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XX; Zhang and Song 20XX)。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
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XX)。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XX;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XX; Zhang and Felmingham 20XX)。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XX)。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
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XX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XX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在全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XX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上促使外资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出口活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相对于工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XX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XX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
率的所得,由此,这就很难给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相对整个工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首先,我们对1991-20XX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XX年外资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XX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0XX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XX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XX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XX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XX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XX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中特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
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XX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综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倾向于负面的。
上文谈及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整个外资部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引伸,可以进而分析那些外资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业行业和省份的相对经济绩效表现。在某个行业或省份中外资的工业增加值比重这个指标,所显示的,是从起始年度直到考察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该个行业或省份的累积渗透,因此,分析这个指标与这些行业或省份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测试主流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制度和结构变迁等等改进效率论述的假说,也有助于考察结构主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扭曲或扼杀国内产业发展的假说,以及激进主义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的现实解释力。
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形成竞争优势，这样的产业就不需要政府扶持，可以占有很大的市场获取利润，随后就能再投资，实现产品技术的升级，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挥比较优势，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了，政府能动员的资源多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就好了。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得比较好，在社会问题上也解决得比较好，就业、社会救济、农村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这是和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财力越来越强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讲演者小传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有著作13本，其中《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与《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分别获1992及200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与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授予1993年度最佳政策论文奖，2000年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1997年被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授予约翰·克劳夫爵士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拉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1978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1978－2004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4%，2004年GDP的规模为1978年的10.3倍，而世界同期的年均GDP 增长率仅为2.8%；中国国际贸易年均增长16.7%，贸易规模增长了56倍，进出口额由1 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1547亿美元，同期贸易依存度由9.5%增长到69.3%；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的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东亚经济的迅速复苏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在中国虽然是一个存量的小国，但是，已经成为增量的大国。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主要来源，成为拉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中国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前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性 世界上大多数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是赶超战略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然而，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是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冲突，使重工业优先增长无法借助于市场机制得以实现。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的价格，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适应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赶超战略，一套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就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资源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分析 全球经济、政治以及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进而逐渐呈现出了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以及技术全球化等一系列效应。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在抓住这一全新发展机遇的同时，如何更好的应对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已成为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事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因此，针对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展开研究，能够为明确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为实现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风险的有效规避、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一、经济全球化概述 无论人们怎样描述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恐怕都很难回避“经济全球化”这样的字眼。如波音公司飞机零部件由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包括中国西安飞机制造厂为其生产机翼。美国波音飞机由近450万个零部件组成，这些零部件就是由1600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生产和供应的。美国福特公司生产的轿车，外国部件占27％。日本本田公司在美国制造的协和轿车有25％的零部件在海外制造，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从经济角度上讲，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日益融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日益加深的状况和进程。