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观
引言
在我国汉代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没有本体，没有独自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她们只是被别人所确定，所描述，所拥有，所热爱，所渴望，从未真正过过自己的生活，从未掌握自己的命运，从未实现甚至从未想过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早在先秦，女性的这种附属地位就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例如《礼记》曾云：“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①这“三从”一语道出对女性的要求，是以服从为标准。在汉代，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更确定了女性从属的地位。
到了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使得汉代形成的儒家大一统思想失去了其稳定的社会根基，逐渐失去了它的社会约束力。儒家思想体系崩溃以后，玄学思想兴起，人们由原来的求取外在的功名利禄转向自省以及对自我的高度关注。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魏晋的女性观，也发生了变化。
《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魏晋名士崇尚清谈和放荡不羁的社会风习。但书中单列出《贤媛》一门为女性做传，并且还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相并列，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重视。书中其他门类也涉及到了许多女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完整的魏晋女性世界。《世说新语》中的女性不再像刘向《列女传》中那样注重孝行和节操，她们鲜有前代或者后代所表彰的“三从四德”，大多有出众的才智和脱俗风采，形成了魏晋时期独特的女性观。
通过对资料和文本的阅读、分析，我的论文将以《世说新语》为基础，以作品中的女性为重点，以作品展现的思想文化为依据，研究魏晋时期女性的言语，表现，生活现状，讨论女性自身以及男性社会对女性在不同方面的不同要求。从对女性美的倾慕，对女子“才”的提倡，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对女性的宽容等五个方面对女性观进行分析。
一、对女性美的倾慕
在我国早期封建社会中女子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她们很少受到男子的重视，甚至会被忽视掉。特别是女子的外貌本是属于女子特有的气质，但却不被认可，甚至遭到污蔑，我国古代就有“红颜祸水”的说法，人们甚至把美丽当成一种罪过。在汉代，儒家大一统思想占统治地位时期就曾对女性美的标准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例如
班昭在她的《女诫·妇行第四》中：“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妇言，不必辨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明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其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②这是汉代昌盛时，班昭所立的女子日常生活的行为规则。在妇行第三中作者才说到女子的容貌问题，可见当时对女子的容貌并不重视，而且班昭认为容貌并不是很重要。连女性自己都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又怎能让长期受到男尊女卑思想毒害的男性来正确地认识女性。汉代的人们把自己的全部价值，界定为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但是魏晋时期，人们不再这样界定自己的价值，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对社会政治道德的依附，从社会政治道德的奴隶地位中独立出来。而这正是人的觉醒，因此使得套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有所松动，为女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儒家大一统局面被打破，思想领域自由开放，受到玄学，佛学的影响，社会价值取向由重礼教和节操向重生命和自然转变。男性逐渐开始重视女性并对其表示尊重，女性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特别是对于女性的外貌美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对女性外貌的认识
虽然班昭在她的《女诫》中，要求：“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大多认同女性的美丽，对于女性的外貌这种特殊的属性给予极大的赞赏。如《世说新语·贤媛》第二十一则：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3
南康长公主由于桓温纳妾，妒性大发，于是带婢女拔白刃见之，虽然声势浩大，但一见到李势妹的面，便被妹的外貌所征服。“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作者毫不吝啬的对李势妹的外貌进行了描写。由于外貌的美丽，居然将女性的妒性都打消了，其美貌程度可想而知。《妒记》中有记载说：“温平蜀，以李势妹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婉。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4
在魏晋以前，很少有作品对女性的外貌进行描写。美丽是女性的独特属性，外貌的美丽似乎总是被忽视。只有在《诗经·卫风·硕人》中对一上层女性结婚时的外貌进行了描写。在魏晋时期，女性的外貌美之所以会受到重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男性对外貌的重视，《世说新语·容止》一章中专门对男子的外貌进行了描写。例如对于何平书的“美姿仪”裴令公的“眼烂烂如岩下电”等都是对男子外貌的详细描写。并且在人物品藻过程中，对容止的评价有严格的标准，那就是玉人体。在《世说新语·容止》也提到,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3还有王武子在见到自己的外甥卫玠时就惊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3毕竟社会的主流是男性，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标准影响了世人对女性的评价。
（二）对女性外貌美和内在美结合的认识
单纯的对外貌美的重视，只是魏晋人倾慕女性美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外貌美与内在气质的完美结合，这样的女性更能得到社会的高度赞赏。如《世说新语·贤媛》第三十则：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3
女性的外貌美只是魏晋人欣赏的一个方面，跟相貌相比，他们更注重女性的风神（即女性内在气质的表现）。外貌的美丽终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消散，而内在的气质才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慢慢的积累下来。“清心玉映”确实是很高的评价，但却只能在闺房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林下之风”本是指魏晋士人们崇尚的超尘脱俗，恬淡潇洒的人格美。这里却用来形容谢道韫，可见对其极高的评价，世人对女子的欣赏不再局限于闺阁，而是使用了和男子同样的标准，从而可与男子一较高下。而且自此之后，“林下风气”成为对女性的最高评价。
二、对女子“才”的提倡
男性对女性美表示倾慕及尊重时，就可以看到男性已经意识到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意识到女性美是女性个体价值的外在表现，而作为女性，她们也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发展空间，虽然在一个男性话语的世界里，女性似乎永远是被动的，但是她们努力的表现自己的才情及独特的生命活力，并不是简单的躲在男性的背后让别人去确定，她们的这种努力绽放，赢得社会的重视和提倡。
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一书中如是评论：“人们并不一定要学那种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情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的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5魏晋时期对人物的评价、赞赏由重德开始转向重才能、风神。女性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女性的个体价值得到凸显，个性得到张扬，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女性才能的提倡。
（一）对女子文学才能的培养和重视
《世说新语·言语》第七十一则中：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谢道韫以柳絮喻飞雪，轻灵飘逸，着手成春，不仅表现出了飞雪的灵动，更突出了一种浪漫情调。“咏絮”由此成为后代诗文中常用的典故，“柳絮才”也成为女子具有诗文才能的代称。在崇尚妙悟的魏晋时代，谢道韫这样机智颖悟型似乎更能赢得士人的敬佩。
