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填空题（20分）
1．欧洲汉学确立的标志（1814年，地点，人物）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1815年1月16日开设“汉学讲座”。
2．美国的中国学之父费正清，代表作品《美国与中国》
3．《中国从报》由稗治文创办。
4．瑞典和北欧汉学开创者：高本汉
第一位由现代科学方法从事中国研究的瑞典人：斯文·赫定
5．德国现代文学奠基人（3个）：硕特、克拉普罗特和普拉特
6．20世纪初，德国中国研究的四大汉学中心：汉堡、柏林、莱比锡、法兰克福
7．欧洲汉学”三大名著”：《通信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丛刊》
8．英国翟理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中国文学史》
9．世界洞悉中国人性格的三个范本：《东洋史说苑》、《中国人气质》、《中国人精神》10．汉籍外译的两个条件：①要有书籍；②要有通晓汉语的翻译人才
二、连线题（作者连作品、国籍、最…的人、称谓，研究机构连刊物）20根线
1.魁奈：法国，“欧洲的孔夫子”，《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重农学派创始人
2.卫三畏：美国汉学最有成就者之一，《中国总论》，其主持耶鲁大学首先开设中文课程，建
立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
3.宋君荣：18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耶酥会士最博学者”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4.福兰阁：德国汉学史上第一位专职汉学教授，而且也是众多汉学家中第—位名符其实的历
史学家，《中国通史》，《儒家史和中国国教史研究》
5.德庇士：《中国概览》原名《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综述》，是一部资料丰富的鼎力之
作，被公认为是19世纪对中国的最全面的报道。
6.巴赞：19世纪法国，《水浒》最早翻译的片段是巴赞的《(水济传)摘译》
《官话语法》，被称为“欧洲第一个”把文言和白话区分开来的汉学家。
7.戴闻达：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院长，翻译《商君书》，《道德经》，并著有《中国对
非洲的发现》。
8.李约瑟：英国，《中国科学技术史》
9.汉堡亚洲研究所：《中国动态》，是迄今为止德国唯一一份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杂志
10.法国远东学院：《法国汉学》、《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亚洲丛刊》、《远东亚洲丛刊》等。
11.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太平洋事务》
12.莱顿大学：施古德《通报》，“欧洲汉学重镇”。
三、选择题（10个）
1、19世纪与20世纪初法国对于汉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2个人）：雷慕沙和儒莲
2、七次远征中国的地理学家，提出“丝绸之路”：李希霍芬
3、《琴道》的作家：高罗佩
4、德国的汉学家，从事儒家翻译工作，使得中国文化在德国广泛传播，中国学社：卫礼贤
5、美国的历史上最悠久的学术组织：美国东方学会
6、伦敦的东方语言学校的创建者：马礼逊
7、推动英国的中国汉学向应用方向转变的报告：帕克报告
8、关于两个国家的汉学特点：
德国---语言学派为主导地位，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
法国---对宗教的强烈兴趣
9、《red star over China》是哪部作品的英文翻译：《西行漫记》
10、高本汉的音韵方面的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
四、简答题
1、简述法国汉学研究的四大历史阶段，并举出2个代表性的人物。
从17世纪末至21世纪初，法国的汉学研究经历了4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17-18世纪，是法国汉学形成的初期阶段，由于这一阶段的汉学家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因而也可以称为耶稣会士汉学阶段。李明、宋君荣
第二阶段是19世纪，是汉学在法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获得初步发展的时期。儒莲、雷慕沙
第三阶段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是法国汉学的繁荣昌盛时期。马伯乐、考狄
第四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是法国传统汉学恢复、发展以及现代中国研究兴起的时期。戴密微、谢和耐
2、介绍和评述福兰阁的《中国通史》。
此书以儒家史和儒家国家观为红线，在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对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了连贯的阐述。它把中国历史分为三期：古代（汉以前：前儒家时期）；中古（汉代到19世纪：儒家时期）；近代（当代：后儒家时期）。
全书共5卷：第一卷（1930年）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汉代结束；第二卷（1931年）从三国至唐朝；第三卷是对第一、第二卷的补充和纠正及大量的索引和目录；第四卷从五代到明王朝建立；第五卷是对第四卷的注解和史料考辨。由于当时条件限制，作者无法按计划完成全书，最后一卷是在他去世后由其子女整理出版的。
这部著作长期以来成为德国汉学界公认的中国史、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必读书，是一部既有对中国史料进行分析，又具有可读性强的中国通史。
3、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归纳的中国文学的七大特色，两大意义。
（1）文学传统的悠久和持续性；（2）文学地位的崇高性；（3）文学内容的日常性；（4 ）文学描写的精确性；（5）文学高度的修辞性；（6）文学强烈的政治性；（7）文学典型的重要性。（1）西方文学属于幻想之学，中国文学属于写实之学。但由于受西方影响，当前的中国文学、东方文学，虽亦倾向于虚构，然而现实主义仍是中国文学的主要方面。文学如果都朝虚构发展是不够的。因此，要向中国的写实主义文学学习。
（2）中国文学强调修辞，从而使文学呈现丰富多彩的气象，的确有利于他种文学的借鉴和表现。
（3）他国文学，多属为文学而文学，唯美主义倾向较重；中国文学强调美善一致。向中国文学学习，有助于他国文学表现一种伦理道德，即生活的美感和人类的理想。
（4）世界文学中，没有一个能象中国那般强调榜样的，这一点也很值得他国学习。
（5）中国文学发展缓慢，因此便有许多东西挖得较深，尤其是对日常生活的开掘和表现，都有益于他国文学的开拓和发展。
（6）中国文学历来都是世界性的文学，尽管今天还不是。中国人很早以前就认为自己的文学具有世界意义，从而表现了一种广阔高尚，容纳万象的伟大胸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就已经具备了世界文学的意义。
五、论述题（30分）
1、国学、汉学、中国学几个概念的界定，包括彼此的异同点。
国学：中国人自己的研究。
汉学：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Sinology
汉学与国学：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是研究“自我”，是在民族国家学术范围之内的运作；而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化，则是研究“他者”，是在跨越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比较研究学科范围，它们在学术性质上有本质的不同。好比“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正好形象地表达了汉学与国学的关系所在。
“汉学”与Sinology：在日、韩、越等亚洲国家，“汉学”主要指的是儒学，还可以广义理解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全部。而西方国家所说的Sinology最初主要是指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到了现代，还涉及中国近现代和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sino-这一前缀来源于“秦”，意思是“中国的”。
汉学与Chinese Studies ：研究重点从历史到现实的转变，是传统汉学研究发展到现在的中国学的主要表现。过去，海外学者对我国的研究统称汉学（Sinology)，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那种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中国的历史和语言、文化传统。而80年代以来，研究的重点则日益转向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汉学研究显然不能包含上述转变的意义，代之而起的是“中国研究”。
2、关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两个观点：
A、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尤其是他回到哈佛之后对中国汉学的贡献。
