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今译问题
林焘讲
近几年来，古文今译颇为盛行，这确实是提高阅读古文能力的一种很有效的办法。把一篇古文译成现代汉语，就不能不逐字逐句地推敲，避免了读古文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毛病，尤其是对一些初学古文的人（例如中学生），与其让他们去死记古汉语中某个虚词有多少种用法，不如选一些浅近的古文，让他们塌塌实实做一些古文今译的练习，从实例中去体会古今语言的变化。因此，如何提高古文今译的水平，也是目前语文工作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今天愿意和同志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谈古文今译，首先必须明确一个问题：由于时代的差异，任何高明的译者都不可能让译文在语言运用的各个方面都和原文一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运用语言的特点和风格，古代写文言文，现代写语体文，其间的差别不只表现在某些词义或句式的变化上，如果只是这样一点点差别，那就只要变换一些词和句式，就可以和原文完全一致了。实际自然并非如此，古人的社会背景、道德观念、思想方法和与情感表达等等方面都和今天有很大的距离，这些都必然要反映到语言的运用和表达的方法上，其中有一些可以说是很难用现代的语言译过来的。旧社会子女给父母写信，有一些文言套语，开头是“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结尾是“儿某叩禀”，这些套语反映出当时的伦理关系，就无法用现代汉语译出来，如果硬译，必然不伦不类，滑稽可笑。文章本是表达思想的，任何一篇古文都必然渗透着当时人的思想感情，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词句可以译成现代的，思想感情和社会背景可没有办法也变成现代的。何况，只就古文来说，汉魏的风格不同于唐宋，唐宋的风格不同于明清，把它们都译成现代汉语，这种时代的语言风格差异就无法表现出来。甚至同一时代的古人，例如韩愈和柳宗元，个人语言风格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译成现代汉语，这种个人差别也是很难重现的。
正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古文今译以后，有时就会让人感到没有原文流畅自然，浑厚有力。如果因此认为现代汉语的表达能力和艺术感染力反而不如古代汉语，就是极不正确的了。各时代有各时代的语言特点和风格，是无法强求一律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1）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离骚》）
〔译文〕我本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号叫伯庸的是我已故的父亲。太岁在寅的那一年正月，庚寅那一天便是我的生辰。（郭沫若《屈原赋今译》）
这是屈原《离骚
》开头的四句，郭沫若的译文相当忠实于原作，不但象原作一样要求各句的字数对等，连韵脚的位置也和原作相同（原文“庸”和“降”在上古是押韵的，译文也在同样的们置让“亲”和“辰”押韵）。但是我们读起来总感觉不如原文浑厚朴实，铿锵有力，这并不是现代汉语不如古代，而是语言的时代差异的影响。例如，原文隔句用“兮”，是楚辞一大特色，就很难用现化汉语译出来。如果译成语气词“啊”，不但韵味全失，而且显得轻浮造作。译文索性不译，显然是经过考虑的。又如第三句“摄提贞于孟陬兮”，包含着一些典故，很不好懂。“摄提”即“摄提格”，上古称甲子逢寅的年为“摄提格”。“贞”是“正，当”的意思。“孟陬”是正月的别名，夏历的正月是寅月。全句的意思是“寅年又正在寅月”。下句“惟庚寅吾以降”明说自己是庚寅日出生的。两句连起来，是说屈原是在寅年寅月寅日出生的，生辰八字特殊。郭沫若的译文就是在这么复杂的考证背景下译出的，和原文差别很大。也许在屈原的时代，“摄提格”指寅年，“孟陬”提寅月，是普通常识，一看就明白；也许屈原故意用两个当时也不常用的年月别名把自己的生辰特点隐藏在里面；这些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得知了，翻译时自然无法完全符合原意。郭沫若的译文虽然经过了反复推敲，但仍然没有把“正月”是“寅月”这个特点表达出来。总之，由于时代的差异，遇到这种情况，译文就只能变通一下（如果把第三句直译成“摄提格正在孟陬月，庚寅那天我降生”，是没有人能懂的），既然需要变通，有时就不免和原文的语言特点有比较大的出入，这是没办法的事。有了以上的理解，就不会对译文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了。
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一篇古文，也没有做过古今语言对比的研究，按说是没有资格谈这方面问题的，只是这几年古文今译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由于专业的兴趣偶而翻阅过几篇，感到其中有些问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于是不揣浅陋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可以分以下三个问题：
