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引言 (1)
一、汪曾祺的背景 (2)
（一）高邮的地貌 (2)
（二）高邮的文化史 (2)
1.高邮的历史 (2)
2.高邮的文学底蕴 (2)
（三）汪曾祺的启蒙老师 (3)
1.沈从文先生的写作风格 (3)
2.汪曾祺先生的写作风格 (4)
二、汪曾祺与胡同文化 (4)
（一）胡同文化的来源 (4)
1.包罗万象的北京胡同 (5)
2.北京的胡同文化 (5)
（二）汪曾祺的“胡同文化” (6)
三、汪曾祺与京派作家 (7)
（一）汪曾琪作品中的写作视角 (7)
（二）汪曾琪先生的文学特色 (8)
四、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特色 (9)
结论 (11)
主要参考文献 (11)
摘要
本文阐述了汪曾祺先生的历史背景、文学启蒙以及他的写作风格和其所受的历史影响，汪曾祺先生为我国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联结现当代文学的作家，其作品大多取材于乡村和市镇的旧日生活和后来生活的坎坷印迹，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由于汪曾祺对生活抱有一种理解和审美的心情，他的作品不讲求情节的起落和戏剧化的冲突，也不去写历史的移变和沧桑。多数的时候，他讲述村落市井凡常琐事，讲述人们的起居行止。他的作品潜藏着圆融、沉静、自在的生命之美。疏缓有致、自然朴素的笔触，淡化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
关键词：高邮；京派作家；中国传统文化；胡同文化；
引言
浅谈汪曾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引言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过去六十年中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60年来文学批评界对主流文学关注颇多。而对边缘文学的研究却是少之又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以京派文学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正在逐渐被社会重视。关注本土文化，追踪人性的精神家园。尤其是以沈从文先生为代表的京派作家群，倡导一种唯美的，真诚的，质朴的文学理念，强调文学的艺术和谐之美。传统文学最本真的艺术特质在京派文学内部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一、本文的研究思路
通过了解汪曾祺的成长经历，挖掘其内在的文学创作气质。由高邮启程再到西南联大，到师从沈从文先生，到西班牙文学大师——阿索林，到开始深入传统文学内部的深刻探究，经历了这样一个艰辛的创作历程。
二、研究的重点及视角
本文在对汪曾祺小说视角，语言等方面的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开拓方面，汪曾祺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乡土与城市，胡同文化与城市进程的激烈碰撞。在本文的构思中都占有一定的笔墨。
三、研究的依据
本文主要借鉴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的卢军的《汪曾祺小说创作论》一书，作者以一种全新的写作视角剖析了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观。
一、汪曾祺的背景
了解一个作家宏观上来说，需要了解他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发表的作品等等诸多方面。微观角度来看我们就需要看一看该作家生活于怎样的社会环境，其作品又有哪样的写作角度，语言风格如何等等。了解汪曾祺也就不得不提及其成长环境，地理上的人文上的。
（一）高邮的地貌
作家出生于江苏高邮，高邮——位于北纬32 °47′，东经119 °25′,地处江淮平原南端，属亚热带温润气候区，常年主导风为东南风，平均风速3.6米/秒；年平均气温15℃;年平均降雨1030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67%，无霜期为217天。具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日光充足、无霜期长等特点。
（二）高邮的文化史
1.高邮的历史
高邮历史悠久，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代表江淮地区东部史前文化的龙虬庄遗址，表明7000多年前境内便有人类的璀璨文明。公元前223年，秦王嬴政时筑高台、置邮亭，故名高邮，别称秦邮、盂城。1991年高邮撤县设市。199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县级），同年4月1日正式建高邮市，实行计划单列。
2.高邮的文学底蕴
高邮、宝应、兴化三县交界地区，隶属于地级扬州市，是中国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历代名人辈出。宋至清代，共有进士177人，举人428人。北宋著名文学家、婉约派词宗秦观和文学家孙觉、教育家乔竦，明代右丞相汪广洋、散曲家王磐，明清之际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
