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辉：史学理论创新与历史学科的发展一一史学理论前沿问题春季论坛综述
[关键词]史学理论创新；史学研究；世界史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摘要]史学理论引导着历史研究的方向，规范着历史研究的范式，决定着历史研究成果的价值。出席“史学理论前沿问题春季论坛”的学者们，深入讨论了世界史体系和主线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唯物史观问题、信息化时代和后殖民主义对史学研究的影响问题，认为史学理论应不断创新，才能促进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如何创造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史学理论，是今后史学界应该思考的主要问题。
[中图分类号]K09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9-0114-07
Innovation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 Summary of Spring Forum for Forefront Issues of Historical Theory
LIU Ke-hui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China)
Keywords： Innovation of Historical Theory; Historical Research; System of World History; Western Marxism; Histori cal Materialism
Abstract: Historical theory has directed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determined its paradigm and the value of its achieve- ments, Scholars present at Spring Forum for ForeFront Issues of Historical Theory deeply discussed the system and main line of world history, Western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Age and Post-coloni- alism o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They believed that only the Innovation of Historical Theory can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How to create historical theories with China' s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hould be the main issue of historical academia.
2009年5月11-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的“史学理论前沿问题春季论坛”在开封举行。在史学理论研究不太景气的今天，这次论坛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为期三天的讨论，学者们涉及到世界历史的体系、世界现代史的编写、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看法、信息化时代与史学研究、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等重大问题。通过讨论，学者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只有史学理论的创新，才能促进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史学理论的创新，要求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创新的思维和素养。
一重新认识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体系和主线问题
目前学术界关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体系的理论有四种，即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武汉大学吴于廑提出)、现代化的世界史观(罗荣渠提出，北京大学的钱乘旦把现代化的历史观提到一个比较具体的程度)、文明史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都体现了文明的形态史，国内有一些人主张用文明史来取代以前的世界通史)、以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为主线的世界史体系。前三种体系都把矛头指向以苏联的《世界通史》为代表的那种注重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和以阶级斗争力纲的旧的世界史观，以及在这种史观下创建的世界史体系，认为旧的体系已经不适合新时代认知，所以要进行批评和创新。但是，当人们真正研究这些所谓的新史观时，却发现这样一个悖论：新史观的基本立场是要抛弃和否定旧的认识体系，但在实际的历史写作中，我们现在所见的一些“新体系”，无非就是把原有的世界史体系中的内容倒腾一下，除了总的说法不同于以前外，他们所采用的材料基本上还是依据旧体系中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那些按新史观写成的世界通史，无非是“新瓶里装旧酒”，表面上好像是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却没有支撑它的新材料，比如把以前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革命，去掉了“资产阶级”，简称为“英国革命”，或者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简称为法国革命，等等，而基本内容并无大的变动。所以，把这种新编的世界历史书看成是“创新”以后的世界史体系，其实有些勉强。以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为主线的世界史体系曾经是主流，而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它已经过时而不再提它，但是实际上这个传统学说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俞金尧研究员在《“资本主义”与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体系》一文中，分析了整体的世界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的缺陷之后，坚持以“资本主义”这条主线写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认为只有这条主线才能解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以资本主义为主线的世界史体系，可以最大限度地把世界历史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变革包容进来，甚至把
其他的世界史体系，例如世界历史从分散变为整体的体系，现代化的历史体系，以及以全球化史观构筑的历史体系全都整合进来。此外，这个体系还可以把很多非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东西都纳入其中。
他认为，承认资本主义是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体系的主线，就是要把从l6世纪到现在为止的五个世纪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时代，它不应像原有的世界史体系那样把这个时代再分为“近代”和“现代”，把“近代”当作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时代；而把“现代”看成社会主义时代。把这个完整的历史阶段分割为具有资本主义特性的世界近代史和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的世界现代史的做法属于旧的世界史体系。新的世界史体系应该把16世纪以来的整个世界历史看成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社会主义革命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内加以认识，并把社会主义事业的演变始终放在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来理解。当然，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解体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是应该放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的。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这个大背景，很难理解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
