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明代的南京城（中）
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到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明朝在南京建都的时间总共53年，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作为明初国都所在，南京既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一）明代南京城内布局
（1）靖难之役
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1377～？）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之初，在大臣的提议下开始削番。
1399年，燕王朱棣采取行动，杀死了朝廷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靖难之役”。
（2）城内三大区域
洪武年间，南京有长安街、大通街、大市街、大中街、三山街等20余条大街，纵横交错，贯通全城。在全城街区里面，错落有致地分布着皇宫、官署、工商、民居、仓储、文教等区。
明代南京城内布局，大致可以分为东部皇宫官署区、南部工商业和居民区和西北城防仓储区。城东部大中桥以东，南至正阳门，北至太平门，是皇城和宫城所在，也是主要的中央衙署区。城南一带为南唐至宋元以来的旧金陵城范围，自六朝以来就是人烟稠密、百货云集之地，明代仍然是主要的工商业和居民区。城西北自鼓楼起直到石城门、定淮门、仪凤门和金川门一带，濒临长江，丘陵起伏，利于防守，因此被辟为主要的城防区。
（3）贵族府第
功臣、官僚和其他贵族的府第，也大多位于城南和城中。如徐达中山王府位于今瞻园路，常遇春开平王府位于今太平南路杨公井以东常府街。今中山东路之北的“邓府巷”和城南的“信府街”，分别是功臣宁河王邓愈和信国公汤和的府第。
（4）祠庙
明代南京城里最著名的祠庙是十庙，十庙是指功臣庙、历代帝王庙、武庙（关羽庙）、城隍庙、真武庙、蒋王庙、卞壸庙、刘越王庙（南唐大臣刘仁瞻）、曹武惠王庙（北宋大将曹彬）和元福寿庙等，都建于鸡鸣山南。
（二）“秦淮灯火甲天下”——明代南京的城市经济
从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到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明朝在南京建都的时间总共53年，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
1398年朱元璋病逝，建文帝朱允炆（1377－？）正式即位。1403年，明成祖朱棣（1366－1424）即位，年号永乐。明成祖朱棣于1421年迁都北京，但仍在南京保留了皇宫和六部衙门，称为“留都”。
（1）明代南京的人口
作为明初国都所在，南京既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永乐迁都以后，南京作为“陪都”，其地位依然高出于一般的城市。
在洪武、建文和永乐三代，南京城的人口一直保持在40万人左右，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
（2）明代南京的手工业
丝织业：关于明代南京的城市经济，较宋元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全城共有100多个
行业，其中与丝织业有关的就达20多个。丝织业在南京的官营手工业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明代皇室所用的各种丝织品，以及赏赐臣下的和向国外赠送的绸缎等，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南京织造的。“提督织造官”负责监造官府用的各种锦缎、素缎和绫、罗、绢、纱等产品。
造船业：明代南京造船业非常发达，以龙江关（今下关）的龙江宝船厂最为著名。龙江宝船厂遗址位于南京河西三汊河，当年为郑和下西洋建造航海宝船，是六百多年前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基地。
铸钱业：明代的南京，是全国铸造铜钱和印制纸币的中心。明朝正式建国后，在今新街口南的娃娃桥一带设有“宝源局”，专门负责铸造钱币。1374年，在南京设置宝钞提举司和南京印钞局，大量印制纸币“大明通行宝钞”。明代南京宝钞库遗址，就在今夫子庙前文德桥附近钞库街。
土特产：孝陵卫的“卫绒”、烧酒和“马陵瓜”，附近灵谷寺的樱桃，秣陵关以丝织业闻名，陶吴镇则以竹刻和印刷而著称。南京是明代制扇业的中心，“金陵折扇”闻名于天下。烤鸭和烤鹅原是南京各王府和酒楼中的名菜，后来由于都城北迁而传到北京。
（3）明代南京的商业活动
明代南京的商业活动，大部分是在街道两旁的廊下进行的。当时城内主要的街道两侧都建有“官廊”，在廊下买卖货物，并可遮避风雨。因此，南京有不少旧地名都是用“廊”来命名的。
当时最繁华的地区是三山街，这是南唐和南宋的御街所在，并以承恩寺（在今内桥东南，王府园之南）一带最为热闹。在应天府的内外，设有大小市场几十处。
1372年元宵节，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下令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盏，相传为一代盛事，号称“秦淮灯火甲天下”。
（三）郑和下西洋
明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与南京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七下西洋”时的基地也就是在南京。
（1）郑和下西洋的经过
郑和本姓马，云南回族人，明太祖时被选到南京当太监，派他去侍候燕王朱棣。成祖即位后受到重用，命他出使海外各国宣扬明朝的德政，并进行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往来。
从永乐三年（1405年）起，一直到宣德八年（1433年）止，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先后7次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等地区的近40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索马里和肯尼亚，航程10万余里，历时28年。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比欧洲航海家远洋航行还早半个世纪。
（2）郑和下西洋的南京遗迹
郑和下西洋在南京所留下的史迹，比较著名的有龙江关（今下关）三汊河附近的龙江宝船厂、狮子山附近的静海寺和天妃宫遗址。
（3）中外往来
通过郑和等人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南亚和西亚有二三十国纷纷与明朝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其中满剌加（今马六甲）和浡泥（今北加里曼丹和文莱一带）两国与明朝的关系最为密切。
（四）明代南京的科学文化事业
明初，明王朝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江山，消除元代北族文化在民间产生的影响，利用上层的传统士大夫文化对人民进行宣传教化。
（1）国子监和应天府学
明太祖朱元璋对教育十分重视，大力发展官学。今天的夫子庙一带，元代为集庆路学。1366年，明代朱元璋在此建立国子监（或称国子学），后于1381年在鸡鸣山下建立国子监，就将此处改为应天府学，江南贡院的号舍达两万多间，每次可容纳考生两万多人，其规模之大，居各省之首。
国子监学生的学习内容，以儒家的四书和五经为主。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诗经》、《书经》、《易经》、《春秋》和《礼记》。
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就是在南京国子监编抄成书的。
（2）雕版印刷业
