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17, 5(3), 89-96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7 in Hans. https://www.doczj.com/doc/2e15647801.html,/journal/wls
https://https://www.doczj.com/doc/2e15647801.html,/10.12677/wls.2017.53013
Narratology’s Union with
Cognitive Science
—A Review of David Herman’s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Yingjie Tian
Department of English,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Jul. 19th, 2017; accepted: Aug. 5th, 2017; published: Aug. 8th, 2017
Abstract
As the forerunner and the leading figure in the field of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David Herman enjoys a prestigious and reputable posi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edited by him poses as an excellent addition to and perfects further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Characterized most importantly by its interdisciplinarity, this book combines classical narratology with cognitive science, and based on them, establishes a new discipline, cognitive narratology. 12 articles from different authors are included in this book, all of which, in general, centered upon reader or story itself aim to discuss mainl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narrative and cognition. The present paper firstly giv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osition background, structure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n comments on the core ideas and content, in order to pave the way for more the advanced studies of the book.
Keywords
Cognitive Narratology, Interdisciplinarity, Narrative, Cognition
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的联姻
—戴维·赫尔曼《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评介
田英杰
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17年7月19日；录用日期：2017年8月5日；发布日期：2017年8月8日
田英杰
摘 要
戴维·赫尔曼作为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领军人物，在叙事学界拥有很高声誉与重要影响。他主编的《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一书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该书以跨学科性为特色，将经典叙事学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探讨了“认知叙事学”的各种问题。赫尔曼在书中收录了该学科不同专家的12篇重要文章。分别以读者或故事本身为出发点来探讨叙事与认知的关系。本文不仅从整体出发对该书成书原因、布局结构，理论基础与框架等做了评介，更在此基础上对每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与内容做了阐发，以使读者对“认知叙事学”这一新的学科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与把握。
关键词
认知叙事学，跨学科性，叙事，认知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s://www.doczj.com/doc/2e15647801.html,/licenses/by/4.0/
1. 引言
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为美国著名叙事学家，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英文系教授，是该校“叙事研究所”的创始所长。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首倡者与领军人物，赫尔曼在当今叙事学界拥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和重要影响。他编著的《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一书2003年由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出版社(CSLI: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出版。在该书导言部分赫尔曼指出，近年来由于理论家们逐渐意识到故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叙事正渐渐成为许多学科与研究领域的中心课题。现如今，正有越来越多来自其他领域的方法应用于叙事分析当中，而该书的出版正是迎合了更加宽泛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这一发展趋势[1]。该书最大的特色是它的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将经典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相结合而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认知叙事学”(cognitive narratology)。赫尔曼认为这一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受三股研究动力影响：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产生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2) 由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和约书亚·沃雷茨基(Joshua Waletzky)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发起的对个人经历叙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及其之后的发展；三，研究故事语法以及脚本(script)和图示(schemata)的认知心理学家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研究者1970年开始对叙事的集中研究[1]。赫尔曼指出，“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之所以建立‘友善关系’(rapprochement)是想要努力创造出一种形态完整的、统一的研究项目，而这一做法将大于两部分相加的总和。”[1]。
除导言外，《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共由四大部分组成，每部分三篇文章，共12篇文章。总体看来，全书12篇文章大体采用两种策略将叙事与认知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种策略从读者角度出发，集中探讨读者对故事进行意义建构时大脑所经历的一系列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和认知加工(cognitive processing)过程。其中，“相关表征包括对故事人物、情节以及故事背景的心理模型建构；相关认知过程包括短期记忆(short-term memory)与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对情景与事件的储存以及对叙事话语中指称表达的解读。”[1]。第二种策略集中探讨故事本身作为意义建构的一种方式，即“将叙Open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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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作为一种符号与交流资源，帮助人们在这个有时让人感到困惑与艰难的世界中不断前进。”[1]。
2. “叙事与认知方法”
该书第二部分题为“叙事与认知方法”(Approaches to Narrative and Cognition)，由三篇文章组成，分别为“叙事经验的认知心理学基础”(Cognitiv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Narrative Experiences)，由理查德J格里格(Richard J. Gerrig)与乔凡娜·埃吉迪奥(Giovanna Egidi)共同执笔；“叙事建构、认知加工与健康”(Narrative Construction,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Health)，作者为凯蒂·克莱恩(Kitty Klein)；以及“心理治疗话语中的语义与叙事”(Semantics and Narrative in Therapeutic Discourse)，由威廉·弗劳利(William Frawley)、约翰·T·莫里(John T. Murray)和拉乌尔·N·史密斯(Raoul N. Smith)共同完成。赫尔曼认为这三篇文章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当代叙事理论的跨学科性，“具体讲，这些文章从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以及治疗实践所提供的角度来考察叙事。”[1]。
