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公务员考试最新申论标准表述总结
1、“权力腐败问题”标准表述 (1)
2、“革除部门利益”标准表述 (6)
3、“事业单位改革”标准表述 (9)
4、“滥设临时机构问题”标准表述 (10)
5、“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标准表述 (12)
6、“保障性住房问题”标准表述 (13)
7、“实现节能减排”标准表述 (14)
8、“加快技术创新”标准表述 (16)
9、“促进教育公平”标准表述 (18)
10、“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标准表述 (19)
11、“房价上涨过快问题”标准表述 (21)
12、“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标准表述 (22)
13、“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标准表述 (23)
14、“食品安全问题”标准表述 (27)
15、“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标准表述 (28)
1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标准表述 (29)
17、“解决农民工问题”标准表述 (31)
18、“建设服务型政府”标准表述 (33)
19、“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标准表述 (36)
20、“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标准表述 (37)
21、“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标准表述 (39)
22、“全面解读物权法”标准表述 (42)
23、“药品短缺问题”标准表述 (44)
24、“药品安全问题”标准表述 (46)
25、“建设和谐文化”标准表述 (47)
26、“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标准表述 (50)
27、“严控楼堂馆所建设”标准表述 (51)
28、“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标准表述 (52)
29、“加强防沙治沙工作”标准表述 (53)
30、“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标准表述 (56)
31、“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标准表述 (58)
32、“非物质遗产保护”标准表述 (60)
33、“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表述 (62)
34、“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标准表述 (63)
35、“治理教育乱收费”标准表述 (65)
36、“大力扶持中医药发展”标准表述 (67)
37、“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标准表述 (69)
38、“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标准表述 (71)
39、“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标准表述 (74)
40、“耕地保护问题”标准表述 (75)
41、“建设生态文明”标准表述 (76)
42、“加强能源资源节约” (78)
43、“发展现代农业”标准表述 (79)
44、“农民工就业问题”标准表述 (81)
45、“公立医院改革”标准表述 (83)
46、“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标准表述 (84)
47、“利用外资问题”标准表述 (85)
48、“打官司难问题”标准表述 (86)
49、“安全生产问题”标准表述 (88)
50、“中华民族精神”标准表述 (89)
1、“权力腐败问题”标准表述
“权力腐败”背景：
所谓权力腐败，是指党或国家机构的一级组织，党或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构任命的其他人员，为满足私欲、谋取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严重违背党纪政纪，违犯国家法律、侵犯党和国家、人民利益，并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政治影响的蜕化变质行为。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我国“权力腐败”问题的现状：
我国当前权力腐败问题有以下的几种表现形式：
一、在行政管理中把权力当作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监守自盗，挪用挤占国家的专项资金；采购物品收受回扣，侵占公款；走私贩私，严重扰乱国家经济秩序；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商品房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车的；以赌博或变相赌博等形式收钱敛财的，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特别是违规发放与核销贷款；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搞虚假招标投标；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或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违规审批探矿权和采矿权、参与矿产开发；在企业重组改制中隐匿、私分、转移、贱卖国有资产；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严重违反津贴补贴有关规定的案件，在征地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安全生产、社保基金管理、环境污染、库区移民等方面严重侵害群众利益；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收受商业贿赂。有些领导干部违反组织人事纪律，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以个人好恶恩怨取人，利用手中职权安排提拔子女、亲友、亲信、同乡，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拿职位送人情，搞交易，拉关系，甚至变相卖官。
二、在行政管理中把权力当作为生活作风腐化的桥梁。少数公职人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依仗手中的权势和占据的领导岗位，在生活上迷恋灯红酒绿，腐化堕落，大搞以权谋色。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美色为诱饵，进行权色交易。这部分人把人民给予的权力当成自己捞取钱财、获取美色的桥梁。在工作交往上把权力变为吃喝玩乐、挥霍浪费的机会。部分权力在运行的过程中，紧紧与吃喝联系在一起，好象不吃不喝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致使动用公款吃喝玩乐之风越演越烈。有人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因而你用权请我，我用权请你，出现一宴接一宴，天天赴宴大吃大喝，甚至贷款吃喝，送礼、三陪都由公款支付。变相公款旅游、超标准超编制配备使用小汽车、违规集资建房和超标准多占住房等问题。
三、在行政管理中把权力当作为获取名利的条件。在权力腐败中，部分权力已经介入意识形态领域，当权者把手中的权力变为捞取政治地位和资本的手段，以手中的权力和金钱为动力，弄名利地位，弄官衔待遇，弄先进劳模，弄文凭职称，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谎报成绩，大搞浮夸。
我国“权力腐败”问题的原因：
一、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利己主义不断蔓延。以商业贿赂为特征的权力腐败行为的主要根源是一种市场行为的利益导向。一方面，由于现行的行政大权落在一小部分管理人员手中，他们手中掌握着“生杀大权”；另一方面，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竞争，买方中一部分会在利益的驱动下，用获得所拥有的超额报酬中的一部分，以贿赂(红包或回扣)的方式来争夺。对超额报酬的估计与正常报酬的预期两者之间的差额越大，越存在行贿的经济基础。
二、在行政审批、执法监督、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和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不完善和行政权力运行不规范，以及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建立之中，许多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制订出来。不健全、不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而不健全、不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更使得腐败有机可乘，有空可钻，腐败必然蔓延，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和条件。由于部分地区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等方面的许多改革措施还没有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实现，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这就为少数人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二是对房地产开发的管理不规范，
存在随意减免税费的弊端；三是在企业产权交易过程中，行政权力不当介入，产生严重腐败问题；四是财政管理体制不健全，资金监管不力。种种事实表明，“小金库”已经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经济源头。五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一把手”搞腐败，带来的危害性更大。对“一把手”监督不到位，对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
三、部分领导干部在经济建设中，放松对道德修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的学习，腐朽思想恶性膨胀。从近年来查办的腐败案件可以发现，很多人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是他们走向腐化堕落的总根源。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屡屡做出违反政策的事情；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对党章、党规、党纪视而不见，滥用职权、专横跋扈；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淡忘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热衷于穿名牌、坐好车、住豪宅；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不懂得“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心存侥幸，肆无忌惮地去搞腐败；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生动摇，沉湎于封建迷信和低级趣味之中；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缺乏道德修养，才会不顾人格，干出追求感官刺激的种种丑恶行为。
四、对党政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腐败问题认识不足、治理不够，执行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流于形式，是产生腐败案件的温床。腐败案件的发生，与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不正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正之风催生了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而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又使得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使更多的干部身陷其中，不能自拔。虽然每年都有一批腐败分子被查处，但从量的角度，对腐败的查处率仍低于腐败的滋长率；从质的角度，惩治严厉不足，宽软有余，一些腐败分子仍存侥幸心理，弄虚作假，查住自认倒霉，查不住白捞好处。
五、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公开、民主、竞争机制，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提供了机会，同时又成为派生其他腐败的源头。很多严重违法案件，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问题。比如，一些案件之所以成为典型的群体性腐败案件，与一些人以人划线，搞“小圈子”有关，而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跑关系、进圈子，对上送钱送礼，都是为了一个“官”字，是一种买官卖官的行为。从案件查处的情况看，一些职务犯罪案件的腐败分子的买官卖官行为，已经超出了政治范畴，成为一种经济性的交易行为。我国“权力腐败问题”的对策：