（一）准确理解 准确表达
进行古文今译，起码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必须对原文有准确的理解，另一方面必须能用合乎规范的现代汉语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如果连原文的意思都理解错了，自然就谈不到用现代汉语准确地表达了。这道理很简单，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下面举两个例子：
（2）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
〔译文〕看到它生就不忍看到它死，听见它叫就不忍吃它肉，
这是君子远远离开厨房的原因。译文没有注意到古汉语的形容词有使动用法（如：“正己”是“使己正”，“苦其心志”是“使其心志苦”），不知道原文的“远庖厨”是“使庖厨远离”的意思，并不是指人“远远离开厨房”。
（3）则千里虽远，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荀子·修身》）
〔译文〕那末千里虽然很远，也不过是或者慢，或者快，或者先，或者后，怎么会不可能达到呢。译文看起来很通顺，但是没有了解古汉语的“或”是代词，相当于现代的“有的”，而不是“或者”的意思（“或曰”相当于现代的“有人说”，而不是“或者说”）。
由于误解原意而译错的例子是相当多的，这主要是古汉语水平问题，例子不必多举。有时对古文原意理解虽然准确，但没有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则主要是现代汉语水平问题，比较常见的是受原文用词造句的束缚，没有注意译文要合乎现代汉语的规范。例如：
（4）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左传·隐公元年》）
〔译文〕姜氏有什么满足，不如早给他安排个地方，别让他的影响蔓延开。译文把“姜氏何厌之有”译成“姜氏有什么满足”，语法结构和原文基本一致，但是现代汉语并没有这么说的，读起来感到语意含混。这种地方只能略略变通，比如改译成“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就符合现代的说法了。
（5）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史记·项羽本纪》）
〔译文〕现在沛公首先打垮秦国进入咸阳，秋毫不敢沾染，封闭了宫室，退兵到霸上，等候大王来。原文“毫毛不敢有所近”是秋毫无犯的意思，译文译成“秋毫不敢沾染”，就不妥当。现代汉语里，“沾染”的必然是坏事情，“秋毫”是不能说沾染的，这是词语搭配不当，可能也是受到了原文的束缚，如果改成常用的成语“秋毫无犯”，就可以避免这毛病了。
（6）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礼记·檀弓下》）
〔译文〕孔夫子路过泰山旁边，那里有个女人在坟地上哭的，哭得很伤心。译文看到原文“有妇人哭于墓者”最后有一个“者”字，又以为“者”在现代只当“的”讲，于是就硬套原文，译成“有个女人在坟地上哭的”，以为这才算忠实于原文。其实这样译有两层错误：首先，现代汉语根本不能这样说，必须去掉“的”才通顺；其次，原文的“者”根本不当“的”讲，而只表示一种提示的语气（象“有颜回者”“昔者”等等，都是表示提示语气，这类“者”
字都绝对不能译成“的”）。
（二）比较异同， 忠实原作
现代汉语虽然和古代汉语有较大的差异，但究竟是来源于古代的，如果细细比较，总会发现用词和造句的方法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且往往多于相异的地方。在翻译时应该首先比较原文和现代汉语的异同，相同的地方，有时可以一句对一句，甚至一个字对一个字地翻译，只要译文通顺，没有必要，就不必变动。例如：
（7）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左传·僖公三十年》）
〔译文〕我不能早用您，现在国家危急才来求您，这是我的过错。
（8）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史记·陈涉世家》）
〔译文〕吴广素常爱护别人，士兵中很多人愿意为他出力。将尉喝醉了酒，吴广故意多次扬言要逃跑，使将尉愤怒，让他侮辱自己，借以激怒群众。这两个例子的译文和原文的句法结构基本相当，词序基本相同，用词也大致是一对一的关系，可以算是一种译的方法。这种译法能保持原文用词造句的特点，比较容易反映出原文的语言风格。有的译文不大注意古今相同的一面，译法过于灵活，明明可以直译的地方却做了不必要的用词或造句上的更动。例如：
（9）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韩非子·五蠹》）
〔译文一〕希望再拣到碰死的兔子。结果当然不能再得到兔子，这年事却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
〔译文二〕希望再得到兔子。兔子是不会再得到的，而他自己却被宋国人所嘲笑。