作为本书的开篇，格里格和埃吉迪奥共同完成的“叙事经验的认知心理学基础”采用第一种策略进行论述，即文章集中探讨读者对小说进行意义建构时脑中所经历的相关心理表征与认知加工过程。从结构上讲，文章首先提出认知科学理论针对叙事经验的研究目标与旨在解决的问题，之后阐述叙事经验与认知加工之间的关系。在格里格和埃吉迪奥看来，认知科学研究叙事经验的根本目标是找出认知心理学中能够使得“叙事经验的关键”[1] (the backbone of narrative experiences)得以显现的机制与方法。众多认知科学家认为，想要揭示这一关键，对认知加工与表征的研究必不可少。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想要阐释的关键问题是读者为什么能够对作者所提供的各种叙事进行连贯的意义建构。通过回顾已有研究材料，作者认为，读者事实上是无意识地、自动地(automatically)将各种叙事统一起来，使其成为连贯整体，而并非刻意使用外显记忆搜索去组建一个整体故事。研究表明，人脑中一种特殊的记忆加工过程，“共振”(resonance)，恰恰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共振是一种快速、被动和简单的加工模式，工作记忆中的线索可以通过共振与贮存于长时记忆中的信息平行交流甚至进入其中。”[1]。作者通过例证说明，共振能够使叙事中时间不连贯的情节自动解开，将文本中不同成分组成连贯整体。话虽如此，“共振”并非以促进叙事经验为目标，它与文本加工(text processing)和叙事理解并无特殊关系。相反，它是认知加工中的一种突显特性(emergent property)。文章剩下的部分由对认知加工的分析转为文本加工，作者重点探讨读者是如何运用记忆结构增强自身的叙事经验的。而这一问题实质上还是反映出认知心理学与叙事理论息息相关。作者在这里简要介绍了两种研究趋势：最低限度理论(minimalist theory)和建构主义理论(constructionist theory)，前者发展成为“基于记忆的文本加工观”(memory-based text processing)，后者发展成为“基于解释的文本加工观”(explanation-based text processing)。以此为背景，作者进一步讨论读者是如何监控他们的叙事目标以及读者怎样不断更新他们脑海中故事世界的模型这两个问题。
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聚焦于读者对故事进行意义构建时的认知加工过程，克莱恩的“叙事建构、认知加工与健康”则将目光投向叙事自身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工具这一命题。文中，克莱恩综合社会学、临床学以及发展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发现，认为个人对自身压力性或创伤性经历进行叙事建构有助于提升其认知功能及身心健康。克莱恩在文章开始指出，过去一百年中，心理学家普遍达成共识，需要不同的可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来对所研究的建构对象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心理学家对心理建构的评估需要可操作型定义，对叙事建构的评估同样如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叙事有关的概念进行操作与量化，建立一系列可操作性定义，以此对叙事建构进行评估。克莱恩在文章中列举了心理学家对叙事进行研究所采用的不同编码方法(coding scheme)，并简要评述其优点与不足。这些方法包括简单的语词计算(word counts)、基于词汇的语词计算(lexical-based word counts)、自我评定(self-reports)和等级判定(judges’ ratings)，最后一项又进一步分为对编码话语(coding utterances)的评定和整体评分系统(holistic scoring system)。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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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其余，克莱恩集中探讨痛苦经历对人造成的创伤性记忆，并着重阐述叙事建构对创伤性记忆的治愈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心理学界普遍认同，人很难将自己极为负面的经历与其人生观、世界观进行同化。
简单来说，原因有二：1) 人脑中缺乏清晰的“脚本”与“图示”来指导人们理解并同化这些负面经历；
2) 这些痛苦经历的记忆本身十分紊乱、不连贯，不完整。这一现象造成的结果是这些痛苦记忆很容易通
过内在或外在刺激闯入到人的意识当中，心理学界将这种“对痛苦事件的非自主记忆称为闯入性记忆(intrusive memories)。”[1]。前人研究表明，闯入性记忆会妨碍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运作，而对这些闯入性记忆的叙述恰能将其压缩(encapsulate)，从而使人的认知功能得以改善。以这一研究成果为基础，克莱恩与同事做了一项名为“表达性写作”(expressive writing)的实验，实验要求最近有过痛苦经历的人写下他们对这一经历的感觉和想法，经过定期观察，克莱恩发现这一实验使得参与者的身心健康与认知功能都有所改善，而改善的重要原因在于参与者叙事连贯性的增强。这样，克莱恩就揭示出叙事建构与人类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心理学家与叙事理论家的合作研究提供新的契机。
和第二篇文章一样，由弗劳利、莫里和史密斯共同完成的“心理治疗话语中的语义与叙事”一文同样着重探讨故事作为意义建构的一种方式。从文章总体来看，作者试图展示众多语义分析工具如何检验心理治疗话语中共同建构的叙事。作者在文章开头提到心理治疗过程可以被视为个人理论建构(personal theory-construction)的一种模式，并特别指出“‘有意义的故事’(sense-making stories)并非由特定个体独自完成，相反，它们出现于总体性的治疗冲突当中。”[1]。作者接下来将典型的“医生–病人”话语与心理治疗话语进行比较，指出二者的不同：“不论医生与病人看起来有多互动，他们之间的谈话总是有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医生最终要给出自己的建议，病人做的只是接受建议，而心理治疗则十分不同，治疗是共同建构的，疗法方法就是说话。”[1]。作者指出心理治疗叙事有三大特色：共同建构性(co-construction)、可信性(plausibility)、反身性(reflexivity)，并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着重利用语义分析对三者进行解读，试图回答治疗叙事是如何被治疗师与患者共同建构、它如何能成为可信的话语使患者能够从中对之前的经历有新的解读，以及治疗话语为什么从根本上说具有反身性等问题。之后，作者利用语义与语用理论中的有关概念对治疗叙事的特色做进一步解读。作者一方面利用词汇关系与语义网络理论向读者说明治疗叙事如何被治疗师与患者共同建构，之后举例说明修辞手法隐喻与语义测量(semantic scale)在治疗叙事三大特色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前者对三大特色的形成都有影响，后者对叙事的共同构建性的影响微乎其微)。
3. “作为认知赋予的叙事”
该书第三部分题为“作为认知赋予的叙事”(Narrative as Cognitive Endowment)，同样由三篇文章组成，分别为“双域故事”(Double-scope Stories)，作者为马克·特纳(Mark Turner)；“不可叙知识：理解物竞天择进化论所存在的困难”(Unnarratable Knowledge: The Difficulty of Understanding 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作者，H·波特·阿尔伯特(H. Porter Abbott)和“故事作为一种思维工具”(Stories as a Tool for Thinking)，作者，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总体来讲，这部分的三篇文章继续沿着故事作为意义建构的一种工具这一命题做深入探讨。
马克·特纳在“双域故事”一文中利用其与吉利斯·福科尼耶(Gilles Fauconnier)所共同建立的“概念混合理论”(the theory of conceptual blending)探索人的本质能力这一问题。特纳提出，混合是一种基本的人类心理操作。人类可以同时激活两种相对抗的心理结构，即彼此不相容的两个故事能够同时在人脑中被激活。不仅如此，人类更“摘取精神上的禁果”(plucking forbidden mental fruit)，“我们将两个本应绝对分开的故事联系起来，并将它们混合组成第三个故事”[1]特纳将人脑的这一混合能力视为人类的本质能力，认为其在“人类近五千至一万年的繁衍中起到关键作用”[1]特纳在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人脑如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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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毫不相关的故事进行混合，并总结出混合功能的三大特色，分别为：两个故事间成分的映射(mapping between elements of the two stories)；选择性投射(selective projection)，即将每个故事中的不同成分投射到混合故事当中；新兴的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即两个故事综合之后所产生的新的意义。特纳在文章里将不同阶段不同种类的许多文本作为研究双域故事的例子，包括拉辛的《费德拉》，耶稣受难的故事，中世纪故事《十字架之梦》等。
H·波特·阿尔伯特的“不可叙知识：理解物竞天择进化论所存在的困难”一文以物竞天择进化论为例说明人类内在的对清晰叙事的倾向性如何与科学理论构建产生冲突。尚克(Schank)与阿贝尔森(Abelson)认为，所有知识都要编码为故事。故事是理解的基础，理解意味着提取故事并将它们应用于新的经验当中[2]。作为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与验证者，阿尔伯特同样认为，“一般来说，人类更倾向于认知有清晰线性叙事的知识结构。”[1]。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物竞天择进化论学说很难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而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是人们很难将物竞天择这一理论编码成为结构清晰的叙事，即我们很难用语言清晰描述什么是物竞天择。作者随后更进一步指出，这一理论难以被叙事化的原因在于“‘自然选择’和‘物种’，在它们被达尔文概念化时，都不是有着行为主体的实体。更糟的是，它们似乎都算不上叙事实体。这样，人们所面临的困难就成为要建立一个有着行为主体的解释性叙事，但不得不勉强应付这一叙事没有实体，甚至没有事件，而没有事件，又哪来的叙事呢。”[1]。作者认为，达尔文从物种层次(species-level)与个体层次(individual-level)两方面阐述物竞天择进化论学说，作为读者，要想理解这一理论，就要将这两个层次经行交合，而两个层次间并无明显的叙事联系，所以理解这一学说严重挑战了人们的叙事想象。反观其他与之类似的进化理论，都因为易于人们的叙事想象而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例如，进化突变论(saltationism)支持者将对物种进化的解释性叙事限定在物种层次，而拉马克学说(Lamarckian theory拥护者将这一叙事限定在个人层次[1]。作者通过将物竞天择进化论与其他相关进化理论比较，得出要想增强物竞天择理论的叙事性，“我们必须抛弃(其原有的)包罗万象的叙事模型，即使人脑中存有对进化成为可能的多种叙事模式的理解。”[1]。
在“故事作为一种思维工具”一文中，戴维·赫尔曼仍沿着“作为认知的叙事”这一方向继续探索。这里，赫尔曼将叙事看作是一种“认知制品”(cognitive artifact)，人们利用它来帮助提高和改善自身的认知结构与能力。事实上，很多物质材料(日历，计算表)与精神物件(谚语，经验法则)都可被当作“认知制品”，而且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它们的共同作用是“提供表征工具来帮助人们理解与处理现实经验的复杂性。”[1]。赫尔曼指出，所有的“认知制品”都可按照最初的设计目的使用，与此同时，它们亦有新的、意料之外的用途。例如，故事建构的最初目的是通过组建一连串按时间顺序发展的事件与读者交流，传递信息。但除此之外，故事仍有其他用途：为论点提供论证支持、为过去与现在的情景对比提供信息来源、帮助创造与评价与事实相反的情况等。认定“叙事作为一种思维工具”，赫尔曼接下来举例说明叙事如何影响人脑中五种“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活动。1) “组块活动”(chunking experience)。叙事作为表征工具帮助人们将源源不断的现实经验分块成为相互联系的、可识别的、能够被利用的结构单元[1]，例如，叙事可以将人一生的经历分为开始，中间，结束三部分；2) 在事件间建立因果关系(imputing causal relations between events)。叙事的产生与理解根植于“因果–时间”(causal-chronological)关系当中，受叙事的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倾向于在事物、话语等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3) 处理典型化问题(managing typification problem)。简单来说，人们通过阅读故事当中对非典型与反常事件的叙述可以重新塑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模式，对典型、常规进行重新定义；4) 对行为进行排序(sequencing behavior)。这里分为对人交流互动时的行为进行排序和通过对小说中人的行为进行排序来影响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排序。5) 智能分布(distributing intelligence)。作者最后简要指出自己研究方法所存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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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知叙事学的新方向”
