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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备忘
荣臻将军市长：
……
这种办法若继续下去，在极短的期间内，北平的建筑工作即将呈现混乱状态，即将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这是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致聂荣臻的一封书信。这封措辞如此尖锐的信函所指何事?
不为其他，乃为古都北平的城市规划大计。
据档案记载，甫任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因为对于整个北平建设以及其对于今后数十百年影响之极度关心”，他“不忖冒昧”，致函“我的市长兼主任委员”聂荣臻，要“略陈管见”。
欧美许多城市，在十九世纪后半工业骤然发达期间，就因这种疏忽，形成极大的错误，致使工业侵入住宅区。工业不能扩展，住宅不得安宁，交通拥塞，以及其他种种混乱状态，
使工作效率减低，人民健康受害，车祸频仍，全局酿成人力物力、时间效率上庞大不堪设想的损失。例如伦敦、纽约两市，就计划以五十年的长时间和数不清的人力、物力来矫正这错误。追究其源始，也不过最初一处一处随时随地无计划的兴建累积起来的结果。
为了避免古都重走西方城市建设的覆辙，梁思成频频致函高层，进谏献策。岁月无情，六十载往昔不再，但建筑学家保护古都的努力，却永远地留存在了尘封档案里。
一
平津战役后期，北平处在解放军包围之中。不久，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到城里，解放军开进了位于近郊的海淀镇。1948年12月19日，距离海淀不远的清华园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国民党军队派飞机轰炸海淀，炸弹竟然投向了平静的象牙之塔。虽然12枚炸弹落
—梁思成直言
【相关链接】梁思成（1901-1972），广东省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他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The Fact Would Prove that I'm Right."—Opened out by Liang Sicheng 刘守华 / 文“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在空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身为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对国民党政府彻底绝望了。
此时，共产党与傅作义正在和谈，结果难以预料。万一谈判破裂，武力攻城将势不可挡，而千年古都势必会惨毁在炮火之下，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忧心忡忡。几天后，两位陌生的解放军干部登门拜访梁府，言谈举止礼貌客气，说：解放军攻城部队希望梁教授提供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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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文物分布材料，特别要标明必须保留的重要古迹。说一旦万不得已攻打北平城，设定炮击目标时，就可以尽量避免伤及这些古建筑。他们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放心，只要能够保护文物古迹，解放军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这次意外造访，让梁思成对共产党对待文物的态度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似乎看到了曙光，也看到了古都的希望。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正在筹划迁往台湾，梁思成虽然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却拒绝登上南去的飞机，一家人全部留在北平。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这让梁思成欢欣鼓舞。1949年6月他在给朋友、建筑学家童寯的信中写道：
从解放的第一天起，解放军的纪律就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接着与中共方面的种种接触，看见他们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耳闻目见，无不使我们心悦诚服而兴奋。中国这次真的革命成功了。中共政策才能把腐败的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里拯救出来。前途满是光明。（梁思成致童寯信，《建筑百家书信集》，杨永生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年3月版①）
梁思成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护文物的指示，组织编制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其中第一项就是“北平城全部”。在梁思成心目中，北平不仅仅是家，更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座瑰宝名城。
