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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世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

从近世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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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世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

作者:张思文章来源:南开大学网更新时间:2007年07月18日

内容提要: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结合问题的讨论总是直接关系着对该时代农村社会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本稿通过对近世以来华北农民日常社会结合行为的探讨来参与上述讨论。对沙井村形成过程的个案研究表明,华北农村的社会结合具有地域特征。对近世华北农村的“锄社”、”合具”等农耕结合习惯与近代的”搭套”在组织规模、劳动范围、持续时间等方面的相互比较证明本世纪30-40年代华北农村的社会结合已经变质。

关键词:社会结合、共同体理论、近世的与近代的、搭套(合具)。

村落社会中的农民在生产劳动、自治防卫、精神活动、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需要结成各种协同、合作关系,并以共同的行动和行为表现出来。对于近代中国农村的上述种种社会结合(出于学术上的见解或禁忌,有些学者称之为“共同体关系”,有些学者则称之为“协同关系”或“共同关系”)的性格,诸如内聚性、封闭性、紧密程度、合作程度等等的议论在30-40年代关于旧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便被提出来,并在日本学者中间发展为一场引人注目的村落共同体理论之争。论争的一方以平野义太郎为代表,注重旧中国农村村落社会的对外封闭性、村落成员间的紧密结合与集团性的一面,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戒能通孝则强调旧中国农村村落社会相对开放、内部成员结合松散和自私自利的一面,双方由此形成了完全截然对立的中国农村社会认识论。这一论争经过二战之后的一度偃旗息鼓之后,又不断地以类似的形式被美、日等国学者提出来。例如,70年代初在关于东南亚农村共同体社会性质与农民学理论方面曾出现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与萨缪尔?波普金(Samuel L. Popkin)之间的“道义的小农”与“合理的小农”的理论对立,这里便展现出同当年的村落共同体理论论争如出一辙的图式;80年代初日本的中国学者中有人重拾“共同体”说而引起质疑,随后中国村落中“共同关系”的侧面再次得到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的问题意识也明显地源自于当年平野—戒能间的论争 [1]。

在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并未引起真正的学术讨论,不过关于中国农民是利他的、集团主义的,还是算计的、利己主义的一直是学者及政治家们关注的话题。在本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的中国农民“有家族而无国族”论和“一盘散沙”论影响至深 [2]。在一般学者中间,1940年代费孝通提出的“自我中心主义”说较具有代表性;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刘少奇早在1938年对华北红枪会等农民组织的分析中曾尖锐地指出了农民自私自利的一面 [3]。但是,如果说世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私”以及“自我中心主义”的认识已经固定化下来还为时尚早。50-70年代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的反反复复、阶级斗争学说的风风雨雨都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已经迷失了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社会结合认识的基本立脚点。

可以看出,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结合问题的讨论总是直接关系着对该时代农村社会的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和评价,由此产生的理论对立虽然不断地陷入胶着状态,但还将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在这场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性质及农民学理论的讨论中,由于对旧中国农村社会中村民间的各种社会结合的实态考证仍很不充分而留下不少空白。多数论者偏重于农民的政治的、经济的行为研究,诸如宗族、祭祀、信仰、自治、防卫、水管理等表露在外的场面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而很少有人从小农的日常行为的实态、指导原理以及在近代社会的演变等方面去说明问题。小稿试图通过对近代华北农民普通的日常的社会行为──农民在农耕生产上的种种相互结合(以下简称为农耕结合)──的探讨来参与上述课题,并试图通过顺义县沙

井村500年村落形成、村落生活变迁的实例证明,中国农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性质有一个从“近世”跨向“近代”的变质过程;对所谓“共同体”、“共同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应该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地域的环境中去讨论。

一、近世华北村落的再编

1.沙井村外观

1994年8月和1996年3月,笔者先后两次去顺义县沙井村从事村落的历史与村民结合等方面的调查。顺义县隶属于北京市,县中心部位于北京东北30公里处,四周仍保留着纯然的农村风情。乘车驱至县的最北端时,远处蜿蜒起伏的燕山余脉才第一次把视线遮挡住,而县内1000平方公里的地域中有96 %是一片平原坦途,与华北大平原的任何之处都没有什么不同。从车窗望去,一排排高大挺拔的白杨在广袤的大地间不时地交错伸展,这是京郊农村特有的风景。在夏季里,不论你怎么驱车奔跑,映入眼帘的除了玉米地还是玉米地,自然景观的变化很少。顺义县城的街面比华北的其他地方显得井然有序,已很难看到往昔的残影。不过,从市街中心向北走不远便会看到,街心的圆形台基上一个通体由汉白玉制成的八角形柱式仿古建筑峨然伫立,在午刻的阳光下格外耀眼夺目。这个被称作白幢的建筑自明清时代以来一直是顺义旧城的象征、并且作为“顺义八景”之一而远近闻名。往昔这里还曾是极为热闹的短工市场。

沙井村位于白幢西南二、三公里处的县内公路旁边,虽然早在200多年前的县志中便有了该村的记录,但乍眼看去仍不过是个普通的北方村落。尽管如此,一个偶然的原因致使该村名声在外,近50年来沙井这一村名不时见诸中外学术书籍之中。这是由于抗日战争期间满铁调查员曾多次到该村从事调查,在调查中获得的资料以后被整理出版 [4],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近10年来去该村从事访问、调查的外国学者先后便有五批之多。

2.村的形成,传说与考证

关于沙井村的由来,在1933年(民国22年)杨德馨编纂的《顺义县志》(以后简称作《杨志》)卷一、疆域志?井泉部中,有“沙井,在沙井村,水常溢,村名以此。”的记载,当年满铁调查员从村民们那里也得到了同样的说明,这眼沙井的照片还收入《惯行调查》卷一的封页上。在顺义县,象沙井村这样以自然、人文景观(井、泉、河、树、桥、寺、庙等)取名的村庄为数不少,人们也许很容易地据此推测:该村在形成当初村落成员之间地缘的结合较为显著,而来自宗族的血缘的结合较为薄弱。

进一步探寻沙井村乃至华北农村形成的历史是农村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但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这又是一项困难的作业。当年“满铁调查”的参加者和《惯行调查》的编纂者们似乎放弃了这种努力,他们断言:“沙井村在历史上是个无名的村落”,认为“(在沙井村)流传着明代初期从山西洪洞县过来的移民开辟此村的传说,而在村民所有地中存在着各种旗地,这些情况在河北省平原地带随处可见,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地方”(《惯行调查》,卷一,〈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概况〉)。但是根据地方文献,可以知道沙井村至少有278年的历史。康熙59年(1720年)黄成章编纂的《顺义县志》(以后简称作《黄志》)卷一、疆域志?乡村部中,登录了201个村庄,其中沙井村的村名与邻村石门、网圈(现村名为望泉寺)、南法信等已被明确地列入该县所属“新南路”项下。

据此再往上追溯40年,康熙13年(1674年)由韩淑文编纂的《顺义县志》(以后简称作《韩志》,这也是现存最早的顺义县地方志)上、城池志?村镇部中,登录了106个村庄,却看不到沙井村的踪影。不过稍

加留意的话便会发现,这106个村庄分布于八个方位,除了县城东部的村庄之外,其他都距县城5里之外。在该志村镇部的篇首有这样一段文字:“村镇,共八面。■(?一字削除)京卫良牧署庄■(?一字削除)村界连县境,不隶所辖”。这说明,确有不少毗邻县城的村庄未被该志登录。再看《韩志》上、形胜志?