俞金尧也清醒地认识到，以资本主义为主线来构建新的世界历史体系的条件并不十分成熟，宏观的架构和其中的细节都有待做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但是，只要我们能达成资本主义作为主线的共识，那么，创新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体系是可能的。世界史体系构建工作中应处理好主、客观关系：完全主观思辨的世界历史也是无法令人接受的；纯粹客观的，即恢复原状的世界历史也是写不出来的。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史学，不是因为以前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需要探求新的答案。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发展着的历史记忆，也是开
放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的历史记忆会有不同的内容，会不断地发展变化。这不仅仅是自身社会发展的折射，也是历史和现实的呼唤。不管从世界来看，还是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目前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地向我们走来。而且在金融的全球化、传媒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生活本身提出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中国改革开放3。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走向世界，融人世界的步伐正在加快，提出了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回答，来思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明历史研究要关注现实，要有问题意识，要自觉地回答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编写新的世界史教材就是立足现实对历史的一种新的思考。
于沛研究员在《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和理论体系》一文中认为，新的时代条件需要新的世界现代史，而新编写的世界现代史，不单纯是一部编年史，而是一部历史哲学思考。通过新编《世界现代史》，要重新认识一系列的问题：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志问题、如何认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如何看待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世界现代进程中的中国和世界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重新阐释，都需要我们使用新的理论和方法。
针对以前的世界历史编写对中国和世界关系处理中的缺陷，于沛提出世界现代史不能离开中国，不能把中国作为一个陪衬，而是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作用和影响写出来，从而体现出中国与世界的真正融合。
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唯物史观的认识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称为史学研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们主张重新解释马克思，而不遵从列宁、斯大林的苏联解释模式。其早期代表可追溯至卢卡契和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时已经蔚为大观，现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路易．阿尔萨塞、阿多尔诺、勒费弗尔等，他们主张回到青年马克思、人道的马克思等。他们仍旧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因素决定论、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阶级分析法等基本社会历史概念，只是更强调意识的巨大作用。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多涉及史学。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理论的贫乏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逐渐得到证明，马克思主义对职业史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他们重视社会经济因素、人民群众的作用、阶段斗争、社会形态以及历史规律。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在法国，稍晚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其代表人物如法国的著名史学家饶勒斯、拉布鲁斯、勒费弗尔、皮埃尔·维拉尔、阿尔贝·索布尔(他们大都是运用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家)，英国的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希尔、汤普逊等(他们也多研究英国革命、中世纪的农民、近代工人阶级等)，此外还有像美国的尤金·吉诺维斯那样的研究诸如黑人史、劳工史、移民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著作如索布尔的《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霍布斯鲍姆的《早期起义》等，都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报刊杂志作为阵地，发表为数颇多的论文，比如英国的《过去与现在》、《新左派评论》等。尽管这些史学家在研究主题和方法上有许多共同点一一比如都重视人民群众，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重大历史作用，尽管他们都高度赞扬马克思，但仍在不同程度上或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修正，比如他们都反对狭隘的“经济决定论”，
有的如汤普逊强调阶级意识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先导作用，强调入本；有的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其中没有人的活动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力量。
姜芃研究员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文中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认为在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两种认识，一种是悲观派，一种是乐观派。悲观派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看问题，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党政权倒台，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过时。从学派上来说，人们熟悉的几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入老境，汤普森已辞世，除了个别人，大都已经不发表著作。所以，这一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衰落。乐观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大大发展了。霍布斯鲍姆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过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人少，所以需要团结，派别意识强烈；如今，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已经传开，人们不同程度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以，派别意识反而淡漠了。正像对待年鉴学派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罗素在《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一文中谈到：“正如一切包罗万象的理论一样，这一学说如果当作一种教条来接受，是会引入歧途的；但是如果用来作为启发各种假说的方法，则是有价值的。毋庸置疑，它有着大量的真理。”①同时，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发展的体系，开放的体系。这一点不但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如此(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现在依然如此。所以，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关注时代提出的问题，要不断了解新的学说和思想，这样，才能够做一名相对合格的历史学工作者。