第四部分题为“认知叙事学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 Cognitive Narratology)，作为组成部分的三篇文章分别为“‘醒来！睁开双眼！’内部与外部故事的认知逻辑”(“Awake! Open your eyes!” The Cognitive Logic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Stories)，作者为曼弗雷德·扬(Manfred Jahn)；“认知地图与叙事空间的建构”
(Cognitive Map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pace)，作者为玛利亚·劳雷·赖安(Marie-Laure Ryan)以及“自然叙事学与认知规范”(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作者为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总体来讲，这三篇文章对勾画出了“认知叙事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方向。
扬在第一篇文章开头指出，叙事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为具体的、有形的“外部故事”(external stories)，而哲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等其他领域则将重点放在对“内部故事”(internal stories)的研究上。在作者看来，内部故事事实上是外部故事的重要对应物。以此为基础，该文章介绍了一种“叙事循环”(cycle of narrative)模式，以此将内部与外部故事联系起来，实质上也是将叙事与认知科学联系起来。“叙事循环”
是指人脑将外部故事内化(internalization)，又将内部故事外化(externalization)的认知加工过程。这里作者引用计算机领域的专业概念，将内部与外部故事作为由信息流连接的数据结构。其中将外部故事内化的程序可分为：“形成界线”(bounding)、“过滤”(distilling)、“情节设定”(emplotting)，“索引”(indexing)；
将内部故事外化的程序包括：“改编”(adapatation)、“对听话者而发”(addressee orientation)以及“翻译”
(translation)。作者随后简要列举了这一模式的几大优势。为了检验这一模式的有效性，作者接下来以记忆提取、故事改编、反馈回路、忘记为中心对三个案例进行探讨，它们分别为比利·威尔德(Billy Wilde)的电影《公寓》(The Apartment)中的一幕、柯勒律治对诗歌《忽必烈汗》创作过程的自述、以及瓦格纳歌剧《神界》第三幕中齐格弗里德(Siegfried)讲故事一幕。
在第二篇文章中，赖安首先对“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这一术语的形成与发展作了简要梳理。
“认知地图”这一概念最初在1948年由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Tolman)引入，用来描述老鼠在迷宫中路线被阻塞后仍能找到食物盒这一导航技巧。这一概念之后在布兰森(Bjornson)与詹姆逊(Jameson)等学者手中得到扩展，他们将它用于文学认知加工领域，表示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整体心理表征。作者这里缩小这一概念范围，用它表示人脑对外部空间关系的内部心理模型，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面对叙事话语中由人物、物品、地方、区域所组成的空间关系，读者是怎样建构其心理模型的。”[1]。作者利用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az)的小说《预知死亡纪事》(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来研究读者对叙事空间的心理建构。他让一组高中生按照小说所呈现的文本世界画一幅地图，以考察他们形成心理图像的能力。然后以三个标准对这些地图进行评估：项目清单(inventory)、空间关系(spatial relations)、制图风格(mapping style)。项目清单主要考察在制图过程中，读者会将哪些物件包含其中，这些物件从何而来(文本中抑或其它来源)以及哪些物件的选择会反映出读者对情节的概念化；时空关系主要考察每一物件相对于其他物件的摆放位置；制图风格主要考察地图是以何种方式绘制，其中包括俯视图(pure plan) (地图从垂直角度以常见标志绘制)，正视图(elevation plan) (地图从水平角度以一位观察者的视角为基础绘制)，图标图(iconic plan)等。作者强调，认知地图的绘制并非为了最大程度还原文本世界的空间关系，它的作用是为读者理解文学文本提供大的时空背景，使其更好理解人物与情节，简言之，使读者更易沉浸于文本世界当中。
在“自然叙事学与认知规范”一文中，弗卢德尼克首先在文章开头对自己的作品《“自然的”叙事学导论》(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中的主要原理进行概括提炼，之后就学界针对这一作品所提出的质疑与批评予以回应。《“自然的”叙事学刍议》一书是用英语来专门探讨叙事历史全面图景的第一本叙事学专著，作者将近来认知科学领域有关著作的精髓收进叙事学，而又不放弃叙事学传统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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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是认知叙事学领域的重要作品。作者在文章中总结道，针对该书的质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学界对书中建立的认知参数的广泛有效性存有疑虑，即这一认知参数是否对不同历史时段的所有文学作品都具有适用性；另一方面，与问题一相关，这些认知参数如何适应历时发展的叙事形式。作者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自然的”叙事学导论》中的一条核心理论为“叙事性并非文本内在品质，相反，它由读者强加于文本之上。读者将文本理解为一种叙事，从而将其叙事化。”[1]。因此，叙事传播离不开读者脑中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ta)与相应认知参数的建立。基于人类经验的叙事性与读者之间有四个层面的认知图式，它们分别为基层图示(basic-level schemata)，读者用于解读现实世界中的行为与目标等；在一定视角范型内定义叙事材料的图式(schemata that define the narrative material within a perspectival pa-radigm)，包括行为(ACTION)、诉说(TELLING)、经验(EXPERIENCE)、观察(VIEWING)，反思(REFLECTING)图式；泛化图式(generic schemata)，例如“讽刺文学”(satire)与“戏剧独白”(dramatic monologue)图式；更高层次图式(higher-level schemata)，读者用来建立起文本的叙事性。作者在文中指出，读者脑中的认知图式及其下设认知参数随着叙事形式的不断发展而相应扩展，它可包容接纳任何方向的新的发展趋势，根据叙事形式的不同而做出相应调整与改变。至于广泛性的问题，因为不同评论家将问题焦点集中于不同认知层次，作者这里设法将这一大问题分为几个具体的小问题来进行讨论。
5. “虚构的头脑”
第五部分的题目为“虚构的头脑”(Fictional Minds)，下设的三篇文章分别为“认知科学，思考的头脑，文学叙事”(Cognitive Science, the Thinking Mind, and Literary Narrative)，作者为尤里·马格林(Uri Margolin)；“建构社会空间：人物关系解读中的社会认知因素”(Constructing Social Space: Sociocognitive Factor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 Relations)，作者为凯瑟琳·艾莫特(Catherine Emmott)以及“肉体之外的思想”(The Mind Beyond the Skin)，作者为艾伦·帕尔默(Alan Palmer)。这三篇文章重点讨论虚构的头脑，尤其是虚构人物心理功能的表征问题。三篇文章利用认知科学中的有关概念与方法发展出新的描述性与解释性技巧用以研究虚构人物的心理功能，并暗示这一研究方向对于认知科学领域对“真实头脑”(real minds)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1]。
马格林在第一篇文章中首先对认知科学的性质与研究内容作了简要介绍。他认为，认知科学并非单一学科，而是由多种学科聚集组合而成，其重点为对人脑认知加工的系统性研究上，内容包括：人脑对信息的获取(acquisition)、内在表征(internal representation)、贮存与提取(storage and retrieval)、行为性或象征性输出(behavioral or symbolic output)。而对于这些认知成分的研究一定要与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相结合，因为它们紧密相关，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个体精神生活的全部。作者接下来将认知科学与叙事相结合，指出认知心理功能(cognitive mental functioning)研究对于理论家重新思考经典叙事学所建立的叙事交流的四个层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分别为：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的认知活动(actual author and reader)、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implied author and reader)、叙述者与受述者(narrator and narrate)以及故事人物之间(characters within the storyworld)，他们同样彼此互动，审视周围世界，建立内在表征等。研究上述叙事成份的认知活动使得理论家与读者对叙事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此同时，小说人物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认知心理功能对于研究现实生活中人类的心理机制具有启发意义。
