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资金来源应当更加透明化，规避法律风险，获取公众信任。除了上述的风险问题外，小额贷款公司还存在着一些其它问题，这也成为阻碍小额贷款公司进一步成长的阻力：
1、投资方向问题
虽然小额贷款公司是自筹自资，运用自己的资金进行信贷服务，向社会提供资金，但对于资金的流向把握如何，尚存疑问。虽然目前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还不多，资本金额仍不大，有人认为以小额贷款公司的自有资金，不足以冲击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就不需要加以太多的关注，但事实上，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实，一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无法从银行处获得贷款，属于要淘汰的落后产能，但这部分企业很有可能转向民间借贷，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不仅利率较民间借贷为低，而且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同时，资本的逐利性也会使得小额贷款公司投放此类贷款，从而影响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落实，延长落后产能的淘汰周期。
2、社会稳定
小额贷款公司为了保障自身的资金收益率，往往将国家规定的小额贷款公司信贷不得超过基准利率四倍的政策发挥到极致。笔者在一次与小额信贷公司人员就此进行交谈的时候，对方回答“所谓不超过四倍利率的规定，事实上就是每笔贷款按四倍利率实施，绝不会更少。”对方表示，从开业至今，发放给农户的贷款仅占总数的19%，个体工商户则占到32%，其它的49%则全为企业用户。从这个比例来看，农村生产所使用到的小额贷款占总份额的一小部分，这远不是国家当初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初衷，然而对方的一席话却让笔者无语“农村客户规模小，地方偏远，专人调查，成本占贷款总额的比例非常高，如果不实施四倍的利率，根本不可能确保收益，但问题是，农业利润难以承受四倍利率的压力，所以农村客户少，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对方说。
3、运营成本高
缺少现代银行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是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一大瓶颈。小额贷款公司是由一些非金融企业组建的，对金融行业不甚了解，处理业务的经验不足，容易造成风险失衡。另外，公司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单个客户的贷款额是小额，而贷款规模相对有限，在风险控制上缺乏规模分散优势。由于其贷款对象的特殊性(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信用水平相对较低，经营风险相对较大)，信贷风险会进一步放大。因此，要在笔数相对较多而信贷规模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控制信贷风险，需要支付的成本要更高些，即营运成本相对较高。
综上所述，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存在着不少问题与潜在风险，基于此局面，小额贷款公司从以这几个方面着手，一、做好资金来源筹备工作；二、寻找好自身的市场定位，瞄准目标客户进行业务；三、提高公司运营透明度，按现行的，成熟的金融制度运营公司。从长远来看，小额贷款公司将大有可为，但前景光明，征途漫漫，仍需要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方能走出一条成功之路来。
参考文献：
（1）邢昉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风险及监管对策金融界2009.10（2）陈小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策略之我见大众商务2009.07（3）毛流明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五大风险不容忽视金融研究2010.03
PPI视角下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研究综述
□黄欢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北京100836）
摘要：在研究通货膨胀的时候人们习惯于使用CPI指标，而对PPI的研究不多。本文的出发点是在对我国CPI指标变化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重视对PPI指标的分析，进而解释反映实体经济和供给层面的因素对通货膨胀总体水平和走势的影响，从而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提出更加全面和系统的通货膨胀治理政策。
关键词：PPI；通货膨胀
一、问题提出
通货膨胀是经济体中主要的商品和劳务价格的长时间持续上涨，对通货膨胀水平的测量主要是由政府承担，近年来由于通货膨胀与居民生活、企业经营成本、宏观经济发展阶段和健康度等各个指标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所以很多科研单位、投资银行等机构也开始重视对通货膨胀的测量和预测。通常认为，量测通货膨胀的指标包括：一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CPI是最典型和最常用的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主要是由居民消费者经常购置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篮子组成，用于衡量居民日常消费所承受的价格上涨水平。在很多发达国家，CPI指标不仅仅用于衡量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还用于在工资水平的修订和劳资谈判等各项工作中，并作为工资和特别税种等指数化调整的重要标杆。此外，CPI指标的变化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热度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等宏观经济政策指标有明显的关系，所以也是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主要指标。
二是生产者物价指数（PPI），PPI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
，，，，，，，，，，，，，，，，，，，，，，，，，，，，，，，，，，，，，，，，，，，，，
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PPI的调查产品有4000多种（含规格品9500多种），覆盖全部39个工业行业大类，涉及调查种类186个。
