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幕僚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幕僚的产生
二．清代幕僚盛行的表现
（一）清代“书吏”之害
（二）“无绍不成衙”
（三）军阀中的幕僚
三．清代幕僚盛行的原因
（一）客观：清代官僚在政治上的需要
（二）主观：文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上的要求
四．幕僚盛行对清代社会产生的影响
（一）对清朝政治腐败的推动
（二）对晚清新思想传播的促进
（三）对清末民初军阀集团形成的推动
五．幕僚制度的终结
【摘要】：幕僚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用人制度，与中国官僚制度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政府之所以被称为“官僚”机构，是因为“官”与“僚”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官”离不开“僚”，“僚”也离不开“官”。幕僚实际上是官员自行聘请的私人秘书，虽不属于国家官吏，但大多从事国家政治事务。清朝这种政府官员聘请私人秘书，代为处理政府事务的做法大为盛行。并给政府及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幕僚 幕府 师爷 “无绍不成衙”
一．幕僚的产生
幕僚一词源于中国的幕府，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常处，以幕为府，故称幕府。《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道：“(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幕)府，为士卒费。”来，地方军政大吏的府署，如明清两代的督抚衙门，也称“幕府”。其佐治人员则统称幕僚。以后相沿成习，幕府成为各级军政官署之代称，应聘帮助军政大员办理各类事务之文人学士，也就获得幕僚、幕宾、幕友等称谓。
幕僚主要供职于与军事有关、或由军事机关转化而来的政府机构；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为长官提出建议、顾问咨询、帮助处理文书档案、管理文职行政事务；直到明清时期，狭义的幕僚仍指服务于军事机构的文职官员。到了清朝，幕僚又有师爷的称谓。清朝政府的地方官吏，上至总督、巡抚，下至知州、知县，一般都聘请若干幕僚帮助处理政务。
二．清代幕僚盛行的表现
清代各级地方官员，一般上任之始就自带幕僚多人，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清代许多名人有当幕僚的经历，如康熙时的水利专家陈潢、雍正时河南总督田文镜幕下的邬先生、乾隆时的顾礼琥和汪辉等都是全国皆知的名幕；著名文学家蒲松龄、著名学者章学诚、汪辉、冯桂芬，著名政治家林则徐、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曾经当过幕僚。据估计，清朝时，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州县中，幕僚总数不下万人。可见当时养幕之风的兴盛。
（一）清代“书吏”之害
清代许多官员有的因科举而得官，除了精通八股文，根本不了解民情世故
；有的沉湎于享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缺乏治政能力。各级官僚的昏庸无能，加上清代律令的繁杂，造成了主官对书吏的依赖，处理政务的实权逐渐被从事具体文书工作的书吏所把持。书吏位卑权重，作弊枉法，上下勾结，四处串通，在行政司法事务中把持案牍进而控制政权，甚至挟制主要官员。这种现象在清代非常普遍，历史上称为“书吏之害”。
由于书吏之害的蔓延和发展降低行政效率，加剧了吏治腐败，腐蚀了国家机构，对清代的皇权统治构成了威胁， 清廷曾多次试图予以治理，如规定书吏五年一换等，雍正初年和光绪年间曾两次大规模地载汰书吏，但因封建政治的腐败，决定了书吏之害产生的原因无法消除，所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书吏之弊直到清亡也未完全革除。
（二）“无绍不成衙”
