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垄断对服务行业的影响
一、国内对行政垄断的一些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不断走向深入，近年来对行政垄断问题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多了起来。我们这里无法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评述，只打算结合我们的研究目的，简略地审视一下部分成果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特点。
许多成果都明确区分了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如李曙光2003等）。有种观点认为，行政垄断是由政府造成的垄断，是通过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定的形式取得垄断权力的；从垄断地位的取得具有法律依据这一点来说，行政垄断也可称为法定垄断（参见Mankiw, 1998: 306；过勇和胡鞍钢，2003）。这是对行政垄断的一种相当理论化的界定。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我们国内对这一术语通常的使用情况，大家所谈到的中国的行政垄断现象，其实并不包括教科书中一般会列举的，诸如专利权和著作权之类由政府设定的垄断。而且，垄断虽然可以源于行政权力，但行政权力的运作却可能并不遵循法律的规定。假如依法行政都没有做到，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垄断又何谈具备法理基础呢？！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只能采用边界比较模糊的界定办法，姑且把这个术语理解成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和后盾的垄断，不论它有没有国家法规和行政规定的依据，而且得把专利权和著作权之类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这一点也许是我们和国外同行交流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特殊困难吧。
改革之初，许多人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加上了社会主义的修饰语，它就会成为一个好的经济体制。在改革二十多年之后，我们忽然认识到，原来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规矩、只懂得迈大步的勇敢者的游戏；靠着无法无天的冲劲，倒是可以冲击一下计划体制的僵死桎梏，可没有了法治基础，换来的惟有乱象丛生的丛林世界。所以，就连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旗手也不由得叹道：“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把它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变成一个‘不好的市场经济’（吴敬琏2003）。”换句话说，原来我们搞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同样，现阶段我们经济体系运行中的行政垄断，其源头也未必就能找到某一份法律文件，一份普普通通的会议纪要甚至就可以决定一个地区某一行业的发展格局。
许多学者大概都同意，行政垄断是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在大量研究成果中，对形成行政垄断的动力机制的分析，却大都强调中央与地方实行以财政大包干和大量国有企业事实上的地方所有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性分权改革的影响，认为地方或部门利益的强化是表现为地方市场分割和行业垄断的行政垄断得以形成的基本动因（如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过勇和胡鞍钢，2003等）。庞塞特(Sandra Poncet)等外国学者对中国国内省际贸易关税水平变动的实证研究，更是成为了印证地区垄断导致国内市场瓦解的关键证据。
有的作者指出，地方市场分割是我国从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有其深厚的体制根源和经济社会根源，其中一些因素可以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消除，有些则可能长期存在。而且，地方市场分割赖以进行的行政管
制也是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之一（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此外，人们常说地方政府对地方市场加以保护，会割裂全国统一市场，似乎全国统一市场本来就是存在的，只是市场分割使统一市场成了分崩离析的碎片。类似的论述容易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是因为推行某些具体的改革方案而新出现的现象。假如也把地方市场分割作为一种典型的行政垄断来透视的话，这种垄断应该不能称为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新出现的现象。