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等著作中建立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其中“冲击—回应模式”作为一个架构的核心，贯穿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始终。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看做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缓慢迈进的过程，这种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对西方冲击回应的过程。
?“冲击-回应”模式包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的文化一旦形成传统，就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即使有发展，也不过是内部稍作调整，除非外来作用，否则中国难以跳出传统的窠臼。
?“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把中国说成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
?“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广泛应用于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甚至成为战后科教书的核心。
?这个模式的产生同二战前美国学术界许多人更多关注欧洲这个重点紧密相连，所谓“西方中心”、“欧洲中心”的论点成为学者们认识的起点。费正清所开创的东亚研究在取向上是难以超越这种特定的“共识”的。
贡献：（1）突破传统汉学的束缚，建设崭新的中国学。
（2）加强基础资料建设。
（3）提携后进，培养人才。
（4）组织建设。
B、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的价值取向。
a.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尽量采取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决定
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b.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
c.把中国社会化再按纵向分解成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
民间的历史）的撰写；
d.热情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
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强调历史发展中对立物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现象，批判费正清等人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证明该模式缺乏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整体把握。
美国汉学第一人——卫三畏 引言 所谓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指对境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反研究，是我们站在母体文化的氛围里，探索母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情况、历程、规律和特点，了解它在异质文化中的影响的广度、深度和不同的层面，分析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采取了什么不同的研究方法，走过了什么样的学术道路，等等。从外延上说，它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延伸；从内涵上说，它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补充。研究海外汉学，可以在整体上促进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他可以作为一个深刻而有力的参照系，来观照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体系，把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实践上，可以使人们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有全面、透彻、准确的了解，因而可以使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到有的放矢，卓有成效，这就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制定对外文化交流的方略。 美国早期汉学研究 美国汉学兴起于19世纪中叶，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早期美国汉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裨治文、卫三畏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们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历史文化，汉学研究水平之高、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二是注重中国现实特别是关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从而开启了美国汉学注重现实的先河，是汉学研究摆脱了欧洲汉学古典规范的束缚。 美国汉学之缘起 19世纪初期开始，随着广州、澳门中外贸易在海外影响的不断扩大，西方世界对中华帝国的认识逐渐增多，再通商的过程中，欧美基督教传教士随本国商人相继来华，东西方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的碰撞。西方文化的不断进入，使两种文化在相互撞击过程中产生两种对世界不同看法：一是全球范围的经济、文化扩张主义；二十不顾时势境迁的时间范围的自我中心论。这两种世界文化观最终都没能在各自的形成过程中取得成功。但由于相互碰撞，东西方文化出现了难得的认同。认同之一是，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引发了对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研究；认同之二是，在中国，这种研究表现为近代社会知识分子追求进步、自由，图强自主的“西学东渐”。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不断研究和认识，最终促成了近代一门新的学科——“汉学（Sinology）研究的形成。 汉学研究的范围在近代西方涉及面广。它包括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哲学、宗教等诸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法、英、德等国已经逐渐形成一支职业化的汉学研究队伍，开始了种种专业研究。这种专业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来华传教士作为研究汉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中发挥巨大作用。传教士凭借他们在华传教的亲身经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以著书立说、出版发行等
国外汉学研究 讲稿
上编概述 对外汉语专业系列教材中没有《国外汉学研究》。本课程应改为“国外汉语研究”。 一、汉学定义 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社会、宗教、经济、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问。德国汉学家傅海波对“汉学”下的定义：“汉学是运用语言学方法，从中文史料来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和文明”。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源，那么汉学就是流。汉学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属于跨文化研究。 从传统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型。传统的，注重纯文字的考证和翻译以及对人文科学的关怀；现代的，注重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 “汉学”有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一切非本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则于以现代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刘东《“国学”与“汉学”》，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汉学”的另一种意义 经学史上有汉学和宋学两个阶段，一般说来汉学讲求训诂名物、五行谶纬，宋学讲求心性哲学，着重纲常伦理（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二、汉学研究的意义 汉学已经是外国人的研究成果，而汉学研究则是研究的研究。