清朝幕僚有了师爷的称谓。据平步青同代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载：“盖仆从之于官，称老爷；于幕友称师爷。刑名、钱谷二席均得此称。”可以认为“师爷”之名，起自明，盛于清之民间。因为“师爷”并无官衔职称，与主人实属雇佣关系。师爷虽然是地方军政长官的私人秘书，但在清代法律上已具有可以合法存在的地位。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的一道上谕说：“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中央政府对地方军政长官选拔、任用幕僚的资格和人数没有限制，其权柄操在幕主手中。这就为幕主施展抱负和贯彻主张提供了可能。
清代师爷主管文案，执掌折奏、刑名、钱谷、书启、挂号、征比等上系国计、下关民生的大事；师爷按其职能可以分为折奏师爷、刑名师爷、书启师爷、征比师爷、钱谷师爷、和挂号师爷等，可谓名目繁多，而在总督或巡抚衙门中还有戎幕师爷、阅卷师爷、著书师爷等。
在清代幕僚——师爷这个职业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绍兴师爷。（注：清代绍兴府，下属八县，即山阴、会稽、萧山、诸暨、嵊县、新昌、上虞、余姚。这绍属八邑都有不少人当师爷，不过最集中的还是在山阴和会稽。辛亥革命成功后把山阴、会稽两个县合并而定名为绍兴县。）
清代官场有谚语云：“无绍不成衙”。所谓“无绍不成衙”，绝非偶然。这与绍兴人文化素养高、苛细精干、善治案牍等特点有关，这些特点皆适宜作幕为胥。绍兴人所以不远千里入都为胥，又与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和当地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有关。绍兴师爷在清朝政治舞台上的高潮出现在雍正、乾隆时期，乘当政者急需大量人才之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纷纷投入官府，并得到各级行政官吏器
重而地位日隆。邬斯道为这一时期师爷的代表人物，以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官场经验，不仅赢得幕主田文镜的宠幸，而且为雍正帝所看重。又如杭州府首席刑名师爷周省三是绍兴府会稽县人，幕学专著《佐治药言》的作者汪龙庄是绍兴府萧山人，《雪鸿轩尺牍》的作者龚萼是绍兴城里塔山下人，另一部师爷名著《秋水轩尺牍》的作者许思湄是绍兴府新昌人。
（三）军阀中的幕僚
清代，师爷非常活跃，上自阁台督抚，下自州县练团，都聘请师爷佐理事务。清朝后期，由于战事纷繁，事务繁重，地方官吏更是重视聘养幕僚，幕僚队伍也因此不断扩大，竞争也愈激烈。为对抗太平天国而组建的非正规军——湘、淮、楚等军队系统中，其幕府中的幕僚也均由统帅奏调，或奏请特加委派“赞助军机”的官员，其薪俸来自各军的局营。在高官厚禄的吸引下，曾国藩幕府中的人才真可谓是“极一时之盛”， 曾国藩自己也曾说过，幕僚“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一语说出了幕僚的巨大作用和功劳。由曾国藩幕府起，各军幕僚人才鼎盛，逐渐形成近代军阀幕府，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
三．清代幕僚盛行的原因
清朝幕僚盛行，有很深的历史文化背景. 据笔者分析原因有以下主客官两方面的原因：
（一）客观：清代官僚在政治上的需要
1.八股取士之弊
由于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考场中舞弊现象盛行，考选出来的部分主官昏愦无能，难以胜任政务，而官衙中事务日繁，从科举中中选出的秘书官员，大都素质低劣，难以胜任秘书工作，只得延揽幕僚来帮助。同时地方官衙书吏猖獗，地方官多存戒心，所以聘请幕僚来代替和约束书吏。
2.权贵政治
满洲贵族入关后，建立起满洲贵族政权。而满洲贵族的民族歧视政策，更造成地方州县官署大乏其人。虽然清代统治者标榜文治，但中央及地方长官多由满族武夫充任，他们很多不识汉字，不通文墨，若要将地方治理好，他们不得不招徕或聘请当地一些汉族文人入署帮助料理政务。清代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黑暗，仕途更加壅塞，许多士子失去了入仕做官的机会，当时有人估计怀才之士“见收于科第者十之二，其见收于军营者及一切保举者十之三，其沉抑而不获一用者，犹十之五”。
3.近代化运用的需要
从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至清末洋务运用及新思想的兴起，政府各级官僚更是难以胜任政务，诚如鲁迅所说“那时候，儒生们在私塾李揣摩高头讲章，与天下国家何涉？但矣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
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二）主观：文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上的要求
