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
关于理论
理论与应用的关系：
传统观点，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无用的。是理论就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申报基础理论项目一定要回答“该项目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的问题。
现代观点: 理论“虚用”说。
“理论实用”论使得许多有前途的基础理论研究搁浅。翻译界同行拿不出与国外同行挑战的实力的理论来，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论实用论禁锢，他们认为是理论就要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目前不解决实际问题的重大理论总是出不来。中的翻译理论从总体上看是注重“实用”的，是解决翻译具体问题的，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相比，在体系上相对较弱。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而理论当然应该受到鼓励，但对理论的要求不应该以是否有实用价值为前提。在科学史上，有些重大理论在一开始并不表现出实用性，后来才引起大规模的应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问世时人们看不到它的实用价值，在部分理论得到应用后，甚至在新的理论出现后（霍金），其余部分的实用价值还未显现，但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成熟的理论总是在等待着实用出现的契机，或者它引导出一种是用契机。我们不能因等不到这种契机就指责这种理论无用。
许多翻译工作者不愿阅读翻译理论文章，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理论不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只有当有外在要求时才勉强看一些理论，比如职称要求。
翻译工作者要有理论意识。人们主动认识规律的倾向就是理论意识。又有些理论可能永远找不到实用契机。这种空头理论具有不显形的性质，但能使我们学会思考，是我们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理论也是理论。对理论的首要要求应是该理论能不能逻辑的认识和解释对象。能不能在别的方面派上用场，那不是它们的事。
“用”有“实用”也可有“虚用”。翻译理论既鼓励“实用”也鼓励“虚用”，实用理论的威力自不待言，虚用理论可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可以放飞我们的心智，使其抵达极限之极限。
关于翻译理论
翻译学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由一系列的相互联系的概念构成。我们在第一讲关于翻译学的框架中可以看到，翻译理论是构成翻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霍姆斯、图瑞将翻译研究分为纯理论和应用理论；杜建慧将翻译理论分为翻译理论的科学基础即外部结构（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化学、心理学）和翻译理论的本体系统即内部结构（原理、程序、技巧、风格、批评和美学）；罗新璋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来概括我译论及其发展历史；刘宓庆将翻译理论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跨学科理论；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3）将翻译理论分为内篇与外篇。内篇（内部研究）即本体研究，为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如翻译的基本理论模式，翻译的实质，翻译的思维方式，可译性问题，原理，标准，翻译的方法论（直译、意译、音译等），翻译程序论，翻译美学，翻译的艺术，风格，技巧，等等。外篇（外部研究）研究翻译与外界的关系。如翻译在横断学科网络中的位置，翻译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的关系，还包括对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建设，
翻译工作者队伍的建设，翻译工作者修养问题，翻译工具书和教材的编写，中外专家合作问题等等的研究。从以上关于翻译理论的划分，我们可以了解该讲座涉猎的我国历史上有关这样内容的翻译理论。
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为叙述方便，我们中国译论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翻译理论。我们重点介绍翻译理论的起源、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议论并努力清理出其间一脉相承的译论传统。古代译论主要包括六朝至宋的佛经翻译和明清之际的科技、宗教翻译两个高潮中的有关译论。近代译论起于鸦片战争后，止于五四运动前。主要内容是维新派人士的译论，洋务派的翻译议论等。现代译论起于五四运动，止于新中国成立。列述《新青年》、《新潮》、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二十年代新文学著名社团代表人物的译论，鲁迅、瞿秋白以及林语堂等三十年代各种不同倾向的代表人物的译论，以及三四十年代艾思奇、贺麟等哲学家关于翻译的理论等。当代译论为建国后至今的译论，其中又以“文革”为界分为两段，列述若干有代表性的译学家的译论。
为了给学习者提供更多的资料信息，让学习者理清翻译理论发展脉络，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重要的译论作介绍和评述，尽量显示史的连贯与动态发展，画出中国译学理论的轮廓和理出其流变线索，凸显某一译论的首发者和对前一译论的超越，并预测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向。
建立翻译学，首当其冲的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开放的翻译理论体系，而翻译理论的建立与发展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需要横向的引进、纵向的继承。我们首先要研究中国翻译理论史，摸清家底，谋求发展。
古代译论：
我国虽然译事记载较早，但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很难找到有关翻译的论述。关于佛经翻译以前的翻译论述，我们已在第二讲中较为详尽的论述过，主要是关于翻译及其机构名称的记载，如：象胥、舌人、寄、象、狄鞮、译等。孔子亦曾有过对翻译的议论（陈福康：1996：12-13）：
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乎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天子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士学顺，辨言，以遂志。……如此犹恐不济，奈何其小辨乎？”
公曰：“不辨，何以为政？”子日：“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是故循弦以观其乐，足以辨风矣；尔雅以观古，足以辨言矣；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大戴礼记. 小辨》）
孔子认为鲁哀公贵为“天子”，不必去躬亲那些小道，只须学学礼乐之类就可以为政了。至于如有外交事情，也只须唤翻译来“传言”，是再简单不过了。孔子关于翻译的这句话一方面说明他认识到翻译能够迅速沟通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隔阂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视翻译为“小辨”的轻视态度。
《春秋谷梁传》桓公二年有云：“孔子日：‘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昭公元年又云：“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这里将“主人”与“中国”对举，显然“主人”除了指诸侯小国、少数民族以外，当然也包括绝域异国。因此，孔子这里虽然主要说的是撰写史书时记载事物名称的方法，同时也正是对译名问题的原则指示。过了二千多年，周作人等在讨论译名的音译间题时，仍然毫无异议地将“名从主人”作为一条总的原则，钟述孔先生在《英汉口译手册》也将其作为一名的
原则之一，可见孔子这一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在初期佛典翻译中，常用“质”与“文”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质”与“文”，即硬译与意译。
在这一时期内，支谦在《法句经序》中便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不少理论家认为他是直译派代表。而在我国古代首次提出较完善的翻译理论的是东晋的道安，他主张直译，并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说，明确了忠于原文，并注重艺术效果的原则。这一时期的鸿摩罗什在我国译论史上第一个全面主张意译。
唐至清初，翻译理论有了新发展，玄奘提出了“求真”与“喻俗”的原则，在继承了“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通达的标准，是翻译理论史上的一次飞跃，即从注重原文到兼顾读者，也就是译文的表达效果。
元末明初的科技翻译高潮期间，也有些零星的译论。
支谦的译论
支谦被认为是佛经译论开篇者。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一般认为当推《法句经序》。序中云：
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进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
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支谦此序，在中国译论史上的意义有三：其一，首次提出译事之不易。此序指出翻译的困难，对后来的进而才提出翻译的方法，有很大的先导作用。其二，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我国译经史上始终存在着“文”、“质”两派。这篇序其实记载了千数百年前两派的一场论争，不过“文”派的观点没有充分展开。其三，说明我国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维祗难等人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不仅有“佛言”而且有中国古代的老子与孔子的言论。他们的这些论述，又与古代传统文论息息相通，从而又使此序本身也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一篇。钱钟书指出：“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管锥编》）由此可见我国译论之一脉相承，亦可见此序在我国译论史上的开篇意义。
道安论五失本三不译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此序作于382年，时距《法句经序》已一百五十余年了。钱钟书认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而支谦的《法句经序）》仅
发头角”而已。（见《管锥编》）序中云：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指佛三明），覆面（指佛舌出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不可及）；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指第一次集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指五百罗汉），迭察迭书（相互审查校写）；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乎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道安的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所谓“五失本”是：一、经文乃外语，其词序由汉人看来是颠倒的，汉译时被改从汉语语法，二、经文质朴，而汉人喜欢文采，为适合广大读者，译文作有一定的修饰，三、经内论述，往往不厌其烦，尤其颂文更是反复再三，翻译时被删简，四、经文在长行之后，另有偈颂复述，内容重复，译时被删去，五、经文中讲完一事，告一段落，要转说他事时，又将前话重提，然后再往下说，这些话也被删除。所谓“三不易”是：一、“圣人”本是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法的，而今时代不同，要改古以适今，很不容易，二、‘圣人”的智慧本非凡人可及，而要把千年前古代圣哲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俗之众，很不容易，三、释迩牟尼死后，其大弟子阿难等人出经时尚且反覆斟酌，兢兢业业，而今却要由平凡人来传译，更谈何容易。
“五失本”讨论的是翻译中的表达问题。道安认为是不理想或不正确的五种译法，而不是赞同这些译法的。虽然主张直译，但他深知樊汉两种语言有许多差别，因此允许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有某些不一致。他已经注意到译文的对象问题。“三不译”讲的是因古今不同与所谓“愚智天隔”所造成的困难。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翻译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因素给译者带来的理解和表达困难。
道安在《比丘大戒序》中反对翻译佛经删繁从简时，又提出一个妙喻：“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览焉：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与后人之“乳之投水”都是言失其本真。
鸠摩罗什论翻译
开创佛典意译新风的是鸠摩罗什。他精通佛学，擅长汉文，他与弟子共译出《大品般若经》等经书约39部313卷，系统地介绍了佛教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所译的佛经，融冶汉文和梵文，文笔空灵，辞藻华丽，当时被人称为新经。
罗什对翻译方法及理论深有研究。他主张翻译只要不违原义，对原文形式毋须复制；他还主张只要能存其本就不妨“依实出华”。鸿摩罗什在论及佛典翻译时，有这样的看法：“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高僧传》卷二《鸿摩罗什传》）
这是他在中国译论史上留下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其中还包含一个妙喻。他的意思是说：印度文章辞句华丽，经中偈颂皆可吟唱；但改译成汉语后，则失去美
感，虽然保存了大意，文体则相差太远。就想把饭嚼烂了喂人，非但没味，更使人恶心。
鸠摩罗什译经，既追求内容准确又追求文笔流畅。他宣出的义旨，都要经过名僧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讨论，才写成初稿；所译的原本如果不是梵本，遇到不明白之处，就用梵本来校正；如果汉语有疑问之处，就用训话定字；最后还要经过总勘，才能作为定本。由于鸿摩罗什译经的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其译本广为流传。