汉学是国学的一面镜子，有借鉴意义。任继愈先生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总的来说是开阔眼界。汉语是世界的，汉语研究也是世界的。就汉语研究来说，汉学主要有以下借鉴意义： 1、理论背景。国内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从西方全盘移植的。理论探索一直是国内汉语研究的软肋。蒋绍愚先生、王宁先生多次大声疾呼加强理论研究。自己不动手去探究理论，遇到语言现象便到外国学者的理论中寻求解释。规律的探究应该是很值得的鼓励的。 2、科学的研究方法。传统音韵学基本上只能区分音类，不能构拟古音。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运用历史比较法系统地构拟了《广韵》音。他的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商务印书馆2003）和学说在全世界影响很大，现代国内外许多有成就的音韵学家，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先后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补充修订工作。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用俄国民俗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方法论还是观点方面，都令中国学者耳目一新。 3、有语言优势。德国大诗人歌德有一句名言：“谁如果只知道一种语言，他对语言就一无所知。”重要的汉学家大都精通三种以上语言（母语、汉语、其他语种）。《国际汉学》第十六辑刊登了梅维恒、梅祖麟《近体诗的梵文来源》，（大象出版社，2007），如果不懂梵文，肯定写不出这样的论文。从事汉藏语系研究也需要精通多种语言。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曾说年轻一代的学者有点土。外国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拿汉语和自己的母语进行比较。汉学家研
海外汉学研究 授课大纲 授课教师:润 授课系别:中文系 授课专业:对外汉语专业 授课年级:大三 授课课时:34 第一部分绪论(3学时 一、汉学研究的相关概念 (一何谓“汉学” 汉学是Sinology,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及社会、宗教、经济、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问。 1.“国学”与“汉学”的关系 2.“汉学”与“中国学”的关系 (二何谓“汉学研究” 汉学与汉学研究的关系 (三何谓“汉学家” 二、汉学研究的研究视野 (一研究畴(容
1.关于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 2.关于中国文化在传入对象国之后,于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 3.关于世界各国(对具体的学者来说,当然是特定的对象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中国观”。 4.关于在中国文化(以人文学术为主体的各个领域中的世界各国学者的具体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方法论。 (二研究立场 (三研究方法 三、汉学研究的研究状态 (一研究机构 (二研究人员及结构 (三研究困境 (四研究成果——冷板凳坐热? 四、汉学研究的课程意义 (一学术研究价值 (二学习意义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知识结构 五、汉学研究的参考文献 (一推荐教材 《国外汉学史》,何寅、许光华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二主要参考书目 1.《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林徐典主编,中华书局,1995年。 2.《中西文化交流史》,福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学勤主编,教育出版社,1996年。 4.《汉语研究在海外》,石锋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5年。 5.《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石锋主编,语文出版社,1995年。 (三其他参考文献 1.《汉学发达史》,莫东寅,文化出版社,1949年(大象出版社,2006年 2.《汉语研究小史》,王立达编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 (四影响较大汉学研究辑刊 1.《汉学研究》,阎纯德主编,1996年起。 2.《世界汉学》,梦溪主编,1998年起。 3.《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所主办,1996年。 (五影响较大汉学研究书系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大象出版社 列国汉学史书系,学苑出版社,阎纯德主编,2006年起。 第二部分海外汉学研究史(国别史(31学时 第一章海外汉学概述(1学时
考查题及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简评《谈艺录》——“诗分唐宋”部分课程名称：汉学导论 任课教师：陈宝良 专业：历史（师范） 班级：11级02班 学号：222011313011008 姓名：叶进 2013年6 月18 日
《汉学导论》期末考试与平时考查题 甲组（每题必答） 一、试说出下面杜工部诗句的出典 1、贱子请具陈「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贱疏，谦称自己。《汉书·游侠传·楼护》：“时请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 具陈,备陈；详述。《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2、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下笔,落笔。指用笔写诗文或作书画等。《汉书·贾捐之传》：“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 3、青冥却垂翅「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青冥、垂翅: 《楚辞-悲回风》：“据青冥而摅虹”注：青冥，云也。《后汉书-冯异传》：“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 4、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送高三十五书记」 崆峒，山名，在临洮，隶属河西。《唐书·哥舒翰传》：“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设伏以待之，杀之略尽，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通鉴》把这件事记在公元747年（天宝六载）十月。按高适有《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诗，是高适实参加了这次战役。今又当麦熟，自应休兵息民，加意防守。 王师，天子的军队；国家的军队。《诗·周颂·酌》：“於铄王师，遵养时晦。”《三国志·吴志·陆逊传》：“蛮夷猾夏…拒逆王师。”《东周列国志》第三回：“申侯大惊
曰：‘国小兵微，安能抵敌王师？’ 二、试将下面两段文字加以断句、标点 太虚奚无,无以无无无,无无无则无无,无无则虚,虚虚则实,实实则极,极极则易,易易则始。 无方无方之方，无体无体之体，无外无外之外，无内无内之内，无终无终之终，无始无始之始； 三、阅读下面明人两段记载，试对其中所及之人与事一一加以笺注 当神宗时，天下文治向盛。若赵高邑、顾无锡、邹吉水、海琼州之道德风节，袁嘉兴之穷理，焦秣陵之博物，董华亭之书画，徐上海、利西士之历法，汤临川之词曲，李奉祠之本草，赵隐君之字学，下而时氏之陶，顾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陆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与古作者同敝天壤。而万历五十年无诗，滥于王李，佻于袁徐，纤于钟谭。 高皇帝得国之正，轶于汤武，故不惟以武功首天下，而于文章一事，亦欲使天下士大夫光明正大，疏畅洞达，无钩棘槎牙之气。而其时宋金华出而应之，其材虽富，其用虽巨，敛而归于温厚而尔雅。杨庐陵历事四朝，文章醇洁，若不能胜其质，而终无缘饰之态。岳漷县类博之篇，邃于学而明于理。薛河东人知其学胜，而不知其长于诗。刘永新博雅蕴藉，有先儒之风。李长沙开肆和平，虽纷孥丛委之中，搦毫抽管，不废时刻，与士大夫更唱迭酬，如居山林闲静之域。张永嘉奏疏明健特达，或若以意夺理，而实能发其理之所以然。徐华亭疏通纡徐，不诡作者。赵内江屑然而玄论。 赵高邑（赵南星）、顾无锡（顾宪成）、邹吉水（邹元标）、海琼州（海瑞）、袁嘉兴（袁黄）、焦秣林（焦弘）、徐上海（徐光启）、利西士（利玛窦）、汤临川（汤显祖）、李奉祠（李时珍）、赵隐君（赵宦光）、时氏（时大彬）、方氏（方于鲁）、程氏（程君房）、陆氏（陆子冈）、何氏（何震） 宋金华(宋濂)、杨庐陵（杨士奇）、岳漷县（岳正）、薛河东（薛稷）、刘永新（刘定之）、张永嘉（张文选）、徐华亭（徐阶）、赵内江（赵贞吉）赵南星（1550年－1627年），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高邑（今