1. 文人在政治上的要求
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是通过科举入仕，幕僚一职名不正而言不顺。可是到了清朝，幕僚不可以当官这一现象已被打破，在幕主的帮忙和保荐下，“幕而优”照样可以当官，且可以当大官，徐珂《清稗类钞》：“雍正初，上谕有曰：‘今之幕宾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皆征辟幕僚，功绩果著即拜表荐引’。”只要在幕中积得军功、治功，可以由督抚等“保题议叙”。
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科举正途失败后追求升官发财的另一捷径。曾国藩在位期间，共聘请了400多位幕僚，其中绝大多数受过他的保举，他的幕僚个个都有顶带，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的名堂，无此名号者为数极少。他的幕僚中有26人官至督抚、堂官，有50人官至三品以上的大员，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道、府、州、县官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左宗棠和李鸿章。而淮军幕府里也出了十位督抚级大官，但淮军将领升至督抚的才四人而已。（参见王尔敏《淮军志》第七章）
2. 文人在经济上的要求
文人清高自恃，薄农工商贾而不为，遂驱而之幕。《祁彪佳集》：“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即以山阴一县计之，田止六十二万余亩，民庶之稠何止一百二十四万。以二人食一亩之粟，虽甚丰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籍外贩，方可卒岁。”人口密度与土地面积比例失调，迫使许多文人外出壮游，择主而幕。幕僚的薪水比较高，尤其是高级师爷，少者每年数百两银子，多者将近一千两银子。据《病榻梦痕录》所载，乾隆初年，刑、钱师爷年薪已达银220两至260两。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后，幕脩愈高，至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时，岁修有达800两者。而当时七品官之年修亦不过45两而已，就是朝廷重臣一品官的正俸，也只有180两而已。可见当时高级幕僚薪水之高。
3. 文人在社会地位上的要求
幕业地位特殊，待遇丰厚。幕僚不是国家正式官员，没有品级，由官员们自己招聘并发给脩金。幕僚与官员关系是宾主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来去自由。幕主通常以礼相待幕僚，相当尊重他们。一般来说，幕主对幕僚深信不疑，不但给他们参谋权，在许多事情上还授予决策权。到了清朝后期，一些幕僚直接参与政事，掌握实权，如左宗棠，他考中举人后一直未能走上仕途，只好做一名师爷聊以糊口，他在湖南巡抚骆秉章身边当幕僚，施展才华，实际
上总揽了大权，虽无巡抚之名，却执行巡抚的职权，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四．幕僚盛行对清代社会产生的影响
清代，在官场和士人中兴起了招幕入幕之风，大量士人入幕做官员的幕僚。清代幕僚的人数之多、作用之大，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影响也一直持续到民国。
(一).对清朝政治腐败的推动
清朝初期，幕僚风气比较正统。后来，由于吏治腐败，幕僚风气亦逐渐趋向腐败。
从法制的角度来看，各级官员私人聘请“师爷”来办理公务的习惯性“体制”虽合法，但“名不正言不顺”。清朝前期政治较清明，幕僚风气比较正统，当嘉道年间腐败风气盛行后，师爷群体也迅速走向腐败，反过来幕僚又推波助澜，使吏治迅速恶化。
官员支付给幕僚的薪金名为私人的银钱，实际上是民脂民膏。由于吏治腐败，幕僚风气亦逐渐趋向腐败。吏治愈坏，贪风日盛，而师爷又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为虎作伥，更加重了吏治的腐败。道光以后的文人提到幕友，往往都要加一个“劣”字，以“劣幕”称之。并且有很多思想家开始激烈抨击师爷佐治，试图开革除这一固习的药方。嘉庆五年(1800年)，御史张鹏展以洋洋万言的奏章上奏皇帝，指摘当时官场的种种弊端，文中有一部分专讲“严幕友以肃吏治”。
另外一些地区的幕友、书吏还以乡谊为纽带结成牢固的地域性行帮。他们纵横上下，盘根错节，利用亲朋、师生或同乡、同职等关系，构织成网，互通声气，不仅控制地方性所有公共事务，而且把持部分督抚州县职权。为此，各地绅士、商人，各级行政官吏等纷纷向绍兴师爷靠拢，以维护自身利益。由此政治腐败扩延至整个社会风气的堕落。
