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曹子坚，颜海刚
*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兰州730000）
摘要：主流经济学通常视制度为既定的外生变量，但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的关键因素之一。从制度的起源与性质、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以及方式等方面，系统梳理了马克思、凡勃伦、诺思等经典学者的制度变迁理论，并从诚信社会构建、意识形态革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探讨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改革的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诺斯悖论；意识形态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61（2013）05－0060－05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ese Reform
CAO Zi －jian ，YAN Hai －gang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China ）
Abstract ：Mainstream economics usually regards institution as an exogenous variable set．But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ws that institution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ransitional countries．In this articl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ies of Marx ，Veblen ，North et al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origin and property of institution and subjects ，power and modes of institution change．Th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to Chinese reform was dis-cussed form the aspec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redible society ，innovation of social ideology ，gradual political re-form etc．
Key words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North Paradox ；ideology
收稿日期：2013－03－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0YJA7900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大项目（12
LZUJBWZZ002）。
作者简介：曹子坚（1967－），男，甘肃会宁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为通讯作者。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诸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农村发展滞后、社会发展缓慢、生态环境恶化、腐败等问题日趋严重。化解乃至消除这些问题，是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制度经济学为我们应对上述挑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制度的起源
制度的起源和制度的本质，是制度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基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
制度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马克思认为，制度起源于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生产关
系，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对
产品的占有情况，
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根据生产力
发展程度和分工的不同，分析了人类历史所有制形式的变迁和演进，提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
”［1］
传统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 ）则认为
制度
“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种思维习惯”［2］
。由于思维习惯
是人类对生活环境产生的本能的心理反映，所以
第22卷第5期淮阴工学院学报Vol．22No．52013年10月Journal of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ct．2013
制度归根结底受本能支配，即制度源于人类的本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Douglass C．North）基于人的自利性视角，认为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但由于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等，在交易中就会出现诸如欺诈和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交易成本和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使人与人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最终损害自己的利益，而制度就是人们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缔结的契约。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甚至把连农民的“死魂灵”都可以买卖的农奴制说成是农奴用劳役换取封建庄园主保护的自愿契约。其追随者安德鲁·斯考特（Adrew Schotter）和罗伯特·埃科赛罗德（Robert Axelrod），利用博弈方法分析契约论，认为缔约可以产生一种“合作收益”或“合作剩余”，即大于不缔约时各方总收益的增量。由于收益增量在缔约之前是潜在的，人们只有经过多次博弈才会发现这个增量，从而缔结合约，形成私有产权制度，最终跳出“霍布斯状态”或“自然状态”。
马克思从发展生产力这个人类首要的实践活动出发，将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的确立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揭示了制度背后人的阶级性。制度既然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实践的产物，那么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过程则必然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凡勃伦基于演化论的视角，认为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因此同现在的要求绝不会完全一致”。制度来自过去的事实，是历史积累的产物，制度是发展的永远的阻力，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他看到了技术对制度变迁的根本作用，夸大了制度呈现的历史性特征，却忽视了制度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制度对技术的促进作用，从而割裂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也低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最终必然推断出制度是“无用的”、“仪式性”的结论。诺斯及其追随者把制度视为自由主体之间达成的自由契约，忽视了个体之间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忽视了个体背后的阶级属性，从而使其理论在逻辑上缺乏内在的一致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独立性以及通过契约建立的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易，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
2制度变迁的主体
制度变迁的主体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制度的性质以及制度的变迁方式。所以，对制度变迁主体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预测制度的性质以及制度的变迁方式。
马克思基于人的阶级性，认为制度变迁的主体———不论是资本家、雇佣工人，还是政府或国家，都是作为阶级或阶级的代表而存在，为了获取潜在利益而自觉地推动制度变迁。并且，推动制度变迁和社会历史进步的，只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兴的革命的阶级。凡勃伦则把制度变迁的主体归结为在技术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受现有制度约束最大、劳作本能表现最明显、受现有思维影响最小的集团，他们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不断克服现有制度的阻力，推动进一步的技术变革，最终引起制度变迁。诺斯从人的自利性出发，认为制度变迁的主体———政府、团体和个人，在本质上都是为了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强调稀缺经济下的竞争导致企业家和组织加紧学习以求生存，并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潜在利润”，创新现有制度。
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主体的认识揭示了人与人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透过人的阶级性揭示了制度的阶级性。凡勃伦强调人的有限理性，认为人的行为更多的表现为遵从习惯与服从规则，而不是通过不断的理性行为以求均衡结果，从而低估了人在制度变迁中的能动性。同时在肯定劳动阶层对制度变迁的促进作用下，弱化了精英阶层对制度变迁的主导作用。诺斯在修正和弥补“经济人”假设不足的前提下，强调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并将其置于制度的背景之中，认为个人的行动由共同的协议和制度所约束，正是制度使个体不仅关注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且关注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可以看出，诺斯关于制度变迁主体的认识与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的解释相契合，但同时却掩盖了人与人关系背后的阶级性。
3制度变迁的动力
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最优状态。由于制度的发生环境、运作前提乃至运行机制都会随