1949年春天开始，梁思成忙碌起来。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特邀代表，他参与了评选国旗、设计国徽等筹备工作。面对新生共和国的建设，他更有一种立即投入的兴奋。北平又将恢复“北京”的名称，作为新中国的首都，这座古城的未来不可限量，而如何打造，却是个迫切而棘手的难题。
二
为了尽快建设新首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吴晗、梁思成、王明之、严镜清、陈明绍、翁独健6名党外教授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简称市划会）副主任，这让他觉得，对古都的保护，自己除了一份责任之外，也有了些许的话语权和施展空间。
那是一个吐故纳新的年代，建设的迅猛与交通的滞后，人口的激增与建筑的不足，极度房荒与城内极少空地，
诸多矛盾层出不穷，而最简便易行的解决办法就是破旧立新。于是，有些机关事先未征询市划会同意，就先请上级批准，随意兴建房屋。
建筑物的建造不同于其他建设，假使有了错误，是不能任意拆改的，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都难以矫正，而且弥补错误的代价，将是巨额的经济损失。目睹当下建房的混乱无序，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致函聂荣臻，他甚至忽略了致函一市之长所应有的客套和寒暄，用蝇头小楷措辞尖锐地写了一封长信。
我们人民的首都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必须“慎始”。在“都市计划法”未颁布之先，我恳求你以市长兼市划会主委的名义布告所有各级公私机关团体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筑外，凡是新的建筑，尤其是现有空地上新建的建筑，无论大小久暂，必须事先征询市划会的意见，然后开始设计制图。这是市划会最主要任务之一（虽然部分是消极性的），若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市划会就等于虚设，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混乱建房之外，建筑人才匮乏也搅扰着梁思成。不久之前，朱德曾在中南海勤政殿，专门召集梁思成等专家恳谈北京建筑和都市计划，特别嘱咐要尽力罗致专才。北京的建筑师原本就不多，近些年偶有建筑，也大多由营造厂商或土木工程师设计，造成令人惋惜的极低水准，假使都市总计划很完善而各个建筑物不好，则都市计划也是徒然的。所以，梁思成在这封信里专门谈到了罗致人才问题。
即将成立的公营建筑公司的设计工作，必须由在国内或国外曾有专门训练及研究，在国内又有建造的经验，为同业
①除特别标注出处外，本文所摘引文皆出自
《建筑百家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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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备忘
所称誉者来领导，集体合作，就是干部人才也必须是学建筑成绩优良的毕业生。现在北平已开始建设，希望政府首先了解建筑师与土木工程师的区别，并用各种方法鼓励工程师北来，并与土木工程师合作，以取得最经济，最适用，最高效率，最美观的建筑，以免因建筑物设计之不当，无形中浪费了国家人民的人力物力，有形中损毁了市容。
按照这个选才标准，梁思成很费力地在沪宁一带以及各部门做领导工作的人中间，找来了吴景祥、陈占祥、赵深等二十几位“在建筑学上都是有名誉的人才”，参与新首都的建设。为了吸引并且留住人才，他甚至将一些枝节的小问题都细致地考虑进去，如受政府聘请北来人员的旅费及参考书籍的运费；他们北来后人地生疏，又带着眷属，居住如何解决等。梁思成在信中希望聂市长“应该有个原则上的决定”。
三
1950年新年即将到来，聂荣臻市长主持召开了一次城市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北京市各部门领导之外，还有在京的苏联专家。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
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
为这样一座千年古都做出如此无知的规划设想，参会的梁思成和陈占祥大为惊讶。要知道，北京内城除了原有的一百多万人口，不断迁入进京的中央政府军政机关及其眷属，更会让古城人口迅速膨胀。旧城本已拥挤不堪，而要在此基础上再建行政中心，无异于雪上加霜。梁思成与陈占祥一致认为，北京的城市规划事关千年古都未来的命运，作为规划专家，他们责无旁贷。
会议结束后，梁陈二人决定全力以赴据理力争，尽快拿出一个具体文字方案，用更加科学的规划设想来制止这个决定。1950年2月，长达二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这就是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就是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这样，北京的古都风貌就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
方案完成后，梁思成和陈占祥像完成了一项使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和喜悦。他们印制了一百多份，分别呈送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各位首长。新中国正在突飞猛进地搞建