上一篇文章利用认知心理功能研究叙事交流的四个层次，使人们对叙事加工以及叙事交流的形成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艾莫特在第二篇文章中将认知心理功能的研究重点转向社会层面，重点考察叙事中各人物间的社会关系。作者认为，这一方面此前往往被认知研究者忽略，原因在于认知方法的起源，许多认知科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倾向于研究“人工建构材料中的小片段，它往往并不包含丰满的人物，并且由于短小，组成事件有限，因此很难能从中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关系”[1]。作者接下来试图利用一系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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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理论研究读者如何在脑中建构起小说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这里的“社会空间”既指小说人物间同一时空里的社会关系又指跨越叙事时空界限的社会关系。作者首先回顾从语言学指称论(reference theory)发展而来的“认知状态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 status)。这一理论认为角色在读者心中地位的显著性与用来指称他/她的文字的清晰性成反比，然而在一些叙事中，有些角色读者并不熟悉，文本却模糊地用一个代词指代。作者认为这一理论应将这种对角色在文体上的异常指称考虑在内，因为它往往表现的是反映叙事主题的中心视角。作者接下来介绍了自己的“语境框架理论”(context frame theory)，该理论说明，在建构小说社会关系过程中，读者往往不得不“假设小说人物出现在同一现场语境并推断这一物理临近性所产生的社会后果。”[1]。作者接着将重点转至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上，指出“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的局限性。通过实例分析，在一些叙事中，次要人物如何通过作为社会制度与公众态度的代表而引起读者的注意。文章最后一部分探讨小说人物社会关系与其物理临近性之间的联系，以及物理空间的划分如何反应社会权利。
第三篇文章为“肉体之外的思想”。帕尔默在文章中通过分析小说《罪恶的躯体》(Vile Bodies)重新挖掘了虚构人物心理功能研究的一些领域，这些领域在叙事理论中至今仍未得到重视。具体来说，作者认为叙事学长期将研究重点放在意识的隐秘性上，而对思想社会性的强调会为研究虚构头脑提供新的、具有启发意义的角度。作者在文章开头介绍了读者如何利用认知框架与脚本，尤其是持续意识(continuing consciousness)这一关键框架来解读文本。现实生活中，人们利用现有或已存的知识来对他人行为背后的思想进行解读。作者认为，这一认知过程也同样适用于虚构头脑的建构。由于以语言为媒介的叙事无法展现虚构人物的全部，这就要求读者在解读文本时利用自身已形成的认知框架、脚本、选择倾向等填补话语留下的缝隙，将文本线索与认知加工相结合，完成虚构人物心理功能的建构。读者自身这种“填补缝隙”(gap-filling)的能力在解读《罪恶的躯体》这类“行为小说”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文本提供少量信息的情况下，读者不得不通过创造性阅读来填平缝隙，从而完成虚构头脑的建构。作者接下来通过研究持续意识框架下的两个子框架来扩展我们对虚构头脑的理解：第一个为行为与思想框架，作者在当中分别介绍了行为解码(decoding of action)、思想-行为统一体(thought-action continuum)、暗示性描述(indicative description)，强调通过对文本中行为线索的认知解读，读者可以揭示出角色行为背后的思想；
第二个为群体思维(shared or group thinking)，与心理语言学家所说的脑际思维(intermental thinking)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有关，与个体思维(individual thinking)相对，其中介绍了群体标准(group norm)的建立与保持，群体冲突(group conflict)以及脑际同意与异议现象(intermental assent and dissent)。作者最后希望他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其他文本分析当中，当然其广泛适用性还需进一步检验。
赫尔曼在导言部分指出，“熟悉自然发生的叙事话语的分析技巧，无论话语形式为口头的抑或书面的，普通的抑或文学的，对认知科学领域的学者来说是十分有益的。”[1]。这是认知叙事学发展的基础与动力，该书也在这一根本前提下应运而生。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赫尔曼所说的“自然发生的”(naturally occurring)叙事话语是怎样的叙事话语？若其真的存在，特点是什么？言下之意，还有“非自然”(unnaturally)叙事话语？那又是怎样建立的呢？二者怎样区分呢？另外，尽管认知叙事学近年来飞速发展，认知科学与文学批评的联系仍未真正建立，仍有许多研究领域未被挖掘或长期忽略。想要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认知叙事学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Herman, D. (2003)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CSLI Publications, California.
[2]Schank, R.C. and Abelson, R.P. (1995) Knowledge and Memory: The Real Story. Advances Social Cogniti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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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与认知科学的区别 脑科学和认知科学都是智能科学与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脑科学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行为水平研究自然智能机理，建立脑模型，揭示人脑的本质。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类感知、学习、记忆、思维、意识等人脑心智活动过程的科学。 一．本质上的区别 脑科学是智能科学的本质基础。大脑是人类的核心，是人类高级于其他物种的本质所在，是人类智能的发源地。众所周知，人们的一切思维、行为都受到了脑的控制。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需要使用大脑，让它来支配我们完成各种事务。脑科学的研究是为了赋予机器与人类相近的智能系统，所以要想让机器更好的服务于人类，我们必须要着手于大脑的探究。? 认知科学是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中间体。诺贝尔奖的得主弗兰西斯?克里克在其著作《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中提出“人的精神活动完全由神经细胞、胶质细胞的行为和构成及影响它们的原子、离子和分子的性质所决定”。因此建立认知科学的激励的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人们要深入研究人自己的大脑和精神世界。顾名思义，认知科学是研究人认识和适应周围世界的过程以及与认知过程有关的神经系统及大脑的机理，人类感知和思维信息处理过程的科学。作为智能科学的中间体，它以脑科学研究为基础，同时也反作用于脑科学，并未智能科学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二．研究内容的区别
人类从三个不同层面全面的研究大脑。第一个层面是生物学家和精神网络专家的战场，第二个层面是脑波技术专家和系统论专家的战场，第三个层面是哲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战场。脑科学涉及的研究范围很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神经网络复杂构建中的单 个元件神经元以及神经元通信问题的研究。 2.脑科学对有关学习、记忆、语言、思维等高级神经活动的 机制的研究。 3.发育神经生物学的研究是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4.脑高级功能的研究。主要包括：感觉整合与认知的形成机 理；脑高级功能的功能定位及其动态变化过程与机理；大 脑神经网络功能连接属性及其动态分析等。 5.脑科学的研究是实现超极人工智能的必要前提。脑科学从 分子水平、细胞水平、行为水平和整体水平对脑功能和疾 病进行综合研究，并从脑的发育过程了解脑的构造和工作 原理。 认知科学研究目标旨在探索智力和智能本质，建立认知科学和新型智能系统的计算理论，解决对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具有重大意义的若干理论基础和智能系统实现的关键技术问题。 下面对认知科学的研究方面进行总结。 1.学习与记忆过程的信息处理 2.思维、语言认知问题
认知科学的评比 科学在20世纪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物理科学为代表的，如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后来的混沌。物理学在20世纪是科学的样本，可以看看波普尔、卡尔纳普、库恩、查尔默斯等均以物理学为样本建立起自己的科学哲学理论。而另一条则是以包括认知科学在内的"意向性科学"（intentional sciences）为代表的。所谓意向性科学指的是涉及到符号、指称和解释如逻辑、认知科学、神经科学、部分生物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20世纪是个伟大的世纪，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探索宇观和微观世界过程中，物理学将人类理解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境界。现在看来，物理学关于"极大"和"极小"这两个世界的知识再过100年，人类恐怕也永不完。与此同时，介于这两个极端的宏观世界以及人类自身却遗留下了大量的尚未解决的问题。科学研究需要进行"回采"，解决我们实际面临的种种问题。在新的世纪中，科学研究的背景将逐渐转换到这个新的层面进行作业，也就是说，以"意向性科学"为线索的探究路线将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进路。 明尼苏达大学认知科学中心于1999年举办了一次《千年项目》（Millieum Project）活动，目的是评选20世纪认知科学中的100部优秀作品。活动开始到1999年12月1日为止，在下面网站上共收到305部学术著作和一部电影的提名。实际上，这类评选活动在一些重要的时间关口总是层出不穷。说有多么权威似乎谈不上。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将此类活动完全视为炒作。尤其是关系到某个学科的评比，尽管会有照应不周全之处，但总还是会有一定道理的。 《千年项目》组由以下专家组成，Apostolos Georgopoulos (神经科学)；Jeanette Gundel (通信紊乱)；Paul Johnson (卡尔松学院)；Dan Kersten (心理学)；Chuck Nelson (儿童发育)；Bruce Overmier (心理学)；Herb Pick (儿童发育)；Wade Savage (哲学)；Patty Costello (研究生院代表, 认知科学中心)。以下便是该项目组从305部作品中评选出的100部作品。排在第一位的是影响最大的。 20世纪100部最据影响的认知科学作品： 1、《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作者：乔姆斯基（N. Chomsky），The Hague: Mouton）(1957)； 2、《视觉：人类视信息的表征和处理的计算探究》（Vision: A Comput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uman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作者：马尔（D. Marr）,San Francisco: W. H.