第5期曹子坚，颜海刚：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61
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而发生变化，从而制度变迁实质上具有必然性。那么推动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把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归于生产力。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一定社会关系下人们的物质利益冲突推动了制度的变迁。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凡勃伦认为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技术的革新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和思想习惯的演变，最终导致经济和社会变迁。技术革新通过改变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方法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习惯，知识、文化、习俗等意识形态因素在制度变迁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诺斯则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是经济主体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其源泉是相对价格和偏好的改变，正是由于相对价格和偏好的改变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均衡，从而导致制度变迁。
马克思揭示了制度变迁最根本的动力，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强调制度变迁内在动因的同时也看到了外部因素对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从而把制度变迁的动因归结为内外因共同驱动的结果。凡勃伦强调技术在制度变迁中的决定作用，却忽视了制度变迁中人的理性选择，也忽视了社会生产方式对制度变迁所起到的物质基础与决定性作用。诺斯以平等契约的社会关系为假设，将制度变迁的源泉归之于抽象的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微观分析的视角使诺斯不可能认识到制度变迁的全部。特别是没有认识到制度与社会阶层利益和权力结构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要素价格和偏好是不断变化的，但并没有引起相应的制度变迁。
4制度变迁的方式
关于制度变迁的方式，经典制度经济学家们都看到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和激进性特征，只是在倾向性上有所差异。马克思认为，制度变迁既包括渐进式的连续变迁，也包括激进式的跳跃变迁；既包括量变，也包括质变。制度变迁是量变与质变、渐进式与激进式的统一。而按照凡勃伦改良主义的思路，制度变迁的路径必然是渐进性的。诺思把制度变迁的方式区分为渐进式变迁和革命式变迁，并且强调渐进式变迁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这一特征恰好是凡勃伦意义上的习俗、道德观念、文化等“非正规约束嵌入的结果”。
马克思既然把决定制度变迁方式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由于这些矛盾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所以制度变迁的方式将呈现不同的特点。但从阶级立场出发，马克思更关注激进的革命式变迁。凡勃伦既然把制度变迁的主体归于受现有制度约束最大、劳作本能表现最明显、受现有思维影响最小的集团，就否定了“有闲阶级”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必然表现出的暴力倾向性，使其制度变迁的方式带有理想性，也给批评者留下了理想主义的口实。诺思把制度变迁的路径描绘成一条从边际部分开始，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平稳的、渐进的、连续的和谐之路，他看到了现有制度的确立对后续制度变迁的影响，具有合理的成分，但他过分夸大了这种影响作用，片面强调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的约束［4－7］。
5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制度是重要的”，制度变迁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我国社会阶级转型发展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理论为我们理解我国的体制改革以及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5．1构建诚信社会：弥补政府与市场的缺陷
诺斯强调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渗透和制约作用，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国的改革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变迁过程，但作为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市场自身的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但同时政府干预并不必然有效。正如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所说，市场导致缺乏效率和不公平的情况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必然导致情况的改善。相反，政府干预在某些情况下会使市场更加无序、混乱，甚至导致“政府失灵”。而作为非正式制度核心内容之一的基于多种因素的信任关系，它所体现的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互惠与合作，正是弥补政府与市场缺陷的一个重要方面。
62淮阴工学院学报2013年
伴随我国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诚信缺失问题相当突出，诸如制假售假、偷税漏税、食品安全、学术造假等诚信缺失现象的普遍存在，导致社会价值观混乱，社会道德滑坡，社会风气败坏，社会和谐度下降，社会管理成本加大，严重阻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构建诚信社会，必须从政府做起，必须以政府信用的重塑来引导社会信用重塑。
5．1．1突出政府诚信的主导作用
鉴于政府诚信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必须作为诚信的表率，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包括道德和业务素质，提高自身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克服由于短期目标和自身利益对诚信的人为破坏。政府应把握制度的刚性原则，切忌因人、因事而随意改变甚至否定现行制度。
5．1．2健全个人的市场诚信机制
市场是人为设计的一种规则，市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所以克服市场的缺陷其实就是克服人的缺陷，弥补市场的不足其实就是弥补人的不足。个人作为市场的主体，其诚信水平必然决定市场诚信的发展水平，所以市场诚信必须从个人诚信做起，必须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的登记、评估、查询和失信惩罚机制，必须保证个人信用信息的连续性、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必须保障个人信用评估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可靠性。5．1．3加强法制建设，约束主体行为
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决定制度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国家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制度缺失，而在于大量制度规则没有得到有效实施。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日趋完善，但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力度、深度、可信度、规范度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加强诚信建设，必须健全法制，必须增加失信成本，约束主体行为，为社会主体提供相互合作和解决争端的规范［7－11］。
5．2革新意识形态：调和“诺斯悖论”的良药
无论是马克思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性反作用，还是凡勃伦突出社会整体意识对个人意识的控制，抑或是诺斯把意识形态当成避免“搭便车”行为的途径，制度经济学家普遍强调制度变迁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约束已经成为影响甚至决定我国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通过政府矫正“市场失灵”，其前提是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且拥有充分的信息、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完成社会赋予使命的“理性政府”。但是政府并不是全知全能、完美无缺的，政府自身的缺陷会导致其有所不能，甚至发生失误，同时在补偿“市场失灵”时也要付出成本。诺斯曾经感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4］。在现实经济实践中，基于政府所制定的利益非中性的制度，政府主动创租的行为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受意识形态外衣的保护。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约束，是破解“诺斯悖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5．2．1倡导意识形态从刚性走向宽容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一种合理且有效的意识形态，应该是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的协调一致，刚性维度在确保其合法性的同时需要柔性维度来弥补其不足。毕竟现实是复杂的，柔性维度有利于团结不同的力量，促进其刚性维度的实现。意识形态从刚性到柔性的创新，有利于意识形态更趋合理性、有效性和现实性，同时也有力于推动不同力量对其刚性维度的监督。
5．2．2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真精神
