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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故事

红军在甘孜的活动及故事

一、甘孜会师

红六军团与三十二军在理化甲洼会师后,经瞻化于1936年6月23日到达甘孜普玉隆,与红军总政治部、波巴自卫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再次会师,受到热烈欢迎。紧接着,红军驻甘孜各部队及波巴政府投入了迎接二军团及军指挥部的各项准备工作,把县城布置得焕然一新。耸立在山坡上的甘孜喇嘛寺围墙上,贴出了“向英勇善战的二军团致敬!”的巨幅标语。为二军团及总指挥部准备的住房,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地上重新铺了厚厚的青稞草,粮食、柴禾齐备。红三十军医院腾出了病床,准备了药品,以便红二军团及军团指挥部伤员使用,等候后二军团及军团指挥部战员的到来。

《碧水苍山》一书,生动地记载了红二军团总指挥部指战员到达绒巴岔时的激动心情。书中写道:“6月30日下午,东边天际出现了一座喇嘛庙。在这个走了半天还见不到一个人影的地方,能看到这么一座建筑,大家都很高兴。同志们互相鼓励说:加油啊,快到甘孜啦!我们快要见到中央红军啦!喇嘛庙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了。我们逐渐看到寺庙周围还有一些低矮的房舍,庙前大路两边站了不少人。再往前走,听到人群中传来阵阵欢呼声和口号声:向转战湘鄂川黔滇的二、六军团战友致敬!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走进前来欢迎的人群,一队队服装整齐的红军战士向我们热烈鼓掌。男男女女的藏族同胞,穿着鲜艳的长袍和筒裙,甩着长袖,有力地蹬踏着地面,载歌载舞……我们同兄弟部队的战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经过谈话,我们才知道这个地方叫绒巴岔……他们这支部队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那些藏族同胞是由当地波巴人们政府动员专门迎接我们的”。

这段叙述说明,红二军团及总指挥部与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指战员之间,会和的氛围是浓烈而融洽的。因天时已晚,红二军团及军团指挥部在绒巴岔宿营。次日(7月1日)中午,由八十八师设宴为任弼时、贺龙及指战员接风。据郑维山回忆:“接风宴不是野菜之类的东西,也不是一般的牛羊肉,二是地地道道的山珍海味——海参、鱼翅等。这些东西还是我们刚进绒巴岔时,全歼国民党保安团时缴来的。席间,任弼时、贺龙同志关切询问和中央分家的情况。我们讲述时,他们严峻地沉默着,也不好当面说什么,但看得出他们心情很沉重。”郑维山这段回忆准确、客观地表达了任弼时、贺龙当时的心态:怀疑早已产生,证实后冷静对待。据贺龙回忆,在绒巴岔时,他和任弼时给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一封信,向他交待了三件事:“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来,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党中央毛主席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四方面军发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这是一封较为重要的指示信,它说明了两军会师时二军团指战员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从而保证了两军会师后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尽管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时统帅们的心情均较为沉重,但无论先到甘孜的六军团还是后到甘孜的二军团与四方面军驻甘孜各部队之间,气氛仍然是团结、和谐和热烈的。随六军团十七师进入甘孜的谭常维回忆说:“我们十七师到甘孜附近的干海子宿营时,一进门便看见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床上铺着厚厚的麦穗。这里原是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住的,他们今天上午专门把房子腾出来让我们。炊事员老杨说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还准备了许多柴木,两只水缸也是盛得满满的,还为为我们烧好了一锅开水呢”。另据蒲启贵《在贺龙身边拾零》一文载:“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长期跋涉后,穿上了温暖厚实的毛衣,住进了四方面军战友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屋子,床上铺着厚厚的麦草,连开水都烧好在锅里,都为之感动。”两段史料说明,无论先期到达的红六军团,还是稍后到达的红二军团,到甘孜后均受到了红四方面军的盛情接待,两个方面军指战员间洋溢着兄弟般亲密友好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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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图为朱德(第二排左九)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合影。

甘孜会师

红军长征在甘孜地图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

二、民族上层人士对红军的支援

在对红军的支援中,值得一提的是土司头人和喇嘛寺对红军的支援。陈锡联同志当时任红四军十一师政委,住在瞻化,他的回忆很有典型意义,很能说明当时民族上层和寺庙与红军的关系。

