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信仰》解说词（第一集）
来源：网络作者：转载时间：2012年8月20日 10:10 3864次浏览3条评论75次顶
序
1919年冬天，一位当过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叫陈望道的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从寒冬到次年早春，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送走了一个又一个长夜，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
《共产党宣言》只有28000多个汉字。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信仰故事的思想起点。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正是在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以后，他开始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在谈话中他也深情地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江泽民同志回忆他在上海交大读书时谈到，他曾经晚上打着手电筒在宿舍里读《共产党宣言》。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咬定青山不放松。
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我们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未来，是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实践信仰的奋斗脚步，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曾经令人心潮澎湃的信仰故事，是不是已经变得平淡?曾经光芒闪耀的信仰真谛，将怎样成为我们矢志不移坚守的精神家园?让我们沿着信仰的足迹，去讲述信仰的故事，追寻它永恒的魅力。
信仰的选择
这条建成于上个世纪初的古驿道，是当时连通海丰与广州的重要通道。驿道两旁这些有百年历史的潮汕风格的店铺，见证了这里自古以来的热闹与喧嚣。80多年前，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这里的楼房被刷成了红色，一个苏维埃政权、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在此建立。
就在这棵大榕树下，这首诗的作者，一个26岁的青年，穿着从长工那里借来的破旧短褂，怀抱着德国产最新式的留声机，给农民宣传他的信仰。
然而就是这个富家子弟，宣称“我即贫民”、“我即制度的叛逆者”，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他的名字叫彭湃。这座巨大宅院，是彭家富有的象征。
这是个拥有1500多名佃户的大地主家庭，平均下来，30多个佃户养活一个彭家成员，可以想象，彭湃从小过的是多么富裕优越的日子。然而，走出彭家大院，当时的中国却是另外一种样子。
从19世纪中叶起，在与外国列强签订了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和章程之后，中国，已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随时亡国的危险之中。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不甘屈服的中国人一次次奋起抗争，却始终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年轻的彭湃，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1917年，祖父同意21岁的彭湃出国留学，并在他身上寄托了“谋官爵、耀门楣”的厚望。然而，在他炽热的内心里洋溢着的，却是另外一种热情。
当时苦闷彷徨的中国人在各种各样的“主义”中寻找着各自的信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好人政府、联省自治……令人目不暇接，到底哪一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呢?这一年11月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让共产主义这个在欧洲游荡的幽灵，进入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视野。
与既往一切信仰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良知的科学思想体系。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里，彭湃读到了《共产党宣言》，激动不已的他，感觉自己触摸到了救中国的真正良方。
1921年，彭湃学成回国。和众多一般的留学生只拿了张毕业文凭回来“谋官爵、耀门楣”不同，他心里装着的是沉甸甸的信仰和理想。受压迫被剥削的工农群众必须翻身，这是不容怀疑的真理，问题在于什么人和用怎样的方法，把人们团结起来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
量。彭湃用了一种最直接、最直达肺腑的方式，去冲破一个富家子弟与农民兄弟之间的隔膜。就在这棵大榕树下，当着一万多农民的面，彭湃将一箱子田契铺约一张张烧毁，而随着那一把火烧掉的是彭家折合成今天每年近4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在烈火中闪耀的，是与传统剥削和压迫制度决裂，动员农民起来革命的信仰之光。
在农会成立大会上，彭湃有意问道：“农友们!天下怎么才会太平呢?”当时，台下众
口一词地大呼：“我们的彭湃当皇帝，天下就太平了!”面对农民们这种传统的期盼救世主的心态，彭湃说道：“彭湃不能当皇帝，天下从此不能有皇帝，我们农友真正当家作主，天下才能太平!”随后，在广东海陆丰一带，参加农会组织的农民达到20余万之众。
荣华富贵、高官厚禄、锦绣前程，这是自古以来很多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但被这些虽
然年轻却找到了信仰真谛的革命者弃之如敝屣。
事实说明，旧式的农民战争，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资产阶级革命
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能够指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兴业路这个狭小的房间成立，这时，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各路政治力量相比，它看上去是那样的身形清瘦、势单力孤，它的成员只有区区50多人，但是，它的手中，却握着最有力的精神武器;它的心里，装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信仰的感召和支撑下，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一道，揭开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选择信仰很艰难，坚守信仰更难。在坚守信仰的路上，铺满了荆棘，更有可能付出鲜
血和生命的代价。
信仰的坚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
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誓言：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积极为党工作;
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建
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1982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这段入党仪式的宣誓词，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几经调整和修改，而誓词最后的四个字，“永不叛党”，最终被保留了下来。
1927年10月，在湖南省酃县水口街叶家祠的阁楼上，一场6个人的入党仪式正秘密举行。“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6个人分别是陈士榘、赖毅、刘炎、李恒、欧阳健、鄢辉。主持这场入党宣誓的，是毛泽东。正是他，在新党员的入党誓词中，第一次加入了“永不叛党”4个字。这4个坚守信仰的汉字，却是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用生命换来的。
就在这次入党仪式的半年前，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4·12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了。在4月12日至4月14日3天的时间里，仅上海市区，就有300多人被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全国有31万余人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包括26000余名共产党员。历史有情也无情，它以最严苛的方式淘汰那些投机和懦弱分子。有人在鲜血和死亡面前胆怯，在金钱或功名面前迷失，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够坚守信仰。即使是参加党的一大的13位代表，也要接受大浪淘沙的考验。其中的3个人，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都先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投身敌对阵营，甚至投靠外国侵略者。历史无情也有情，更多的共产党人，则始终坚守信仰，做出的是另外一种选择。
龙华监狱，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建，是当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关押、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地方。从1927年至1937年间，在龙华监狱殉难的革命者难以计数，其中有据可查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和著名人士有近50人，包括彭湃、罗亦农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及柔石、殷夫、冯铿等左联作家。他们牺牲前，或受尽酷刑折磨，或被许诺高官厚禄，敌人的目的只有一个：背叛中国共产党。但他们都毅然选择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而龙华监狱只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20余个关押杀害革命志士场所中的一个。
“目前的中国，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这是多次收录于中学语文课本的《可爱的中国》，它的作者是方志敏。1935年1月，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在北上抗日途中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的回答是：“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去出卖可爱的中国，去残杀无辜的工农，那还算是人?!是狗!是猪!是畜生!不，是猪狗畜生不食的东西!”