在绝大部分成果中，研究者们对省际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一般采取较为简单化的批评态度。有趣的是，和这种通行态度不同，有的作者指出了区际贸易壁垒的另一个成因，即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不发达地区为摆脱区际分工中纯资源提供者的不利地位，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作用机理在于，通过改变受保护地区的商品输入输出过程中的供求关系和贸易条件，可以使贸易利益的分配朝着有利于贸易保护地区的方向变化，并使受保护产业迅速成长起来。这有利于居于劣势的落后省区避免在国内统一市场中失去立足之地，沦为经济发达省区的原料供给基地和制成品销售市场，从而借助地方立法和行政保护措施，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因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所需具备的条件限制了一些地区从贸易中得到的利益，有时，区际贸易的开展反而会对某一地区的经济造成打击，迫使它们采取相反的政策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陶?、王济光、冯雷、王诚庆，1994：189）。”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区际贸易中，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这个相同基点之上，具有统一性——相互转化、相互包含且并立于一个政策体系之中（有关评述参见张群群，2000）。这意味着，一些地区之所以采取保护政策，根源在于中国内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和各地区之间不合理的经济秩序。这一点与国际贸易格局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处境、谈判地位和贸易策略极为相似。
为了避免陷入对具体观点的比较分析，我们在这里对过去研究成果的评点只好浅尝辄止。归纳起来看，对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的研究侧重于探讨财税体制框架下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和行为倾向，对垄断行业的研究一般则强调历史因素。一些实证研究成果揭示了市场分割的程度及动态变化，并涉及行政垄断带来的损失。总的来说，行政垄断似乎被看成了改革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的问题，是过渡经济体制下经济转轨形成的现象。人们对行政垄断的体制根源和超经济垄断行为的制度基础虽偶有涉及，但多是寥寥数语，不予深究，尽管曾有学者把这类现象和制度性腐败联系在一起。
二、行政垄断的实质、成因及其演化
行政垄断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在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它的运行机制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这些是我们尝试简单了解的一些问题。
（一）行政垄断的实质
我们认为，行政垄断只不过是行政集权在经济领域的一个侧面表现而已。
学界通常用行政性分权来概括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调整。我们这里所说的行政集权是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者们使用的一个概念。“行政集权”是指在政府的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三者之间，行政部门集中了绝大部分权力，具体表现是行政系统权力独大，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权力弱化，行政机构立法活动频繁活跃，甚至可以支配立法机构的运作，各级行政主脑还可直接干预司法过程等。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的改革或体制调整，则可以用各级政府间的“政府分权”指称。
市场永远是特定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中的市场。市场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关系，是整个社会权力结构在经济领域中的具体体现。行政垄断是行政集权在经济领域的一种表现；行政垄断是计划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一条突围之路；过渡经济体制中的行政垄断是计划控制的新变种，它有各种色彩斑斓的保护色：如所谓进行宏观调控、实施行业管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避免过度竞争等等，不一而足。受到明确的法律保护或行政权力支撑的行政垄断，又是垄断资本维系垄断合法性得以延续下去的体制保障。
行政系统对公共权力的垄断，使立法、司法机构无法与行政系统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种局面导致维护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法律，或者难于适时地制定和颁布实行，或者在制定和通过之后难以得到有效实施。
行政系统对公共权力的集中控制，使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费率管制背离公共利益目标，甚至是直接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部门立法更是直接表现为立法权向行政系统的集中，这种权力配置格局以法律手段进一步加剧了行政集权倾向。联通公司手机单向收费被电信业务主管部门叫停；航空公司之间的价格竞争受到民航主管部门的抑制。在这些事例中，各业务主管部门都是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的名义，发布反对正当竞争的禁令。而消费者的利益、服务提供商的经营自主权却受到极度漠视、蔑视以致侵害。这些限制竞争的行为成了相关主管部门行使职权的日常行政活动，任何试图通过司法途径对这些行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努力，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行政垄断的存在最直白地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市场体制中，至少有相当多的行业、部门和领域是在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机制上运行的。它体现了我们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真实关系。