这则故事中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领略到谢道韫“柳絮才”的风范，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的是男性在推广女子才能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章开篇即讲“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可见在上层社会的家庭教育中，男女处于同样重要和平等的地位。谢太傅凭借谢家的社会地位，对于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是领军人物。他在子女教育方面对子女的平等态度必然会影响到其他人甚至是世家大族。这种家族中男性成员，特别是男性成员对女性文学才能的关注与肯定极大地促进了女性文学才能的提高。再者他的这种教育目的也是很超前的，在明代《牡丹亭》中，虽请了家庭教师为小姐单独授课，但也只是讲些女经、女孝罢了。而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女子的文学才能，只是培养女子的三从四德而已。
其实有文学才能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那么对文学才能的提倡也不单单针对上层社会的女性，下层社会的女性也在不经意间展示其文学才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俗规受到了挑战。如《世说新语·文学》第三则：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有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3
婢女在封建社会属于下层社会的低贱者，但是郑玄家的奴婢却皆读书，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刘义庆在这样一部士人云集的集子里，居然会为婢女留有一席之地。郑玄家的婢女也不令人失望，不仅会背诵《诗经》中的句子，而且还会将其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中，慧矣。
（二）对女子“断事预见”才能的敬佩
男性对于女性才能的提倡，为女性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文学才能只是女子“才”表现的一个方面，女子“断事预见”的才能也被人称道、敬佩。如：《世说新语·贤媛》第八则：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蚤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曰：“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3
在门人报告之前，许允妇的“蚤知尔耳”说明她能准确的判断当时的局面，并对事态的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她的神色不变也说明她对事情的发展胸有成竹。对于儿子的评价，也是许允妇识人才能的表现，她的这种行为也受到当时社会士人的赞赏。
（三）对女性“人物品藻”才能的认同
魏晋时代，人物品藻是当时士人的一件雅事，也是一种风尚。在当时，如果能在这种大型的人物品藻活动中，得到当时士人的肯定或者较高的评价，那就说明这个人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和知名度，对个人的仕途都是有很大帮助的。这种集会多发生在男性之间，也是男性交友的一种方式。但这种行为也影响到了女性，当时的女性也参加到人物品藻的活动中来，虽然在方式上与男性有些不同，但我们应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以及女性的人物品藻的才能。如《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一则：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3
虽然女性并没有公开的参加社会品藻活动，但是女性对人物的品藻也影响到士人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就像本文中的山涛妻，对嵇康、阮籍做出了正确的评价，并且在拿他们与丈夫做比较的过程中，能清醒地认识到丈夫的长处与不足，并建议丈夫应怎样发挥自己的长处。山涛妻韩氏在作出了
这种评价之后，山涛并不认为这是妇人之见，而是十分认同妻子的评价，并表示了赞赏。
这里韩氏也并不认为自己的活动范围只是局限在闺房中，而是要效仿僖负羁的妻子要亲自穿墉以视之，并达旦忘反。对此她并不觉得羞耻，反而认为是一种很伟大的举动。其实在这次活动中，山涛妻韩氏甚至有些超前意识。他了解丈夫朋友的方式很独特，穿墉而视且不以此感到羞涩，再者他窥视的时间很长，竟达旦忘返，在介入到丈夫的朋友圈中，也是坦言评说。他们同样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
这种人物品藻的活动并不局限于上层社会，下层社会的女性也受到此风气的影响。如《世说新语·汰侈》第二则：
石崇厕，常有十馀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3品藻指的是品评人物高下，这本是魏晋士人一件风雅趣事。但是在这则故事中，几位婢女却通过王敦如厕的表现，一语道破，“此客必能作贼”。由此可见，这几个婢女的见识并不低下。这些婢女不再像班昭所讲的只知“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其酒食，以奉宾客”了。
三、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对女性的宽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女性的个体价值得到确认，地位得到认可，个性得到张扬，这主要表现在女性对自由平等爱情的追求上。封建社会中提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子女很少有能自主选择自己配偶的权利，但是到魏晋时期，人们自由大胆的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
（一）对男女偷情的理解
男女偷情在现代社会仍然会受到舆论的压力，更不要说在封建社会，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是在魏晋时期，人们却并不这样认为，甚至会接受它的结果。如《世说新语·惑溺》第五则：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锁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蹻捷绝入，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入常。后会诸吏，闻寿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馀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馀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3
这篇看后真的很让人震撼，贾充女对爱情的追求甚至有些感动，让我们联想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它虽然出现在魏晋以后的小说中，但却由于社会的压力只能以悲剧结局。我们先不说贾充女的大胆，韩寿的放诞，单拿贾充与祝英台的父母相比，最后能以女妻之，就可以看出他的气度。
最让人称道的还是贾午。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受到封建伦理思想的影响，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所受的压力比男子大的多，是套在女性头上的枷锁。在感情方面，男子挑逗女性，只是认为轻薄，但如果女子挑逗男子，则会被认为放荡或者不知廉耻，甚至要背负一些难以启齿的骂名。贾午生在官宦之家，对于这些封建伦理道德，她不会不明白自己做出那些举动之后所产生的后果。也许一开始，她是被韩寿的美姿容所吸引，也就是，她是被韩寿的色所吸引。但是随着两个人交往的增多，她对他“恒怀存想，发于吟咏”。甚至会派婢往寿家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这是她情之所动之处。在整个事件中，贾充之女一直处于主动的一方，她的这种大胆泼辣以及无畏，让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看来也是敬佩不已的。
（二）对女性再婚的宽容
贞节观念自先秦萌发以来，随着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推行，再加上班固、班昭等人的发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魏晋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人们对于男女关系的认识，特别是对再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已经允许女性再嫁，甚至魏晋士人会主动的要求女性再嫁，并为他们的再嫁创造机会。例如《世说新语·伤逝》中的第八则：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3
在这篇中，诸葛文彪由于受到封建社会伦理思想的影响，没有同意改嫁，表现了誓不改嫁的气概。同时表现了她对亡夫的一片深情，也说明他们的婚姻并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幸福生活。
相反，在这篇文章中，男性为了妇女的再嫁一直是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这主要是体现在夫妻双方的两位父亲和新郎身上。琅琊诸葛，属于当时的名门望族，诸葛恢是当时的魏晋名士，根据《世说新语·方正》中的介绍可知，他是一位家教很严格的“方正”之士。但是他在女婿死后，并不会为了自己的面子或者为了恪守礼教要女儿守寡，而是先给庾亮写信，表明自己希望女儿再嫁的意思。而庾亮也并没有反对，他并无妨碍儿媳的幸福，只是由此“感念亡儿，若在初没”，这也是人之常情。根据新郎官设计使文彪就范，成就了良妻美眷，我们可知当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再婚问题是很宽容的。其实魏晋以来，上至王室，下至平民百姓，再嫁是很正常的事情。玄学大师何晏的母亲就带着何晏嫁给了曹操。女性不会再因为什么名节而影响自己在世俗生活中的幸福，而士人对这种不合礼法的事情也采取一种开明的态度，比起明代到处都是贞节牌坊的现实，这真的让人感到很欣慰。