设，但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尚未确定，北京的建设步伐必然受到阻滞。梁思成希望政府能够早一点做出决定，于是在4月10日提笔，直接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函，希望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百忙之中能否抽出一点时间，赠予阅读一下”。
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决定是北京整个都市计划的先决条件，它不先决定，一切计划无由进行。而同时在北京许多机关和
企业都在急着择地建造房屋，因而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因都市计划未定，将建筑计划之进行延置，以等待适当地址之决定。一种是急不能待的建造，就不顾都市计划而各行其是的。这一种在将来整个的北京市中，可能位置在极不适当的位置上，因而不利于本身的业务，同时妨碍全市的分配与发展，陷全市于凌乱……因此我们深深感到行政中心区位置之决定是刻不容缓的（这只是指位置要先决定，并不是说要立刻建造）。
梁思成抱着中肯的态度，即便是给一国总理写信，也毫不掩饰自己急迫的心情。
我恳求您给我一点时间，给我机会向您作一个报告，并聆指示。除建议书外，我还绘制了十几张图作较扼要的解释，届时当面陈。如将来须开会决定，我也愿得您允许我在开会时列席……如蒙召谈，请指定时间，当即趋谒。
他担心错过在第一时间得到总理的指示，特意在信尾细心地写下一行小字：“赐示请寄清华大学，电话四局2736至2739分机32号。”
繁忙的工作，加上保护古都的焦虑，让梁思成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即使在病中，他也惦念着行政中心区位置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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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抱病致函彭真、聂荣臻，以及副市长吴晗、张友渔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全面阐述自己对市划会工作的意见，其中特别谈到：
这一年来，中央各机构与我会接洽的事务，大多是（a）拟用某一块地，向我们要，或（b）拟建某一座建筑，问我们应建在何处。然而我们因不知行政区定在哪里，不能答复。结果是各机关或不能解决问题，或各行其便，在分散在各处的现址上或兴盖起来，或即将兴盖。如任其如此自流下去，则又造成“建筑事实”，可能与日后所定总计划相抵触，届时或经拆除，或使计划受到严重阻碍，屈就已成事实，一切都将是人民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求得行政区大体方位之早日决定。
四
行政中心区位置迟迟确定不下来，而各处兴建工程的浪潮却已经迫不及待地风起云涌。虽说有行政机构在领导，但实际上各处工程设计十分凌乱和分散，没有组织各行其是的现象也甚为严重。特别是长安街两侧，这块黄金宝地是各机关的必争之地，而市划会因为没
有已获批准的总图纲领可以遵循，而又要照顾各机关的迫切需要，也不敢坚持保留，只能凭主观判断决定暂时可以拨用，将全段空地划拨给公安部、纺织部、煤炭部、外贸部等几个中央部建造办公楼。
其实，这样做市划会心里也没有底，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在拨地的同时提出了一个附带条件，要求各机关设计的建筑物要尽量同北京环境配合，按照民族形式设计，最高不能超过四层，实在不行，若干年后再行拆除。虽然如此，但囿于建筑师设计水准的参差，建筑材料的各异，建设的结果完全成为形形色色的自由创造，各行其是的中西合璧。建筑本身就与北京环境不调和，相互之间更是毫无关系，就这样全部错杂零乱地罗列在首都最主要的大街上。
首都建设工程的混乱无序，让梁思成深感自责和内疚，1951年8月15日，他再次致函周恩来总理：
我同市划会中有限的几位技术干部摸索了两年，无可讳认地工作做得太不够，也太不好。在总规划图没有完成并获批准以前，我们只能个别地在坚持原则而又照顾迫切需要的复杂情况下勉强拨地作兴工地址。这样就大量地建造，效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有时我们
原则性和斗争性不足以应付发展情况，常不得已做了尾巴。调查不够，资料不足，我们所作的决定或考虑大体都只凭主观判断。可痛心的是，受损害的总是这可爱的首都。
“可爱的首都”被恣意装扮，让梁思成心痛如割却又无能为力，思前想后都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想到敬爱的总理“对于首都环境之调和，建筑外观都极端重视”，便毫无掩饰地把心里
话坦诚地向总理汇报。
人民雪亮的眼睛对于这种
损害市容，破坏环境的建筑行为恐更不能饶恕。我这封信是考虑再三而后动笔的。自知这类事情与国家其他紧张工作相比，实轻如鸿毛，本不应让它来费总理的宝贵时间。但在你指派给我的岗位上，保护并发展首都的体形是我的任务。东长安街是处在这样重要显著的地位上，他的体形是每日每时万目共睹的。虽然若干年后可以拆除更改，但在建设伊始便给人民以极大的失望，在意义上较之几个月的时间和一部分工料的损失恐怕还大得多。面临这个考验，大为彷徨，冒昧上书，实非得已。万望总理分神给予教导和指示。
在将北京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指导思想下，北京城开始大力发展工业，行政中心最终落在古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及东西长安街一线上。“开辟新区、保护古城”的 “梁陈方案”终被摒弃。
新中国成立之初，盲目设计、仓促上马的现象岂止在北京，在全国各地也随处可见。1951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东北第三造纸厂在进行基本建设时，由于设计不周，盲目施工，被迫更换厂址，造成巨大损失。