鸠摩罗什所译经论，据《开元释教录》刊定为74部，384卷；现存只有39部，313卷。重要的经、论、传、记有：《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妙法莲华经》、《维摩洁所说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马鸣菩萨传》、《龙树菩萨传》和《提婆菩萨传》等。他通过对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过来，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繁荣和隋唐时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
自鸠摩罗提出“意译”理论之后，译经事业便有了新的发展。发展到唐代，译经已达到成熟阶段。
彦琮的《辩正论》
彦琮对道安所代表的直译派观点非常赞赏。他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他承袭了道安的思想，写出了著名的《辩正论》。彦琮在《辩正论）中，开宗明义，主张直译。他从直译派的立场出发，对历代译事做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著名的“八备”和“十条”之说。所谓“八备”即：
第一，诚心受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心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
第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招旁人讥笑讨厌）。
第三，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博览大小乘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问题）。
第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擅长文学，辞能达意）。
第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教，不好武断固执)。
第六，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深爱道术，不喜名利，不想出风头）。
第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
第八，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国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
所谓“十条”，即：
安之所述，大启玄门，其何曲细，犹或未尽。更凭正文，助光遗迹，粗开要例，则有十条：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各硫其相，广文如论。
彦琮的“十条”，则是对译文的体例、格式的规定；但被世人重视的程度不及“八备”。他所提出的八备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译者的思想道德素质，译者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素质、两种语言的素质。他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一个翻译
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各种素质，时至今日仍具有现实意义。彦琮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本身—的问题，这是他的目光独到之处，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相比，彦琮说的“八备”则属于翻译者本身条件方面的问题，而前者主要是属于翻译方法方面的问题，
玄奘的五种不翻与“译场”翻译方法
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人把鸿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一说为义净）四人称为四大译师。其实，最突出的是罗什与玄奖二人，而玄奖尤为杰出。佛教史家又把罗什以前的译经叫作“古译”，把罗什及其后的译经叫作“旧译”，而把“新译”的名称独让给玄奘。玄奘译文，文笔生动，言简意明，质朴而灵活，严谨而流畅。玄奖确实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新局面。
玄奘在646年完成《大唐西域记》，在其所撰序言中指出了翻译必须音不讹、语不谬，才能义不失、理不乖。
宋僧法云所编的《翻译名义集》的卷首，有周敦义于绍兴丁丑年（1167）写的序文，其中记述了玄奖关于“五种不翻”的论述。
唐·奘法师论五种不翻：
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
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
尊贵）。
三、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
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
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而七迷之作，乃谓“释迩牟
尼”、此名“能仁”，“能仁”之义位卑周孔；“阿褥菩提”，名“正偏知”，
此土老子之教先有无上正真之道，无以为异，“菩提萨掇”，名“大道心
众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
玄奘所谓的“不翻”，就是用音译。音译即不翻之翻。他具体提出了五种情况不翻，即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例如，“般若”一词显得庄重，意译为“智慧”就显得轻浅了多“释迦牟尼”如意译为“能仁”，则其地位便似乎不及中国的周公与孔子了，“阿耨菩提”如意译为“正偏知”，则难以与中国道教所言相区别，“菩提萨掇”如译为“大道心众生”，亦显得低劣。凡遇此类名词，皆宜不翻。这种对“不翻”的翻译法的理论分类，始于玄奘。较之道安的“五不失”，又有了进步。玄奘的译文，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精严凝重。
玄奘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求真”就是要忠实与原著的精神实质，“喻俗”就是译文要通顺易懂。
玄奘对“译场”翻译方法的贡献。我国译经，从东汉时起就采用一种“译场”的方式，即许多人通力合作，在严格的分工制度下从事佛经的翻译。而玄奘主持的译场，比起他以前的来，要严密和健全得多。玄奘译经有下列十一种分工：
一、译主，为译场主脑，主译人，精通华梵，深谙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
解决；
二、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审查译文与原文意义，如有出入，由他与译主商
酌；
三、证文，或称证梵本，于译主诵梵文时，注意与原文有无讹误，如有乖离，
及时指出；
四、度语，又称书字，根据梵文字音记成汉字；
五、笔受，把录下的梵音按原文句式翻成华言；
六、缀文，整理笔受的记录，使之符合汉语习惯；
七、参译，既校勘原文，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是否有误；
八、刊定，对译文刊削冗长，定取句义；
九、润文，从修辞角度对译文润饰；
十、梵呗，将译文一唱三诵，反来复去，至能琅琅上口为止；
十一、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
玄奘以后的译场虽然还有发展与变化，但总的说来没有超越玄奖所用的方法。玄奘的办法，能从不同的层面，缀文、参译、刊定、润文，从而保证文字的纯正与流畅。而且，又把证义、证文放在纯粹的文字功夫之前，首先保证了翻译的准确性。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赞宁的“六例”
赞宁是北宋僧人，精于佛学南山律，时人称之为“律虎”。他主持编撰了一部《宋高僧传》，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精彩译论。将“译”解释为“易”，反映了翻译的功能；以我国古代“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典故来比喻翻译，然人感到新鲜生动；他认为理想的译者应亲临外国，学习外语并了解风俗政情；翻译活动（译经）离不开开放政策与社会需要（认为佛经翻译“有缘则遇，无道则违”）；“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具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是翻译二名行焉。这个比喻比西方“阅读译本就像从反面来看花毯”早了六百多年。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研究经律时，归纳总结了前人有关佛典翻译的论述，并提出了佛经翻译中的“六例”，即所谓“今立新意成六例”：
第一，“译字译音为一例。”赞宁在这里专门探讨了“意译”与“音译”的问题。他认为：有四种情况应该注意：一是佛典中的一些密语，如“陀罗尼”，只要依照梵音转写成汉字就可以了，不必翻译。二是佛胸前的“万”字，读作“万”，知道它是表示“吉祥之所集”，是释迦牟尼胸前所呈现的“瑞相”，用作“万德吉祥”的标志就可以了。三是佛经题头上的两个符号，在译经时应依样书写，不必翻译。四是其余的内容，在翻译时都应译成汉语。这样，在译经过程中，就
将音译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二，“胡语梵言为一例。”这是赞宁针对隋朝彦琮提出的译本必须采用梵本的主张而提出的。他认为：译经依据梵文原本固然可取，但必须弄清什么是“胡”，什么是“梵”。他详细地叙述了“胡”与“梵”的区别。赞宁主张：应该对自己所要翻译的文字有个清楚了解，做到胸有成竹。
第三，“重译直译为一例。”赞宁认为：有些佛经是直接从天竺（印度）传入的，译成汉文是为“直译”；而另一些佛经在传播过程中先传至西域，然后传至中原，经过“转译”，赞宁称之为“重译’‘；有些佛经在流传过程中，夹杂了西域的语言。赞宁要求译家要注意这三种情况，避免出现错译的现象。
第四，“粗言细语为一例”。赞宁注意到：佛典原本在采用文字方面存在三种情况，如：有些佛典是用通俗的语言写成；有的则是用比较文雅和规范化的文字写成；还有的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赞宁要求译人必须予以注意。
第五，“华言雅俗为一例。”他谈到汉语本身也存在着不同语体的差别。如汉文经籍中所使用的文字比较规范纯正，而市井之言就难免粗俗。译者翻译时要注意这种差异，使译文保持原本的语言风格。
第六，“直语密语为一例。”他指出翻译中要注意“直译”与“意译”的效果。
译者不仅要注意原文字面的意思，还要深究其内涵的意义。
赞宁在“六例”中归纳了译经中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各类矛盾的方法，他到了四个方面的间题。首先他规定了音译的标准；第二，强调译者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第三，要求译者保持原作的风格；第四，强调准确地理解原文内容。
赞宁以上的论述可算是我国古代译经理论的总结。
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之后，直至明末清初，才形成第二个翻译高潮。在两个高潮之间的六百年间，没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翻译理论也基本成文空白。第二次翻译高潮的产生，以欧洲一批耶稣会士打着“科学传教”的旗号，与中国学者合作而进行宗教扩张为为推动力的。其间，翻译理论没有重大成果，为了在理论上的历史衔接，我们略作介绍。传教士议论最多的便是译事之难。庞迪我与徐光启合译的《七克》的序文中，利玛窦为《几何原本》（徐光启合译）所作的序中都论及译事之难。利玛窦海论及中外人合作“对译”之可行。关于信达问题，传教士强调的主要是达意，以使“经旨”能够流布，进而兼通雅俗。但法国传教士贺清泰在《古新圣经》译序中强调完全按照“文本文意”的直译法，认为理重于文，“不图悦人”。徐光启认为翻译工作就是虚心吸取别人的长处，将他们多年积累的科技成果以最快的速度为我所用，以此超越前人。从崇祯二年起，徐光启奉命专门修订历法。在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不仅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而且更以极其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光彩耀人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了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李之藻力陈翻译科技书籍的必要性，将字的翻译成为“创译”。他译的我国第一本西方逻辑学译著《名理探》，坚持“辞能达意”的原则，创译了不少术语译名，至今沿用。
魏象乾的《藩清说》
魏象乾，雍正、乾隆时人。乾隆四年，朝廷初立翻译进士科，魏于当年即中。魏氏是一名“御用”的“专业翻译工作者”。而《藩清说》是乾隆五年(1740)内府刻本，共六页，外间极少流传，是“内翻书房”内部交流的论文，或是培训新的翻译人员所用的讲义。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内部出版的翻译研究单篇专著。原书于1932年秋为我国著名语言文学家刘半农于旧书店发现并收藏，今珍藏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为海内孤本。1988年2月，《中国翻译》杂志上始全文披露。刘半农曾作题跋云：翻译方术古人鲜有讲论，魏氏生雍乾之世，而持说乃多与今世译人不谋而合，是固译界一重要史料也。
《藩清说》文共一千六百来字，言简意赅，见解深刻。所谓“藩清”，就是从汉文译为清（满）文。清初，满汉互译工作十分频繁。魏氏此文，主要根据自己在汉译满工作中的切身体会，论述了翻译的原则、标准，以及初学翻译者如何入门与提高等问题。他首先谈到了“翻译之道”和“正”译的标准：
窃惟翻译之道，至显而离至徽，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
测也。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审焉。
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
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也。
这一段论述十分符合现代翻译的标准，包括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意义内容、
再现原文的话语风格等要求，而且表述十分精到。他提出“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这五个“不气是从总体上说的，不能绝对地、形而上学地作理解。因而，他又写道：
间有增减、颠倒与取意者，岂无故而然欤？盖增者，以汉文之本有含蓄
也，非增之，其意不达；减者，以汉文之本有重复也，非减之，其辞不
练。若夫颠倒与取意也，非颠倒则捍格不通，非取意则语气不解。此以
清文之体，有不得不然者，然后从而变之，岂恃此以见长哉？
接着他对有些偏颇的“意”者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关于翻译入门之方，他认为将《孟子》原书和译本对照阅读。
该文不仅是魏氏个人翻译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我国古代翻译之道的一个精彩的小结。其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该书尘埋韬晦二百年，因而在我国翻译史上未能起到应有的影响和作用。