一、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政府系统的腐败行为，集中发生在行政审批、执法监督、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和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中，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不完善和行政权力运行不规范。要从根本上解决滥用行政权力问题，必须加快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反腐败要靠教育、要靠法制，还是搞法制靠得住。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遏制腐败要把制度建设作为重点，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要求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坚持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从根本上消除滥用权力的问题。一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进一步减少和调整行政许可事项。现在，一些行政机关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行政审批权，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和权钱交易。今年，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对现有的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继续进行清理，下决心再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进一步规范审批程序、方式，明确各个审批环节的标准、条件、时限和相应的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做到分工合理、职责明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特别要针对容易发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部位，完善监管制度。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公开，实行“阳光”审批，推行网上审批。加快建立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加强对行政审批权运行的监控，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的随意性和暗箱操作。二要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权力运行过程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内容，扩大公开的范围和层次，规范公开的内容和形式。各级行政机关要抓紧编制政务公开目录，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基本制度，市（地）级以下政府要完善政务公开工作机制，省级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加快推进政务公开。学校、医院和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环保、公交等公共事业部门也要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
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修改后将公布施行。这是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做好实施的准备工作。要加强各级政府网站建设，通过推进政务公开，促进政府提高工作透明度和行政效能，方便群众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监督行政行为。三要健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体制机制。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要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支持监察、审计部门依法独立履行监督职责。现在有些被查处的大案要案，社会上早有反映，群众也有不少议论，是不难了解清楚的，但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我们一定要在建立健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有效纠正过错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做到防微杜渐。今年要在全国推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对象的行政问责制度，抓紧建立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科学评估政府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内部的专门监督。监察部门要严肃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失职渎职等行为。审计部门要重点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公共基金的审计工作。
二、继续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商业贿赂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毒化社会风气。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治理商业贿赂，务必取得明显成效。一要加大查办商业贿赂大案要案的力度，形成对腐败分子的强大威慑。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利用审批权、监管权、执法权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案件，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对权钱交易、商业贿赂比较严重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等领域的案件，要重点查办。对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级别高、涉案范围广的重大复杂案件，要加大督办力度。不论是什么人，不论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厉惩处。二要抓紧研究制定近期能够见到实效的法规制度。强化对经营者和从业者的引导、约束和监管，对有商业贿赂行为的企业和个人，要实行高额经济处罚，降低或撤销资质，吊销证照，依法处理。要加强社会诚信建设。通过这些措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要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及时向社会通报典型案件，回应人民群众的关注，支持新闻媒体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监督和曝光，增强全社会反对和抵制商业贿赂的意识。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长期任务，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进一步抓好自查自纠工作，从严把关，不能为了赶进度而降低要求和效果。
三、坚决刹住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的不良风气。近些年，政府机关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和培训中心的问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十分突出，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有的机关办公楼占地面积过大，人均使用面积严重超标，建设装修豪华；有的打着培训干部的旗号，兴建的“培训中心”像星级宾馆一样豪华；有的贫困地区不惜贷款、举债，挪用扶贫款、救灾款等专项资金，违规修建高档楼堂馆所，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形成极大反差。违反规定建设高档楼堂馆所，追求和攀比办公场所豪华气派，是一种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也是滥用行政权力的腐败行为。这种做法挥霍浪费国家资财，加重人民群众负担，严重背离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助长追求奢侈享乐的不正之风，腐蚀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和进取意志，影响很坏，危害极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对这股奢靡之风，要狠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为此，今年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清理。要对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兴建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情况进行全面彻底地清查。对于违反规定拟建和在建的楼堂馆所，要坚决停建和缓建。已建的要根据有关规定和当地实际予以处置，直至没收、拍卖或改作它用，决不能再作为政府的公用场所。对一些地方和部门，违反规定建设楼堂馆所的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人员，要追究责任，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要选择一些典型案例曝光。二是严格控制。对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规模、占地面积、装修及设备标准、项目工程造价和资金来源要严格控制。现有办公楼已经达到标准的，一律不准改扩建或购买办公楼。对确需新建、改扩建和加固改造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要严格报批，严禁未经批准开工建设。今后，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不得批准新建培训中心项目，不得再安排政府预算内投资对现有培训中心进行扩建和改造。三是健全制度。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作出过严禁兴建楼堂馆所的决定，此后又多次作出有关规定。现在，要根据新情况和新特点，修订规范楼堂馆所建设的法规制度，完善项目建设审批程序和监管机制。严格公共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增加预算透明度。要把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接受群众监督。发展改革、财政、建设、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有禁不止的，要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直接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并
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对于审批把关不严造成不良后果的，要追究有关审批人员的责任。
四、进一步加强政风建设。政风建设是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总书记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从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全面阐述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问题，强调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全党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各级政府、各部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认真学习，全面贯彻落实。结合政府系统工作特点和当前实际，要特别强调厉行节约，规范职务消费，降低行政成本。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办一切事情都要勤俭节约，量力而行，精打细算，讲求实效，反对大手大脚，奢侈浪费。一要严格控制公务消费。现在人民群众对职务消费过多和行政成本过高议论很多，意见很大。各级政府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严格规范政府机关公务接待，改革公务接待方式，探索公务接待社会化的途径。要严格控制会议、差旅、出国考察和公务用车等支出，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格管理和规范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职务消费。将政府机关各种公务消费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并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广泛监督，对各种奢侈浪费行为要严肃查处。二要下大力气解决会风文风问题。会风文风反映政风，反映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反映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会议多、文件多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文山会海不仅耗费干部大量精力，而且浪费政府大量资源，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控制会议规模，提高会议质量，减少文件数量，增强文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要全面清理和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节庆、达标评比和表彰活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显著降低行政成本，加快建设节约型政府。