明太祖朱元璋又下令将南方各地宋元以来的书版集中到国子监，大量编辑和出版书籍。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仍然保留了南京的国子监，简称为“南监”，所印的书籍称为“南监本”。
朱元璋调集浙江、福建等地印刷工人，在南京刻印了《元史》、《元秘史》、《明大诰》、“大藏经”等多种书籍，南京成为当时全国最主要的官营印刷业中心。
从明代中期起流行“饾板”和“拱花”等用红、黑两色套印书籍，并且出现了多色套印的彩色木刻画。彩色套印技术也以南京的徽州刻工技术最精。其中最著名的是侨居金陵的徽州人胡正言和他主持刻印的《十竹斋画谱》与《十竹斋笺谱》。
（3）观象台（钦天台）
在明代南京国子监北面的鸡笼山上，设有明代的“观象台”，由“钦天监”管理，又名“钦天台”，所以鸡笼山在明代也叫“钦天山”。1385年，朱元璋将观象台扩建为国家天文台，比世界闻名的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建于1675年）还要早290年。明代的天文观测仪器浑仪、简仪和圭表现存于紫金山天文台。
明朝初年时还在南京聚宝山（今雨花台）上设有另外一座观象台，由“钦天回回监”管理，吸取阿拉伯人的天文学成就而建成。明代南京的出版物中，也有《回回历法》一书。可见当时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也是很密切的。
明代九边详解 朝建立后，逃亡北方边塞以外的北元仍不时骚扰，严重威胁着明朝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北部边防，屡次派将北征，同时，明 还分封子朱棣、朱权等将重兵驻守北部边塞。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九边，亦称九镇。边：边墙、长城。明万里长城东起丹东的鸭绿江，西止祁连山下的嘉峪关，绵延万余里。分九个区域管辖，每“边”为一“镇”，被称为九边重镇。初设于明成祖时期,经洪熙、宣德、景泰、天顺、成化各朝,至明孝宗弘治年间设置完成。明嘉靖年间，为加强京城的防务和保护帝陵（明十三陵）的需要，又在北京西北增设了昌镇、在北京西南增设了真保二镇，共计为十一镇,合称为"九边十一镇"。 九边各镇设镇守总兵官、副总兵官、参将、游击将军、守备、千总、把总等官，无品级、无定员。其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分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此外，又有提督、提调、巡视、备御等官。各镇都驻有重兵。万历中期，各边仅主兵就有六十万左右；还有为数甚多的客兵。如蓟州镇，隆庆时，主兵原额为三万人，万历初连客兵在内达十六万五千余人。各边为进行备战与士兵给养所需的军饷，初多仰给于屯田，正统后，逐渐由京师太仓供应。各边额数，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间，每年约四十三万两；嘉靖（1522～1566）时的最高额，每年为二百七十余万两；万历（1573～1620）时，每年则达三百八十余万两，相当于明朝每年田赋收入的总数，成为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的重要原因。九边之设，使明朝北部边塞形成一条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广袤万里、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北方防线。对加强北部边防，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明朝为此加饷加税，尤其在明中叶以后，使人民负担沉重；而各级军官的残酷盘剥，又使饷银短绌，军士往往因生活无着而发动兵变。 九边建置次序为甘肃建于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宁夏建于建文四年八月，宣府建于永乐元年，大同建于永乐十二年，辽东永乐十三年已建镇，延绥建于天顺二年，固原建于成化四年，蓟镇建于成化十二年，山西镇建于弘治十九年。每镇的建立、分别管辖的长城范围、总兵驻地及官兵人数如下： 1.甘肃镇总兵驻张掖。管辖的长城东起兰县（今兰州），西至嘉峪关祁连山下，全长八百公里，全镇官兵名额九万一千五百七十一人。甘肃“以一线之路，孤悬西北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正处蒙古、吐鲁番及南方少数民族交通之要地，为明朝北部边防之右腋，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而吐蕃在明初也与明朝处
中国茶文化文献综述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滥觞期。 中国茶文化的漫长足迹，印进了中国先秦典籍的字里行间。虽然对于这些零星记载，由于时代的变迁，用词的变更，认识的不同，也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但专家学者们一致推崇，并在世界茶史上具有不可动摇地位的唐代陆羽《茶经》，对先秦的茶事则是首肯的。南北朝之后，关于茶事的记载逐渐增多，特别是有关南北饮茶习俗的不同，时人饮茶追求的轶事，有了更多的文化意味和价值。 气度恢弘、舞台壮阔的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定型期。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也融汇了更多的茶文化内容，反映了更广阔的生活画面。不仅陆羽、皎然、卢仝等终身许茶者有颇多茶诗，连文坛大诗人李白、白居易、皮日休等也有茶诗名篇传世。这种流风遗韵，影响到其后。 宋辽金元和明、清时代，都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发展期。 在这跨越几个朝代的950来年中，茶文化典籍文献的进展和风貌又是各不相同的。宋代近30种茶书，记载了这一时代茶业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载了程序繁复、要求严格、技巧细腻的宋代斗茶;丁谓的《i匕苑茶录》，记载北苑园焙之数和图绘器具，以及叙述采制入贡法式;蔡襄的《茶录》记载斗茶时色香味的不同要求，提出斗茶胜负的评判标准，追求整合技巧和审美内涵的统一，都是当时有影响的茶书。明代50多部茶书相继问世，成为中国古代茶书数量最多的时期。朱权《茶谱》论"清饮之说"，把品茗作为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贯穿着求真、求美、求自然的追求，其所持之说，被称为"朱权茶道"，并予日本茶道以影响。明代茶书关于茶具艺术和烹茶技艺的载录，更多地表现出创新精神。而清代虽然饮茶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200多年间仅有茶书10多种，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
明代九边的文献综述 明代九边军事城镇文献综述明朝时，朱元璋把北元驱逐到漠北后，北元势力虽然分裂成两部分，但仍然非常强大。它的两个部分，瓦拉和鞑靼，一直是明朝最大的敌人。因此，防御北方边疆一直是明朝军事战略的核心，即使在东北女真族崛起后也没有改变。此外，九面是北方边防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面。九边是明朝为抵御蒙古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建立的九个边境地区。它叫九边北部边境沿线有几个重要的军事城镇。明初为九镇，后发展为九边十三镇或九边十六镇，俗称“九边”古今中外，九方研究一直在进行。在古代，较为著名的有明代徐伦的《九边图论》、明代韦欢的《明代九边考》、明代应宗的《大一统》、清代孙承泽的《春秋梦》。近代比较著名的有毛沛琦、王力的《中国通史——中国明代军事史》、肖立军的《明朝中后期九边军制研究》、彭勇的《基于边防军沿革的明代北方防御体系研究》、的《明史探索》、赵的《明代九边军制研究》、莫雨英《明蒙关系研究——基于明蒙双边政策和明朝对蒙古的防御》，张德新《明史研究稿》和毛玉陈《明代西北边城论》。与此同时，国外许多学者也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日本是最突出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田村的《北明防御体系》和松本的《北明防御体系研究》等。大多数学者对九边军事城镇的形成时间和序列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差异源于明代对这一制度的错误描述以及不同学者对明代军事城镇定义的不同理解。以下是我对每个观点的详细解释一、明代九方的形成时间和顺序《明史》说:“元人北返，屡求复兴永乐迁都北平，北平三面封闭。正统之后，敌人遭