古代译轮大多是零星的、片段的，但涉及到了翻译理论的许多方面。讨论了翻译的“难”和“失本”，翻译的各种方法（“文’、“质”、“厥中”等等），翻译者的修养条件（“八备”），翻译的“辞体”、“语趣”，还有关于译名问题（“名实”、“音义同异”），关于专名的音译问题（“五种不翻”）等等，并涉及翻译批评和翻译的集体组织问题等。可以说，我国译论从一开始，就对于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同样给予重视，因而便具有了初步的系统性。译经理一开始借鉴本土文论，使之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例如，译经理论中经常将佛教经典与本土传统经典《诗经》、《尚书》、《河图》、《洛书》等相比拟，又经常引用孔子、老子的语录以及《庄子》、《韩非子》中的典故等来借以论证、发挥，还很注意吸取传统文论与文章学的营养。有关“文”、“质”之辩，“辞体”、“语趣”之类的论述，不仅所用术语与传统文章学、修辞学是相通的，而且这些论述本身也融入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大系统。由于受本土文化的影响，很多译经理论文字在形式上都用了骈体俪辞，这使译论显得漂亮，但有时也反而影响到说理的深度。又，译经理论受佛教理论概念论述的影响，常喜欢系上数字，如有“五失本、三不易”、“十条、八备”等等。汉代佛经的翻译，为中国翻译扎下了根基，明代徐光启等的科技翻译是中国的翻译与中国的国民教育和国民经济正是结合了起来，它跳出了宗教翻译的藩篱，与爱国主义紧紧地结合了起来，是中国近代议论的先声。
近代议论
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帝国主义强盗用枪炮打开了。从此，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以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八十年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势力日益勾结而不断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
在各国帝国主义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的同时，西方各色各样的思想文化潮流—进步的或反动的，科学的或宗教的—也开始大量涌入多另一方面，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保种，也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尽历艰辛的征程。在这样的一个双向流动的历史过程中，翻译活动自然便日益频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应的有关翻译的见解、理论也就更多、更丰富了。
面对一个原先封闭而独立的国家碎然遭到四方来袭、甚至逐渐被瓜分的危机，面对中国农民开始此伏彼起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局势，国内的政治势力大致分成这样几种：一是以慈禧太后、倭仁等昏愦的王公贵族、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顽固派，他们死守祖宗成法，反对任何改良与变革；二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僚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在不改变政治体制与思想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引进一点西方的科学技术；三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实现君主立宪，改良政治，变法维新，其后，又有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驱除鞑虏”，实行民族革命，建立民国。除了上述第一类中少数持极端顽固立场的分子外，各派人物虽然在政治上主张各不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并对翻译问题发表过见解
冯桂芬的《采西学议》
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人。林则徐的学生，是我国近代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他的《采西学议》里，提出翻译事业的重要性，翻译任务的艰巨性，国家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强调翻译科技类及地理书籍，提出创办“翻译公所”。他继承林则徐、魏源的思想，认为翻译工作要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希望通过翻译工作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张之洞的《广译》
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1837-1909）在其《劝学篇》中的《广译》中指出：“十年以来，各省学堂尝延西人为教习矣。然有二弊。师生言语不通，恃翻泽为枢纽，译者学多浅陋，或仅习其语而不能通其学，传达失真，毫厘千里，其不可解者，则以意删减之，改易之。此一弊也。即使译者善矣，而洋教习所授，每日不过两三时，所教不过一两事，西人积习，往往故作迟缓，不尽其技，以久其期，故有一加减法而教一年者矣。即使师不惮劳，而一西人之学，能有几何，一西师之费，已为巨款。以故学堂虽建，迄少成材。朱子所谓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前一弊学不能精，后一弊学不能多。至机器制造局厂，用西人为工师，华匠不通洋文，任凭一二翻译者，其弊亦同。”那么，怎么办呢？他认为最好是“若能明习中学，而兼通西文。则有洋教习者，师生对语，不惟无误，且易启发；无洋教习者，以书为师，随性所近，博学无方。”但是，要学通外语又谈何容易。他认识到“翻译之学有深浅、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后，译材众多，而后用之，且译学虽深，而其志趣才识，固未可知，又未列于仕宦，是仍无与于救时之急务也。”因此，他认为只有“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才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他又提出译书之法有三，一是各省多设译书局，二是出外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三是鼓励书贾、文人广译西书。张氏甚至还指出：“今日急欲开发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在《广译》篇的最后，他总结说：
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聋瞽。”
吾请易之日：“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
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学西文者，效迟而用
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
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
不如译东书。
洋务派关于翻译的论述表明他们重视翻译、提倡学习外国的思想。他们把翻译与强国联系起来是非常可贵的。
傅兰雅论科技翻译
我国对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始于明末，至雍正初，是我国译刊科技书籍的第一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徐光启和利玛窦，代表译著是《几何原本》前六卷。至道光末年，科技翻译继而又起，李善兰与英人伟烈亚力译出《几何原本》后九卷。自此之后，科技译书又起一高潮。与前一阶段不同的事，这一阶段的科技译事基本与宗教脱离了关系。国人译者有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外人则有傅兰雅、伟烈亚力等。傅兰雅在光绪六年（1880）发表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文中，保留了当时对科技书籍“译书之理法”的见解。最突出的是他对翻译科技名词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贡献。
最早倡导科技译名统一，并制订了译名的具体规则。他认为，“名目”（译名）是“译西书第一要事”，尤其“初译格致各书”时，必须留意于名目，互相同意，则用者初时能稳妥，后亦不必大更改’。“若翻译时配准各名，则费功小而获益大”，“用相同之名，则所译之书，益尤大焉”。他与中国同事“议多时后”，“略定要事有三”：
（一）华文已有之名
设拟一名目为华文已有者，而字典内无处可察，则有二法：一、可察中国已有之格致或工艺等书，并前在中国之天主教师及近来耶稣教师诸人所著格致、工艺等书。二、可访问中国客商或制造或工艺等应知此名目等人。（二）设立新名
若华文果无此名，必须另设新者，则有三法：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矽等，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钾、钴、锌等是也。二、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而字数以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风雨表等是也。三、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凡前译书人已用惯者则袭之，华人可一见而知为西名，所已设之新名，不过暂为试用，若后能察得中国已有古名，或见所设者不妥，则可更易。
（三）作中西名目字汇
凡译书时所设新名，无论为事物人地等名，皆宜随时录于英华小薄，后刊书时可附书末，以便阅者核察西书或问诸西人。而各书内所有之名，宜汇成总书，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乏弊。
傅氏不但总结了他们译名的经验，提出了重大建议，而且还曾与中国同事一起编制了好几种专业名词汇编，如《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汽机中西名目表》(1889）等等。这几种名目表，其中不少译名精确贴切沿用至今。
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
马建忠（1845-1900），江苏丹徒（镇江）人。参加过洋务运动，后成为维新人士。著有著名的《马氏文通》（1898问世），我国第一部以西方语法理论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著作，对中国语言学史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在甲午（1894）海战中国悲壮失败的那年冬天写的《拟设翻译书院》一文，是
中国近代译学史上的名篇。该文指出翻译西书的首要目的是反抗外国的欺辱并战胜外国。该文对中国译学史的新贡献，更在于在强调译事之难的同时，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孽生之源，
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
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
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幕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
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
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
已。
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马氏指出要达到“善译”，必须平时就对译与所译两种语言都深有研究，甚至对各自文字的字源及其异同也深入考察。在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文句的繁简，文体的变化，以及义理精微之所在等，反复斟酌，最后还要摹仿原文的神情与语义。这就已经涉及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了。他提出的“善译”的标准，是力求与原文无一毫出入，内容与风格高度统一，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
为培养“译书之材”，提出创建专门培养译书人才的高等学府“翻译书院”，集教、学、译、出书于一体。对于快出人才的具体建议，他提出“两方夹击”的战略，即：
“拟选分两班：一选已晓英文或法文，年近二十而姿质在中人以上者十余名入院，校其所造英、法文之浅深，酌量补读，而日译新事数篇以为工课，加读汉文，如唐、宋诸家之文，而上及周、秦、汉诸子，日课论说，务求其辞之达而理之举，如是者一年，即可从事翻译，而行文可免雍滞艰涩之弊。一选长于汉文，年近二十而天姿绝人者，亦十余名，每日限时课读英、法文字，上及拉丁、希腊语言，果能工课不辍，用志不纷，而又得循循善诱者为之指示，不过二年，洋文即可通晓，然后肆力于翻译，收效必速。”
这是一个很有独创性又比较踏实可行的建议。
梁启超的《论译书》
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其中第七章是《论译书》。他论述的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救焚拯溺之用”，“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提出：“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第一义是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当时，中国官局所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而他认为“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所以，有很多更重要的书急须翻译。他列举和详论了外国有关律例章程、学校教材、法律书、史书、政书、农书、矿学书、工艺书、经济学书、哲学书等等对我国的重要参考价值，认为都有翻译的必要。但“草创之始，未能广译，则先后缓急，亦当有次”，而“同一门类的书，则当于数书之中，择其佳者，或择其后出者”。他从维新救国的大目
标出发作出的这些论述，思想相当深刻。
第二义主要是有关译名统一问题。他认为今欲整顿译事，一莫急于编定一本统一译名的专书，整齐划一，使译者共同遵守。他又具体而详尽地论述了他对翻译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律度量衡、纪年等等的看法。例如，他认为人名、地名旧已有译名者，只能选择一最通行者作为定名，不必新译而徒乱人意；对于官制，“有义可译则译义，义不可译乃译音”，或可参考日本译名，至于名物，因新出之物日多，“必以造新字（词）为第一义”。是为当时有关译名问题最详尽最切实的论述，大多为后来译界所遵循。
第三义是翻论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因此，“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
梁氏的“首立三义”，在当时是翻译工作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严复的“信、达、雅”
严复是我国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理论家。在翻译《天演论》时，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的中指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己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