（二）行政垄断的成因
经济研究界对中国地方分权式改革给全国统一市场的培育造成的消极影响，如市场的地区分割等现象关注较多，但对行政集权的影响却表现得不太敏感。这也许是因为，人们对中国改革进程中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和竞争能够带来的繁荣前景，抱持着一种相当乐观的态度，就像原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家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前景表现出来的乐观一样。很多人相信，随着增量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力量在旧体制边缘的持续成长，新的市场机会在焕发经济增长活力的同时，可以催生出一个由市场机制发挥基础作用的新体制来。这种乐观态度也体现在我国近期制定的一些改革纲领之中。也就是说改革者们相信，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权力构架下，在中国改革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还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只是我们不得不关注那些构成市场运作平台的基础性体制因素。新的市场机会当然向外国资本、民族资本和聚集在工厂门外的失业后备军，敞开了或宽或窄的门径，不管是为了接收转移而来的会造成严重污染的生产车间，还是为了提供中小资本的创业渠道，抑或仅仅是满足剩余劳动力的所谓生存权。可是，新的市场机会同样会为原来拥有特权、握有更多资源的群体或个人洞开山门。这样的利益群体比任何人都清楚，和计划经济相比，这种市场经济无疑对自己更为有利。我们乐观的改革者和改革理论家们有一天也许会发现，计划经济虽然已不复存在，但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深层社会关系却会以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再生产，使其保有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实现最大限度的保值和增值。行政垄断或者说行政权力对市场机制的广泛渗透，只是我们对这种社会关系的一种不得要领的、文雅委婉的称谓而已。
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一些行业主管部门有时会充当那种保护垄断利益、限制行业内部竞争的角色，并总是以维护市场秩序、消除所谓无序竞争的混乱状态和捍卫公众利益这类措辞，赋予设置进入壁垒、限制正当竞争等市场干预行为以合法性。
有个很有趣的例子，国有银行界人士在讨论金融企业改革时，一般都会列出种种理由，如银行业对资本规模的要求、对规模经济的要求、金融业成长的内在规律、风险控制的难度等等，以此为理由反对民营银行的进入。一方面，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资本实力被他们看不起；另一方面，他们的进入又被看成是重大的潜在威胁。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心态以及排斥新对手进入的态度，非常明确地提醒了我们，垄断行业利益的立足点究竟在哪儿。而这些利益集团对相关行业发展的立法无疑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和俄罗斯实施激进改革以后特别是进入普京时代的利益格局不同，在那里，他们的金融寡头试图通过资助政坛上的反对派影响政府立法活动，以保障自己在私有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巨额财产的安全。在中国，多数既得利益集团可以直接掌控和参与涉及垄断行业改革的相关法律的制定过程。行业主管部门通过行政立法，确认垄断地位的合法性以保障垄断利益的做法，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在我们的体制中，垄断利益集团在经济影响力之外，本来就未曾丧失公共行政权力——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垄断行业的运转中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计划经济是以再分配为主要经济整合机制的行政集权体系，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主要经济整合机制的行政分权体系。行政垄断从来都是再分配起主导作用的一种行政集权现象。无论是地区市场分割封锁，还是行业垄断，它们体现的经济整合机制都是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再分配机制。只要行政集权体制不发生根本改变，行政垄断就有存在的土壤，行政权力就会继续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行政垄断的演化
由于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在众多环节不断取得成效，行政垄断也有了新的变化和表现。它的表现趋于复杂化，并衍生出新的官商、政企关系。它甚至可以不直接表现为行业垄断，而是表现为一种具有较强弥散性和渗透力的微观控制机制。其中，部分行政垄断可能开始向以行政权力为后盾和深层背景的经济性垄断演化。总之，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的方式变得精妙、复杂，不一定直接表现为行政垄断，但总是以行政集权为基础。对此，我们将在下个小节中举例说明。
三、行政垄断对市场体系建设和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行政垄断对市场体系建设和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如果简略地加以概括，行政垄断之恶果就是造就了：虚假破碎的市场，畸形发展的产业，居高不下的价格，粗陋低劣的服务。
（一）行政垄断对市场体系建设的影响
行政权力对市场机制的破坏抑或为我所用的塑造，以及行政权力在市场运作过程中的固定化、内生化和长期化，使我们的市场只能是模拟市场和建立在裙带关系基础之上的市场。