中华文化中蕴含着以民为本的丰富内容。“天下为公”的民本位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体制架构思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人文思想、“与民同乐”的治世思想等，紧紧围绕着“唯民”、“为民”的核心理念。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真精神，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以民为本的氛围，并促使政府不断完善自己，不断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使其政策措施更趋高效和理性。5．2．3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使人们在思想意识上的独立性、差异性、多样性日益增强，各种价值观念不断涌现。整合多样性的价值观念，使其有利于改革的不断推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平等、诚信、互善、爱国等理念，有利于凝聚人心，团结各种社会力量，更好地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公正、法制、敬业理念，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决策中的盲目性和自利性。
5．3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消除垄断与特权虽然由于分析视角的差异，制度经济学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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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的革命性和渐进性方式的倾向性有所不同，但是都没有否定渐进式变迁的价值。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制度变迁必然呈现渐进性的特征。与此同时，渐进式改革存在的缺陷，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其作用的不断增强，对我国改革发展已经产生了现实的制约。奥尔森在其《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对于国家总体实力之衰落，利益集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利益集团的过度逐利行为必然会损害公众福利，增加社会成本，导致制度僵化，从而既损害了社会效率也伤害了社会公正。
5．3．1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渐进式改革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必将反对制度的进一步调整，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根源并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改革的不彻底性。能否有效地监督、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能否消除垄断与特权，是能否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单纯依靠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推进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所以，必须继续深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法制建设，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徇私枉法，确保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同时要进一步简政减权，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低行政成本。
5．3．2淡化“意识形态化”，为政治体制改革减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往往导致专制，它将持有不同观点、思想的人视为异教徒，这与现代政治所应具备的民主、自由、多元、开放和理性的理念是完全不相容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使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最终必将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进而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的全局。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必须与时俱进，淡化“意识形态化”，去除落后观念的束缚。
5．3．3强化舆论监督与群众参与
舆论作为社会不同阶层反映其诉求的方式，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中，舆论形式的多元化和信息来源渠道的日益丰富、快捷，有利于社会不同阶层更好的表达自己的心声，也有利于更好的监督政府的行为。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信息披露作用，积极鼓励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从而达到有效监督和约束政府行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4］［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5］林岗，刘元春．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J］．经济研究，2000（6）：52－55．［6］张林．凡勃伦的制度变迁理论解读［J］．经济学家，2003（3）：22－24．
［7］王雪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7（7）：41－43．
［8］周小亮．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与体制改革的现实思考［J］．当代经济研究，2006（4）：63－67．
［9］刘荣材．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
74－76．
［10］陈珏宇．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析论［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07（5）：76－78．
［11］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责任编辑:蒋华)
64淮阴工学院学报2013年
简谈苏联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 摘要：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划逐渐发展起来，苏联对我国城市规划影响深刻，是当今我国城市规划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问题的根源。结合史料从城市规划的理论发展、设计机构设置、教育体系三方面分析了苏联带给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影响，肯定了苏联对这些方面的积极指导作用，同时指出苏联模式本身的弊端也造成了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先天性不足。 关键词苏联；中国；城市规划；影响 1、历史渊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战乱中遭受惨重损失的城市面临一系列重建工作。西方国家的封锁、台湾与大陆的矛盾、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实行“一边倒”①政策。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应该说，在中国经济恢复时期，苏联专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的专家从开始的初步了解，到参与具体的城市规划活动，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之中。 在1949年到1965年之间，我国大量引入了苏联的城市规划理论，聘请苏联专家直接指导城市规划建设，公派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引入苏联城市规划体系，开展城市规划教育等等。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期间经历了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人们谈起苏联对我国城市规划的影响，往往以“苏联模式”②一意概之，立马联想到打败“梁陈方案”③的苏联专家，似乎“苏联”和“苏联专家”成为了贬义词。笔者也曾深深地误解，本想写苏联是怎么给中国带来不利影响的，后来读了一些文献，了解多了一点之后确认了苏联对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改变了之前的偏见。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越来越多地学习欧美的城市规划理念，关于苏联的城市规划更很少提及，研究的文献也不多。但要探讨今天中国的城市、城市规划体系、规划教育的源头必须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苏联说起。 2、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
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启示 2014年11月26日07:59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安介生中华学术发展历来有批判继承、“以复古为创新”的独特方式与路径。尽管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与排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遗产并没有被完全遗忘。一批中国现代学者依然坚守在中国优秀学术传统的阵地上,并努力将中国固有的学术研究体系与现代西方优秀学术成果相互参照,奋发努力,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为中国学术赢得了尊严。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就是这样一种发展典范,其发展经验对于今天“国学”振兴及相关学科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首先,响应时代需求,经世致用,以振兴学术为救国图存之重要手段,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关键性的推动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们都是怀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心与责任感投身于学术工作的。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轫,始于20世纪前期中华民族严峻的生存危机。众所公认,以顾颉刚、谭其骧等人为核心创办的《禹贡》半月刊的出现,是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型与发展的主要标志。在该刊“发刊词”中,顾颉刚等人道出了创刊主旨:“……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的耻辱!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这些言语,就是放在今日,也颇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 在国势危难之际,这些学者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直白地反对“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并身体力行,切实提出了一些具体研究工作任务,致力于基础性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如编撰《中国地理沿革史》,编绘《中国地理沿革图》,编辑《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以及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等。