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没有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并开辟专栏，开展大规模讨论。正在病中休养的梁思成看到这一系列报道，非常感动和欣慰，8月28日，他又致函周恩来，向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三条建议，其中第一条：
一切建设应根据业务发展计划，做出基本建设的五年、
十年或十五年计划，逐步实施；
而且这计划须同时兼顾到适用、
坚固、经济、美观四个方面。
五
时间到了1953年，这是我国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始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各项工作迅猛开展。显然，面对火热的形势，首都城市建设新与旧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这，引发了有关高层领导的关注。北京市政府委托副市长吴晗，就首都古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处理问题，连续两次邀请各方专家座谈，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均在邀请之列。
北京市档案馆珍藏着这两次座谈会的原始记录，并且已经解密，档案还原了六十年前专家们对古都文物保护的态度，梁思成对于保护古都的急切和苦口婆心，在这两次座谈会的记录中又一次再现。
如何处理北京鳞次栉比的文物古迹，一直是领导层考虑的问题。1951年，《北京市发现古迹古物暂行处理办法》发布，次年7月又成立了文物组，并且多方协调交换意见，达成了对古文物建筑的处理意见。吴晗在8月20日召开的座谈会上首先亮出了政府的观点：一类是有艺术价值的应该保存，一类是有艺术价值但必须迁移，一类是无历史价值的就要拆除。他说，根据上述原则处理，应从有关方面抽调一些干部组成小组，进行深入的重点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再召集座谈会讨论。
首先发言的郑振铎和叶恭绰都表示，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是大家认识尚未达成一致。
抱病参会的林徽因虽然虚弱，但仍不改
快言快语的风格，她一针见血地提出：
我们的城市一定要有发展
而且要有创造，保护文物的最
重要的意义是为了创造，而创
造就要发展最优良的传统，因
此新建设和旧文物的保护是一
件事，没有旧文物就不知道怎
么创造。
此外她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
是民间建筑。
艺术从来有两个系统，一
个是宫廷艺术，一个是民间艺
术，但这两个系统的来源是一
个。民间建筑物包括住宅和店
面，有些住宅和店面的建筑手
法非常好，这部分如何保存是
非常重要的。（北京市档案馆藏，
档号：1-6-2339）
向来温文尔雅，亲切谦和的梁思成，
接过夫人的话题，滔滔不绝地开始发言，
阐释自己一贯坚持也一贯宣传的观点。
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
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
存历史形成的美丽的城市风格，
我们要把北京城建设起来，将
来变成十层八层乃至几十层的
楼房，但是，还是要传统的北
京城的面貌，而不是面貌全非，
人家都不认识。苏联莫斯科也
是这样建筑的。我们要求保存
历史形成的北京城市的风格，
要求北京城市达到高度的艺术
形态。因此，城市建筑的发展
不是单纯从古物来看。都市发
展应该是从全面考虑。……另
一方面，首都在全国是起示范
作用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全
国，所以处理文物应该很严肃
很慎重地处理。过去有些部门
对文物建筑认为是毫无价值地
严重妨碍城市发展，对文物没
有给以适当的重视，这样可能
造成无法抵偿的错误。文物本
身有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另外，文物在城市风格里还起
一定的作用……苏联莫斯科有
文物据点基础规划，莫斯科总
设计师布洛索夫说，莫斯科建
筑时，遇到文物的处理原则是
尽可能保留，把它组织到新城
市里来，使它丰富新城市的生
活与面貌。可是文物的保存与
废除决定于城市总规划做得如
何。如果规划作得不好，使它
成为发展的障碍，这样，文物
就会遭到悲惨的命运。莫斯科
总建筑师并且提醒我们：处
理文物一方面要对历史负责，
一方面也要对我们的子孙负
责。（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1-6-2339）
谈完自己的观点，梁思成还很痛心
地谈到当下出现的种种不协调的现象：
各机关普遍存在土地私有主的想法，建
的房子都砌上了围墙，围墙里就是自己
的天下，却不考虑整体的效果。对文物
建筑的研究也往往单凭个人的爱好，所
以有时拆除某所房屋，便讨价还价。另
外，市划会在规划方面有些应确定而未
确定的，也造成了一些对文物处理不当
的损失。梁思成对吴晗提出来的成立文
物机构进行调查的建议非常赞同，只是
补充了一句，调查不应仅限于宫殿、庙宇，
对民间建筑也应调查。
六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北京市政府很
快就抽调了各方面的干部成立调查组，
分批对文物古迹进行调查。第一批调
查的任务是，根据市划会提出急需解决
的和目前可能发生问题的古建筑物，逐
项进行调查、研究并绘图摄影。这一阶
段任务刚刚完成，12月28日，吴晗就
