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对游牧民定居问题研究的启示
一从游牧到定居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
（一）游牧生活的贫困
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游牧经济一方面要依赖于大自然，一方面有少量的对外贸易，以满足自身最低限度的需求。由于牧区自然环境恶劣，地形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高山崎岖，河流曲折，运输条件恶劣、路途遥远、道路不畅、安全无保障，游牧民只能与外界进行少量的商品交易。一个民族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对外交往的程度，牧区的贫穷落后是显而易见的。
（二）游牧经济的终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食品加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牛、羊、蛋、奶作为生产原料，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牲畜不再只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存在，它更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来源。但是，随着人口不断的增加、家畜的大量繁殖和草场资源有限性的矛盾的突出，打破了游牧经济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游牧民选择定居，培育人工草场，实行轮牧、休牧，转移剩余劳动力，无疑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必要途径，游牧经济在自然选择中走向消亡。
（三）现代化畜牧业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到来，推动了畜牧业产业化的步伐，龙头企业的带动下，畜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牧民的眼光开始转向市场、转向社会，从对自然的依赖中解脱出来，游牧经济逐渐为现代化畜牧业经济所取代，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扩大，各种经营方式充斥到畜牧业行列中，牧区对外贸易的程度进一步加大，牧区的生产力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落后的游牧经济必然被现代化畜牧业的发展所替代。由此，从游牧到定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游牧民定居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再社会化过程
游牧生产方式下创造的游牧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文明，终于淡出历史舞台，根本原因在于它离现代文化越来越远。定居是一次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意味着游牧文化将向现代文化转变。但长期的游牧生活已经形成的稳固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失，这存在对一个对新环境、新文化生活的适应问题，因此，定居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再社会化过程①。
游牧经济是草原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根据地理环境、季节变化和草原承载力等一系列自然条件而做出的适应自然生态环境演化规律的一种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
①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指的是一个人口群体原来的社会文化由于客观环境发生急剧变
式是一种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畜群资源的方式，是长期顺应自然生态环境的结果，它所创造的游牧文化则是以顺应自然选择为内涵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民俗风情也都是以自然生态为核心的文化模式。具体地说，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产方式以及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构成游牧文化的具体要素。
游牧经济表现出其特有的文化现象如：哈萨克族及其它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共同信奉的“圣天”、“狼的图腾”、“树木崇拜”等都是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有关。游牧的流动性形成了适应于游牧方式的饮食习惯、居住和服饰。马、牛、骆驼常常是以哈萨克族为代表的许多游牧民族日常生活、迁徙、打仗的主要交通工具，因此有人把游牧文化称为“马背文化”。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生活用具大多是木质的，这主要是从搬迁方便、便于携带、不易打碎、经久耐用、食物不易腐烂变质的角度来考虑的。以哈萨克族为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喜欢穿皮袄、皮靴、戴皮帽，这主要为了适应北方寒冷多变的气候来考虑的。另外，长期的游牧生活还形成了珍惜资源、保护动物的价值观念。
长期的游牧经济生产方式下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现象，一旦形成则具有稳定性。文化本身具有后得性，一代一代地进行社会遗传，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产生新的文明、新的文化，对传统文化模式进行重构整合，并形成新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游牧民定居在生态环境、生活环境上都将发生变化。新的生产方式是商品经济、工业化文明、现代科技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定居的日益完善，新的生产方式将会发生更为深刻、彻底的变化，它所创造的现代畜牧业文明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文化也会发生质的变化，无论是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文明（思维、语言、风俗、宗教、伦理、道德等）都会发生变化，这个民族原有的政策、法律、教育等社会的方方面面必将经历着一次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长期的、复杂的、再社会化的过程。
三游牧民定居工程的开展离不开党的牧民定居政策的支持
游牧民定居所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民族政策的支持，若没有党的政策支持，游牧民定居的历程还要延续很多年。牧民定居政策与定居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一）党的牧民定居政策的制订依据
