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课程前言 放眼全球，世界多元文化频繁交流与碰撞。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文化多样性的全球趋势中有着怎样的命运？儒家思想的现代生命力是否担负着新的使命，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的提出又有着怎样的意义？《世纪大讲堂》“儒学与当代中国”系列节目为您解读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 主持人：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儒学与当代中国”系列节目。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梳理了儒学在中国漫长的发展历史，儒家思想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从个人道德、家族伦理、人际关系到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国际间的交往，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儒家原则的支配。 那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世界各国、各文化之间频繁的交流与碰撞中，儒家思想将焕发出什么样的新活力？古老的东方古国，古老的儒家思想又将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继续传承下去？21世纪的儒家精神人文主义又如何彰显？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来为我们阐述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 杜维明，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杜维明先生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3年和1968年相继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至2008年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及进行儒学研究。代表作品有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等。 主持人：杜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可以来到我们今天的世纪大讲堂节目，我们看现在近期有很的国内的学校都在研究国学，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也是遍地开花，你怎么看待目前新的这种国学热现象？ 杜维明：我想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同，但更深刻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觉，特别是最近这170多年来，中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后，不仅在军事、政治
简论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 摘要：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 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进程中，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儒学玄学理学道教佛教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思想——儒学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这是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春秋战国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繁荣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和墨家并称为“显学”，实际上儒家的影响要大于墨家。秦代崇尚法家，焚书坑儒，曾使儒家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汉 初“黄老之学”为“显学”，至汉武帝时期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跃从子学变为官学。此后儒家作为统治意识 形态的主导地位在古代中国未曾改变。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实际上 是道家和儒家结合的产物，虽然嵇康曾公开倡言“非汤武而薄周孔”， 但多数玄学家仍尊崇孔子为最高圣人。隋唐时期，肇始于两汉之际的 佛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与儒、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是政治 法度仍然是儒家的那一套。宋明理学则是儒、道、佛合流的产物，是
高度哲学化的儒学，从而恢复了儒学的权威地位。历宋元明清，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尽管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理学的僵化，产生了明清之际思想界的强烈震荡——所谓“启蒙思想”，但它实际上是儒学内部的一场自我调整，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有着根本的不同。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儒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它在思想意识上占统治地位的局面才宣告终结。上述可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除儒学外，还有道家、法家、道教、佛教等，不能把儒学与传统文化相等同，但儒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毋容置疑的。 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绵延两千余年之久，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导思想，这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儒学有其自身的特质。