“国外汉学”研究概览(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日益频繁，中国走向世界之势空前强盛，世界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世界，便成了历史的必然。而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华文明播扬于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对于我们来说，更是迫切的需要。于是，在20世纪末的几年内，渐渐形成了所谓的“汉学热”，仅在1996年至1997年两年之中，这种热潮就已经初见端倪。 “汉学热”的显著标志，乃是专业力量的增强和专题著述数量的激增。在这之前，相关研究的译文和论文，多半散见于各种期刊、学报(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而在《国际汉学》(1995)之后，又有《汉学研究》、《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刊物或书系相继问世。专业刊物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这两年间随着中西、中日、中韩、中俄双边关系研究的深化，还有一些研究著作和文集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多半以交流史和学术史的形式出现，如严绍璗、中西进主编《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已出文学卷和思想卷，1996)、严绍璗着《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卫茂平着《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国际汉学漫步》(1997)、刘海平主编《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1997)、吴芳思(FrancesWood)着《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洪允息中译本，1997)、黄鸣奋着《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1997)、周发祥着《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1997)、郑判龙主编《韩国诗话研究》(1997)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当在20种以上。在半个世纪之前，
老一代学者已有汉学著作，这时又见重印本，以补学术研究的空白，如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97)。 在“汉学热”兴起之时，一些学者认为对“汉学”一词本身，就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他们撰写文章，着重探讨它的内涵和性质，以及反馈国外汉学研究信息的价值和意义。阎纯德为《汉学研究》创刊号作序时，强调国外汉学的特殊性、开放性、及其对交流双方文化建设的互补性。他指出，“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说，事物只有运动才有生命。文化是流动的，流动可以开化文明，发展文明。中国文化可以流出去，带着自己的古老、沧桑和辉煌；还可以流回来，带着异样的风景。从中国流出的文化，汲取了异国文化的智慧，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成的一种文化。所以，可以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汉学，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汉学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近，也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距很远，总之，它是一门相当独立的学问，是一个亟待投入人力进行研究与开拓的学科。”(《序〈汉学研究〉》)诸如此类的论述，对“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既然汉学是中外文化碰撞的产物，它便广涉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等多种专门的知识领域。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学者一般是双管齐下，巨细兼顾，一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国外汉学的
晚清汉学的源流与衍变 罗检秋 清代以来，“汉学”一词使用很广而语义不同。一为彰显于清中期的传统汉学(Han Studies)，相对于宋学而言，偏重考据研究，近代学者多沿用此意；一为18世纪以后产生于欧洲的西方汉学，即Sinology，本意为中国学，中译时借用了“汉学”一词，内容包括有关中国的历史、学术、文化和社会等所有研究，不限于考据。清末学者已注意到两者的差异，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日本“所谓‘汉学重兴’者，乃其国人以中国之学为汉学，非中国之所谓‘汉学’，且亦冀幸之词耳，未知将来如何？”（《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其后，两者在观念、方法上有所借鉴和汲取，但并未浑然一体。事实上，传统汉学也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 汉代经学与宋明理学曾为儒学发展的两个高峰，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范式。清中期以后的学术主流是汉学，士人治经多归依于汉儒经说，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也呈现出异于前代的学术风尚。关于“汉学”一词的出现，目前学术界的说法有二：多数论著认为“汉学”一词最早见于惠栋的《易汉学》；此外，刘师培曾说，康熙年间的臧琳“树汉学以为帜，陈义渊雅”（《清儒得失论》）。有的论著因此认为臧琳最先把经学研究称作“汉学”。实际上，臧琳和惠栋只是加强了经学领域“唯汉是好”的趋向。“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而且均指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南宋刘克庄评论汉、魏学术云：“《易》学有二：数也，理也。汉儒如京房、费直诸人，皆舍章句而谈阴阳灾异，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当世而少验。至王辅嗣出，始研寻经旨，一扫汉学。”（《季父易稿》，《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他所谓汉学既指西汉之学，又包括东汉郑玄之学，认为“郑司农区区训诂，不离汉学”（《恕斋读易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宋人所谓“汉学”多侧重于两汉《易》学。一些学者贬评汉儒以象、数释《易》，而重视王弼以理求《易》，这与宋代理学背景密切相关。元、明时期，“汉学”不再囿于两汉《易》学，而涉及诸多经学领域。宋末元初的戴表元提到：“秦祸息，汉学兴，传言者杂”（《天原发微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他推重西汉之学，认为“儒者欲求汉学，惟齐鲁诸生训注犹近古哉！”（《急就篇注释补遗自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元、明士人的著述中，“汉学”一词流传不绝。 清代学者逐渐尊信和归依于汉儒经说，“汉学”的价值评判也在实证学风的辉映下发生了根本变化。康熙年间，士人多以“汉人之说”、“两汉之学”指称汉学，这与当时治经不分汉、宋的氛围相关。不过，少数学者已明确崇信两汉经学，而排斥宋儒经解，从而推动了清代汉学的兴起。武进臧琳为诸生30年，生前默默无闻，读经不辍，将心得辑为《经义杂记》30卷。该书无“汉学”之名，却有鲜明的尊汉抑宋倾向，故有“汉学”之实。他自称“考究诸经，深有取于汉人之说，以为去古未远也”（《经义杂记》“题记”，卷一）。臧琳的书未刊行，即受到阎若璩的赞誉，称其“深明两汉之学，既通声音训诂，又雅擅二刘、杨子云之长”（《序》，《经义杂记》“叙录”）。康熙年间，“汉学”在江南学术圈中不再含有宋儒那样的贬义。乾隆九年，惠栋著成《易汉学》8卷，仍着眼于《易》学而论汉学，与宋儒的概念不无相似，但《易汉学》既揭橥汉学的旗帜，又明确排斥宋儒经说，彰显了尊崇汉学的色彩。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归依汉儒经说，“汉学”成为其经学体现。稍后，戴震为首的皖派兴起，不单纯“唯汉是好”，而强调求是，但吴、皖学者均重视音韵训诂，由考据以求义理。他们解经、注经多归依于东汉经学，一时形成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 乾嘉汉学源出于经学，但不限于经学，还包括子、史、文辞方面的考据研究。清末刘师培云：“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 提要：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以时间点为界限，则可以把美国汉学分成更为清晰的三个时期，即早期( 1877 年前) 、中期( 1877 ～1928年) 、后期( 1929 年后) 。就近20 多年来国内外对美国汉学的研究来看，战后的中国学是重点。在这样的现状之下，应该加强对20 世纪前半期以及20 世纪以前的美国汉学史的研究。 