顺义境图,会发现图中县城西部有一处标为“良牧署”的地方,领辖地域也似乎非常广阔。

这个良牧署是怎么回事?据《明史》职官,良牧署始建于永乐5年(1407年),隶属于上林苑监。其职掌是监督、指挥领地(称作“苑地”)内的“养户”,饲养牛、羊、猪等家畜,供宫廷祭祀、飨宴之用 [5]。又据《黄志》形胜?古迹及《杨志》建置志?公廨称,良牧署的治所在今日的衙门村(在县城及沙井村西北3、4公里处),以衙门村为中心,管辖有旧安乐县一带的广袤地域。《杨志》中另有记载说,“署即皇庄,不隶京府,……永乐二年移山东西民填之,有恒产无恒赋,但以之畜为赋” [6]。

康熙年间在顺义县西方的衙门村里保有一碑曰“良牧署碑”。关于此碑的由来和内容,在《黄志》中有如下记录:

良牧署旧廨在县西北五里许。周环缭以城垣,内建大堂二堂各三间,有匾曰政宜

忠恕,康熙辛未署丞赵赞极立。后堂五间,大门三间。堂前古碑一,系明嘉靖间翰林

李蒙撰记。字半剥,难卒读。因间即其意而隐括之。大都谓署为上林苑监设也,其地

远接居庸、近邻京鄙,为边警告急往来所必经之处。往岁嘉靖庚戌虏犯边庭,郡邑胥

被其残害,人民多所杀伤。抢掠荼毒,害有不可胜言。辛天威震叠,庙算渊长,固以

夺丑虏之魂而褫其魄矣。但居安思危,虏患预防又所难免。因给赀约三十余两,复蒙

都宪高公捐助七十余两。遂命署丞董其事,始于壬子之秋,终于癸丑之夏,而堡垣乃

成,爰建厅舍。庶民有倚托之藉,而官无斥堠之虞,亦可资之以为保障云。于是乎记[7]。

综合以上诸文献及《韩志》、《黄志》中乡村、人物记载可以看出,良牧署作为明清两朝的官庄源远流长,从明代初期至清初持续经营近300年;其领地遍及顺义县西部的广大地域,紧邻县城;明代初期政府曾大量迁徙远方人民至此,构成了该地住民的重要部分;经长期开发,域内人民生息繁衍,村落遍布 [8],又不归地方管辖。良牧署在1553年(嘉靖32年癸丑)前后曾大兴土木工程,据此可以推断其经营规模于此时达于历史上的极盛,形成后日之格局。清朝入关后仍承袭明制,良牧署至1691年(康熙30年辛未)尚保留其建置,而在1720年修撰《黄志》时便不复存在,其堂屋厅舍此时已被称作“旧廨”,而归入形胜?古迹之列。根据其他几种资料推测,良牧署属地及人民于1699年(康熙38年)前后渐次纳入顺义县地方行政,一任民间自由认租开垦 [9]。

那么,在良牧署的统辖之内是否有沙井村呢?在《黄志》卷二、形胜?井泉部中,笔者发现了这样一段重要的记载:

沙井,在良牧署。

在所有关系沙井村历史源流的文献记录中,这一段简短文字有可能将该村的形成追溯至遥远的明代。可以据此确定:①“沙井”在良牧署的管辖范围之内;通观《黄志》和《杨志》的相关记述,此“沙井”系指今日沙井村内之井,并且至少在清朝初期作为名胜而远近驰名,与顺义县境内其他著名“景致”、“古迹”、“冢墓”、“集镇”载入县志内。②以此井为中心形成的农业聚落(是否称作“沙井村”尚不得而知)在康熙末年由良牧署编入顺义县的行政支配并以“沙井村”之名首次载入当地县志以前便早已存在。③仅根

据历史文献,沙井村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至300年以前;联系到明初的良牧署创立时大量移民进入该地的史实以及靠近县城的自然条件,沙井村极有可能于15世纪初叶便已形成——至今已走过近600年的沧桑岁月。

1940年前后满铁调查员向沙井村民询问该村的历史时,很多村内识者认为,沙井村在300年前的明代就已存在;村庙南的水井是“本村最古老之物”;该井虽然已不知年代几何,但“极为古老,传说在村子出现时就已有了,即‘先有井,后有庄’” [10]。关于村名的由来,村民们回答说,“因为无论哪个井都有沙子。其他村的水井有含沙子的,也有没沙子的” [11]。

来自这些村民的口碑传承与前面笔者根据文献记载所做的推论是一致的。

关于沙井村和华北农村的早期历史,还有以下几类历史资料值得参考:

其一,元代天历2年(1330年)顺州知州梁宜在所题《顺州公廨记》中描述到,顺义县城四周尽被“平田”包围。在梁宜的另一篇题记《顺州庙学记》中,有“村墅若鳞比、若栉密”之句 [12]。

其二,据明代弘治4年(1419年)的顺义县户口统计,有人丁数12960人;而清朝初期(1670年前后)由于“逃亡故绝”的原因激减至2175人,仅为历史高峰期的六分之一[13]。

其三,在清初,顺义县也经历了大规模的圈地过程,形成“屯庄遍置,旗民杂处”[14]的局面。由于“节年圈投去地”,清朝初期(1670年前后)顺义县实在存剩地亩1270顷余,仅为明朝末期的地亩数3180余顷的40% [15]。

对于明至清初的官方人口与地亩统计应持审慎的态度。上述各项统计数字悬殊之大也多少让人产生疑问。不过,仍可以据此作出以下推测,在600年前的元代,沙井村及附近地区并不是不毛荒野,而是得到相当开发的农业地域。而明末清初的战乱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破坏。可以想定在这以后,当地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入殖、开垦期,大量外地移民在此时进入无人管理的官地及民间荒废土地。这一大多数华北农村都曾经历过的社会变动以及同时期皇庄、旗庄和旗民的大量涌入必然对当地村落的再编以及村落内部的村民构成产生重大影响。

沙井村的老人们曾给笔者讲述过该村先民“穷八家”的故事。这八家的姓氏在《惯行调查》第二卷中也有记述,即张、孙、赵、马(或许为孟之误。村西有大片墓地叫孟家坟)、郭、乔、王、经八家。这八家不知是元代还是明代从远方牵来,定住于此,成为沙井村的最早居民。现在,八家中只留下张、孙两族,其他诸姓或迁移他处或死绝无后,目前村内张和孙以外的各姓都是清代顺治(1644-1661年)年间进入该村的 [16]。根据笔者入手的沙井村杨姓家系图(沙井村村民杨庆忠提供),杨姓一族的初代祖先杨凤祥为清朝东北地方的将军,至今已传十代。沙井村的杨姓村民常常自豪地讲,他们这一族是在清朝初期移入此地,那时本村尚没有其他居住者 [17]。上述村民的诸种传说进一步印证了前面的推测,沙井村及许多华北农村经历了明和清初两次大规模的入殖、开垦时期。大批移民的进入不仅促成了华北农村村落的形成还决定了村落内部的构成。在沙井村,不论是先民“穷八家”还是后来的移住者都属于多个不同的姓氏,没有形成主体家族的村落。

对沙井村历史形成的考察并非只具有个案研究的意义,该村的历史变迁表现出许多华北农村所具有的共同性,从中多少能窥见华北农村杂姓聚居村落的地域性特征。同时通过对华北农村村落形成史的考察也将有助于对该地域村落社会结合的理解和把握。

二、近世华北农村的村落生活与农耕结合

1.锄社、庆场、耕获以力相助

旗田巍认为,后世的村落变得日益不安和穷困化,与此相对照,曾经有过一个“村落生活安定的时代”[18]。笔者从直感上对这一说法抱有怀疑,但手中收集到的历史文献资料却几乎都在支持旗田的立场。

这些文献资料所描绘的近世(这里指中世与近代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在中国史上从明代至清中期与之相当)华北农村的村落正象是所谓“共同社会”(Gemeinschsft)的典型:村落的成员相互间以情绪的理解和共同感受进行交往和交流,他们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温情的全人格的结合关系;同时,村民生活中那种余裕和从容不迫也为近现代农村所少见。这一切都很容易让人们接受上述旗田的假说。以下是一些关于农耕生活的粗描,从中多少可以窥出近世华北农村村落生活的风景片段。

锄社,是元代著名农学者王祯的《农书》中所介绍的农耕互助组织。在《农书》锄治篇里有以下记载:

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

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

力助之。故田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甚可效

也 [19]。

对于《农书》锄治篇的这段记载,清水盛光的如下解说值得借用。

文中的北方村落具体系指何处地方并不明了,但据说王祯是山东东平县人,因此可

以认为锄社出现的地方是山东省或者与之邻接的河北省一带乡村。这些地方的农民以十

家为单位结成一个锄社,依顺序互相帮助耕作,接受援助的家庭负责饮食之招待。此外,

在秋收之后,村民备上豚蹄和盂酒,相互犒劳 [20]。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村落社会的农耕结合及其有关记载可以追溯至上古时代,锄社当然不是最古老的农耕结合组织。但是以上锄社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近世发端之期有关华北农村农耕结合的较详细的记录。笔者从中得到的印象是,在600年前的华北农村,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相互结合极为发达,其组织程度和规模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近代;也似乎应该相信那是一个“村落生活安定的时代”。