严复的“信、大、雅”标准是其自用标准。严复所说的“信”，是指“意义不倍（背）原文”，着眼点是对原作要旨的传达；“达”是指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雅”是指文采。他认为译文只有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文言文，才能登大雅之堂。自从严复提出“信、达、雅”三原则，至今仍有人对这三原则进行探研和阐述，尤其对“雅”字，更是褒贬不一。现在通常把“信”理解为忠实于原著的内容，把“达”理解为用规范化语文表达原作内容，把“雅”理解为保持原作的风格。今天仍有人习惯用“信、达、雅”作为翻译原则，因为这三个字所体现的内容，言简意赅，主次分明，可以概括翻译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内容、语言和风格。
从他对这三字的排列及论述的顺序即可看出。“信、达、雅”三者的主次先后关系。这他认为翻译应求其信，但如不达，那等于没译。所以在信之外还得求其达。至于“雅”（尔雅），如果按其原意，把它与“修辞”、有“文’、“期以行远”联系在一起来考虑，恐亦不致误解。至于他主张“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以“求达”，如果是针对表达“精理微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而言，且又以19世纪末的士大夫为对象的话，则又无可厚非。
“信”、“达”、“雅”三字早在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即已全都出现。但将这三个字按译事的内在的规律和关系排列组合，明确而自觉地将它们作为“译事楷模”（即标准）而提出，则始自严复。严复从传统文章学的丰富经验中，悟出翻译的道理。他引用了儒家经典《易经》和孔子的有关论述来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这透露出中国传统译学理论中国古典文论一脉相承的特点。
“信、达、雅”三字理论的提出，影响深远。梁启超说：“近人严复，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佛典之翻译》）郁达夫甚至说：“信、达、雅的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后来刘重德的“信、达、切”和许渊冲的“信、达、优”等无不有着严复翻译标准的影子。
严复的“信、达、雅”与1791年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 Tytler )提出的“翻译三原则（1.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2.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3.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有相似之处（（“一、三两条相当于严复的‘信、达’，第二条约略地说是广义的‘雅’（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与赫伯特. 罗森斯坦（Herbert Rothenstein）所提出的“Triness”（三个“ness”，即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gracefulness) 近似。大概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信、达、雅”三字是扎根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深厚土壤之中的。而且，泰氏的“三原则”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西方译界影响很大，而赫伯特的“三ness”据说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也风靡欧洲，被奉为金科玉律。这正能说明，用近似“信、达、雅”的三个标准来指导翻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自严复于十九世纪末提出这三个字，近百年来一直受到大多数中国翻译工作者的赞同，或虽不完全赞同，但认为可以修订后采用，指导着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和译学研究者。罗振玉的《译书条议》
罗振玉（1866-1940），江苏淮安人。研究过农业和教育，曾在清政府内供职。他思想保守，反对政治改革。辛亥革命爆发后，逃往日本。九. 一八事变后，积极参与制造伪满洲国。他在翻译学方面有些贡献。1901年，创办《教育世界》杂志，在该杂志上发表《译书条议》。
《译书条议》一开头便指出：“方今举行新政，改良教育，条理万端，而其最紧最要之机关，则以译书为第一。今条举其办法，厘为八端，揭之如下。”
他提出的“八端”的第一条，便是“筹费”。他指出：“方今经费支细，译书一事必定一至省至便办法，乃易举行。”他分“译书、校改、雕板、印书”四项费用来具体计算，第一年筹费较多，以后因售书得利逐年递减。他认为，“如此行之，费省而事可举。但必办理得人，责以成效，乃可。”罗氏论译事，首先谈筹费，这是他务实精神的体现。
第二条是“分类”。罗氏指出：“今日译书必分门类，乃易于下手。方今应译之书，汗牛充栋，若随意译印，茫无端绪。今拟先分为学、政、业三者，先译教育、教科及法律、行政各书，而余及实业各书；或此省译教育、行政书，彼省译实业书。如此行之，乃有条理。”他强调要分类，是为了整个翻译工作“有条理”。他对“学、政、业”三者都不偏废，但似乎更重视学、政二类书的翻译。
第三条是“定名”。他认为：“翻译用语，必须划一。如地名、人名及银行、法律、心理、物理诸名目，必须一定，乃便观览。这是我国翻译史上，又一次有力地强调译名统一问题。
第四条是“购书”。罗氏提出：“东西各国新著日出，必须随时购买，以备翻
译。每岁所买三四百圆足矣。此亦必要之举。”
第五条是“通力”。他认为：“今日译书，一省之力有限，若合各省为之，道途既阻，商榷殊难，反多牵滞。不如各省自行办理，然亦必须彼此关照，既免重复，且可将各种要书一时并出。但必须预先商议明白，分定门类耳。”
第六条是“专任”。他指出：“办事宜专责成，用人首宜审慎。然既选定其人，则必专任，毋掣肘，然后乃能收办公事如私事之效。若用人及经费等事一有牵制，便难得良绩矣。”这条谈的也是翻译事业的组织工作，而将翻译学与人才学、用人方法等联系了起来。
第七条是“奖励”。罗氏提出：“官译诸书以外，有能以私财译书、增进上益者，宜褒奖其尤，以励其余。缘此刻应译之书甚多，若悉由官办，实无此赀力，势不得不借助于私赀译书者也。”这是一种“两条腿走路”的方法。
第八条“板权”。罗氏提出：“此次官译各书，必预定板权归官，民间不得私自翻印，以冀收回成本，兼得利息，以谋推广。”
文章最后，罗氏说：“用以上办法，合各行省之力行之，每年可出新书二三千种，累年不辍，十年以后，文明日进矣。此举费省而效宏，但在办理得法与用人得当否耳。”罗氏提出的不少条均是其他译论家所很少议及的，值得在译学理论史上一提。
救亡与启蒙是中国近代的时代特征，中国近代的翻译理论也受其影响。近代译论史上精彩译论纷呈，如马建忠的“善译”说、梁启超的“译书三义”、罗振玉的“译书办法八端”等等，尤以严复的“信、达、雅”说最为重要。
中国现代译论
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只有短短的三十年，但这却是文坛上和译坛上明星叠出的时代，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家，往往也是翻译名家，他们大多对翻译理论作出了贡献。
我国现代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而翻译主张的倾向与趋归，也基本与文学社团、流派相一致。我国新文学运动最初是从《新青年》杂志上发韧的。胡适在1917年1月《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在下一期上，该刊主编陈独秀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从此，文学革命军的大旗便真正高扬了起来。最早形成的社团有新青年社、新潮社等，这些社团的代表人物有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傅斯年等人。
在二＋年代，文坛上和译坛上建树最大的社团，当推文学研究会。而该会的主要负责人郑振铎、茅盾及其成员蒋百里、朱自清等，都对译学理论作出了重要建树。与文学研究会对峙的创造社，其代表人物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不仅译学见解相近，同时也都对译学理论作出了贡献。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旗手鲁迅和瞿秋白、茅盾等人更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此外，如新月派的闻一多、陈西滢，论语派的林语堂等人，也对译学理论有所建树。除了这些文学家外，在三四十年代还有艾思奇、贺麟、金岳霖等几位哲学家也加入到译论者的队伍中来了。这也可看作一个译学流派。
胡适的译论
胡适（1891-1982），安徽绩溪人，原名胡洪骆，字适之。1910年留学美国，初学农学，后改习哲学、文学，1917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此后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出任驻美大使。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后去台湾。胡适一生对翻译发表过一些
见解，虽算不上译论大家，但他在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有关译论还是影响较大的。
胡氏自发表《文学改良自议》后一年多，又于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就在这篇名文的最后一部分，胡氏总结说：
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他的这些话，是他在新文学运动掀起之初第一个正式发出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名著的号召，并且将这作为‘创造新文学的唯一的“预备”和“模范”。他接着又指出：
现在中国所译的西洋文学书，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我且拟公七条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办法如下：
一、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为国内真懂得西洋文
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会议，公共选定若干种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约数如一百种长篇小说，五百篇短篇小说，三百种戏剧，五十家散文，为第一部《西洋文学丛书》，期五年译完，再选第二部。译成之稿，由这几位学者审查，并一一为作长序及署者传略，然后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选。诗歌一项，不易翻译，只可从缓。
二、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
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女珠，其毋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前天看见一部侦探小说《圆室案》中，写一位侦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这位侦探穿的是不是康桥大学的广袖制服？—这样译书，不如不译。
又如林琴南把萧士比亚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萧士比亚的
大罪人，罪在《圆室案》译者之上！
胡氏提出的这二条办法当时颇有影响。用白话翻译，不久便实现了。而编译文学丛书一条，后来主要是以郑振铎、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做了最多的工作。刘半农与钱玄同的“双簧信”
《新青年》上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后，一开始没有人公开出来反对。旧文人好象“摸然无视”或“不屑与辨”的样子。这使那些新文学运动的提倡者们未免感到寂寞。因此，钱玄同便以“王敬轩”的假名写了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模仿封建守旧文人的心理和口吻，将他们种种反对新文学运动的观点归纳在一起，发表于该刊第4卷第3期（1918年3月）上。同时，刘半农便发表了《复王敬轩书》，逐条予以痛斥。在那封假造但相当“真实”的信中，也包含了封建守旧文人对于翻译的看法，而刘半农的“复信”中则鲜明地代表了《新青年》派的翻译见解。这一“双簧信”中，主要涉及两个译学问题。
一是关于“用笔措词”，即翻译用语、文笔问题。“王敬轩”是这样说的：
“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
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
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而贵报乃以不通相诋。是真出人意外。以某观之。
若贵报四卷一号中周君所译陀思之小说，则真可当不通二字之批评。某
不能西文。未知陀思原文如何。若原文亦是如此不通。则其书本不足译。
必欲译之。亦当达以通顺之国文。乌可一遵原文迻译。致令断断续续。
文气不贯。无从讽诵乎。噫。贵报休矣。林先生渊懿之古文。则目为不
通。周君蹇涩之译笔。则为之登载。真所谓弃周鼎而宝康瓠者矣。林先
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替酌尽善
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
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成何
说话。”刘氏答复说：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
例，因为他所译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总还“差
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
那就是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
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先生所说的“弃
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
本和原本对照，删的侧，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第三
层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
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逐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
先生最大的病根。……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
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
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
刘氏还以古代佛经翻译为例，来阐述他的理论，俏卜常令人注目。他说：
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
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奖大师的《心经》：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
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
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
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