关键词：汉学历史分期美国 一、历史分期 美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起步比欧洲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汉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大量研究机构的建立，美国的汉学研究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今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学术资源方面，还是在研究模式、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均处于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其研究成果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也趋增巨大。 任何学术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1963 年，全美国仅有33 人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而到了1993 年，供职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逾万人，其中仅效力于跨国公司、基金会、法律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就达到5300 人之多。19 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 年建立)、美国历史学会(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1884 年建立) 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10 多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 如果将汉学研究限定在大学或学院研究的层面上，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于1877年，这一年6 月耶鲁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此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也设立了类似的职位。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待汉学，将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其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的研究也看作汉学的一部分，那么美国的汉学史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84 年在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上，大副山茂召( Samuel Shaw) 写下了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美国汉学伴随着中美直接贸易的产生而产生。但美国汉学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欧洲汉学从此结束了在美国的影响，实际上，19 世纪30 年代以前美国人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欧洲( 特别是英国)。当代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 将欧洲汉学的起源划定在17 世纪，他把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 )、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莱布尼茨( Gottfried W. Leibniz) 等人利用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进行汉学研究的学者称之为“早期汉学家”( proto －sinologist) ，把他们的研究称之为“早期汉学”( proto －sinology)。①如果套用孟德卫的概念，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建国元勋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潘恩( Thomas Paine )、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 称为“早期汉学家”，他们都曾读过耶稣会士的著作并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看法。②19 世纪利用欧洲文献研究儒家思想的超验主义者如爱默生( Ralph W. Emerson )、梭罗( Henry D.Thoreau) 同样也可以归入这一行列，他们虽然人数很少，研究范围也很有限，但却是美国早期汉学一个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 对于这200 多年的美国汉学史，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分期。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界线，理由是战前美国的汉学研究比较零散，且受欧洲的影响比较大，战后，特别是1958 年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英国汉学的整体概述: 四个阶段：(讲稿建议从打印pdf上的概述) 传教士汉学阶段，这是研究的准备期和萌生期：（18世纪末—1840年）； 中国和英国都是世界性的大国，都曾以其强盛的国力和灿烂的文化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书写过壮丽的篇章。158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Ⅰ）派商人约翰?纽伯里（John Newbury）前往东方，并请他转交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书信，由此开启了两国的交往史（萧致治，2005）。完全迥异于西方的东方文明深深地吸引了来自英国的商人、传教士等，使他们争相传诵中华文明的古老与伟大，纷纷投身于对中国文明的研究，也使得汉学在英国早早扎根。1840年伦敦大学创办汉学讲座，聘请牧师基德（Samuel Kidd）为首任汉学教授，标志了英国专业汉学时期的到来。 17世纪中期,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又发生工业革命,这个时期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它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商船,大量发展海外贸易,开拓殖民地,向东方扩张势力范围。为了寻求向亚洲扩张,英国开始注意中国。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伯爵以专使身份来华,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他的使命是要求缔约通商,但没有成功。1816年,英国又派出阿美士德勋爵以特使身份来华,商谈贸易工作,由于不遵守我国朝廷的礼节而被遣返,也没有完成任。这个时期英国一再派特使来华,其目的均在于了解研究中国的情况,谋求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以进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侵略和扩张。这就是英国初期开始注意研究中国的背景。 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转换阶段，这是研究发轫期（1840年—19世纪末）； 19世纪初,由于发展商业，开展传教工作以及外交工作的需要,英国派出大批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来华,深入到我国内地,他们先后开始注意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但那时的英国公众对中国知识贫乏, 也缺乏兴趣, 因此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 英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很少的。 19世纪50年代以后,也就是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英法联军侵华、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以及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以后, 英国学者通过侵略战争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从而使他们研究中国的范围随之扩大, 对一系列事件撰写的著作也日益增多。总的看来, 英国早期汉学主要是根据一些来华人员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以及现场的观察来进行分析研究, 较着重于语文学和对中国现代以前各方面情况的研究 (包括中国宗教、风俗习惯、法律、历史、地理、哲学、文学等方面的论著和工具书）,此外,也有许多人撰写游记,实际上是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纪实, 较着重于描述情况,积累知识,尚未形成一个发展中的学科。 由于工作性质的决定, 传教士是最早学习汉语(包括很多方言)的外国人,可以说他们是英国汉学的先驱。 英国汉学研究是从19 世纪初一些新教传教士开始的, 如R.马礼逊,他是英国伦敦会于1807年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汉语造诣很高,曾从事《圣经》的翻译, 右汉语研究、编纂汉语语法、词典,在培养汉语人才、撰写基础课程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麦都思 , 他是英国伦敦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 曾在东方作过旅行, 学过马来语、汉语和日语,用英语写过有关汉语研究的重要著作, 编过词典等等; J.马什曼他在印度传教, 先