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或过程,对整个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说：“全球化是历史规律，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究其原因是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与推动，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工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一些重要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市场供求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品供应由普遍短缺转为相对过剩；经济发展水平由低收入国家变为中下收入国家；人们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小康两个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处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日趋紧密。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正面效应 1、吸引外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能够提供优势劳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现状及问题探析 [摘要]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区分布不尽合理,投资规模小,经济效益偏低;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高效统一的宏观管理与协调机构;海外企业缺乏高素质的人才,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我国海外投资风险尚缺乏有效的防范制度和措施。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流量 从我国近几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 虽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但从总体规模上我国与部分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332亿美元,相当于1990 年的13倍。2004年延续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升势头,中国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6. 2亿美元,年末存量接近370亿美元。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是增速惊人。在5月举行的第四届东亚投资论坛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在论坛上透露,该年一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FDI) 为193. 4 亿美元, 同比增长353%。 2.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 从投资区域结构看,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区域更为广泛, 2006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业务已经遍及世界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在亚洲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30%,在非洲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例约为3%,在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0%,拉美已经取代亚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可以说, 我国9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亚太地区, 相比之下, 欧洲其他地区所占份额极小。 3.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与投资方式 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家逐渐放宽了对外投资政策,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逐渐由国有企业主导向投资主体多元化方向发展。国有企业占整个投资主体的比重由2003年的43%降至2006年的26% ,而有限责任公司由2003年的22%上升至2006年的33% ,超过国有企业跃居对外投资主体首位,私营企业则位居对外投资主体的第三位。这表明有限责任公司和民营企业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新生力量,投资主体结构进一步优化。另外, 跨国并购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1.缺乏清晰的境外发展战略,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往往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完整的全球战略,以世界市场作为角逐的目标,对再生产周期的各个环节实行国际化安排。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未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发展战略。首先,我国有些企业从事对外投资不是生产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带有某种试探性、偶然性。其次,我国更多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仍是扩大出口市场,增加出口创汇,而不是依据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计划而进行投资的。这样企业海外发展的持续性和全体布局性就较差,也将导致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长期竞争中缺乏后劲。 2.企业缺乏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与核心产品是企业在市场中取胜的主要因素。目前, 我国还处在技术引进阶段, 在关键技术上, 还难以与国外具有高新尖技术和成熟产品的企业抗衡。从总体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足。对许多引进的先进技术缺乏消化吸收, 创新能力不强, 特别是一些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仍然依靠进口, 甚至某些行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根本没有竞争优势可言, 因而无力参与国际竞争, 甚至连国内的
近十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的实证分析 摘要：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已超过国际贸易，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已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渗入的主要形式，我国也在近几年超过美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接收国。本文利用理论与实证对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分布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结论和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协调策略 一、引言 外国直接投资作为生产国际化和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日益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也叫国际直接投资，它是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GDP指数逐年攀高，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来华投资。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决定了近一半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储备资产的增减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目前，我国实际吸收的FDI存量已突破5000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FDI流入国。FDI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趋势 本表为2000—2011 年的年度数据，相关数据根据近十年《中国统计年鉴》经计算整体所得。
据外资快报统计，2011年1-4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152家，同比增长8.6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88.03亿美元，同比增长26.03%。到2011年四月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逾1445.38亿美元，已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2011年1-3月份，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196.87亿美元）、台湾省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生产不断发展、科技加速进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超出一国和地区的范围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体化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一场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不断增殖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进行新的、急剧的扩张，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新现象，是资本国际化进程的新的高级阶段。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审慎，趋利避害，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全球化，才能在这一历史潮流中为自己找到适当的位置，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在制定经济全球化战略时，必须考虑以下问题：（1）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以发展本国的经济为基础。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贸易大国，中国理应积极参与国际多边经济组织的活动和国际多边经济规则的制定，加强多双边经贸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积极、稳定和建设性的作用。 （2）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倡和遵循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承认不同国家间的差异，注意处理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关系。 （3）科技的不断创新和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条件。中国将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科技兴贸，不断提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能力，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只有加速科技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运用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提高传统产业技术含量，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中国技术发展的跨越。 （4）只有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才能不断从生产关系方面为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20世纪80，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成为支配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从实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市场体制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必然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影响。现代化的中国所面临的缺陷问题，单一的讲，就是自身的水源不足问题；所具有的优势就是制造也的发达。首先，水源问题；这是我国自身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北方水源日益捉襟见肘，而单靠我国自身解决此事，是有点困难。内蒙，东北，华北，京津地，均可以感觉到严重缺水的窘态。由此带来的就是沙尘暴的日益强大，对整个世界环境也是大为不利的。其解决之道：从我国自身方面来看。一是海水淡化；一是南水北调。在我看来，海水淡化成本太高，而现实的可操作行又太差。这条路在现有的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南水北调，南水源于长江之系，南水本身并不充裕。且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来看，也并不可取。那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引俄罗斯贝加尔湖水注入我国北方，这样我国整个北方就会有充足的水源，并且有利于全球的环境问题。《世界地理》显示“每年有60亿吨的高清澈高含痒的贝加尔湖天然矿泉水白白流入北冰洋化为海水。”在北极溶入亿万年的冰块，宝贵富足的水资源就这样为人类源源不断的制造着北极的极度寒冷，且贝加尔湖南引对西伯利亚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极度寒冷状态也是大有好处的。对全球化的今天，是资源不浪费，是对环境问题也有利的。其次，中国自身的优势是制造业。1978年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我国与全球化的第一次接触。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我国
封面
目录 （一）、背景简介 (6) （二）、文献综述 (6) （三）、分析思路和方法 (7) （一）、我国FDI的发展历程 (8) 1．缓慢增长阶段（1983-1991）： (8) 2．快速增长阶段（1992-1995）： (8) 3．调整稳步发展阶段（1996-2001年）： (9) 4．高速增长阶段（2002-2011）： (9) （二）、FDI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9) 1．外商涉及的产业领域越来越广，且趋向独资化 (9) 2．外商投资区域格局变化较小 (10) 3．香港和自由港的资金投入占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增加 (11) 4．我国房地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为显著 (11) 5． 2012年我国吸入外资额持续下降，吸收外资压力增大 (12) （一）、增加资本供给，弥补建设资金 (13) （二）、增加财政税收，提高外汇储备 (13) （三）、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经济活力 (13) （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 (14) （一）、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15) （二）、级济发展服务业，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15) （三）、建立健全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 (15)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学生姓名：指导老师：
一、直接投资的概念和特点 （一）、背景简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直接投资（FDI）成为主要的资本流动方式，也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外部资本的主要渠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经济这种持续快速增长，与改革开放以来所推行的市场化改革，特别市所有制改革密切相关。FDI大量涌入我国，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资吸收国，外资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可缺少的拉动力。那么，我们有必要清楚地知道，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到底带来了哪些好处，收到了什么样的经济效应，并且应该弄清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同时要清楚的认识到，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进程中，我们同样需要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加快经济建设。 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经济效应重点在于探讨FDI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影响这些效应的因素是什么和这些效应产生的机制和路径是怎样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体现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根据以往有关FDI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从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挖掘FDI对增长作用的思想渊源；从我国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进行考察，理清FDI与经济增长联系的脉络。此外，要重点研究我国FDI发展历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以及我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避免对本国企业的冲击。通过对我国FDI的现状、我国FDI存在的问题及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双重影响的研究，为我国进一步执行合理的FDI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针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因此，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与探讨，主要形成里两大派系。一是以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知识增加了资本积累，因为只能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政策性变量对经济增长只产生短期作用。因此，任何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都是短效的。另一种是以Barro，Sala.I.Martin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通过某种渠道，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作用。按照内生增长理论，政策变量可以
亚当斯密与《国富论》 牛顿曾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纵观世界历史，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很多，而能把自己肩膀给别人站的巨人却少之又少，翻开西方经济史的长卷，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便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亚当·斯密，他是经济学当之无愧的鼻祖，也是西方经济史中少有的“巨人”。 亚当·斯密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是英国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是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他的代表作《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一部经济学百科全书，包括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还包括经济史，经济学说和财政学，这本书也因此被誉为“市场经济的圣经”。 我们首先说说这本书产生的时期。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英国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时代较早，资产阶级革命也相对不够完善，英国国内实现了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妥协，议会至上，王在法下的君主立宪制。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英国还拥有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大量的封建地主还拥有着土地，仍然可以在经济上和资本家一较高下。而资本家都是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还看不到商业发展的前景，也不知道该怎样做。从微观的资本家的角度来看既是如此，那么对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来说，商业发展的影响更是巨大，东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开辟出了新航路，而且通过殖民掠夺的方式夺得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资本积累，东边的法国已经夺得了西欧的陆上霸权，掌握着西欧的经济命脉，而长期居住在北欧的以海牧维生的荷兰人，又霸占着国际的海路贸易。