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依据
事物是运动的，矛盾是发展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对新中国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辩证认识并对其适时作出科学判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大致有六次，在这六次演变中，1956年、1978年和2017年的三次演变是富有创造性的探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概念。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强调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1979年，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作了规范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017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论，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了科学而又重大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党的八大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所作出的新表述、新认识。
党的十九大之所以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上述新判断，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依据:
1. 它是基于我国各项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一客观事实做出的判断。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继续沿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界定的“落后的社会生产”来概括当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显然已经不符合事实。
2. 它是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期盼而做出的判断。
我们党从诞生伊始，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不变的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开篇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早在2017年的“7·26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做过如下阐述:“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总结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3. 它是基于党和国家对新时期国情特点的清醒认识而做出的判断。
在巨大成就的背后，我们国家的短板同样突出，尤其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宏观上看，经济这条腿相对较长，而民主法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腿相对较短。仅就经济发展而言，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部门之间的差距等诸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对照，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应是我国当前最突出的问题。
当代中国，我国主要矛盾变化依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主要经济社会总量指标占世界的比重持续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2012年至201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由5940美元提高到8000美元以上，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我国已成世界制造大国，高铁、航天、钢铁、道路、桥梁、高楼建筑、计算机、通讯、天文观测等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积累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诸多方面进入世
界前列，基本摆脱了原来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
其次，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2016年的3361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2016年的12363元。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人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商品供应极大丰富，文化生活日益多彩。可以说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尤其是物质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历史性变化。
第三，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要有不同的层次，在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会有更高层次的需要。马克思在需求方面曾指出人有“生存、享受、发展”等方面的需求。中国人民的生活从贫困时代到温饱时代、从基本小康迈向全面小康，追求更高水平的发展、更加美好的生活自然成为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优质教育资源、文化、住房、家政、养老、健康等需求日益强烈。而现实情况是，人民群众在吃饱穿暖层次的需求基本都能得到满足后，高质量的经济需求，以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实现质的飞越，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是我们的发展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表现
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民情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应与时俱进。十九大报告指出：“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人民需求呈现高质量多样性的特点，如人民群众需要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品质层次在不断提高，生存需要正在向享受需要、发展需要拓展，物质需要正在向精神需要、社会需要拓展。当前我国更加
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
所谓发展不平衡，从区域发展上看，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从发展各领域来看，既有达到甚至引领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既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从发展成果的共享看，不同群体之间也有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贫富差别比较明显，社会上存在不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
所谓发展不充分，主要是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还需要加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客观上还存在发展不够稳定和不持续的情况。
“不平衡”讲的是经济社会体系结构问题，主要指比例关系不合理、包容性不足、可持续性不够，从而制约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平衡。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4%(2016年)，为主要经济体最高，超过美国的7.3%、英国的7.2%。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脱实向虚”现象比较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待提升。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从人均GDP最高的前5个省份与最低的后5个省份的平均水平之比，以及地区间加权变异系数看，我国区域间差距自2006年以后逐步缩小，但近两三年出现再度扩大的势头。
三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17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81倍。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仍很明显。
四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还在0.46以上，仍处在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财产存量的差距，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
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看病难、看病贵、择校难、上学贵、养老难、养老贵等问题，仍然是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六是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平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与生态环境总体不佳的矛盾仍很
突出。大气、水、土壤污染挑战十分严峻，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四分之一。
“不充分”说的是总量和水平问题，主要指发展不足、潜力释放不够、发展中还有很多短板，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还有不小距离。“不充分”具体也有六个方面表现:
一是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准入还存在不必要不公平限制，行政性垄断、所有制歧视时有发生，一些“僵尸企业”退出困难，地方保护问题依然存在。
二是效率发挥不充分。资本投资效率逐年降低，当前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6.9元投资，投资效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大大低于我国10年前的水平(2008年-2017年增量资本产出效率平均为5.7，1998年-2007年则为4.0)。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43%左右。
三是潜力释放不充分。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欧盟国家的25%，世界平均水平的80%，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四是有效供给不充分。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而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能力跟不上，居民个性化、多样化、服务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五是动力转换不充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新旧产业融合不断加快，但整体规模和贡献还相对有限，创新驱动增长格局尚未真正形成。
六是制度创新不充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约束，监管体系、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缺口还很明显，有利于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制度环境还未全面形成。
总的来说，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展的不充分性造成的，发展的不平衡也加剧了不充分。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平衡表现的，而不平衡也会导致或者加剧不充分，它们彼此呼应、相互交织，互为因果。
新的社会基本矛盾需要新的解决思路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经济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同时为我们党进一步明确新时代的目标任务，与时俱进地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优化政策体系和提高政策质量提供了时代基石。
第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始终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着力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改
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必须坚持下去。坚持不懈地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凝神聚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着力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方位地补足短板，系统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全面小康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小康。要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牢牢抓住全面这一核心要求，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系统地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针对脱贫致富问题，要加大精准脱贫力度，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要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脱贫内生动力。要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要坚持科学扶贫，攻坚期内脱贫不脱政策，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充足的公共服务供给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指标。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目前我国基础性公共服务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但保障性需求缺口日益凸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获得感；发展性缺口随着需求层次的提高也在不断增加。面对三个层次不同的供给任务，首先，继续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巩固扩大基础性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与质量。其次，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重点解决医疗、就业、养老、教育等保障性公共服务的缺口问题。第三，畅通需求表达机制，提升政府对人民群众公共服务需求的甄别能力和整合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合力，推动公共服务供给的个性化、社会化和智能化，前瞻性地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发展性公共服务需求。
区域均衡发展问题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协调发展、均衡发展。一方面要科学把握乡村发展趋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类施策，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与组织振兴。另一方面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
重点实施三大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着眼于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使各方面改革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更好为经济基础服务，是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
促进治理体系科学化，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于2018年3月21日正式对外发布。该方案提出牢牢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为系统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支撑。
促进治理手段法治化，更好地鼓励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但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取证难、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这首先需要补齐法律法规“短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加大侵权惩罚力度。此外，进一步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建立以“行政执法、司法保护、维权援助、调解仲裁、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为主的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实现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的协调联动，推进知识产权的“快保护”，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对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充分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首先是在指导思想上，应秉持宽容的态度，对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业态，不能按照惯性思维予以简单归类、仓促规制，而是可以先本着模糊性战略，给新事物一个发展空间，在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形成高效合理的监管与规制。其次是鼓励地方性的治理创新，激发地方治理积极性，由传统的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单向规制模式，向“上下来去”的双向模式发展，即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三是提升政府社会预见、同步设计和适应性治理水平，推动政府规制由被动的匆忙应对转变为高瞻远瞩和与时俱进。
促进治理方式现代化，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
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些措施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观。只有将社会治理实践有机地融入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之中，才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只有通过社会治理的生活化，才能构建起全民团结的情感纽带，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