五、继续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实质，是一些政府部门滥用权力或行政不作为的问题。“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我们是人民的政府，要关心和解决群众的疾苦，各种权力都必须用来为人民谋福祉。各级政府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群众办实事。今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认真落实“两免一补”政策,确保农村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继续解决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严格规范学校办学和收费行为，对学校乱收费的，要严肃追究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二是继续整顿和规范食品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行为。切实规范医疗机构的诊疗和收费行为，规范新药审批和药品价格核定办法，认真治理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和商业贿赂。三是解决城市住房存在的突出问题。各地方、各城市都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努力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深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依法打击房地产开发、交易、中介等环节的违规违法行为。四是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专项行动，严肃查处环境保护方面的违纪违法行为。五是坚决查处农村乱收费，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同时，要坚决纠正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水库移民、企业改制、安全生产、涉法诉讼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继续查处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等问题。
2、“革除部门利益”标准表述
部门利益是指行政部门偏离公共利益导向，追求部门局部利益，变相实现小团体或少数领导个人的利益。
在讨论部门利益之前，我们应首先弄清政府各部门是不是利益主体？
首先应承认政府部门也是一个行为主体，但这个行为主体是代表公众利益的行为主体，或者叫公众利益主体；其次，作为公众利益主体的政府部门，有自己的正当利益，但必须对这个正当利益进行严格界定，政府部门不是独立的特殊的利益主体，因而一定要把它的特殊利益排除掉；第三，作为公众利益主体的政府部门，在进行相关决策及公务执行过程中，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不仅不能过多地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而是根本就不能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这是一个定性的问题，而非量的问题，必须要把这条缝隙堵上。因此，必须解决部门利益问题。
我国“部门利益”问题的现状：
一、部门利益问题导致行政效率的降低。在具体行政过程中，有些政府部门对凡是能巩固、谋取部门利益的，则积极“作为”；凡是与部门利益相抵触、难以谋取部门利益的，则消极“不作为”。这使得一些能维护、增进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如《反垄断法》、燃油税、内外企统一税率、数字电视标准等）迟迟未形成共识而难以出台，而一些对国家利益有消极影响的重大决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行业垄断、外企“超国民待遇”以及很大一部分出口退税等）迟迟难以取消或调整。行政执法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督管理，这也是矿难频发的重要原因。
二、部门利益问题助长行政腐败。部门职权与资源配置结合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审批（特许与垄断经营权等）。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审批必然引起“寻租”盛行，导致行政腐败。如国家某“委”本应是一个主管中长期规划的超脱部门，但实际上，既承担宏观调控，又负责项目审批，权力过度集中。实践证明，部门利益必然使之忽略宏观趋势把握，重视具体项目审批；借宏观调控之名，强化行政审批。例如2004年全年审批20万元及以下项目高达800个，与该“委”职工数相当。这不仅造成宏观调控手段的错位（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手段），而且引发与其他中央政府部门职责冲突，并和相关地区、行业利益紧密连在一起，成为中央政府部门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焦点。
三、部门利益问题导致经济运行成本的增加。部门利益膨胀使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隐形超编”（从外部“借调”）普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开支50%以上用于“养人”（发达国家一般在20%左右）。某教育机构年招收学员约1200人，而在册工作人员1400多人，农民工1500多人，退休员工800多人，教职员与学员的比例约为3:1，效率明显低下。部门利益膨胀使得行政收费难以清理取消，损害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借权谋利正使公权部门向自利性组织演变。研究显示，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约为8000亿元。若能够规范清理收费，全国每年将增加60万～80万户中小企业，可新增600万～800万个就业岗位。能源、电信、铁路等行业，借助垄断，维持垄断高价，获得垄断利润，造成财富分配扭曲和资源配置恶化，“煤电油运”全面紧张与行业垄断存在紧密关联。
四、部门利益问题增大国家经济风险。长期以来，先部门利益后国家利益，重部门利益轻国家利益，以部门利益取代国家利益，甚至为部门利益而不惜牺牲、损害国家利益等行为，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增大国家的经济风险。部门利益的一个重要外在体现，就是机构超编、预算超支，由此造成财政开支压力不断增大，使得政府本应承担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得不到有效实施。正是由于部门利益作祟，外企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未能适时调整，这不仅不利于中资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加重我经济对外依赖。更不利的后果，是制约我有关产业的长远发展，使得国内比较完善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严重受损，尤其是作为“工业之母”的装备制造业面临严峻态势，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排头兵”有些为外资企业所控制。由于行政力量保护，垄断企业内部治理普遍存在严重缺陷，隐含着重大经济风险，“中航油”、“中棉储”以及国有银行大案要案不断等，就是集中体现。
五、部门利益问题增大国家政治风险。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如果不代表人民利益，而是代表集团或个人利益，损害大众利益，必然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损害党与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一些部门决策往往反映的是强势集团的利益，社会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利益被严重忽视。因为部门利益，政府袒护地产开发商，被拆迁户利益得不到保障，“抗法”与“上访”不断；火车票每年到点调价，而且总在普遍反对声中“听证成功”，引发大众不满；工商、质检等肆意收费，导致创业艰、就业难等。部门利益使一些改革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严重偏离社会公正方向，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
我国“部门利益”问题的原因：
一、公共权力市场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部门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自成体系的“条条”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的部门中仍多多少少存在或新生一些下属企事业或中介组织。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部门本位主义由此而不断增强，主管部门与下属企事业逐渐演变为利益共同体，主管部门给予下属企事业以行政垄断或特许经营，而下属企事业则向主管部门输送经济利益；经济改革激发了人们的利益观念，一些“利益觉醒”的政府部门成为了事实上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开始用手中的权力主动牟取利益，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政府职能也处于转变中，各部门
的职责难以清晰、科学界定，部门关系还有待理顺。因此，有的“利益觉醒”部门趁机不断强化、扩展职权，巩固、谋取部门利益。
二、立法体制不规范。一方面，我国立法机构存在缺陷，人大在立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尚待确立，人大代表不是职业化，相关专家比例低，不能或难以自主立法，只能委托行政职能部门代为起草。另一方面，对行政部门制订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有时监督不力。国务院有关法制机构在相关人员数量与素质上难以保证；而在立法的公正性与执法的便利性上，难免向部门倾斜。因此，“部门立法”与“法出多门”情形突出。
三、财政制度不健全。现有的财政体制缺失强化了部门利益。至今，我国尚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财政”制度。西方国家很早就实行“零基预算”，每年在制定预算时，皆从零开始，重新编制。如今一些国家采用更为先进科学的“绩效预算”。我国名义上引进“零基预算”，实质仍按“基数预算”运作，即确保上年预算基数，并逐年上升。因此，有关财政政策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既得利益的确认上，导致财政开支刚性，部门机构超编超支。
四、利益集团施加影响。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以及政府拥有广泛资源与强大干预能力，我国的各种“利益集团”迅速产生和发展起来，对政府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执行施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是众多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商务部下属的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拿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我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这是我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经济高度对外依赖、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受损、外企长期保持“超国民待遇”不变以及内外企税率未能统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症结所在。二是金融（四大银行、一大保险）、能源（电力、石油）、邮电（邮政、电信）、运输（铁路、民航）、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至操纵话语权，为其垄断地位辩护，极力排斥行业竞争与民营经济介入，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或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如自然垄断、国家安全、为政府赚钱等）为由要求从相关法律政策中得到豁免，维持垄断。三是众多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或通过显形与合法途径，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人大与政协这两大政治舞台，来声张、谋取其利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即所谓“黑嘴”）；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直接影响行政决策。自中央推行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出台后，有的房地产开发商迅即与一些专家学者、房地产研究机构、部分媒体、甚至官员联手，强占行业话语制高点，并形成一个行业性的“话语链”，以对抗宏观调控。
五、部门内部制约力缺失。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职能部门实行的是“一把手”负责制，容易导致行政监督与制约缺失，往往使得领导个人意志成为部门意志，而所谓“部门利益”往往也是部门领导利益。市场化使行政职能部门作为经济利益主体更加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使领导集体易于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的维护力量与衡量标准的情形下，职能部门便从“部门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来制定本部门的方针政策。
我国“部门利益”问题的对策：
一、限制部门起草立法的权力，建立回避制度。尽快完善立法程序，法律的制定、修改应在人大的主导下招标，建立起立法起草回避制度，通过完善委托起草和招标起草的立法模式，实现立法起草的第三方参与，并将委托立法和招标立法所需的各项工作经费纳入每年的财政预算。