在这种四周环敌的地理位置与贸易格局之下，大英帝国如何崛起，新兴资产阶级如何生存，在他们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而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在海关任职的普通专员成为了经济学说史上的先知，就是他教会了英国的资本家们该怎么做，使英国在百年之内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个人就是亚当.斯密先生，《国富论》的独家作者。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主要研究促进或妨碍国民财富发展的原因，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更能促进财富的生产。具体看来，该书技巧高超，文笔清晰，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分析 全球经济、政治以及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进而逐渐呈现出了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以及技术全球化等一系列效应。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在抓住这一全新发展机遇的同时，如何更好的应对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已成为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事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因此，针对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展开研究，能够为明确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为实现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风险的有效规避、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一、经济全球化概述 无论人们怎样描述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恐怕都很难回避“经济全球化”这样的字眼。如波音公司飞机零部件由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包括中国西安飞机制造厂为其生产机翼。美国波音飞机由近450万个零部件组成，这些零部件就是由1600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生产和供应的。美国福特公司生产的轿车，外国部件占27％。日本本田公司在美国制造的协和轿车有25％的
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中国还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促进对外贸易。对外经济贸易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近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额中，每年约1／4左右的经济增长是靠对外贸易实现的。贸易顺差从1994年起开始连年增长，。 3、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促进就业。中国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巨大的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始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来，遍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工带，吸收了近两亿农村劳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一批新型的技术工人和具备先进理念的服务人才充实到就业队伍，为国内经济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国际水准的劳动力。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同构成机遇方面相比，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带来一些挑战。其根本原因是，国际垄断组织经常在损害别国利益的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1、经济全球化加大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空间，在经济实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在拉大。 2、经济全球化阻碍了中国经济的产业发展升级。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它们凭借其经济与技
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区域选择(doc 8页)
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区域选择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达到450亿美元之巨，到90年代末期，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英国的第三大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截止2002年6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05180个，合同外资金额7892.8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198.02亿美元(外经贸部外资司统计)。 1.趋势和区位变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这些华人资本比较强调血缘关系和历史上的经济文化联系，在投资区位上的选择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地区。广东福建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窗口，加上地理位置优越，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建设中具有显著的特点，带来了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个高潮。 1984年我国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占全国各地区的 96.73％，其中，广东就占73.42％。90年代以来，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日渐形成，欧美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不断抢占中国市场。与港澳台投资企
业相比，虽然欧美日在华投资也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但在投资区位的选择上，他们更集中在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中部沿海地区，以及环渤海湾为中心的北部沿海地区。 上海作为我国传统的沿海工业发达城市，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特别是在1990年国家对浦东新区进行的开发开放，吸引了大量技术、资金密集型大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的进入，带来了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二个高潮。尤其是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景明朗化，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进入大发展阶段。 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260家进入上海。为实现生产与开发一体化，缩短新产品生产周期，跨国公司纷纷将研发中心与地区总部一起迁入上海，以更快捷地实施本土化战略。 有关学者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变化进行研究时发现，在1983—1999年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由73.3％下降到43.5％，减少了29.85％；而中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所占的比重则由3.8％迅速提高到24.5％，增加了20.7％。南部沿海地区减少的外商投资份额，约有69.5％转移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重点已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明显的由南向北转移的趋势。 为什么80年代和90年代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不同的区位特征，为什么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广东福建到上海江苏一带明显的区位转移?本文试图依据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为不分散研究的重点，本文选择广东作为80年代外资流入的典型地区，选择上海作为90年代及21世纪初跨国公司及其他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典型区域进行分析。事实上，福建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和广东相近的特点，江苏、尤其是苏南也是外资近几年选择的重要区域。而且，不仅是跨国公司，即使是台资，近年来也出现了明显的由福建、广东北上上海、苏南的趋势。 2.区位选择分析
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过一个所谓预言。他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意即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今，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使艾奇逊之流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彻底破产。1953年至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8.4%，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奇迹。不仅使13亿人口（比艾奇逊当时看到的多了1.7倍）解决了温饱、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并且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一、前30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立即着手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一）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旧中国的经济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经济。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性质的工业仅占百分之十左右，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到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压榨，特别是长期战争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1949年同旧中国生产力发展鼎盛时期的1936年相比，工业生产下降50%，钢产量由92万吨降为15万吨，原煤由6000多万吨降为3000多万吨，棉纱由245万件降为180万件；农业生产下降20%多，粮食产量由2700多亿斤降为2100多亿斤，棉花由1600多万担降为800多万担。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河运、海运、空运）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其反动统治和发动内战，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造成恶性