1、认知科学——是研究智能实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园里的科学。 2、智能实体——是人类、动物和智能机的泛称。 3、研究人类智能的科学有心理学、心里语言学；研究动物智能的有动物心理学 和比较心理学；研究机器智能的科学有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学以及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 4、神经科学是一大类学科的总称，这些学科均以“分析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揭示各种神经活动的基本规律，在各个水平上阐明其机制，以及预防、诊治神经和精神疾病患”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内容，包括神经生理学、神经解剖学、神经胚胎学。。P2。。。等。这些学科彼此渗透，互相支持，新技术、新概念层出不穷，日新月异，构成当代生物医学发展的前沿学科之一。 5、《人治神经科学》一书的主要思想就是阐明组成脑的分子和细胞如何以其可 塑性参与脑结构与功能系统的形成，进而通过结构与功能系统映射的进化，逐渐出现了人类的意识和多层次的精神活动。 6、人治神经科学的基本理论： （1）物理符号论、信息加工学说和特征检测理论 （2）联结理论、并行分布处理和群编码理论 （3）模块论或动功能系统论 （4）基于环境的生态现实理论：认知科学家们一直把认知过程堪称是发生在每个人头脑或智能系统内部的信息加工过程。而环境作用的观点则 认为认知决定于环境，发生在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之中，而不是简单 发生在每个人的头脑之中。 （5）机能定位论：试图为每一种高级功能在脑内找到一个中枢，或一种特意的细胞。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曾以半讽刺的方式，否定了祖母 细胞是识别熟悉面孔的特意细胞。 7、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包括两大类互补的研究方法：一类是无创性脑功能（认知） 成像技术；另一类是清醒动物认知生理心理学研究方法。前一类方法中又分为脑代谢功能成像和生理功能成像两种；后一类方法中包括单细胞记录、多细胞记录、多维（阵列）电极记录法和其他生理心理学方法（手术法、冷却法、药物法等）。
英语语言学：第十一章语言学和外语教学：11.1 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的关系许多语言教师和学习者常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教授或学习语言学？本章将试图提供给一些答案。既然语言学被定义为对语言的科学的研究，很明显，这种研究将会给语言教学提供很大的帮助，尽管在对语言的态度上、在目标上、在方法上语言学和语言教学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之处。 在语言学中，语言是一个形式系统，但在语言教学中，语言是一系列的技能。语言学的研究是为了建立起解释语言现象的理论，而语言教学的目标则是为了让一个人掌握一门语言。 应用语言学弥缝了语言学理论和外语教学之间的隔阂。它作为一个调和区域，对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结果进行解释，使之成为教授语言的老师和学习语言的学生容易掌握的东西。 应用语言学的媒介作用在外语教学中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应用语言学使得语言学理论拓展和延伸到语言教学这个领域，这样，教师就可以在教学的目标和内容上作出更为合理的决策。当教师面临设计一个教学大纲这样的任务时，他会有诸多的选择。他是应该教授文学作品语言，还是应该教授日常会话中的语言？他是应该教授整个语言系统，还是应该教授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编写和选择一本教科书的原则是什么？什么种类的练习题是最合适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教师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到他对语言学习本质的理解。应用语言学给教师提供了一套关于语言和语言系统本质的形式化的知识，这样就加深了教师对语言学习本质的认识。这样，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时，可以作出更加明智的决策。 第二，应用语言学指明了语言学理论在语言教学方法论上的洞察力和内涵（implications）。一旦教学目标和内容确定下来，教师就不得不考虑怎样去教的问题。教学过程是应该以教师为中心呢，还是应该以教科书为中心呢，还是应该以学习者为中心呢？应该怎样对待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在课堂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技巧？应用语言学从诸多不同的语言学理论的角度阐释了语言学习的本质，因此它有助于教师选择教学方法和技巧。
权力概念的左右方位的空间隐喻对于权力判断的影响 MG1407038田园 认知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对于抽象概念的表征。对于概念表征研究的第二次认知科学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Lakoff等人为首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者掀起了一阵具身理论的研究狂潮。不同于传统认知理论，具身理论认为计算并不是理解和建构认知活动的唯一方式，认知活动与人类身体及其所处环境的互动密切相关(叶浩生，2011)。心智依赖于身体的生理、神经结构和活动形式，深植于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中。认知具有具身性和情境性（李其维，2008）。 在具身理论研究的大潮中，对于抽象概念的隐喻话研究也应运而生。例如，Meier和Robinson(2004)让被试对随机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方和下方的积极词或消极词进行效价判断，结果发现积极词呈现在上方比呈现在下方时被试反应快，而消极词呈现在下方比呈现在上方时被试反应快。他们的结论说明了被试更倾向于把积极词汇与上这个方位进行联系，把消极词汇与下这个方位进行联系。国内有研究者也做过类似的研究(吴念阳，刘慧敏，徐凝婷，2009；张积家，何本炫，陈栩茜，2011)，研究结果与Meier等人的研究基本一致"另外，Meier和Robinson(2006)进一步研究发现被试抑郁程度越高(情绪越低落)，对呈现在较低视觉空间区域中的探测词的反应就越快"。这些研究都说明了人们总是倾向于将空间方位与抽象概念进行联系，从而建立具象的表征形势。 在这些研究中，对于权力这一抽象概念的表征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Schubert ( 2005) 的研究首先发现了垂直方位与权力的隐喻传导效应，他将权力词汇分别呈现在屏幕的上方或者下方。结果发现，与下方相比，当高权力词出现在上方时，被试对其权力大小判断更快；而低权力词恰好相反。Giessner 和Schubert ( 2007)发现，对领导权力的判断与垂直空间位置相互影响。当要求把领导者的名称放在图画中时，领导者的权力越大被试就越倾向把他的名称放在更上方的位置。另外，增加图画中领导和员工名称之间的垂直距离，被试觉得领导者更有权力。此外，Zanolie 等人( 2012) 从行为和脑电两个方面发现，权力高低会影响被试对不同垂直方位的注意，当启动高权力时被试对屏幕上方的信息反应更快，而启动低权力时被试对屏幕下方的信息反应更快。总体而言，以上研究结果都表明，人们对于权力的判断会受到垂直领域的影响，且人们更倾向于把上方与高权力进行联系。 然而，垂直方位仅仅是一个维度的空间表征。在其他维度，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呢？这是本次研究中所需要讨论的问题所在。本次研究中，左右方位对于权力表征是否存在影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左”与“右”的基本意义是指示空间方位，在众多语言体系中，人们会将左右与具有与权力有关的抽象概念联系起来，例如，例如，在英语表达中，右(right)往往具有聪敏的意味，而左(left)则象征愚蠢。除语言外，在社会规范、文化习俗中左与右也可以体现出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基督教文化中，右代表神圣，因而人们都以右手宣誓。在古罗马，演说者做手势时不得使用左手。在穆斯林文化中，教徒被要求必须使用右手进行饮食，使用左手从事肮脏的工作。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左与右也寓涵丰富的文化内涵，左侧空间与右侧空间可以用来反映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权势体系与社会准则带有强烈的右尊左卑色彩。例如，在古汉语中，“闾左”指称平民，“豪右”指称贵族。贬官称为“左迁”，升官称为“右移”。时至今日，我们使用的“旁门左道”、“无出其右”等成语依然具有屈左尚右的特点。 然而，尚未有实验验证左右与权力表征是否存在上述联系。然而，有关左右方位在其他抽象概念上的表征问题的研究结果值得我们注意。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更加偏爱右侧的刺激物，Wilson 和Nisbett (1978)无意中发现了这一现象，在他们的实验中，研究者要求被
思考题 一、判断 1.Teaching cannot be defined apart from learning. 2. Teaching problems are simply learning problems. 3. According to The tabula-rasa or“blank-slate”view, humans have few if any natural predispositions. Development is dependent upon the individual’s experiences. 4. According to Chomsky, the child learns his first language by imitation. 5. The concept of L2 (second language, foreign language and non-native language) implies that the individual is already in command of an L1. 6. There a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or different learners, different types of learning tasks, different strategies and styles. (p.77) 7. Comprehension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understanding. 8. Evidence shows that attitudes are accompanied by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lings 9. Self-actualization refers to the desire to fulfill one’s self-esteem. 10. Culture is a set of shared ideals, values and standards of behavior 11.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can be dealt with separately. 12. Culture shock has generally been considered as having a negative effect on L2 learning. 