他回忆说:“瞻化以北,河北边有个喇嘛寺,那个喇嘛寺的老喇嘛与我关系很好。他的汉话说得很好,去过成都。那时我害了伤寒病,病才好,吃不下牛羊肉、酥油和粘巴这些东西,也没有别的东西吃。这个喇嘛就给我熬酥油,用布过滤,告诉我吃粘巴和酥油茶的好处。他还用麦面给我做糖饼子在、吃。每天都给我送这些东西。他还一直给我熬药,护理我。这样,我吃了茶,肚子就不胀了,也不拉了。有一个月,我的头发也长出来了,我的身体慢慢好起来了……我们临走时,为了感谢他的照顾,我送了一匹白马,用银子包的鞍子。这个喇嘛送给我不少粘巴、茶叶,还专门用汉族做法,选上等的牛肉煮熟后,再晾干磨成肉粉粘巴,给我两皮口袋,在过草地时,我的粮食没发愁,还送了一些给朱老总和其他同志”。陈锡联同志讲起此事时很感动,掉下了眼泪,还一再追问这个喇嘛有后代没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红军甘孜会师北上经过色达时,正值色达最大的洞嘎喇嘛寺举办一年一度的大法会。人们听说红军到来,纷纷走避,寺里只留下堪布班马多吉和扎巴、甲洛等几个喇嘛。红军到后秋毫无犯。班马多吉等在红军离开时,将寺内大部分粮食和物资支援红军。红军给洞嘎寺留下了一张盖有印章的借据。1954年色达解放后,洞嘎寺曾将这张借条拿到色达办事处。办事处当即偿还洞嘎寺大洋5000元。

甘孜藏区人们对红军的大量支援,为红军北上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据许多老花镜回忆,甘孜北上会师时,基本上保证了每人带有10-15斤粮食,每连有5-10头牦牛。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由于准备较充分,第二次北上过草地时全师无一人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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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荣龙绒寺

该寺为支援断粮的红军,经“堪布会议”决定,支援红二军团青稞15000斤,派喇嘛到农村动员群众向红军出售粮食46000多斤,以及一些肉类和酥油,使面临断粮绝境的红二军团得以继续北上。

理塘长青春科尔寺

该寺送给红军大量的青稞、酥油、牛羊和碗碗糖。据当时为红军背运物资的阿昂回忆,仅碗碗糖就有1000斤。

阿昂,当年曾接待红军的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帮工。

红军向导旺堆(甘孜州理塘县人)。

红六军团在乡城与群众交换粮食留下的马鞍。

红六军团在乡城发给运粮群众的通行证。

三、翻越党岭雪山

党岭雪山属南北走向,在一、二、四3个方面军所翻越的雪山中,是最高的一座。大凡康藏高原上的雪山,越往高处走空气越稀薄,迈步艰难,如血压过高的人翻越雪山,达到一定高度时会立即死亡。山顶如有云层,只要空气稍有震动,即使晴空万里,顷刻间冰雹便会铺天盖地而至。尤其冬天,所有垭口均有冰雪覆盖,山上朔风施虐,飞扬的雪花掩埋所有道路,人如掉进雪坑或山涧,立即会被冰雪活埋。中国抗日红军翻越党岭雪山那段时间,正是康藏高原上最冷的时候,山上气温常在摄氏零下30-40度之间。这里虽无敌军防守,但主力军红军越过此山时,冰雪严寒曾给那些来自海拔较低地区,缺乏御寒装备的指战员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较多伤亡。许多能征善战的指战员为革命前仆后继,在雪山上献出了宝贵生命。

当年在环境附属医院当看护兵、通讯员的王士杰,半个世纪后对翻越党岭雪山的艰苦行军仍记忆犹新。他说:“记得上山前,上级讲了几点注意事项,在山顶上不能休息,不能吃东西,不能高声喧哗,严禁鸣枪……党岭山寒气浸骨,深夜三点钟,我们打着火把,顶风冒雪,坚定地向党岭挺进。拂晓,我们爬到半山腰,见党岭山峰峦陡峭,直插蓝天,白茫茫一片。暴风雪不时地狂啸着,肆虐地向我们扑来,这时,每要挪动一步,都要使上全身的力气。随时都有掉下山涧的危险。同志们你拉着我,我牵着你,顽强地向前移动……‘不好,有人掉下山啦!’我身后,有人惊叫了一声。只见一个同志向山涧滚去,旋即消失在雪壕里……入夜,部队下山了,饥渴、疲惫、寒冷一齐向我们袭来,大家互相鼓励着,挽扶着,依偎着