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完善财政监督机制。政府应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投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行政管理和政权建设等公共活动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明确以国家税收为主要收入来源，控制直至取消行政收费，废除“自收自支”与“收支两条线”，将预算外收入统一纳入预算，以国家预算为主要支出形式，行政部门经费来源与开支公开透明，做到完全由国家预算控制。实行“阳光工资”（收入公开、透明、统一），行政部门都吃“皇粮”，禁吃“准皇粮”和“杂粮”。各部门财会人员应由财政部门收编归口管理，并在部门间进行轮换。
三、建立与健全司法机关对行政立法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可以考虑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扩大受案范围，继续完善《行政复议法》，扩大复议的范围。适时创设“行政公诉制度”，公诉主体是检察机关，公诉的对象是行政“作为”与“不作为”，维护公共利益，加强对行政立法的监督。
四、限制与削弱境外利益集团与垄断利益集团的强势地位，规范民企利益集团。使利益集团显形化，鼓励中资、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约束、禁止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内外企业、国外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资企业或商会等的“变相任职”；鉴于行政干预力的敏感以及道德制约力的缺失，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部门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五、改进决策程序，避免部门决策成为部门领导决策，确保公共利益。在公共部门尤其是部委决策的时候，针对整个决策过程是怎么样的，决策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必须进行有效监督，避免领导个人意志成为部门意志。可以参考发达国家政府的做法，例如美国政府决策出台，都有严格的规定与严密的记录，记录一般在五年后予以公布，以便学者、公众评判，有效制约决策的随意与部门利益滋长。
3、“事业单位改革”标准表述
“事业单位”背景：
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典型的公共机构由三部分组成，即公共政策制定和管理部门（主要指行政机构），公共服务机构（主要指事业单位）和公共企业（国有企业）。
其中事业单位是指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
事业单位给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为政府和企业分担了巨大的社会负担。同时，它参与社会事物管理，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宗旨是为社会服务，其上级部门多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政府职能部门，其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所做出的决定多具有强制力，其人员工资来源多为财政拨款。
我国“事业单位”问题的现状：
统计显示，目前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5万个，涉及教科文卫、农林水利、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超过3000万人。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到事业单位人员的3/4，占有国有资产近3000亿元，集中了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其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三成以上。
一、事业单位职责不清。受制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诸多事业单位中承担行政管理职能，沦为“二政府”，造成政府职能范围的混乱，导致宏观调控乏力，政府机构膨胀。
二、事业单位效率低下。在事业单位内部，则是运行机制封闭内向，服务对象单一，缺乏竞争机制，分配中平均主义突出。事业单位的兴办主体由政府“一统天下”，产权单一，资产运行效率低下，财政越位支出严重。而真正承担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则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缺乏竞争约束，普遍冗员繁多，效率低下。
三、自我服务倾向严重。事业单位长期消耗约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开支。据多项统计研究，这些资源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三千万人员自身。国家对现有事业机构大量资金的投入，在相当程度上是用来养人。事业单位的这种自身利益集团化、普遍化和机制化，产生了某些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义务教育不到位，公共医疗的乱收费、药品高额回扣等。
总之，职责不清，效率低下，自我服务倾向严重的事业单位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近年来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行业榜单中，教育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位居前列。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定损害公共服务的社会形象，弱化以至瓦解公共服务体系，因此迫切需要改革。
我国“事业单位”问题的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大多数产品或服务都能满足大众需求。但对事业单位所提供的
各种公益性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服务等，却常常会听到供给不足、价格昂贵、质量低下等抱怨。
这种供需之间的巨大矛盾是事业单位问题的最根本原因。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事业单位改革是手段，最根本目的是要发展由这些事业单位所提供的各种公益服务，使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我国“事业单位”问题的对策：
我国事业单位的种种弊病急需有效改革。事业单位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调动广大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增强自身活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性，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减轻财政负担。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应该是非政府也非二政府、非企业也非准企业、非营利也非变相营利，最终回归到它的本位：公共服务。具体来说，有以下对策：
一、明确事业单位职责，依据其社会功能重新定位。根据现有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将其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的、从事公益服务的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三个大类。对于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要“还政于政”，回归政府机构序列，其人员接受《公务员法》等法律的管理；对主要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要“还企于企”，原则上都应转制为企业，恢复其本来面目，按照企业活动的法律法规管理；对于真正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要制定相应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管理法规，建立新的管理体制。
二、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改革。在人员进口上，实行公开招聘。在人员管理上，推行岗位管理，包括规范岗位设置，实施竞聘上岗，完善考核奖惩，实行合同管理。在人员出口上，完善退出机制。
三、完善对事业单位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同时坚持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公益性和社会性。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要求，避免公共事业机构利用其垄断地位为自身和部门谋取不当利益，亟需建立一整套科学的监管体制。第一要保证公共服务机构的独立性，坚持政事分开，减少政府对公共服务具体业务的干预，给公共服务机构独立经营的条件和权利。第二要坚持政资分开，在国家财政部设立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监督国有公共服务机构的资产运行。第三要强化政府监管，政府部门要对公共服务产品的公益性和社会性负责，切实监督各类公共服务产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选择权和知情权。
四、从政府角度提高事业单位的效率。对于事业单位，凡是可以通过采购提供的公共服务，在不影响该项服务稳定供给的前提下，采取政府“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办法，用市场化的方式组织生产和供应，降低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的效能和水平。
五、坚持改革国有事业机构与发展民营事业法人同步推进。我们既要注重改革现存的、大量的和庞大的国有事业机构，改革政府对公共服务事业机构的管理方式，打破公共服务的条块分割，按照区域覆盖和就近服务的原则，设定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又要大力发展和培育各种适宜民办的公共服务事业，满足人们各种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要。就是说，要把改革和发展并重，既要注重改革国有事业机构，又要大力发展各类民营的事业法人。这样，改革才能符合社会的实际需求，才会产生新的推动力。
六、应加快政府转型，切不能把事业单位改革当作“卸包袱”，甩财政负担。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一责任人，政府要不断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和投入，特别要注意避免把为财政减轻负担作为目标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倾向，推动经济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是事业单位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
七、应妥善安置相关人员。对于在事业单位改革中提前退休、转制的人员，政府应当予以妥善安置，特别是对改革后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财政保障等配套改革必须同时进行。
4、“滥设临时机构问题”标准表述
“滥设临时机构”背景：
近年来，为推动某项工作的完成，一些地方政府以“指挥部”、“办公室”、“领导小组”等名义，组成了大量临时机构。由于各类临时机构层出不穷，加之管理制度的缺失，其工作人员犯罪现象也呈逐年增多趋势，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社会公信力。
设置临时机构的初衷是对某一特定事务进行专门管理。这是全国很多地方长期以来广泛的做法，主要是为了应对复杂的社会情况，以发挥行政行为的灵活性，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这些临时机构较好地履行了职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当今依法行政、打造责任政府的大方向及要求下，过多设置临时机构不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采取强力措施予以解决。
在一次河北省机构编制工作会议上，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白克明对滥设临时机构之风进行了批评：“有的地方办一件事就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搞一个临时机构，滥设临时机构、领导小组，带来了什么？表面上是对工作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削弱了职能部门应起的作用、应尽的责任。本来职能部门应该做的事，有了领导小组，他们倒没责任了，也不发挥作用了。”
“我搞不清自己头上戴了多少顶帽子，这个领导小组组长，那个总指挥，还有什么主任！”白克明说，“我就记住了我有两顶帽子，一个是省委书记，一个是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有时候别人介绍我是什么组长，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顶帽子。”
2005年11月，陕西省对2004年12月前设立的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协调小组、指挥部、组委会等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进行清理，撤销了265个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2005年8月，深圳市对1995年以来成立的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进行全面清理，145个机构被撤销。2006年8月，安徽天长市对部分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进行了清理、合并和调整，52个临时机构被撤并……
“滥设临时机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滥设临时机构降低行政效率。