〔译文一〕对原文的用词造句做了一些更动，〔译文二〕基本上采用了直译的方法。比较起来，〔译文二〕要比〔译文一〕更能准确地表达出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又何必做那些不必要的更动呢。
（10）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上大夫而己。（《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译文一〕盘庚迁都的时候，不只是朝廷上士大夫反对，老百姓也有埋怨的。
〔译文二〕盘庚迁都，百姓都埋怨，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而已。
〔译文二〕基本上用了直译的方法，能比较准确地表达原意。
〔译文一〕对原文做了比较大的更动，连句子的次序都改变了。这种更动完全是不必要的，甚至影响到表达的准确性。例如，原文只指出埋怨的不只是朝廷士大夫，并没有说朝廷士大夫是“反对”，老百姓是“埋怨”；原文是说老百姓都埋怨，并不是说老百姓也有埋怨的。译法过于灵活，不完全符合原意，自然是不妥当的。
古今用词造句相异的地方自然也很多，这里无法一一缕举。一般说来，古汉语的表达方式要比现代简略得多，有一些古文的表达方式如果用直译的办法，就会感到不通顺甚至不好懂，需要增加一些原文没有的词语或句子，才能把原文的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11）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不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五蠹》）
〔译文一〕上古的时候，人口少而禽兽多，人民禁不住禽兽虫蛇。
〔译文二〕上古时代，人少禽兽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
〔译文一〕用直译的办法，读起来感到不通顺。〔译文二〕加上“的侵害”，就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了。
（12）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译文二〕你知道什么？六七十岁，你墓上的树木两手合抱了！
〔译文二〕你懂得什么？如果你只活到六七十岁，墓上的树木现在也该长到两手合抱了！
〔译文二〕增加的词语比较多，但能比较准确地表达原意。如果象〔译文一〕那直译，反而不知道“六七十岁”说的是什么了。
（13）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严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左传·隐公元年》）
〔译文一〕到庄公做了国君，替他请求制。庄公说：“制是险要的地方，虢叔死在那里，其他地方一定听吩咐。”
〔译文二〕到庄公做了国君，姜氏替共叔段请求把制这个地方给他。庄公说：“制是险要的地方，当初虢叔就是死在那里的，不宜于给共叔段，其他地方一定听从您的吩咐。”
古文中句和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不明确地表达出来，要靠上下文细细体会。〔译文一〕用直译的办法，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感到句和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够清楚。〔译文二〕增加一了些词语，还增加了“不宜于给共叔段”这样一句话，各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比较明确，读起来也就好懂了。
在必要的地方增加一些原文没有的词语或句子，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译出原文。如果不增加就能把原文的意思表达清楚，自然就不应该任意增添。有些译文在这方面注意不够，往往把一些不必要的词句加进去。例如：
（14）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陶渊明《桃花源记》）
〔译文一〕桃花源里的人见到渔人，很吃惊，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渔人把自己的经过详尽的告诉他们。于是便邀请渔人到家里做客，杀鸡摆酒席招待他。
〔译文二〕见到渔人，都非常惊讶，问他是从
哪里来的。渔人把经过仔细说明。于是就邀请他到家里，备酒杀鸡来款待。
〔译文一〕增加了许多原文没有的词语，其中有不少是不必要的，把“设酒杀鸡”译成“杀鸡摆酒席”也不尽合原意。比较起来，〔译文二〕就显得简洁准确得多。
（15）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译文一〕赵国国王跟以大将军廉颇为首的众位大臣商量：想把这块宝玉让给秦国吧，又恐怕秦国那些城池不能够到手，白白地上当受骗；想不给秦国吧，又担心秦国的大军马上冲杀过来。
〔译文二〕赵王和大将军廉颇等大臣商议：如果把和氏璧给秦国，怕秦国的城池得不到手，白白上当；如果不给，又怕秦兵立刻杀来。