之(祖籍高邮)，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历代著名代表人物。文化部原副部长徐平羽、古生物学家孙云铸、历史学家王绳祖、教育家沈亦珍，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从1939年夏汪曾祺就开始了西南联大的自由、开放的教育经历。从西南联大的校风：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西南联大的组成：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的联合。我们就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那样的教学环境中作家所受到的文化熏陶。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不仅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基地。这里汇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精英人物。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作家和诗人以及他们的学生汪曾祺、穆旦、郑敏、杜运燮等共同构成了西南联大作家、诗人群。
（三）汪曾祺的启蒙老师
沈从文先生与汪曾祺的关系是我们今日不得不谈及的重要的人物关系。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他的这位得意弟子的作品时，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在汪曾祺开始西南联大的学习开始，在作家开始学习沈从文先生的课程开始，汪曾祺就已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先生的影响。从作家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我们就能很好的了解沈先生教课的魅力。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还会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1.沈从文先生的写作风格
我们不妨先来谈一谈作家的写作风格。沈从文的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为旨归，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沈从文身居现代都市，却怀抱顽固的“恋乡”情结，这种巨大的内心矛盾、对立化的情绪，导致了他精神的流浪与逃亡，急于寻找栖息之所。古老湘西的幻梦抚慰了他疲惫的灵魂。他以湘西的眼光观察城市，极易捕捉到都市道德沦
落、人性泯灭的严重症结。那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丑恶的人际关系，被扭曲变态的灵魂，使他惊呼：这是“神之解体的时代”！沈从文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沈从文的“神”即是人性，在他那里“人性”与“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写和歌颂人性美，用湘西小说供奉他心中的神。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是他驰骋想象、弘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是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压迫，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帮互肋，互敬互爱。
2.汪曾祺先生的写作风格
汪曾祺的小说透过对于高邮乡镇旧事的记忆，以一种恬淡平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笔法，和“天国仙境般”的梦幻情调，抒发着他所追索的一种空灵闲适、清新超脱的儒雅境界和浸透着东方灵性之气的健康人性。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如《鉴赏家》中对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叶三的描写。叶三——一个卖果子买的很好的商贩。风格迥异而富于韵律的叫卖声：“有旧衣烂衫找来卖！” “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壁虱药！虼蚤药！” “卖杨梅——！” “玉麦粑粑——！”“椒盐饼子西洋糕！”……①风格迥异而富于韵律的叫卖声。以及《王四海的黄昏》那个曾经辉煌的卖艺人王四海。
二、汪曾祺与胡同文化
（一）胡同文化的来源
说起“胡同”，那可是老北京人的骄傲，聊起起胡同的历史，那真是侃①汪曾祺：《受戒》，华夏出版社，2008
侃而谈，北京人的健谈在此展现的一览无余。
1.包罗万象的北京胡同
北京的胡同，绝大多数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横竖笔直的走向，从而构成了十分方正的北京城，也表明了北京这座古城是经过精心规划，依照棋盘形的蓝图而建筑的。又由于住宅是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相互排比而组成胡同，所以东西向的胡同多，南北向的胡同少。而这种规划正是吸取历代帝都的建造经验，体现了我国历代建造城市的传统特色。
北京的胡同名称包罗万象，有自然景观、生活用品、人物姓氏等。有的名称反映了胡同的明显特征，如“宽街”、“八道湾”、“一尺大街”等；有的名称则表露出人们的美好原望，如“安福胡同”、“寿长胡同”、“永祥胡同”等。胡同的名称反映出胡同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
2.北京的胡同文化