由于政府管理机制的不健全，目前大多临时机构，都是各部门之间分工不清，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好大喜功等的产物。由于政府部门太多，部门职能交叉，部门与部门之间职责权限划分不尽合理，造成事权与责任脱节，协调性事务人为增多。例如社会保障事务分别属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卫生部分管，交通运输事务分别属于交通部、铁道部、民航总局以及石油天然气公司管理等。协调的方式，更多的体现在临时机构内各部门利益之间的争夺，这必然导致行政效率的降低。
二、滥设临时机构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首先，临时机构人员由相关部门抽调派出，导致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临时机构主管部门通常涉及几家，政出多头，划分责任时则无人承担，很难定性。特别是对临时机构由哪些部门承担监管职能以及如何进行监管缺乏明确规定，使得这一机构容易脱离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原有的监督制约机制，又游离在纪检监察、工商、税务、物价、审计等部门的监管视野之外，加之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本身也有“临时”观念，这就为一些人利用职权实施“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
其次，临时机构收支金额较大，财务管理机制不健全。临时机构负责重大任务，掌控巨额资金，但机构内控制度普遍不够，缺乏制度约束，会计资料不健全，甚至缺失，各项资金也未能实现财政专户储存。由于临时机构失去了监督与制约，加上个别负责人权重一时，不按财务管理制度进行操作，形成非正规渠道收入增加，开支随意性较大，掌管巨额资金的工作人员腐败起来，也就更加轻而易举。
第三，不少临时机构决策随意性大，为“权钱交易”提供可能。为完成某项工作，很多临时机构决策的随意性导致土地审批、税务、工商管理、公检法等等部门得纷纷为其“让路”。他们可以直接取代工商、物价、技术监督等市场执法部门，往往就成为不法分子重点“攻关”的对象。
关于“滥设临时机构”问题的对策：
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理职能交叉、权责脱节、多重管理、多头执法等问题。首先，整合行政职能，政府机构设置宜采用大部委设置模式，进一步减少政府部门设置数量所谓大部委制是指将详尽的职能尽可能集中到一个部门，一方面可以精简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横向协调困难，增强政府首长对各部门的有效控制协调力；其次，裁并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在整合行政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简政府部门设置，合并相近管理事务，加强部门协调功能。在此基础上裁并原有的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
二、完善法制，按照法定程序设立临时机构。一些发达国家设置临时机构，都有着特别严格的程序。
先是由有关部门、专家委员会提出专题报告，接着行政会议讨论，最后才能拍板，而且，除了一些紧迫性较强的临时机构外，大多数都需要议院批准才可以任命。应尽快出台《政府机构编制法》，对临时机构的设置必须履行相关法律程序。
三、合理设置临时机构的编制和财政预算，明确临时机构的撤销条件及期限。临时机构完成任务后继续存在会导致机构冗员和行政资源的损耗，在成立之初应制定好相应的存在期限或撤销条件。应尽量减少编制，最好不占用编制，临时机构一旦撤销，财政预算同时停止拨付。
四、明确临时机构的管理部门。应加强临时机构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对临时机构的监督机制。对临时机构的财务实施有效的监管，发挥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的职能作用，防止临时机构蜕变成滋生腐败的温床。
5、“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标准表述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背景：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进而实现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安全网”的作用。保障人民群众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收入和基本医疗不受影响，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人民群众有生活来源，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
二是“平衡器”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调节中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提高最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标准，适当缩小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是“助推器”的作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有利于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一定程度上激发我国经济的活力，推动经济更快地发展，又可以避免社会消费的过度膨胀，引导消费结构更为合理，平衡社会供需的总量，有利于防止经济发展出现波动，实现更好地发展。
四是“稳定器”的作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为劳动者建立各种风险保障措施，帮助他们消除和抵御各种市场风险，避免因生活缺乏基本保障而引发一系列的矛盾，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问题：
一、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存在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法律不够健全、监察执法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口老龄化使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问题更加突出。我国养老保险长期实行现收现付制，没有留出积累资金。老龄化提前到来，意味着“未富先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养老负担重、筹集资金难和医疗费用大等诸多挑战。
三、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使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问题更为凸显。近几年，我国就业格局发生明显变化，全国职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相当数量的非公有制职工没有享受社会保障。在当前情况下，如何把这些人纳入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是我们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
四、城镇化进程加速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新问题。目前失地农民有4000多万人，每年还有1亿多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已成为产业大军中的重要力量。而我国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城镇人口设计实施的，如何适应城镇化过程中数亿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是一个重大课题。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
一、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调整支出结构，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
二、努力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适应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城镇化加快的特点，完
善现有的保障制度，有计划地把应该纳入而未纳入的人切实纳入进来，真正实现“应保尽保”；探索新的制度建设，针对不同群体增加新的保障项目，如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
三、加强社保基金的筹集和监管。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引导参保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鼓励社会捐赠，扩大社保基金的筹集渠道，不断做大做强全国社保基金。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力度。要进一步提升基金的统筹层次，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促进基金管理的公开、透明，确保基金的安全运行。
四、加强宣传和指导，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要切实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逐年增加养老金积累，建立健全福利集体协商机制。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要积极行动起来，在社会救助、济贫帮困、慈善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家庭和个人要依法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发挥好赡养、自助、互助等功能，推动形成团结互助、和谐融洽的社会氛围。
五、认真解决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积极推进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试点。合理确定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标准，严格加强土地管理，按照国家规定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征地时主要和优先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资金没有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
六、积极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商业保险虽然是一种经济行为，与保障基本生活为目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差别，但在减少危险、补偿损失、保障生活、安定社会上与社会保障制度又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商业保险投保水平可高可低，多投保多受益，能够满足人们更高层次和多样化的社会保障需要，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因而要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完善人寿保险、补充医疗保险、人身意外保险等险种，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七、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体系。加快出台《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慈善法》等法律，制定养老保险条例、医疗保险条例、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条例等法规。同时要严格执法，依据《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开展规范企业用工、清理社会保险关系等方面的监察执法，提高社会保障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6、“保障性住房问题”标准表述
“保障性住房”的背景：
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中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对于最低收入家庭，政府提供租赁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可以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而对于中高收入家庭可通过市场购买、租赁商品住房。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始终把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作为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20多年来，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城市住宅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居民住房条件总体上有了较大改善。
我国“保障性住房”问题的现状：
经济适用住房在建设和管理中问题不断：开发计划不落实，土地供应难以保证；供应对象模糊，审核不严；有些城市供应规模偏小，造成供不应求现象；建设标准偏大，初期开发建设的房屋面积过大；开发商利润难于控制，某些商品房为规避土地出让金而违规转为经济适用住房等。有的城市中，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变相高价出售，造成经济适用房不“经济”，国家给中低收入购房者的提供的福利被开发商占为己有，牟取暴利。
廉租房实物和货币来源不畅；租房的资格、租金标准难以确定；保障方式不完善、监督体系不严格以及地区间进展不平衡等。
我国“保障性住房”问题的原因：