邓小平在谈到党在民族地区的政策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①他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起来。所谓发展，就是帮助少数民族实现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进步，“就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②就是“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③邓小平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政策的实质，这是在认真反思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民族工作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论断。
民族平等与民族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是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是发展和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满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核心。
党的牧民定居政策恰恰是针对农村牧区的贫困问题提出来的，保护和发展牧区的畜牧业，促进游牧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差距是牧民定居政策的核心。牧民定居政策是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路线方针指导下提出来的，定居是这一时期实现各游牧民族繁荣富强的必经之路，定居政策的任务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任务的一部分，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实质就是牧民定居政策制订的理论依据。（二）牧民定居政策在定居中地位和作用
1、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游牧民定居的全面重视，起到了向标的作用。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 163—246 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 247 页。
牧民定居政策是在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原则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前提下，旨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而制订的一项民族政策，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处理民族问题的重大方针路线之一，是主要针对我国西、北部偏远、落后、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政策，是国家、省级自治地方、自治县、乡等各级部门审视度势、结合牧区实情、以发展为核心、以推动广大游牧民定居为内容而制订的方针策略。早在1950年6月周恩来在《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应使广大游牧民由游牧转为定牧的思想，之后在1952年、1975年、1987年的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对发展和保护畜牧业、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积极推进游牧民定居的思路都有阐述，新疆、内蒙、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区也相继召开地区牧区畜牧业经济工作会议，对游牧民定居给出了详尽的规划，各地州、自治县、民族乡也都有关于游牧民定居的具体实施方案。自上而下，从国家到地方，牧民定居工程都到了充分的重视，牧民定居政策起到了组织宣传、积极推进、稳步前进、为定居指明方向的作用。2、制订详尽的游牧民定居的实施方案与措施
如果没有牧民定居政策对具体实施方案的安排部署，游牧民定居将是一个自发、分散、缓慢的过程。在牧民定居政策的推动下，游牧民定居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中央统一下达每一历史阶段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总任务，在一定时期国家关于少数民族发展总目标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区游牧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问题，经过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践验证，在逐步探索的情况下，制订合理推进游牧民定居进程的实施方案和实施步骤。如：新党发[1996]8号文件关于《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们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畜牧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切实抓好牧民定居方面提出：“牧民定居要采取多种形式，坚持统一规划、……、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形成定居小区。……定居点要逐步做到‘三通、四有、五配套，……’。”①又如：新党发[2002]24号关于《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积极培育龙头产业，加快推进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王乐泉2002年8月24日在《加快新疆传统畜牧业向先现代畜牧业的转变—在自治区畜牧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在加快发展畜牧业上”。②定居政策是根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随时调整，体现因地制宜、灵活机智、求真务实、稳步推进。牧民定居政策是针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定居的各个环节来制订定居实施方案，并检查其实施效果。
3、针对定居存在的薄弱环节给予相应的扶持和研究对策
政策扶持是牧民定居政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没有这一项，许多实施步骤都无法进行，定居进展缓慢或停滞不前，相反，根据定居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薄弱环节，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将有利于加快牧民定居的进程，推动牧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游牧民定居的初级发展阶段，由于游牧民族自身遗留的许多历史问题，成为游牧民定居的制约因素。首先是牧区的贫困问题，游牧民自身没有经济能力进行定居点的建设，没有定居点的建设，游牧民则不会主动搬迁，无处可居，任何定居方案都无从实施，这就极其