原文“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并没有说廉颇是诸大臣之首，〔译文一〕套用现代常用的格式，硬改成“以大将军廉颇为首的众位大臣”，增添词语反而歪曲了原意。〔译文二〕采用一对一的译法，就很妥当。其他各句，〔译文二〕也都比〔译文一〕高明一些，可以对比参看。
（16）愬亲行视士卒，伤病者存恤之，不事威严。（《资治通鉴·唐纪》）
〔译文一〕李愬在军中，时常下去了解战士们的情况，看见病号和受伤的人，总是亲切慰问，端汤捧药，一点架子也没有。
〔译文二〕李愬亲自下去视察兵士，对受伤和患病的人亲切慰问，不摆架子。
〔译文一〕看去译得细致生动，实际上有许多词语都是硬加上去的，原文并没有“端汤捧药”的意思，也凭自己的想象加了进去，看似生动，实际是没有忠实于原作。如果不能忠实于原作，译得再生动，也不能说是成功的。〔译文二〕老老实实地翻译，简单明了，反而能把原文的语气表出来。
（三）语言生动，保持特色
一篇好的译文，除了能把原文的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以外，还应该尽量做到译文生动，使原文的语言风格特点在译文中再现出来。上文已经谈到，由于时代的差异，译文是不可能把原文的各方面特色完全表现出来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降低了对译文的要求。所谓译文生动和保持原文的语言特色，只不过是准确表达的较高要求而已。在这方面，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的。
古代汉语语气的表达方式和现代不尽相同，在翻译一句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原文的语气，尽量用现代汉语把它表达出来。
（17）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柳宗元《封建论》）
〔译文一〕周朝败亡的原因，不外乎这个罢了。
〔译文二〕周朝所以灭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给合原文的上下文来看，柳宗元对“周之败端”确实是做了很肯定的解释，〔译文一〕并没有错。但是，原文是用一种推测的语气“其在乎此矣”来表达这种肯定的解释的。这种表达方式在现代汉语里也常用，〔译文二〕把这种语气也译了出来，不但比较生动，也比较准确。
（18）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
〔译文一〕今天假使谁要用古代先王的政策来统治现代的人民，那都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样的愚蠢。
〔译文二〕今天还想用先王的一套办法来统治当代的人民，就都是守株待兔一类的人。
原文“皆守株之类也”语气比较含蓄有力，〔译文一〕加上原文原没有的“跟……一样的愚蠢”，把含蓄的意思完全的点明，就没有能保持原文的语言特色。〔译文二〕并没有增添许多词语，反而能把原文含蓄简炼、意在言外的语气表达出来。
用语气词表达全句的词气，这是古今相同的。但古汉语语气词所表达的语气和现代汉语并不一一相当，在翻译时不能拘泥于语气词本身的对译，要根据原文的语气来确定是否仍旧用语气词来表达。例如：
（19）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之不可圬也。（《论语·公冶长》）
〔译文一〕腐烂的木头是雕刻不得的呀，粪土的墙是粉刷不得的呀。
〔译文二〕腐朽的木头的是无法雕刻的，粪土似的墙是无法粉刷的。
原文两个“也”主要是表达判断语气，并不带有很强的感情色采。〔译文一〕只求语气词两两相当，把两个“也”都对译成“呀”，结果语气的感情色采过重，反而失真。〔译文二〕并不把这两个“也”字对译出来，倒能比较准确地把原文的语气表达出来。
自然，古汉语的“也”除表示判断语气外，有时确实还带有比较强的感情色采，这要根据上下文才能确定，如果确实如此，就应该用现代的“啊、呀、哇”等把这种语气译出来。例如：
（20）恶！是何言也。（《孟子·公孙丑上》）
〔译文一〕哎！这是什么话！
〔译文二〕哎！这是什么话呀！
这是孟子和他的弟子公孙丑辩论时动了感情说的话，〔译文一〕也能把这种感情色采译出来。但原文前面用“恶”，后面又用“也”煞尾，感情色采比较强，〔译文二〕的最后加上语气词“呀”，就更能把原文的语气表现出来。
比喻和夸张是使文章生动常用的修辞手法，这点古今是相同的，在翻译时一般只需要把原文的比喻或夸张直接译成现代汉语，不必改动。例如：
（21）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译文〕燕子和麻雀哪里能知道大雁和天鹅的志向呢！
（22）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译文〕头发上竖，眼角裂开。
例（21）是比喻，例（22）是夸张，直接译成现代汉语，修辞作用一点也没有变化。
但是，古今的修辞手法也并不完全相同，有一些古代修辞手法直译成现代汉语，会感到不够流畅，甚至不好理解。这时就只能灵活翻译，不必受原文修辞手法的约束。例如：
（23）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译文一〕我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才嫁，就只好找木头去了。
