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形象及内部空间结构变迁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的分析
The Changes of Chinese City Image and Internal Space Structure：Based on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辛 金 袁 红 廖 波 XIN Jin, YUAN Hong, LIAO Bo
摘 要：文章从剖析空间生产的理论入手，以“空间生产”的视角揭示出全球化过程中空间生产的运转机制及特点、中国城镇的空间形态重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特色消失、文化消费符号化等现象。本文最后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批判性姿态做了部分质疑，认为空间生产应该是人类发展固有的矛盾，而不仅仅是资本运作的矛盾，城市设计师应该尽自己努力均衡经济、政治、社会三方利益，促进城市空间生产的健康、持续发展。关键词：空间生产，城市形象，城市结构，矛盾， 利益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mechanism and features of spatial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form reconstr uction of Chinese cities, the disappearance of city characteristic in urbanization, the symbolization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so on. The concluding part of the paper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critical position of neo-Marxist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considers spatial production a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in human development instead of the contradiction in capital operation and suggests urban designers making efforts to balance the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benefits a nd promote t he healt hy a nd su st ai 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space.
Keywords: Spatial Production, City Image, Urban Structure, Conflicts, Interest
1. 空间生产的概念
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视角，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1]。列斐伏尔在1970年代提出了“空间生产”的概念，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扩大．城市空间已经成为了一种生产资料，加入了资本进行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通过占有、生产和消费空间，最终达到了增值的目的。空间的生产是社会关系的生产，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产物”(H．Lefebvre,1974)[2]。
2. 空间生产的内在机制及其特点
2.1 空间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资本主义生产维持自身的一种方式
列斐伏尔（1974）指出：“这种过程（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积累的必然后果，为了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转化为新的流通形式或寻求新的投资方式，即资本转向了对建成环境的投资。从而为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营造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物质环
作者单位：辛金，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袁红，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廖波，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
境”，城市化进程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过程[3]。
2.2 空间生产体现为权利、资本、公众的博弈关系
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因此，当城市将人对环境的理解加以形象化和象征化（如广场、纪念碑、道路的终点或圆环位置通常有其象征意义），经济和政治力量便在不知不觉中恣意地操纵了空间，改变其社会性格，也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这种空间的权利、资本、公众的博弈关系中[2]。
2.3 知识成为空间生产的工具
马克思《大纲》（Grundrisse）中有一条公式指出：“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知识就不再透过任何中介（mediation）而直接的（immediately）成为生产力”。以此为根基，列斐伏尔持续利用符号学的论点去揭露“由哲学、地理学、都市计划、以及轻忽空间的日常态度所共同形成的霸权式‘逻辑-知识论’空间理论之中，存在着一个‘过生活’的空间化（the presence of a ‘lived’spatialization[4]）。
3. 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历史性情境概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3.1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空间生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分配资源进行生产，不受市场影响，空间的生产因为资本流通的速度受“计划”限制，其作用力不是那么明显，空间生产的主要操纵者是权力机构。政治、经济、公众的三方博弈中，政治占有主导地位，掌握了城市空间优势地位的机构都是权利机构。城市形象具有明显向权利倾斜的迹象，如“单位大院”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空间生产的特殊产物。
3.2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空间生产
在市场经济下，基于供需关系的价格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在城市中，城市土地的地价则决定了土地资源的配置，由此不但造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现状，也引导了其未来发展的方向。经济规模效应使相同功能用地有集聚的倾向，从而使城市用地出现一种“集中”的趋势。城市空间变化的动力有政策力——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促使土地批租、土地置换和企业郊迁，及住房制度改革和大规模市政建设和旧房改造带来居住区的外迁；经济力——国内外巨额建设投资为郊区化提供了资金；以及社会力——新的交通设施和通讯设施逐步完善，鼓励了郊区化。
1990年代中国城市空间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城市建成区向郊区扩展，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城市内部空间的重新组合。一些中国城市原来由“单位大院”组成的城市结构正在消失，原来所谓“功能混杂”的城市市区正在渐渐向“功能分区”的、经典的同心园式用地模型靠拢：在城市核心是商贸功能为主的CBD；紧靠核心外围的城市内圈主要是居住区；在城市外圈则是新旧工业区，以及由核心及内圈外迁出来的新居住区[5]。
4. 解读当代中国城市形象及内部空间结构变迁
4.1 全球化过程中空间生产的运转机制及特点
城市化、全球化本质上是这一时代的资本的空间存在样态，资本按照己内在的规律在城市或全球空间上进行布展[6]。全球范围内客观存在着：农业空间——工业空间——后工业空间“三级化”的空间等级结构体系，分别代表着三种社会空间生产方式，它们在空间结构上构成以后工业空间为核心、工业空间为半边缘、农业空间为边缘的等级结构。这种空间等级结构在新全球化时代具有动态性、等级性、结点性、控制性和碎片性五大特征[7]。