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读
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
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
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劈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
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
双黄信”涉及的第二个译学问题，是所谓“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即涉及译名问题。“王敬轩”说：
“某意今日之真能倡新文学者。实推严几道林琴南两先生。林先生之文。
已如上述。若严先生者。不特能以周秦诸子之文章。达西人发明之新理。
且能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如论理学译为名学。不特可证西人论
理。即公孙龙惠施之术。且名教名分名节之义。非西人论理学所有。译
以名学。则诸意皆备矣。中性译为罔两。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
理想国译为乌托邦。则乌有与寄托二义皆大显明。其尤妙者。译音之字。
亦复兼义。如名学曰逻辑。逻盖指演绎法。辑盖指归纳法。银曰板克。
大板谓之业。克胜也。板克者。言营业操胜算也。精妙如此。信非他人
所能几及。与贵报诸子之技穷不译。径以西字嵌入华文中者相较。其优
劣何如。望平心思之。
刘氏回答说：
“译名一事，正是现在一般学者再三讨论而不能解决的难问题。记者等对于此本，将来另有论文—或谈话—发表；现在暂时不与先生为理
论上之研究，单就先生所举的例，略略说一说。西洋的Logic与中国的
“名学”与印度的“因明学”：这三种学问，性质虽然相似，而范围的
大小，与其精神特点，各有不同之处。所以印度人既不把Logic攫为己
有，说它是原有的“因明学”；中国人亦决不能把它硬当做“名学”。严
先生译“名学”二字，已犯了“削趾适屡”的毛病；先生又把“名教，
名分，名节”一箍脑儿拉了进去，岂非西洋所有一种纯粹学问，一到中
国便变了本《万宝全书》，变了个大垃圾桶么？要之，古学是古学，今
学是今学，我们把它分别研究，各不相及，是可以的，分别研究之后，
互相参证，互相发明，也是可以的。若并不仔细研究，只看些皮毛，便
把它附会拉拢，那便叫做“混帐”！
严先生译“中性”为“罔两”，是以“罔”字作“无”字解，‘两”
字指“阴阳两性”，意义甚显，先生说他“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
是一“切“中性的名词”，都变做了畜生！先生如此附言，严先生知道
了，定要从鸦片铺上一跃而起，大骂“该死！”’（且“罔两”有三义：
第一义是《庄子》上的“罔两问景”、言“影外微阴”也，第二义是《楚
辞》上的“神罔两而无主”，言“神无依据”也，第三义是《鲁语》上
的“木石之怪，曰夔，罔两”，与“魍魉”同。若先生当真要附会，似
乎第二义最近一点，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Utopia”译为“乌托邦”，完全是译音；若照先生所说，作为“乌有寄托”解，是变作“无寄托”了。以“逻辑”译“Logic”也完全是
取的音，因为“逻”字决不能赅括“演绎法”，“辑”字也决不能赅括“归
纳法；而且既要译义，决不能把这两个连接不上的宇放在一起。又“Bank”
译为“板克”，也是取音；先生以“大板谓之业”，来解释这“板”字，
是无论那一种商店都可称“板克”，不必专指“银行；若有一位棺材店
的老板，说“小号的圆心血‘板’也可以在‘营业上操胜算’，小号要
改称‘板克’”，先生也赞成么？又严先生的“板克”，似乎写作“版克”
的；先生想必分外满意，因“版”是“手版”，用“手版”在“营业上
操胜算”，不又是先生心中最欢喜的么？
刘氏的回答十分俏皮辛辣。刘氏虽然没有从正面阐述译名问题，但他的看法仍是比较清楚的，一是反对以中国古称“义译”外国的新事物，二是反对对音译名词作附会的解释。
钱玄同、刘半农的这一“双簧信”，成了新文学史上独特的有名“掌故”多而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发表有关译学见解，这在中国译论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傅斯年“译书的主义”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秋升入中文系
本科。随后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发起组织新潮社，并任《新潮》主编。1919年冬赴英留学，1923年又赴德研究，1926年底归国。从此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三十年代后，他在政治上投靠国民党。1950年未，病逝在台湾。
傅氏在1919年3月I日发表于《新潮》第3期上的《译书感言》，算是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的第一篇译学专论。他批判了当时译界的弊端，这些弊端的原因是因为“翻书没主义”，有用的不翻，翻的多没用。他写道：“我对于译书的主义非常简单，只是译书人的两种心理—也可说是心理的两面”，即“（一）译书人对于作者负责任。（二）译书人对于读者负责任。”傅氏还说：
我们纵然不能做作者的功巨，又何必定要做作者的罪人呢？作者说东，译者说西，固然是要不得了，就是作者说两分，我们说一分，我们依然是作者的罪人。作者的理由很充足，我们弄得他似是而非；作者的文章很明白，我们弄得他半不可解，原书的身分便登时坠落—这便是不对作者负贵任的结果。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假使赫晋黎和孟德斯鸡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庭起诉，不然，也要登报辩明。这都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作者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负责任。
他只对于自己的声名地位负责任。……
他还提出“不可不注意”的四点：
一、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本身有价值，是否在同类之中算最
好的。
二、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到了翻译的地步了，是否还有应当
较先翻译的。
三、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译过之后，足否大众看得懂，—不觉得
无灵性。
四、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译过出版之后，大家谈了生何样效果。
文章最后，傅氏谈到“应该翻译最有用的，—对于中国人最有用的’的问题上来了。他提出了八条译书原则：
一、先译门径书。这都因为中国人对于各种学问很少知道门径，忽然有一
部专门著作出现，没人看它；不若先翻门径书作个引路的。
二、先译通论书。通论书籍容易普及，况且这样一部里所包容的意思，比
精细特珠的著作，定然多的，读的人可以事半功倍。至于研究精细特
殊的著作，固是学者当有的事，但是做这样事业的人，应当直接读外
国文书籍，不能仅靠翻译。翻译只为普通读者而设。
三、先译实证的书，不译空理的书。这是因为空理不能救济中国思想界。
四、先译和人生密切相关的书，关系越切越要先译。
五、先译最近的书。因为后来的书，是修正前者而发；前人的好处，他包
括了，前人的坏处，他改过了。我们只须求得最精的结果，所以要译
最近的书。
六、同类书中，先译最易发生效力的一种。
七、同类著作者中，先译第一流的一个人。
八、专就译文学一部分而论，也是如此；“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
下的著作。）”这是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的一条提
议。
应该说，傅氏提出的这八条在当时确是比较实际可行的。
郑振铎论翻译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员最多的著名新文学社团，是1921年1月4日正式成立的“文学研究会”。郑振铎是该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常用笔名西谛、郭源新等。他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1317年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课余大量阅读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和俄国文学作品，因而思想上受到启蒙。五四运动中，他是该校学生领袖，并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了《新社会》、《人道》等刊物。1920年10月，以他为核心发起筹备文学研究会，后并任该会书记干事。1921年春毕业分配到上海，不久入商务印书馆，转而从事编辑工作和文学工作。在二三十年代，他长期主编《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旬刊》（后改周刊),《小说月报》、《文学》月刊、《文学季刊》、《世界文库》等，积极提倡现实主义的进步文学，在文化界影响极大。三十年代，他还在复旦、燕京、清华、暨南等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坚守在上海，保护祖国的文献图书。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界和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工作。
郑振铎在很多领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杰出的建树。他最早的译论，是1920年3月20日为耿济之等人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序。在这篇序中，他分五点论述了介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于我国创造新文学事业的巨大意义。同时也批评了以前的翻译介绍“零星的，凌乱的，没有系统的”缺点，提倡“原原本本，有统有系”的介绍。他还赞扬了耿氏等人从原文直接翻译的工作，指出这要比转译的作品更“明确”。郑氏为此书写的这篇序文和瞿秋白写的另一篇序文，是我国早期关于俄国文学翻译的重要文献。
1920年7月2日，他又写了《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后载7月6日《晨报》和8日《民国日报·学灯》），对于当时·的翻译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他认为“其进锐者其退速”，“草率之工，必非完善”，因此他说：自古道：‘兵在精不在多。’编译丛书也是一样。宜求其质之精深，不宜求其量之众多。”他提出翻译必须“慎重”，把好校阅”一关。二、他认为不仅要翻译文学、哲学及社会科学，也不可忘却自然科学书籍的翻承。三、他建议音译名词最好附注原文，还建议译文如附注原本页数，则更方便研究者。四、他提出：“丛书出版的次第，应该略有系统，先出门径的根本的书，后出名家的专著。”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中还就直译、意译题发表了看法：
译书自以能存真为第一要义。然若字字比而译之，于中文为不可解，则亦不好。而过于意译，随意解释原文，则略有误会，大错随之，更为
不对。最好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
郑振铎的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是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该会的第一篇翻译
严复,中国介绍近代思想的第一人，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 林纾翻译理论： 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 （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 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 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 A. 洋务时期的翻译贡献：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 B.维新时期的翻译贡献：①译名的统一;②东学西渐 代表人物：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 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 贡献：“善译”说 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 他的翻译思想：A “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 B “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 C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 D 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 瞿秋白：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 事实上开创了白话的运用。 胡适：开创一种文学新体；解放了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其影响；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成。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1)The Confucianism(儒学) is obvious (2) It pu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kills (3)It closely relates with classical Chinese esthetics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思想: ⑴关于“直译与意译”; ⑵关于“信与顺”; ⑶关于“形似与神似”. 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瞿秋白的“绝对正确，绝对白话”和“信顺统一”的思想，郭沫若的“创作论”的翻译思想。成仿吾的“批评的建设”和“建设的批评”的文艺翻译批评思想即诗歌翻译思想。 中国传统译论的特点: （1）、以中和为美 ,讲求和谐; （2）、尚化实为虚 ,讲求含蓄; （3）、重感性体悟 ,讲求综合 鲁迅主要理论贡献: 1. “易解、丰姿”双标准论, “移情、益智”双功能说; 2.“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思想; 3.“重译”和“复译”的思想; 4.翻译批评：“剜烂苹果”的思想; 5.“翻译应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狂人日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真正意义的白话小说。 瞿秋白翻译思想: 1 、关于大众化原则“绝对正确，绝对白话”的思想; 2、关于翻译与中国现代语言建设的思想郭沫若翻译理论和思想:整个翻译思想的灵魂--创作论. 1、翻译家不是鹦鹉名士; 2、好的翻译等于创作; 3、风韵译; 4、共鸣说; 5、生活体验论; 6、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成仿吾翻译理论和思想: 1. 文艺批评：翻译批评思想; 2. 诗歌翻译理论与思想; 3. 