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学说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客观需要，能够适应中国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政治的实际需要，因而自汉代以来，历代王朝均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儒学也成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同时儒学又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儒学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它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宽泛，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同时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包含着许多积极因素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此外儒家还以开放的胸襟，不断吸取、融会道、法、名、墨、阴阳等各家思想以及道教、佛教的思想精
儒家文化曾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但随着中国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却遭受了严重的挑战。为了弘扬以儒家文化为骨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价值，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既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又借鉴世界范围内人类文化的进步思想，从而使中国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这就需要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深层的自我批判和深度的自我反省，从而重新恢复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活的生命。这个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过程时至今日仍在进行。一、儒学面临的三大挑战 1.价值理想的挑战。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五个方面：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即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文明危机）。它关系着人的生命存在和利益。为了求索化解此五大冲突之道，追寻人类文化的出路和前景，东西方学者从各个层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和设想，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何恢复生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防止土地沙化，计划人口生育，解决资源匮乏，预防疾病肆虐？如何应对社会危机，解决国际社会南北贫富不均、东西发达与不发达失衡的冲突和以逃离经济困难为主的新移民浪潮带来的紧张、冲突，以及战争、黑社会组织、恐怖组织、政治腐败等问题？如何协调人际冲突，化解道德失落、行为失范，制止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谋财害命、杀人放火等恶劣行为？如何医治精神的伤痛，消除苦闷、烦躁、悲哀、愤怒、压抑等紧张心绪？如何化解文明间的冲突，使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对话、容纳？这些，都是人们正在深入思考的问题。面对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与挑战，虽不能建构全人类共同的、一致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但可以确立一些各民族、各国家基本认同的规则、原则、原理及价值观念。各民族、各国家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能否化解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冲突和挑战的现实，这是时代的需要和时代精神的呼唤。若以此为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来审视一切文化，则无所谓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绝对界限或优劣之分，也可以跳出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固定框架，人们可以转换视角，用一种新的“融突论”的观念，来思考人类所面临的冲突和挑战。 2.西方文明的挑战。世界的近代化（工业化）首先是从西方起步的，与此同步的是世界化的殖民运动。伴随着殖民化的武力侵略，殖民地国家的财富、资源、土地和劳动力遭到掠夺。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订立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接着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订立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使中国失去了大量资金、市场、原料和发展条件，使中华民族陷入屈辱、苦难的深渊。在西学东渐的情境下，中国的农业文明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反省、检讨自己传统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利弊之后，实行了价值观念的转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1 〕的对策。这种转变是从器物层面的军事科学技术，而及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文化。但当时有识之士思考的核心，是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即如何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如何赶上西方国家以使自己不落后的问题。冯桂芬主张以中学为本、西学为辅。〔2 〕这种“本辅”论的逻辑引申必出现传统与现代、变与不变的冲突：“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3〕这就是说，中国孔子之道是永恒不变的，可变的仅是其形而下层面的器。这就是后来孙家鼐、张之洞等为回应西学挑战而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empirenews.page--] 中国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都是学西方、向西方追求真理的过程。特别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对于传统儒家文化批判之激烈、言词之刻薄、情感之痛绝，是任何西方人的批判所望尘莫及的。