浅谈《国富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启示 前几周一直在读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这本书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他被奉为“经济学之父”。该书初版于1776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先后赢得了无数荣誉：“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１０本书之一” 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认为“这本书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贡献的总和”。而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这次的阅读，我把切入点选在了“《国富论》之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启示”。 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变化比以往更是风起云涌，中国在这十几年中的发展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需继续深化。事实早已证明，靠计划经济是不能够富国强民的，中国的发展必须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自由和法制是市场经济的有力保障，而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亚当·斯密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个契机。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一种颠覆两千年中国封建传统的思维。这就是自由主义，一种基于个人至上理念的哲学。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在十八世纪的
苏格兰，有一个思想传统，叫做“自然秩序”理念。这种自然秩序是通过未预期的社会结果形成的，也就是说，市场，像语言、法律体系和许多其他现代社会制度一样，不是中央计划或集体调整的结果，而是因很不相同的原因而行事的个人行为的未预期的的社会结果。这种思想乍看平凡无奇，细味其中蕴含的经济意义却极为深刻。因为一旦接受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让政府指导市场运行的传统观念，让自由市场机制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都可以说是由这一传统衍生的思想。显然，对市场的强调将极大地释放它蕴含的力量。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从未明确提出市场与制度之间联系的理论，但作为“苏格兰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从他的文中可以感受到他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万能，而是不经意地点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市场也会变成“万恶之源”。没有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它的魔力。纵观西方自由市场的发展，无不是伴随着个人自由的不断延伸和扩展。重读《国富论》，让我更加确定这一点。按照亚当·斯密的逻辑来看，这两者也确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市场鼓励个人的自由交换，并通过法律，而不是政府的强力，来保证这一交换的顺利进行。个人的行为只受价格、道德、法律等自然因素影响，个人的创新自此才真正得以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市场和法律良性互动的背后，是政府权力的不断压缩，个人自由的不断彰显。创新精神作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这一趋势对世界各国都是有利有弊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它，在充分的利用其有利的一面的同时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本文主要就经济全球化的弊端简要地予以评价，并探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经济发展。 1 经济全球化的定义。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震撼世界、震撼历史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 历史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因为当年的“世界性”，现在已“全球化”了。事实上自20世纪晚期随着冷战告终，“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最时髦的议题。“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据说最早是由特·莱维于1985年提出，但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有人从生产力运动的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
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也有人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 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利用科技进步，借自由化之名，行控制世界经济之实，使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的历史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间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个整体。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多了国际投机，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实力不同，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将得利最多，而发展中国家所得甚少。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将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成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新技术殖民地”。 笔者认同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得出的结果。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借助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这四个载体，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地球村。使得全球公司、各国企业、经济和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起点是不同的，再加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国际经济组织是由欧美等发达国家操纵，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则“理所当然” 的由发达国家制定。因而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便更加“理所当然”的是社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从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到2002年底，通过外商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中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24196个，协议(合同)利用外资8280.5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479.66亿美元，有16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超过2000万。从1984年到2002年的18年间，中国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了27.8倍，年均增长率为20.5%，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了36倍，年均增长22.2%。从1993年起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527.43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注：2002全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前十名国家是：卢森堡(1257亿美元)、中国(527亿美元)、法国(515亿美元)、德国(380亿美元)、美国(300亿美元)、荷兰(292亿美元)、英国(249亿美元)、西班牙(21亿美元)、加拿大(206亿美元)、爱尔兰(190亿美元)，由于卢森堡是一特殊小国，所以一般材料中都称2002年中国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一、中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经济特征 1.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不断增加，占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呈波动状态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从1983年的9.6亿美元到2002年的527.43亿美元，19年间增长了56.58倍，年均增长率达24%。特别是在1992年直接利用外资出现跳跃式突破，由1991年的43.62亿美元快速增加到1992年的110.08亿美元，1993年达到275.15亿美元。1991年和1992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152.13%和149.93%，使我国利用外资在规模上上升到一个新的平台，从1994年起虽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幅回落，但总量一直增加。1993年起，中国成为全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第二大国，2002年成为全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中国利用外资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呈波动态势。