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顺”派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历史 姓名：学号：班级: 摘要：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翻译的历史。中国的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传统，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在这一岁月的长河中，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都带着自身显着的特点。翻译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事业”，翻译不是受经济利益驱动或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与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有关。历史上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在这里，我们主要了解。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事业的特点和翻译成果进行探究和梳理，以期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段特定时期的翻译发展史。 关键词：新中国，翻译，历史，翻译学家，成就。 中国翻译史概述 翻译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活动与交流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④“如果把手势语、图形文字之类的也算作语言，把符号翻译也算作翻译的话。那么，显然翻译的历史也就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①。虽然古代原始社会的口译或笔译无文献可查，但我们可以设想，在原始社会不同部落间的交流一定是离不开翻译的。以我国为例，据《周礼》和《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翻译的官职了，如《周礼·秋官》中说：“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秋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马祖毅1998：2）。从这段记述来看，当时的“象胥”是一种官职，其职责就是翻译。 漫长的中国翻译史，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至1949年前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最需要了解的“大众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列主义，前苏联社会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成为新中国初期国家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主要价值参照。此时的译者更多地把目光瞄准了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作品，即“红色作品”。这种出版物有利于教育人民和打击“资产阶级”。在“红色作品”中，马列着作被放在了首位。“1953年1月成立了马列着作专门编译机构——中央编译局。它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全部马列着作”②，因为这些译作将作为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新的面貌，翻译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的发展。1949年前，中国的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翻译特征，而在1949年后，翻译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等机构，系统地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科技文献等。正如矛盾在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 在过去，极大多数的文学翻译工作，是在分散的、自流的状态中进行的。从翻译工作者来说，翻译作品的选择，常常是凭借译者个人主观的好恶来决定的，而往往很少考虑所翻译的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是否于读者有益，为读者所迫切需要；有些译者甚至对自己是否胜任这一翻译，也考虑得很少。......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西方翻译理论有着严格的方法论、精确的理论描述、细腻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更是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正如奈达所说，翻译理论应“兼容并包，利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翻译中的种种难题”。积极地了解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汲取一切译论研究成果，这无论对初涉译事的后生或对有相当经验的译者应该说都不无裨益。 西方翻译理论也包括古典译论、现代译论、当代译论，尤其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更是流派林立，如美国翻译培训派：策德内斯：创立培训班的前提、里查兹：翻译的理论基础、庞德：细节翻译理论、威尔：翻译的矛盾；翻译科学派：乔姆斯基：语言的“内在”结构、奈达：翻译中的生成语法、威尔斯：翻译的科学、德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早期翻译研究派：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霍姆斯、勒非弗尔、布罗克与巴斯奈特；多元体系派：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瓦解、通加诺夫：文学的演变、佐哈尔：系统内部文学的联系、图里：目标系统；解构主义派：福科：解构原文、海德格尔：重新认识命名、德里达：系统的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解构与创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大家包括奈达（三个发展阶段、对等概念、逆转换理论）、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翻译的界定与分类、翻译等值的条件与可译性）、威尔斯（翻译是一门科学、翻译是交际过程、翻译方法的定义与分类、文本类型与翻译原则）、纽马克（语义结构、翻译原则、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斯坦纳（翻译是理解的过程、语言的可译性、翻译的步骤）、巴尔胡达罗夫（翻译的定义及实质、翻译理论的定位、语义与翻译、翻译的层次）、费道罗夫、ｖ.科米萨罗夫的翻译理论、穆南（语言与意义、“世界映象”理论与可译性、意义交流与翻译、可译性与限度）、塞莱丝柯维奇和法国释意理论（释意的基本问题、翻译程序与评价标准、释意理论与翻译教学）。另外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典型地体现在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及其它以“解构为方法论”，以及以对“权力话语”的关注为重点的各种翻译理论，代表性的译论家有西门、巴巴拉.哥达德、凯特.米勒特、艾德里安.里奇、玛丽.艾尔曼、桑德拉.吉尔伯特、苏桑.格巴与埃莱娜.西苏、罗宾逊、巴斯奈特、特里弗蒂、韦努蒂、尼南贾纳、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根茨乐、玛丽亚.提莫志克、本雅明、德里达、保尔.德曼、欧阳桢、Luise Von Flotow, Denison Norman, Graham Joseph F, Van Gorp Hendrik, Asad Talal, Brisset Annie, De Lotbinière-Harwood Susanne, Cheyfitz Eric, Chamberlain Lori, Spivack Gayatri Chakravorty, Niranjana Tejaswini, Mehrez Samia, Jacquemond Richard, Rafael Vicente L., Williams Patrick, Laura Chrisman, Vieira Else Ribeiro Pires, Sengupta Mahasweta, Lambert José, Franco Aixelā J avi er, Von Flotow Luise, Kathleen Davis. 李文革在《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中将西方的翻译理论划分为三个阶段:语言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比较简洁地概括了西方译论的整体发展历程。与此同时，他又从类型上对翻译的文艺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翻译阐释学派、翻译的解构主义学派，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法国释意理论派等八个派别进行了逐一论证，分析和研究。具体来说，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包括：20世纪以前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如俄国翻译的文艺学派、前苏联翻译的文艺学派，以及20世纪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 翻译的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与雅可布逊、伦敦学派与卡特福德和纽马克、美国结构学派与奎因、交际理论与奈达和威尔斯、德国功能派与诺德、前苏联的语言学派与费道罗可和巴尔胡达罗夫。翻译研究学派则包括早期翻译研究学派与霍姆斯、多元系统学派与埃文——佐哈尔、描写学派与图里、文化学派与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综合学派与斯奈尔——霍恩比、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翻译的阐释学派包括两种翻译途径与施莱尔马赫、阐释学翻译模式与斯坦纳、阐释学理解观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包括“异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德里夫、“纯语言”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本亚明、解构主义翻译策略与韦努蒂。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包括翻译培训班的理论基础与理查兹、细节翻译理论与庞德、翻译的矛盾观与威尔。法国释意理论派则包括释意理论的基本问题、翻译程序与翻译评价标准、释意理论与翻译教学 西方翻译理论的渊源表现在三大模式探究，两千多年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史是霍拉斯等人开创的。霍拉斯(Horace)拒绝绝对的忠实和对等。西塞罗(Cicero)认为译者“不应以僵化的理念为原则来指导翻译中的模仿”。杰罗姆(Jerome)代替了意义“独尊的”单元翻译观，进入了西方古典译论的鼎盛时期。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所创立的诠释派对意义求本溯源，反对对<圣经>的神权论教条主义解释。 研究西方翻译理论就应该研究它的梗概、变迁和发展，并从历史的角度对西方翻译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陈述了自己意见，既吸收当代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力求突出重点，对西方翻译领域各历史时期尤其是对20世纪以来领域的代表人物、代表译作、思想流派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等加以叙述与评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相互间的促进、演变和发展过程，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讨论，对于翻译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性质及方向，又阐述了自己的基本认识和见解
Chapter1中国翻译简史 Three peaks of translation in history 1）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classics: the first peak 支谦，鸠摩罗什，真谛，玄奘 2）the translation of book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econd peak 徐光启（科学译祖），李之藻 3）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classics: the third peak 1，严复 信faithfulness，意义不背原文 达expressiveness，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以最准确、最生动的译文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雅elegance，译文本身的古雅 《天演论》《法意》《原富》《名学》》《群己权界论》 2，梁启超 学术界的鸿儒用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历史 3，林纾 儆醒人心，反帝救国；开创中国翻译事业的先行者和奠基人 《巴黎茶花女遗事》，《王子复仇记》 Trans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1919 to 1949 4, 鲁迅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的重要贡献 （一）开辟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第二潮流 （二）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重大变革 翻译思想 （一）“易解、丰姿”双重标准 （二）“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 5，瞿秋白 大众化原则，“绝对正确，绝对白话文”的思想 翻译《国际歌》 6，郭沫若重译家责任, 重视译者主体性；强调的翻译动机 7，林语堂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的标准：忠实、通顺和美 8，朱光潜 西方美学翻译 Trans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1949 to the present time 9, 茅盾 “神韵说”；创造性翻译论 10，傅雷 神似说强调原文精神和韵味的重现 11，钱钟书化境论，强调译者流畅、地道的本族语 12，王佐良 以诗译诗；为读者着想, 译文要可靠、可读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Plan Teaching Contents: 1.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2.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untri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中国翻译史的大致分期 1.由汉代到唐宋的上千年的佛经翻译【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昙无谶、法显、谢灵运、真谛、彦琮、慧远、玄奘、不空】 2.明清交替之际的科技翻译【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李之藻等】 3.清末民初的文学和科技翻译【李善兰、华蘅芳、傅兰雅、林纾、严复、梁启超等】 4. 民国时期的翻译【赵元任、朱生豪、林语堂】 5.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傅雷、钱钟书、杨绛】 Lecture 1 佛经翻译 I.关于翻译的早期记载 《册府元龟·外臣部·鞮（di）译》记载，周时有越裳国“以三相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 翻译的不同称呼:“象寄”、“象胥”、“鞮译”“舌人” 寄send; entrust; rely on 象be like; resemble; image 译translate; interpret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 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 秦汉时期对“翻译官”的种种称谓： “行人”、“典客”、“大行令”、“大鸿胪”、“典乐”、“译官令”、“译官丞”等。 到汉朝，我国主要的外事活动是对北方的匈奴用兵，故翻译活动逐渐用“译”来统称了。 II.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创立地点：古印度 佛教流传：公元65年之前传入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