（三）对女性在婚姻礼仪中灵动表现的肯定
与这位新丧妇相比，温公姑刘氏之女可就要大胆主动的多，如《世说新语·假谲》第九：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婚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馀，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馀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3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
本来是要为表妹觅婿，却自作主张为自己做媒。作为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志士，温峤在爱情婚姻方面，不顾传统礼法的约束，大胆的追求自己的爱情。这种放达的行为也是当时士人对女性表明，他们对女性不再拿三纲去约束，而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表现出至情至性的一方面。
从女性的角度来讲，温公既拿玉镜台为聘礼，姑母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但是姑母却并没有反对，而是大喜，对于温峤的丧妇再娶也并没有什么疑义，新娘对于表兄，从小青梅竹马，也是有真挚的感情的。以至于在交礼之后竟然揭起头上的盖头，并且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这种率性自然的表现，是女性真性情的表现，甚至有一些亲昵之情。在此事件中，女性没有了“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的羞涩，而是一直处在一种积极的状态中。这是女性大胆追求自我和个性解放的一种表现。她们不再是男性的附庸，也不甘心躲在男性的背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追求的极端表现就是魏晋时期的妒妇的出现，这是女性大胆追求婚姻平等的畸形表现，而她们也是受害者，因为她们把自己的斗争对象搞错了。
（四）对女性择偶条件的放宽
魏晋时期，十分注重门第，由于它与政权联系十分紧密，所以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在士族的婚姻中最忌讳士庶婚姻，因为他们要保持自己血统的高贵，避免寒族血统渗入。但是门第不再是婚姻的唯一标准，由于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自觉地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如《世说新·贤媛》第十五则：
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为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3
门第不再是婚姻的标准，重要的是他们的爱情。刘孝标引注《汝南别传》说郝普“门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王湛）尝见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明英迈，母仪冠族，其通识余裕皆此类。”○6郝氏“门至孤陋，”大原名族司空王昶允许他的儿子娶郝氏女，不仅可以说明当时的婚姻具有相对的自由性，而且可以说明当时的婚姻界限也不是很严。这是由婚姻的相对自由性决定的。郝普女在嫁到王家之后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低下而感到自卑，王家其他的家庭成员也并没有因为此而对其歧视。如《世说新语·贤媛》第十六则：
王司徒妇，钟氏女，太傅曾孙，亦有俊才女德。钟、郝为娣姒，雅相亲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范钟夫人之礼。○3
这是郝普女嫁入王家之后的表现。钟氏女虽然是名门望族，但终不以门第之见去压迫对方，而是“雅相亲重”，真正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德。这种同性之间的和谐关系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且在整个家族之中，由于二人的和谐，也表现的很美好，“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郝普女岁出身低下，但她却能树起一代家风。赢得别人的尊重，甚至在东海家中起典范作用。如果说寒门女可以嫁于豪族而豪族女不嫁寒门子弟，那么在《贤媛》第十二则，王济居然要给妹妹找一个兵家子做丈夫，魏晋时期，兵家的的地位是极低的，王济出于太原名族王氏，而欲将其妹嫁给兵家之子，且王济的母亲也未拒绝。后来没有许嫁，是因为钟氏觉得那个兵家子形骨不寿，不能申其才用，并不是因为门第。
四、对女性“重情”举动的尊重
在我国汉代，由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儒士们多奉行儒家的“以情节理”的生活方式，以俗世的尘务做为自己的价值标准。士人大多隐藏内心的真实感情和想法，而以一副假道学的面孔来维护自身的地位。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儒学衰落，玄风大炙，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儒家经典体系的崩溃，使士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原来奉行的经学以及道德规范。这种重新审视的行为必然影响到对女性的某种看法。
（一）夫妻之间的重情
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特别是夫妻之间更是“你侬我侬，忒煞情多”，但是在汉代由于受儒家“三纲五常”思想的影响，夫妻之间以“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为标准。夫妻间要受到严峻的礼法的压抑，可想而知当时人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刻板、拘礼。但到魏晋时期，这种情况有了极大的转变。例如《世说新语·惑溺》第六则：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3
虽然刘义庆将这一则放在《惑溺》中，但我们并不能从中看出对王安丰妇的贬义，但是它却向我们展示了魏晋时夫妻间感情需求的新的价值取向。特别是王安丰妇的大胆率性，并不在乎礼法的约束，甚至有些大胆。她认为夫妻之间就应该这样相互亲爱，相反王安丰似乎因礼教的束缚，显得有些缩手缩脚，但是在安丰妇的一片“振振有词”之后，“遂恒听之”。可见当时人们对老庄哲学中对自然之情的遵奉也影响到了夫妻生活。再者魏晋时期战乱频繁，人的生命处于风中之烛般的不安状态中，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生命，所以人们对于家庭生活的温暖，夫妻间的关怀非常渴望。因而在夫妻间便脱去了“举案齐眉”的虚伪面具，代之以“亲卿爱卿”的至情表现。
（二）邻居之间的至情
阮籍是魏晋时期著名的诗人，更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他更是“任情而动”的代表。裴楷曾经在阮籍母亲的葬礼上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7他在对女性的“以情至胜”中，还表现在他醉卧当垆妇旁这一事件中。没有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拘束，没有纨绔子弟的放荡，只是情至所致，顺其自然。起初当垆妇的丈夫由于受到传统礼教思想的影响对阮籍的行为有些怀疑，暗中观察，发现阮籍“终无他意”。那位丈夫的怀疑更衬托出了阮籍的至情，这种感情是一种纯洁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搀杂任何世俗的尘务，是阮籍对邻居的至情，也是对女性美的至情。作为当垆妇来讲，她并没有因为和男性接触而感到羞涩，也不认为阮籍醉卧身旁的时候有什么不合礼法，只是把这看成极其普通的事情，也表现了当时的女性在行为和思想上的解放。
（三）叔嫂之间的感情
晋人讲“情之所钟，正在我辈，”○8虽然魏晋士人善于谈玄，讲究超脱，但在实际的人际关系中，仍不能忘情。如《任诞》第七则：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3
虽然晋代社会中，礼教崩溃，人们的思想自然通脱，但是封建礼法并不是没有了任何约束作用，在当时社会中，按照礼法规定，叔嫂之间是不允许互相问候的，其根源是男女有别的思想，但是阮籍不但不在乎这一切，还喊出“礼岂为我辈设也”的诳语。阮籍的这种行为是对嫂子“至情”的一
种表现，是一种自然的人伦间的叔嫂感情，况且一家人本来就应该相亲相爱，不能因为封建礼教中的“男女有别”“叔嫂不通”就把感情全部隐藏起来，封建礼教的这种束缚，压抑着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阮籍的这种超越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嫂嫂，她也没有异常的反应，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地方，只是平静地对待这一切，把它看成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很自然的感情的表达。
（四）母子之间的深情
在以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多将母子的感情做为以孝为基础的人伦之情，但是政治生活的残酷也可能削弱这种深情，然而卞太后却以一位母亲的身份表达着对儿子的深情。如《世说新语·尤悔》中第一则：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进，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3