汉学与宋学 中国经学发展的历史，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时期或派别。但是，既然经学是一种学术思想，那么，按照学术思想“风格”的不同来进行划分，应该是最合适的了。 清代人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但“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他们把整个中国经学的历程看作汉学与宋学两家互相争胜负的过程，就是以学术思想“风格”的差异，来对中国经学史进行的分期和分派。因为汉学与宋学是传统中国学术中两种具有很大差异的经学研究方法。 一、汉学与宋学的差异 1、学术范围不同：汉学研究的是语言文字学、史料学，很少学者达到哲学理论的高度，甚至很少学者有理论上的兴趣；宋学是道德学、伦理学，即“修、齐、治、平”之道，研讨心、性、理、气等概念，近似于今天所谓的哲学。二者之间互相争正统、争道统，声称是孔子的嫡传。 2、研究方法不同：汉学家多采用归纳法，认为史料本身可以真实的历史，所以他们反对孤证，重视搜集许多资料，强调根据大量资料才能得出结论；宋学家多采用演绎法，从一个思想推演出各种说法，甚至一套庞大的理论体系，他们更强调理解的重要性，因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其实往往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汉学家常常斥责宋学家“空疏”，宋学家常常斥责汉学家“琐碎”。 3、学术重点不同：汉学的重点是“五经”，后来
演化成“九经”、“十三经”等；宋学的重点是“四书”，“四书”的成立及其发展是宋学的最大特点。 从根本上说，所谓经学史上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实际上就是人类两种最主要的思想方式的区别。因而这种区别并不是汉代以降“经学”正式形成之后才产生，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的现象。先秦孔门内部，已经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不同的风格。此事徐复观先生有言及之，可谓明了：由孟子以下的人物（今按，指荀子、陆贾等人），都是属于思想家型的。他们受了经学典籍的基本教育，但经学典籍只在他们思想中发生各种程度不同的作用，他们并非以传经为业的经学家型的人物。实则由《礼》之大、小戴《记》，《易》之十翼，《春秋》之三传，可以推知另有一批经学家，以某一经为中心，作了许多解释和创发的工作。他们的思想与思想家型的不同之点，在于他们是顺着他们所治的经以形成他们的思想，有广狭之不同。（《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二、汉学与宋学的主要派别 1、汉学。最粗略地看，汉学可以分为两期。一是从西汉到唐代，唐代经学基本是汉代经学的总结。其中，西汉是“今文经学”盛，东汉以后是“古文经学”盛。郑玄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他遍注群经，把今、古文经学对经书的不同解释融合到了一起，号称通学。但从此以后，所谓今、古文经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就再也弄不很清楚了。南北朝时，北方中国主要仍奉行郑玄的汉代经学传统，而南方中国则继承了魏晋玄学的影响，对经典的解释与汉代经学已多有区别，往往更尚义解。《北史·儒
. 一个美国汉学家的独到点评为什么汉语如此的难？ 任何一个喜欢思考的人看到这这篇研究文章标题后可能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对谁难?”这是个合乎情理的问题。毕竟，中国人学起来似乎没问题。当中国幼童们经历“可怕的两岁”时，正是他们的汉语把他们的父母搞得焦头烂额，而且再等上几年，也正是这些小孩就会真的用那些难到让人没办法的中文字潦草地写情书和购物单了。那么我说“难”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篇文章的语调会带有很多的牢骚和抱怨，所以我不如直接明确说出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难，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在成年时试图学习汉语，经历教科书、录音带、会话伙伴等等这样一整个过程，整个一个语无伦次的过程。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难----对很多其他的西方人来说难，他们耗费人生的一年又一年，用脑袋来撞击中国的长城。如果这就是我所要表达的全部，那么我的述就太空洞了。汉语对我来讲当然难。毕竟，任何一门外语对一个非母语的人来说都难，对吧?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对一个学习者来说，并非所有的外语都同等程度的难。取决于你的母语是什么。一个法国人学意大利
语通常比一个美国人学起来更容易，而一般美国人学德语比日本人快得多，如此等等。那么，我现在争辩的是，汉语比你有可能打算去学的任何其它一种语言都难。我的意思是，专业资料Word . 汉语不仅仅是对我们(母语为英语者)来说难，而是在绝对程度上难。也就是说，汉语对中国人他们自己来说都难。要是你不相信，可以去问一个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愉快地告诉你他们的语言很难，可能是全世界最难的。(很多人甚至以此自豪，就如同一些纽约人事实上会为生活在美国最不适宜居住的城市而自豪一样。)也许所有的中国人都该因生为中国人而获颁一枚奖章。无论如何，他们总体上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他们的母语所具备的珠穆朗玛峰般的地位，他们站在其“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峰顶上，注视着卤莽愚蠢的老外们呼哧呼哧地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攀爬。每个人都听说过一个被广泛认定的事实：英语里有句成语----“这对我来说如同希腊文”，如果你在全世界所有语言里寻找这句成语的对等表达，并由此达成一个“哪门语言最难”的共识，那么这一语言学调查的结果是，汉语轻松赢得“标准难以读懂语言”称号。(比如，法语里有句成语C\\est du chinois，“这是中文啊”，等于是说：“没法看懂”。其它语言也有类似的表达)。
一、汉学：英文名sinology，定义内涵：指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现状、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的研究。受西方学者所受的教育与文化背景影响，是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精神和物质文明认识”的一个“概括”。其本质是外国的学问。 二、汉学分类 1.以国别分类：美法英德 2.以时间段分类：游记汉学《马可·波罗游记》，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 ·传教士汉学 ⑵传教士汉学：①[西班牙]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于1585年在罗马以西班牙文出版，内容涉及“中华帝国”的政治、历史、地理、宗教、文字、教育、科学、风俗、特产，以及作者的经历、见闻等，是第一部欧洲人撰写的、内容丰富、涉及面极广的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也是第一部严谨的汉学著作，它的问世在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 ②[意大利]卫匡国：1643年在中国浙江传教，他一生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宗教、哲学、文法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中国先秦史》和《鞑靼战纪》是他的两部著名的历史著作，《中国先秦史》一直被认为是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最佳汉学著作，《鞑靼战纪》被称为“十七世纪的中国现代史”，《中国新地图志》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地理著述，卫匡国因此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 三、汉学家：大体年代来到中国，汉学合租做，在汉学史上的地位 ③[意大利]利玛窦：《中国札记》，又称《利玛窦中国札记》，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这本书从不同侧面对明末中国社会作了详尽而细致的介绍，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札记》用大量篇幅对中国的传统哲学进行分析、评价。同时，它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了解16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中国的影响。