受的苦难越来越多。因此，在明朝末年，边防非常森严。鸭绿江东起，西至嘉鱼，绵延数千英里，分割土地以保卫政府。起初，辽东、傅玄、大同、延绥四镇相继建立，宁夏、甘肃、冀州三镇相继建立，太原总兵负责地方事务，三边政府设在固原，又称二镇，共九边。“1据认为，经过四镇、七镇、九镇的演变，顺序是大同、辽东、傅玄、岩水、宁夏、甘肃、冀州、太原(岩头统治下)和固原《明史》的记述是从许论的《明太祖九面》抄来的，但现在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范的观点是:“九边是从洪武七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形成于弘治年间，最终定制于嘉靖初年。”另一位学者魏占斌指出:“九边的设置始于明朝成祖时期，完成于明朝孝宗时期。”。他还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该时间表仅限于空间，目前没有执行。3最近，俞墨英博士在他的论文中提出:“边镇创建于洪武年间，边镇制度基本形成于永乐年间，最终形成嘉靖九边洪武年间，在明军与北方统一的过程中，明朝废除了各地的元制，建立了新的行政和军事机构——都司卫府，并在九边创建了第一批重要城镇。“顺序是北平、大宁、辽东、傅玄、大同、宁夏和甘肃4而赵博士的论文提出:“明九边建于洪武二十五年，完成于嘉靖年间”根据成立时间，分别列出甘肃镇、宁夏镇、傅玄镇、大同镇、辽东镇、冀州镇、岩嘴镇、陕西镇(xi安)和山西镇(太原)。”5日，樊虎博士说:“北方九面军镇始于洪武元年的北平镇，终于永乐元年的傅玄镇九个边防军事城镇的顺序是北平、大同、Xi、太原、辽东、甘肃、大宁、宁夏、冀州和傅玄此外，还有于、肖力军、梁妙泰、彭勇等学者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在此不再赘述。12
毕业设计文献综述 工业设计 坐具设计 一、前言 芬计师塔佩瓦拉((Iimari Tapiovaara)曾说：“椅子的设计是任何室内设计的开端。”椅子设计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类家具的设计皆能触类旁通、迎刃而解。因为首先一个基本概念是：没有任何物品的设计与人类的密切关系能超过椅子；同时，也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家具在创造和销售上达到椅子这样的广泛性[1]。 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在椅子的设计、创造、革新上所进行的探索和努力超过了任何类型的家具。任何一位设计师通过一张椅子的创作，同时也在演绎着椅子本身特殊的需求和功能。在实用设计的层面上，一件椅子的设计与创作要与人们心理与生理产生联系，以及考虑座椅的造型和材质。与此同时，还必须联系到使用者在知识、情感、美学、文化等精神层面上的特殊需要。在另一方面，就是设计与制造、工艺、结构之间的基本联系。 现代文明的高度发达，信息文化的广泛传播，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需要“多元化”的设计来满足变化快、需求多、品味高的生活方式[2]。而坐具是家具中与人关系最密切的器具，所以坐具的设计也要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而进步，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坐具的设计不仅要在功能上得以改善和提高，还应在外观上得以突破，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也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二、主题 （一）坐具概况 1.坐具的发展历程 （1）椅子的发展过程 椅子的名称源于唐代，而椅子的形象则要追溯到汉魏时北方传入的胡床。唐代以
前椅字，多指车上的围栏，其作为人在乘车时的依靠，起安全围护减轻疲劳作用。后世椅子的形式就是受此启发而形成的。从现存资料看，唐代的椅子已相当华丽。如：在《历代帝王像》中唐太宗所坐的椅子就十分精制，四条直腿，带束腰，棱角处起线，上侧安托角牙，后背部立四柱，中间两柱稍高，项上装弧形塔脑，两端长出部分雕成龙头。扶手由后中柱绕过边柱向前兜转搭在前立柱上，扶手与坐面中间空当嵌圈口花牙。扶手尽端亦雕成龙头，与后背搭脑融为一体。坐面附软垫和衬背，前设脚踏[3]。 五代至宋，出现了靠背椅、扶手椅、圈椅等新的形式。 明代的椅子类型丰富多彩，有宝座、交椅、圈椅、官帽椅、靠背椅、玫瑰椅等多种形式。清代由于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椅子出现了雕饰，成为家具中的珍品。 明代晚期，出现一种坐面以下采用鼓腿膨牙带托泥的圈椅。明代圈椅的椅式极受世人推崇，以至人们把圈椅亦称为太师椅，具有象征意义。 （2）凳子的发展过程 凳子的出现和椅子大体同时，魏晋时期，我国家居生活已经开始使用凳子。此时流行一种圆墩的坐具，形式为两端大、中间细，上下为平面。 唐代中期以后，凳的类型增多。在宋摹唐周肪《挥扇仕女图》中还可看到一种月牙凳，凳的腿与腿之间的边牙上钉有金属环，每环各结彩带二束，此类坐墩显得异常精美，增加了视觉审美功能。 在五代，坐墩又出现了一种两端小中间大的花鼓形式，使用时上面再覆以绣花软垫，名”绣墩”。宫中妇女及舞乐歌女都常使用这种坐具。“绣墩”因两端各雕云纹和象征固定鼓皮的乳钉，故又名“花鼓墩”。为提携方便，有的在腰间两面钉环，或在中间开出四个海棠式透孔。明清时期的绣墩除木制外，还有蒲草编织、竹藤编织的，也有以瓷、雕漆、彩漆等材质制成。使用时不同季节用不同坐墩，冬季使用蒲墩，夏季使用藤墩，并根据不同季节铺以不同软垫和刺绣精美花纹的坐套[4]。 宋代出现了彩漆坐墩，坐墩形体宽大，呈扁椭圆形，周围开出竖向椭圆孔七个，七孔的边口正好形成七条弧形腿足。椭圆形透孔与坐墩整体的扁椭圆形形成横竖反衬，使之在造型上显得美观敦实稳重。
?明代绘画理论发展 ?明人画论的发展约分3期。 ?初期未发现论画专书,论文散见于文集或题跋原件中。如王履《华山图序》 ?中期除大量画家均有论画言论外，还出现了较完整的理论专著。代表有王世贞《艺苑卮言》；何良俊《四友斋书画论》。 ? 后期绘画论著更加繁荣，有专著（包括某一画科专著），有涉及画论的文集杂著，更有后人所辑名家论画之作。影响最大者为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与《画说》。 王履《华山图序》 ?据亲身经验重申了“师造化”的极端重要性，在对古人“宗”与“不宗”，“形”与“意”的关系问题上发表了具有辩证因素的见解。 ?“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 吴门画派论 ?何良俊《四有斋画论》； ?王世贞《艺苑卮言》 ?李开先《中麓画品》——浙派 ? ?4、徐渭论写意 ?题画诗与《徐文长全集》 ?“不求形似求声韵” ?5、董其昌与绘画南北宗论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华亭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明代著名书画家。在绘画上提出“南北宗”说，崇南贬北，标举文人画，强