在市政府第一会议室，再次邀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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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座谈。
梁思成春天时曾访问过苏联，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没有把总的方向指出来之前，也面临着与北京今天同样的问题，那时，他们常常把古文物建筑上原有的东西拆掉，代之以比它新的东西。梁思成曾就此询问过莫斯科总设计师布洛索夫，他的见地与梁思成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在发言中，梁思成就把这个现成的案例搬了出来。布洛索夫说：应该首先把古代文物建筑经过一次调查研究和评定，肯定是文物的就尽可能地保存，在这个原则下，做都市规划工作的人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在做规划工作时就要把古文物建筑组织到新的生活环境里边，有价值的古文物建筑不但要保存并且还要尽量在都市里表现出来。
布洛索夫的思想启发了梁思成，他在会上再次强调必须考虑的原则和理念，就是文物据点的规划。
今天我们认为无所谓的东西，也许二、三百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就感觉到很大的兴趣……现在我们做都市规划工作，也希望能够把古文物建筑组织进去。（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1-1-227）
座谈会的话题转到了都市风格上。俞同奎先生首先提出牌楼在北京城中的作用，既可以标明街道，又起到了美观的作用，让行人在走了很长一段马路后，突然看到绿荫中出现的一座朱红色牌楼，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感到轻松愉快。
牌楼是北京都市风格之一，但城内棋盘式道路网上散落的这些牌楼，对快速交通工具的确颇有影响，所以，吴晗紧接着谈了自己的观点：
今天条件基本上已改变了，而且街道上都有一定的标帜（识），因此，是否还需要以牌坊作标帜（识），这就牵扯都市风格问题，如果需要标帜（识）
美化，是否可以用其他形式代替或搞些铜像、喷水池、街心公园等代替，需要多考虑一下。其次，东、西四牌楼过去叫“大市街”，根据明清两代的材料看，这里是刑场，“刑人于市”。如果说有历史价值的应该保存，那么，过去时代的刑场算不算有历史价值呢?因此，有无保存必要，大家可以商量。（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1-1-227）
梁思成再一次发言，针对副市长的意见，阐明自己对北京都市风格的见解：
北京到底有些什么都市风格，第一，街道系统很齐整；第二，建筑物摆在适当的位置上；第三，街道上的对景主要是牌楼、城门楼。（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1-1-227）
虽然这些建筑物到底是好是坏众口不一，但是，苏联的例子可以再一次佐证传统标识物对城市风格的重要性。随后，梁思成用他一贯儒雅的语调娓娓道来：
十月革命后，有的建筑师说礼拜堂是封建的，主张拆除。但斯大林指示：礼拜堂是过去封建时代的辉煌创造，是高度的艺术形态，我们现在不需要礼拜堂，可是我们还需要高度的艺术形态。礼拜堂的形象就是莫斯科和俄罗斯的都市风格，我们现在发展新的，可是我们决不拒绝俄罗斯的传统。现在莫斯科主要八个高层建筑物上都有金色塔尖，这是俄罗斯传统中最突出的特征，远远看去就把街的轮廓表现出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1-1-227）
至于吴晗提出用铜像、喷水池等代替牌楼作为古都标识，梁思成则以不容置疑的坚定态度表示反对。
我认为这些都不行。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是用铜像、喷水池。我们不拒绝中国原有的传统，同时也不拒绝外来的东西。外国的东西我们看着很新鲜，可是在国外已经是二千多年前的老东西了。因此，应该考虑新和旧的定义。关于东、西四牌楼问题，我们过去都是从都市风格上考虑，如果因为杀过人就要拆除，那么整个故宫就要铲平了，因为故宫是压迫中国人民最大的封建中心。我们不管过去怎么样，我们应该用都市规划眼光来看，一条街中在适当的地方有个对景，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城市风格的价值，不因城市交通速度增加而改变。我们今天的文化是落后的，我所体会的文化落后方面很多，包括很多古代建筑物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还未看见。以牌楼来说能否配合好，要看建筑师或做都市规划工作的人能否配合好，如能配合好，就相得益彰了。（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1-1-227）
梁思成保护牌楼的建议终未被采纳。不久后，北京拆掉朝阳门、阜城门城楼和瓮城，交通线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
岁月如梭，六十年过去，北京乃至全国的城市建设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往昔不再，但尘封在档案里的历史却不容忘却。虽然在那个不破不立的年代，梁思成保护古都的理想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的一切努力也终究会被声势浩大的建设浪潮所淹没。然而今天，当我们以冷静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时，梁思成曾经的话语犹在耳畔：
“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