在当时社会中，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总会采取极端或者放荡的形式来保全自己的生命，阮籍醉酒就是当时士人逃避现实的表现。卞太后作为一名母亲，作为一位特殊的女性也在这种政治旋涡中挣扎。作为母亲，她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儿子，而是有至上权利的皇帝，所以在看到魏文帝残忍的杀害手足时，她只有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来保护自己的儿子，这其中也有许多局限和无奈。“徒跣趋进”，可以看出卞太后的慌张和揪心，那是母子连心的痛。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死去却无能为力，这对一个位母亲来讲是何等的残忍。在对魏文帝说出“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又有多少的愤怒。另外，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女性，比起前代的窦太后和唐代的武则天，这里更显其母性的光辉。
五、对女性坚持传统礼教的肯定
魏晋之际，放达任诞之风盛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弥漫于整个社会，但是对在深闺很少参加社会的女性来讲，虽然也会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在很多方面对传统儒家思想，有很多坚持的方面，她们在很多方面固守着传统的道德思想。其实，这也是她们坚持自己的个性和风度的表现。例如《世说新语·贤媛》第二十则：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使坩鮓饷母。母封鮓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3
陶侃出身寒门，家境贫寒。刚做官，使用公家的东西献给母亲，虽然是为了献孝心，但做法却不恰当。陶侃母此时却能按照传统的儒家思想约束自己，不但不吃，反而写信责备儿子。怪不得今人余嘉锡先生说，在晋朝这一代，只有陶侃的母亲最会教育自己的儿子，而且很有母亲的风范，在他看来陶侃母亲的这种德行是很少见的。
陶侃母表现出了一种安贫乐道，主张守法清廉的精神。她深明大义，着眼大局，不以一己之私、一己之得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与陶侃母亲的身体力行相比，而王经的母亲在《贤媛》十则中则直接用“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这样的儒家教义来反问儿子。可见王经母的深明大义，另一方面也知道王经母必平日也用儒家的思想来教育儿子，要不然也不会因为要被杀头之际而愧对母亲。他的这种愧疚，一方面是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又一方面也因为如果他先死则违反了儒家的孝道。
结语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女性与魏晋以前和其后代的女性相比，有了很大的自由和选择的空间。她们美丽秀雅，有风神，有才能，有较强的自我意识。这得益于魏晋时期思想界的变化和“人的觉醒”。
受此影响下的魏晋女性观，总的来说没有用封建伦理中的“三纲”或“德言容功”等观念去约束女性，而是以自然标准，站在男女两性平等的角度来衡量女性。在我们今天看来，《世说新语》中那些为封建卫道士所认为的“可憎可恶”的女子，是非常可爱而且无比真实的。魏晋士人以率性自
然之情来欣赏女性美貌仪态与内在才情风神之美，直接影响了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女性观，在历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
注释：
①诸子百家·第二十四卷.礼记·特郊牲. 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P79
②范晔. 二十五史·后汉书·卷一百十四. 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P378
③刘义庆. 世说新语译注. 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④刘义庆. 世说新语·贤媛. 山东：齐鲁出版社，2007，P177
⑤李泽厚. 美的历程.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P127
⑥万绳楠.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P142
⑦刘义庆. 世说新语·伤逝. 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P472
⑧刘义庆. 世说新语·伤逝. 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P411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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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万绳楠.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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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灵. “林下风气”与“闺房之秀”—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观. 怀化学院报.2006，1
月.第25卷第1期
[11] 房厚信. 从《世说新语》的编撰看刘义庆的女性观. 宿州学院报.2006年6月，第22卷第3
期
[12] 甄静.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南朝士人的女性观. 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3月，第2期
[13] 宁稼雨.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族婚姻观念变化. 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3月，第6卷第
3期
[14]陈昱.《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 烟台师范学院报.1997年第1期
致谢
本人在撰写毕业论文期间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韩军老师全面、具体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我的写作过程中，韩军老师对我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指导，给与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我的帮助很大。其中韩军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和对专业知识的深刻了解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令我受益匪浅。在此，对韩军老师给予我的指导和关心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同时，在这里还要感谢中文系的其他老师和我的同学们对我的支持与帮助，是你们的鼓励与关心，才使我的毕业论文得以顺利的完成，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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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两朝审美风尚的变迁 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的乱世，可思想却是高度的自由开放。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 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我对于魏晋那个时代的观念也就止于《世说新语》，“魏晋观”不全，对“风流”就更无把握。但是既然学习了，那也必定对风流要有所了解。 就字面意义，魏晋风流有几分自由自在的感觉，这恰是各个风流人物的主要特征，同时也符合我们对它的第一印象。以此为形容的人，也几乎都是通达、放任之人，外国很可能多对此译为“romanticism”。风流确实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以竹林七贤为主，包含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反功利精神。 为何要强调“魏晋”风流？由于时代的不同，也造成了不同的风流，因为其本质就是一个言行与道德标准的体现。汉朝人庄严、雄伟；晋人放达、文雅。在晋初文化、政治与社会初变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风流就是逃避现实、树立老庄的超道德价值观念，并以此为文采。受道家影响，其思想也有追求完美绝对的幸福、追求精神超脱的意味。 任从冲动而生活，是新道家对于晋人精神的描写。照他们所言，追求至高快乐并不一定遭鄙视，然而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风流，也不是完全的风流。刘伶有言：“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他固然去寻快乐，但对超乎形象有所体会，意蕴深长，此等超越感也是魏晋风流内在的性质。 《世说新语》中有关支公与鹤、阮咸与猪的两篇，从中看出，支道林对鹤的同情和阮咸对猪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他们物我无别的感觉。这种感觉须是艺术家所具备的——真正的艺术家可以将他的感情投射到描绘的对象上面，并通过某种媒介表现出来。“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 支道林本人也许就不愿做别人的玩物，因此将其感情放在鹤上。