4.1.1 等级性与动态性
所谓动态性就是指农业空间——工业空间——后工业空间这种空间序列链条的位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在这种空间结构中从边缘向核心跃迁，不断改变其在空间结构中的地位，其改变的动力源泉就是空间生产力。
4.1.2 结点性与控制性
在全球空间网络中，代表农业、工业和后工业空间的是其核心城市——大都市。而这些大都市就是全球空间网络的结点。后工业空间的结点通常情况下多数具有世界城市的地位，在其所属国家以及全球尺度上都是经济、技术与社会动态的中心，是真正的发展引擎，它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结构链中次级国家的经济命运。
4.1.3 碎片化
一方面由于后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把连续的空间断裂为差异、错层的空间碎片，另一方面，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大量应用，通过创新可以使农业空间或工业空间一下子跃进后工业空间。这种碎片化的创新活动随时都可能使空间生产经历着历史性的飞跃[7]。
4.2 当代中国城镇的空间形态重构
在新全球化历史地平线上，知识资本重构全球劳动分工的空间布局，以实现知识资本的霸权。知识资本霸权的实现依赖于流动空间，更明确地说，知识资本的价值增殖必须通过价值的空间转移才能实现，这种转移的通道就是流动空间[7]。
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新旧全球化更迭的历史过程中，其空间形态的重构表现为大片的城镇联系在一起，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也成为全球知识霸权直接集中控制的区域，并通过对这一区域的控制而掌握更广大农村。因此，高密度、高积聚的制造业云集造成的城镇化现象，说明这些地区正在成为全球知识霸权控制的场所，并逐步脱离地方民族工业生产体系，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上的一个结点，一座满足国际市场需要的制造业孤岛。
中国遭遇新全球化历史语境，引发了以国际制造业空间聚集为特征的城镇化、城市化、工业化浪潮[7]。由于城市内部土地资源极其有限，为满足工业生产需要的土地资源的供给，就只能是剥夺城市边缘的农民的土地。国际资本、民族资本和各级政府在互动中盘剥了农民土地，以解决工业用地供给不足的矛盾，由此形成了以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为核心的城乡对立，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空间所有权流转中的矛盾冲突。
4.3 当代中国空间的复制及特色的消失
当代中国的新城建设、纽约和旧金山的开放式方格网规划如出一辙，城市外部形态、城市用地结构、城市边界道路及节点等在世界城市体系内趋于类同，主要是因为随着空间成为生产资料，并通过资本的改造成为了空间商品，以规模化、标准化这种最具效率的生产方式加入了城市空间的演变过程，适应这种生产方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应运而生。这就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方面，在建设周期和审批时间相对固定的条件下，尽可能压缩设计周期以缩短整个项目周期。这样，设计师往往面对着急迫的设计任务，难以细致地对周边环境和地域特色做出合理的响应；另一方面，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已经被市场所检验并受到肯定的成熟模式，对数额巨大的空间投资而言，显然是最保险的。因此，复制和抄袭成为部分开发商默许甚至鼓励的行为，其结果是模式化、同质化的空间产品大批量的出现。复制，恰恰是空间资本在其成长初期的自身要求，也是迫切需要和现实可能相结合的产物[8]。
资本不仅仅在物质空间的层面上塑造着城市面貌，同时也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潜移默化地构筑着空间生产的历史合理性。也就是以增长，而不是人的实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马克思称之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同化，人的异化也进一步地加深。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mo)在《启蒙辩证法》中认为，大众文化一旦形成了“文化工业”的产品，那么渗透其间的生产关系，就会使大众失去批判和反抗的能力，进而心甘情愿的接受制度的合理性。随着大众文化也日益成为一种商品而进入了工业生产的轨道，则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工业化的新阶段。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的改造，完成了一次启蒙，又迅速造就了—个新的神话。“如果说建筑形象的复制只是局部地改变城市的面貌，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复制和同化则是城市特色危机的深层动力。不仅对于公众，而且对城市管理者、规划师和建筑师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之不自觉地成为了资本进行空间生产的共谋[8]。”
4.4 空间生产中的文化消费转向——文化成为消费空间塑造的符号
西方国家的内城更新使得一种新的消费空间形态在欧美国家出现并迅速蔓延，那些历史衰败地区摇身一变成为现代前卫文化消费空间的杰出地点。近年来以上海“新天地”为代表的，诸如南京1912、宁波老外滩、重庆天地等一系列近现代风貌区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不断涌现，它们不仅为消费行为提供了物理空间，其特有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特色的建筑、空间符号也成为了被消费的对象，因而成为近年来城市文化消费活动中最时
尚的场所。新天地系列创造了令人目眩的融时尚、商业于一体的全球化景观，这一“无地方性”空间的生产模式的确立和复制，已经促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空间消费文化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和繁殖。诸如盛行中国各地的“欧陆风情”、“北美风格”、“印象威尼斯”等概念，也不再是一些单纯的楼盘名称，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了特定消费取向的空间符号，阐释着一个个超越任何地域文化背景的“空降复制场景”[9]。
5. 结语：对“空间生产”理论的再认识和城市设计师的责任
5.1 空间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空间（地理）本身的产物
空间生产的概念来源于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以“资本”的眼光审视着空间与社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狭隘的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空间生产的思维之中。笔者认为空间生产本身应该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正常现象，它不是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而是由空间本身产生的。笔者认为空间生产的速度及程度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具有空间生产的社会现象，它附属于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它既不可能消亡，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在哪一个或哪一部分的“资本家或者政治家”的手中。
5.2 面对空间生产的社会现实，城市设计师的责任
“空间生产”的理论提供了从资本角度观察城市特色危机的—个窗口——尽管从这个窗口所看到的情况未必完全真实，但它以一种批判性的姿态揭示了一种结构性且根深蒂固的矛盾——它们正由于高速的发展而显得更加突出。尽管“空间生产”理论或多或少地揭示了城市特色危机的结构性根源，并且会永远跟随社会的发展，但作为规划师和建筑师，却没有理由因此而认为自己在现实面前无所作为。作为一种职业性的理想主义者，规划师有责任坚持原则、坚持理想，有义务抵制来自资本和行政的过分需求，并且应当有能力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在“效率、质量、公平”三者之间找到平衡，尽量使城市空间生产朝着健康、可持续、和谐的方向发展，从而造就我国大城市发展的理想结构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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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