从1991年占世界比重的2.26%迅速增加到1994年的13.45%，达到历史最高。1995年和1996年稳定在11%左右，2000年出现大幅下降，达到3.2%，成为自1992年以来的最低，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上涨明显不符，但从2001年开始，又出现大幅上升的趋势。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流入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于1994年达到最高值60.5%，目前仍保持在50%以上，占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保持在30%左右(注：发达国家是指198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报告中列入的21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爱尔兰、西班牙、新西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分析 当前，经济全球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世界经济的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如何抓住机遇，面对挑战，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对于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文章主要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标签：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中国经济 1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1.1 刺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通过对外开放，在资金和技术上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利用，在资源和市场的开发上，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通过对外开放，我国的经济繁荣受益匪浅。经济全球化更加促进了对外开放的深化，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的稳步增长，在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1.2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的经济长期以自我封闭的形式发展，而经济全球化则完全打破了这种模式，为我国的经济引入新鲜血液，并逐渐适应和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此外，经济全球化也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契机和环境，我国的国际贸易得到了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也因此获得调整和优化，并充分调动产品的内需，进而扩大到全球，由国内市场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 1.3 有利于吸引外资 中国的经济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并且具有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的优势，还具备较高的消费能力。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市场成为了发达国家投资的目标，各行业的公司和工厂纷纷建成，争先恐后地把大量资金投入到中国。伴随着外资的引进，许多国际领先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也随之引入，有利于我国广大企业对于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的借鉴和学习，推动我国企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1.4 繁荣对外贸易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跨国贸易也越来越频繁。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的对外贸易占有着较大的比例，出口额的多少也是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与发展，我国的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出口创汇的同时，也推动了企业自身的进步与发展。
①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随着我国从整体性短缺经济向结构性过剩经济的转变，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着产业、行业、区域结构失衡，核心技术含量不高，FDI 利润汇回给国际收支带来潜在风险等新问题。因此，要提高我国利用FDI 的质量和效果，需调整和改进利用外资的政策，均衡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入与流出；注重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开拓新的引资途径，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加快技术进步与创新，实现从引资到引知的战略转移；规范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失衡；问题；对策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0）03－0028－04 收稿日期：2010－03－24作者简介：毕海霞，女，河北金融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毕海霞 （河北金融学院，河北保定070051）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外商直接投资（FDI ）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2009年，我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3435家，合同外资金额1935.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900.3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4.8%、8.4%和2.6%。2010年1~2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3家，同比增长14.5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40.24亿美元， 同比增长4.86％。中国连续17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吸引外资年均增长 20％，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多，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外贸出口、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增加就业机会、稳定人民币汇率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和增强综合经济国力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随着我国从整体性短缺经济向结构性过剩经济的转变，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依然强劲，但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对此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 问题 （一）产业分布极不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在各产业的分布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均衡突出表现为：2009年，我国在外商投资中流入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明显偏高，实际使用金额达到 500.7亿美元， 所占比重高达55.6%；第三产业次之，实际使用金额为385.3亿美元，所占比重为42.8%；第一产业最少，外商投资农、林、牧、渔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9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29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3.82%和1.59%， 比重最小。 ① 这种投资结构与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产出偏高是一致的，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我国产业发展的不均衡。 （二）行业分布结构失衡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在我国三大产业之间的分布结构不均衡，在各行业内部的不均衡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外商在第二产业的投资中，过多地集中在制造业，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投资比较多，而对高科技行业的投资明显偏少；第三产业则集中于房地产业，而房地产沉淀的资金给经济走出低谷带来困难。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末期， 我国制造业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总金额的比重约为56%，2000年以来， 该比重呈显著上升趋势，2004年超过70%， 比1997年增加近10个百分点，在2005年以后虽然有所下降， 但2005～2009年间仍然达到50%以上。2009年， 外商投资制造业新设立企业9767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7.71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1.68%和 51.95%。 制造业吸收外资主要集中于2009年，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 制造业是我国较成熟的行业，而外商对该行业的大规模投资，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外资未能充分引导我国新兴行业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我国行业结构的失衡。而且，这种投资结构也容易使外商借此转移过时的设备和技术，从而抑制我国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可见外商投资产业过于集中、 低水平重复引进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同时，在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于房地产行业的比重过高，2009年房地产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69家， 同比增长25.8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67.96亿美元，占第三产业实际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