〔译文二〕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再等这么些年才嫁人，就只好进棺材了。〔译文一〕把“就木”直译为“找木头去”，似乎是保存了原文的修辞特色，但这种表达方式在现代汉语并不存在，很不好懂。〔译文二〕比较灵活，改译成“进棺材”，更能把原文生动、风趣的特点表现出来。
（24）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柳宗元《封建论》）
〔译文一〕人类在它的开始阶段和万物同生，那时草森丛生，鹿猪乱跑。
〔译文二〕人类的开始时期和万物同生，当时草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奔跑。
原文“鹿豕狉狉”中的“鹿豕”显然是用来指代一般的野兽，〔译文一〕直译成“鹿猪”，虽然正确，但这种指代方法在现代汉语很少用，读起来生硬不自然。〔译文二〕放弃原文的修辞方式，直接用“野兽”，反而清楚明白。
排比句也是古今都常用的修辞方式，古汉语构词方式比较简单，句式变化比较少，便于使用排比句，除了韵文以外，一般散文中也大量出现排比句。由于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把这些排比句都译成现代汉语的排比句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还是应该尽量把原文这方面的特点保存下来。尤其是原文读起来铿锵有力的排比句，更应该字斟句酌，在译文中把它反映出来。例如：
（25）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李斯《谏逐客书》）
〔译文一〕因此，太山不拒绝土壤，才能变成那样大；江河大海肯容纳细小的水流，才能达到那样深；做君王的不拒绝一切民众，才能使他的道德发扬光大。
〔译文二〕所以太山不放弃微小的泥土，才能形成它的巨大；河海不排除细小的水流，才能达到它的深度；国君不脱离广大的群众，才能显扬他的德
行。
从全面来看，两种译文各有优缺点，但只就保存原文排比句的特点来看，〔译文二〕显然比〔译文一〕多下了一些功夫。
（26）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出师表》）
〔译文一〕只想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并不企图飞黄腾达，使名声传播到诸侯之中。
〔译文二〕只求在乱世里苟全性命，不想在诸侯中显身扬名。
〔译文一〕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词语，不能把原文排比句的特点保存下来。〔译文二〕重视原文读起来铿锵有力的特点，在原文排比句的基础上翻译，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语言形式来看，都是比较接近原文的。
以上谈到古文今译应该注意的三个问题，完全做到，自然很不容易。除了不断提高自己阅读古书的能力以外，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不断实践，积累经验，才能够逐步达到上述的要求。
最后，附带谈一谈译文现代化问题。所谓古文今译，主要是把古代的语言译成现代的，无论怎样翻译，所译的内容终究是古代的事物和古人的思想，绝对不能因为语言用了现代的，就把古代的事物和古人的思想也现代化了。在翻译时如果遇到古代特有的事物名称以及地名、官名等等，都应该尽量维持原状，宁可加注说明，也不要任意改用现代的名称。例如：
（27）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资治通鉴·唐纪》）
〔译文一〕让他挂着刀巡逻警卫，自由进出司令部。
〔译文二〕让他佩挂刀巡逻警戒，出入营帐。
〔译文一〕把“帐中”译成“司令部”，虽然很容易懂，但是过于现代化，和原文的风格非常不一致，何况古代“帐”和现代“司令部”的含义也相差甚远。〔译文二〕译成“营帐”，既好懂，又和原文的风格完全一致。
至于古代有关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概念名称，就更不宜于为了译文生动而任意比附，改用现代名称。例如：
（28）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韩非子·五蠹》）
〔译文一〕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多，法制就要败坏；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少，国家就要贫弱。
〔译文二〕从事智谋活动的人多，法制就要遭到破坏；从事耕战的人少，国家就会贫穷。
〔译文一〕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来译原文的“事智者”和“用力者”，这是很不妥当的，现代汉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有特定的含义，是古代不可能有的。这种译法只求字面上现代化，看去通俗易懂，实际上歪曲了原意。〔译文二〕根据原文上下文的内容和韩非子的思想译成“智谋活动”和“耕战”，并没有用现代
化的词语，更能把原文的思想比较准确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