13. Theoretical contrastive studies do not belong to comparative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14. Empirical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intralingual errors only constitute a small proportion of L2 learners’errors, and that among other factors, interlingual effects of learn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15. Test is not an end in itself. 二、选择题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2e15647801.html, 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作者：孙嘉瑜 来源：《课程教育研究·学法教法研究》2016年第21期 【摘要】社会语言学从产生、发展至今约有五十年的时间，社会历史的需要、物质条件的改善和语言学自身的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社会语言学产生的三个十分关键的原因。当前阶段，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正在向各个领域全面的进行当中。社会语言学，究其内部结构来讲，有社会方言学、语言社会学等几个方面。本文通过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来探究社会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影响预期是。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外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1-0162-01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语言学的分支，大约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社会语言学就起派别来讲可以分为两个派别，分别是以美国的海姆斯为代表的围观社会语言学派和欧洲一些语言学家为代表的宏观语言学。围观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具体的语言现象。通过研究语言与性别、年龄、文化等的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来研究语言及其变体。 一、社会语言学产生的背景 通常来讲，人们公认的社会语言学确立的背景是以1964年在美国召开的第9届国际语言学大会为标志。其实社会语言学的确立与发展与其它学科一样，是经过长时期的学术成果积累和历史发展的结果。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有三个因素： 首先，学者对于语言与社会的研究是基于历史的需要。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变革频繁、政治形势多变、社会关系及其复杂、以及人口的迁移等多方面都与具体的语言政策有关。作为各个民族不可或缺的语言，受到政治、文化、心理、社会等方面学者的高度重视。因此，语言与社会也逐渐受到了语言学家的关注。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语言学自身的发展需要社会语言学。 最终，在各种条件均成熟的条件下，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1964年， 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了第一次社会语言学会议。至此，社会语言学诞生，1964 年也被视为社会语言学的诞生之年。 二、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认知科学的几个基础假设 刘晓力 一、认知科学概况 认知科学是以研究人类认知过程、智能和智能系统、大脑和心灵内在运行机制的一门学科。20世纪70年代(50年代？)兴起，是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生理学、计算机科学、哲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 认知科学不同的研究进路 认知科学依据不同的问题领域和研究方法划分为不同的研究进路 心理学进路 语言学进路 生物物理学进路 神经生理学进路 人工智能进路 广义进化论进路 复杂性科学进路 认知科学的起源 认知科学起源于不同学科领域，特别是： 图灵机概念的产生 人工智能研究的兴起 心灵哲学中以普特南（H.Putnam）和福多（J.Fodor）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理论的确立 心理学和语言学乔姆斯基（A.N.Chomsky）等反对激进行为主义的“认知革命” . 认知科学所引发的一些基础问题成为20-21世纪之交涉及领域广泛、争论最为激烈的世界性的科学和哲学的热点问题。认知科学不同的研究进路，决定了关于它的哲学观上的巨大分歧和各种研究范式的激烈竞争。 二、认知科学的几个基础假设 D.Kirsh （1991）提出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的五大问题 1）知识和概念化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吗？ 2）认知能力及其所预设的知识能否脱离其有机体进行研究？ 3）认知的知识形态或信息形态的轨迹是否可用类自然语言描述？ 4）学习能否与认知相分离加以研究？ 5）是否有对于所有认知的统一结构？ 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心灵哲学中的三个方面问题的困惑和困难 1、意向性问题 2、意识问题 3. 心灵是否是涉身的？ Mark Johnson总结30年来认知科学的成就对传统哲学的挑战时说，认知科学的三大发现是：心灵本质上是涉身的； 思想大部分是无意识的；
狄尔泰与现代解释学 在西方解释学的发展过程中，狄尔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充分 认识到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且把解释学由单纯的文 本研究扩展到对现实世界中的人(Mensch)的研究，创造了所谓“生命解释 学”(die Hermeneutik des Lebens)。狄尔泰因此不仅赋予了解释学以方法论 的意义，而且还承认解释学就是哲学的过程，从而使解释学具有了认识论的意义。正是在狄尔泰的努力下，解释学才由传统解释学进展到当代的伽达默尔的 所谓哲学解释学。 一 作为施莱尔马赫的再传弟子，狄尔泰的哲学生涯开始于施莱尔马赫研究。还是 在读书期间，他撰写的《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的独特贡献——与以往这门科学 所做的工作之比较》探讨的就是解释学在施莱尔马赫那里的重要意义。在这篇 论文中，狄尔泰第一次注意到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思想，着重研究了施莱尔马 赫用解释学的方法探讨基督教思想的问题。他发现，施莱尔马赫运用了分析和 解释柏拉图的方法去考察基督教的理念，对世界采取浪漫主义的解释，尤其是 在解释新约保罗书信上，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该论文1860年获得施莱尔马赫 基金会颁发的双倍奖金，狄尔泰不仅借此完成学业，而且从此开始编辑施莱尔 马赫书信集，并且撰写他的早期主要著作《施莱尔马赫传》。对狄尔泰来说， 这篇论文获奖并不是重要的，真正重要的，这是他的哲学生涯的真正开端。他 自己在获奖15年以后曾说过，他就这篇论文所做的工作引导他构造自己的基本思想。 如果说狄尔泰早期对解释学的重视还不是自觉的，那么，从19世纪60年代中 期开始，他在建构自己的精神科学体系时则有意地把解释学当做精神科学的最 重要方法。特别是在他把“体验”、“表达”和“理解”当做精神科学的核心 内容予以诠释时，解释学在他那里就作为全部精神科学的重要方法而得到彰显。这时，“理解”概念获得进一步的阐明，“理解”不只是帮助我们对理应认识 的内容的把握，而且还涉及有关这个内容的普遍有效性。“表达”在他那里也 得到严格的规定，它与生命内容应当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狄尔泰以为，正是通 过对这些概念加以规定并形成特定的方法，“解释”作为一门学问才得以确立，并且经过体系化，它在本质上真正成为对“确定的生命表现进行理解的学问”。 ①“解释”这个概念现在不只是解释的艺术，而且还是理解的科学，认识生命 的方法。这样，解释学就是作为“对在文字上固定下来的生命表达进行理解的 技巧学。”②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施莱尔马赫对它的认识。 1900年，狄尔泰受到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之启发，开始了由精神科学到解释 学的“转向”。他在《解释学的兴起》中着重从语文学上讨论解释技巧的历史，同时关注解释过程的本质。他在这里赋予了解释学更加重要的意义。概念和范 畴现在不只是被应用在说明生命事实之中，而且还在这种说明之中反过来对概 念和范畴进行考察；解释不再像它原初那样仅仅是对某个人的个性或某部重要 的历史著作的特点加以挖掘，而是发展为对一切“精神创造”(Schoepfung des Geistes)加以阐释，并且直接深入到人类生命本质。 现在，对狄尔泰来说，原先把解释学当做一种方法去探讨“精神世界”已经过 于狭小了，他主张建立一种“系统组织的解释学”，要把应用于生命理解的概 念和范畴扩展到对它们所包含的整个世界的理解，通过对生命世界的分析和阐
论功能语言学视角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研究 司显柱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275;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 要:本文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渊源和语言哲学观作了简要的梳理和阐释,论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功能部分即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天然联系性,分析了国内外运用功能语言学理论进行翻译研究的状况——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为弥补缺陷、克服不足,作者在对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一维——翻译批评研究现状述评的基础上,着力从功能语言学的视角论述了建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思路和包括的内容。 关键词:功能语言学;翻译研究;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544(2004)0420045206 Abstract:Based on an inquiry into the o rigin of System ic2functi onal linguistics and its ph ilo soph ical view of languag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herent connecti on betw een Functi onal linguistics and T ranslati on Studies,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the m erits and defects of translati on studies app roached from functi onal linguistics. A s an attemp t to advance the effo rts in the field,the autho r of the article,on the basis of the evaluati on of the trans2 lati on criticis m activities carried out so far at hom e and abroad,outlines h is ideas in the construct of a functi onal lin2 guistics2based translati on quality assess m ent model. Key words:functi onal linguistics;translati on studies;translati on quality assess m ent;model 一、系统功能语言学述介 如果说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是语言研究的两大传统的话,那么在当代Chom sky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T ran sfo r m ati onal2generative Gramm ar)无疑是前者的杰出代表,而后者则集中体现于H alliday等建立和发展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法)(System ic2functi on2 al L ingu istics)。