从锄社的时代至清代初期历经300余年的社会变迁,华北农村的“近世的”特征没有甚大的改变。我们从清代初期的文献记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村落生活仍保持着安定的状态,村民之间感情厚笃,各地保留着前世传习下来的农耕互助习惯。在《康熙宣化县志》里,记录了华北北部宣化县一带农村中“耕获以力相助”、“庆场”的风俗。

农家村居,情甚亲昵。有无相通,老少相爱。耕获以力相助。有上世遗风焉。

……

菽麦稻禾熟则作食馈亲友。纳稼毕,又酿酒设席待亲友之来劳者。曰庆场 [21]。

以上数语描述了近世村落社会中村民生活的全景:在这个村落社会里,村民之间感情极为亲密;大家不分亲疏你我都相互敬爱而有礼,有不备之物必相互融通;而在耕作和收获的农忙季节,大家必倾力出来相助;这些良风美俗非一朝一代所成,而是源远流长,世代相习;一到作物收获季节各个农家便准备食物招待前来相助的亲族和友人;待粮食收入谷仓之后又备酒设宴招待那些相助者,共享丰收之喜悦;这一作法在当地俨然已约定俗成,名为庆场。这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与旗田所说的“没有看青之必要的时代”相吻

合、但不知有多少属于夸张的成分。那时的地方志作者的确总爱以“上世遗风”来粉饰现实,不过据此仍可以谨慎地推测:时至清初,华北的农村社会上承前世,较为安定、富足,没有发生剧烈的中断和变动;以耕种和收获时的互助为主要内容的村民农耕结合盛行于乡间。

2.合具、搭套、伴工

近世华北农村的农耕结合并不只限于锄社和庆场之类,还有其他多种形式。其中有的像锄社和庆场那样到了近代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还有很多农耕结合习惯历经演化一直延续到近代。令人遗憾的是,昔时的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对村落社会的生活很少记述,这使我们很难了解近世农耕生活与近代的关联。作为一个例外,山东省北部登州府的历代府志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农耕结合的连续记录。在《顺治登州府志》中,有以下记述:

耕用牛四,谓之一具。穷民有至三、四家合一具者 [22]。

接着,在200年后问世的《光绪登州府志》里,也有“耕用牛四,谓之一具。贫者数家合一具”这样与前代府志类似的记述。这里不仅介绍了当地耕种时的役畜使用习惯,还描述了一种在贫穷农民中间使用的农耕结合方法。这说明,在400年前的登州府一带农村,农家从事耕种时一般是使用四头牛,使之组合在一起进行作业。此耕种方法应是2牛在前牵引犁、耧或耠子等翻土农具作条(有的地方叫做耠沟),1牛在后拖着“砘子”(各地称呼不一)将撒在条内的种子和粪压实,并将两旁的土填入条内,其后又1牛拉着“盖”和碌辘等农具将播种后的土地进一步摩平、压实。这种将4头牛组合在一起的耕种方法不仅达到了较高效率的连贯作业,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华北干旱气候下容易出现的土壤结块和水分蒸发,保证作物根部在土壤里扎实、发育,为古来华北旱作农业的一般农法 [23]。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不具备拥有4头牛条件的贫苦农民采取数家结合起来的办法,解决各自的役畜不足的问题。可以推定,在实际耕种作业时不会只是各家役畜的结合,还应当有农家相互间劳动力的提供或支援等人的结合。因此,这应是一个不同于锄社、且被华北农民普遍使用的农耕结合方法。只是,作为一种农耕结合的习惯,其名称尚不得而知。其二,“具”的概念在这时已经出现。当时的农民把耕种作业时最低限度必要的一组役畜称之为“具”、“一具”。此外,数家贫苦农民们将各自的役畜凑合在一起,结为一具,共同进行耕种作业的农耕结合方法被府志的编撰者称作“合一具”。近世登州府农村流行的上述这种农耕结合习惯在近代华北农村各地几乎都有发现:在山东省西部农村称之为“合具”,在河北省中部、南部称作“搭伙具”,在华北北部,例如沙井村则多称作“搭套”或“搭具”。

从其内容和称呼上的一致性来看,近代华北农村各地流行的合具、搭套等等类似的农耕习惯的本源至少可以追溯到400年以前。这样,《顺治登州府志》中的片段记载也许是有关合具、搭套这一农耕结合习惯的最早记录 [24]。

《光绪登州府志》还记述了一种叫做“伴工”的农耕结合方式:

田多人少,彼此相助,曰伴工 [25]。

根据大量地方志文献中的记载,伴工与人们所熟悉的近现代农村的换工基本相同,在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伴工作为一种农家在农耕生产时相互间交换劳动力(或曰提供劳动力支援)的农耕结合习惯,普遍流行于从华北的山东到江南的江苏、浙江等广大地区。在川陕及华中、华南等其他地区,同样流行着与伴工名称相异、但内容相同的习惯。伴工这一农耕结合习惯显露出如下一些特征:与古代的上百家、锄社时代的10

家为单位的大规模农耕结合方式不同,伴工可在小范围的农家间进行,在形式上简单方便,因而成为近世乃至当代最为常见的、普遍采用的农耕结合方式。同时由于伴工的对象变得固定而明确,农家们很可能相互以对方的劳动力支援作为参加伴工的(暗默的)前提条件,一种交换的、计算的意识很容易从中产生。因此,伴工包含了许多近代农耕结合的要素。

伴工一词至迟在明代的万历年间便已出现,在浙江的一些农村甚至沿用至今,但在近代华北农村已无法寻觅,似乎被与之相类似的换工、帮工等说法取而代之 [26]。

三、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

从元代的“锄社”到清代初期的“耕获以力相助”、“庆场”、“合具”等农耕结合习惯与近代顺义县沙井村的搭套习惯相比较是极为有趣的。由于篇幅的关系,有关后者具体的形式、内容等的讨论只能让给别稿(参见注[24])。在此仅简要指出,前者表现出与近代浑然不同的“近世的”特征,而后者则明显地显示出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

首先,元代至清中期以前各种农耕结合的组织规模较大,共同劳动的范围也较广。村落成员热中于大家共同参加的农业劳动,并且乐于相互支援,不计利害得失。对于近代的华北农民来说,10户以上的农家组织在一起共同从事包括锄地在内的农耕劳动是不可想象的;数户农家凑成4头牛进行耕种的方法也是过于奢华。近代华北农村的搭套或合具一般是由2户农家组成,至多3户,普通只能动员两头役畜,劳动范围仅限于农繁期的耕作和收获。究其原因,可能是近代华北的农民没有象他们祖先那么多的土地,更可能是他们早厌倦了大规模的共同劳动所容易产生的利益不均和自身束缚。

其次,近世的农耕结合具有组织化、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的特征。“社”这一名称本身便显示出当时的这种农耕结合并非是松散的临时的组合,此外社内没有劳动能力的农家可以得到他人的支援的保证。这说明近世的农耕结合不会受各个农家家庭经济地位的升降变动所左右,而能持久地存在下去。相反,近代的搭套则不同:由于各个农家的经济状况变得愈加不稳定,一方农家的经济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搭套便会终止;即便是双方的经济状况没有变化,而来年是否继续进行搭套也需要重新确认;在实际当中搭套的持续时间一般维持在2、3年左右。

最后,近世的农耕结合表现出较强的娱乐性。村民们在共同劳动中不乏欢乐气氛。轮到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劳动时要准备饮食饭菜招待大家,收获之后又要相互设宴犒劳,共享欢乐。在其他一些地方,还能看到大家共同劳动时击鼓、燃炮、唱歌、戏笑等场面 [27]。似乎近世的华北农民参加农耕结合的理由不仅仅是畜力和劳力等物质上的必要,还出于某种精神上的需要。他们更有可能与我们现代人的常识相反,是为了与他村民交流感情、为了年终那次欢饮和交相作乐才参加农耕结合的。在近代华北农村的农耕结合当中,聚餐和丰收后的祝宴几乎消失,中国古代乃至近世北方农村的农耕结合和共同劳动中所伴随着的燃爆竹、舞秧歌、唱田歌、击鼓敲锣、戏讽娱乐等等提高劳动效率、消除疲劳、加深共同体成员间相互亲密感情的风俗更不见踪影。这令人感到近代华北农村的农民们比起古代及近世农村社会的先民们来,甚至比起同时代东亚各地村落社会的同行们来显得更加忙碌、更加穷迫,少了些余裕和从容。笔者近年访问沙井村,询问村民当年搭套当中有无会餐及娱乐时,得到的回答是“只是搭套”。这里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近代华北农村社会里村民结合关系的寡淡与凄凉,搭套这一农耕结合的“裸体”的特征标示出的恰恰是该社会历史的、地域的性格。

