先生认为它与甲骨文是两种不同的文字；高明先生认为这是一种被淘汰的古老文字；裘锡圭先生也认为这是一种只有在特殊场合极少数人使用的行业文字，一种误入歧途的原始文字。还有一些怀疑丁公陶文是发掘时不慎混入或参与工作人员的戏作，等等[37]。丁公陶文的争论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它是不是古文字，而在于它为今后研究古文字的起源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依以上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来看，古代汉字的产生途径并非一元的，也不是一次尝试就成功了的。不同地区很可能会同时或不同时地产生文字，有些文字冲破了地域界限得以生存，有些命运则与此相反。
1993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采集到一块龙山文化陶片上，也有与丁公陶文相似的文字刻划，这就进一步证实了丁公陶文的可靠性[38]。这陶片上面刻出两行共计八个字，右边四字颇似动物的象形，笔道连续运转而多圆折，很像草书的陶文，这种风格类似于丁公陶文。而左边四字则由直划的笔道组成，有一点点商代甲骨文的味道[39]。在分析龙虬庄龙山陶文的字形特征以后，俞伟超先生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可能性，其一是龙虬庄陶文与丁公陶文属于一种文字，因现在都不认识，无法分类。其二是当时的文字分为两种或两个阶段，即龙虬庄右侧四字和丁公陶文都是圆笔道，而龙虬庄左侧四字则为直笔道，故可分为两种或两个阶段的文字。其三是两者是一种文字三个阶段的形体表现：即龙虬中右侧四字最具象形形态，属于这种文字的最初阶段；丁公陶文则已经离开了图画式的象形形态，但演变不久，所以皆作圆笔道；龙虬庄陶文左侧四字已从圆笔道变成直笔道，更便于书写，应当是较晚才出现的形态，而且这一点同更晚的商代甲骨文是一样的。当来到这一段时，最初的图画使得象形文字可能已有很多人不认识，所以左侧四字就是对照说明右侧四字的[40]。也就是说，龙虬庄陶文的两行八字包括了古字和对其进行翻译解释的今字两种文字形态。这种解释较为新颖，而且我们认为较为合理。
4.山东其他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陶器刻符
1996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发掘聊城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时，在一座水井（G54）中出土了一片刻文陶片，上刻三字，未能释读[41]。
1997年山东省淄博市文物局在桓台李寨遗址龙山文化房基中出土了一件骨器，为一兽角的根部，上部圆空，根为器底，器壁割空有把柄。非实用器，似有特殊用途。其内底刻一字，可隶释为“左”字，外柄深刻一组8个符号[42]。
1998年春，淄博市临淄区北洋村农民挖土时出土一件龙山文化晚期的石镞，石镞形体较大，完整，青石质，通体磨光，刃部锋利，通长14.5厘米。在其近柄处刻二字，一为象形的野猪形，另一字刻划较为简单，未释[43]。
不仅如此，山东地区出土的一些东周时代的陶文，也都保留了这个地区原始陶文的那种风格。如1981年春在莱阳前河前村出土一件带有刻文的东周仿铜陶盉，陶盉肩部环绕一周刻出13或14字，流部和腹部又分别刻出2字，这些文字中有些似鹿、鱼、鳖类的动物象形，有些则略具商周金文的味道[44]。我们认为，这些文字与同时期的西周金文显然不是一种文字，从其象形和用圆笔道的风格来看，也应是丁公及龙虬庄（特别是右侧四字）文字统一系统的文字，是这种原始文字的延续。
无独有偶，在传世的东周陶文中，也有一件陶片刻文，现存右侧两行完好，每行四字共八字，左侧还有一行四字，明显残缺[45]。这些文字也是动物象形结构，文字内容不可考释。
这些出土于山东地区的早期文字材料，有力地证明了东夷民族在很早时期就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较早地进入了文明时代。原始文字的产生很可能与东夷部族有关。东夷部族的原始文字，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保留到后世今天[46]。但是它有可能因为地缘或血缘相近的关系，把它的文字精华传承给了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殷商民族。商族先民或者正是从东夷部族学习和继承来的契刻文字，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甲骨文字。
六、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甲骨刻辞的学术意义