作为当今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系统功能语言学渊源于P ro tago ras和P lato等以人类学为本的语言研究传统,着眼于语言的人本性、社会性一面,师承F irth倡导的以意义而非形式为语言研究的方针,秉承M alinow sk i关于语言研究中的语境思想,继承H jem slev的语符学和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功能思想,因而始终把语言的实际使用——语言在一定情景下的应用,即情景中的语篇(tex t2in2the2 situati on),确立为语言探索的对象,始终把语言在实际情景语境中表达的意义,即语言发挥的功能作为语言研究的主要关怀,始终把语言交际视为一种社会人(social m an)所从事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 o r),而这种行为是在包含着情景、语言(形式)、功能这样三个系统的行为框架(behavi o ral fram ew o rk)里运行,因此把对情景、语言(形式)、功能等系统的描写及其彼此之间关系的阐述(如语言形式与情景之间的建构和限定:一定的语言形式建构一定的情景语境,而一定的语境又决定了选择一定的语言形式;意义(功能)与措辞(w o rding)之间的选择与体现:意义与语言形式即措辞间的选择范围,形式对功能的体现关系)作为其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就其语言哲学观而言,顾名思义,系统功能语言学集中表现在对语言系统的重视和语言功能的关注,并自身相应地而分为系统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两块。就前者即系统语言学而言,它视语言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符号系统(sem i o tic system),这些符号并不是一组记号,而是一套系统化的意义潜势(m ean ing po ten tial),客观而全面地描写语言系统的构成和运作,研究人们如何通过使用语言交换和表达意义,自是其研究的应有之题和主要任务(朱永生,2001:7)。具体一点说,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言语的探索(而不是对抽象的、剥离语境和语用的语言系统的描写)首先是建立在把语言交际置于前述包含着语言、功能、情景这样一个行为框架(系统)里予以阐述,并为此必然地对语言、功能、情景三大系统及其各自的支系统和支系统里的子系统,即系统的系统进行描写(如对功能支系统里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成篇功能子系统;语言(形式)支系统里的及物性、作格、语气、情态和主述位、信息等子系统;情景支系统里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即语域等子系统的描写和阐释。)。概言之,语言的系统思想贯穿于其语言研究的始终。就后者(即功能语言学)来讲,其语言哲学观则是语言研究的功能思想,视语言在实际情景语境中所发挥的功能为探索的中心。它在研究、甄别和梳理语言的各种具体用途、功能后(如祝愿、庆贺、批评、表扬、警告、说服、安慰等),将其概括和抽象为语言的三大元功能(m eta2functi on),即前述的概念、人际和成篇功能。概念功能指的是人们用语言来谈论对世界的经验(包括内心世界),用语言来描述周围发生的事件或情形。从功能与形式体现关系的角度看,概念功能 ? 5 4 ?
My cat, who believes that I’m a fool, enjoys tormenting me. 应用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一、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1、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2001。 2、牛津应用语言学丛书（19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牛津应用语言学丛书（续编）（10本），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剑桥应用语言学丛书（10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5、外语教学法丛书（20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6、剑桥英语教师丛书（20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二、交际能力与交际英语教学 Chomsky Competence /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Hyme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s a competence “when to speak, when not, and as to what to talk about with whom, when, where, in what manner.”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s that aspect of our competence that enables us to convey and interpret messages and to negotiate meanings interpersonally within specific contexts.
认知神经科学 美国心理学家葛查尼革（M.S.Gazz0aniga）主编，1995年出版。认知神经科学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学科（1991年正式问世），以探讨认知活动的脑机制为其研究任务即研究人脑各组件包括分子、细胞、脑组织各区及全脑如何调用以实现自身的认知活动。 《认知神经科学》由170多位国际著名学者撰写。全书由11篇，92章，1400多页，百余张插图和27张彩色图组成。每章作者总结其研究领域的实验成果，概述了其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存在问题。 11篇的篇目为： 1 分子和细胞水平的可塑性（7章），阐明机体对环境反应中的机能和结构的灵活性（flexibility）多变性（Mutability），是知觉，记忆等认知过程的重要基础。 2 神经发育和心理过程的发育（6章），介绍了一些神经生物学研究新技术，用当代脑功能成像成果来说明婴儿脑发展和认知发展的关系。 3 感知觉（17章）阐明单一感觉神经元的信息与主观感知觉的变化，神经元间编码和感知觉的多样性，信息加工组合及其对环境制约的关系。 4 运动系统的策略和规划（8章）从神经生物学讨论皮层运动区神经元对不同运动及其阶段的活动规律。 5 注意（8章）阐明各种感觉刺激在心理定向中的作用。 6 记忆（8章）阐明记忆过程和多重记忆系统的脑结构及其作用（包括海马、边缘系统、颞叶和额叶皮层等）。 7 语言（7章）从神经心理学，语言学和语言发展等方面讨论语言的获得，产生和理解的脑机制。 8 思维与表象（7章）从理论上阐明思维与表象的脑功能实时动态规律，在方法上总结了近年来应用事件相位电位，脑构像技术和脑损伤病人的神经心理学与动物模型研究的成果。 9 情感（9章）阐明从恐惧到情感及其和意识的各种复杂情况的神经生理学基础，包括杏仁核、脑干、海马、边缘系统和基底神经节的理论。 10 进化理论（7章）讨论心、脑机能结构的进化及其种种理论之间的争论， 11 意识（8章）回顾了意识生理研究的历史，和20世纪60-80年代间的快速眼动睡眠与梦的关系，割裂脑病人和失语症等对意识神经问题研究的多种事实。 原著已于1998年编译成中文出版。为了帮助读者对本书形成这门新学科的整体概念，译者沈政撰写了一篇"总论"（见本书正文前），指出原著"为我们描绘出认知神经科学对基本认识过程的研究成果和存在问题"，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当代前沿科学专著。
功能语言学与翻译 一般说来，语言是一种有规则的系统结构，是一种代码。它由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可用来表达语义。同时，语言又是一个用于交际的系统，可以运用不同的代码形式来指称具体的和抽象的东西，并可创造具有交际价值的信号。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时译者不得不做出选择：一是放弃与语境息息相关的交际价值而保持形式上的等值；一是放弃与语境无关的纯语义等值而保持交际功能等值。这种选择事实上是在“逐词译”与“意译”之间做出的选择。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看，选择就是意义。对于译者来说，在做出选择之前，必须弄清楚翻译的目的，同时要明白哪些语言形式可以使预期的目的得以实现。在这一点上，Halliday 提出的功能语言学给我们提出了思考的切入点。 Halliday认为，从语言的使用角度看，情景语境中有三个因素最为重要，它们影响着我们的语言使用。这三个因素是：语场、语旨、语式。这三个因素是情景语境的组成部分，称为语域变体。语场指的是正在发生什么事，所进行的社会活动的性质、特点、语言所谈及或描述的是什么，透过动词类型、主动被动结构、过程参与者等得以体现。语旨指的是谁是交际者，他们的基本情况、特点、地位、角色、关系等，透过语气动词和副词，譬如“但愿”、“应该”、“可能”和评价词汇，譬如“可爱”、“恐怖”等予以体现。语式指的是语言在交际中所起的作用，包括交际渠道和修饰方式，透过语句结构和词汇的连贯方式予以体现。语场、语旨和语式跟语言三个纯理功能相互联系：语场体现了语言的概念功能，语旨体现了语言的人际功能，而语式则是语篇功能的具体体现。语篇功能是三大功能中的核心，它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使说话人只能生成与情景一致和相称的语篇。研究语篇必须联系其语境，因为在实际生活中，通常都是先有语境，才会有语篇。语境与语篇是互相依存的；特定的语境要求特定的语篇，特定的语篇创造了特定的语境。在交际过程中，语言的意义通常是根据语境来确定的。同一个语言单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义。 例如，要表示“要求某人关门”这一意义，在英语中可以说" Close the door." "Close the door, please.""Please close the door." "Can you close the door?" "Will you close the door?" "Would you please close the door?"等等。这些可能被选择的形式除了表示“要求某人关门”这一基本的概念意义外，