向山下走去……”。

吴先恩,中国抗日红军西进康北时负责兵站部工作。他对红军翻越党岭山时那悲壮场面的回忆,读之感人肺腑。他写道:“……行至半山,只见从山背后升起巨大的土柱,遮住了太阳,狂风卷着积雪,积雪裹着沙石,像猛兽般吼着扑面而来。人们牵着手伏在地下,背在背上的茶缸被风卷起的沙石打得叮当作响,山地的中午变成了黄昏。前卫的通讯员跑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山上起了狂风,许多同志被卷进山涧!这个突然发生的情况,迫使我们发出了就地宿营的命令。夜深了……雪越下越大……一些酣睡的同志被埋在雪里……度过漫长的黑夜,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我们又踏上了征途……走到昨天前卫营宿营的地方,发现有许多冻僵了的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里。我们发现了露在雪外的一只胳膊,他的拳头紧握着。跑上去掰开手一看,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白洋,党证上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3月入党。我取过党证和白洋,默默地低下了头,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一定替你交给党。安息吧,同志……”

党岭雪山,检验了中国抗日红军征服大自然的坚强意志。红三十军作为先遣部队跨过雪山后直扑道孚县城,开始了向康北的胜利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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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

今党岭雪山

四、过磨西铁索桥

据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同志警卫员、原江西省军区司令员、老红军陈昌奉同志1975年8月29日回忆:

1935年5月29日,毛泽东随中央红军一军团军团部翻过一个山垭(磨西桂花坪)下山来到一条河的南岸。河上有座铁索桥,铁索桥与我后来过的泸定桥一样。桥虽短,但水流很急。我们警卫班护卫毛主席走到距桥头二、三十米处停下来,已经是下午四点许。许多部队正在过桥,红军指战员们见毛主席来了,都主动往路边站,让毛主席先过桥。饲养员牵着毛主席乘骑的白马先上桥。马刚走上桥几米,由于桥左右摇摆晃动厉害,马受惊蹦跳嘶叫,既

不后退,又不前行的马堵住了过桥的部队。就在马和饲养员僵持瞬间,主席快步走上桥头叫我帮饲养员把马牵回来,让部队先过。傍晚我们和毛主席过了磨西铁索桥,爬上百米高的河坎来到一个长长的台地上。十时许,毛主席步入磨西天主教堂宿营。晚上等开会的首长离去后,主席把我和饲养员叫去,主席和蔼地对我们说:“要记住,无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想到部队,想到大家。你们想,为了一匹马,误了那么多的同志行军,多不好呀!”次日部队过泸定桥时,主席就做了一个临时规定:“不管谁的牲口,都要留在天主教堂,等部队过完才能过马。”陈昌奉同志在回忆毛主席5月29日夜宿营磨西天主教堂地址时说:“磨西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很富裕。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天主教堂,像大礼堂一样。我们就住在这个大礼堂似的房子靠北边的那幢房子。那幢房子坐西朝东,房前是一个大院子,有几棵树,很清静。这幢房子是牧师住的房子,主席就住在这幢房子楼上前排靠北边的两间。大礼堂住的伤病员和军医。我们到磨西时,教堂里三、四个外国人都被抓起来了,交给了国家保卫局。次日凌晨四点我们和主席出发,走时带了几本书,我们带了不少红枣和柿饼,还有一些衣服,很大。以后就用来打草鞋了。出发后不久就接到泸定前线通讯员送来的捷报,说泸定桥已打下了,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跟随毛泽东与军团部的同志浩浩荡荡向泸定桥开去。

五、山王岗胡长保舍身护主席

6月初,我们政治保卫大队警卫班随毛主席撤离泸定城到达化林坪宿营。化林坪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军事重镇,半山腰有土围子,国民党军败退后,街上还较乱,坛坛罐罐啥都有。毛主席住在化林新康合作社化林坪客栈。