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总喜欢用城市名称来命名。既然人们开门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经常要接触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于是就又有了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铁厂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走在这类名字的胡同，人觉得踏实。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尤其以八大胡同闻名中外。因为当年，这里曾是烟叶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李碧华的《生死桥》描写了清末喧闹、纷乱的北京城戏班里主人公一段生与死的命运。天桥，架起一条从凡间到天上的路。从这条路上走出的三个孩子飘荡的俗
尘里的传奇故事。男主人公志高有着贫贱的出身，还有个在胭脂胡同做暗娼的母亲。胭脂胡同，这是一条短短窄窄的小胡同。它跟石头胡同、百顺胡同、韩家潭、纱帽胡同、陕西巷、皮条营、王寡妇斜街一般齐名。大伙提起“八大胡同”，心里有数，全都撇嘴挂个挂不住的笑，一直往下溜，堕落尘泥。胭脂胡同，尽是挂牌的窑子。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说过：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所以说胡同文化也是良莠不齐，我们还需双向评判。
（二）汪曾祺的“胡同文化”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看看这就是汪曾祺眼中的胡同，由于喜欢豆腐这一中国传统食品，又很喜欢胡同文化，偏巧作家汪曾祺又将这样的语言组织在一起。顿时感觉透着那样的亲切与熟悉。陈凯歌导演曾经拍过一部反映胡同文化与城市进程的短片——《百花深处》。在此不想对影片的拍摄技巧发表任何评论，那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话题。更多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了影片的主题上。四合院，前清花瓶，铜铃铛……，这些主人公虚幻的印象，在向观众展示着失去的记忆。伴随着陶瓷花瓶意念中的破碎，伴随着失而复得的铜铃铛，四合院那熟悉而亲切的画面向我们徐徐走来。至此影片的情节到达了一个高潮。凄美的背景音乐让人不禁心头一颤，久久沉浸于影片之中。于是让人陷入深深地沉思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该如何协调。如何更好的发扬传统？现代进程又将以怎样的速度向前发展？沈从文先生孤独
到底是缘于何处？《边城》中翠翠的爱情悲剧，这些又让我们陷入怎样的思考。湘西那淳朴的民俗风情，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交流，摆渡的老人可以不收取任何报酬将你从这边托到那边，即使随身未携带任何的钱币。集市上商贩们给你割最好的鲜肉，童叟无欺的风土乡情让人心中顿生亲切之感。每一个细节，每一次交流，哪怕是一个眼神无不渗透着暖暖的情意。忽又联想到很多上一辈的人他们由衷的不习惯高楼林立的城市氛围。他们乐衷于出门一句亲切的招呼，那样的打招呼方式让他们感到没有任何的距离，心与心的沟通方式。要知道那股子热乎劲儿是由来已久的。“张家大妈”“李家阿姨”似乎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似的。讲究个“情分”不是亲人又胜似亲人。但凡
谁家的孩子有出息了，都会捎带说一句：“这孩子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看来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情味”吧。
三、汪曾祺与京派作家
（一）汪曾琪作品中的写作视角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
二，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因此汪曾祺认为一个作家应具备自己的写作风格，汪曾祺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作家读书，实际上是读另外一个自己写的作品。汪曾祺的作品中就透露着这样的风格特点简短而明洁的抒情方式，充满了恬淡而不失热情的人文情怀。
《竹林的故事》小说开篇“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处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再看看沈从文先生的《边城》“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
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
（二）汪曾琪先生的文学特色
《大淖记事》中有这样的描述：“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浆是浆衣服用的。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但是全县浆粉都由这家供应（这东西是家家用得着的），所以规模也不算小。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喂着两头毛驴，轮流上磨。浆坊门外，有一片平场，太阳好的时候，每天晒着浆块，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