不容否认,近世史料中对当时的村落社会以及农耕结合的描绘常带有一些夸张的色彩,有些内容可能只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乡。但是,10户农家结为一锄社,3、4户农家结为一具,将收获后的酒席招待叫做庆场等具体的记载还是值得相信的。与此相对照,近现代农耕结合的狭小规模和枯燥乏味也是无争的事实。

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的100多年间,可以看作是从近世迈向近代的重要转换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由田多人少转变为田少人多。华北的农民们渐渐地感觉到自己拥挤于狭小的土地之上,往日村落生活中的那种余裕和从容不迫在慢慢地消失,彼此不得不展开生存竞争,不得不更多一些利益的计较,不得不想办法减少共同体的约束。同时,土地所有的两极分化及村民间的贫富分化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加深,而越来越呈露出穷困凋落之相。村民间的各种社会结合关系在这一时期必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显露出“非近世的”、也即“近代的”特征。

前述宣化县的近邻有万全县、怀安县和怀来县(同为直隶省宣化府所属),在《乾隆万全县志》、《乾隆怀安县志》、《光绪怀来县志》中也都有“农家村居,情甚亲昵,老幼相爱。耕获以力相助” [28]的记载。这些县志在行文用字上显然是踏习了《康熙宣化县志》,但偏不见了“有无相通”、“有上世遗风焉”的惯用粉饰以及“庆场”风俗的记述。如果不是偶然遗漏的话,应把它看作是那时的地方志作者对时代交替的反应。

宋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

宋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 农商社会,是我对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一种近似概括。农商社会的前身,无疑是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古代农业社会;农商社会的发展前景,当然应是现代工商社会。亦即农商社会是处在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宋以降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就处在农商社会这个阶段之中。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商品经济的再度盛行及其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而这又是在农村基本的生产方式(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于是形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世相来。这种商业氛围比较浓烈、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形,尤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本文所论即以该地区即狭义江南为重点。 绪论: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同质性考察 近二三十年来,区域史研究在国际历史学界方兴未艾,日益成为史学和其他各门类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如果说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在20世纪中叶开创了综合性区域研究的风气,那么美国学者施坚雅 (G.WillamSkinner)1964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则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具体实践了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施坚雅认为,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行不通的,应该将中国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作分别研究,方能接近历史真相。他在1985年就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时发表的《中国历史的结构》之演说中,秉承其区域史研究的理念,指出中国各大区域各有其自身的发展周期,历史盛衰变化的“长波”在各大区域之间经常是不同步的,例如“东南沿海和华北区域的发展,就毫无同步性可言”。①华北和东南沿海这两个区域发展的不同步在中唐以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以致有人认为“黄河中游区域大约从中唐后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年间,大致可以说是已趋停滞,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只是到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看出南方经济也趋于停滞。”[1](11)此话说得多少有些绝对,如将“停滞”一词换成“发展速率趋缓”,此说大致可以成立。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要揭示这两个区域发展速率发生差异的各自不同原因。在我看来,除了黄河流域垦殖过度、生态恶化这个原因之外,中唐以后黄河流域发展速率趋缓的原因主要是止步于商品经济,即仍局限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中;而南方即长江流域在人口日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则因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加快了自身的发展速率。清中叶以后,江南发展速率趋缓的主要原因则是止 步于工业企业的兴起。 其实学术界许多前辈对江南和华北两大区域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存在着重大差别这一点均有察觉,并从不同角度揭橥其肇因,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用力为多。桑原骘藏早在1925年就发表了长篇论文《从历史上看南北中国》,[2](387-480)随后冈崎文夫和池田静夫合著的《江南文化开发史——其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3]加藤繁的《从经济史方面看中国北方与南方》、[4] 宫崎市定的《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5]等论著分别从人口南移的进程、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的商业化倾向,以及科举精英的流动和社会文化的渗透等方面,展示了华北与江南两大区域之间的种种差别。l988年出版的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的《宋

最新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社会转型

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社会转型 [摘要]近代以来,江南典当业受战乱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经营日渐困难。为谋求生存,典当业试图提高利息、缩短当期以牟取商利,但其求利行为日益受到社会的道德批判和政府的制约。在“道德”与“利益”之间,典当业难以平衡,终因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而转向趋利化,与此同时,典当业的社会形象也日益恶化。 The Social Transition of the Pawnshop in Jiangnan Key Words: pawnshop; ya dian; trade morality; chase after profits Abstract:The pawnshop in Jiangnan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much difficulty because of the choas caused by war and the deteriorating of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since modern China. For striving for survival, the pawnshop trade had to re- duce the expiration of pawn and increase the interest on pawn to get more profits. ThEir behavior was severely criticized by the socility and government. This trade got in a dilemma between the trade morality and the trade profit. At last, the pawnshop had to chase after profits more and more because of the deteriorating of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image of pawnshop in public got worsen increasingly. 一引言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本文作者主要从史料价值、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权力的文化网络”、客观地分析问题、比较法的运用等几方面对《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做了评述。 标签:华北农村;经纪统治;现代化建设 传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著作也很多。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其中一部力作,有1996年版,2008年版和2010年版三个版本,本文采用200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全书共分为八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本书主要以“沙井”、“冷水沟”、“吴店”、“侯家营”、“寺北柴”和“后夏寨”共6个村庄为例来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此书从文化视角、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颇具新意,值得我们研读。 一、文化视角的研究 史料价值高。《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简称《惯调》),除《惯调》材料之外,作者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反映华北农村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特别是黄宗智的书,用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 农民访谈资料的运用。本书采用了大量采访农民的资料,如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这一章节中,关于水利组织的宗教仪式这一问题,作者通过与昌黎农民的对话,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宇宙观。在研究华北地区的保护神——关帝时,作者关于土地爷与关帝有何异同这一问题,通过顺义县村民的回答来展现等。对国家权力的研究,作者主要依据中文资料,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财政方面),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调查。全书的参考文献大都为第一手资料,且外文资料的运用,使本书史料价值较高。 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在研究乡村社会的时候,作者认为,要理解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就必须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知识,以便对乡村社会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具体实践中,作者应用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力图打通历

最新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

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 " 【内容提要】清代咸丰朝以后,华北四省的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这一地区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严重的人口压力和由此产生的谋求基本生存条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近代华北农村技术经济作物的扩大,亦农亦商的普遍趋向,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等,都可以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狭窄范畴。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关键词】人口/华北农村 【正文】 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对美籍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版)及《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等论著中提出的理论模式,国内学界评价不一。本文拟在考察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鞫 幕 ∩希 突谱谥窍壬 睦砺厶岢鲎炯 煌字 Γ 衅碇刚 ?BR 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问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一 光绪元年(1875年),华北各省出现旱象,至1877-1878年(阴历干支丁丑、戊寅年)达到巅峰期,并波及陕西、陇东、川北及苏、皖北部,史称"丁戊奇荒"。整个华北呈现出残破不堪的局面: 山西"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注: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6。)河南全省有87个州县报灾,饥民五六百万,"被灾之广,受灾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山东青州饥民"不得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种以及树叶树皮磨面充饥,其中老弱不堪行动,不能自如,只得坐以待毙……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种种情形,笔难尽述"。 直隶灾情极广,仅河间一府就有灾民200余万,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为死里求生,武强、霸州、通州等地灾民纷纷组织武装,进行抗粮斗争(注:参见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86-97页。)。

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

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 单 强 近代江南市场体系从层次结构上可以分成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和城市市场三种贸易体系。农村集市是整个市场体系的最基本的层次。乡镇市场上连城市,下通集市,成为城乡商品交流的桥梁,处于中级市场的地位。①城市是现代工商业中心和金融信息中心,拥有十分完备的全方位市场功能。近代江南乡镇市场不仅面广量大,其专业化趋向也日益明显②,而庙会与茶馆交易以及市场经纪人的活跃,为我们透视江南乡镇市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规模与结构 本文所论“江南地区”,在民国时期包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及南京、杭州一部共41县,面积49741平方公 本文所说的乡镇市场包括县城镇在内。 ① ②在江南市镇的研究中,台湾中研院刘石吉、复旦大学樊树志均提出了专业市镇的概 念。二者的研究都以明清为主,也未能就乡镇专业市场问题展开专门的论述。详见刘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樊著《明清江南市