在化林坪住了一晚上后,第二天就翻山王岗到水子地。主席日夜操劳,这天夜里几乎又没有合眼。天亮后匆匆吃了点早饭,就拄着棍子上路了。

主席没有骑马,他的马让给正患疟疾的机要秘书黄友凤了。主席从衣兜里掏出一本书,边走边看。慢慢地落到了中央机关后边。

当我们走到半山腰一段开阔地时,只听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七架敌机,正正向这边飞来。我赶忙说:“飞机来了!”大家心情立刻紧张起来。主席仍拿着那本书,仿佛正在思索着什么,一点都没有察觉的表情。警卫班的同志们十分担心。

当天,敌人的这几架黄膀子飞机好像是有备而来,前两架飞过去,无事。中间第三架却好像发现了什么目标似的俯冲下来,接着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啸声,一颗炸弹朝着主席落下来。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长保忙猛喊一声:“主席!”

说着,胡长保腾空跃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主席推向一边,主席刚呆过的地方,“轰”的一声巨响,烟雾罩住了我们的视线,滚热的气浪把我掀倒,但我不顾一切地向烟雾冲去。我们看见主席没有伤着,大家才放了心。可是,班长胡长保却倒在血泊中,笔者双眼,头上冒着密密麻麻的汗珠,腹部鲜血直流,我们心里阵阵难过。

这时,主席满身是尘土,急忙走向前去,双手抱着胡长保,他轻轻地呼唤着:“小胡,长保同志,……胡长保同志!”

周围的同志也都围了过来,这时,胡长保慢慢睁开双眼,无力但很急切地问:“主席……他……没……没受伤吧?”

“主席很好,没有受伤!”我们告诉班长。

胡长保脸上露出了一丝放心的笑容。主席连忙吩咐说:“小钟快给胡班长上药,包扎!”

胡长保忍着巨大的伤痛,吃力地向主席摆摆手说:“主席……我怕不行了,药……非常珍贵,还是……把它留给同志们吧!……”

主席坐在地上,把胡长保放在自己的臂弯里,轻轻地安慰说:“小胡,不要紧,坚持一

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一下就会好的。”

胡长保躺在主席的怀里,双眼深情地望着主席说:“主席……我不行了。您要……多保重……只可惜……我不能……跟着您……胜利到达目的地了!”说到这里,两颗晶莹的泪珠从眼角里滚了下来。胡长保喘息了一会,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堵塞着一样,他微弱但坚定地说:“我的父母在……在江西吉安,革命胜利后,请……请转告他们,我牺牲在……在长征路上,叫他们别难过。”

胡长保慢慢转过头来,看着班里的同志眼泪汪汪的,很吃力地说:“同志们,别难过……我不能继续……跟随主席了……你们要……好好……保卫主席啊!”

“班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保卫好主席!”

然后,胡长保目不转睛地望着主席,我们知道此刻班长有多少话要对主席、对我们讲啊!

主席大概已看出他伤势严重,一声不响地紧紧抱住他。

胡长保嘴唇微微颤抖着,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充满信心一字一字地说道:“祝——革——命——成——功!”

说完,班长慢慢地闭上了双眼,头一歪,倒在主席的怀里。

“班长!班长!”大家眼含泪水,深深地呼喊着,叫着。

主席轻轻地胡长保班长放平躺下,慢慢地站起来,叫我拿出夹被,我与主席一人拉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开。,轻轻地该在胡长保班长身上。主席沉痛地说:“胡长保同志,你是个好同志,安息吧!”