其批判所用的“武器”，又都是中国人从西方文化中学来的。五四时期是用西方文化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中，又以“左”的思想为指导，批倒批臭“孔老二”。这两次急风暴雨式的批判，两次革儒家思想的命，究竟使中国社会发展了多少？当人们从“文革”的灾难中走出而放眼世界时，又发现了中国在国力、科学技术、经济、军事等方面落后于西方，于是又一次把注意力转向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优劣比较的讨论，既企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又希望寻到传统文化转换为现代文化的捷径。于是掀起文化的大论争，作为对外来西方文明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并有进一步发展和滋蔓的趋势，这就是复兴儒学或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 “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本来是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提出和一直坚持的口号。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国内个别学者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第三期发展”解释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近年来，一些海外华裔学者先后应邀回国讲学，也有人大力宣传这种新儒学的主张（并非人人如此，也不见得是多数）。曾经是现代新儒家的先驱者的几位长期生活在国内的老先生，怀若对“周孔教化”和传统儒学的“敬意”，重登讲坛，继续宣传当年鼓吹过的中国精神文明优越论，提倡发场民族传统精神，甚至主张把宋明理学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这些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备受青年的尊敬和仰慕，加上报刊的宣传，因此，对于他们思想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学术观念的变化可能最能说明问题。近30年来港台现代新儒家著作中最常见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天人合一”、“道德理性”、“个体人格”、“儒家人文主义”等等，过去我们是很少讲的，近年来纷纷出现于我们的报刊上和学术论著中， *本文是作者1986年3月27日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七五”科研规划咨询会上的发言，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甚至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课题和时尚观念。新儒学似乎已经成为现代学术思想战线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派别，尽管目前国内还没有人公开打出“现代新儒家”的旗帜。 中国正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又一个关键时刻，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重新泛起，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从历史上说，现代新儒家就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要不要实现现代化和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产生的一个思想派别，他们提出的理沦，早已受到中国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严肃批评，并且被实践证明是行下通的和根本错误的。在今天，中国更紧迫地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古今、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加直接、尖锐。中国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呢，还是应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抑或是走如某些人所鼓吹的“东方式工业文明”的道路？这是今天人们思考、探索和实际争论的问题。现代新濡家的主张在这个时候重新有了一定的市场，应该说是不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能不能靠复兴儒学，或以现代新儒学为指导思想来实现？自然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间题上，我们的同志一般不会糊涂；但是在一些似乎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上，例如怎样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怎样评价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在今天的价值与作用，怎样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等，我们一些同志发表的见解，却很难和现代新儒家划清界限，
浅析唐代儒学地位衰微的原因 【摘要】传统儒学发展至唐代虽然依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相比于前后各代，其地位却有明显的下降。本文将从魏晋时期儒学“独尊”局面被打破，统治集团扶持的弱化，佛、道二教的冲击和唐代文人士大夫的异儒思潮四个方面来论述唐代儒学地位衰微的原因。 【关键词】唐代儒学衰微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了中国社会思想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也自此登上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宝座。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儒学发展到了唐代受到了来自自身和外部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儒学仍是唐代大一统封建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相对于汉、宋、明而言，其地位要低得多。本文就将从四个方面简单分析一下唐代儒学地位衰微的原因。 1 魏晋时期儒学“独尊”局面被打破 细究儒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远在其登上统治之时就已经为其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儒学自汉代取得统治地位后倍受恩宠，因而学术空气使人感到窒息，儒学发展也受到极大的束缚。