在出版时受教会影响，删除了关于批评中国的内容，它是16世纪末西方汉学知识的重要来源。 除此之外，16世纪末，利玛窦将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加注释，这是第一本《四书》的西文译本。利玛窦的贡献还有a、在中国开创了融合儒家进行传教的方式，使基督教顺利进入中国；b、西方科技尤其是水利、地理知识传入中国。 4.《通信集》，又称《耶稣会士通信集》，成书于17、18世纪，是在中国和东印度的传教士之间的书信报告集，它主要内容包括当时西方传教士的情况，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其在17.18C逐渐成书，其内容庞杂、技术全面、但是有诸多夸张和猎奇之说，不是一部严谨的著作， 5.《中华帝国全志》：于18世纪在法国出版，由法国传教士主编，内容分为四卷，涉及政治、地理、宗教、道德、医药以及少数民族的情况。是一本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也是18世纪西方传教士关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6.欧洲三大汉学著作：《通信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丛刊》。 法国汉学 专业汉学 1、雷慕莎：法国人，著作：有中国语言《汉语语法基础》、小说《玉娇梨》、佛学《佛国记》。主要贡献：在汉学，尤其是在汉语和中国佛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汉学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引起后人极大的重视。 2、儒莲：法国著名汉学家，著作：把《孟子》翻译成拉丁文，在汉语方面，著有《新编汉语句法结构》，译有《大唐西域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汉文佛典翻译和研究上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还译有《赵氏孤儿》。地位：法兰西学院教授，东方语言学院教授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是法国出色的汉学家，在翻译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对汉学的研究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是19世纪中叶欧洲汉学史上无可争辩的大师。
一、马可波罗游记的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的思想文化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无疑是西方东方学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第一部全面、深入介绍中国的游记，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顶峰。在本质上，它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是西方文化进展中的一个环节。 1.《马可波罗游记》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马可波罗这个威尼斯富商的契丹之行，一下子把西方人的眼光拉到了大陆的最东端，欧洲以往那种地中海世界观念被突破，罗马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它拜托了中世纪地图学的幻象，构成了欧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的世俗观念。文艺复兴造就了意大利人新的性格，人们对于世俗生活的渴望，对财富的迷恋，对爱情的追求被调动起来。《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一种意大利梦幻新生活的象征，成为一切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国。 3.《马可波罗游记》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序幕开启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第一个驾着三桅帆船驶向大西洋的是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他正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忠实读者。他对契丹的向往使他对契丹财富渴望的西班牙国王一拍而合。 二、高本汉的成就 高本汉（1889—1978），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 1.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高本汉最大成就是对古代汉语语音的构拟。他运用欧洲研究的比较音位学原理，以及吸收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这些汉字拟定了一套比过去精确得多的语音系
统。 3.高本汉首开中国历史声韵学研究的先驱，也开始了瑞典大学系统教授汉语的先河。他训练出了一批对瑞典汉学发展产生巨大推动的学生，如马悦然、林西莉、汉斯、卜斯温等人。 4.高本汉一生着述达百部之多，研究范围包括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三、西方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的主要成就 1.开创了汉欧双语词典的编纂工作 中国的双语词典历史悠久，佛教僧人曾编纂汉语和梵语的双语词典。 明末耶稣会入华以后，最早的双语词典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编纂的《葡汉词典》。《葡汉词典》的学术地位： 第一，它是最早的汉语-西方语言对照词典之一。事实上，真正的汉语与欧洲语言对照的双语词典应从《葡汉词典》开始。 第二，它是最早的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的系统，实际上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第三，它为研究晚明语言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其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它为西方人、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提供了便利。《华英字典》出版后，受到欧洲各界尤其汉学界的普遍赞誉，并很快风靡欧洲大陆。 其次，对后来的词典编纂者具有启发作用。《华英字典》对日本英日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外，在《华英字典》中已包含许多现代汉语语词，对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和中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 提要: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以时间点为界限,则可以把美国汉学分成更为清晰的三个时期,即早期( 1877 年前、中期( 1877 ~1928年、后期( 1929 年后。就近20 多年来国内外对美国汉学的研究来看,战后的中国学是重点。在这样的现状之下,应该加强对20 世纪前半期以及20 世纪以前的美国汉学史的研究。 关键词:汉学历史分期美国 一、历史分期 美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起步比欧洲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汉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大量研究机构的建立,美国的汉学研究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今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学术资源方面,还是在研究模式、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均处于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其研究成果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也趋增巨大。 任何学术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1963 年,全美国仅有33 人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而到了1993 年,供职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逾万人,其中仅效力于跨国公司、基金会、法律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就达到5300 人之多。19 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 年建立、美国历史学会 (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1884 年建立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10 多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 如果将汉学研究限定在大学或学院研究的层面上,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于1877年,这一年6 月耶鲁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此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也设立了类似的职位。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待汉学,将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其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的研究也看作汉学的一部分,那么美国的汉学史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84 年在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上,大副山茂召