三是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是指现价GDP增长与剔除价格变化后的GDP增长之间的比值。与CPI类似，GDP平减指数也是衡量宏观价格总水平变动的重要指标。但是与CPI不同之处在于，GDP平减指数包含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涉及全部的商品和服务，还包含了生产资料、进出口情况等，是更加宏观和更加全面的指标。
CPI、PPI和GDP平减指数是衡量通货膨胀问题最主要的指标，也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重视的关键指标。除此之外，衡量价格变动的指标还包括批发物价指数（WPI）；生活成本指数（CLI），商品价格指数（commodity price index）等等。每一种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都具有不同的出发点和特征，其衡量的结果也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
我国近年来理论界和实业界对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CPI的理解和研究上，重视CPI指标变化带来的宏观政策影响和含义。应该认识到，仅仅通过CPI认识通货膨胀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CPI变化主要反映了我国总需求层面的变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认识通货膨胀问题必须还要看到实体经济和供给层面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就依靠认真的分析PPI等指标的波动和成因分析。本文的出发点是在对我国CPI指标变化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重视对PPI指标的分析，进而解释反映实体经济和供给层面的因素对通货膨胀总体水平和走势的影响，从而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提出更加全面和系统的通货膨胀治理政策。
二、国内研究的进展和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问题日益成为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我国国内理论界也开始深入分析通货膨胀深层原因，以及将总供给和总需求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讨论通货膨胀的问题。主体来说，我国近年来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对PPI的重新认识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PPI与CPI的区别和具体的传导途径；二是PPI与CPI走势不一致的原因分析；三是基于PPI趋势分析的通货膨胀治理政策的提出。
第一，在CPI与PPI的关系问题上，争论的较为激烈。贺力平、樊纲、胡嘉妮（2008）运用2001年1月至2008年7月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提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是相互联系并有显著区别的概念。讨论中可以引出三个结论：第一，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在概念上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从构成上看，两个价格指数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因果关系或非因果关系。第二，针对中国近年来数据的计量检验表明，消费者价格指数是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单方向的格兰杰原因，即前者的滞后值可帮助预测后者，而后者却对前者无此作用。第三，就消费者价格指数较多地反映消费需求因素而生产者价格指数较多地反映工业原料供给因素而言，上述计量结果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在近年来影响以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走势中,需求因素相对显著于供给因素。
上述结论对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讨论有两点明显意义：首先，在可容许的误差范围内，可以借助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动来预测未来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变动，而借助后者来预测可带来较大的、超出可容许范围的误差；其次，针对国内通货膨胀的起伏波动，针对需求一面的调节政策(例如货币政策)应当显著优于针对供给一面的调节政策(例如政府投资政策)。应该指出，本文对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之间的价格传递关系的分析尚没有应用到国际数据，也没有应用到某个产品的零售价格与批发价格之间。这类研究将会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相互关联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价格传递”关系)。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经济研究》杂志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进行讨论。这也说明理清供给带动的通货膨胀与需求带动的通货膨胀之争直接决定了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认识和治理政策的方向。徐伟康（2010）从数据处理、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技术层面对贺力平文章提出了质疑，认为后者的证明存在严重漏洞，结论值得商榷，他从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CPI和PPIMG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贺力平等人（2010）对徐伟康的质疑做出了回应，对2008年的文章进行了修正，并再次验证了他们之前的观点；张成思（2010）认为贺文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中没有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处理价格序列的非平稳问题，其对应的统计推断自然不够准确。他的研究表明，PPIMG对CPI的传导是显著的。
此外，我国理论界还有多篇文章积极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夏斌、高善文（2004）认为由于1998以后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生产能力利用率和进口渗透率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价格传导系数的降低必然是显著的。如果这方面的变化在今后几年内不可能出现根本性逆转，那么价格传导系数将继续维持在较低水平。