其次，今文经学宣扬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其后又同谶纬迷信结合，使其更加荒诞无稽。再者，西汉经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那就是烦琐、迂腐、缺乏创造性，皇权对经学的提倡又使经学经典变得神乎其神，儒生们只能在注经中讨生活，思想僵化。随着皇权衰落，作为官方钦定意识形态的经学也必然走向衰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寻求新的发展之路，思想家们对儒家经学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加以估量，探索如何突破经学严谨家法，走融合各家以图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朝代更替频繁，执政者的个人信仰倾向不同。不同时间、不同区域，封建政权对于儒、佛、道三教的态度和政策亦不相同。当时的儒生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将经学引向了崇尚清谈，消极避世的玄学歧途。南朝以后，佛教势力趋于膨胀，最高统治者极力推崇，士大夫阶层潜心研习佛典，使得佛教的影响逐渐深入普及而逐渐取代了传统儒学和玄学的地位。 2 统治集团扶持的弱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无论任何时代的学术思想都与社会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唐代开国以后出于统治的需要，也曾着力发展儒学。如，唐高宗即位之始，就下令恢复国学；唐太宗时，开文学馆，弘文馆，优遇儒士，弘扬儒学；玄宗时，置集贤院，大量招募贤士。经过这几位皇帝的大力倡导，儒学曾一度得到恢复和发展。 3 佛、道二教的冲击
儒家人文精神与全球化 儒家人文精神与全球化 人们一般认为，儒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不可能为工业化和今天的科技文明，乃至经济全球化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认为： 第一，就民族性而言，儒学不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华夏族群的精神形态，是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文化的结晶，蕴含了东亚各民族的民族性格、终极信念、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作为族群的意识与心理，它在今天仍是活着的。 第二，就时代性和空间性而言，一切地域、族类之前现代文明，当然包括曾经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农业文明中的许多因素，尤其是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因此，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或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前现代文明巳毫无作用。 第三，就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而言，经济与科技之现代化、全球化的前提和必要的补充，毋宁是广义的“文化”的多元化，即不同地域、族群、语言、宗教、阶级、阶层、性别、年龄的人们的丰富多样的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包括马斯洛所说的人的生理、安全、群体归属感、爱人与被爱、尊严和自我实现等不同层次的需求以及不同的价值理念与不同的民族文化自我认同之间的碰撞与交融。 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没有本土性就没有全球性;没有多样化就没有一体化;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当下与未来社会的发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单向度的、平面的;没有如布尔迪厄和福山等人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或“人的资本”)与文化能力的养育、积累，没有工作伦理乃至全球伦理的建构。 中国的“经济资本”的建构和经济与科技的现代化将是十分艰难的，所谓“经济全球化”也就不可能是健康的。包括社会美德、人文素养、工作伦理在内的精神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亦可以丰富、改善、激活现代社会化的行为方式。 儒学生发于远古三代，奠基于礼乐文明，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生活和人们的心灵之中，是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形态。剥离其形式躯壳和政治化儒学的负面影响，其有机、连续、整体的宇宙观，自强不息而又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和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1、积极影响
1．普罗泰格拉曾说：“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对此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A．智者学派的言论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 B．智者学派否认教会的权威，主张因信称义 C．智者学派的言论是近代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源头 D．智者学派强调人类的理性，否认绝对权威 解析：主张“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的观点，故B项错误；智者的言论是近代西方人文思想的源头，没有体现进化论思想，故C项错误；智者学派对神的存在提出怀疑，体现否认绝对权威，“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强调人类的理性。故A项错误，D项正确。 答案：D 2．苏格拉底认为，人应该实现人所具有的本质，要对过去的一切观念重新进行审査，要随着历史的进展而确立新的观念、新的思想，这反映出他主张() A．不断地认识自我 B．不必遵守法律判决 C．肯定美德的作用 D．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答案：A 3．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是东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儒家的“民本思想”与智者学派的“人文主义”思想出现的社会背景主要的不同是() A．讨论主题不同B．价值取向不同 C．诞生的政治氛围不同D．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比较认知历史事物的能力。结合所学知识可知，A项具有片面性，二者均关注人及社会；B项“价值取向”，属于无关项；D项本身错误，都属于奴隶社会时期。前者是大动荡、大变革下的产物，后者是民主政治下的产物，C项符合史实。故选C项。