品读之后不觉让人惊叹描述之惊人的相似，如同出自一家之手，三位作家却同时勾勒出了三幅当地民风民情的祥和画面。河水、小溪给你的感觉总是水盈盈的，清澈的语言文字的描述，对于乡土文化如此之美好的描述，大概就是京派小说的与众不同吧。尤其是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开头用了大量篇幅为我们描述了大淖这个地方。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大淖的翠绿的春天，夏天雪白的丝穗，秋天的枯黄，到了冬天的残雪。这样的四季如此之分明我开始疑惑自己是身处在南方的那个叫大淖的小镇还是在北方我的家乡。可转念一想似乎是不大可能的，明明是北方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嘛。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船啊，水呀的？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那个地方原来不仅仅是大淖——全县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地方。事实上他是在描写南方的风土人情，加入了北方诸多的元素的。卖牛肉，高粱酒、花生瓜子的小贩，吆喝声，叫卖声，热热闹闹的场面是没有地域差别的。原来传统的文化是没有界限的。
三姑娘是可爱的，翠翠是可爱的，巧云同样是可爱的。他们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这也同样印证了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对乡土风情梦幻般的描摹。“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撞与矛盾，我想这大概就是沈从文先生的寂寞吧。内心深处的彷徨与焦虑，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与城市主张的格格不入。因此，沈先生一直称自己为“乡下人”。
四、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特色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
为庵.”①“这里的风俗，清明那天吃螺蛳，家家如此，说是清明吃螺蛳，可以明目。买几斤螺蛳，入盐，少放一点五香大料，煮出一大盆，可供孩子吃一天。孩子们除了吃，还可以玩，——用螺蛳弓把螺蛳壳射出去，螺蛳弓是竹制的小弓，有一支小弓箭，附在双股麻线拧成的弓弦上。竹箭从竹片窝成的弓背当中的一个窟窿里穿过去。孩子们用竹箭的尖端把螺蛳掏出来吃了，用螺狮壳套在竹箭上，一拉弓弦，弓背弯成满月，一撒手，哒的一声，螺蛳壳便射了出去。射得相当高，相当远。在平地上，射上屋顶是没有问题的。——竹箭被弓背挡住，是射不出去的。家家孩子吃螺蛳，放螺蛳弓，因此每年夏天瓦匠捡漏时，总要从瓦楞里打扫下好些螺蛳壳来。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螺蛳弓都是车匠做，——其实这东西不用上床子旋，只要用破竹的作刀即能做成，应该由竹器店供应才对。清明前半个月，戴车匠就把别的活都停下来，整天地做螺蛳弓。孩子们从戴车匠门前过，就都兴奋起来。到了接近清明，戴车匠家就都是孩子。螺蛳弓分大、中、小三号，弹力有差，射程远近不同，价钱也不一样。孩子们眼睛发亮，挑选着，比较着，挨挨挤挤，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到清明那天，听吧，到处是拉弓放箭的声音：“哒——哒！”②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这就是汪曾祺的语言特色，平实而不失热情。没有过于修饰的辞藻，夸张的叙述。汪曾祺先生的语言是非常有逻辑性的。先把你带到了庵赵庄，那里的人是稀少的，出了门口又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这里边的人们有一个风俗那就是：清明那天吃螺蛳的。而孩子们呢，兴奋得眼睛直发亮。即使你不大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看到这样的一幅画面，你依旧会对那个地方产生无限的亲切，心灵上的沟通，没有任何芥蒂。如一壶清茶，细细品之回味无穷。而汪曾祺小说的这些特点很好地继承了老师沈从文的写作风格。字里行间渗透着最淳朴，最自然，最和谐的人文气息。
②汪曾祺：《受戒》，华夏出版社，2008
结论
结论
汪曾祺小说对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平衡与发展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知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沈从文先生的寂寞缘于何处？京派文学倡导的文学趣味是否该继续发扬？文学在今日社会逐渐商业化模式化有是否给人以警醒？浅薄之见：当代文人墨客，诗人学者应该认真地思考眼下的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道路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超脱与创新成为我们今后思索的首要职责。
主要参考文献
1.汪曾祺：《受戒》，华夏出版社，2008年
2.李碧华：《生死桥》，花城出版社，2006年
3.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4.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5.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6.汪曾祺：《受戒》，华夏出版社，2008年
7.废名：《竹林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8.沈从文：《边城》，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年
9. 汪曾祺：《大淖记事》，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