调笔墨形式的独立表现，对晚明及清代绘画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著有《容太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但后三部书中所载互有异同，大概为后人各位辑录所至。 ?南北宗论的背景： ?晚明政治腐败，政局动乱，佛教尤其是南禅重新抬头，士大夫心存隐退，纷纷皈依佛教禅宗。 ?通过对禅宗的领悟，思想界从理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哲学理论有李贽提出“童心说”，戏剧理论有汤显祖提出的“惟情说”，文学理论有三袁提出的“性灵说”。 ?董其昌虔诚追求阳明心学和禅宗，经通禅理，精心寻找禅学与艺术的相通之处；他与当时的重要文人都有来往。 南北宗论要点 ?一、所属仅仅为山水画发展史，但未明确指出这一点。事实上，南北宗论的赞成者和反对者关于造化和笔墨问题的争论正是集中在 山水画领域内，新兴的、分量较轻的花鸟画和古老的人物画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二、以禅喻画，借用禅宗“北顿南悟”特点，比喻山水画的南宗崇士气、尚率真、重笔墨，不重功力。而北宗则是画工画，多板细、重功力、尚丘壑。 ?三、强调了文人山水的概念，并疏理成宗派系谱。 ?邵彦《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 ?董其昌语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 ?——《画旨》 ?
明朝九大边镇 由来： 明初, 元顺帝北逃后屯于“盖里,’开平, 北平城即过去的元大都成为元军必欲夺回的主要目标。当时, 明王朝虽然十分天下已得其七, 毕竟还没有混于一宇, 平元都是北控中原的重要步骤。元都始克时, “秦、晋未定, 滇、夏未平。”虽然洪武元年十二月由于徐达抄袭太原, 迫使元将王保保逃窜甘肃, 粉碎了元主收复北平的最初计划, 但是元人并没有甘心自己的失败, 元主也一直以不能“收复失地”为恨, 作歌日“失我大都兮, 冬无宁处, 失我上都兮, 夏无以谊署, 惟予狂惑兮, 招此大侮??”。当时, “忽答一军驻云州, 王保保一军驻沈尔塔, 纳哈出一军驻金山, 失喇罕一军驻西凉, 引弓之士, 不下百万众也, 归附之部落, 不下数千里也, 资装恺甲尚赖而用也。”转引自王剑英《萧询故宫遗录考辨》, 载北京史研究第一集, 燕山出版社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 仅明太祖洪武二年二月和六月, 元垂相也速就曾两次进犯通州。为了坚决反击, 明军集中优势兵力一直打到上都, 将元顺帝逐至漠北, 但在是年七月, 元将孔兴、脱列伯又以重兵攻大同, 欲图恢复。虽然再次被明军挫败, 但北部边患都一直使明统治者优心忡忡, 不得安宁。以致后来不断有残元势力对明朝多次进犯, 使朱元璋除了赶杀之外, 不得不采取“但保障清野, 使来无所得”皇明世法录》卷十四的办法, 来对付这些进犯。其中包括徙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十八百户散处各卫府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 为彻底消除北患, 廓清残元军事实力, 明统治者不断向漠北地区用兵, 开始采取“以攻为守”的军事战略。但至洪武五年初, 明军大将徐达、李文忠进击漠北的军事行动失利明史·徐达传》、《明史·李文忠传, 直接导致明政府确立了攻守并重的方略。翌年, “从淮安侯华去龙言, 自永平、蓟州、密云迄西二千余里, 关隘百二十有九, 皆置戍守。”《明史·兵志洪武九年, 分兵戍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口等处峰垠达一百九十六处。十四年, “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永平府志·关隘这些初步的军事设施, 均是为了对付残元军队南犯的被动措施, 从军事上来看, 还完全谈不上完善。 军事特点; 靖难之役（1399）之后, “凡天下要害之处, 专设官统兵镇守”。大明会典·兵志当时,“总镇一方者, 日镇守独守一路者, 日分守独守一城一堡者, 日守备。”此时长城沿线“皆,峻垣深壕, 烽猴相接。隘口通车骑者, 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明史·兵志即所谓“一一为乘障, 一一列戌守”。《四镇三关志并造成“边军皆屯田, 且战且守”轰辅人物考·宋呐传的局面。永乐十三年, 因明成祖朱棣已定下迁都北京的决策, 而此地三面临塞, 故边防犹重。当时明朝的北部边防, 东起鸭绿江, 西抵嘉峪关, 绵亘万里, 为防备盘踞漠北地区的蒙古诸部南下侵扰, 威胁京师北京的安全, 明政府开始正式决定采取分地防御的办法。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 陕西镇巡统驭固原, 亦称二镇。以上各军镇因其均设在长城沿边地区, 故被称为“九边”见《明史》卷九十一明会要》卷六十三及明人魏焕撰《九边考》。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为明代北部边防最重要的九处军事重镇。各镇设置非常险要, 构筑十分坚固, 特别是长城饯上的营堡更是林立密布, 如大同镇约公里的管辖段内, 就有个营堡, 几乎达到了每公
《明代的军屯》读书笔记 文献综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析与评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点与难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链接书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陈小霞 2011级国政2班 学号1108030216 2013年11月11日
《明代的军屯》读书笔记 一、出处：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 二、本书逻辑 明代的军屯主要有四类：民屯、谪屯、商屯以及军屯，而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这本书中主要以军屯为主题进行论述。王毓铨将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明代军屯的制度和作用主要是介绍明代军屯的具体内容，如：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军屯的组织结构和作用等。下编明代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及军屯的破坏主要是讲述了明代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其随之而来的不断的民田化导致了军屯的破坏。 中国历史上的军屯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从汉到宋是第一个阶段—边防军屯，军屯主要以局部驻防军兼营屯种，以供局部的需要。兼营屯种的驻防军几乎全在边缘，不在腹里，期间军屯制度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是边镇屯田为的是省转运、固防守。由辽金到明是第二个发展阶段，也是军屯制度变化从开始到完成阶段。辽金特殊的军事制度以及他们都是从外来占据腹里的土地和人民，这些因素决定了军屯制度变化的开端。辽金统治者为了镇压和防备被占据着的反抗，把军队散驻在被占据地区之内，因此，军屯遍布各地。由此便可以看出军屯制度前后的不同了，此前的屯田是边镇屯田，重在外境，辽金以后的则是遍地屯田，内外全有。但是金代的军屯还没有操守正军和屯田军的分离，直到元代，正军、屯军分别组织，分别管理，这是元代军屯制度上的新创设。明代的军屯制度是元代制度的延续、加强，也是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具体反映，不仅使军役来源有保证，也要军队的供应有保证。 明代军屯的建置主要是设卫分军屯田，并制定几种极为重要的屯田法令，完备当时的军屯制度。主要体现在军屯的新增上，洪武以后增设的军屯，其性质不外乎是腹里军事据点、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要塞、水陆交通枢纽以及边防地区，随着军屯的创设，卫所也有所改变和增设。 王毓铨主要就旗军拨屯分数、余丁顶种、屯田分地亩数、军屯地土来源，及其总额、牛具种子、屯田子粒和屯种组织、管理监督等几个方面叙述了明代军屯的具体经营情况。以下对这些内容加以简要介绍。 根据明代初年的军屯法令，在屯地上进行生产的，是由各卫所拨出来的一部分旗军，也叫屯田正军，有别于屯田军余。旗军拨屯分数主要是遍地三七守屯，腹里二八，但这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开始的时候，屯守分数是没有严格准则的，因时因地都有些差别，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更定屯田法，守屯分数只有两种：十之五和五之四，冲要卫所旗军屯守中半，其余的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其后，屯田法又有所改变，“诏天下卫所军以十之七屯田”，七分屯种，三分守城这三七比例合乎一般所知的边地守屯制度，但并未被严格执行。到了永乐二年，再次更定屯田法，只给了个原则，各地因地制宜。总体上看，明代卫所旗军屯守分数