答案：C 4．“苏格拉底彻底改变了早期希腊思想家更多地关注宇宙本质的倾向，使哲学研究变得更有意义，他把哲学……根植在了人类的城市和家庭之中。”材料表明苏格拉底() A．对道德价值观有较高追求 B．提出理性高于一切的观点 C．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 D．认为知识与美德同样重要 解析：材料没有涉及道德观和理性问题，故A、B、D三项排除；材料中指出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宇宙本质问题，拉回到人类的城市和家庭中，这说明了他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故C项正确；认识与美德同样重要，与此题内容无关，故排除。 答案：C 5．苏格拉底在和人交谈时，总会提出一连串问题让对方回答，鼓励对方依靠自己的努力逐步找到正确答案。孔子经常会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他也很乐于接受学生的提问，并通过回答来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这表明二者在教学方法上都注重() A．平等相待B．启发引导 C．辩证思考D．逻辑推理 答案：B 6．柏拉图说：“一个人要想成为伟大的人，就不应该只爱他自己，也不应该只爱自己的事情，而应该只爱公正的事情，不论那件事情碰巧是他做的，还是别人做的。”这表明了柏拉图具有() A．广泛民主思想B．理性主义思想 C．人民主权思想D．法治思想 解析：依据材料“个人要想成为伟大的人……而应该只爱公正的事情”可知柏拉图强调应该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对于公正的是全才应该要多做，故选B项；A、C、D三项在题干信息都没有体现，排除。 答案：B 7．在15世纪的西欧，学者、艺术家、政治家甚至普通民众都流行写自传，这一时期自传作品的数量比500年到1400年之间写就的总和还要多。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fd15252812.html, 论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及其出路探寻 作者：张永超 来源：《中州学刊》2014年第03期 摘要：儒家思想的现代命运问题实质为儒家传统所确立的价值原则及其生活伦理能否适应现代生活的合法性危机，所以儒学的现代命运不在于形而上学思辨体系的创建，也不仅仅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它作为生活方式建构者的生命力是否能够继续发挥安身立命的作用。面对以科学、民主、法治为主导的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原则，儒家思想当有明确和自觉的角色定位，那便是公德、私德的明确划分、法治契约理念的重建，从根本上讲是以注重论证、合乎逻辑、为学问而学问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引进。 关键词：儒学；现代性；理性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116-04 崔大华先生新作《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是中外学界就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继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之后的又一力作。与前者不同，《儒学的现代命运》是汉语思想界本土学人对自己母体文化的重新审视。在视角上，崔著有别于“五四”有激进倾向的一代学人对传统决绝的批判和港台新儒家的沿着心性一路的形而上思辨，凸显了儒家思想的渊源与特质，尤其是回向了儒家生命的原点：对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构架上，本书形成了完整而周延的系统，以对儒家观念、理路的历史形成为基点，以儒家思想所构建的公私生活世界为显现。同时深度考察了儒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建构，儒学理论在20世纪有了新的定位和进展，而且深刻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且对于现时代的意义失落问题、生态危机、全球伦理、女性主义困境等等都有着切实而珍贵的资源提供与思想启示。 要而言之，崔先生《儒学的现代命运》一书对于儒学的特质及其内在理路之形成有着更为系统和清晰的展现；不仅对儒学的现代命运有了新的揭示，而且以明确的本土事实回答了解体后的制度化儒家并没有被“博物馆化”和仅仅作为一种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存在，它深度参与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而且其丰富的理论资源对人类社会的后现代种种问题有着积极的回应；另外，对于儒学思想自身的现代演进与定位有着明确的自觉和宏观性的把握。就此三个层面来讲，《儒学的现代命运》一书是对儒学传统现代转型种种路径的总结，是对儒学现代命运问题研究的前沿之作。 《儒学的现代命运》一书较为引人关注、有别于港台新儒家、也是崔先生所看重的一点是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和学说而存在，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对生活世界的建构和深度影响。所以即便是制度化的儒家解体了，传统儒家所挂靠的政经制度消失了，儒家思想所建构的注重伦理和德性修养的生活方式依然深度影响着中国
儒家教育思想中蕴含的人文精神解读 发表时间：2010-10-19T16:10:05.090Z 来源：《学园》2010年第8期上供稿作者：韩彦肖[导读] 儒家的教育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教育传统，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 韩彦肖西南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儒家的教育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教育传统，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解读儒家教育思想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对于当今教育的民族化、国际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人文精神价值【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4810（2010）08－0067－02 【Abstract】The Confucian education is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 our Chinese nation. Meanwhile, the Confucian culture is our Chinese nation’s traditional culture. Then the humanism spirit contained in the Confucian education though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to analyzing the humanistic spirit contained in the Confucian education thoughts. 