之后数十年,一批批研究者不忘当初的承诺与期许,为完成这些学术重任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闪光点。其中,谭其骧主编的、由众多学者共同编绘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出版后,获得极高的赞誉,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建国初期，我国在政治经济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在经济上完成了“一化三改”，为我国长足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基础，可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错误的经济方针使中国陷入了困境，文革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济上，至1978年为止，尽管中国的国民生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多，年均递增率达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人民依然贫穷、技术比较落后，并且经过文革后，中共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党和国家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我国经济实力、科技术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中国当时可谓是内忧外患，内部自然灾害，经济衰退，外部苏联绝交，欧美继续封锁中国，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又一次尴尬的站在了历史的风头浪尖上，然而，就像历史给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共产党一样，历史又一次眷顾困窘不堪的中国，给中国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新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
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以往的对华政策，既不是政治上的孤立，也不是经济上的制裁，而是采取文化上对中国的侵蚀，妄图宣传自己的思想，减弱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影响政治经济等方面。中国人大都没有意识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盲目的崇洋媚外，中国许多的优良传统正在逐步消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有可能重蹈古埃及在文化上被灭族的覆辙。因此本小组针对这一社会状况对部分社会群众采取抽样调查的形式，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进一步可观的了解外国文化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对中国的冲击有多大。从而有针对性地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希望借此改变这一现状，积极地弘扬民族文化，并有选择的吸收外国的有益文化，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是中国文化能长久的屹立于世界之林，长生不衰。 一、外来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青少年比较重视传统节日，但是同样对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十分热衷；在影视文化上，绝大多数青少年更加偏好国外的作品；在饮食文化上，中国传统食物明显占有优势。 有76.8％的青少年知道春节的来源，而知道圣诞节来源的则有80.5％，可以看出青少年对本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还是比较了解和重视的，但同时又看出中国青少年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关注程度还略小于对外国节日的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政府对本国文化的宣传不如外国，青少年对外国文化的好奇心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46.7％的青少年认为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仅有11.0％的人认为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浓，而这其中仅有11.1％的女同学认为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浓。女同学大都比较感性，因此判断也比较准确，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丰富多彩的休闲选择、充裕的休闲时间、良好的物质条件、外国节日的入侵、国民的春节的无所谓的态度、对春节的开发得不充分等等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 54.9％的青少年有时过圣诞节，18.3％的青少年每年都过圣诞节。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外国文化虽然远不是主流文化，但是其影响却在不断地加大，这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认为春节和圣诞节有趣的分别有22％和20.6％，而37.6％的青少年却认为无论是春节还是圣诞节都很无聊。圣诞节与春节各有千秋。这在数据上由很明显的显现，此时的青少年心理问题比较突出。 渡过圣诞节的方式多种多样，19.5％的青少年选择逛街；31.7％的青少年选择在家陪家人；15.9％的青少年选择去看电影；31.7％的青少年选择与朋友聚会； 26.8％的青少年选择睡觉；还有26.8％的青少年选择其他方式过圣诞节。虽然圣诞节传入中国，但是明显的中国化了，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而不具备浓厚西方色彩，这对抵制外国文化的入侵有积极作用。 同圣诞节相比，除了传统的方式（如守岁等）外，还有其他方式来渡过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其中52.4％的青少年会选择传统方式；18.3％的青少年选择逛街；52.4％的青少年选择看电视；34.1％的青少年选择睡觉；19.5％的青少年选择其他方式。这里不难发现，最传统的方式还是得到保留，外国文化的冲击并不大，同样，逛街这种方式则是明显是西方传来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苏联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的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强国，但总的来说，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之久的红旗落地了，苏共亡党丧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自行解体。苏联解体近20年了，那么苏联的解体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启示呢？ 一、斯大林模式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和扭曲 在长期激烈残酷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分别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新反对派后，发动了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完全改变了列宁开创的新经济政策道路，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1）纵观苏联发展的历史，斯大林模式为苏联的迅速崛起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埋下了永久的祸根，成为葬送苏联社会主义的终极原因。我们可以从斯大林模式的几个特征和弊病来看： 1. 政治上过度集权，缺少民主与法治。突出表现为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同时还包括消灭异己、监控干群、官僚特权、一党专制、以党代政、控制选举、干部任命。具体表现在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软弱低效的监督体制、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2）这种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一种专制，完全背离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也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区别。这种政治体制之下，必然造成最高决策层独断专行、权力滥用、践踏民主法治。因此，这种带有高压甚至恐怖色彩的政治体制，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背离，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扭曲——对敌人的专政变成了清除异己的工具。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专制统治都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而反动的体制是必然灭亡的，只是时间问题。 2. 经济上管得过死，经济成分过于单一，缺乏效率与效益。主要表现在过度集中的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高度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过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过分强调行政手段的经济管理方法，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结构。（3）这种带有严重的官有制色彩的济体制最终的结果是必然违背经济规律，压抑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效率和效益低下，也就是发展缓慢或者停滞不前，也必然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 3. 思想文化上管得过严，缺少独立与自由。主要表现在文化团体国家化、领袖言论神圣化、公共舆论一律化。（4）大搞个人崇拜，钳制自由思想，破坏人民通信自由，文化团体和工作者变成了准国家机关和国家代言人，难以独立思考和自由创作。这种文化体制严重扼杀学术自由，阻碍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其实这种文化体制是严重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也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已经扭曲了马列主义。