｛明代} 八股文：明朝科举文章的格式，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卫所制度 卫所制度是明朝的一种军制。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也就是说，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划片管辖（云南都指挥使司隶属于中央右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 锦衣卫：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朱元璋即吴王位时所设的拱卫司。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亲军都督府，十五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专制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且不经司法部门，成为皇帝的耳目爪牙，监视和镇压全国官吏和民众。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常以勋戚都督担任。 283.改土归流：也称改土设流、改土为流、改土易流。明清时对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主之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即废除自元代以来世袭之土官，而代之以流官的统治。始于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时云南越州土知州阿资因作乱被斩，乃废土州，臵越州卫。其后时有此举，而规模较大者，一为永乐时平贵州思南、思州两宣慰使之乱，析其地为八府四州；一为万历时平四川播州宣慰使之叛，分播地为遵义、平越二府。清雍正间，由云贵总督鄂尔泰主持的改流，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涉及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广五省。总计当时改流所添设的府州县，约有六十多个。在改流地区，清政府设兵驻防，实行屯田，兴办学校，编造户口，废除过去土司残暴统治，杜绝土司之间之纷争，促进边远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中央对边远地区的控制。但直至清末，土司制度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 厂卫 明朝特务机构。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指锦衣卫。合称厂锦衣卫令牌卫。东厂系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于北京东安门北；西厂系成化十三年（1477）设于旧灰厂；内行厂系正德初年设于荣府旧仓地；西厂和内行厂存在时间不长。锦衣卫原为内廷亲军，皇帝的卫队，洪武十五年（1382）成立。厂卫，是皇帝的耳目和爪牙。 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和营建北京，明太祖明太祖把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他死后，孙子建文帝即位。建文帝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严重威胁藩王利益，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攻破明朝京城
以明商业文化视“三言二拍”商人形象 ——开题之文献综述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典通俗短篇小说的佼佼者，其中有大量为工商业者立传的“商贾小说”，它们是中国商贾小说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据不完全统计，仅“三言”“二拍”的明代作品，其中主要表现商人生活的，或偶尔涉及商人生活的，便分别各有二十五六篇，再加上其中的“宋元话本小说”中与商人有关的十五篇，则全部有六十六篇之多，占了整个“三言”“二拍”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比例是很高的。这两部作品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明代社会的风云变幻，其中对商业活动的直观再现和商人阶层的真实描述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说在此之前，从没有一部作品能如此关注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和商人们的经商际遇、生活情态及其精神面貌。 目前学术界对“三言”“二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研究者对“三言”“二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家研究、作品的收集与本事探源、作品文本的分析等方面。对“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50年代开始起步，一直到80年代，研究者和论文都较少，研究的宽度和深度都还不够，但是这阶段的研究给“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邓绍基《谈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1958.3《文学遗产》）一篇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它对“三言”“二拍”商业问题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创新，其独到的见解启示了以后众多的研究者。邢治平的《“三言”里的明代小说》（1960.1《开封师院学报》）也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研究文章，文章指出“三言”里的明代小说塑造了大中小不同层次、地位的商人形象。 80年代以来，伴随着“商业文学”研究的兴起，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三言”“二拍”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商贾文化，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因此，对“三言”“二拍”商人形象及商业活动的研究，颇受关注，研究者也越来越多。查阅80年代以来的报刊资料、学术期刊，学术界有关研究论文百余篇，研究此问题的硕博士论文10多篇。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从史料角度挖掘“三言”“二拍”的商业价值。