【Key words】The Confucian educational thoughts The Humanistic spirit Value “任何国家的教育都是传统和时代的产物”，因此，要真正地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就必须要了解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教育传统以及时代背景。要发展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的教育，就离不开儒家教育传统。 一儒家教育思想中人文精神的内涵 儒家学派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社会动荡的时代深深触动了孔子：“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从而树立了重建有序、和谐社会的志向。要实现这一社会理想有两种途径：“以道易天下”和“以道教天下”。以道易天下：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活动；以道教天下：著书讲学的教育活动。通过参与政治来重建社会秩序是一个快速、有效的途径，但非常困难，所以历来儒家学者更多的则是走向“以道教天下”这条路。由此立足于“天下有道”这一宏愿，儒家的教育充满了人文精神——基于社会本位的人文精神。 儒家教育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其人文精神可以概括为：“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著追求的总和”，他“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易》经有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就很好的诠释了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其不仅“成人”，而且“成天下”，不仅仅是个性的发展，其根本乃是社会的稳定和谐。这是中国教育传统的特色，也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灵魂。 二儒家教育思想中人文精神的体现 人文精神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灵魂，渗透贯穿于儒家教育思想的各个层面。通过分析其教育思想，从不同的侧面来探索其中蕴涵的人文精神。 1．“乐道”的人文精神 儒家学者都坚持积极的人性论假设，继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之后，孟子明确提出了性善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荀子虽然坚持了“性恶论”，但是荀子在大量论证了性本恶之后，更重要的是强调通过教育的引导可以“化性起伪”，化恶性为善性，使人向善，这正体现了荀子积极的人性论理想。其后历代儒者，在人性论上都持积极的观点，“性三品说”、“理气二元论”，甚至批判理学的明清思想家都对人性给予了积极地肯定。这坚定了人具有“价值自居的潜力和成就圣贤的可能”，肯定了儒家教育要培养主体性的精神品格，使儒家的教育思想充满了“乐道”的人文精神。 “乐道”即以求道、得道为乐。儒家肯定了人性本善：人的内心总会促使人追求“真善美”，追求“善”的精神品质。这种“乐道”的人文精神，也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特色所在。 2．教育经世的人文精神 孟子总结先秦教育：“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其所指的“明人伦”是指通过“明人伦”的教育，来实现有序社会的理想，所以，“明人伦”就有两重含义，其一：教化万民，使其明了“人伦”之意，尊德守礼；其二：建立一个“人伦”明了的社会：“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与社会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肯定了“礼教”与“礼治”的重要性，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内圣”、“外王”之道，也蕴含了“教育经世”的人文教育精神。首先，要想使人守礼尊德，明了“人伦”之意，就要进行“礼教”。通过礼教使人同一行为，通过人的守礼进而使社会有序和谐。在学礼的过程中，礼的内化即是“德教”的过程。礼教在行为，而德教在内心，这样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其次，建立和谐有序的“人伦”社会，就要推行“礼治”。通过礼治，使“礼”成为社会的统一准则来让人遵守。 通过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使“礼教”与“礼治”相统一，也使人的道德礼仪与社会的和谐有序统一起来，这也体现了儒家教育思想中蕴含的教育经世的人文精神。 3．整体性主体人格的人文精神儒家教育立足于和谐有序的社会，但是他同样关注个人精神品格的培养，孔孟提出“圣人”的理想培养目标。在孔子的眼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把圣人同天相比拟。孟子也认为：“圣人，人伦之至也”，把圣人等同于伦理道德的化身。如此圣人成为一种理想化的主体性人格，也造成了圣人的高不可攀与神秘，使其只能成为理想，终其一生追求而不可得，由此，又有了一个较为现实的目标：“君子”。这一点上，孔子也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这就使得儒家教育的培养目标由理想走进现实，由理想、完美的主体性人格走向大众人格。 作为君子，不仅要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还要怀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拥有经世的能力。在德性上，君子要具备忠、孝、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在入世方面，则要具有入世精神，具备入世能力。所以，这种“君子”的培养目标就具有了整体性，孔子对于“成人”的描述反映了这一点：“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可见，君子不只是个人人格的发展，而是要求“自我、他人和群体都做到圆满无憾的人格完备。”这种人格具有了整体性，也体现出儒家教育所要培养的具有整体性的主体性人格这一人文精神。