（二）对清末民初军阀集团形成的推动
清代幕僚的盛行对清末民初军阀集团的形成了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军阀幕僚实质上是清代幕僚政治在民国时期的延续和发展。传统的幕僚机制，具有绝对服从幕主与不受国家行政职责规范制约的特性，恰好与军阀割据对抗中央的要求相一致。于是，军阀们无不开府选幕，发挥幕僚的政治功能，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而军阀幕僚与现代社会的政治智囊机构不同，其“以幕代正”、“以僚代官”特征，与制度化的政治管理体制是根本对立的，明显违背现代政治发展的趋势，阻碍了民族国家中央权威政府的建立，降低国家的整合能力，强化了军阀首领权力人格的“私囊”作用，成为军阀派系斗争的政治工具。
（三）对近代新技术、新思想传播的促进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打开，政局已非权贵与八股出身的官僚所能应付，因而重用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或留学生，
逐渐成为一种风气。很多有才华的人，包括那些自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和从国内新式学堂毕业的知识份子，他们纷纷出来从事幕业，希望通过这一职业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为主人所看重，通过主人的推荐最后进入官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些接受现代新思想的知识份子被当权者聘为幕僚后，又进一步影响了幕主，从而推动了近代洋务运动的进程和维新变法运动的。
另外在变幻纷繁的晚清舞台上，始终活跃着一批来自日、苏、德、美等国的顾问。他们或受中国政府之聘，或受本国政府的派遣。来华后，他们有的运筹于帷幄，指挥在战场，有的折中于纠纷和外交，策划于密室。他们几乎参与了清末所有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活动。尽管他们人数不多，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五．幕僚制度的终结
清末随着西方现代先进的行政管理科学的传入及社会对幕僚体制的种种批评，终于导致了这种奇特惯例的终止。而其终结者就是洋务运动的著名首领张之洞。
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后，废除原来聘请刑名、钱谷、文案等幕友的习惯，在署中设立“刑名总文案处”，作为督府的正式机关，委任官员担任事务，以国家经费支付酬金。全督府中仅有教读先生还是私人聘请的，可以称呼“老夫子”，有关公务的一律都转变为正式官员。这一改革影响了省、道、府、州、县各级衙门，都纷纷改设专门的刑名“科长”，使用政府经费聘请官员。“各省效之，绍兴师爷之生计，张之洞乃一扫而空”。
民国开创，张之洞推行的改革局面也被维持下来，各政府部门都设置秘书、参议之类的文案人员，作为政府编制内人员，其职责、数额在各级政府的组织法里加以明确的规定。沿袭了几百年的幕友传统也就此结束。
【参考文献】
【1】全增佑《清代幕僚制度论》（《思想与时代》第31、32期，1944）。
【2】张纯明《清代的幕制》（《岭南学报》9卷2期，1949）。
【3】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
【4】郑天挺《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6期）、
【5】《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学术研究》1980年6期），。
【6】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7】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4期）、【8】《清代地方行政与幕友人事制度的形成》（《清史研究》1997年4期）两文。
【9】张敏《晚清幕府官僚制度》（《学术季刊》1994年1期）、
【10】刘悦斌《晚清幕府制度略论》（《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3期）、
【11
】刘大可《湘军幕府与晚清政治体制》（《福建论坛》1997年6期）。
【12】见杨剑宇《中国秘书史》283-284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