周舸岷《三言二拍反映的明代后期物价和市民经济生活》（1980.11《浙江师院学报》）认为从“三言”“二拍”中可知明代后期货币及其使用的情况、物价、市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城市的剥削关系。冯天瑜、涂文学的《三言二拍所表现的明代历史的新变迁》认为作品展现了明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情。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论，具有十分宝贵的认识价值。漆侠《“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1988.3《河北大学学报》）指出“三言”“二拍”中，有62篇是描写宋代社会生活状况的作品，占全书的30％。这些作品记录了宋代经济作物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纺织业生产的“机户”等有关城市经济、高利贷、商业贸易，以及宋代社会各阶级、阶层人物的情况，对研究宋代社会具有史料价值。《从“三言”看明代奴仆》（南炳文）从作品中反映的奴仆问题探究当时的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在研究论文当中是角度比较独特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三言”中有26篇涉及明代奴仆问题，从所写的奴仆情况可见当时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实际情况。 “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出现了，求深、求全、求新是这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学者们或就已提
2006年1月中州学刊Jan.2006第1期(总第151期)Academ 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o.1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 向燕南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 要: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在受整个明代史学特点相制约的同时,也受到明代整个时局发展的影响。明初,明廷基本掌握着北部的军事主动,所以正统之前,几乎没有边镇志书的编纂。正统以后,受军事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有了一些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嘉靖时期,史学的活跃和北塞防线的再次紧张,形成了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大发展时期。大约从万历开始,明廷军事危机开始转向辽东一隅,此时边镇志书的编纂重心,亦随之转向东北一线。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实学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1—0178—04 一 所谓边镇志,一般簿录著述多将之归于史部地理类。有明一代编纂的北塞边镇志书之多,可以用空前绝后一词概之。其中仅前辈学者王庸先生的《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就著录了“九边总图说”30种,“边镇合志”30种,“各边镇别志”64种,“各路关卫区分记”91种。我们说,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是与明代的政治、军事形势及其发展密切关联,尤其是明代为防范从中原退遁塞外草原的蒙古部族势力,而在沿北塞长城一线的险要之地设置军、屯结合的边镇关隘制度密切关联。 《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边防》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自从朱元璋对退回塞北蒙古草原的蒙古贵族的军事进剿遭到一些失利后,就将战略重点转向对长城一线军事防卫的经营,在对蒙古贵族采取羁縻和防御并施的政治、军事政策之外,又沿长城内外,择其险要,分别在北平、大宁、广宁、宣府、大同、太原、宁夏、西安、甘州等地分封了燕、宁、辽、谷、代、晋、庆、秦、肃九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狭,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①。其意在“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②。永乐时期,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③,使北塞长城沿线成为整个国家的军事防卫重心。以后经几代的经营,至弘治时期,逐步形成了东起辽东的鸭绿江,西至甘肃的九泉,绵延近万里,累年经营的所谓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等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九边防线,号称“九边”或“九镇”,构成“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④,军、屯结合,进退有据的北部防线。明代的这些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的史实,为北塞边镇志书的大量出现,提供了社会历史的依据。 收稿日期:2004—07—24 作者简介:向燕南,男,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871
中国的绘画，发展到元代，各种体制形式俱全，明代开始重复前人。 明代画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其次，李日华，陈洪绶等人论画，也颇有可取之处。明初还有一位医生兼画家王履，论画颇有独到之处，他说的“庶面马首之络”，至今都值得深思和实践。 王履的绘画美学 以医学家而闻名于世，医术自视甚高，但真正发现比有自己强的人，又十分谦虚。 对绘画有癖好，自元代至正十三年前后开始学画，而后注意收藏古画。 著作《华山图》，亦为传世仅存之作，奠定了其在绘画美学史上的不朽地位。他之前接触的绘画中没有华山，于是创造出新的技法，产生了新的美学思想。 1.“意溢乎形” 宋——得意忘形元——逸笔草草，不求形似 发展到后来，学者对形完全轻视，乃至情也无从着落。王履为救此一流弊，将形强调，他所说的形，不是无意之形，而是“主乎意”之形。“意不足，谓之非形”。 2.“法在华山”和“意匠就天” 画华山，就要师法华山，以山为师。因而他反对“画物”而“不识其面”。“画不神于所仿，而神于所遇”。 3.“宗与不宗” 反对拜倒在传统脚下 传统本来也是人立的，难道我不是人吗？这一反问，十分有力，给那些“纸绢者展转相承，指为某家数，某家数，以剽其一二，以袭夫画者为名”者一个当头棒喝。 但王履并不否定一切家法：传统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违之。“可从，从，从也。可违，违，亦从也。”对传统的借鉴，是继承，反传统而行其实是从另一角度的继承。想摒弃其画风，必须了解其画风，注意去除之，谓之“违”。 “宗与不宗之间”是十分发人深思的理论。 4.“去故而就新” “宗与不宗之间”的目的就是要“去故而就新”。 5.“庶面马首之络”（避免艺术形象的概念化） 不要像马络那样套在任何一个马嘴上都合适。即使一个画家有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但在表现某一山水时，缺乏山水的个性，不论画什么地方都一个样子。王履画山水则不然，它具有华山的鲜明形象，绝不像海虞山，更不像太湖山。 6.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 在明初一片摹古的气氛中，他能保持自己的感受和独特的思想，使后学者有更新的启示。 李日华的绘画美学 李日华把绘画分为两类，一是“晋宋唐隋之法”的“真宫实能之际”；二是“虚澹荒寒”、“气韵萧疏”的“贵适天真”之作。两者皆推崇。 明末正是崇尚元人萧疏荒画风最炽的时代，“真工实能之迹”，皆被人目为匠气，李日华不然，认为晋宋唐隋的真正大画家皆是“真工实能”者。 他认为绘画是寄“荒寒”的最高手段，反过来说，画是不宜表现热闹雄壮之场面的，就像琴那样，只能传幽淡之声，如果求悲壮之声，就又比琴更强的乐器了。如寄荒寒之意，也就没有比画再强的了，因为琴和画皆是文人高流胸次间流出。李日华心目中的文人高流是传统型的儒雅之士，不包括那些具有叛逆性格的狂放之士。 李日华强调儒家的道义观，归根于道和德，这和当时董其昌等人以禅论道完全不同。他