刘敏、张燕丽、杨延斌（2005）提出，PPI与CPI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并且PPI的变动,一定会影响CPI的变动。PPI 对CPI的影响有明显的滞后期,其内部结构不同滞后期的反映可看出产业链现象非常突出,价值规律在价格的变动中凸现。年度数据测算的结果表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规律,多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相关,密切体现在某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银行货币投放量的多少等等外生变量的变化。限于篇幅,本文中未提到价格与测定经济发展状况的其他经济指标的关系计算结果。PPI与CPI两种价格之间,内部各自受影响的成分差别很大,历史数据表明,前者波动幅度一般大于后者的波动,其涨幅通常上游高于下游,但是两者总的变动方向往往是一致的或接近的。根据山东省数据观察,从2002年10月起到2004年6月份的20个月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升幅度由0·4%上升到6·41%,此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升
幅度由-0.3%上升到5·13%,尽管上涨的幅度不同,但依然是同步上涨。也就是说,所谓价格传递机制变异从数据上得不到证实。
生产和消费作为一个链条上的两个端点,应是一种良性的传递并继而互动,这是普遍的经济规律。随着社会发展,物质由简单的交换发展为复杂的经济关系,一种产品或一个产业,会波及或拉动与之相关的产品或产业同时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二者之间会产生良性的传递。
刘文华（2005）指出，任何一种价格指数都有其科学的界定、特定的内涵和作用。要对价格形势进行全面、准确的判断，必须综合考察不同环节、不同领域的价格指数，区别其统计口径和内涵，并观察其不同对比基期和不同构成的价格变动，从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市场供求关系、政策效应等多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目前PPI与CPI涨幅差距大的原因，初步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PPI与CPI调查内容构成不同。第二、在总体上处于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不同环节商品间的价格传导机制更为复杂。从理论上看，成本上升是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动因。但是能否实现，则取决于下游市场的供求关系。总之，既不能完全否定PPI对CPI的价格传导作用，也不能随意夸大和猜测传导效应。
任泽平等(2007)则采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测算了原油价格变动对中国物价总体水平和各行业部门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并分析了原油价格的传导机制。他们根据2002年122部门投入产出表,采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详细分析了在原油价格上涨10%的前提下我国总体物价水平以及各行业产品价格上涨的情况。结论认为，原油价格传导与各环节的市场供求关系、行业竞争程度、产品定价机制等因素有关;作为中间产品和投入品的批发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投资价格指数比较容易受影响,作为最终使用的CPI受影响程度要小一些。
周望军等（2006）通过对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向我国市场价格传导、我国上游产品价格变动向下游产品价格传导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描述了国际市场价格向我国市场价格传导,以及我国上游行业价格向下游行业价格传导的规律,并据此对“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阻滞”问题进行了解释。通过分析,初步结论认为当前我国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向下游产品价格的传导已充分显现,并不存在阻滞问题,上下游产品市场竞争格局不同是导致其价格传导变动幅度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蔡风景、李元、王慧敏（2008）基于上海价格指数数据研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RE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及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传导效应。通过DAG技术和多元动态因果检验,给出4种价格指数的同期因果流,揭示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信息传导。实证研究表明,PPI对CPI长期传导效应显著,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对CPI有一定的弱传导效应。我国应重新编制CPI,提高居住类权重。
何光辉（2009）运用实证方法，分别从结构和动态两个视角考察了国内CPI与PPI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发现CPI与PPI都是由体现不同信息侧面的趋势分量（低频）和周期分量（高频）构成，且在总量水平和水平变动中解释力不同。一方面，虽然总量水平之间关系不稳定、只有CPI引导PPI，但其结构分量之间存在稳定的一致关系，无论是趋势分量还是周期分量，彼此之间均互为因果、协整一致。另一方面，状态空间转移模型显示，趋势分量之间的作用机制体现了经济发展周期，而周期分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则反映了政府干预过强的现实。当前国内物价进入一个新阶段，积极的物价调整政策必须遵循物价之间结构性作用机制，灵活把握这种机制既可避免反通缩过度又可避免反通胀过头，还能够为经济健康发展赢得更长的平稳期。
王学庆（2009）提出，PPI与CPI的传导关系，是我国CPI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的通常看法是：PPI是CPI的上游，PPI与CPI之间存在对应传导关系；PPI上涨，CPI就应对应上涨，PPI上涨要向CPI传导。如果PPI上涨而CPI没有上涨或没有对应上涨，就被认为CPI与PPI倒挂，不合理、不正常，CPI存在上涨压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国，PPI与CPI之间不存在必然的传导关系。CPI和PPI 在统计构成上大部分的内容不同，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之间的关系。现阶段出现了新的价格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当前经济的特点是全球化、信息化。信息传送不再是逐次传递的关系，供求关系与成本变化会从源头直接向上、向下传输给价格的起点和终点，不需要中间过程。价格传导不再具有逐次、从上一个向下一个依次传导的特征，而是从起点到终点的直接传递。