从宋学发展谈宋学与理学的关系 漆侠在其《宋学的发展和演变》里指出“宋学研究存在两个偏向”，其中一个是把理学等同于宋学。而邓广铭在其《宋史十讲》中则明确提出“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本文主要从宋学的发展来谈其与理学的关系，宋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理学是宋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作为宋学的一个分支，理学与宋学的前两阶段有其联系与区别。通过对宋学与理学关系的了解，有利于对两者的概念加以区分，对理学的地位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对宋学家与理学家的评价也有一个较准确的定位。 周敦颐的太极学说（太极学派）、张载的气本论学说（气学派）、二程朱熹理本论学说（理学派）、陆九渊的心本论学说（心学派）、叶适陈亮的功利学说（功利学派） 自汉儒至于庆历（公元1402）间，谈经者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宋·刘敞著）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于《三经义》（宋·王安石著）行，视汉儒之学弱土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 (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者。 《宋史·道学传·程颢传》 宋初经学大抵沿汉学脉承，一些阁僚大臣多用于经世通政，以欧、苏、司马(光)、王(安石)等为代表。庆历后，一方面开始出现疑经非古的倾向，直到朱熹、王柏、俞庭椿甚至元·吴澄，对古籍删改去增;另一方面，自二程、张载逐渐形成道学(亦称理学或心学)，专门研究格物、穷理、诚身、致知，对元明理学有很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对经典的诠释研究，有重要贡献，成就以朱熹为最。 宋学在南宋时逐步演变成理学，但是浙东事功学派还是应列入宋学学派。 理学亦称义理之学，性理之学。也是宋元明清时期以研讨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伦理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于元、明、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伦理学思潮、狭义的理学，专指二程、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唐中叶以后，一些名儒如唐代的韩愈、李翱，北宋初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胡瑷、孙复、石介等举起批判佛教的旗帜，力图全面恢复儒学的权威，揭开了理学的序幕。随着儒家批判并融合佛、道思想过程的展开，到北宋中期，理学思潮逐渐形成。当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理学家，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各自形成学派，从不同方面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理学的基本范畴。他们自称其道为“圣人之道”，其学为“圣人之学”，这时的学说称为道学。后来理学研究渐盛。理学在北宋和南宋初、中期曾受到压制，一度被指斥
中国学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 顾钧 提要|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以时间点为界限，则可以把美国汉学分成更为清晰的三个时期，即早期（1877年前）、中期（1877 1928 年）、后期（1929年后）。就近20多年来国内外对美国汉学的研究来看，战后的中国学是重 点。在这样的现状之下，应该加强对20世纪前半期以及20世纪以前的美国汉学史的研究。 关键词|汉学历史分期美国 中图分类号|K207.8 作者信息|男，1972年生，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100089。 一、历史分期 美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起步比欧洲晚，但 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随着汉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大量研究机 构的建立，美国的汉学研究步入了发展的快 车道。今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学术资源方 面，还是在研究模式、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均 处于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其研究 成果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也趋增巨大。① 任何学术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的过程。1963年，全美国仅有33人获得 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而到了1993年，供职于 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 研究专家已逾万人，其中仅效力于跨国公司、 基金会、法律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就达到 5300人之多。②19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 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研究在美国东 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年建 立）、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1884年建立）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 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10多个与中国研 究有关的机构。 如果将汉学研究限定在大学或学院研究 的层面上，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于1877 年，这一年6月耶鲁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 教授职位。此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也设 立了类似的职位。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待 汉学，将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其 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的研究也看作汉学的 一部分，那么美国的汉学史则可以追溯到18 世纪。1784年在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 船上，大副山茂召（Samuel Shaw）写下了他对 中国的第一印象，美国汉学伴随着中美直接 贸易的产生而产生。但美国汉学的产生并不201 ① ② 详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 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 第4期；黄育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 的几点变化》，《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John M.H.Lindbeck，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1，p.140；David Shambaugh，ed.，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Armonk，N.Y.：M.E.Sharpe，1993，p.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