明朝九大边镇 明初, 元顺帝北逃后屯于“ 盖里,’开平, 北平城即过去的元大都成为元军必欲夺回的主要目标。当时, 明王朝虽然十分天下已得其七, 毕竟还没有混于一宇, 平元都是北控中原的重要步骤。元都始克时, “ 秦、晋未定, 滇、夏未平。” 虽然洪武元年十二月由于徐达抄袭太原, 迫使元将王保保逃窜甘肃, 粉碎了元主收复北平的最初计划, 但是元人并没有甘心自己的失败, 元主也一直以不能“ 收复失地” 为恨, 作歌日“ 失我大都兮, 冬无宁处, 失我上都兮, 夏无以谊署, 惟予狂惑兮, 招此大侮??”。当时, “ 忽答一军驻云州, 王保保一军驻沈尔塔, 纳哈出一军驻金山, 失喇罕一军驻西凉, 引弓之士, 不下百万众也, 归附之部落, 不下数千里也, 资装恺甲尚赖而用也。” 转引自王剑英《萧询故宫遗录考辨》, 载北京史研究第一集, 燕山出版社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 仅明太祖洪武二年二月和六月, 元垂相也速就曾两次进犯通州。为了坚决反击, 明军集中优势兵力一直打到上都, 将元顺帝逐至漠北, 但在是年七月, 元将孔兴、脱列伯又以重兵攻大同, 欲图恢复。虽然再次被明军挫败, 但北部边患都一直使明统治者优心忡忡, 不得安宁。以致后来不断有残元势力对明朝多次进犯, 使朱元璋除了赶杀之外, 不得不采取“ 但保障清野, 使来无所得” 皇明世法录》卷十四的办法, 来对付这些进犯。其中包括徙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十八百户散处各卫府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 为彻底消除北患, 廓清残元军事实力, 明统治者不断向漠北地区用兵, 开始采取“ 以攻为守” 的军事战略。但至洪武五年初, 明军大将徐达、李文忠进击漠北的军事行动失利明史· 徐达传》、《明史· 李文忠传, 直接导致明政府确立了攻守并重的方略。翌年, “ 从淮安侯华去龙言, 自永平、蓟州、密云迄西二千余里, 关隘百二十有九, 皆置戍守。” 《明史· 兵志洪武九年, 分兵戍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口等处峰垠达一百九十六处。十四年, “ 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 永平府志· 关隘这些初步的军事设施, 均是为了对付残元军队南犯的被动措施, 从军事上来看, 还完全谈不上完善。军事特点; 靖难之役（1399）之后, “ 凡天下要害之处, 专设官统兵镇守” 。大明会典· 兵志当时,“ 总镇一方者, 日镇守独守一路者, 日分守独守一城一堡者, 日守备。” 此时长城沿线“ 皆,峻垣深壕, 烽猴相接。隘口通车骑者, 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 《明史· 兵志即所谓“ 一一为乘障, 一一列戌守” 。《四镇三关志并造成“ 边军皆屯田, 且战且守” 轰辅人物考· 宋呐传的局面。永乐十三年, 因明成祖朱棣已定下迁都北京的决策, 而此地三面临塞, 故边防犹重。当时明朝的北部边防, 东起鸭绿江, 西抵嘉峪关, 绵亘万里, 为防备盘踞漠北地区的蒙古诸部南下侵扰, 威胁京师北京的安全, 明政府开始正式决定采取分地防御的办法。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 陕西镇巡统驭固原, 亦称二镇。以上各军镇因其均设在长城沿边地区, 故被称为“ 九边” 见《明史》卷九十一明会要》卷六十三及明人魏焕撰《九边考》。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为明代北部边防最重要的九处军事重镇。各镇设置非常险要, 构筑十分坚固, 特别是长城饯上的
《明代万历朝自然灾害救治述论》之文献综述 自然灾害与荒政问题较早为学界所关注。邓云特先生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版）可谓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和论述我国历史上救荒经验和措施的学术专著，该书在分析中国历代灾荒史实之后，又从“天命主义的禳弭论”、“消极救济论”和“积极预防论”三个层面分析了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并考察了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李文海、夏明方《邓拓与<中国救荒史>》(《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4 期)认为该书“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此外，陈桦, 刘宗志著的《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 (1750-19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等灾荒史著述对历代荒政措施也有着粗线条的勾勒。 同样，自然灾害救治问题是明史研究中的热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较多。而其中，万历朝是明代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其自然灾害和灾荒救治对王朝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就目前而言，以荒政视角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有空间。同时，对明代万历朝自然灾害救治的研究也可为当代社会的灾害救治提供借鉴，唤起全社会对灾害预防和救治问题的重视，故这一领域的研究又极具现实意义。近十几年来，专家学者对自然灾害救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审视。不仅对传统的荒政研究更加深入细化，而且不断发掘了新的领域。纵观其中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论述： 一、明代荒政思想研究 明代的荒政思想是明人救荒活动中的理论结晶，对救荒活动具有着其特定的指导意义。 （一）帝王荒政思想。杨天保《朱元璋廉政救荒述评》(《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论述了朱元璋以廉政治理荒政、荒政廉政建设双管齐下的举措。白艳艳《从免租和赈灾看朱元璋的民本思想》(《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则从免租和赈灾角度分析了朱元璋民本思想的表现和成因。周致元《明世宗朝的宗教救灾活动》（《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也指出，作为明代有名的宗教皇帝，明世宗的宗教活动中,许多的祈神和修省行为是为了消除或减轻自然灾害，掺杂着其许多的灾害救治理念。 （二）士大夫荒政思想。在明朝中后期的大灾期间，政府贪污成风,混乱不堪,救济不力。与此同时,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激励他们更加关注社会救济。海瑞就是其中的一份子。