问题的关键在于与住房市场化进程相比，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在一些城市成为“花瓶”和“点缀”，覆盖面与现实需要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城市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缺乏应有的态度和决心。一些官员认为，拿出一定的土地建设经济适用房，意味着地方政府不能再通过经营土地获取巨额土地收益，还有的地方官员认为，建立住房保障制度，解决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对于提升自己的政绩显然有点“慢”，不如单纯追求GDP 的增长速度那么突出，不能给自己“成绩单”上加分。在这样的思路主导下，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公共财政支出严重缺位。一方面，政府部门从土地出让中获得大量收益，另一方面，却不愿意为建立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保障体系出钱。
二、公共财政对保障性住房的支持不足。从国外经验看，不少国家在公共财政支出中都有社会保障住房一项，而在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只有廉租房明确要以公共财政资金为主，其他涉及到住房保障的支出并未纳入财政预算中。国外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一般采用立法、财政、金融和税收等多种手段和措施给予支持。与之比较，我国住房保障手段比较单一，金融、财政和税收上的系统配套支持政策严重不足。
三、经济适用房的准入标准过于简单。由于供应对象的宽泛，经济适用房制度很难保证那些最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优先权；在个人信用体系和住房档案不健全的情况下，资格审核容易流于形式，出现了骗购、转让获利等现象，使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公平性受到质疑。
我国“保障性住房”问题的对策：
一、政府制定住房政策时，应明确区分“保障性住房”与“房地产市场”。在一些发达国家，即便居民平均收入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保障性住房仍然占有相当比重，比如：英国发展公共住房有100年左右的历史，虽然经历过“公房私有化”阶段，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0%的居民住房通过住房保障制度来解决。我国发展住房应遵循“保障+市场”的模式。保障性住房由政府提供和管理；而商品房市场由市场机制来进行资源配置，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
二、政府在保障性住房体系中应发挥主体地位。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保障性住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作为管理主体的缺位。根据国外经验，公共住房的运行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由政府作为主体设立专业管理机构来负责。一方面，政府应将保障性住房的投入纳入财政预算，这是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的基本保障。国外的公共住房政策对政府投入都有明确规定，并有法律保证，政府也有固定的财政预算安排以及专项基金等配套政策。但目前我国除了对廉租房及住房补贴有少量投入外，其他涉及住房保障的支出还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另一方面，政府应切实加大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用地的土地有效供应，发挥好税收和信贷政策调节作用，加大住房需求调节力度，引导合理的住房消费。
三、在制定和完善中低收入家庭标准体系，了解保障性住房需求的同时，加强监督管理。公共住房的保障对象是中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是什么，这是制定住房保障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确定这个群体的数量有多大，是制定保障性住房准入标准和供应计划的基础。现阶段，我国的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比例、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相对而言，中低收入者所占比例要大得多。确定收入划分标准，需要统计部门在统计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得出。在确定合理的收入划分标准之后，还要结合政府保障目标和计划、居民的居住条件、家庭构成等因素，最终确定保障对象的数量，这是一项复杂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工作，严格防止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避免出现经济适用房面积过大，出售给不符合条件的个人等现象再现。
四、严格控制保障性住房面积标准。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处于起步阶段，居住面积应以“满足基本住房需求”为原则，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设计应强调功能优先，居住面积应受到严格控制。
五、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在不影响公积金制度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将中低收入职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让他们在这一制度中受益。
7、“实现节能减排”标准表述
“节能减排”政策背景：
节能减排指的是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污染物排放。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
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反应强烈。这种状况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
我国“节能减排”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干部的认识尚未完全到位。由于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许多地方对干部的考核仍主要侧重于经济增长、招商引资等内容，加之现行财税体制方面的问题，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把GDP增长作为硬任务，把节能减排作为软指标，特别是一些市(地)和县(市)还不够重视，还没有制订节能减排总体性方案，责任不够明确，措施也不够具体。
二、淘汰落后产能总体进展缓慢。除淘汰小火电工作按计划进行，淘汰落后钢铁、有色、水泥产能工作正在推进之中外，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等落后产能淘汰工作起步晚，进展迟缓；淘汰不彻底，一旦市场行情好转，落后产能容易死灰复燃。
三、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滞后。今年计划现有燃煤机组脱硫设施投运3500万千瓦、设市城市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200万吨/日(不含原有污水处理厂增加处理水量)，但上半年分别仅完成31%、25%。
四、激励政策不完善。鼓励研发、生产和使用节能环保产品以及抑制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财政税收政策还不完善，影响节能环保技术、设备、产品的研发和推广。
五、价格机制不健全。一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不能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资源性产品的前期开发成本、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和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没有在价格中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开发利用资源的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水平普遍偏低，如煤炭价格、居民用电价格、供水价格没有反映资源补偿和环境成本。
六、监管不到位。覆盖各省(区、市)的节能监察体系至今尚未建立，节能执法主体不明确，节能监察队伍能力建设滞后，法规政策的实施没有监督保障。现有环境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弱，环保部门缺乏强制执行权。有的地方政府保护环境违法企业，干扰环境执法。
七、基础工作薄弱。能源计量、统计等基础工作严重滞后，能耗和污染物减排统计制度不完善，有些统计数据准确性、及时性差，科学统一的节能减排统计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尚未建立，各级政府部门能源统计力量不足，统计经费落实困难，不适应节能减排工作的要求。
实现“节能减排”的对策：
一、强化政府责任，建立政府节能减排工作问责制。一方面，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另一方面，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公开严肃查处一批严重违反国家节能管理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典型案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者的责任，起到警醒教育作用。
二、加大政府引导资金的投入，完善相关政策，形成节能减排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采用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高效节能产品和节能新机制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及污染减排监管体系建设等。同时制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品（设备、技术）目录及相应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优先为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项目、循环经济项目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另一方面，政府应严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提高节能环保市场准入门槛。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同时创新模式，深化循环经济试点，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三、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对重点用能单位加强监督。凡与政府有关部门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的
企业，必须确保完成目标；对没有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企业，强制实行能源审计和清洁生产审核。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对未按规定建设和运行污染减排设施的企业和单位，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对恶意排污的行为实行重罚，追究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四、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优化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转化的政策环境，加强资源环境高技术领域创新团队和研发基地建设，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体系。同时，广泛开展节能减排国际科技合作，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建立节能环保合作机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拓宽节能环保国际合作的领域和范围。
五、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加快完善节能减排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处罚标准，切实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积极推动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制定及修订工作。同时，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检查和监察行动，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重点耗能企业和污染源的日常监督检查，对违反节能环保法律法规的单位公开曝光，依法查处，对重点案件挂牌督办。
六、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对全部耗能单位和污染源进行调查摸底。建立健全涵盖全社会的能源生产、流通、消费、区域间流入流出及利用效率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体系，实施全国和地区单位GDP能耗指标季度核算制度。同时，加强能源统计巡查，对能源统计数据进行监测，并及时向社会公告重点监控企业年度污染物排放数据。
七、加强宣传，提高全民节约意识。制订节能减排宣传方案，在主要新闻媒体重要版面、重要时段进行系列报道，刊播节能减排公益性广告，广泛宣传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宣传节能减排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观念渗透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对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大力弘扬“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尚，提高全社会的节约环保意识。