在不存在政府管制的市场中，工业品、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不是逐次传导，而是直接影响。当最下游产品获得源头产品价格涨价或供给紧张的信息后，会立即涨价；而当源头产品获得最下游产品出现严重供不应求的信息后，也会立即涨价。在有足够管制力量的市场，价格的传递与否、直接还是逐次传递，均由管制力量决定。
萧松华、伍旭（2009）认为，PPI可以作为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因为一个经济指标成为先行指标要满足先行性、因果性、灵敏性、稳定性和可得性。论证表明,当前我国的PPI引导了通货膨胀的测度指标CPI的变动,满足了先行性和因果性要求;PPI数据可以实时反映工业品价格和原材料、能源和动力购进价格变动,满足了灵敏性要求;PPI指标统计的范围涵盖了所有的工业部门,我国的统计部门调查统计PPI的时间较长且已建立分类科学的PPI 数据库,从而能够反映总体的价格趋势并保持稳定,因而满足稳定性和可得性。由此本文认为PPI可以作为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当然,PPI作为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也存在不足之处,如PPI属于价格指数,容易受到政府价格政策的影响;PPI不能主动引导消费结构的变化，但这并不妨碍本文结论的成立。
李素芳（2010）运用北京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M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分别作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产品价格指数，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上游向中游的传导在速度与程度上快于和强于中游向下游的传导。从上游到中游、中游到下游的传导时滞分别为3个月和7个月，传导幅度的衰减比较明显。由于不同行业间产业关系的远近不同，价格传导的程度也不同。生活资料工业品和轻工业品与居民消费品的产业关系较近，因此传导时滞较短、程度较强，传导较为顺畅；生产资料工业品与居民消费品的产业关系较远，因此传导时滞较长，传导关系也不明确。在本轮价格波动中，石油、铁矿石等生产用工业原料价格上涨向CPI的传导，不如食品等价格上涨的传导更直接，但是前者的影响深远，同样值得关注。
周清杰、胡俞越、王沈南、方雅（2010）提出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能否引导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变化，这是近期我国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至今仍莫衷一是。事实上，参与争论的各方大都误读了我国的PPI，因为他们选择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MG)在内涵上与国际通行的PPI相去甚远。本文的研究表明，从指标的经济属性看，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较PPIMG更适于代表我国的PPI。在考察期内，CGPI 能引导CPI的变化。
第二，对于CPI与PPI走势不一致问题的讨论。中国价格协会课题组（2005）认为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后通过产业链迟早会传导到居民消费价格，这是成本变动对价格上涨的推动。但由于需求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不同环节上的产品价格变动情况是不同的，时滞及幅度是不同的。上游生产资料、采掘工业产品、原材料价格上涨与下游生产资料、加工工业产品上涨存在一定程度的传导，但传导的时滞延长，传导的程度减弱，并且有反复。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向下游的生活资料中的一般日用品价格的传导时滞大幅度延长，传导程度大幅度减弱。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尚未传导到耐用工业消费品价格。哈继铭（2005）提出，我国主要工业品价格(如电力、煤炭、水等能源原材料价格)属于政府管制范围，从而导致PPI向CPI的传导机制不畅。肖六亿、常云昆（2005）提出2003年以来，我国生产资料市场和生活资料市场之间的价格传导关系断裂,其根本原因是市场结构的差异,即生产资料市场是垄断性的,生活资料市场是竞争性的。这种市场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上下游产品价格不能相互传导是正常现象。
宋金奇、舒晓惠（2008）指出，短期来看，我国CPI对PPI具有反向拉动作用，PPI对CPI的正向传导作用并不显著。由于CPI不仅包括消费品价格，还包括服务价格，CPI 与PPI在统计口径上并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因此，CPI与PPI的变化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上游产品价格变化对下游产品的传导并不明显。相反，下游CPI变化对上游产品价格产生了拉动作用，我国PPI向CPI的传导渠道并不通畅。
长期来看，PPI反映上游生产环节的价格水平，CPI代表下游消费环节的价格水平。根据价格传导规律，上游价格变化将对下游商品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我国PPI屡创新高，PPI与CPI倒挂，加大CPI后期上涨压力，较高的PPI必然引起CPI的上升。
李冻菊（2007）认为从理论上讲，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这种传导作用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并且由于两种价格指数调查商品的构成不同,影响传导效应。此外，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传导作用受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库存量的影响。文章通过我国2003年1月到2005年11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资料研究发现,同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明显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指数低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走势大体一致,但两者的变动幅度存在一定差别。