虽然在东夷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与早期刻画文字相关的资料，但是就目前的考古发掘材料而言，出土的时代最早的甲骨文字材料，当属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甲骨刻划文字。
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面积占总遗址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发现了一批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屋基、灰坑、陶窖、墓葬，并出土文物数千件。贾湖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总体上都在距今7000—8000年范围内，若按树轮校正数据，则在7500－8800年之间。出土文物中，有三件龟甲各刻有一个符号，一件石器上竖排连接地刻有四个符号。《发掘简报》指出：“在这些龟甲和随葬品中的骨器、石器上发现的契刻符号，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这批契刻符号的发现，为研究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47]
贾湖刻符中的三个龟甲刻符，分别于不同的三座墓葬中出土，其形分别为，第一个刻符与甲骨文“目”极为相似；第二个刻符相似于现代汉字的“日”字；第三个刻符目前未能从甲骨文中寻找到与其相似的字，该刻符经仔细辨认，属明显人为契刻痕迹仅左上角一横及竖折一划，中间斜竖一划及右下角斜划为龟甲的自然纹；若将龟甲本身自然纹排除，仅看两划人为契刻痕迹即为“七”形。
贾湖刻符的发现，为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李学勤先生认为，舞阳贾湖遗址“新发现的龟甲符号，可能同后来商代的甲骨文字有某种联系。这种龟甲不象殷墟卜甲那样经过烧灼，但烧灼并不是用甲骨占卜的唯一方式，还有所谓‘冷卜法’，所以不能率尔否定裴李岗龟甲可能与甲骨文间存在渊源关系。”[48]
张光直先生从甲骨文的性质出发，认为文字与占卜的关系密切，文字是巫覡独占的知识；而从考古发现来看，龙山文化时代各地区出现的并非记录语言的陶文，已广泛作为符号使用，这种符号最早的考古发现见于同样也是与仪式或巫术有关的河南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的龟甲上，而“这类符号到了龙山时代便成为文字符号第一个很方便的源头”[49]。
唐建先生认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的发现及其考古绝对年代的确定，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这“不但是到目前为止新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甲骨契刻符号，也是至今我国年代最早的文字或文字前形式。”[50]从而肯定殷商甲骨文的源头在其前5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代，亦即汉文字的起源、发展已有约九千年的历史。
不过，贾湖甲骨契刻符号究竟是文字或只是文字前形式，用甲骨文字与之比较进行探讨，目前尚未能得到完整而令人信服的结果。虽然一些学者将其看作是原始文字，认作甲骨文的远古源头，但也有学者承认这些符号虽是人为的刻划，不过对于这刻划是否是文字仍然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充其量，这只是探索甲骨文源头的一条重要线索而已，至于甲骨文究竟有没有这么久远的发展历史，只好有待于今后更多的时代早于殷墟甲骨文的甲骨刻划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了。
此后有甲骨刻划符号的材料不多，龙山文化时期陶器刻符应是文字的初期形态了，但甲骨刻划符号只有在属于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的长安斗门花楼子刻字甲骨[51]。此间的演化进程还有待于今后考古材料的进一步补充和证实。
最近蔡运章先生的研究认为，这些远古器物上的“刻画符号”，是属于卦象文字。其中贾湖遗址出土的龟腹甲上的“目”、“十”（七）、“日”、“乙八”等字均分别表示“离”卦之象[52]，以表明汉字产生于八卦卦象。但如果蔡氏此理论可以成立的话，这些所谓的卦象文字也大都是以成形的文字或原始的图像来代替卦象，而不是以卦象代表文字。这一前因后果关系也表明不能由八卦符号产生文字。因此此说反不如唐氏关于贾湖龟甲刻画符号与甲骨文关系的理论更能令人欣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