里,约1940万人口。①江南乡镇市场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首先表 现为乡镇数量众多。 20世纪初的统计资料表明该地区共有城市7座,农村乡镇约1383个②,城市与乡镇的比例为1∶197。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乡镇2718个,约36平方公里就有一座乡镇,乡镇间距约为6公里。江南乡镇市场的贸易区域,也就在36平方公里左右。比较而言,华北冀鲁豫平原民国时期共349县,面积为434577平方公里,人口约6266万,重要集镇大约有2248个③,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集镇512个,每193平方公里有一座集镇,集镇间距约14公里。若就乡镇的贸易区域而言,华北是江南的5倍。相反,若就乡镇的密度而论,江南则是华北平原的513倍。 在市镇体系中,各类市镇因所处的层次不同,其规模便有所差异。以清末常熟、昭文两县为例,该地区乡镇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1000户以上的特大乡镇,共2座。其中支塘镇居民达3000户,人口当在115万左右。第二层次为千户以下500户以上的大镇,共5个。第三层次为500户以下200户以上的中等镇,共14 个。第四层次为200户以下的小型市镇,共26个。④镇的层次越 高,数量越少,江南地区大量的乡镇是人口在千人以下的小型市镇,占市镇总数的5513%。星罗棋布的小型市镇、大量的中等乡镇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 ①②③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人口系根据该书第440—452页表统计而得,按每户5口人计。 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42—149页“明清两代江南市镇统计表”计算。此表仅统计以镇命名的中心地,计松江303座、常州253座、苏州206座、太仓193座、杭州145座、江宁83座、嘉兴78座、镇江65座、湖州57座。 详见拙文《江南区域市场研究——环境、格局、模式及结构》,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经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近代史论文---刘益良(江南)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刘宜良 ---江南

生平简介 刘宜良别名江南,中国,汉族,在1931年12月7日出生于江苏靖江一个乡下地主家庭,当时老百姓在新四军和国军来来去去的国共斗争中,生活并不平静。刘宜良的父亲因为拥有几分地,成了“保安团”之类的成员。刘宜良十岁左右,一个地冻天寒的清晨,目睹父亲遭人枪杀。于1984年10月15日逝世,享年53岁。他从事过很多职业,间谍、批评家、作家、记者等。代表作品有《蒋经国传》、《龙云传》等。江南原来也是FBI的线民,是三面间谍。早年时期经历坎坷,父母双亡,在家乡读完初中后不久,便只身随国民党离开大陆到台湾,1967年迁居美国,并以江南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披露蒋氏父子统治台湾的黑幕,1984年10月15日在旧金山市郊住宅车库内被枪击身亡。 1949年只身随国民党离开大陆到台湾,先在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和政治干部学校受训,后在台北市师范大学英语系读书。毕业后,任《台湾日报》记者。 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并加入美籍,其秘密身份为国民党情报员。在美国期间,他以江南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披露蒋氏父子统治台湾的黑幕的文章,并创作《蒋经国传》与《龙云传》(上辑),他被杀后,《龙云传》续辑由其好友,旅美人士侯榕生完成。他还翻译了《吴国桢传》英文本,其中《蒋经国传》于美国洛杉矶《论坛报》上连载后,由于内容记述蒋家内部与国民党内部之派系斗争,被国民党当局视为侮蔑元首。并且国民党情报系统发现刘宜良

私下为大陆收集情报,为一双面间谍,故施家法给予制裁,由情报局长汪希苓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派竹联帮帮众赴美国旧金山德里市暗杀了刘宜良。之后美国派FBI前往台湾关切,才得知刘宜良亦为美国FBI线民,是一三面间谍。 1984年10月15日,刘宜良在旧金山自宅车库被暗杀。此事一传开,立刻震惊了海内外,江南生前友人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 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即查出凶手为台湾竹联帮份子陈启礼、吴敦、以及董桂森。陈启礼及吴敦逃回国后,被政府以“一清专案”的名义逮捕;董桂森则潜逃海外。美国向国府要求引渡陈启礼及吴敦未果,乃向新闻界透露已经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国民党政府情治人员介入此案。蒋经国乃于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此案。并于1月13日由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卷入“江南命案”。 3月1日,陈启礼的密友张安乐(绰号白狼)忽然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匿名《背影》之人士,出席洛杉矶台湾人社团所召开的“江南命案演讲座谈会”,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国府虽判处陈启礼、吴敦、汪希苓无期徒刑,胡敏仪、陈虎门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经两次减刑后,三人服刑六年余获假释出狱,却不能堵住世人对于蒋孝武涉案的悠悠之口。陈启礼和吴敦则先在一清专案被逮捕,移送法办之后,经普通法院判刑确定。

近代华北交通的演变与区域城市重构

近代华北交通的演变与区域城市重构(1860-1937) 另一个变化是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加快发展,主要是棉花、烟草、芝麻和花生。 19世纪华北的棉花种搜并不发达,植棉区多分布在水运比较便利地区。棉品交易在附近的集镇进行,交易品多为农户织造的土布而非棉花④。世纪铁路网的形成与城市棉纺工业的兴起,刺激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和棉花的商品化。植棉区沿铁路干线分布,表现了棉花种植业对铁路的依存关系。在直隶,植棉区以河流流域相称,分为西河区、御河区和东北河区,大都分布在铁路干线附近。西河棉区包括大清河和子牙河流域,沿京汉铁路分布御河区沿津浦铁路和运河分布东北河区在北运河、滦河流域,沿北宁铁路分布。 到民国初年,这些地区棉花种植的增长与大城市棉纺工业的发展同步加快,表明了两者之间的紧密相关性。如河南安阳附近棉区棉花大量增产后,多由安阳经京汉铁路运销天津、石家庄、济南、青岛以及汉口等地的纱厂①。天津先后建立了六家大型纺纱厂,所需原料棉大部分靠华北棉区供给。青岛、济南、石家庄等城市中的纱厂莫不如此。 棉区的扩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关联还可从民初华北形成的棉花专门市场得到解释。在各植棉区,都有一些城镇成为专供棉花交易的初级市场。这些城镇大都位于铁路沿线和河流附近,如西河棉区的定县清风店、束鹿的辛集、滦县城、正定县城、邯郸县城车站,御河棉区的吴桥县连镇、南宫县城,东北河棉区的武清县杨村、丰润县小集等。其上一层市场可称为次级市场,多系铁路枢纽或河运枢纽城市。如位于西河棉产区的中心石家庄、河南的郑州、安阳、汲县等。年代的石家庄已经成为河北最主要的棉花市场,周围获鹿、正定、箕城、元氏、架城诸县以及山西所产的棉花,多先集中于该城市,再由铁路转运天津等沿海商埠,即终极市场②。 华北烟草种植业的兴起则与在华外国企业英美烟草公司有关。民国初年,英美烟草公司把在华拓展的重点放在铁路交通比较发达的华北。他们一面在华北铁路沿线大力鼓吹农民种植烟草,一面在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建立卷烟厂。到年代,胶济线以潍县为中心,京汉线以许昌为中心,形成了烟草种植区。据统计,这些地区的农户有写从事烟草种植③。沿铁路城镇设立的收烟厂,将收购的烟叶经铁路源源不断运往建在天津、青岛以及上海、汉口的卷烟厂④。铁路把乡村烟农的命运