陈建奇（2008）结合我国具体的市场结构，对价格决定机制作长时段考察。研究发现，非对称供求结构是造成PPI、CPI倒挂的主要原因。主要包括：一是我国消费市场具有供给过剩与稀缺并存二重性特征。工业消费品属于买方市场，厂商转嫁商品生产成本的能力很弱;食品及居住类消费品短期内供给缺乏弹性而难以迅速调整供求缺口，外部冲击造成该类商品出现短缺现象，由于该类商品消费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导致消费价格水平迅速攀升，从而主导CPI 上涨及消费支出总量同向波动；二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特征促使投资总水平不断商企，加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PPI的不断上涨。因此，投资需求的拉动是PPI总体增幅不断高企的主要原因；三是PPI几乎不向CPI传导，而PPI、CPI倒挂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驱动和消费持续低迷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此，当前以要素价格管制及货币紧缩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可能无法有效解决物价长期的深层次矛盾。宏观通货膨胀调控必须兼顾要素市场与消费市场的非对称供求结构，必须着力于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董直庆、蔡玉程、谢加贞（2009）利用互谱和CF滤波方法,从时域和频域两个角度考察我国CPI和PPI周期波动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短周期CPI波动源于食品类消费品供给变化而不是流动性过剩,CPI是PPI的先行指标且先行期数为3个月。CPI波动先向PPI-生活资料传导再到PPI-生产资料,时滞分别为1.5个月和3.3个月,并与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等生产成本共同推动PPI波动。中长周期CPI和PPI呈现同步波动特征,但中长周期PPI波动由投资驱动,而CPI变动却源于货币供应量而非消费需求。
第三，对于基于PPI分析视角的我国通货膨胀特殊性和治理政策的分析。刘敏、张燕丽、杨延斌（2004）认为，如果说1998年以前的工业品价格上涨最终必然转化为高通货膨胀，那么现阶段的工业品价格上涨很难说一定会形成严重通货膨胀，因为2000年前后我国的货币政策并未明显收紧，居民的预期涨价心理没有表现。2002年11月份起形成的价格
上涨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受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国内市场需求主要体现在生产投资领域，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一部分被生产企业吸纳，国内消费品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没有发生改变，再由于我国的汇率并没有完全放开，所以，把握好货币与财政政策，不会引发严重通货膨胀。
价格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波动的幅度反映了经济活动进程中资源稀缺程度，产品结构性涨价根本上缘于资源短缺和利益驱使，特殊时间内促使价格总水平上升，历史经验表明，处理不好，会形成大面积价格上涨，价格问题本质上是实物资源问题，表现是货币问题，可替代资源对物价的影响较小，不可替代资源对物价的影响较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2008）认为，治理本轮PPI上涨的重点是提高企业对成本增加因素的消化能力。张立群指出，不同于历史上由于总量或结构矛盾引起的价格上涨，此次PPI上涨，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反映了资源供求矛盾。因此，它不会直接影响人民生活，但会增加企业成本和经营困难，其结果既可能导致困难企业增加，就业和收入减少；也可能推动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改造升级。治理此类价格上涨既要注意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防止对资源需求的过快增长，也要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财税和金融方面的措施，为企业改造升级、加强管理、创新技术、消化成本增加因素、提高市场竞争力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当前我国总需求增长已趋稳定，供求总量关系大体平衡，终端产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快速传导到生活消费品价格。在这一背景下，治理PPI上涨的重点是提高企业对成本增加因素的消化能力。应注重改善企业经营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在压力下推动企业加快改造升级，化不利为有利，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稳定经济增长和抑制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奠定坚实基础。
王雯(2010)指出，PPI的上涨则会冲击我国尚未完全恢复的制造业。在PPI的构成中，生产资料价格占比75%左右。而在生产资料中，能源和原材料又占主要部分。当前推动PPI上涨的主要因素就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原料价格的上扬给国内制造业带来不小的冲击。生产资料要素价格上涨带动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反映了资源供求矛盾。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将会受到重创，而企业利润的缩水，则导致了更多企业经营困难。如果产品结构调整比较慢，或者产品本身没有一定优势的话，就没有办法把成本上涨的压力传导出去，这种情况下企业就只能亏损或者最后选择退出，裁员和倒闭频频发生，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就业和收入水平。
刘建、蒋殿春（2010）详细分析了2003年1月-2009年2月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PPI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为了降低国际油价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政府仍对成品油定价体制实行部分调控,但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对我国PPI指数仍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生产资料价格以及石化行业等高耗能行业,而这主要与各行业的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有关。为此,我国应加快国内成品油定价体制改革,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以促使各行业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并最终有效地降低国际油价波动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价格效应。
