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有标杆意义
作者：林真
来源：《现代工商》2012年第07期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众所周知，温州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但近年来却是资金链不断发生断裂的多发地域。如何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切实解决民营经济突出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不仅对温州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也对全国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探索意义。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是中国改革深入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对此大概不会有异议。
温州金融改革呈现标志意义
温州始终是计划经济社会中，一个被忽视的小城，没有多少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业经营，这就给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试验者，提供了一个没有历史负担和约束的飞地。温州文化继承了南宋永嘉学派一脉，主张“以利和义”、“道不离器”，重商重利。
这种务实精神和勤勉奋斗，造就温州成为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的民营经济中心。服装、电器、贸易和五金制造业等，代表了第一代中国市场企业家的业态，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而且名声远播世界。
活跃的民间金融，真正支撑了温州民营经济。一大批以担保、抵押、保理、租赁、汇兑、结算服务、理财投资等，金融中介业务见长的中小企业和个人云集此地，形成了一个长久不散的民间金融生态圈。
尽管公司的名目，都是服装、批发、美容、房地产中介等匪夷所思的低调，他们积聚起来的巨量资本，却有效地选择了最有能力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投入到各个产业，推动温州成为中国最有竞争活力的新兴城市。肯定温州民营企业和经济，就必须肯定温州的民间金融。
温州金融的核心，恰恰在于民间性，民间资金、民间借贷、民间管理、行业自律。鉴于相对规模小，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和增值服务，这是弥补主流金融业不足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坚持温州金融的民间性，才是温州金融改革成败的试金石。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被严重妖魔化，高利贷、非法集资、洗钱、地下钱庄等词汇，习惯地与民间金融画等号，涉及民间金融的机构和个人动辄得咎，战战兢兢。事实上，那些积极、创新的民间金融，不过是管制之外的金融，并不是非法金融。尽管温州出现过一些商业欺诈和信用危机，但与国有金融系统出现的更为严重的欺诈和技术破产一样，民间金融的主流和方向始终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温州获准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金融改革序幕拉开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基点不在于温州未来怎么样，而在于全局性的探索意义。国务院将温州作为试验基
地，一方面希望温州能够在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建立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体系方面，为全国积累经验；另一方面，通过温州民间金融的活力和想象力，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创造性的经验。
温州的民间借贷活跃，金融改革试点没有比它更合适的地方。温州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在民间资金充裕的温州，中小企业守着大河没水喝，如何破解难题，设立民间金融机构，打破国有垄断银行格局，这是国家交给温州的命题。
民间金融土壤真正资本市场
市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金融进入管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基于市场需求、成本、创新和技术等多种考量，金融进入政府管制的范围和方式，会有不断变化。管制外金融的广泛存在、蓬勃发展，应当是经济发展的福音和伴生现象，没有民间金融的丰厚土壤，就不会有真正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不会有企业家和金融家的产生。这是西方几百年来的金融经济历史所印证的经验，也是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写照。
许多空泛的指责，常常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在常态社会下，利率应当反映正常的商业活动状况。在资本自由进出的环境下，金融业与其他行业利润率，应当也是一致的。利率高低都是调节资源流动的信号，不是道德指控。只有在管制经济中，利率才被人为调高或调低，这恰恰是管制经济的结果，不是呼唤管制的理由。
市场交换的需求，导致货币的创造；风险和发展的需求，推动了银行保险和一系列金融机构的建立，社会经济与金融市场的进步，选择并造就了不同形态的金融制度。金融要保证以最合理的成本，帮助资金从提供者转移到需求者，让提供者、需求者双方受益，给社会以安全和乐观的环境。资金如同阳光、空气和水一样，要由金融制度来安排到最佳位置。
几千年以来，金融制度基于民间需求，在民间发展起来，只是在西方产业革命后，各国政府才在扶植民间金融演变为现代银行体系后，建立市场监管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体制的核心，不是产权问题，而是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
哪怕是美国这样成熟的经济体，最有活力的也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是现在这个金融体制所不能满足的，所以一定需要让民间资本、让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在金融行业中体现出来。民间资本去做银行，天下就会大乱吗？不会！
任何社会的增长核心动力，始终处于创新过程中的民营中小企业。所有优秀的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起来。金融改革的要点在于两个问题：中小企业获得正常资金的途径是否畅通，中小企业获得资本的成本是否合理。途径与成本是衡量一个社会中，金融制度优劣的根本指标。
中国民间金融，不像西方那样幸运，在迅速开放之后，钱庄和票号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压力下解体，强行转化为军事和政治管制下的国有金融体系。它不仅低成本地获得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