、儒家思想在我国历朝地位演变的历史原因（1）xx时期： 儒家思想被冷落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奴隶制度趋向瓦解封建制度正在确立，王室衰微，战乱频繁，新兴地主阶级急需强有力的手段来巩固新生的政权。儒家思想提倡“仁”、德治、维护周礼，这些思想主张无助于统一，不能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需求，必然受到冷落。 （2）秦朝时期： 儒家思想遭压制 秦时期，儒生依然遵循旧的思想主张，非议郡县制，以古非今，站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仅不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且落后于形势的发展，遭受压制在情理之中。 （3）西汉时期： 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 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的发挥中增添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等思想内容，适应了君主专制中央政治的需要，为封建专制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因而获得“独尊”地位。 （4）xx后直到清末： 儒家思想雄霸统治地位 儒学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符合了统治阶级禁锢士人思想、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千方百计的维护。 （5）明末清初受到挑战 明末清初中国开始卷入全球化浪潮，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产生。
（6）太平天国和维新变法时期儒家思想被利用。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儒家思想中的“大同思想”-----实现“天下为公”的社会，很符合当时下层人民的利益。对儒家思想中的这一部分内容的利用有利于调动各阶层参加反清斗争的积极性。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 他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 （7）新文化运动时期： 儒家思想受抨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目的是动摇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民主与科学，解放人们的思想。 儒家学说地位变化所反映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思想文化的特征： 思想文化必须为专制主义服务，才能生存发展；思想文化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由割据到统一的历史趋势。 3、儒家思想的合理部分和现实意义 1、教育理论： 有教无类、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等 xx： 孝、xx、诚信等（社会主义荣辱观） 维护社会稳定：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一)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 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文化，早在晚明清初即已开启其由传统而向近、现代转化的历史闸门。但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及其所实施的野蛮的种族歧视和文化统治，使得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进程未能以自发式形态一线顺畅展开。迨至道、咸之世的早期启蒙思潮再兴，戊戌年间启蒙思潮由“早期启蒙”阶段向“近代启蒙”阶段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一次启动了起来。尽管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胜于晚明清初，但这时的中国已经遭逢到亘古未遇之巨敌——在近代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一经产生就有着规范其他地区、国家或民族发展路向的特性。它凭借着先进的科技成就、廉价的商品、雄厚的经济实力、血与火的掠夺，将自己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等强制性推向全世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而如以道德评价标准来看，这带给西方社会的是福音，留给其他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却是灾难：土地被抢占，财富被掠夺，有的连国家主权也丧失了，陷入殖民地境地；……中华民族即因西方的入侵及与之相伴随的近代西方文明的无情冲击而承受到深重的灾难，不仅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而且扰乱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发展路向的理性选择，使得本已迭经坎坷的中国文化近（现）代化进程更加步履艰难。 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何以未能经受得住西风美雨的冲击？中国文化有无自身的价值；倘有价值，其发展前景又将如何？究竟应该怎样应对扑面而来的近代西方文明，并在完成救亡图存重任的同时，谋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身身的发展？以及为什么中国专制主义文化具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怎样才能彻底清除专制主义的文化土壤？应该如何评价既明显具有优势、又显然存在诸多弊端的近代西方文明？中、西文化能否交融；如有交融之可能，又怎样使之得以实现？与西方文化交融、会通后发展起来的新型而又保持着自身民族特质的中国文化，在未来人类文明中处于何种地位？……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部摆在了为中国前途而思考和奋斗的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者的面前。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代表哪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意愿，无论其有着怎样的学术背景、心路历程、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只要其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就必然会思考这些问题，并依据其自己的方式、从各自的立场或角度作出一定的回应。 “五四”启蒙知识群体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颇有代表性意义。兹仅评述三点：其一，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采取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态度。