在行政集权和政府分权的格局下，虽然我们建立了现代市场体系，可是我们却发现那还不是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体系。在市场深化方面，走回头路的现象也并不罕见。比如说，虽然建立了出让国有土地的拍卖市场，可在有些城市近年来通过公开拍卖出让土地的比例却出现明显下滑，协议出让的比例有所上升。至于本来属于商业经营用途的用地项目，却绕过市场化运作环节，按行政用地来划拨土地的例子，也并非绝无仅有。或许可以把这种情况概括为市场的灰色化。名义上的市场假如按照行政方式来运作，它也就成了模拟市场，甚至是伪市场。
我们建立了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相关规定中对交易所的性质的界定是比较模糊的。交易所管理层重要人员的任命，基本上还是听命于监管部门。如果说交易所实行的是会员制，可会员大会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虽然政府对市场的整顿赋予了各交易所相对的市场垄断地位，使各交易所之间不会有直接的竞争，可交易所付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它们在经营决策和市场运作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几乎完全成了内生化的一种机制。
（二）行政垄断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1. 服务业的行政垄断首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利益
邮政系统利用自己在报刊发行业务上的垄断地位，采取垄断定价方式，曾把代办发行收费标准从原来收取报刊全年发行码洋的20%提高到40%。针对这一做法，全国性的大小报刊没有任何办法和选择余地，只能被迫接受。这是垄断者滥用市场支配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以产业化为旗帜、由政府主管部门大力推动的高等教育规模的盲目扩张，把收费办学当成了产业化的最高宗旨，根本无视人才培养的科学规律。当扩招的学生毕业面临就业压力时，盲目扩招的恶果如今已开始显现。
在医药行业，过去是医药不分，而在医疗服务收费受到政府管制的情况下，医疗单位的创利渠道于是转移到售药环节，由此带来许多问题。现在则有新的情况出现，在药品销售行业里各药店相互串通，联合不购进价廉质优的常备药，只购进价高利大的药物。假如药品经销行业不存在进入壁垒的话，通过竞争机制发挥作用，较高的利润会吸引新的经销商进入市场，这种局面就会出现变化。但目前的市场状况提示我们，进入壁垒的存在使现有企业之间的限制竞争
行为得以存续下来，这明显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2. 行政权力对服务业本身发展的复杂影响
一些服务，或者分离不出来，造成服务质量、水准、规模和效益改进的严重滞后；或者出现恶性膨胀，政府及经营者不惜损害公共利益，以牺牲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代价，片面追求短期增长。由此导致消费者急需的服务项目供给不足且质量不佳，消费者不需要的服务则仍处于粗放式的供给状态。市场或者是出现萎缩，或者是呈现畸形。
谈及行政垄断与服务业发展的复杂关系，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喀那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地方政府发展旅游业的强力推动下，最终被撤销保护区管理处。那里本来是国内唯一的一处欧洲物种基因库，而且国家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有极其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可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大力推动下，在追求旅游业产值快速增长的粗放式经营活动的影响下，保护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在官商勾结下，各类经营者以行政权力为依托，以生态旅游为名义，行破坏生态之实。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在保护区内大兴土木修建宾馆招待所，大量珍稀保护植物如上千棵西伯利亚云杉被砍伐，未经任何处理的生活污水被直接排到喀纳斯湖里，建筑垃圾在保护区里就地挖坑掩埋。世代居住此地的图瓦族人被大力灌输了搞旅游开发、努力赚钱的所谓现代观念。他们为配合旅游接待活动，被迫把自己栖身的小木屋拆来搬去。图瓦族人祖居地的人文环境和传统文化遭到重创。在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林业部）、自治区政府及业务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多年的博弈对垒中，最终以地方政府大获全胜告终。管理自然保护区的多部国家大法被野蛮践踏。甚至在争夺保护区管理权限的斗争中，出现了维护保护区秩序的国家森林警察被与旅游开发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的边防警察拘捕缴械的荒唐一幕（崔延虎，2003）。
在这个案例中，如果以旅游业创造的产值和带动的经济增长来衡量，布尔津县的成绩实在是称得上卓著。可他们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又能体现在哪一项经济指标上呢？
3. 行政权力对市场分工深化和服务业成长的影响
市场体系发育过程中，一些服务环节和项目本可以从原有的内部组织中分离出来，但因为行政权力的内生化，政府职能转变不及时不到位，结果会出现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服务环节和项目无法从原有的内部组织中分离出来，使服务业的社会化、市场化进程受到抑制。我们在对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调查中发现，按照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有的大型国有企业尝试对原来附设的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和职工医院等附设机构分离出去，交给地方政府实行专业化、社会化的管理。可他们事后却发现，政府为管理这些机构向企业收取的各项税费总额，竟然比企业自管时的开销还要高出许多，同样费率水平下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也出现明显下降。企业迫于无奈，只得把一些服务机构重新收归企业集团内部。