建立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是一名风流艺术家。 按照晋代名士的看法，风流源于自然，嵇康有言：“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这时候儒家衰微，只有乐广等人坚持地说“名教中自有乐地”。嵇康不遵从礼仪风俗，任社会变动，取天下常而无事，这些新道家都一致同意，但还有主情派与主理派的区别。向秀、王戎等都强调遵从理性，而嵇康、阮咸等则任从冲动生活。 魏晋风流还有一种外在表现，就是清谈。清谈的艺术，在于用最精准之词，最精确之语，言最精粹之思。清谈盛极一时，属于当时的高智商人物娱乐活动，常手持麈尾而指画。在此之前，各界人士纷纷臧否品评人物与时事，称为“清议”。政府开始树威信，也就由清议转化为不着边际的清谈，可是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与老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相合。对此，王羲之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之所宜。”清谈误国？大体是这样，但个别不一定，比如“阮籍为太守，骑驴上东平”，阮籍确是很有政治才能，大刀阔斧修订地方管理办法，而且这些方案都行得通。可是他不抱有政治理想，另一次当官，也只是为了喝酒。隐士大概都是这样，不当不知道，一当吓一跳；反倒是那些登上仕途好久的人，几乎都为好名利者。老子的“无为而治”——可以无为，但还是要治啊！就这样任由自己的发散性思维与别人雄辩，废了整个社会体系，这应该是魏晋风流中，最使我反感的一个因素了。 透过《世说新语》总结这段时期，就是士庶之别、酒药之醉、清谈之风组成的时代。“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此书还大有可阅之处。
读《世说新语·贤媛》篇有感 月冷繁华——读《世说新语·贤媛》篇有 感高二11班王文 骁指导老师：徐秋发《世说》之书，玄旨高简，机锋俊拔，寄无穷之意于片语，包不尽之味于数句。烛影摇红，千年的沧桑于名士的弦上指间若梦呓般悄然逝去。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皆似行云流水飘逸于临川王的笔下。在这幅《世说》长卷中，不仅有清谈之士的“竹下之风”，也不乏女子的冰清玉洁——或哀婉，或皆备德才，或孤独而寂寞的行走在苦雨凄 风。死生有命她本为汉元帝宠姬，本应“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但这一切全因赵氏姐妹的出现而从此幻灭。飞燕进谗言诬婕妤咒诅，并令成帝亲自招其拷问。早已明知这一天的到来，她从容答辩，波澜不惊。“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奸邪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可悲，可叹哉？这样一位冰雪聪明的女子，即便年纪轻浅，自经历这一番世故后，却恍然悟出这金碧辉煌的殿上，这衣冠楚楚的君王，其下却暗藏着禽兽之心。史传，班婕妤曾多次上谏君王以黎明苍生为重，杜奢行俭，勤于政事。固然，她风华绝代，她是脂粉英雄，是治国裙钗，但于将女子视为玩物的古代君王看来，前者方是重新的唯一尺度，何况成帝竟是这样
一位耽于酒色，疏于国政的昏庸之徒她的入宫，她的委身，从一开始便注定了是悲剧的宿命；她的甘于引退，她的明哲保身，却依旧无法力挽狂澜。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她不得不入了冷宫，独对秋窗风雨夕。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经年已逝，皓首微白，君已陌路。她浅笑依然，静对着汉宫森严的铁壁，芳华流 转。青冢，秋雁南飞王明君的故事，携着大漠的风尘，不知被吟咏了多少年。深锁宫花，绣生鱼钥重门闭。亭台轩榭，帘幕低垂，平凡的景象背后，却遮掩着太多心机与尔虞我诈。稍有野心的，运筹帷幄，一步步攀上权利的顶峰；恭顺善良的，暗守闺室，直至青娥老，却还无法等至隆君的一瞥。未上征途前，明君也无非是这样一位平平宫人，自恃天生丽质，自出高格的她婉拒了画师的无理之求。若为男子，她必然是位高洁隐者，烹琴煮鹤，而不喜为世俗所控。但这宫宇间，怎容得一女子的自尊有尚存之地？男子无能，总以女子为辱，这种荒诞之事，却总是往往复复地在历史舞台上重演，经久不衰。汉朝后期，国力衰敝，不为君王所欣赏的女子，被不幸地作为贡品，满足北岸匈奴贪婪之欲。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元帝“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汉皇重色思倾国，却未想到绝色女子竟深藏于后宫的烟锁重楼之间，更未料到“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的选妃之策竟会招致永久的遗憾。昭君出塞，受胡恩中蒙汉泽轻，纵使“玉颜憔悴，似花落，悔随流水”，但却毅然决然地踏上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伤逝风尚 浦东外国语学校高二（3）班顾岱君李华君吴倩倩王玥艾地杨昕范众一 摘要：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很真实地还原了那时的思想风貌，借助我们去绍兴（晋代门阀士 族、文人辈出的地方）社会实践的契机，我们利用《世说新语》，简单了解了魏晋时候人们的一些思想和形成思想的原因。 ●适逢清明，我们在《世说新语》里找到“伤逝十七”，重点研究了魏晋时人们对伤逝之 事的感受和行为，并与现在做一些比较，得到不同，从不同之中，找到缘何不同，继而对魏晋伤逝文化有一定更深的了解。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伤逝风尚 魏晋是指魏晋是指东汉政权瓦解，三国到两晋的时期，是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晋主”要指的是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与东晋。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1。魏晋面对着政权更迭频繁；内忧外患严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主流冲突；从而在门阀世族之中形成了独特风尚，在中华文明中独树一帜。 魏晋人的率性，放达，回归自然和回归人的本性，最令人难以忘怀和释怀。他们对于死亡，可以说在当时是几近平常的事，他们在生命的轮回中，领悟了死亡的真谛，不能说积极，更遑论消极。他们无畏死亡，可是却敬畏生命，似乎在他们眼里，死者最大，大过一切，包括皇帝。也许他们的行为在现代人眼里是出格的，可是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真实的魏晋，真正的魏晋。 1.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粲字仲宣，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合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又数最高。前来吊唁的“文帝”，即是魏朝开国皇帝——魏文帝曹丕。王粲的学识，一直被曹氏所赏识，对他的风骨，也推崇倍加，曹植更有《王仲宣诔》。在世说新语·伤逝的第一篇中，王粲的葬礼上，曹丕给足了面子前来参加，但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葬礼毕，文帝对同来的人说：“王仲宣喜欢驴叫，可每个人都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与魏文帝同来参加葬礼的人，在曹丕的带领之下，驴鸣连连，好不热闹。 魏晋民间趣闻，其言有人听驴叫仿佛听天籁。至今我们也无从考证，但是从整件事情之中，我们看到了魏文帝的达观，让死者的安息是用他最喜爱的东西赠予他。和现在截然不同，我们是去把我们自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慷慨”地奉给逝者；而当时祭奠，却给他内心真正的需求，给予他心灵的满足。“驴叫”亦反映了文人最求精神自由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可以做到这样的洒脱吗？我们感叹魏晋时期的学士的潇洒，魏晋学士的风流风度，放浪不羁，还有出奇的想象力。 3.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牀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一个时代的文人竟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乃至 1https://www.doczj.com/doc/ec10102896.html,/view/3510067.htm
读《世说新语》有感 古人最看重三件事，乃德行、言语、政事。其中，德行第一、言语第二、政事第三也。在《世说新语》中，故事之精巧，难用言语表达，鲜活人像，跃然纸上，智慧且精简。若想知其中缘由，且让我们细细品味之。 不同的历史时期，道德观念往往决定着人们的言行。它们非但能感动冥顽不灵者，还能惊天地而泣鬼神，于冥冥之中散播道德的种子。一眼望去，似乎古人各有不同，而那些以德为重的，却往往惊人的相似：谦虚谨慎者，喜怒不形于色。生活俭朴者，为官清廉，不汲汲于名利。人际关系上，提倡慎于待人接物，不轻易褒贬者。亦比比皆是。 周乗，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资聪颖，高峙岳立，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则不交也。而其智者，却曰：“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其人谦虚有礼，对贫寒且睿智之人敬仰且尊重，可见修养之高。 孝乃人之常情，却常难以做到，即便如今，做到之人亦是寥寥，反而古人之孝诸在心中。时时警醒自身。 孔仆射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时为太常，形素赢瘦，著重服，竟涕泗流连，见者以为真孝子。其人可谓心善之，孝到也，令人佩服。 魏晋时代，提倡清谈之风，不仅寓意深刻，还要言辞简洁，举止洒脱，令人佩服。 言语之高深，欲掌控之，非常人所及，它们非常简洁，论说双方