此时,主席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然后,我们含着满脸泪水,一块块石头,把班长掩葬在云雾缭绕,古树参天的二郎山旁。

我们安理好班长的尸体,擦干眼泪,跟着毛主席依依不舍地离开亡友,踏上了长征路,向水子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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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长保之墓

六、石门坎战斗

5月29日清晨,红军经加郡乡河口,在风岗与曾子佩营前哨接触,击毙川军士兵2人,其余扭头就跑。敌人依海子山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用密集的火力阻止红军前行,红军为了迅速通过隘口,遂向石门坎和小寨子同时发起强攻,从早晨激战到中午,敌人曾子佩营伤亡惨重,溃退下去;敌吴岗陵营和预备营同时增扑上来。根据这一新情况,红军除留二团主力仍由肖华率领从正面继续强攻外,二营一部由邓华率领从加郡瓦斯沟经张院子绕道直插小寨子侧背,直捣敌巢。同时,行进在大渡河左岸的红军在店子上向石门坎敌军发起猛烈炮击,摧毁了石门坎敌军工事,敌军全线崩溃。这一仗缴枪百余支,俘敌五、六十名,缴获甚多。红军主力乘胜前进,从石门坎经板田口压向沈村堡子,兵分两路,一路追击溃敌至龙巴铺袁国瑞旅部。一路直插泸定桥,在大渡河边歼灭溃逃川军一个连。当晚10时许,右路军主力

与左路军会师泸定桥东岸。

七、化林坪战斗

5月30日,红军团先头营一翻过马路拐,就完全暴露在碉堡机枪射程之内,敌军居高临下,凭险坚守,从中午打到天黑,打成对峙局面。当红军主力部队赶到后,兵分三路:左翼从青灵山经四斗八,越白虎咀到王家庄子,和照壁山脚,直逼化林坪东北角隘口灯杆坪;右翼从银厂沟翻万担坪经聂脚沟到娘娘山脚的炮靶子、黄草坪,形成大包围圈;中路仍从小路进击敌人,左右两翼同时发起攻击,向化林坪猛扑。左翼在王家庄及灯杆坪和敌军展开了白刃战,川军三面受击而溃败。此战俘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支。

八、飞越关战斗

5月30日,川军杨开诚部从化林退守飞越岭半山腰瓦窑坪一带,加紧构筑工事,妄图凭险据守。当夜红二团向杨团阵地发起猛攻,杨团败退,经飞跃关谢洪康部阵地。红军乘胜猛攻谢团阵地。谢见势不妙,用手枪打伤自己的手,办成伤员逃走。袁国瑞将杨、谢二团败兵并为一团,由杨开诚统一指挥,固守飞跃关阵地,红军仰攻受阻。

5月31日晨,红二师四团奉命攻打飞越关垭口。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带王开湘、杨成武到山脚下交待任务:利用山上有雾的有利条件,以小股部队出奇制胜。任务交给二营六连,并配一个机枪排。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和指导员率领140余名战士,悄悄向左翼山峰迂回,攀援而上,爬上了桌子山顶峰。

机枪排用七挺机枪从高处压住敌人,黄霖带着三个排,以迅猛动作夺取敌人的警戒阵地,俘敌70余人。残敌溃退。敌人立即疯狂反扑。六连战士前赴后继,打得异常顽强,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夺取了飞越岭垭口。激战至深夜,攻克了飞越岭前后阵地。

九、岚安战事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三十二军和第四军的约11个团,由丹巴南下,取道岚安,进军天全。从金汤到鱼通途中,先头部队击溃二十四军刘元瑭的一个营,缴枪200余支。红军尾追到岚安后,在盐湖部队过境和保卫岚安苏维埃政权中,先后在昂乌、九杈树等地与国民党中央军李温珩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进行了6次激烈的战斗:昂乌战斗、亢州战斗、荫之光战斗、二道坪战斗、九杈树战斗、岚安战斗。

十、红二(原二、六军团)方面军在甘孜州活动线路

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4月30日进驻云南中甸后,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从5月5日开始,分两路进军,即:红六军团由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率领,经乡城、稻城、理塘、新龙至甘孜;红二军团由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率领,经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至甘孜。

5月5日,红二军团自中甸出发,翻越扎拉亚卡山,10日到达得荣,子啊绒玉喇嘛寺筹集到粮食后继续向巴安进发,20日进入巴安县境,在与敌短暂周旋后,6月19日进驻白玉县城,休整5天后,取捷径经嘎托寺、河坡、赠科向甘孜挺进,30日红二军团进抵甘孜绒巴岔地区,与红三十军八十八师胜利会师。