天津历史与文化试题及参考答案

天津历史与文化1—3章试题库 一、判断题提供10题选考5题每题10分共50分 1.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和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 2. 3.天津港目前已经同世界上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港口保持贸易往来。(√) 4.为了保证漕船运粮安全,金朝在武清和柳口派驻了“巡检”。(√) 5.1406年,朱棣下令设立了“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 6 天津义和团的首领曹福田在吕祖堂设立了总坛口。(√) 7天津是近代中国外交和对外商务活动的中心。(√) 8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是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中唯一一次的重大胜利。(√) 9通过《北京条约》,外国侵略者实现了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的梦想。(√) 10.1862年12月,被命名为“胜利后母堂”的大教堂落成。中国人称之为“望海楼教堂”或“河楼教堂”。(√) 二、单选提供9题选考5题每题3分共15分 1.天津位于中纬度欧亚大陆东岸,是东南季风盛行地区,属于(B )气候。 A.热带雨林 B.大陆性 C.热带海洋 2. (C )港是中国最大的人工港。 A.福建 B.青岛 C.天津 3. 早在(B )时代,天津地区就出现了原始人类的活动。 A.旧石器 B.新石器 C.青铜 4. 天津是母亲河(C )和大海联合创造的一片土地。 A.长江 B.海河 C.黄河 5. “漂榆邑”在(C )一带。 A.河北区 B.小白楼 C.军粮城 6. 1152年,统治了淮河以北,半个中国的金王朝,迁都燕京,即今天的(A )。 A.北京 B.金陵 C.南京 7. (B )年12月,朱棣下令设立了“天津卫”。 A.1401 B.1404 C.1403 8. 1725年,天津卫改制为(C ),隶属河间府。 A.天津县 B.直隶州 C. 天津州 9.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有多条国际国内航线,是(B )地区最大的航空货运中心。 A.中国 B.华北 C. 内地 三、多选提供10题选考5题每题7分共35分 1.(A C )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先天基础。 A.地理环境 B.人文景观 C. 自然条件 2. 天津学联办公室成立后,社员包括周恩来、(A B C)等天津学生运动的中坚人物。 A.邓颖超 B.马骏 C.刘清扬 3.宋辽所设置的寨名大部分沿用至今,例如(A B C )。 A.小南河 B.双港 C. 泥沽 4.现存的(A B C )等地名就始于三卫时代。 A.唐官屯 B.姚官屯 C. 徐官屯 5.1725年,天津州升为“直隶州”,下辖(A B C )三县。 A.武清 B.静海 C. 青县 6.天津地区临临时政府下设巡捕处、(A B C )、粮食居、中国私人财产管理处等管理机构。 A.财务处 B.发审处 C.卫生局 7.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B C )。 A. 大罢工 B.亚罗号事件 C.马神甫事件 8.1900年,由英、法、德国、美、俄国(A B C )组成的“八国联军”在天津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

近代江南市镇的空间分布——以1930年代吴县市镇为中心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2年3月Mar.,2012 收稿日期:2011-10-15 作者简介:胡勇军(1986—),男,江苏泰兴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江南经济; 陆文青(1989—),女,江苏靖江人,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城市经济史。 一、问题缘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 )以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 )的中心地学说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四川成都平原集镇墟市研究后进行总结,从而形成了著名的施坚雅模式。这是对中国集市和区域体系研究的一种新的分析模式。施坚雅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每个大区都有自己的中心城市,区内分布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和乡镇集市,它们共同组成区域经济等级结构。 这一观点随即引起史学界关注,学者们纷纷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分析此种模式的适用性。一些学者对江南地区的市镇分布也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樊树志以嘉定县为中心,详细研究江南市镇的分布网络,认为江南市镇分布有规律可寻,以间距十二 里至三十六里为常见模式。[1] 陆玉麒、董平从地理学 角度,对明清时期太湖流域进行考察,认为该地区经过自上而下的中心地形成过程,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心 地等级体系。[2] 陆希刚运用施坚雅模式,对明清时期 江南城镇空间分布进行细致的宏观考察和研究。[3] 施 坚雅模式在江南地区的适用性,学者们大多持反对意见。范金民、夏维中在研究苏州社会经济时就明确指出,施坚雅依据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坦勒等创立的中心地学或中心理论,并不十分适合苏州地区或江南地 区。[4]280王卫平考察吴江地区市镇,也认为施坚雅模 式不适合江南地区,但又认为这种模式虽然与江南地区实态相差甚远,然施氏的集市体系理论对江南地区 市场体系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5]132学者们对施坚雅模式在江南地区的运用持否定态度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江南地处水乡,水网密布,市镇分布多受水运交通影响,而古典区位论以均质平原为基本假设条件,河流过多就使得修正模式变得异常复杂甚至难以进行。二是江南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县市镇数量多少不一,规模大小不等;市镇的产生受中心城市影响并不大,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是促使市镇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三是江南地区县治大多不是经济中心,经济中心地等级往往与行政中心地等级相背离,加上一些县城偏处一隅,市镇分布也就不可能以所在县城为 近代江南市镇的空间分布 ——以1930年代吴县市镇为中心 胡勇军,陆文青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南京210097) 摘要: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提出“施坚雅模式”是从市场结构角度对中国集市和区域体系研究提出的一种新 的分析模式。近代江南市镇分布最初多受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但随着市镇经济的不断繁荣,市场因素对市镇分布的影响越来越大。吴县地区的市镇经由点到面的发展,最终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市镇网络体系,其分布在某些方面与施坚雅模式存在一定的吻合。 关键词:吴县;市镇;空间分布;施坚雅模式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94(2012)03-0110-06 110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读书笔记

《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读书笔记 作者:孔祥智 主要内容:作者利用二十世纪30年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在华北平原33个自然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和清代刑科档案,分析了近数百年来华北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演变型式。 主要观点:与西欧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同,中国的小农经济在高度商品化和社会分化之后其生产力并未发生质性变化,小农生产仍处于糊口水平。半无产化了的小农倚仗家庭式农作与佣工或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忍受并依赖两者所赋予的低于维持生活所需的收入,才能在内卷和分化的联合压力下毅力不倒。在贫农农场上,内卷和劳力不足同时并存,因此贫农整体的土地生产率与经营式农场并无二致,但二者的劳动生产率却有很大差异。与经营式农场主和富农不同,贫农经济的性质仍是为维持生计而不是为追求利润的经济。村庄半无产化的过程伴随着国家政权渗入其中的趋势,士绅的官僚化成了国家政权渗入村庄的主要工具,在新的压力下村庄内部结构及其与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包括背景介绍、近代华北农村经济社会变迁、村庄与国家政权关系的 变迁。最后一部分包含全书结论。 I. 背景 A. 探讨的问题 1. 小农的特征 a. 农民学中的三个传统:形式主义:追求利润者;实体主义:维持生计的生产者;马克 思主义:受剥削的耕作者。 b. 本书的主张:区别不同阶层(包括经营式农场与富农、中农、贫农与雇农)的小农,而又综合形式主义、实体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分析方法,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不可分的 统一体。

c. 首次提及“内卷”(involution)的概念。 2. 农村演变的型式 a. 过去的研究:近代农村演变的古典型式是英国模式(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而农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现代化)。而中国近代农村演变则是在小农经济范围内的进展,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而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小农经济。对中国农村演变型式的研究:(1)形式主义学者强调人口压力,采用博塞拉普模式(强调人口增长是农业集约化发展的主要动力);(2)中国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强调生产关系,主要分析模式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帝国主义入侵之前,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萌芽;而帝国主义的入侵,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将中国历史置于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3)实体主义学派主要是蔡雅诺夫模式,认为农场家庭经济的情况随家中消费者与劳动者比例的 周期性变化而升降。 b. 本书认为:应兼顾人口因素和生产关系,综合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中 国农村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前的变化型式。 3. 村庄 a. 过去的研究:(1)形式主义(主要是施坚雅的研究)不太注重村庄,而认为小农的活动范围是基层市场共同体。其基本假定是自然村完全被国家政权和士绅所控制,结合于上层体系之中。(2)实体主义的观点主要由日本学术界持有,他们很重视村庄共同体的研究。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所以观点不同的原因在于所依赖的实证根据不同。西方学者多研究中国较先进地区,而日本学者的资料多来源于战时在华北平原所作的实地调查。 b. 本书试图描述二十世纪自然村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演变情况。 B. 引用的史料和研究的村庄 1. 引用的史料 a. 满铁实地调查资料。共三组。对满铁资料的认识:有一些缺陷,但仍不失为现存同类

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

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 我的家乡在天津,下面我就讲讲其在近代的经济发展。 如果说上海是近代长江流域经济龙头的话;那么,近代北方经济的龙头就是天津。 金、元两代定都今天的北京城以后,为保障首都的漕粮转运,相继在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的三汊河口一带,建立了直沽寨、海津镇。1400年(建文二年),燕王朱棣率“靖难”军经直沽南下时,又正式赐该地地名为“天津”。1404年(永乐二年),明政府在这里置建了天津卫。1677年(康熙十六年),清政府把长芦巡盐御史署迁到天津。1725年(雍正三年),将天津卫升置为天津州,不久升为直隶州。1731年(雍正九年),又升天津直隶州为天津府。随着其军事、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天津的经济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不仅是海河流域水陆交通的枢纽和长芦海盐的营运中心,而且,作为京城漕粮的转运站,它还成为漕船卸载南方洋广杂货和携带北方土特产品的商品集散地,商业上一天比一天繁荣。 然而,天津虽然已经成为下辖六县一州的京畿“首邑”和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与港口城市,但由于他的经济功能相对单一,辐射范围相对狭小,它对周边地区经济的带动并不明显。与此同时,由于交换主要依赖国内区域市场,这一时期的天津及北方地区商品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游牧区依然是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农耕区的自然经济结构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直到1860年,根据《中英北京条约续约》的规定,天津成了北方的三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国家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得以在这里迅速登陆,使天津获得了比内陆地区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商业上比以前更加繁荣,一个以天津为终点市场的北方外向型市场网络,逐步地构建起来。而和同期或此后开埠的北方其他港口城市相比,天津也因其所拥有的明显优势,而成为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 和同一时期或稍后开埠的北方其他港口城市相比,天津具有最广阔的经济腹地。1930年代,北方许多地区划归于它的势力范围以内。与此同时,天津皮毛,棉花,蛋产品,麻类等主要农畜产品的出口值以及各项商品的进出口值,均居各港前列。1920年代以