进入2l世纪以来，史学理论界对于唯物史观的讨论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重视。2001年蒋大椿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从马克思思索的起点开始，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理论道路和方向，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结合历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理论建设的学科发展之需，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马克思在19世纪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下曾经思考过的“人类社会历史及过程是什么”这一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文章对以前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的缺陷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了“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这篇理论文章对于新世纪之初的中国理论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它打破了史学理论界十余年的沉闷状态，活跃了学术空气，刺激了人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兴趣；另一方面，它燃起了人们在全新的时代语境和社会实践需求的前提下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①
①罗素著，何兆武等译：《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论历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学者们未必完全同意蒋大椿的观点，但都会承认蒋大椿的文章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问题。吴英副研究员在《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一文中谈到，唯物史观当前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唯物史观的解释存在很多问题。他认为目前我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读有九种：第一、关于五种生产方式规律论问题，马克思的原话是“大体说来”，不是必然都经历；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未按照五种生产方式演进。中国
学术界曾将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序列视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社会历史演进规律，其实是强加给马克思的，是对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的误读。第二、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并不只是阶级斗争，还有其他很多因素都在推动历史的发展。第三、关于历史发展的单线论还是多线论问题，不能走极端，历史发展是多样统一性的结合体。第四、关于经济决定论问题，吴英认为是生产能力决定论。第五、物质决定意识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唯物史观是生活决定意识或实践决定意识。第六÷关于国家的性质问题，过去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国家还必须履行公共职能。第七、两种社会主义问题，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问题，在那里马克思提出要限制、甚至取消市场的作用；二是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问题，提出后发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要吸纳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成果来发展自身的生产力，包括市场经济。第八、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一种是自我扬弃式的发展，一种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九、关于阶级结构问题，过去一讲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两大阶级的对立，但历史上新社会取代旧社会，并不是被压迫阶级担当新社会的统治者，一半都是中间阶级。
既然有这么多的误读，就需要我们重新解释唯物史观，即使不能全部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相符合，只要每个时代的人创造性的对之进行阐释，都会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信息化时代与后殖民理论对史学研究的影响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当前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层出不穷，对于史学研究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20世纪中叶开始的社会信息化已成为有必要加以研究的重大历史现象。社会信息化的由来有其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技术、理论和认知上的背景及动因；社会信息化自身不仅在当代世界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已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社会信息化进程给历史研究的对象、资料、理论、方法和手段等都打上深刻烙印。王旭东副研究员在《社会信息化的影响与冲击：从当代历史进程到世界史研究》一文中认为，在现今信息时代，对当代世界史，进而对整个世界史展开深入研究时，不能无视社会信息化及其作用的存在。在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推动下，数字化、网络化了的世界史研究资源越来越容易获得，给世界史研究理论、方法和手段带来冲击。首先，面临的将是大量网络学术资源的使用、标引、注释如何规范化问题。其次，跨学科资源、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领域资源的获得在网络状态下变得异常容易，这样便为世界史研究走出传统模式即上层政治、外交、战争史、主流经济史、精英科技／文化史的局限，展开更为广泛地自下而上的跨领域全球史研究创造了条件。第三，由于具有强大运算功能的计算机应用的普及，专业软件操作的智能化和便捷化，利用各类国际组织、学术团体和政府提供的科学数据库，就世界史上各类涉及计算的课题，诸如人口数量升降同环境变迁的相关性、经济指数增降同社会消费习惯变迁的相关性……以及此类数字变化同世界历史上全球化趋势的相关性等，展开深入、系统、动态地量化研究，或是为定性研究提供量化依据，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有助于创造性地开拓研究新思路，引发出更为复杂且价值更高的其他综合性跨学科的重要课题。
他认为，为能应对社会信息化进程给世界史研究带来的冲击，围绕世界史学科乃至整个历史学科信息化应用问题，展开深入的系统研究已经不容回避。这既是时代向世界史学者提出的要求，也是世界史研究走出“切块史”、迈向有机整体的全球史使然。世界历史的知识结构体系面临的最大窘境，是它的“碎化”。人为延续下来的知识结构条块划分的传统，不仅将动态演变着的人类社会历史的有机体切割得七零八落，而且也把人类同他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割裂开来。为能摆脱这种局面，先后已有不少中外史学家做过整体史的努力。问题是，能否借助信息化高技术应用的整合手段使之改观，真正大到“线”“面”小到“点”，人的主体行为融人所处的生态环境，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有机性、动态性和整体性在世界历史表述的层面上得到更好重现呢?