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经说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被压抑的思想总有一天会像火山爆发一样，不可阻挡。这种单一的思想文化体质必然阻碍理论创新，而一个更缺乏创新的政党，必然会被抛在时代的后面。历史一再证明，没有生动活泼、独立自由思想的社会，很难找到前进的方向和进步的动力。 另外，苏联在对外关系上大党大国主义盛行，对外盛行大国沙文主义和输出革命，而且国内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形式上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群众，不了解人民所思、所想、所欲，本质上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解决人民群众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绝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扭曲和变形，正是由于这种僵化的体制存在着自身和无法克服的弊端，再加上它的执行者不愿意也没能力对它进行革新，因此苏联的解体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不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比较摘要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根本突破 , 前者与后者有诸多方面 的不同 , 但前者并不是对后者的“彻底否定” , 后者也并非“死路一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 ,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 前者对后者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正确认识、科学分析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 就要把它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根据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进行 , 要用唯物史观来科学评价 , 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关键词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 比较 ; 评价 ; 唯物史观 最近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彻底否定” , 并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 , 这不是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 ,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异同、科学评价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社会向何处去 , 世界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的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 ,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形式和方法。它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 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坚持、发展和创新 , 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 , 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 中国特色”表征其特殊性与个性; “社会主义”则是同质社会的共同本质 , 是普遍性与共性。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中国特色”的统一 , 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别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
历史上中国文化对现在的启示 老师的中国文化对我很有启示意义，通过此课程让我认识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转化、变迁，更重要的是让我对中国文化的精髓与糟粕更有了深刻理解与认识。使我认识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五千年中国文化只是历史上文化历史上的一部分，精彩的一部分；而更多地负面的历史被许多人所遗忘，所抛弃，或者不愿意被承认。（以前只以为国外不承认历史，却忘记了自己。）通过学习此课程使我对中国近两千多年的历史有了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这是我的最大收获，对改变我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很大作用，让我认识到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对现在有很大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这其中给我的启示意义最大的是强盛的国家必须有统一、开放的文化；但是一时强盛的文化却换不来强大统一的国家。这其中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千多年前华人引以为豪的唐朝和五代乱世之后的宋朝。前者在唐太宗的统治下确立了“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的治国思想。通过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实现了文化的繁荣，这其中最表层的体现就是唐代文化名人特别众多，而且从初唐到后唐不曾间断，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诗仙的李白和诗圣的杜甫并且有了“李杜诗篇万古传”的美谈。在此期间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思想代代相传，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的长安作为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矗立了那么久的原因所在。 后者宋代经济发达，文化辉煌，农业飞跃，政治相对开明。那么为什么同样重视文化的宋代却走了另一条路，不仅国家算不上强盛，而且饱受战火洗礼，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原因就如老师讲到的是因为军事因素，而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人才任用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这从而造成了此后宫廷的奸臣当道，党政频发，从而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文化不够统一。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国家要想实现中国梦，必须要由政府鼓励人民支持倡导同意、开放的文化。当然这里的开放指的不是现在社会里低俗，有伤风化的弊病。
回望祖国大地，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了。30年来，从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着装饮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变。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基本达到小康、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成效显著、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提升等等，这一切只用了30年时间，被称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13亿中国人民。13亿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30年光辉历程，使我们这个过去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成就，想变化，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际地位和声望不断增长，这使得我们更有信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有信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信心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这个季节，正是农村下谷种稻的季节，也是农民三夏大忙的季节。30年前，当拖拉机第一次驶入农村时，农民群众还十分好奇。而现如今，传统的耕作方式正逐渐被轰鸣的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所代替，许多农民已不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农民买拖拉机或汽车，已不再稀奇。而现在在城里，购买轿车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在宽阔的道路上，“大众”“尼桑”等品牌家用轿车正自由地疾驰，体现出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公民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30年前，居民的生活方式是“四世同堂十平米，五代家人居陋室”，今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民们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楼，城市居民更是从以前的平房转变成现在的小高层，复式住宅，人们的居住都向着“更高大，更宽敞，更环保”发展，处处折射出人们住房条件的极大改善，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缝纫机、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等‘老三件’，如今都已换上了高档的家庭电器了。试想30年前的夏季，人们只能靠摇着蒲扇来解暑，如今也被空调所替代了。 30年前，由于家庭收入不高，有限的资金主要是优先考虑吃饭，加上国家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生产能力十分有限，普通居民上班、出行只能靠两条腿，极个别家境较好的才有可能用自行车代步。如今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发展、大飞跃，城市基础道路建设、交通设施大大改善，人们平时上班、出行的工具更是多种多样，近途有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公交车、私家车，出远门地上有火车、汽车，天上有飞机，水路有轮船，可随意挑选组合，使居民时时处处感受到方便快捷。