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有计划、按比例、分步骤地给牧区下达财政拨款计划，加大定居点的建设力度，这是牧民定居工程的基础工作。如：国发[2007]4号《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进一步完善扶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提到：“完善畜牧业基础设施、扩大对畜牧业的财税支持、加大对畜牧业的金融支持（运用贴息等方式，引导和额鼓励各类融资机构增加对畜牧业的贷款）”。①其次是游牧民对文化生活的适应问题，很多牧民定居下来以后，无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如衣、食、住、行等方面又重新返回山里游牧，这在塔城、阿勒泰地区表现很明显。关于这些问题，政策上要采取积极引导和宣传教育的方式，让他们看到牧民定居的好处和前景，转变思想观念，让他们从心理上去适应定居生活是最重要的。
仅仅靠扶持是不够的，对于一些薄弱环节或重大突出问题，应给予科学的研究对策，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改变现状，这就需要政策站在更高更远的位置，从长远发展的、从整体的、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可行的战略眼光出发，制订政策去帮助、解决牧民定居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只重眼前、急功近利。
4、从战略的角度制订游牧民定居发展的长远规划
定居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一个社会的演变需要全社会人的关注、多方面的支持和几代代人的心血。定居需要经历从提出—正式启动—初级发展—快速发展—完善几个阶段，每经过一个阶段都要为下一个阶段的实施打好基础，同时要为今后的发展制订一个发展目标，要把这个目标纳入地方每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体系内容当中去，以确保按时实施。只有这样，既保证了定居政策的实效性，又具有前瞻性。这个长远规划可以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要从定居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当前政策的基础上，认清今后定居发展的方向，来制订定居的各项发展目标，以确保定居工程的最后完工。如：《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了2000-2010年牧民定居过程中新疆畜牧业发展的远景规划和宏伟目标，又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游牧民定居工程规划（2008-2015）》等这些政策措施的研究制订都为今后游牧民定居事业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不仅体现了定居政策的科学性、操作性、可行性，也体现了政策的前瞻性、预见性、战略性的作用和特点。
（三）当前和今后党的牧民定居政策制订的重点
1、当前牧民定居政策制订的重点
认清牧民定居发展的现状——定居发展的初级阶段，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出台相应的研究对策应是当前牧民定居政策制订的重点。
首先是定居点的建设，定居点建设是牧民定居的基础环节，这个基础打不好，其它的工作很难推行下去。定居点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许多定居点选择不合适；定居点配套设施不完善；许多定居点没有达到定居标准；资金不到位不彻底等。
其次是牧区产业结构调整，如农作物种植结构单一；畜产品比例不合理；畜产品收入单一；畜牧业经营方式单一；牧区市场体系滞后等都是牧区产业结构调整中所面临的
困境。只有做好牧区产业结构调整这一环节，才能更好地培育市场体系，进一步推进牧业产业化的步伐，解决牧区存在的贫困问题。
再次是实现牧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牧区存在许多定而不居的现象，关键是对现代文化生活的不适应，具体的不适应笔者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牧民定居是一个复杂的再社会化过程，新的生产方式下，广大游牧民只有从贫困落后的文化中走出来，经过现代文化的整合，才能真正摆脱经济上的贫困、精神上的枷锁，落后的思想观念，走上现代化的富裕之路。
最后还有关于教育、生态环境的利用和保护、建立初步的牧区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都当前牧民定居政策适时考虑和制订的重点。
2、今后牧民定居政策的发展方向
笔者通过前面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对今后牧民定居政策的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做一个预测，主要依据是国际上关于完全意义上牧民定居的标准和当前牧民定居的发展现状及下一阶段牧民定居的目标来制订。
新疆社会科学院阿德力汗·叶斯汗老师在《新疆哈萨克牧民定居的分析评价与对策思考》一文中谈到英国海外研究中心牧业研究所和苏赛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完全意义上的游牧民定居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人口结构的分化转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较为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组织、教育多元化、人口对定居方式的完全适应、科技手段明显加强、科学解决人畜与自然资源的矛盾。我国关于游牧民定居的高级阶段—城镇化建设，旨在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实现牧区城镇化建设，上面几项内容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因民族不同、历史发展不同、区域不同，侧重点也不一样。笔者经过调查与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牧区进一步发展普遍要经过以下几个过程，也是牧民定居政策发展和制订的方向与核心任务：（1）促进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牧区经营方式的多元化
（2）推进畜牧业产业化步伐，加快牧区的市场化进程
（3）与城镇设施相配套的社区服务体系和社会组织的完善
（4）加强草原畜牧业现代化建设，实现牧区可持续发展
（5）完善牧区教育体系、丰富牧区文化生活，促进经济与文化的同步发展
（四）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党的牧民定居政策
1、重视党的民族工作，培养方法创新意识
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赋予了党在民族工作上的新内涵和新使命。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关于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趋势，提出了一系列英明论断和新世纪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理论内容。2003年3月胡锦涛在全国政协少数民族各界委员联组会上，鲜明地指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①如何将这个主题贯彻落实到具体的民族工作中，如何因地制宜、因民族制宜把“团结与繁荣运用到游牧民定居中去”，方法创新是关键。
我国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在民族工作方法上习惯于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