显然，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前沿课题，对此作者从理论研究人手，正尝试进行“数字世界史”(Digital world History)探索。他认为，20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信息化，并非一种孤立的纯技术性历史现象，其由来有着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技术、理论、认知和社会需求等诸方面的背景及动因。社会信息化自身，在当代世界史上已经不仅是据有一席之地、独立成章的问题，而是渗透到当代历史进程中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直接作用于历史结构的纵、横向关系的演进及未来走向。社会信息化进程给历史研究的对象、资料、理论、方
①周祥森：《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法和手段等都已打上了程度不等的烙印，为此，在现今信息时代，对当代世界史，进而对整个世界史乃至范围更加宽泛的历史展开深入研究时，不能无视或忽略社会信息化及其作用的存在。
让信息化的理念和手段，真正变为我们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可剥离、赖以创新的有机成分，用其促成传统学科的现代化，才是我们义无反顾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推动信息化应用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不但信息化对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20世纪以来一些新的理论同样对史学研究产生了影响，例如后殖民理论。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后殖民主义从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文化关系，发展为探讨范围更为广泛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的文化权力状况，以及有关文化帝国主义、国家与民族文化、文化身份、文化霸权与文化抵抗等问题。后殖民主义因而具有一种全球性，成为描述当今全球文化发展状况的重要理论话语。同时，作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后殖民主义竭力要打破双方之间二元对立的逻辑，恢复第三世界长期以来被控制和被压抑的身份，重新书写西方主导话语表述之外自我的历史，它作为第三世界文化政治运动的现实意义也由此凸显。后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研究中最具影响力、扩展最迅速的领域之一，跨越了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广泛涉及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西方对非西方的文化再现、第三世界的文化自主性、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认同等重大问题，当然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后殖民主义的出现及其对西方文化影响的批判性反思，为非西方史学或第三世界历史学与自身的决裂提供了一种途径和强大的理论后盾，它不断地强调历史与文化的本土性、差异性和特殊性，旨在重构非西方地区、边缘和他者的历史。
张旭鹏副研究员在《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一文中认为，后殖民主义史学是后殖民主义在历史研究领域内的具体反映．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对西方历史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提出质
疑。第一、对启蒙运动时期所形成的历史主义的批判，即批判理性和进步的历史观。第二、对总体性的否认，强调历史差异和多样化的历史表现方式。第三、对历史与权力之关系的拷问。
他比较了后殖民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区别。第一、后现代史学主要是解构，会导致历史的虚无化；后殖民主义虽然也强调解构，但最终是为了建构第三世界的历史主体意识。第二、后现代史学是纯粹西方的产物，后殖民史学是跨文化的产物。
由于近代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并没有被彻底殖民，因而也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后殖民语境”。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历史学家对西方历史方法的接受大多是主动的和热切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线性历史观中包含着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成功经验，只有借鉴西方的史学方法，建立一种“新史学”，中国人也才有可能打破旧观念，把自己的国家发展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国家。正是这种对现代性的强烈憧憬，使中国历史学家在面对西方理论话语和知识体系时，始终缺乏足够的反思和批判。相信以庶民研究为代表的后殖民史学，能够让中国的历史学家保持一份清醒的批评意识和怀疑态度，探索出一条体现中国精神的历史研究之路。
四史学理论的创新应走中国自主之路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整个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引导着历史研究的方向，规范着历史研究的范式，决定着历史研究成果的价值。于沛指出：“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①；“2。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
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史学理论的发展，是历史学永葆青春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因”。②陈启能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新史学’的发展中，在中国史学的变化中，史学理论起了十分明显的，可以说是全局性的带动作用。”③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历程证明了他们的论断。
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定期召开全国性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文章强调了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性。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问世，是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另一大事件。1992年，在其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它是集中发布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一个园地，也是促进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交流互动，报道国内外研究动向的一个主要平台。④
上述两个事件对史学理论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而关于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也真正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进步，例如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历史创造者问题，向来是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重大史学论争，基本上都环绕着这个问题展开。关于“历史主义”和“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一一这两个当代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一主要就是为了回答历史创造者问题而发生的。前者，首次明确提出要“历史
地”而不仅仅是“阶级地”看待历史创造者问题；后者，则企图重新认识封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问题。而80年代黎澍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既是前两场讨论的直接继续和深化，又为人们进一步思考提示了方向⑤，引发了80年代的一场大争论，促进了人们对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劳动人民、历史发展动力等重要历史问题的认识。
80年代中期，作为对“史学危机”的回应，我国史学界一度出现的方法热，给史学理论研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当时不但各种各样的史学方法论著大量刊发，而且有关社会科学方法、历史研究方法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也在全国遍地开花。其中，系统论方法给新时期的历史学震撼最大。方法与理论本质上是不可分的，方法本身其实就是理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当时对以“系统论”为核心的方法的热切关注进一步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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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学习与探索》72001年第l期。
②于沛：《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③陈启能：《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转引自张广智：《大力推进史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④关于两大事件及80年代方法论研究的总结，吸收了王学典的研究成果：《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一一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6期。
⑤王学典：《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88年第1期。
了人们对理论的重视。在整个80年代，理论研究实际上处于主流地位，受到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进入90年代后就盛况不再，史学理论研究明显降温，原因何在?