如今，在方志敏牺牲的地方，在他凝神注目之下，人们已经过上了他曾经为之努力奋斗的幸福安宁的生活，中国比从前更可爱，他心目中“可赞美的光明的前途”，已经在中国出现!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万人。在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还有什么比生死抉择更大的考验?为什么先烈们能够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因为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人，信仰就是引领他们前进的天，人民就是支撑他们奋斗的地。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顶天立地的人更有力量呢?
照片上的这两位年轻人，是来自英国的李爱德和马普安。他们是重走长征路的众多中外长征爱好者中的两位。2003年7月，他们决定效仿一下当年红一方面军红四团从安顺场奔袭泸定桥的速度，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疑惑：一昼夜240里!24小时之内，一支队伍怎么能够长途奔袭这么长的距离呢?结果，他们晚到了13个小时。李爱德解释说，“实在是太困了，我们在中途的磨西镇休息了一个晚上。”他们不知道，且不说这晚到的13个小时，即便是他们真的在一昼夜内赶到了泸定桥，和当年的红军奔袭也依然没有多少可比性。红军当年走的崎岖山路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坦的公路。红军还沿途作战两次，消灭了一个营的川军，而现在自然也不会有人来阻挡他们的赶路。
这实在是时过境迁的两种历史空间，由此呈现的也只能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力量。历史永远记住了1935年5月29日的那个清晨。一昼夜奔袭240里的红四团的勇士们，抢下泸定桥，在挽救几乎陷入绝境的长征队伍的同时，也创造了生命力量的奇迹。中国共产党人生命的力量，来自哪里呢?
1934年11月26日，一个年仅14岁的红军小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冒死写下了这句标语，当时他还不知道，为实现这句誓言，他的战友们将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湘江战役，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战役，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
万多人。牺牲者中，就有红34师师长陈树湘。
湘江边7天的恶战，使红34师从8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虽然完成了掩护主力渡湘江的任务，但红34师也被敌人阻截在湘江南岸，陈树湘向全师发布了最后的命令：寻找敌兵薄弱的地方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红34师全师尽没，陈树湘也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被敌人搜获。
石马神村，位于通往道县县城的官道旁。当年，国民党民团士兵就是经过这里，抬着
受伤被俘的陈树湘去邀功请赏。这位老人身后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小庙就是陈树湘牺牲的地方。如今，老人还清晰记得70多年前那个惨烈的故事。
断肠，通常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被人们用来形容极度痛苦。然而，对于陈树湘来说，这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一种崇高的选择，他选择用这样悲壮的方式实践自己的诺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是陈毅在广东和江西边界的梅岭被敌人围困20多天后，奋笔写下的“绝笔”诗。死后也要召集那些此前牺牲的旧部，在阴间革阎王爷这个统治者的命!革命和写诗都到了不要命的境界，这样的信仰，该是何等彻底的自觉与豪迈。有什么力量可以战胜这样的共产党人呢?