郭眉悦（2008）提出，我国大多数产品的市场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总体上讲仍是买方市场，供大于求；我国政府也一直在做着抑制通胀的努力，如今年实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汽油、电、煤实行价格管制等等。可以说，PPI对CPI价格传导在我国现阶段并不畅通，由PPI对CPI价格传导所引发的全面通胀应只是人们的一种担忧。但是价格传导的失效毕竟是违反价格传导规律的，在人们对高企的物价不能承受之前，在诸多厂商不能自我消化上涨的成本之前，我国政府任重而道远。
李众敏（2008）认为如果考虑企业的原材料、动力、燃料价格指数（以下简称RAW指数），就会发现，目前国内的价格格局是：RAW增长速度快于PPI增长速度，而PPI增长速度又快于CPI增长速度。其中，前者会进一步挤压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后者会挤压零售等流通环节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这点上看，企业利润空间受挤压带来的后果将有可能比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由于CPI、PPI和RAW价格指数形成的倒挂格局，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与此同时，根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数量判断，仍有保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必要。这两点实际上是存在矛盾的，由于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会不断上升，以便渡过难关。为了抑制CPI过快上涨而实行的信贷的紧缩对企业是“雪上加霜”，加之股票市场持续不景气，企业除贷款之外缺乏其他的融资渠道，这将会加大企业渡过这一轮全球性经济调整周期的难度。当然，为了防止通胀重现，紧缩的货币政策仍然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基于此，为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我们需要更为精细的宏观调控政策。
陈贝、杨姝琴（2008）提出，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及与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和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指数之间关系矩阵表可以看出PPI对CPI确实有显著的相互传递作用,CPI的快速上涨很可能会导致PPI更大程度的上涨,除了油价,资源性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导致下游生产企业制造产品成本增加外,随着居民消费预期的提高,收入分配更加注重向居民倾斜,意味着企业的用工成本会增加。这些因素都导致了PPI的上涨。价格指数是国民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波动的幅度反映了经济活动进程中资源稀缺程度,产品结构性涨价根本上缘于资源短缺和利益驱使,特殊时间内促使价格总水平上升,我们处理不好,会形成大面积价格上涨。因此,我们必须警惕这种CPI、PPI双指数相互增长的现象。
三、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从上述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理论界和实业界已经认识到了运用不同侧重点的指标分析和解释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从而能更加系统的制定和完善我国的通货膨胀治理政策。但是，从现有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还需
要在三个方面予以加强和进一步完善：
第一，PPI和CPI在描述和解释通货膨胀时，哪个因素是主导和根本原因，其传导途径是怎样的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通过上述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PPI与CPI 的编制、衡量以及指标应用等各个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两个指标的具体作用和传导也呈现不同的特点。仅仅依靠数值上的回归是难以准确的把握和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为制定通货膨胀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的。未来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明确CPI和PPI数值变动的原因，以及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能够结合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提出规律性的结论。
第二，现有的研究还没有体现出新阶段面临通货膨胀的新特点。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与众不同的新特点。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国外不同，国内价格领域改革也呈现出独特的特点。现阶段，我国还面临着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市场化逐步推进、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和启动、收入分配改革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些就决定了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具有独特的特点和规律。如何能体现我国经济发展特点对PPI和CPI之间关系，以及传导关系的影响，是为了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三，以国际市场为分析框架，立足PPI的视角，我国通货膨胀面临很多新的外部环境和调整，需要政策创新予以支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将不断加深，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发展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程度、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等各种因素正在不断的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如何在未来，立足实体经济发展，提出我国宏观政策调控、价格政策改革等问题的解决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如何在全球视角和框架下，深入探讨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内容。
参考文献：
（1）刘元春等著：《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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