戊戌变法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示 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这两次中国历史上靠得最近的重大改革的命运和结果迥然不同。总结中国历次改革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外国的经验教训，能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和推动，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由于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保守顽固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仅仅进行103天就寿终正寝。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宪政意义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用血的教训给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经验：从政的美德是节制和谨慎，改革需取得保守集团的中立并拥有相当实力的支持者，通盘计划与具体推进协调进行，用地方改革拉动全局改革。 1978年开始，由邓小平倡导和推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三十多年，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迄今为止，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壮阔、持久和深刻的改革运动，从总体上来看，进行顺利，成果巨大，影响深远，势头经久不衰。 与历史上那些惨遭失败的变法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以中国迄今唯一成功的改革范例载入了历史。为什么过去的改革大都失败，唯独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改革者们能功德圆满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戊戌变法因为朝中大臣多为慈禧亲信，所以最终导向维护保守派的利益。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并且急切的对慈禧展开进攻，操之过急，树敌太广，这是改革大忌。 任何旨在革除积弊，缓和矛盾，推动发展，富国强兵的变革，都有合理性和进步性。但谁来发动、领导和支持改革运动，却与改革的命运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一开始就是由中国共产党亲自发动和全力推动的，始终处于党的坚强领导之下。邓小平是党的领袖，是改革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对改革的发动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独特的作用。但改革不是靠他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也不是靠一群人的智慧和力量，而是靠全党的智慧和力量。一句话，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意志和行动。 二是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世界上一切改革与革命的终极关怀，无不是为大多数人谋福祉。清末的中国民众正处在空前的水深火热之中。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在政治改革上激情燃烧，而在解决具体民生问题上却一筹莫展，从而远远地脱离了底层群体，尤其是农民群众。光绪帝颁布的新政上谕数以百计，却没有一件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不仅如此，某些新政措施却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地方老百姓对维新派的种种措施讨厌已极。 改革开放，固然有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提高执政能力的考虑，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它领导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革除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社会长治久安。 判断改革是非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衡量改革成效的标准，主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一切改革举措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人民不是改革的旁观者，而是改革的主人，直接参与改革，共享改革成果。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普遍改善，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转变，现在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奋进。人民从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未来希望，因而衷心支持改革。 三是改革策略正确 在改革顺序上，先农村，后城市。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相对来说，农村情况较简单，改革容易推开，城市较复杂，改革需做大量准备工作；农村改革见效快，
张帆谈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黄晓峰钱冠宇发表于2015-06-14 11:18 说到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似乎有很多方面可以说，您是怎么界定“影响”的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它的统治究竟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很难回答，但同样又很难回避的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长期研究元史，他认为，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可以从大统一、专制的强化、制度的断裂、经济的波动这四方面来看。 封面张帆像：李媛绘 说到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似乎有很多方面可以说，您是怎么界定“影响”的呢？ 张帆：这个问题可以有几方面的理解。第一，有些东西是自然发展的，从逻辑上推断，没有元朝也会这样，最多是进度、规模稍有差异而已。虽然说历史不能假设，可看发展趋势
确实如此。比如过去经常讲的，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这件事发生在元朝。但实际上，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是一个自然的趋势，即使没有元朝也会如此。无论它是好是坏，和元朝都没有太大关系。还有讲元朝经济发展成就，经常谈到棉花种植的推广，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元朝，棉花种植也会逐渐推广。俗文学方面，杂剧、散曲等在元朝以前就有很好的基础，没有元朝同样也能发展起来。因此上述种种，严格说来都不能算是“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第二，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元朝带来某种影响，但到元朝灭亡，这个影响就逐渐消失了。比如像“四等人制”——这个概念现在有些争议，可能不太准确——以及儒士地位的下降，中西陆路交通的活跃，基督教的传播，这些影响在元朝灭亡后并没有延续下去。它们可以算是“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但比较次要。第三种情况，在元朝统治下出现某种现象，和前面的历史基本接不上，但和后面的历史能接上，这才是最主要的“影响”，是我们重点要谈的。不过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三种情况，所谓主要的“影响”，其中相当一部分与金朝有关。在很多时候，元朝和金朝的影响是混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划分。金、元都是北方民族王朝，前后相承，对中国历史有相同方向的推动。但毕竟金朝只有半壁江山，时间也相对短，所以它的影响会比较小。下面我们要谈的问题，或多或少都有金朝的背景，但是金朝我们就不讲了，无论如何，元朝的影响是主要的。 您认为元朝的第一个影响是“大统一”，它与以往汉、唐的统一王朝有什么不同？ 张帆：“统一”这个词有点陈旧。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教授有一个提法，汉、唐的大帝国是转瞬即逝的，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唐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国”。到了元朝，加上此前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影响，中国才变成了“大中国”。就是说，在元朝以前“小中国”是常态，元朝之后“大中国”变成了常态。这种提法值得参考。明朝版图比元、清小，但总体来说，从持续和有效控制的范围而言，它并不比汉、唐差，或许还强一些。所以称元朝以下为“大中国”时代，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大中国”时代由元朝开启，这就是它对中国历史的第一大影响。 实际上在元朝，很多人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主要就是吹捧“本朝”版图辽阔，其他还真没有太多可吹的。著名学者杨联陞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朝代间的竞赛》，其中讨论中国古代一些朝代的人如何歌颂自己的时代，如何总结“本朝胜于前代者”云云，很有意思。可以看到，古人也很爱搞主旋律、正能量的宣传，不过在不同朝代，会结合自身情况进行不同角度的歌颂。杨先生这篇文章漏掉了元朝，我们完全可以给他作一点补充，元朝人吹捧自己时代的时候，主要就是突出一个“大”字。其他方面的，比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这类吹嘘都比较少见。今天网上讨论“元朝到底能不能算中国”，如果从元朝当时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绝大多数确实认为元朝能够代表中国，是把元朝当作中国历代王朝当中的一环，拿来和其他王朝比较。 再做点具体补充。今天中国的有些地方，是元朝把它纳入版图。比如云南，云南在唐朝中期出现独立政权，更替了好几个王朝，有自己的文化，而且中原王朝也没有非要把它纳入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对我们的启示 数学科学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杨龙20104207045 引言： 东欧剧变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波兰。1989年至1990年，东欧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急转直下的政局变化，令全世界为之瞠目。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纷纷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纷纷下野。伴随着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东欧剧变之后，又一个超级大国倒下了。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夜，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职。