第二种可能是，行政影响力广泛深入的渗透导致服务行业中行政权力的资本化，出现强制的影响力交易泛化的现象，由行政机构指定服务提供者（这里指的不是运用财政预算资金的政
府采购管理活动），致使行政权力的影响力向下游市场不断延伸。
例如，规避市场化运作方式的土地协议出让，会使房地产开发商在本来竞争性就不强的市场上，进一步获得以行政权力为后盾的垄断势力；房屋买卖中的霸王合同现象会屡见不鲜，而且在房屋买卖环节，房产商会为购房者限定指定的物业服务提供商（往往就是房产商自己设立的物业公司）强行搭售，继而进一步操纵业主委员会，同时对配套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实行垄断定价。当有业主试图自主维权时，当事人往往受到开发商的威胁以至暴力侵害。有特殊权力背景的开发商一方的违法行为，大多不会受到司法机构的严厉惩处；他们甚至与黑社会势力沆瀣一气，一起维护小区内部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社会”秩序。因此，近年来新建成的居住区里的居民们最为忧虑的事情，居然是业主维权和治安问题！报纸上时常曝光开发商殴打业主的丑闻，渐渐地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
与此同时，为缓解这方面出现的社会矛盾，政府有关机构已经制定并将于近期开始实行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或市场价，并详细规定了收费项目。这是一种试图通过政府管制来抑制物业服务垄断定价和随意扩大收费范围的办法。不过，考虑到集体行动的难题，我们也不难想象，只有经超过三分之二业主同意才可更换物业公司的规定，对于业主实施自主权来说，其实是设立了相当高的门槛。
我们不得不承认，上述事实提醒我们：一方面，类似的行政权力在市场竞争性环节的高度介入机制，使得某些服务业的运转形成了一个黑色的链条；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又为黑社会势力的膨胀提供了转圜空间。人们不禁要问，普通公民在公共活动空间的人身安全保障和居住社区的社会秩序，从何时开始不再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是成了居住小区内的一种俱乐部产品，以致要额外付费专门购买，由某个难以自主选择的商业机构来提供？当这个黑色链条和公共权力真空同时出现时，服务也就改变了味道，成了巧取豪夺的代名词。
不知道我们的管理部门有没有考虑过采取其他一些有力措施，使低度组织化的、一般来说缺乏行政权力背景的业主们，和高度组织化的、通常具有行政权力背景，或者说至少是对政府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房地产商和物业公司，在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时，能够站到一个相对平等的位置上来。比如说，能否考虑规定禁止房地产开发商指定物业服务机构的强制搭售行为，认定那是一种限制竞争行为。这样的规定可以使对物业服务机构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放到一个竞争性的平台上来运作；使这种选择从一开始就成为业主不可剥夺的自主权利的一部分，而不必等到自己权益受损时，被动地去组织代价高昂的集体行动。同时，考虑到社区服务的具体特点，建议创造使各个服务项目向社会所有服务机构以至个人开放的管理原则，打破社区周围无形的围栅，让竞争带动社会服务业的真正繁荣，也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4. 行政权力的深度介入可能带来加剧周期波动的效果
行政权力的推动或以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基础和着眼点的政策设计——这是行政权力对公共选择过程的垄断，也会造成服务业的虚假繁荣或过度衰败，即具有加剧经济周期波动而不是反周期的效果。
近年来的房地产通货膨胀与住房制度改革中，原公有住房以行政性再分配方式进行私有化的产权配置机制，就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九十年代城市里普遍推行了公有住房的私有化，它和七十年代末农村里实行分田单干的生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最接近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休克疗法。原公有住房以所谓“成本价”为基准的出售办法，辅以工龄优惠折扣，使住房享有者为获得私有产权所支付的价格，远远低于住房的真实价值和市场价格。除了那些工龄足够长的职工以外，公房的私有化本来应使住房成为一般受益人需要长时间分期付款才能取得完成产权的一笔负债性资产。可具有中国特色的住房私有化过程却使全部的房主们获得了一次性的资本利得，其额度等于住房的市场价格减去七折八扣之后的购房价款，还要额外加上所谓的差额补贴和级差补贴。也可以把这种一次性的资本利得，理解成专门给予实际享有公房待遇者们的一种实物补贴（外加货币补贴）——这种补贴不是给予没有分配到住房的职工，而是专门给予已经分配到住房的职工。从这种补贴的实际价值来看，它要远远高于给予无房职工的一次性补贴和按月补贴贴现值的总和。这样的住房改革使如此众多的人们的住房消费能力在一夜之间急速膨胀起来；当然，在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无房者购房能力的相对减弱。
考虑到房改措施受益者众多的实际情况，我们不难理解商品住宅开发商们对购房者的市场承受能力会做出怎样的评估。同时，越是在房改中受益的群体，就越有能力优先获得公积金贷款所提供的便利，也就更能够承担购买大户型、高档次、总价高的经济适用住房时的偿付压力。鉴于开发商们本身对市场变动的敏感，他们利用政府在住宅开发方面的优惠政策时，必然以具有较高支付能力的对象作为自己的目标客户。具有较强支付能力的购房群体一夜之间的突然涌现，为房地产业的繁荣注入了强心剂。公房私有化送来的巨额实物补贴加上住宅市场上扬的行情，进一步促使人们高估自己房产的市场价值。金融资源向住宅开发、销售、购买等各个环节的倾斜，更是刺激了对住宅的真实需求与投机需求。住房分类供应体系进而在市场运作中呈现出严重的错位。