解释学 解释学，又称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它也许被描述作为诠释理论并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 “文本”的概念“文本”的概念被扩展为书面文件。例如：讲话、表现、艺术作品和事件。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在细说或者诠译“社会文本”。 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有关解释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它作为一种哲学学派形成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释义学" 早在人类远古文明时期就已存在如何理解卜卦、神话、寓言意义的问题。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涉及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解释学”一词的词根hermes就来自古希腊语，其意为"神之消息"。当时，人们已把如何使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研究看作一门学问。中世纪的A.奥古斯丁、卡西昂等哲学家在对宗教教义进行新的解释时，逐步把以往对解释问题的零散研究系统化。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如何直接理解圣经本文的原则与方法的问题，对解释学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在法学、历史学、语言修辞学等传统研究中也一直涉及解释学的问题。“解释学”一词于1954年首次出于J.丹豪色的著作中。但在18世纪以前，有关如何正确理解文意内容的研究往往被称作"释义学"。这类研究往往从实用性出发，实际上是一些零散解释规则的汇集。亦泽“阐释学”、"释义学”、“诠释学”。广义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艺术、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问题，反映出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既是—门边缘学科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又是一种哲学思潮。狭义指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等分支、学派。局部解释学泛指任何本文注释(包括备往今来的法律、《圣经》、文学、梦和其他形式的本文解释的规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从古希腊人解释荷马的史诗和其他诗作开始．欧洲的古典学者就有注释古代文献的传统。中世纪后期形成了有关《圣经》经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的“古典注释学”和考证古代典籍的文献学。一般解释学是对本文的理解和解释的—般方法论研究。它不同于各种局部形式的解释学，其目的在于建立以连贯—致的理解哲学为基础的一般而普遍的方法论。代表人物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意人利哲学家埃米里奥·贝蒂。埃米里奥贝蒂为了响应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发表《作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的释义学》和《普遍解释是人文科学的方法》(1967)两书，试图建立以考察多学科中解释的模式为基础的普遍“理解”方法，规定一套解释的标准。哲学解释学泛指对理解和解释的现象的各个层次和各种情况的研究，它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对方法沦、对理解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对不同形式的解释的范围和假定等的哲学“反思”。哲学解释学有两种形式；(1)分析的解释学。涉及理解和解释、思维机器和日常语言等问题。它均一般解释学不问，虽然也涉及方法论，但是主要属于哲学性质。(2)人文主义的哲学解释学。其代表人物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人。他们根据现象学的传统及其对客观知识的批判，对本文解释的条件进行反思。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根据海德格尔对存在——神学传统的批判研究，力图在形而上学问题的具体情况中理解解释。利科与前两入不同，试图调和德国的解释学传统和语言分析哲学、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思潮，认为本休论只存在于解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 究中的应用 系统功能语言学倡导以意义而非形式作为语言研究的中心，认为语言是一个意义系统，形式是伴随着这个系统，用来体现意义的。可以说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本质上是意义的而非形式的。语言被认为是一种意义潜势，该潜势同时体现了三种意义，即概念、人际和语篇意义（ideational, interpersonaland textual）。同时它还关注语言外层次，即语境的研究。语言层次思想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一种重要特征。其中表达意义的语义层及体现该层次的词汇语法层是研究的重点，而这也正是翻译研究的中心问题。本文拟从语义层即三大元功能层次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以期为翻译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模式提供一些借鉴。 一、意义、功能与翻译 （一）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Roger Bell 在《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中将语言学、心理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试图构建一个系统的语言模式来研究翻译过程[1]XIII.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当完整性的翻译理论研究框架……以功能语言学为基础说明了意义在翻译中的中心地位，又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阐述人类信息处理（特别是翻译）的过程。”[2]“此书可以说是近十年里国际译学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3] 在翻译研究中，意义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重要概念。Bell 确认了三个方面的意义，即认知意义（cognitive meaning）、交际意义（interactionalmeaning）和文本意义（discoursal meaning），并将这三种意义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言三大元功能（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联系起来。Bell 区分了三个重要概念：命题（proposition）、句子（sentence）和话语（utterance）。在这三者中，命题是最抽象的，与具体语言、语境无关。句子也是抽象的，但较命题次之。句子
试论应用语言学与外语教学论 外语教学以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为前提，将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和教学需求进行融合，通过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创造语言学习的机会，加深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以促进语言文化传播为核心，促进学生自身乃至所在国家的发展，以增进国际理解与合作为目的，使得语言和文化的多元发展更进一步。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应用语言学逐渐兴起发展。从广义上说，不只是语言教学，在其他许多活动中都存在着语言学的影子。教学论又称教学法、教学理论，是一门研究教学一般规律的学科，它是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现如今，随着教育科学的发展，教学论已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育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1 应用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的联系 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崭露头角到60年代中叶的盛极一时，应用语言学的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同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挑战，与旧的教学观点进行论战，从逆结构主义到结构主义，虽然在教学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的语言教学理论问题亟需进一步讨论和研究，但总体来说，应用语言学终于站稳了脚跟。而在应用语言学的发展中，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对其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促进作用。人出生时决非一块空白的石板，小孩生来就有一种受自然生态制约的天生素质。乔姆斯如是说，在乔姆斯看来，人脑天生就好似一部已经编程的计算机，在人脑之中，已经存在固有的语法规则，而人类极其复杂的语言文化就是有这套法则转换而来。对人类来说，对语言的潜在掌握能力被称为语言能力，而语言行为则是描述人类对语言的实际运用，规则的有限性并不能妨碍人类语言或者语言行为的无限性的生成，人类语言的创造性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乔姆斯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来代替结构主义，其理论也并未形成完整的教学法理论，但外语教学在其理论的影响下对各种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如结构主义等进行了延伸，直接教学法和自然教学法等行为主义理论被完全颠覆，各种新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一篇文章由单词、短语和句子构成，无一例外。世界上的语言就像一篇文章，主位、述位和修饰部分组了他们的主体，其间夹杂着名词、动词和各种特征状态。各个国家语言符号的不同和发音的不同组成了其语言存在的主要差异，也就是说，文字系统之间的不同和音位系统之间的不同造就了各个国家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同。语言能力对于人来说是就必不可少的功能，不论什么人，不论其智力高低，都具备着语言能力，就如同劳动和思维在人类活动中的存在一样。任何一个健全的人，都是从儿童最初的牙牙学语开始的，之后当他们5、6岁的时候，他们可以简单的说出一些语言同成人进行交流。在本能需求的促使下，儿童会下意识的模仿承认的语言和动作，继而慢慢认识这个世界。而一旦从小学的某种语言，这种语言就会在人类的头脑中扎下永久的根基，时时刻刻的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成为你相伴一生的工具，这种工具叫做母语。学习语言的敌人就是已经掌握了的语言，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艾克斯霄所言，在人类进行第二语言学习时，根基牢固的母语往往不会有所助益，反而会成为学习路上的绊脚石。而对于有人提出的想要学好地道的外语则要先忘掉其母语这一观点，对于长期使用母语思维的人来说，用刚学不久的外语思维去代替母语思维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便开始同过语言应用学与外语教学之间的关系，以期找到更加适合人类进行外语学习的方法。 人类进行的各种语言教学活动，其目的都是能够更好地进行语言活动，而连接二者的桥梁，就是应用语言学，在语言教学中，语言学的应用尤为重要，即使如此，它依旧无法取代语言教学。作为应用语言学家，他们所关心的是解释语言结构技术模式的产生和外语教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