20世纪的中国史学，除了继承中国传统史学依附于现实政治、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优良传统”外，不再像传统史学那样拥有中国历史学家自己创立起来的用以指导自己进行历史研究这一精神生产实践活动的理论与方法。有了国外源源不断地供应用来指导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研究活动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五花八门的方法论工具，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乐得坐享其成。当然西方哲人或史学从业者发明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只要适用于更加合理地、科学地阐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有助于揭示各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独具个陸的道路和特殊规律，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未尝不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把它们移植到中国历史学园地。①回顾中国20世纪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高潮的兴起和成就的取得，与国外史学理论的传人有直接的关系。但在引进的高潮之中，往往有生搬硬套的情况，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充斥篇章，却无新颖内容可言，新瓶装旧酒，仅仅改变了包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过去我们对国外史学理论，不论哪个流派都未能从整体上研究，倾向于应急择取、片面采用，结果理解不透，消化不良。二是过去我们对国外史学理论的名词术语、观点方法介绍的多，具体运用实践中少。再好的理论与方法如果脱离史学实践，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种史学理论或方法不能在历史研究中解决具体问题，那么这种理论或者自身存在缺陷，或者我们还未真正地理解与掌握。②
然而，只是热衷于移植，把本是一种手段的移植当作目的本身，而不注重于培育中国特色的“品种”，结果如何呢?百年的拿来主义，中国历史学园地的确景观大变，满眼一片姹紫嫣红，但在这缤纷的园地里，究竟有多少是中国人自己培育出来的“土产”呢?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讲，需要认识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历
史学和史学理论要发展，必须要走自己的路，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继承我国文化传统，
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传统优势和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性的路。这与加强国际交流，了解和
借鉴包括西方史学在内的国际史学是不矛盾的。这是因为，我们历史学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
文明的发展大道，不能关起门来自我拔高，而必须努力吸取世界上一切精神文明的成果，壮
大自己，发展自己③，才能创造出属于中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理论来。
研究西方史学史的专家张广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为了推进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为了深化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需要早日建立西方史学研究的中
国学派。④在1998年台湾举行的“海峡两岸史学史学术研讨会”上，他又再次提出：“西方
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建立，有助融合成世界性的新史学的早日奠定。”⑤对于其他方面的
研究来讲，同样存在一个建立真正的中国学派的问题，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史学理论的创新
是前提．史学理论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创新，对于整个历史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中国的史学理论工作者依靠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吃饭吃得已经失去了理论创新和积
极思想的能力，要创造真正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史学理论来，我们要走的道路还很长，
因为人们头上需要剪掉的有形和无形的“辫子”太多、太多!
收稿日期 2009—05—29
作者刘克辉，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殷铭) 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考周祥森：《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史学月刊》 2004年第3期。
②参考张文生：《中国百年间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③陈启能：《史学理论与改革开放》，《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④张广智《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社会科学》(沪版)1992年第3期。
⑤张广智：《近2O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载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