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严重挫折，东欧与苏联到底怎么会落到亡党亡国的命运？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苏共的失败？苏共的失败对我们有什么有意义的启示？ 原因： 东欧剧变的原因总结 （一）东欧剧变的内因。 1．历史原因 二战后，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一直以老子党自居。在苏联大国主义的控制下，东欧各国实际上没有取得独立自主的权利。为了对抗美国的冷战攻势，苏联着意巩固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强使东欧国家在内政外交上同它保持一致。在政治上，苏联要求东欧各国的执政党按照它的旨意部署行动计划、处理各自的内部事务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东欧各国惟一可奉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东欧各国完全背离了各自的具体国情，成了美苏冷战的牺牲品。 2．经济原因 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促使东欧各国不同程度上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要求，50～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出现了高潮。但这些改革除了南斯拉夫外，都未涉及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弊端，因而没有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以致改革成效不大，经济发展日趋缓慢，甚至出现滑坡。 3．政治原因 由于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官僚主义的滋生膨胀，进而导致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特权和腐败现象出现。经济、政治上的失误和偏差，使各国党和政府的威信低落，其结果是使反对派能够获取相当数量的群众的支持并最终以大选的形式获取政权。 （二）东欧剧变的外因： 1．苏联因素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苏联的衰落进行战略收缩。据估计，从1972年到1981年，苏联对东欧的贸易补贴总额为1019亿美元。为了甩掉东欧这个经济包袱，苏联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同时，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新思维”，
摘要 “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就是在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地认识斯大林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既要看到问题，也要看到成绩，而且要分清主流、支流；既不能脱离当时的国际和苏联国内政治环境，也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混为一谈。本文着重论述以下几个问题: 什么是“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点，“斯大林模式”形成的社会条件，“斯大林模式”的成果与弊端；以及“斯大林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吸取苏联教训，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建设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最终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必须把“斯大林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试验来对待，在前人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继续前进。 【关键词】苏联；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① ——毛泽东 第1章“斯大林模式” 1.1什么是“斯大林模式” 在评价“斯大林模式”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的内涵。“斯大林模式”，虽然并没有人正式对它下一个定义，但它的含义却是清楚的，是指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体制的统称。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具体来说，政治上表现为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专断独行；经济体制上表现为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实行包容一切的行政指令性计划和自觉的不平衡经济发展战略；文化体制上表现为绝对的统一意志；思想上表现为搞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对外政策方面表现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完整的、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体制，是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提出并实施的，此后，苏联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框架仍沿袭“斯大林模式”。 1.2“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点 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点是高度集权，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经济方面，实行否认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忽视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工业方面实施高速工业化路线，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推行片面强调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农业方面实行全盘集体化，忽视人民生活急需的轻工业和农业。在政治方面，采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凌驾于权力机关之上，权力机关成为党的意志的传达机关。执政党内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行政机关隶属于党的机关或处于党的机关的直接领导之下，成为党的意志的执行者；民主机制受破坏，干部使用实际上是任命制和终身制，在党内执行大清洗运动（肃反运动），排除异己势力，以“基洛夫案件”为开端：根据最谨慎的估计，1936—1939年，苏联约有400多万人遭逮捕和判刑，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而安东洛夫—奥费申科考证：“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的饥荒和镇反的运动中死亡的人数是2000万”，②可见当时大清洗之惨烈。大批党政军领导、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干部被清洗，严重影响了苏联社会的进步。直到1939年，大清洗运动才逐渐
古代科技创造对我们的 启示 公司内部编号：（GOOD-TMMT-MMUT-UUPTY-UUYY-DTTI-
我国古代科技创造对我们的启示摘要：我国古代科技文明辉煌灿烂，创造了许多的世界奇迹。为中国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作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为后来世界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近代中国的科技文明远远落后与世界的发展，没有出现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技成果与科技人物。继而有了“李约瑟难题”、“钱学深之问”。本文将通过罗列古代科技成果，来分析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 对我国古代科技文明的简要介绍 中医中药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是其防病治病的实践技术。中国是数学古国，《九章算术》、《数术九章》是古代数学名着。中国还是天文学古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记载太阳黑子、哈雷彗星、超新星等天象的国家。在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中医中药、10进位值制、赤道坐标系、雕版印刷术新四大发明之外，瓷器、丝绸、金属冶铸、深耕细作等影响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国古代发明还可以列举出许多。 24节气堪称我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进展。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繁荣发展的两个黄金时代。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古代仅唐以前的大型水利工程就有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龙首渠、京航大运河等。隋朝兴建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早最长的航行运河。这些工程无论在建筑规
模、技术水平还是在农业灌溉、航行、运输的获益等方面都是中世纪欧洲无法比拟的。 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墨子，在《墨经》一书中提出了点、线、方、圆等几何概念。《周髀算经》已有勾股定理的运算方法。成书于汉代的《九章算术》共收有应用题的解答方法246个，内容十分丰富，在算术、代数等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特别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远远胜过古希腊的数学体系。祖冲之用“割圆术”求出的圆周率十分精确，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我国古代对世界文明发展的突出贡献—“四大发明，它凝聚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 指南针发明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当时的人们把天然磁石磨成勺形，放在光滑的平面上，使之指出南北方向，这种指南仪被称为“司南”。北宋时已用人工磁化方法制造指南仪。曾公亮1044年编辑的《武经总略》一书记载了“指南鱼”的制造方法。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进一步说明了用铁针磁化制作指南针的方法。指南针发明不久，被用于航海，它指引着中国远洋船队航行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线上，并在十二世纪传入阿拉伯，以后传入欧洲。 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劳动人民从漂絮和沤麻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始于西汉。新疆罗布卓尔汉烽燧遗址出土的西汉古纸，都是植物纤维纸，质地还比较粗糙，东汉主管御用手工作坊的蔡伦，他凭借充足的人力物力，在总结工匠经验的基础上，以破布、树皮、旧麻为原料，改进