都很巧妙。或哲理深思，或含而不露，或意境高远，或机警高锋，或气势磅礴，或抓住要害、一语中的。在交谈、辩论中，在侃侃而谈中，显示时人之聪慧。 嵇中散语赵景真：“卿瞳子黑白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此话哲理深思，短短几字，便能引人深思，精炼的古文，让我们自愧不如。可见清谈之风下人们对精妙言辞的注重。 管理者首必重法度、维护法制，重视制度的建立。而封建社会的政治举措少能宽厚待民，即使给百姓以实惠，所谓德政，常常只是亦表面功夫。但总有些人，视金钱为粪土，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 听事前陶公。作荆州时，令船官悉收集木屑，不限多少，人皆不解此意。后，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为了百姓利益，他也是物尽其用了。 小小古文蕴藏大大智慧，本著作真乃奇书，让我们透过文字知古人会谈。笔触貌似清浅，却又入木三分。其中的道理，回味不止！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他们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以清净明澈的心灵，以恣情任诞、率真放达、自然适意的性格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独特的言行风范和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魏晋士人在乱世之下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反叛，更是他们在乱世的环境中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士人那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明澈的内心、诗意的神韵、浓浓的诗情，那率真任性、自然适意、任诞放达的性格，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雅量”的内涵 写作提纲： 一、总论点：“雅量”，是指宏阔的度量。雅量是一种高雅的精神品 质，一种良好的文化内涵。在魏晋时期，士林中人特别推重雅 量，由此而构成了当时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尺度。因此，许多 名士都是以雅量之美而获得时人的好评的。雅量是士人心灵世 界的一种美。雅量的美是一种开朗之美，一种高尚之美，也就 是所谓“开美”。在这里，我试图从《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 的言行出发开掘这种美的内涵，而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 二、分论点： （一）能藏能敛，情感深蕴：中古时代的士林名流多为潇洒不羁的性情中人，其感情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言语应对和 诗赋歌咏上，也表现在对于情绪的把握与控制上。有情而 不露情，这是雅量的一个突出内涵。 举例：1、“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新语·雅量》三五）淝水之战，关系着东晋王朝的生死存亡，侄儿谢玄大败敌军，他岂能不万分欣喜？然而，他处重若轻，神色举止，与平日无异，足见其控制感情的能力是何等之强！ 2、藏“喜”固然不易，藏“哀”就更难。《世说新语·雅量》一：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
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顾雍深蕴的悲情比那种暴雨倾天、广漠长风式的流露更为深沉，更有魅力，他昭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深邃、幽邈的精神世界。逆知儿子病逝的噩耗，而漠然终弈，这与谢安得到捷报而不动声色，可谓异曲同工。 （二）脱略荣辱，善于忍耐：富有雅量的士人都特别能忍，他们通常能够承受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人格上的污辱。 举例：1、《世说新语·雅量》八：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牛背是挨鞭打的地方，王衍自以为风采过人，眼光也高人一头，所以不屑于计较别人对自己的凌辱。 2、《世说新语·雅量》九：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暗当”，即暗中承受。这不仅不意味着软弱，而恰恰显示了刚毅、坚强和耐力。 （三）面对险象，处之泰然：人生始终是与忧患相伴的，魏晋士林群英的卓异之处，就在于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忧患。具体的表现，就是在险象突发之际，保持镇静、从容的仪态。这种临危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走在马路上，一边的车流日趋拥挤，一边的高楼日趋耸入云天，世人仿佛打破尘世的宁静还不够，还要竭力去侵扰缥缈的白衣苍穹。哪里可以诗意的栖居，哪里可以诗意的休憩，猛然觉得现实世界仿佛变得不再可以，于是只有把目光转向过去，欲在历史的尘封里寄托枯涸的心灵和疲惫的身躯。思绪流淌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对酒放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华亭鹤唳，新亭洒泪，高卧东山，兰亭流觞，东篱采菊......一个个峨冠博带、潇洒超脱、空灵飘逸、翩翩而来，天地间变得月华如练，变得澄澈纯净。我尝试着感受悠悠名士的情感世界，谛听他们的心灵跳动，渴求能够与他们融为一体。怀着这种心情，翻开了《世说新语》。 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一统不久就发生“八王之乱”，接下来西晋灭亡晋室东迁。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世，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在这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却在精神上达到了最自由、最解放、最智慧、最独立独行的境界。 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编撰了《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该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篇，是刘义庆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信手沾来一则，都可以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时而欣赏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潇洒飘逸，时而倾听到文人内心的矛盾与悲痛。 出自孔融之口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言语》）不仅使太中大夫陈韪局促不安，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巧言善辩。阮籍就座时“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让我们目睹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不拘，“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简傲》）“目送归鸿，受挥五弦”的嵇康和“洒脱不羁，心胸过人”的吕安让我们体会到了他们的深厚友谊与那个时代独有的，令人神往的无羁无绊。 魏晋这一特殊时代，改朝换代的压力下，诗人们淡泊功名怀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信念在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中，探求人生变化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他们吃药、喝酒、轻裘缓带、不鞋而屐、扪虱而谈，这些在现代看似不解的行为是当时很高雅脱俗的举动。 正始名士何宴带头服五石散。“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竹林七贤”的刘伶，纵酒祥狂，常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君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嘛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少无适韵，性本爱丘山”的五柳先生也常“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 《世说新语》充满了魏晋风度的睿智，闲逸，狂放不羁的气息。我们从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县令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他们表面的颓废、悲观、消极，但也同样体会到了深藏于他们心底的对人生，对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