蔡小平的《海瑞的荒政思想与主张》（《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年2009年第1期）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海瑞的荒政思想与主张:“以工代赈”的荒政思想；民本、重农的思想；提倡节俭，反对侈靡的思想；“均赋役”的思想；“本草救灾”的思想；灾后重建。 在此基础上，许多有识之士系统地总结和整理了官方以及民间的救荒经验和赈灾措施,著书立说,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救荒思想。如陈龙正的《救荒策会》、林希元的《荒政丛言》、俞汝为的《荒政要览》等。 李秋芳在《林希元救荒思想述论》（《农业考古》2008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作为理学名宦的林希元，在中国古代救荒思想的发展上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将其主要救荒思想总结为：强调救荒贵在得人；将灾民分等，区别救济；重视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充分利用民间力量赈济灾荒等四个方面。程彩萍《陈龙正荒政思
明代战备图 明太祖朱元璋于 1368年推翻元朝，建立明政权。明初洪武年间，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战争，把元军的残余势力赶到了蒙古高原一带。但是，退居大漠以北的元人企图卷土重来，不断向南进犯。到了明朝后期，东北地区的清军强大起来，开始觊觎关内。因此明朝大修长城，设立边关，加强边防。在整军备战的过程中，总体上处于守势的明军绘制了多种用于防备的边防图。明代中期，倭寇的侵扰日益猖獗，东部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深受其害。为了抗击倭寇，用于加强海防的筹海图和江防图的绘制也颇受重视。这些边防图、海防图、江防图可以统称为战备图。明代战备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军事制图的状况。 九边图 明朝前期，修筑了嘉峪关到山海关的万里长城。沿长城东西一线的险要地带建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固原、宁夏、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合称九边。九边图是明代陆地边防图的主要图种，流传下来的《九边图》《九边图论》《九边图志》较多。《明会典》记载了一幅《镇戍总图》和九幅《九边图》（边镇分幅图）。 《镇戍总图》上绘有方格网，方向为上北下南，全国重要军镇的相对位置比较准确。《九边图》中各镇地图基本采用写景的绘制手法，突出军事要素。 隆庆年间（ 1567年—1572年），兵部尚书霍冀绘著了《九边图说》。之后，孙应元根据新资料，对《九边图说》作了补充修改。该图说“每镇有总图，以统其纲，有分图，以析其目”，可谓纲举目张。先图后说，一图一说，图说结合，边关形势一览在目，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九边防卫的细节，比如阵地的位置及其主次、攻守方向及其难易程度、驻军人数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全国性地图不仅包含军事险要等内容，还有独立的边镇分图。比如明代杰出的制图学家罗洪先绘制的著名地图集《广舆图》就包含边防图。《广舆图》除了有一幅幅面大的总图外，还有分图百余幅，分为七类，其中包括九边类、诸边类、属国类等。这些地图对于了解与谋划边疆地区的防御作战无疑是重要的。崇祯八年（ 1635年），在兵部职方主事陈祖绶的主持下，绘制了《皇明职方地图》。此图由兵部组织绘制，其军事色彩更加浓厚。 筹海图 元朝末年，国势渐衰，倭寇乘机劫掠我沿海地区。明初，倭寇又乘天下未定之机，肆虐我沿海。同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殖民者相继侵犯广东、福建、澎湖列岛和台湾，海防形势十分严峻。适应加强海防建设和整军备战的需要，海域测量受到重视，多种筹海（海防）图应运而生。其中以著名学者郑若曾编绘的《万里海防图论》和《筹海图编》最为著名。 《万里海防图论》在明代的海防图籍中居首要地位，影响很大，后来海防图籍中的地图，多以他的海防图为蓝本。《筹海图编》是郑若曾在他原先绘制的《海防一览图》和《万里海防图论》的基础上精心编绘而成的。《筹海图编》图论结合，有 8开纸大小的地图114幅，首卷有1幅《舆地全图》，作为全书的统揽。72幅《沿海山沙图》是最多的种类，图上详细绘制了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到辽东沿海一线的海防设施，包括卫所、堡寨、烽堠、巡检司等，以及沿海岛礁等概略地形。卷二绘有《日本国图》《日本入寇图》各一幅，详细描绘了倭寇来犯的路线，在17处重要地点还进行了标注。卷三到卷七，分别绘制了从广东到辽东沿海州府的地图。应该说，《筹海图编》及其多种海防图成为部署海防和谋划御敌的重要依据。据学者研究，颇具影响的兵书———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刊载的《海防图》，就是源于《筹海图编》。
中国清代饮食文化文献综述 [摘要]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社会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决定了其饮食文化，其中皇宴文化最具代表性和特殊性。清代宫廷礼仪理所当然地突出皇帝的尊严，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社会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决定了其饮食文化，其中皇宴文化最具代表性和特殊性。清代宫廷礼仪理所当然地突出皇帝的尊严，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 清代皇帝一日只吃两餐。早膳多在早6时开始，有时也会推迟到早8时。晚膳多在12点至午后2点。用现代观念看，这应算是午餐。两次正餐之后，如果饿了各加一顿小吃。 清宫御膳主要由三种地方风味及菜系组成。满族菜是从小吃惯了的民族口味，各种肉类及野味、粘食饽饽、蘸酱菜等都是皇帝后妃难舍的美食；入主中原后，清宫沿袭了明代宫廷饮食特色，膳食逐渐以山东风味为主；到了乾隆年间，由于数次南巡，苏杭菜点受到赏识并在宫中流行起来。 清代帝后们饮食喜好各异。例如：乾隆皇帝的膳食粗细搭配、粮菜互补、十分合理；光绪皇帝喜食海味菜，鱼翅、海参、海蜇、海带等原料烹制的菜肴每餐必备；慈禧喜食的菜肴有烧猪肉皮、清炖鸭舌和鸭掌、西瓜盅等，还喜食小窝头、炸三角等点心；溥仪对西餐颇感兴趣，曾在紫禁城内设置西餐厨房。 清宫筵宴名目繁多，从年初吃到年尾。除元旦、万寿（皇帝生日）、冬至三大节日筵宴之外，还有庆祝征战胜利的凯旋宴、笼络臣民的千叟宴、皇帝大婚宴、公主下嫁宴、招待朝鲜使臣和西藏贡使及蒙古王公等的除夕宴、皇太后圣寿宴、皇后千秋宴、各嫔妃的生辰筵宴、皇子皇孙的成婚礼宴、宗室家宴。此外还有各种节令宴等。 注重养生保健康，追求长生不老。乾隆皇帝经常服用龟龄酒、松龄太平春酒、健脾滋肾状元酒，晚年还常吃“八珍糕”。慈禧中年后开始饮如意长生酒，此酒除风祛湿，化食止渴，疏通血脉，强筋壮骨，是保健佳品。 清代初年，宴无定制。后妃、皇子、亲王、郡王及文武廷臣一经皇帝"钦定",即可入宴。康熙年间，清代宫廷增设专门管理饮膳的机构和人员，不仅对皇帝饮膳、筵宴设立专档，还将重要的筵宴定为制度，如除夕、元旦、上元、端阳、中秋、七夕、重阳、冬至、万寿、大婚等宴载入《大清会典》，编入《大清通礼》，列为法定宴日，对与宴进酒事宜也都有专门记载。清朝皇帝平时进餐称进膳或传膳。皇帝进膳，除宴会以外，都是单独摆桌，菜、汤都各有碗盖，临时才打开。制作饮食，各有专门机构。各种茶水和用牛奶、奶油、盐、茶熬制的奶茶，由御茶房供应，各样点心有饽饽房制作，正餐饭菜由御膳房供应，晚点，在宫内别有承办之处。每天正餐两顿，冬季，上午六、七点左右进膳，下午一点半左右进"晚膳",晚上六点左右进晚点。每一餐如何预备，都一一开列清单，呈报内务府大臣画行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