我国改革开放40 年辉煌成就的经济学原理分析及启示 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中国的人均GDP 在过去一千年里几乎水平不变，而从1978年起GDP近乎垂直提升，中国经济总量也从此步入了年均近10%的增长快车道。众所周知，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经过40年波澜壮阔的不平凡历程，我国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近 40年来，中国在哪些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经历 了怎样的曲折历程？经济学原理如何阐释和解读这一历 程？改革开放对未来的启示何在？本报告拟就这些问题进 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取得的成就与世界各国对比 从生产力水平看，我国近40年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7%，比世界年均增速快 6.8个百分点，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跃居世界第 一，人均GDP从1978年的156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8788美元，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
从经济结构看，近40年来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下降了近16.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了约7.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占比则上升了23.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率由 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增幅之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从财政情况看，由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近40年来我国多数年份财政收支处于赤字状态，2016年虽略高于3%的警戒线，但仍处于可控范围。截至2017年末，公共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为36.2%，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且已连续两年下降。 从金融市场看，我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8.0%，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银行业信贷发放量占GDP比重超过200%，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 从基础设施来看，人均电力消费从1978年的247千瓦时增
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规划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庙，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套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数千年来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尤其是帝王都城的规划建设，如北京、西安、洛阳、南京、沈阳等古都的规划形式和城市布局。中国传统的规划思想是与古代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尤其以儒家的“礼制”思想对古代城市规划布局的影响最大。 (1)城市的外在形式体现了儒家哲学思想。 根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城市规划的制度和形式是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存在的，特别体现在帝王都城的规划建设方面。城市规划的格局作为一种礼制，是统制者控制国家、巩固政权的手段之一，中央集权制度在城市规划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城市的形式是方正的，并且有一条中轴线，这与古代统治者推崇儒家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儒家“礼制”思想的具体表现。例如，隋唐长安、明清北京的城市布局中，都有一条从皇宫正门直到都城正南门的宽阔笔直的中心道路作为城市的中心轴线，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儒家理论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传统观念，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用建筑环境加以烘托，达到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 这种“宫城居中”、严整、方正的沿中轴线对称的布局，体现了儒家学说所提倡的礼教尊卑、伦理秩序等观念，是儒家哲学思想受统治者推崇的外在体现。随着朝代的更替，古代帝王都城也在变迁，故而能够按规划重新建设。中国古代的城市很多是在这种人为条件下产生的。唐代之前的各个朝代的都城，虽也按照《周礼·考工记》中的要求进行城市布局，但不是很严格执行。但其后的元大都、明清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则是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所描述的规划形式布局。这是因为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在封建社会后期成为主宰社会的力量，不可逾越。尤其在宋代理学家朱熹之后，儒家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愈加严格，具体体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则为通过城市的道路中轴线、建筑的空间序列、严整的城市布局体现森严的社会等级和伦理秩序。 (2)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对城市发展既具有推动作用，也具有制约作用。 以儒家哲学思想为根基的中央集权制度对古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淮南子·原道训》中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可见，中国最早建造城市的目的主要是“卫君”和“居人”。随着时间的发展，城市才逐渐具备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的价值。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央集权制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很长时期得到了高速发展，使中国成为古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央集权制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许多超大城市，如秦时的咸阳、唐代的长安、北宋的汴梁、元朝的大都，都是由于政治中心的作用，才形成这种人口在几十万、上百万以上的城市的。 但是这种制度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体现在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上，就是经验主义的产生。中国古代的城市布局是代表封建礼制的，朱理哲学讲究“存天礼，灭人欲”，体现在城市规划方面，则表现为经验主义的简单重复，缺乏理论上的科学创新来指导实践，经验成了教条，使得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的自我束缚愈来愈多而无法摆脱。另外，传统文化中“重农轻商”“学而优则仕”的
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公共管理学院08级行政管理二班0803030045许尔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戈尔巴乔夫用整整十二分钟读完了他那份《告苏联同胞书》，从此由列宁创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近七十年的苏联解体了。曾经一度称霸全球的强大的苏联帝国，就像是一座高高垒起的积木，只是经人轻轻一点就在突然间轰然倒塌了。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并未过经战乱，自身又是如此地强大，怎么会一下子就解体了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顷刻瓦解，令全世界震惊，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史上难解的“历史之谜”。二十多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少学者从多方面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形成多种观点。本文就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进行再探索。 一、众说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年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主要有下面几个方向： “葬送说“这一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乱党乱国的罪魁祸首，是他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和平演变说”该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 “民族矛盾说”有人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实行大俄罗斯主义，对内搞霸权主义的结果。苏联演变的过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过程。 “上层自决说”这种说法认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在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 “经济没搞好说”该观点认为，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的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最近的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并驾齐驱。 “斯大林模式说”这种说法认为苏联演变的原因是由于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结果，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错误路线说”该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推行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