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 08英本1 杨慧颖 NO.35 中国翻译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现就其翻译观点和主要作品做一简介： 严复 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1]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主要翻译作品：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鲁迅 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 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翻译史及翻译文学阅读书单 参考书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6。 （第一版）。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第二版）。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 4．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5．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6．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月。7．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 孟昭毅。李载道。（编）中国翻译文学史【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9.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10．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 12. 王秉钦。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13．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4. 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4．王铁钧。中国佛典翻译史稿。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 15．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 16．朱志瑜、朱晓农。中国佛籍议论选辑评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 17．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18．柳治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7。 19．方华文。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 20．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1．孔慧怡。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2．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概论[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3.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资料[Z]。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4．林煌天等。中国翻译词典[Z]。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25.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26.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7.臧仲伦。中国翻译史话[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28.（美国）Douglas Robinson.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1月。 29．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Press,2004. 30. Jean Delisle.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5. 31.Mona Bak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Press,2004. 32．张佩瑶。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黑体为必读书目
2005年3月 第21卷 第2期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ichuan I nternati onal Studies University M ar.,2005 Vol.21 No.2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 “复译”、“转译”之争 陈 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 100101) 提 要: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实践和理论证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复译和转译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值得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给予公正的评价。在复译与转译过程中,一直存在“抢译”、“胡译”、“乱译”、“滥译”甚至是抄袭现象,应把它们与复译、转译区别开来,以促进外国文学翻译质量的不断提高,规范翻译市场。 关键词:文学翻译;复译;转译 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5)02-0100-05 D eba te on Retran sl a ti on and Tran sl a ti on not fro m the O r i g i n a l Text i n20th Cen tury’s L iterary Tran sl a ti on i n Ch i n a CHEN Yan Abstract:A s cultural phenomena,retranslati on and translati on not fr om the original text are inevitable and necessary fr om the devel opment of literary translati on in China,which deserves comp licated and syste matic study and objective evaluati on. Retranslati on and translati on not fr om the original text should be differed fr om random translati on t o i m p r ove the translati on of f oreign literature. Key words:literary translati on;retranslati on;translati on not fr om the original text 复译与转译之争是针对文学翻译的不同方式类型而展开的论争。由同一原本的不同译本出现的时间先后的不同,形成了首译与复译两种不同的译本类型;由译本所据原本的不同,形成了直接翻译和转译两种不同的译本类型。因已有的译本不能满足读者的期望和需要,复译是翻译家常有的选择;因翻译家所掌握的语种等因素的限制,转译也常常是译介外国文学的必要途径和方式。在中国翻译史上,复译和转译是相当普遍的译本类型,其中不乏成功的、受到读者欢迎和肯定的译作,也有不少过多背离原文的转译本和重复平庸、乃至滥竽充数的复译本,对于复译和转译的是非功过,翻译界有着见智见仁的不同看法,并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和争鸣。 一、复译之争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复译普遍存在,数量较多。尤其是1930年以降,复译越来越常见。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中,复译本的数量占一多半。许多著名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梁实秋、周扬等都参与了名作复译。复译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首先,复译的出现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翻译方法不断更替的一种表现。晚清时期,翻译家普遍采用豪杰译的翻译方法,对原作多有增删、改动。五四以后,主张尊重原文的翻译家,使用逐字译和直译的方法重新翻译就成为必然。其次,复译的出现也是现代汉语不断发展、演变和完善的体现。由于现代汉语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文白夹杂、五四时期的中外杂糅阶段,直到30年代后才逐渐趋于定型,所以30年代以前的译本普遍显得译文老化,不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也就需要复译。这就是30年代前后在我国文学翻译史上形成第一个复译高峰的原因之一。这股潮流对翻译文学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出现一些弊端,如抄译、乱译等不良现象,引起人们对复译的反感、认识上的分歧及学术上的论争。 邹韬奋指出,复译不太经济,应该翻译那些有价值的未曾译过的书。(邹韬奋,1920)茅盾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 我们以为如果真要为读者的“经济”打算,则不但批评劣译是必要的手段,而且主张复译是必要的救济。如果劣译出世,一方加以批评,而一方又能以尚有第二译本行将问世的消息告知读者,这倒真正能够免得读者“浪费”了时间精神和金钱的。(茅 001
百科知识—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四次翻译高潮： 1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3“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 4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五四以后---当代） 古代佛经翻译（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起步或草创阶段）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 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代表人物支谦 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支谦的译述比较丰富：约三十年间，译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师。支谦自译的经也偶尔加以自注，像《大明度无极经》首卷，就是一例。这种 作法足以济翻译之穷，而使原本的意义洞然明白。 特点 1主要力量：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 2翻译全凭口授 3大多才有直译法 5佛经内容经常采用中国本土道家思想 古代佛经翻译 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末（发展期） 释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 释道安，南北朝时高僧，翻译家。本姓卫，常山抚柳（河北冀州）人。总结 了汉代以来流行的佛教学说，整理了新译旧译的经典，编纂目录，确立戒规，主 张僧侣以“释”（释迦牟尼）为姓。主要监督翻译了《四阿含》等。主张直译，
不增不减，只做词序调整。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 彦琮（557—610年），俗姓李，邢台隆尧县双碑人，隋代著名高僧，他精通梵文， 也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辩正论》里翻译要例八备十条：就是对做翻译人的具体要求和翻译要求。 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 鸠摩罗什（梵语Kumārajīva ）（公元344 ~ 413 年），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 摩罗什婆，简称罗什。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约在今山西朔城区）人。出生于代州（约代县） 主张直译与意译、音译的结合，著有《三法度序》 真谛（449-569）梁陈时代人，翻译《摄大乘论》 古代佛经翻译（唐朝——全盛期） 古代佛经翻译（续） 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 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 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近代翻译