8、“加快技术创新”标准表述
我国“技术创新”问题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我国的经济增长依然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的问题，产业技术水准低，自主创新严重不足，很多企业都以来料加工为主。从这个意义来说，目前的中国还只能说是“世界加工厂”，具体体现在：
一、中国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制造”自身并不具有高效益性质。目前，我国单位资源产出平均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至1/20；从业人员生产率只相当于1/30至1/40；制造业的关键技术、关键装备、关键零部件大部分依赖进口；中国电子工业规模排在世界前列，但芯片制造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了二至三代。
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规模优势成为所在产业链的集成者和操控者，分享了更多的利益。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从我国情况看，在汽车、飞机、仪器仪表、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技术领域中，授予的专利也多为跨国公司所拥有，其份额约占到80%—90%。如果不在技术创新上有所作为，不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我国企业的发展将难以摆脱跨国公司专利壁垒的制约。
三、我国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据统计，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重只有0.76%，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有科技研发活动的企业仅为38.7%，设立研发机构的仅为23.7%。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8.6%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我国“技术创新”问题的原因：
一、国内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国内企业在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下过于追求速度，不愿意下苦功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现有高管人员任用制度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经营团队迫切追求近期利益，几乎谁也不愿意“我这一届投入自主研发，下一届或再下一届赢得收获”；以及一些企业盲目多元化经营，主业已经模糊不清，技术创新也就无从谈起。而当这些企业面对技术需求时，普遍采用的却是
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不断循环法，向国外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由于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使我们的技术能力始终落后于引进来的、正在应用的技术。当这些正在应用的技术需要更新的时候，只能再引进，本国的技术人员实际被边缘化了。
二、地方政府利用外资的方法存在误差，导致技术创新阻碍重重。外资愿意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投资行为，是因为中国的市场潜力大、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比较低廉、各种政策十分优惠，但这种低成本优势是不可能永存的，当前我国沿海地区便面临着地价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压力，甚至一度出现“民工荒”，以往的优势正在逐渐弱化或消失，产业随同资本的再次转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些地方没有深刻理解国家“以外促内”的战略意图，把本地发展的希望过多地寄托于外资，宁愿给外资无限制的“超国民待遇”，而不愿下苦功推进本地企业改革、提高本地企业竞争力。
三、我国政府对研究开发的投入不足。我国政府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的比重仅为30%左右，远低于世界多数国家相应发展阶段时政府投入占50%的水平，更低于印度、巴西60%～70%的水平。
四、技术创新的投融资体制不够完善。企业自主创新急需大量资金，但我国缺乏对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机制，导致企业的这部分资金无法及时便利地从金融机构获取。创新力较强的民营科技企业更受到金融政策限制贷款的困难，而支持创新的风险投资基金尚未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形成。
五、许多技术创新人才或被埋没，或大量流失。由于企业创新氛围的匮乏，技术创新人才在企业内缺乏施展才华的舞台和开发创新的动力，一些技术创新人才在国内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选择外企或出国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巨大损失。
六、产、学、研缺乏有效结合，技术创新速度不快。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科技原始性创新的重要源泉，对技术创新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而我国缺乏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机制，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其他技术创新要素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从而使技术创新的速度和国外相比受到影响。
我国“技术创新”问题的对策：
一、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要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更加长远的技术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推进知识、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让技术创新者享受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果，使技术创新得到真正的尊重，激发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力。
二、引进外资的同时，利用好外资，实现技术创新。引进外资不仅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也要注重消化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重在创新，通过消化-吸收-创新的步骤，培育出本地资本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同时，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锻炼出高素质员工队伍、使本地产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在参与全球竞争中造就世界级的企业家。
三、整合资源，加大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应当加大政府以及企业、社会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实施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税收激励政策。同时在具有明确市场应用前景的领域，政府应当支持和鼓励国内企业更多地承担科技任务，通过国家订货或准国家订货等形式，给国内企业创新提供重大工程实践机会；在具备条件的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产业化基地等创新基地；投融资方面，政府应当配合企业，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调和沟通，为企业技术创新疏通和开辟投融资渠道，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机制，形成鼓励创新的良性投资机制；
四、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规制度建设，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为技术创新保驾护航。要依法促进知识产权流动，支持各类企业、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依法保护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知识财产和通过多种方式获得的许可权益。同时，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技术壁垒，有效化解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阻碍我国自主创新的问题，提高我国企业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能力。
五、引进和培养创新技术人才，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应当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天地，为他们提供开发创新的环境，使他们享有优厚的待遇和回报。鼓励科技人员创办各类高新技术企业，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鼓励科技人员以自主知识产权、科研成果等为资本，参与企业投资和收益分配。
六、努力加强产学研合作。企业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科技创新体系都是以企业为主导力量，而企业自主创新关键在人才，如果高校和产业联动，对企业来说，可缩短创新的流程，降低创新的成本，让创新产品更快地推向市场。对高校来说，这也是学生实验的基地，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受到保护，人尽其才，防止创新成果流失。
总之，中国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大市场机会。如2020年前数千万千瓦的核电；一万多公里的高速铁路、众多城市的轨道交通；三网合一的新一代无线电讯网和各种数字化、智能化终端设备；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加工设备、环保设备，冶金、化工、采矿装备和大型工程机械；每年数以百计的民用飞机和百万至千万计的汽车等。中国企业要在这种环境下取得跨越式的发展，而不是外国企业享用了巨大市场的大部分利益，关键在于加快技术创新。
9、“促进教育公平”标准表述
“促进教育公平”问题背景：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是一句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公益广告词。它告诫人们，即便是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通过学习、接受教育，人同样可以获得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处于社会下层的弱势者因为拥有知识而摆脱了他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其生存状态将会得到明显改善。
但有时我们会看到，贫困地区的孩子无学可上或上不起学、农村合格教师匮乏、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孩子流落在农贸市场。在城市，非义务教育阶段收费一再增加，由于同一地区内校际教育资源的差别引发的“择校热”愈演愈烈，家长要向重点初中、高中交纳数万元不等的择校费。在高校，高额学费成为贫困生上学的负担，同时招生名额分配明显趋于失衡，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的高考招生分数远低于其他省区。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工入城，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也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长治久安，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要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教育公平，保障社会公平，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十六大以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历次强调教育公平。2004年提出西部“两基”攻坚的计划，提出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的计划，2005年提出对农村家庭困难的学生实行“两免一补”，2006年提出要免除学杂费，把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体系，2007年提出保证农村的孩子上得起学、上好学。教育公平是人发展起点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公益性原则，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促进教育公平，对保障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教育公平”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缺乏公平。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教育经费投入长期不足，教育经费的持续紧缺，使相当一批农村中小学至今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农村师资队伍学历未达标，中高级职务比例偏低等现象较为普遍。