5月9日,红六军团从中甸出发,翻越大雪山向乡城、稻城前进,沿途受到乡城头人彭措大吉及桑披寺僧众、稻城头人甲骨倾真的热情欢迎和接待,22日进驻稻城后,因得知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二军已在理塘甲洼会师,9日,在红三十二军陪同下,红六军团进驻理塘,受到长青科尔寺盛宴接待,17日抵达新龙,23日到达甘孜,与红军总政治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十一、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州活动路线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进入我州丹巴县。第二次是在1935年10月,张国焘发布《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强岭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杀回金川流域。10月16日,红军攻占巴丹。

10月20日,张国焘再次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天芦名邛雅战役计划》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雅州地区进攻。11月下旬,雅州战役受挫,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开始怀疑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此时又接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严厉批评,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劝说下,张国焘接受了193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秘书处名义电告红四方面军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挥师西进康北。

1936年2月下旬,红军翻越长征途中最高最大的雪山党岭雪山,3月1日红三十军攻占道孚县城。5日,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东南出泰宁(今乾宁),在龙灯坝击溃当地头人将措扎西所率武装,中旬红二十师接防泰宁地区,活动于扒桑、东俄洛、新都桥、长坝春一带,警戒康定之敌。7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在刘伯承、程世才率领下,在道孚、炉霍两县交界处的将军梁子与炉霍地方武装相遇,击溃敌人后进驻炉霍老街进围寿灵寺,25日,打开寿灵寺后,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当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争取团结了寿灵寺世袭管家益西多吉,并在其帮助下,4月30日和平进入了甘孜县境。

十二、丹巴黄金寺突围

1936年2月,由于叛徒通风报信,巴底土司王寿昌纠集千余武装,乘黑摸到来依村,从后山合围驻黄金寺红军医院和苏维埃政府,战斗从黎明持续至下午,因地形不利,寡不敌众,红军伤亡不少,加之弹尽粮绝,除16名红军战士冲出重围外,其余100多名红军男女伤病员在巴底乡齐鲁村大金河段集体毁枪投河,壮烈牺牲。

十三、博巴政府

红军长征在藏区播下了第一粒火种,同时在甘孜州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地方工作,建立了藏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及藏区第一个地方少数民族苏维埃政权——博巴政府、

地方武装等。

1936年5月1日,“博巴依得瓦共和国中央政府”(甘孜博巴政府)宣布成立,多德(德格土司泽旺登登)任主席,共和国政府隶属中央苏维西北联邦政府成员,下辖道孚、泰宁、炉霍、甘孜县、瞻化(新龙)、雅江几个县级博巴政府。

红军在甘孜州期间,首先是建立了各级地方党组织(县委),各县县委建立后,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帮助当地藏族建立革命政权(博巴政府),组织群众武装和群众组织,向广大藏族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强和政策,同时也负担为主力红军筹集粮食给养,寻找翻译和向导等任务。红军在康北期间于1936年四月在炉霍建立了“中共川康省委”,以后又相继在道孚、泰宁、甘孜、瞻化(今新龙县)、雅江设立了县委。1936年5月1日,“博巴依得瓦共和国中央政府”(甘孜博巴政府)宣布成立,多德(德格土司泽旺登登)任主席,共和国政府隶属中央苏维西北联邦政府成员,下辖道孚、泰宁、炉霍、甘孜县、瞻化(新龙)、雅江几个县级博巴政府。

格达活佛是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将军的挚友,红军北上后,他关心红军北上抗日的情况,经常打听朱总司令、刘伯承将军以及红军的消息。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格达活佛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时格达活佛被任命为副主席。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作为和平使者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定前往西藏。他每到一处就向当地群众和寺庙僧侣宣传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人民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传统和铁的纪律,苦口婆心地向藏族人民和寺庙僧侣宣传政治协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澄清了帝国土义分子的欺骗宣传,消除了群众、各界人士对中央人民政府存在着的顾虑。他的宣传深得广大藏、汉人民及僧侣们的拥护,但却遭到了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忌恨。1950年8月21日,他们在格达活佛的食物内下了毒药,8月22日格达活佛圆寂,终年47岁。为了缅怀格达活佛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1991年甘孜县在旭日岭修建了“朱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由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亲笔题写馆名,馆内陈列了五世格达活佛生平事迹和红军长征途经甘孜的事迹和革命文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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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巴政府军事部长夏克刀登,德格地区大头人,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副主席