H i s t o r y o f T r a n s l a t i o n Teaching Plan Teaching Contents: 1.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2.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untri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中国翻译史的大致分期 1.由汉代到唐宋的上千年的佛经翻译【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昙无谶、法显、谢灵运、真谛、彦琮、慧远、玄奘、不空】 2.明清交替之际的科技翻译【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李之藻等】 3.清末民初的文学和科技翻译【李善兰、华蘅芳、傅兰雅、林纾、严复、梁启超等】 4. 民国时期的翻译【赵元任、朱生豪、林语堂】 5.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傅雷、钱钟书、杨绛】 Lecture 1 佛经翻译 I.关于翻译的早期记载 《册府元龟·外臣部·鞮（di）译》记载，周时有越裳国“以三相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 翻译的不同称呼:“象寄”、“象胥”、“鞮译”“舌人” 寄send; entrust; rely on 象be like; resemble; image 译translate; interpret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 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 秦汉时期对“翻译官”的种种称谓： “行人”、“典客”、“大行令”、“大鸿胪”、“典乐”、“译官令”、“译官丞”等。 到汉朝，我国主要的外事活动是对北方的匈奴用兵，故翻译活动逐渐用“译”来统称了。 II.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创立地点：古印度 佛教流传：公元65年之前传入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
中国翻译理论浅说 —近代中国八大翻译家 1.严复的“信达雅” 2.鲁迅的直译 3.林语堂的美学 4.郭沫若的创作论 5.朱光潜的艺术论 6.傅雷的神似 7.钱钟书的化境 8.许渊冲的竞赛论 1 严复 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 2 鲁迅 宁信而不顺（Rather be faithful than smooth.） ?Lu has translated & introduced 200 works by 100 authors from 14 countries, half of which are in Russian. ?The first period:（1903---1919） ?While he was in Japan.in 1903年凡尔纳的著名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雨果的《随见录》中的《哀尘》以及编译的《斯巴达之魂》。 ?In 1907,《红星佚史》cooperated with Zhouzuoren. ?In 1909,《域外小说集》 ?“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的思想 ?鲁迅先生主张翻译“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反对顺而不信。鲁迅所主张的“宁信而不顺”中的“不顺”，就是在翻译时，“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而“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异化的翻译理论, ?其实，韦努蒂早在1986年在其发表于Criticism28(Spring)的一篇名为
“TheTranslator’Invisibil时”的论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异化翻译” 的概念(参见Robinson，1997：97)．但这个概念真正产生国际影响是在其名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于1995年出版之后。另外，补充一点，我国传统译论中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异化翻译”概念或提法，但其中并不缺乏“异化翻译”思想。追溯起来，唐玄奘的“五不翻”之说已经有明显的“异化翻译”思想雏形。 玄奘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异化翻译”进行归纳和理论总结的入。宋初高僧赞宁的“六例”说(详见王宏印，2003：78—91；陈福康，2000：38--42)，则“大大地推进了玄奘的‘五不翻’理论”(王宏印，2003：80)，可以说，赞宁发展了玄奘的古典“异化翻译”思想。鲁迅的“宁信而不顺” 之说(详见王秉钦：2004：1 10—127)在现代意义上与“异化翻译”理论有诸多类似。概括起来，我国传统译论中的异化翻译思想有如下内涵：1)作为翻译方法，其内容包括a)音译，b)直译，c)保存句法形式；2)作为文化策略，其内容包括a)保证佛典的准确、庄严和神秘，b)丰富汉语语汇，引进新的表达法；c)医治国人“脑筋糊涂”的毛病(即“改造国民性”)；3)作为文化理念，它含有一的文化“精英主义”意识(参看本文注释2)。 ?其实鲁迅的“异化翻译”思想中也含有一定的文化“精英主义”意识，如，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中将中国的译文读者分为三类．并主张对不同的读者要有不同的译文：“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 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范围之外…… ?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主张‘宁信 ?而不顺’的……我还以为即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 ?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丰富起来”。 鲁迅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其中还是难免有些文化“精英主义”意识，即异化翻译的读者主要是少数文化精英。这与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中的文化“精英主义”意识有些类似。但韦努蒂比较极端．而鲁迅则灵活、现实得多，因为他完全注意到了“乙类”读者的重要性。
第35 课翻译史--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 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 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 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 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四、五四时期；五、新中过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 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 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 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 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
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 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 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 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 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 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 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 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 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 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 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was born out of contact with states during the . It developed through translations of into . It is a response to the universals of the experience of translation and to the specifics of the experience of translating from specific source languages into Chinese. It also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tradition. The modern word fanyi"translate; translation" compounds fan "turn over; cross over; translate" and yi "translate; interpret". Some related synonyms are tongyi通譯"interpret; translate", chuanyi傳譯"interpret; translate", and zhuanyi轉譯"translate; retranslate". The contain various words meaning "interpreter; translator", for instance, sheren舌人(lit. "tongue person") and fanshe反舌(lit. "return tongue"). The records four regional words: ji"send; entrust; rely on" for 東夷"Eastern Yi-barbarians", xiang"be like; resemble; image" for 南蠻"Southern Man-barbarians", didi "Di-barbarian boots" for 西戎"Western Rong-barbarians", and yi"translate; interpret" for 北狄"Northern Di-barbarians". In those five regions, the languages of the people were not mutually intelligible, and their likings and desires were different. To make what was in their minds apprehended, and to communicate their likings and desires, (there were officers), — in the east, called transmitters; in the south, representationists; in the west, T?-t?s; and in the north, interpreters. (王制, tr. 1885 vol. 27, pp. 229-230) A work attributes a dialogue about translation to . Confucius advises a ruler who wishes to learn foreign languages not to bother. Confucius tells the ruler to focus on governance and let the translators handle translation. The earliest bit of translation theory may be the phrase "names should follow their bearers, while things should follow China." In other words, names should be transliterated, while things should be translated by mea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an Period, reformers such as , and began looking at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ory of the great translators in Chinese history. Zhi Qian (3rd c. AD) (支謙)'s preface (序) is the first work whose purpose is to express an opinion about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preface was included in a work of the . It recounts an historical anecdote of 224A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A party of Buddhist monks came to . One of them, Zhu Jiangyan by name, was asked to translate some passage from scripture. He did so, in rough Chinese. When Zhi Qian questioned the lack of elegance, another monk, named Wei Qi (維衹), responded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Buddha should be translated simply, without loss, in an easy-to-understand manner: literary adornment is unnecessary. All present concurred and quoted two traditional maxims: 's "beautiful words are untrue, true words are not beautiful" and 's "speech cannot be fully recorded by writing, and speech cannot fully capture meaning". Zhi Qian's own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texts are elegant and literary, so the "direct translation" advocated in the anecdote is likely Wei Qi's position, not Zhi Qi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