“五四”启蒙先贤中虽曾有人试图阐发中国文化传统之精义，探寻中西文化融汇的途径，但随着反传统呼声日烈，这种探寻在他们那里渐近销声匿迹，而几欲连根拔除式的反传统呼声则成为主潮。不但孔家店必须打倒，极端者更倡言汉字、线装书、国画、中医、武术、京剧等一切固有文化均在必须废弃之列，甚至说：“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传统文化的唯一价值，便是其能如死人之于医生一般的为我们提供“病理学上的好材料”。（2）如此激烈，确为人类文化史上罕见，正如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所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历史中，“从未出现过象中国五四时期那样的在时间上持续如此之久、历史影响如此深远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3）这种对于传统摧毁性的批判、反对、否定，并不是依据于学理，而另有其现实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尊孔复古逆流，特别是针对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利用这股逆流对新思潮横加镇压而发出的逆反性抗议。并且，这种反传统思潮所以能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相当广泛的回响，也正因其与他们对黑暗腐败的统治集团和以安福系为代表的无聊文人政客们的普遍愤慨情绪相吻合，从而获得强烈的共鸣效应。然而，以现实政治的批判为目的的反传统不是、也不
儒家思想对当今中国现代社会的积极影响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早在1676年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指出中国人在理论科学方面不如欧洲但在政治、伦理方面中国却远胜于欧洲。然而自民初废除读诵传统经籍之后传统文化日渐没落随着现代化社会对物质财富的孜孜追求儒家思想这源头活水逐渐失去自觉已然不彰。近几年来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以及社会上治安、交通、环保等种种问题丛生就整体而言对于原先社会上高涨的欲望造成了相当大的挫折。根据一般人往往是在错误中学习在挫折中省思的道理中国人是到了彻底反省自己价值观、学习提升人生价值的时候了。然而儒家说在现代社会中有无存在的价值与发展的可能现代社会是否需要并容纳儒学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时也认为必须正视儒学面临的现代挑战及其发展的局限。为了保有这珍贵的传国之宝我们有必要将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关系加以诠释。一、儒家思想之精华1思想基础——“孝亲尊师”儒家认为“孝亲尊师”是做人的根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天地之行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是生育我们的恩人要知恩报恩。凡为人子孝当竭力夙兴温凊这是天之经、地之义而民之用。所以孝是动物天性的光明人间永恒之真理。“师严道尊人伦表率养我蒙正教我嘉谟。”老师是生我们法身慧命的恩人。人若没有智慧与畜生无异。因人也是动物之一人比动物高是人有智慧有道德观念。智慧道德是老师教的所以老师的恩德与父母是相同的。父母跟老师对待子女、学生、子弟可以说是爱护无微不至期待更是殷切教育也格外地认真。因此做弟子的人要常常念着父母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尽心尽力地顺从。所以说“孝亲尊师”是德性之根本。2核心思想——“仁”儒家思想核心是“仁”。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仁者爱人”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时时处处把自己放在旁人同等的地位上推己及人充分为别人着想尊重别人的意志和心愿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不强加给别人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破除一切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自我中心主义因此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体现在政治治理上就是要“为政以德”
目前的儒学复兴运动，被指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我曾撰文谈到，“文化保守主义”这个含混的符号，是对当下的生活本源的一种遮蔽。我的意思是：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标签，并不能揭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本质渊源，反而可能将这场运动导向原教旨主义。 现代新儒家也一向是被归入“文化保守主义”的。最近，方克立先生把蒋庆、陈明归入了现代新儒家的“第四代”，也就是把他们归入了“文化保守主义”，因为方先生一向认为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这不仅意味着对现代新儒家的一种定位，而且也意味着对当前的整个儒学复兴运动的定位。我这里并不想谈蒋、陈与现代新儒家的关系，虽然在我看来，蒋、陈并非什么“现代新儒家”，纵然他们在观念上确有某种关联。我想说的是： 这样的定位依然存在着、甚至加深着对当下的生活本源的遮蔽，而这种遮蔽隐藏着某种危险。 当然，“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称谓的流行，也自有它的道理： 首先，不论是已经三代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确实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文化纠缠”；其次，这种纠缠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这种表达恰恰意味着生活本源的遮蔽；最后，正是这种遮蔽，蕴涵着走向原教旨主义的某种必然性。 应该说，现代新儒家本是应运而生的。所谓“应运而生”是说： “顺应”着某种“时运”。这种“时运”正是儒家的“天命”观念，但并不是宿命论意义上的命运观念，而是一种原初意义的“革命”的观念，也就是《易传》所说的“时义”的观念：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天命”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的演流；这种演流被我们领悟为“命”、领悟为“口令”，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作为大道的道说，在无声的言说中给予我们的一种“语境”。我们惟有倾听这种“语境”，才能实行真正意义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