《世说新语》二则阅读题 一、 咏雪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陈太丘与友期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1、解释句中加点的词： 未若 ．．柳絮因风起俄而 ．．雪骤 撒盐空中差可拟 ．．．陈太丘与友期．行 相委而去．入门不顾． 下车引．之太丘舍去． 2、翻译下列句子。 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 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 友人惭，下车引之。 3、《咏雪》中“寒雪”“内集”“欣然”“大笑”等词语营造了一种怎样的家庭氛围？ 4、指出下列称呼所指代的对象： （1）客问元方：“尊君在不？”尊君： （2）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君：家君： 5、《咏雪》中的两个以雪为喻的句子，你认为哪个更好？为什么？ 6、《陈太丘与友期》这则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二、（甲文）咏雪（略） （乙文）智子疑邻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fǔ，对老年男子的尊称）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1．甲文选自（朝代）人（姓名）组织
编写的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 2、两篇文章都交代了故事的背景，甲文是。乙文则是（用课文原句填空）。 3．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两篇文章中三个儿女的回答都体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B．甲文最后交代兄女（道韫）的身份，暗示谢太傅更赞赏道韫的才气。 C. 乙文的故事主旨在于说明人的先见之明。 D.两篇文章都涉及对一个问题的看法，甲文不同角度咏雪，乙文相同角度强调修补防盗。 4.辨别下列词语哪些属于敬词，哪些属于谦词？（只填序号） ①敝人②卑职③陛下④令尊⑤寡人⑥足下⑦令郎⑧老朽⑨麾下敬词有 谦词有 5．下列句中加粗词与“尊君在不”的“不”用法不同的一项是（）。 A．诲女知之乎 B．学而不思则罔 C．裁如星点D．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6．解释下列词语 ①内集②俄而 ③欣然④智子 7.翻译句子 ①撒盐空中差可拟。 ②未若柳絮因风起。 ③暮而果大亡其财。 8 8.《咏雪》一文结尾谢太傅对两个人的回答的优劣未做评定，只是“大笑乐”，十分耐人寻味，请简要说说你对此的理解。 1 10. 假如你是这“邻人”，在知道被怀疑后，你是否会去跟那“富人”说明真相，为什么？ 三、（甲文）咏雪（略） （乙文）黄琬巧对 黄琬幼而慧。祖父琼，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师不见而琼以状闻。太后诏问所食多少。琼思其对而未知所况。琬年七岁，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初？”琼大惊，即以其言应诏，而深奇爱之。 【注释】①建和：汉桓帝年号。建和元年为公元147年。②京师不见：京城里看不到那次日食的情况。 1.解释下面句子中加点的词语。 ①白雪纷纷何所似．
论《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的在世情怀 高 娴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4) 摘要:《世说新语》作为一个小说文本,它回避了魏晋时代黑暗的政治斗争,集中描绘士人们的日常生活画卷。小说并不能消解历史的沉重,却从侧面反映魏晋时代社会主流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这让一个沉重的时代被软化和美化。《世说新语》魏晋士人具有尚情特质,其本质在于并非入世也未能超世的在世情怀。他们将个体精神价值置于社会价值观之上,注重精神世界的交流融汇,以情为纽带,以真为准则。在悬置了道德规范的主体意识下,他们表现出了超乎特定时代道德,又合乎人性本质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关键词:人情;在世;生命本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687(2007)12-0008-03 收稿日期:2007-10-23 作者简介:高娴(1983-),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准则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被归纳为五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亲情、爱情、友情三种情感关系。《汉书?艺文志》中有“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宗法等级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模式和统治者的维持国家秩序的核心依据。作为统治的工具,它排除了人与人关系处理中的情感因素,而将其理智化为等级模式并作为礼法固定下来。真情的价值在其中泯灭,礼制让虚伪者轻易的叩开了方便之门。情与真本质上就有着重要的联系,“情”的初义就是“真”。“民之情伪尽知之 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情伪相感”(《易?系辞》 )中的情和伪相对,即是真的意思。从这样的字义变化中,我们认识到情的本质价值在于真。这恰好和礼所推崇的人为的“伪”的一面形成了对立。魏晋士人明显取了前者。 三种基本人伦情感———亲情、友情、爱情,在《世说新语》都得到了表现。我们不妨以此来认识和探讨魏晋士族对功利价值观的超越,对个体精神的维护、以及对生命本质价值的演绎。 一、亲情:情至深处,不法常礼 亲子关系是生命降生所带来的最基本关系,鹁鸽护雏,乌鸦反哺,自然界都遵循着这样的生命关系。周代制礼将孝道作为人的最基本品德,孝成为古代中国立家立国的根本。“五伦”中首要的是“父子有亲”。作为道德标准的“孝”,只强调了子对父的义务,突出父子从属关系和地位差别;而发乎自然的情感没有等级区分。 当一个父亲失去了儿子那是怎样心情,《世说新语》中恰有一例: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 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 )这里的呼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一句,已经被后人当作了魏晋士人尚情的宣言。王戎不标榜圣人,不是鄙人,他承认自己这一个凡夫俗子是有感情的人,并且是钟情的人。这样的坦诚和真情打动了山简,山简之前用“孩抱中物,何至于此?”来劝解王戎。且不说史书记载王戎的儿子绥19岁早逝,已经不是“孩抱中 物”[1] ,那一句“何至于此”的劝解之辞,正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中 父对于子的应有态度。这是一种违反自然人性的虚伪态度,王戎的真情表露击破了它。看到了情的深刻,礼的肤浅,山简“服其言”。 当礼成为了一种行为规范而被程式化并且这种程式在生活中被反复复制的时候,慢慢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而真情是无价的。不法常礼的行为方式虽然会被社会所误解,其实质却是为了维护真情的价值。阮籍的故事尤其体现了情和礼的对抗。这种对礼的冷漠,对世俗观念的叛逆,表现了情的深刻: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籍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缀,神色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 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世说新语?任诞》 )这第一则故事里,阮籍在母亲的丧期依旧参加社交活动,并且饮酒吃肉。他在行为受到他人的指责后,依然神色自若。文王用“有疾”给阮籍解围。固然如文王所说,阮籍服食五石散成疾,在饮食、行为要遵守诸多规范,必须饮酒吃肉,不能有大喜大悲[2],然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礼的地位已经从无上崇高滑落到要给服食五石散的有疾人让路。阮籍真的因为服食而把母亲的丧事抛在脑外了吗?第二则故事让我们看到事实。服药者不能有大喜大悲,这里的阮籍却“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真情所致,哪里还顾及得到自己的服食禁忌。两则故事贯通来看,服食的重要性大于礼,然真情不得不发,不受任何束缚,服食禁忌已经无暇顾及。 比起无条件的对礼的服从,魏晋士人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有了自己独立于礼的价值取向。服食的本质在于追求无限的人生,后来泛化为魏晋士人的生活时尚。当魏晋士人们怀着超世的梦想追求仙风道骨而服食的时候,也同样不得不面对自己作为一 ? 8?2007年12月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Dec.2007第24卷第12期 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Vol.24 No.12