从思想上轻视游牧民族，认为他们本来就是落后民族，发展他们只能靠经济上扶持。没有从思想上树立民族平等的观念，忽视了他们落后的历史原因。在游牧民定居过程中，行政命令的民族工作方法在很多地区都存在。以下有几种创新民族工作方法的视角：（1）将定居与游牧民族的文化因素结合起来
（2）将定居与游牧民族的心理因素结合起来
（3）将定居与游牧民族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
（4）将定居与游牧民族后代的发展结合起来
如果从这几个视角进行牧区的民族工作，民族工作人员会培养一种科学的、创新的意识，更为有效的处理好牧区的定居工作和民族问题。才能真正体现牧区的民族平等，做到民族团结，各民族才会共同奋斗、共同繁荣，这将是牧民定居政策的在实践中的创新。
2、加强牧区基层党建工作，促进思想观念转变
牧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牧区党建有其特殊性：定居点的分散性和畜牧业的流动性，牧区经济的不稳定性（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得党群矛盾、干群矛盾、民族矛盾突出，牧区宗教信问题等因素给牧区的党建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牧区基层党建工作也是农村党建工作的最薄弱环节。“牧区基层党建工作有其重要性，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都在党的领导下，基层党建的基础打不好，怎么能实现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又怎么能实现边疆的安定团结？没有各民族的大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①
基层党建过程中，“两个文明”的贯彻落实，既促进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牧区精神文化的建设。使广大牧民更多地了解到新时期党关于牧区发展的方针政策，通过党的不断宣传教育，加深了牧民对党的政策的认识和理解，认识到牧民定居的目的是党领导牧区人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有助于转变牧民陈旧落后不思进取的观念，使更多的牧民参与到牧区建设中来，激发了牧民定居的热情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干部也要加强自身培训，培养基层干部敏锐的市场眼光，任用一些拥有先进生产技能的科技干部，深入基层牧区指导生产，帮助牧民尽快走向安定、富裕的生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新牧区建设为牧区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为牧民定居政策增添了新的内容。
3、增进民族之间的交往，构建和谐新理念
一个民族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对外交往的程度。长期游牧的分散性、流离性以及交通不便，使得游牧民族处于信息闭塞、与世隔绝的状态，只有简单的社会组织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很少与外界交往，生产力的落后，也没有更多剩余的产品进行对外交换，只能满足自身最低程度的需要，游牧民族被看作一个孤立的社会群体。定居半定居后的牧民，各定居点距离较远，除了亲戚之外，交流很少，由于语言、风俗习惯等差异，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牧区与城市之间交往都不是很密切，这必然会影响游牧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游牧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关系，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产、供、销一体化
的规模化、产业化的经营方式，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加强和巩固。党的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胡锦涛同志进一步阐明：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也一再强调民族团结与民族和谐。可见，和谐是党在新时期一切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在牧区构建和谐理念是也党的牧民定居政策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结语
通过对游牧民定居的背景、定居的现状、定居带来的变化、定居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对策的调查研究，本文分析了新疆的哈萨克族，这个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特色的游牧民族，在历经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战乱、瘟疫、民族压迫（被迫定居），四十年代反动军阀的破坏，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完成对牧业的改造，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对牧业所采取的错误的路线，直至八十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大力保护和发展畜牧业、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方针策略，真正从游牧开始走向定居和半定居。
本研究全面阐述了新疆哈萨克族牧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建设，形成了初步的牧民定居体系，牧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有很多不足。通过典型案例的研究，系统分析了定居后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的变化，再次肯定了定居的重要意义。最后集中探讨牧民定居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社会问题及解决的对策，贫困依然是牧区普遍存在的问题，经济的贫困导致了文化的贫困，文化的贫困影响了教育的发展，教育的落后限制了思想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落后导致人们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意识淡薄。经济贫困产生了一系列的连环效应，要改变牧区贫穷落后的局面，发展经济是关键。事实证明，定居是解决经济贫困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笔者对新疆哈萨克游牧民定居的研究主要站在民族学角度，从民族理论出发，旨在论述党的民族政策对游牧民定居的指导意义、实践作用、发展方向和完善措施。本文攥写过程中完成了两个创新：一是理论创新，把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牧民定居政策的理论依据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质的观点，接着又深入提出了发展和完善牧民定居政策的三个理论视角。二是方法创新，将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和社会学的统计法与比较法综合运用、将理论分析与个案调查相对应，把抽象概括的理论通过典型案例表现出来。另外，本研究还存在许多不妥和不完善之处，特别是理论研究的深度不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