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述评

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述评 内容提要:本文以冀东地区诸县为对象,分别从祖先崇拜、宗教意识、灵物信仰和迷信风俗几个方面切入,对近代这一区域城乡民间信仰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分析,并试图以此揭示华北区域城乡民间信仰的变动场景与时代发展间的相互关系。本文以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冀东城乡的民间信仰出现了在传统与现代性间不可逆转的变化,呈现出神人合一、实用心态、多神崇拜、信仰式微等若干基本特征。冀东城乡在各个方面与华北诸省具有地理、文化等诸方面的密切关联,因此冀东城乡民间信仰上所表现出的变化与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变动的一个缩影。 导言 民间信仰具有原始性、程式化、继承性和时代性等特点,是了解民俗文化的最佳切入点。民间信仰,是从人类原始思维的原始信仰中传承、变异而来的,是民间思维观念的习俗惯例,主要有祖先崇拜、宗教活动、灵物信仰以及占卜、相面、堪舆等内容。在华北区域里,“一个繁盛农村之另一象征是村内建有相当美好的庙。庙内负责打扫清洁,按节日有香火”,近代冀东城乡就是如此,广泛流传着的崇拜祖先、信仰神灵以及各种迷信风俗中,多神性与实用性的特点十分明显,“敬鬼神,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祀”这些构成了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这一地区乡土文化和民众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以唐山为中心城市的冀东地区,近代行政辖区划分,一般是在北依长城、南达天津、西到北京(北平)、东临山海关的范围内,既有山区又有平原,是华北与东北区域连接的必由之路。清代以来,由于邻近京畿与地处交通要道,冀东城乡是近代中国社会相对安定的地区之一,民间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开滦煤矿建立、津榆铁路开通、秦皇岛港开埠,近代化工业强行进入冀东城乡后,西方传教士带来了新的宗教信仰体系。民国之后,由于地处“闯关东”的陆地咽喉,冀东地区首当其冲,人口流动较大,经商意识相对较强,所有这些变化,对冀东民众心态的影响深刻而又复杂。当然,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冀东沿北宁铁路一线的城乡,山区则相对保守与安定,自然地理的特征,导致冀东地区出现了人文地理上的差异,这一特征,在近代华北区域具有较为明显的典型性。显然,了解近代冀东城乡民俗文化的演变,对于了解这一时期华北区域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具有知微知彰的学术典型性。笔者认为,这种考察更接近历史本相,而不应盲目夸大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在文化层面变动的幅度。 稳固普及的祖先崇拜 在冀东区域的城乡社会中,基于宗法制度的血缘亲情,仍是维系家庭、宗族、村落社会的基础,由此建立起来的以相互依赖为特征的人际网络,包容了全部城镇与乡村社区的所有角落。置身于这种人际网络中的每一个人,父母与子女间、家族成员间均有着生物性的血缘关联,村落社会的成员因辈份不同相互间有着或远或近的泛血缘关系。因此,在冀东人眼中,无论是生人或故人,他们都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整体,人生的苦楚不应让某一成员独立承担,而人生的甘美也应由大家共享。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冀东人也认为,祖先的功德是繁衍了子孙,没有祖先也就没有后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即使祖先仙逝,其灵魂仍与大家同在,他(她)应该受到特别的崇拜和尊敬。享福之人是在收获自己或前世清白人生的成果,而身处逆境则是在为自己或祖先前世的恶孽赎罪。因此,祖先在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的价值观念中被奉为神明,就延续性、规模、方式等方面而言,祖先崇拜堪称中国的“国教”。 冀东诸县县志、当时与现在的调查均证明,近代时代冀东农村的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供奉着其祖先的牌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定期的祭祀,也使家庭具有了信仰与祭祀的功能。昌黎县“士大夫家建立祠堂,春秋祭祀,备羊豕、酒醴,阖族长幼咸集,礼毕则皆醉饱而归。其士庶之家无祠者,则于堂室中设龛,以安木主。若村氓辈,惟岁杪裁红笺,书某门宗亲神位。生辰、忌日,俱设供以祭”。蓟县的“士大夫家,于祖宗神主前每日早晚必焚香,表尊敬,志不忘也”,也算是极致了。在冀东诸县,一个人可以不信其它神灵,不设任何神祗的牌位,但他一定会设祖先牌位,富裕人家有的还在

天津历史与文化答案

天津历史与文化答案 一、单选题 1)气候。正确答案:B A.热带雨林热带海洋 2、(正确答案:C A.福建 B.青岛 3、“漂榆邑”在( C A.河北区 B.小白楼 4正确答案:C A.长江 B.海河 5正确答案:B A.旧石器青铜 6、()年春,在洋布绸缎、粮食、银钱等各行商人的努力下,天津商务公所正式成立。正确答案:A 7)、广泛流行于东南亚及世界许多地区的民间崇拜。正确答案:B A.广东 C.深圳 8)。正确答案:C A.宋代 B.明朝 9、()年,塘沽新港举行开港典礼,这是天津港由河港向海港转折的重要标志。正确答案:A ),一域为天津紫竹林。正确答案:A B.军粮城 C.小白楼 ()戍守漕运,转型崛起于清末开埠通商。正确答案:A B.宋 C.清 12、()年,李鸿章督办的北洋水师成立。正确答案:C 13、从1891年的18年中,天津机器局的规模总共得到()较大的扩充。正确答案:B A.四次三次 ),天津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正确答案:A 农业 C.商业 ()毁于战火。正确答案:A 大沽船坞 C.江南制造局 16)。正确答案:C A.爱莲君 B.白玉霜 ()编写并组织南开师生演出《箴膏起废》是中国本土最早的话剧活动。正确答案:A 张伯苓 C.曹禺 18、(。正确答案:B A.白云鹏 C.刘宝全 19、上世纪()年代之后,风行多年的河北梆子开始呈现衰落趋势。正确答案:A 20、)就起步于天津侯家后的群雅轩票房。正确答案:B A.孙菊仙谭鑫培 21、( B A.魁星阁铃铛阁 22、由于()的缘故,天津的民间禁忌也汇聚八方,数量极多。正确答案:C

A.传统文化 B.地理环境 23 B A.河东区津南区 24、( B A.花会 C.迎神赛会 )为主料。正确答案:A 鱼虾蟹贝 C.鸡鸭禽类 26、在天津,第一份国人自办的报纸和期刊是严复、王修植、夏曾佑等于1897年创办的日报《国闻报》和旬刊()。正确答案:A B.《天津日报》 C.《北方邮报》 27)。正确答案:C A.《今晚报》 B.《天津日报》 28)。正确答案:C A.河北 B.上海 29),天津的制盐业初现规模。正确答案:B A.宋代清代 30、()年2月北洋官报局成立,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官方报纸《北洋官报》。正确答案:A 31、第一部天津地方志是()年(明正德十四年)胡文璧纂修的《天津三卫志》。正确答案:C 32 B A.马派梅派 33 B A. 宋元 C.民国 34、()年冬,“庆春班”的成立可以视为莲花落改革成功的标志性事件。正确答案:B )。正确答案:A B.移民历史 C.地理环境 36、()年开埠后,随着西方新闻业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天津的新闻出版业日趋活跃。正确答案:B A.1861 C.1862 D.1863 37、(。正确答案:B A.邓颖超 C.李大钊 D.毛泽东 “坚持团结抗日,功在国家”。正确答案:A B.周恩来 C.李大钊 D.邓颖超 年,统治了淮河以北,半个中国的金王朝,迁都燕京,即今天的()。正确答案:A B.金陵 C.南京 40、()年12月,朱棣下令设立了“天津卫”。正确答案:B A.1401 C.1403 41、1725年,天津卫改制为( C A.天津县 B.直隶州 42)地区最大的航空货运中心。正确答案:B A.中国 C. 内地 )时期,天津因地理优势就已经成为漕运的枢纽。正确答案:A B.秦朝 C .商朝 D.元代 44、宫南、( C A. 估衣街 B. 天后宫 D.大胡同