业界与学界对于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是否过热、是否存在泡沫一直争论不休。我们在这里也许难以对此给出一个定论。不过，房地产价格水平持续多年的不断上涨却是不争的事实。至少我们可以说，具有中国特色的住房私有化和近年来房地产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使我们也许不能肯定地说，存在重大缺陷的住房制度改革对房地产业的虚假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难辞其咎。由于我们的经济目前正处于这个周期的上升阶段，房地产业产值与税收的增长会让我们抱着乐观心态，大家对这一点也许还缺少必要的敏感和警醒，反思的恰当时机似乎还没有到来；现在就让我们保持充分的耐心，走着瞧吧。
5. 行政集权体制造成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供给重点出现偏颇
例如在劳资纠纷中，为确保和巩固招商引资的成效，政府会有意无意地偏袒资方；而劳工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事实上却受到了抑制。一些外国投资者在国外媒体上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这种优势津津乐道。如有记者问：“厂里的打工者生病了怎么办？”投资者说：“请他回家，因为要来干活儿的人有的是。”而我们的一些劳动管理部门往往是到了年关这个劳资矛盾激化、事关社会稳定的敏感时期，才到电视上宣传一下自己在监督解决拖欠工人工资的方面，做了哪些实事。在这方面，政府似乎不太愿意由社会力量提高劳工的自组织程度，以便使劳工与高度组织化的企业组织，在工作时间、工资发放、劳动保障和工作环境改善等维权方面相抗衡，而是倾向于在平时帮助投资者抑制劳工的权利要求，在出现较大冲突时出面扮演救火者的角色。当
中国日益成为制造业集中的生产基地时，工人阶级在历史上通过艰苦斗争换来的八小时工作制，在许多地方都没有得到实施。也难怪这样一种环境会成为全球资本家竞相前来冒险的乐园。行政集权的体制又使得工人行使自主权利，并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助的渠道变得狭窄了。
四、消除行政垄断，构建市场体系建设和服务业发展的竞争性平台
我们主张改变行政集权格局，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架构，塑造市场体系建设与服务业发展的竞争性平台。
首先，要打破行政集权格局，让立法、司法、行政三套机构各司其职，形成相互监督和制约的关系，还要充分发挥社会自组织功能。让符合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体系能够得以建立和完善，让好的法律规则可以得到司法机构的强制执行和实施，让行政机构在有限政府的框架内依法行政，专注于履行自身应承担的责任，而不是过分伸展自己的权力触角。在政府之外还有非政府组织，在市场之外还有非市场组织。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建设性作用，可以起到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积极效果。
其次，应制定竞争政策，健全和完善反垄断法律体系。从反垄断的需要来看，对于生产企业向分销领域的延伸应否采取反垄断措施，对此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反垄断理论的发展成果和长期以来国外反垄断的实践经验来看，假如存在着结构性的先决条件，即某个行业中有很高的集中度，同时该行业存在进入壁垒，则应当审慎地考察该行业的垄断倾向和企业的策略行为（威廉姆森，1999：406-407）。这涉及前向一体化的问题。改革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原有的生产与销售相对隔离的流通格局被打破，加工工业企业普遍进入分销领域，售前、售中和焦后服务创造的增加值在商品全部增加值中所占比重上升。只要这些行业没有很高的集中度，不存在较大的进入壁垒，这种前向一体化或行业内部的价格竞争行为，不应该引起反垄断方面的关切和忧虑。总之，对反垄断问题应深入研究，细化有关法律。
再次，应引入竞争机制，尽量消除行业垄断。一些行业虽然具有自然垄断属性，但对于可以实行竞争的服务环节和服务项目，应当积极地撤除进入壁垒，开放竞争。在那些已经存在独家垄断或双头垄断、受到规制的垄断、存在主导市场的优势企业的行业和存在着外部机构实施联合行动的行业，在这些行业中企业的组织调整和策略行为需要引起密切关注。
最后，要认清市场形势和产业变动趋势，不失时机地调整法定垄断的授权范围，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比如说，如何提高金融服务业竞争能力的问题就值得重新思考。过去认为属于具备自然垄断性质的金融服务业如交易所，在信息技术不断进步、市场逐渐开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诸多壁垒拆除殆尽的情况下，对交易服务实行法定垄断的合理性也开始变得可疑了。国外历史悠久的许多交易所从传统非赢利组织向新型赢利组织的转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改变交易所在交易服务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引入国内外新的竞争者，有利于促进交易所的组织创新和效率改进，使之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即使是在自然垄断行业，只要存在可引入竞争的领域，就要发挥竞争的作用。
尽管任何一种市场经济的成长，都会打上它所身处其中的那个社会的鲜明烙印；尽管在国家社
会主义计划体制的泥潭里，迄今还没有生长出符合我们理想的那株出污泥而不染的市场经济的莲花；尽管计划体制的遗产和行政集权的弊害可能还会不断变幻它们的存在形式，并长久而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改革进程，但我们还是得继续努力，拓宽市场体系建设和服务业发展的竞争性平台，力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的基础性作用。因为除了向前推进改革，舍此我们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