二、重点示范学校与普通薄弱学校教育质量相差悬殊，择校压力巨大。拥有较多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家庭，可以凭其拥有的资本以较低的分数上好学校，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更占优势。阶层差距正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
三、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上学比较困难。这表现为，部分进城农民工子女失学，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质量不高，很多学校仍然要收借读费、赞助费。教育费用仍然是农民工家庭最大的负担之一。
四、地区之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明显差异。我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以及高校招生指标投放计划存在地区差异，每年高考录取率东部高于中西部，大城市高于广大农村地区。由于高校教育资源布局的不平衡性，直属高校在属地投放的招生计划比例较大，导致稀缺的优质高教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受到强烈质疑。
五、部分学生难以承受高中和大学阶段的学费，造成新的不公。目前，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学费使部分贫困家庭难以承受，高校贫困生比例占到了20%。由于高中阶段贫困生救助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部分学生由于家庭困难放弃读高中或辍学。
“促进教育公平”的对策：
一、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城乡教育发展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不合理。因此，不仅新增教育经费应主要用于农村，存量也应做适当调整，尽可能向农村、向贫困地区倾斜。要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尽快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让每个农民子女都能上得起学。要继续实施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工程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逐步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城市教育经费附加应优先用于薄弱学校改造，切实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
二、加大对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宏观调节力度，逐步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禁止以任何名义将学校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加强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促进师资力量的均衡发展。积极推行将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公平分配到初中的办法。
三、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对符合规定的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实行“两个为主”的基础上（流入地政府为主、公办中小学为主），同时进一步采取措施，让进城的农民工子女，都能够在当地公办的中小学进行学习。
四、健全教育资助制度和助学体系，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公平配置。要完善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奖学金制度，积极推行学生贷款制度，建立各种形式的奖学金制度，实施勤工助学制度，开展特殊困难补助，实行学费减、免制度，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助学。
五、规范管理，从严治教。大力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建立健全有教育系统特点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规范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坚决制止教育乱收费。依法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发扬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加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道德建设，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继续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实现招生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10、“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标准表述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背景：
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495万人，这个数字在2006年为413万人，2005年只有338万人，2004年280万人，平均每年增幅20%左右，就业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另一方面，好工作挤破头，不好的单位看不上，又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毕业即失业”，这种离中国大学生曾经非常遥远的现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急速推进，如今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
许多毕业生总是抱怨找不到工作，专场招聘会、校园招聘会、网上求职几种途径都尝试了，但是令自己满意的工作却寥寥，或者是根本没有。还有一部分毕业生应聘过程很顺利，但是到了签约环节往往出错，举棋不定，错失良机。
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生力军。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使广大高校毕业生及时进入各行各业就业，改善从业人员素质和结构，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积极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举措，可以解决广大毕业生个人的长远发展问题，解除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后顾之忧，对于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
一、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的增加，是受社会的整体就业环境影响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加大的这几年，恰好是我国总体就业矛盾加剧的几年，新生劳动力就业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锐。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字表明：虽然2006年城镇安排就业人数创纪录地突破1000万人，但依然还有1400万人待业。2007年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总计也只有约1200万个，但新增就业人数达到2400万人。这样一来，劳动力供给严重大于岗位需求，大学毕业生就业空间也必然受到挤压，适合他们的岗位也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二、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大，原因还在于区域发展差距以及城乡二元结构而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它表现为“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事儿多的地方人少，人多的地方岗位少”等等现象。一方面，由于区域和城乡之间的鸿沟，大学毕业生在择业时更多地考虑城市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众多的毕业生竞争有限的岗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国家人事部公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仅北京，广州、上海、深圳4个城市就接收了15个省市10．9％的大学生。另一方面，广大欠发达地区和基层普遍缺乏人才，急需智力投入和支持，但由于分配制度、用人制度、户籍政策、保障制度，编制数量、经费困难等方面的影响，毕业生即使想到这些地方去就业也往往难以落实。这就在客观上造成大学生到西部、到基层就业的空间狭小、渠道不畅，也加剧了毕业生就业的困难，
三、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大也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有一定关系。有的高校在招生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不能敏锐地感知社会需求的变化，从而相应地调整优化专业设置，一些地方高校在扩招后投入跟不上，办学条件相对落后；一些学校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人才培养不能完全适应用人单位的需要，等等。
四、社会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观念更新滞后。许多人认为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跳龙门”，身份改变了，一定要找个好工作才算就业；很多家长认为，大学毕业生干具体工作就不算体面就业等。导致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预期较高，不能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许多大学毕业生宁肯“漂”在大城市，也不愿到地方、到基层、到中小城市就业。就高不就低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目前，人才市场上很多用人单位都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明确表示不考虑应届毕业生或者不要女生。用人单位存在的这种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毕业生就业。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对策：
从政府来讲，要采取更加积极的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政府要通过宏观调控这只“手”，为毕业生就业营造良好的制度性、政策性环境，出台更加积极的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
一、通过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增加就业岗位，积极开发和创造适合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公益性岗位。
二、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杠杆”，使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蓄水池”。
三、通过创业教育、政策扶持和项目指导，激活大学毕业生的创业热情和创业才智。
四、大力深化户籍、人事和用工制度的改革，切实加强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和配套性。
五、通过完善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为大学毕业生求职就业提供更加热情、周到、高效的就业服务和帮助。
从高校来说，要把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摆到学校工作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不同层次高校的办学宗旨和目标，高校要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和就业市场的变化，加大学科和专业结构调整力度，坚持年度招生计划与毕业生就业率适度挂钩，逐步实现由人才供给导向型向就业需求导向型的转化。进一步整合和优化教育资源，着力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全面落实就业的“一把手”工程，确保就业指导服务在机构、人员、经费上的“三到位”，健全就业工作体系；要普遍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对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提高就业指导的“全程化、全员化、专业化，信息化”水平，努力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力。同时，重点帮助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落实就业，高等学校要针对困难家庭毕业生的特点和需求开展就业指导，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服务和重点推荐，并尽量给予适当求职经济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