读《世说新语》有感优秀范文5篇 《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片段，但词简意明，颇能表达人 物的个性特点。淡淡的几笔，就能把人物描述的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朴素的散文，有的几乎如口语一般。以下是小编整理读《世说新语》有感的范文5篇，希望可以分 享给大家进行参考和借鉴。 提起记载遗文轶事的笔记小说，你想到了什么?提起志人小说的代表，你想到了什么? 提起中国最早历史价值最高的小说，你又会想到什么?告诉你，它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 大的传奇――《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义庆组织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分为政治、德行、文学、方正等三十六门。全书共有一千多则记载了许许多多富有哲理、趣味十足的文言小故事。 读《世说新语》，感觉就像听古人讲故事。寥寥数语便能将一个时期的思想风貌娓娓 道来。怪不得鲁迅先生称它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魂奇。” 不仅仅这些。《世说新语》还是“无数”成语的“发源地”呢!我们熟知的“拾人牙慧”、“一 往情深”、“咄咄怪事”、“一览无馀”、“望梅止渴”等等，都出自《世说新语》里的一个个小 故事。让我们一齐领略吧! 我最喜欢的一则是《道旁苦李》一文。它讲的是七岁的王戒在和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看见路旁李树上结了很多李子，多的都快把树枝压断了。孩子们争先恐后的去摘李子，而 王戒一动不动。有人问他原因，他说：“长在路边树上还会有那么多李子，定是苦李。”摘 到李子的孩子尝李子，果然苦。 这个故事暗藏玄机，不但夸奖了王戒小小年纪便有很强的推理本事和善于思考的好习惯，还侧面指出“路边苦李，没人青睐”。借苦李传达出无用的事物活人就会被人所弃的道理。而故事中的王戒从小就脱颖而出，终后为竹林七贤之一，成为西晋大臣。 读完这本书，引发了我许多的思考。在生活中，要细于观察，善于思考，并进行推理 确定才能实现有价值的人生。 《世说新语》，“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古 今之绝唱也!”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个体意识 [摘要]《世说新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记载了魏晋时期众多女子的言行、性格和往事,与之前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女性不同，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的影响，她们追求自由、肯定自我、明理善辩、甚至有强烈的女性个体意识的体现，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觉醒。 关键词：世说新语女性觉醒自由个体意识 一、魏晋时期的女性观 魏晋时期，政治的动荡冲垮了自秦汉以来中央统治的大堤，皇权逐渐衰落；社会的离乱，少数民族入逐中原加居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外来文化的深入、碰撞带来了新的文明思想。此时玄学流行，此时男子普遍清心寡欲、行为乖张，或涂脂抹粉，或顾影自怜。不为利禄所想，也不为稻梁所谋。整日不谈世事，空知杞人忧天。而在这男子犹如扶不起的阿斗的时代，女子又是处于另壹种与前代和后朝均不同的生活状态中的。 由于政治的动荡的和民族价值观念的冲击下。魏晋的战火划破了女人们耕田织布、相夫教子的小家小国梦。金钗粉黛经过迷漫的硝烟更加坚强自立，她们不再像盛世华音下的女人舞态翩翩，悠闲自得。面对乱世，她们必须作出这者生存的勇气，时代要求她们改变，要求她们有坚毅的个性，不摧的志气和随机应变的本能。单单依靠男人做温柔红粉梦是不行的，特别是当男人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的时候，女人不论是自愿或是被迫，只能成为强者！因此，她们要精明能干，要懂人情事故，要承受生命之重。其次，魏晋经济逐渐走向私有化，大家族制度渐渐松驰，个体家庭的意识浮出水面，这洋，以个体家庭注重个体为特点的意识替代了大家族中注重群体的意识，女子逐渐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位置观念。再次，随着儒家思想的泯灭和玄学的产生，人们对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有所改变，特别是女性，对人生的意义的追求，成就了魏晋时期作为“女性的觉醒”的时代。[1] 引用纵观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的名著《世说新语》来证明观点。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ec10102896.html,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作者：宋依苹 来源：《学校教育研究》2016年第03期 《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这部著作是由南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这也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及士大夫阶层的状况，尤其是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 一、清谈之风 清谈即谈玄，魏晋士人重才性，亦不乏才华横溢之辈。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驰骋思辩的清谈之风。 1.互相辩难 魏晋玄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便是玄谈。名士们相聚而谈，剖玄析理，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辩难通常在两人之间进行，也可以一人对数人辩难，还可以数人互相辩难，甚至有一人自为客主，自己问难自己辩答的。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第40则） 这是两人之间的辩难，所谓“二家之美”，即是支、许二人清谈的风度之美，四座鼓掌欢迎，但共嗟咏，不辩其理之所在。之所以产生这种效应，是因为他们完全陶醉在支、许谈玄论辩那种优雅风采的美感享受之中了。 2.追求优雅的风致 清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代表了高贵的身份和高雅的情趣，所以，仅有敏捷的才思是不够的；谈家的言谈举止还常常带有艺术化的装饰，呈现一种优雅的美感。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第8则） 麈尾是清谈者手中所执之物用麈之尾毛做成扇状，以白玉或犀角为柄，清谈时挥运于手中，以助谈风。以上是说王衍清谈常常手执一白玉柄麈尾，因其皮肤白皙，所以麈尾的白玉柄与其手臂肤色如一，不可分别。
从《世说新语》看谢安 纵观整个魏晋，真的很难找到能让我喜欢的地方。这是个怎样的时期三百多年来，战乱不断，天灾不绝，“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在这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偏偏又孕育出整个中华文化史中思想最自由、最独立、最崇尚心灵与自然的文化，是谓“魏晋风度”。 说到魏晋风度，就不得不提《世说新语》，而提到《世说新语》，就不得不提谢安。 《世说新语》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它用简澹隽永的语言，表现了魏晋名士们的音容笑貌、性格特点。其中，谢安在l14则故事中出现，占《世说新语》所有条目(1130则)的％，是《世说新语》中描写次数最多的一位，且远远超过其他名士。另外，谢安一生的每个阶段在《世说新语》中都有记载，足以说明谢安这个人在当时以及后世还是非常有名望的。谢安也是我唯一欣赏的魏晋人。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这是少年时期的谢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宽厚待人。还值得一说的是谢奕，他能想到“以酒代罚”也算有仁爱之意，只是分寸掌握得不是很合适，然而当他听到谢安的话后，也欣然地放了老翁。可见谢家世家的修养不一般，芝兰玉树，已生于阶庭。 从总体上看，《世说新语》从多角度多方位描写谢安，然而，谢安在当时的地位不仅仅能从篇幅上、从出现次数上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在东晋名士中的主导地位中体现出来。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在风浪中颠簸的木舟中，其他名人雅士乱作一团，只有谢安从容镇定，照旧吟诗，这是何等的洒脱。这件事后，王羲之、孙惔等人都纷纷敬佩谢安的淡定从容，更加坚定劝谢安重新出仕。同时，看到谢安如此面对沧海横流，我们不难想到谢安的这种态度也运用到暗流汹涌的政治博弈中。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这件事流传十分广泛。王坦之、谢安同为当时名流，不分伯仲，却在一次共赴桓温所设的“鸿门宴”时，王坦之胆怯而风度全无；谢安温文尔雅、挥洒自如，从容地吟唱“洛生咏”，化险为夷，自此谢安的名士地位更为突出。 然后是淝水之战。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竞，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日：“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晋书》中对此事的评价是“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这里的“矫情”的意思与现代汉语不同，这里的意思是指“掩饰情感”的意思，谢安在外人面前，表现的是名士的雅量与气度，在当时，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是名士风度的重要表现。 再说说教育后代方面。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言于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从文学角度上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确比“言于谟定命，远猷辰告”美得多，但我认为这也恰恰是魏晋时文人骚客们的通病，追求风花雪月却丝毫不关心家国天下，比如魏晋盛行的“清谈”之风，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谢安所选诗句是有深意的，“言于谟定命，远猷辰告”的意思是以远大的谋略来制定国家的政令，诗句虽不优美，但包含着政治家才会有的雄心壮志。谢安暗示他们不仅要有文学鉴赏力，更重要的是从诗句中获取政治上的魄力，这才是谢安对子弟的期望。 谢遏年少时，好著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 这种做法既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又兼顾了谢遏的自尊，实乃精通为人处世之道，深谙教育后世之法，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