博巴政府遗址

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印模

十五、康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争取灵雀寺和寿灵寺

道孚灵雀寺和炉霍寿灵寺均属清初所建康区格鲁派“霍尔十三寺”,政教方面皆为本县最大的势力。

1936年2月28日,红三十军进抵道孚并于3月1日攻占灵雀寺。为便于统一领导地方工作,同年3月在道孚筹建川康省委。金川省委书记邵武平调任川康省委书记(后由吴永康接任)。这对于吸取和运用金川根据地民族工作的经验、贯彻中央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是十分有利的。

寿灵寺是炉霍县最大的寺庙,僧众多达1500余人,与康北各寺密切联系。红军到炉霍前夕,正值寿灵寺“大祈祷法会”。诺那在法会期间,大肆煽动仇视和抵抗红军。在诺那厕所指挥下,自3月5日至23日寿灵寺阻击红军达18天之久。其间,红军坚持“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解决”的方针,对寺庙围而不打。然而寿灵寺僧兵杀死红军送信的通司,打死红军喊话的宣传员,并不时组织敢死队袭击红军,致使红军部队伤亡愈200余。在此情况下,红军巧计攻破了寺庙。张国焘、徐向前在寿灵寺被攻占后次日即致电陈昌浩:“寿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均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队喇嘛的政策”,“利用喇嘛办外交与军事并进”。按照上述指示,红军仅仅征用了寺内多余的存粮,对经堂、经书佛像、法器善加保护。对老弱病残或生活困难者邀请共餐。寺内老喇嘛回忆说:“我们一听到号声拿起碗去吃就行了,也不嫌我们脏和臭”。老红军回忆:“当时‘红大’驻在炉霍寺庙里,庙里尚有百余名喇嘛未跑,与我们和平相处,一起生活。”

益西多杰,为章谷土司第八代世袭相子,也是寿灵寺木郎大祈祷法会管家。红军今炉霍前他既不主张阻击红军,又对红军深怀疑惧,于是退避泥巴沟金却寨以观动静。

红军了解到他的政治态度和影响后,立即通过其亲属邵古对他进行争取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联系后,益西多杰回到县城,红军代表李维海接见了他,与他进行了彻夜长谈。当他了解红军的各项主张,红军尊重藏族人民的政策,亲眼看到了红军保护喇嘛寺,保护经书佛像的情景,立即表示愿意为红军出力。在红军向甘孜挺进途中,由于益西多杰事先已经写信,朱倭寺、觉日寺均打开寺门,举行隆重仪式欢迎红军,红军和寺庙还互赠了礼品。由于在炉霍成功争取了益西多杰这样一位在政教方面均有影响力的上层人士,红军在康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图片:

红军保护寺院的布告。

(二)、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互助条约》

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县的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了《互助条约》。这是红军与甘孜政教势力达成的政治协议,标志着康北以“兴番灭蒋”为政治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互助条约》于1985年在白利寺格达活佛生前用过的枕头内发现。

甘孜寺白利寺

(三)、红军与德格土司签订《互不侵犯协定》

德格土司是康区势力最大的土司。历代德格土司均与中央政府保持了良好的臣属关系。红军进去甘孜后,德格土司因受到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的挑唆,调集辖区五县2000余名士兵,由其领兵官夏克刀登率领,在德格、甘孜交界的绒巴岔之西、南、西北三个方向对驻绒巴岔红军形成包围,并不断袭扰红军。1936年中旬,夏克刀登被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俘获,红军执行正确的民族统战政策,对其进行抗日反蒋宣传和当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夏克刀登为红军所执行的政策所感动,转变了对红军的态度。红军将他送到甘孜,并通过他做德格

土司的工作。4月22日,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夏克刀登代表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

图片:

德格土司泽汪邓登和他的爱犬1939年10月摄

(四)、康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6年5月1——5日,在炉霍、道孚、甘孜、泰宁等县苏维埃波巴政府成立基础上,来自德格、甘孜、道孚、炉霍、瞻化、泰宁、雅江、理塘、白玉、邓柯、石渠、同普、大小金川共16县的代表约700余名,出席了在甘孜召开的波巴全国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5日选举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标志着康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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