晚年的张学良曾经回忆，当年和红军作战失败后，他曾经同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
产党，他问自己的将领，谁能在缺衣少食、围追堵截中把这样的队伍带出来，而且依旧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还不早把人带跑光了?红军为什么打不散，散了还会回来，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每一个兵，都信仰他们的主义。
信仰的宗旨
70多年前的1938年，就在这条通往延安的小路上，一行人匆匆地赶着路。尽管他们已经这样连续走了两个多月，但每个人的脸上，还是洋溢着期待与兴奋。两个多月前的7月6日，年仅17岁的于蓝谎称要去天津参加同学的婚礼，带着继母给的五块钱从北京出发踏上
了追求自己信仰的道路。这一走，就是1000公里的路程，用了两个多月。在接近延安的时候，懵懂之年的于蓝渐渐感受到了共产党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
于蓝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夏日的傍晚，马轻快地奔驰着，我感觉这一切是那么新奇而又神秘啊!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无数青年前往延安的必经之处。这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室，从1937年4月到8月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在这张编号804001的桌子前，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登记在册的前往延安的人数就达2288人。在他们当中，不仅有山野乡村的农家子弟，满怀激情的青年学生，一无所有的产业工人;也有出身豪门的少爷小姐，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资财不菲的华侨富商。据统计，出自官宦及富有家庭的人超过三分之一。这其中就包括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袁世凯的外孙张象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张学良高级幕僚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以及众多东北军将领的子女。
奔赴延安的人们，看到的共产党人，并不都是轰轰烈烈、叱咤风云的生生死死，而是无处不在的对崇高信仰的躬身实践。一位当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人约翰·科林在回忆中说：“我被共产党人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那么，弥漫在空气中的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气息，又是怎样呈现出来的呢?
张思德，一个在1933年就参加了红军的老同志，曾经在战斗中一人夺得敌人两挺机枪，多次负伤。经历三过草地的长征到达延安后，他的职务还只是一个班长。1942年部队整编，他又到中央警卫团当普通战士。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打扫卫生、铺石垫路、修补窑洞、编草鞋、喂战马，样样事情做得有声有色。1944年，他主动报名到离延安70多里路的安塞县生产农场烧木炭。一天，炭窑在雨中崩塌，危急时刻，他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土里牺牲了。
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更没有留下到处传扬的大功大业，唯一留下的这张照片，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上去像一个四五十岁的普通农民。然而，他却拥有充满幸福感的开心笑容。这个笑容让人动情，让人看到了普通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宗旨。
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把共产党人的宗旨概括为“为人民服务”，并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没有实践的信仰是空想，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所有奋斗，贯穿了一个什么样
的主线呢?那就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高中一年级，十五六岁的年纪，除了学业的压力和跨过青春期的小小烦恼，这个年龄
的孩子还不需面对多么重大的人生考验，然而，65年前，那个同样15岁的女孩所面对的却是一次生死抉择。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前大声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比刘胡兰大3岁的白天广老人，当时就站在周围的乡亲们中间。
人们在为刘胡兰惋惜的同时，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15岁的小姑娘，是否真的明白，她毅然放弃生命要坚守的，要获取的，到底是什么?1947年，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当时已经是预备党员的刘胡兰在文水县县长顾永田的领导下参加了这次土改工作。农民得到了土地，让刘胡兰亲眼见到，共产党给她的穷乡亲的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共产党为什么好?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这也是刘胡兰对信仰宗旨最直接的理解，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更多的老百姓得到土地，是她以命相搏的原因。
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人民群众用小
米哺育了苏区、边区、解放区，用肩膀支撑起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用无数子弟的鲜血，染红了党旗、军旗和新中国的国旗。而建立新中国，正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在革命时期所展示的宏大目标。
信仰的胜利
在这样富有时尚气息的休闲娱乐场所，人们惬意地饮茶、观景，洋溢着轻松和谐的气氛。在轻松享受生活的人们，是否还记得另一个场所，一个和今天的美好生活反差巨大却又息息相关的场所?
渣滓洞、白公馆，关在这里的革命者，大多被捕于1948年下半年。正是在这些革命者被关押期间，他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经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建立了。一周之后，这个消息被黄显声将军通过报纸得知，传达给狱中同志，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这样的情节。
绣好的红旗藏在楼板底下，大家却按捺不住内心燃起的希望，眼见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浴血奋战的理想已经实现，大家多么希望，能够亲自迎接新生活的到来!然而，1949年11月27日，到来的却是残酷的现实：大屠杀开始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怀抱各种主义和信仰的政党，似乎都相信自己拥有未来，为什么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未来呢?因为，在信仰的碰撞和交锋中，共产党人信仰的不仅是真理，还在于他们能够前仆后继、舍生忘死地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就像著名的夏明翰烈士在他的就义诗中说的那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正是一批又一批的“夏明翰们”的舍身奋斗，才使信仰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文字，不再只是口头上的声音，不再只是思想中的空中楼阁，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鲜活的目标，而且越来越近。
当一双双握紧了的拳头面对党旗宣誓时，“镰刀铁锤”就是他们的信仰;当红军战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冲向敌人的枪林弹雨时，“苏维埃”就是他们的信仰;当八路军战士从狼牙山纵身跳下数十丈的悬崖时，民族解放就是他们的信仰;当解放军战士高呼着“为了新中国，前进”和敌人的碉堡同归于尽时，“新中国”就是他们的信仰;当参加开国大典的一张张面孔凝望着缓缓升起的国旗热泪盈眶时，“五星红旗”就是他们的信仰。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未来，正是由这些不同阶段的目标连接起来的。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力以成之。为信仰而奋斗，就是为未来而奋斗，不顾一切地向这些目标挺进。终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