近代华北的农业特点与生活周期

[内容摘要]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农业程序与乡村生活的关系。一种作物的技术程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种系统具有长期的稳定性,是长期对环境适应的结果。从劳动力需求上看有一个双峰型变化,这种特点对华北农村生活周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但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也影响到畜牧业和营养的周期,近代乡村生活的许多方面也是受这种双峰型劳动力投入曲线影响的结果。关键词:农业程序生活周期Agriculture and life cycle in North Chinese in modern historyThe main object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procedure and rural life. The technological procedure of crop is a integrated system, have highly stability in history. It is of long time of adaptive action of crop and its environment. It took the form of two peak in labor curve, and this form affects peasant’s life cycle profound and lasting. Labor market, stock raising, human food nourishment cycle and a lots of other country life in North Chinese were affected by the two peak labor curve in modern historical period.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cedure life cycle中国农村中的生产和生活是相互适应的,技术程序和生活程序密切相关。生产的程序主要包括农作物从耕作到收获,再到加工这阶段一系列的环节,也可以称为农活程序。家庭生活也有一定的排列顺序,从年终到年末,各种家务也是各有其时的。传统时代的农村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中,农活和生活琐事的程序必须适应生态节律。生产活动有涨有落,家庭琐事也随之有所变化,春夏秋冬各有其时,各种活动巧妙配合,非常有序地分布于生态空间中。对中国农民而言,这种节律早在农业文明初期就被认识,早期的历书——《夏小正》所表现时间程序就是当时农活和家庭生活的程序。以后,古代农业的技术程序与生活程序不但在历书中有记载,也有专门记载农业技术特点和农家生活的农书,这就是月令式农书,如汉代的《四民月令》,其中既有一年四季技术程序的描述又有与之相伴的农家生活各个侧面记载。古代的农书毕竟简单,难以作全方位的研究。近代的材料比较多,从目前看,民国时期华北平原的农村调查资料基本上可以为农业和农村生活的程序研究提供较为详细的资料,特别是在满铁对华北村庄的实态调查中,有许多耕作程序和农村生活规律的调查。本文即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农业程序,即作物的栽培技术程序,积肥与施肥的周期,畜牧业的周期,以及劳动力流动和生活用品消费的周期等等。有意思的是,农活和生活的周期仍在当代农村持续。所以,近代农村生产和生活周期的研究也有益于学者对现代农村社会的了解。一.农业工作的程序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田间工作程序。从历史上分析,近代华北的作物有两种,一种是几千年一直在华北种植的作物,包括小麦、粟、高粱等。另一些作物在华北的栽培历史不长,只有几百年,包括美洲作物,如甘薯、玉米和花生,还包括棉花,也是明清以后在华北栽培的,近代的美棉自国外引种,栽培技术更为复杂。这些新作物和作物的新品种,对乡村的大田劳动程序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田间劳动和副业劳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古到今,劳动周期有一定变化的。大田劳动主要发生于田间,积肥是一项很费力的工作,但不完全属于大田工作,积肥工作在家内,施肥工作在农田。积肥、施肥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肥料的生产也有一定的规律。[!--empirenews.page--]1.作物的田间栽培程序粟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栽培程序为整地、播种、中耕、收获和加工等。德县灌溉谷的劳力投入量为15.3人·日/亩,平谷、易县、胶县和惠民旱作谷为5.1-8.0人·日/亩。粟的播种时间在4月,播种后用盖子或拉子覆土、镇压。与小麦不同,谷子播种后不久就进入初夏,杂草生长,对中耕除草的要求很高,小麦播种后进入冬季,杂草相对少。谷子需要多次中耕,且要在中耕时期进行间苗工作。除草的次数也是各地不同,一般要进行4次左右。青岛附近进行4次中耕,第1次和第2次中耕时,同时进行间苗。在冀东地区,中耕、除草和间苗往往是分开的,用锄进行3-4除草,用锄或犁进行1-2次中耕,用手进行1次间苗。在北京附近地区,除草要进行3次,间苗1-2次,培土(中耕)2次。至于夏播粟,磁县的状况表明要进行3次中耕,发芽后2周后间苗。

近代华北的农业特点与生活周期(一)

近代华北的农业特点与生活周期(一) 内容摘要]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农业程序与乡村生活的关系。一种作物的技术程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种系统具有长期的稳定性,是长期对环境适应的结果。从劳动力需求上看有一个双峰型变化,这种特点对华北农村生活周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但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也影响到畜牧业和营养的周期,近代乡村生活的许多方面也是受这种双峰型劳动力投入曲线影响的结果。关键词:农业程序生活周期AgricultureandlifecycleinNorthChineseinmodernhistory Themainobjectofthisarticleistodiscusstherelationshipbetweenagriculturalprocedureandrurallife.T hetechnologicalprocedureofcropisaintegratedsystem,havehighlystabilityinhistory.Itisoflongtimeof adaptiveactionofcropanditsenvironment.Ittooktheformoftwopeakinlaborcurve,andthisformaffect speasant’https://www.doczj.com/doc/e316907332.html,bormarket,stockraising,humanfoodnourishmentcyclean dalotsofothercountrylifeinNorthChinesewereaffectedbythetwopeaklaborcurveinmodernhistorical period. Keywords:agriculturalprocedurelifecycle 中国农村中的生产和生活是相互适应的,技术程序和生活程序密切相关。生产的程序主要包括农作物从耕作到收获,再到加工这阶段一系列的环节,也可以称为农活程序。家庭生活也有一定的排列顺序,从年终到年末,各种家务也是各有其时的。传统时代的农村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中,农活和生活琐事的程序必须适应生态节律。生产活动有涨有落,家庭琐事也随之有所变化,春夏秋冬各有其时,各种活动巧妙配合,非常有序地分布于生态空间中。对中国农民而言,这种节律早在农业文明初期就被认识,早期的历书——《夏小正》所表现时间程序就是当时农活和家庭生活的程序。以后,古代农业的技术程序与生活程序不但在历书中有记载,也有专门记载农业技术特点和农家生活的农书,这就是月令式农书,如汉代的《四民月令》,其中既有一年四季技术程序的描述又有与之相伴的农家生活各个侧面记载。古代的农书毕竟简单,难以作全方位的研究。近代的材料比较多,从目前看,民国时期华北平原的农村调查资料基本上可以为农业和农村生活的程序研究提供较为详细的资料,特别是在满铁对华北村庄的实态调查中,有许多耕作程序和农村生活规律的调查。本文即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农业程序,即作物的栽培技术程序,积肥与施肥的周期,畜牧业的周期,以及劳动力流动和生活用品消费的周期等等。有意思的是,农活和生活的周期仍在当代农村持续。所以,近代农村生产和生活周期的研究也有益于学者对现代农村社会的了解。一.农业工作的程序 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田间工作程序。从历史上分析,近代华北的作物有两种,一种是几千年一直在华北种植的作物,包括小麦、粟、高粱等。另一些作物在华北的栽培历史不长,只有几百年,包括美洲作物,如甘薯、玉米和花生,还包括棉花,也是明清以后在华北栽培的,近代的美棉自国外引种,栽培技术更为复杂。这些新作物和作物的新品种,对乡村的大田劳动程序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田间劳动和副业劳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古到今,劳动周期有一定变化的。大田劳动主要发生于田间,积肥是一项很费力的工作,但不完全属于大田工作,积肥工作在家内,施肥工作在农田。积肥、施肥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肥料的生产也有一定的规律。1.作物的田间栽培程序粟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栽培程序为整地、播种、中耕、收获和加工等。德县灌溉谷的劳力投入量为15.3人·日/亩,平谷、易县、胶县和惠民旱作谷为5.1-8.0人·日/亩。粟的播种时间在4月,播种后用盖子或拉子覆土、镇压。与小麦不同,谷子播种后不久就进入初夏,杂草生长,对中耕除草的要求很高,小麦播种后进入冬季,杂草相对少。谷子需要多次中耕,且要在中耕时期进行间苗工作。除草的次数也是各地不同,一般要进行4次左右。青岛附近进行4次中耕,第1次和第2次中耕时,同时进行间苗。在冀东地区,中耕、除草和间苗往往是分开的,用锄进行3-4除草,用锄或犁进行1-2次中耕,用手进行1次间苗。在北京附近地区,除草要进行3次,间苗1-2次,培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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