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明史研究综述
陈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06年出版的明史著作约110种,各种刊物发表的论文达1465篇。读者可参阅《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2006年明史研究目录》。限于篇幅,笔者此处仅就阅读所及综述如下。
一、著 作
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孟森《明元清系元通纪》(中华书局)、《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毓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王毓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皆经整理翻译出版。于浩选编《明代名人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于学者搜索资料大有裨益。政治史方面,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以明末清初士大夫于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反应为研究对象,而刘中平《弘光政权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专意探讨南明弘光政权。制度史方面,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刘毅《明朝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商务印书馆)、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推进了明代驿站、班军、祭礼、陵寝、藏书、县级行政等制度的研究。经济史方面,范金民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中国农业出版社)汇编多篇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相关的专题论文。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黄山书社)、陈锋《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成淑君《明代山东农业开发研究》(齐鲁书社)、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厦门大学出版社)等专著研究了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人口变动与社会状况。社会史方面,陈宝良《明代城市生活长卷———飘摇的传统》(湖南人民出版社)着眼于明代城市生活,而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史研究》(群言出版社)、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则关注江南社会,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视野投向士人阶层。思想文化方面,林金树《中国古代思想史:明清卷》(广西人民出版社)和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较全面地考察明代思想与文化;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周可真《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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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则分别讨论了两位明代著名学者的史学思想或哲学思想;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新星出版社)出版。民族关系方面,陈国庆主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三辑)、韩世明《明代女真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进了明代蒙古、女真民族的研究。中外关系史方面,徐明德《论明清时期的对外交流与边治》(浙江大学出版社)讨论了明清对外交流与边治的关系,而张文德《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具体讨论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关系。曹增友《基督教与明清际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调适与冲撞》(作家出版社)继续以西方天主教进入中国为论题,而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则选取中国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为研究对象。江灿腾《晚明佛教改革史》(广西师大出版社)关注晚明佛教改革,而金成修《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社科文献出版社)、李元光《宗喀巴大师宗教伦理思想研究》(巴蜀书社)则关注藏传佛教。在文物考古方面,杨新华《南京明城墙》(南京大学出版社)、杨仕《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海南出版社)可以让对于明代南京城墙、定陵发掘有兴趣的人们获益。人物研究方面,潘荣胜《明清进士录》(中华书局)汇辑考辨了明清两代进士的姓氏与生平;张侃《郑和VS 哥伦布》(新星出版社)从世界的视角看航海家郑和,杨海英《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商务印书馆)、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分别讨论易代之际一位官僚与一位学者的不同选择。陈卫平《徐光启评传》、许苏民《李贽评传》、周群《徐渭评传》、朱钧侃《徐霞客评传》也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政治史
政治机构。林延清《明代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的作用》(《求是学刊》第4期)认为明代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经常发挥积极作用。刘惠敏《明代女官制度作用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探讨了明代宫廷女官的沿革、铨选、作用。陈志刚《论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演变》(《江海学刊》第2期)认为中央政权存在着“中书省宰相负责制———六部及监察部门分工负责———内阁与司礼监相制衡的监阁体制”的历史演变序列。吴建军《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阁权在国家权力运作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程方、杨继致《明代皇权与中央双轨辅政体制述评》(《聊城大学学报》第3期)用“双轨辅政”来描述内阁与司礼监的地位。黄阿明《明代户部尚书任职情况分析》(《史林》第4期)认为户部尚书是一个具有较大风险的职位,任者多不得善终。吴琦、唐金英《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了明代翰林院的建制、职掌,以及官员升转和功能等问题。王尊旺《明代庶吉士考论》(《史学月刊》第8期)对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建立、选拔、学习范围、散馆授官、阶段性特征作了考察。关汉华《明代翰林院始置时间考辨》(《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则认为明代翰林院的设置时间为吴元年(1367)五月,而非八月。李云泉《明代中央外事机构论考》(《东岳论丛》第5期)认为礼部主客司全面负责外事活动,会同馆、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则管理接待、翻译、礼仪、出使等要务。王建峰《明朝“提督会同馆主事”设置探微》(《辽宁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提督会同馆主事始设于正统后期,比一般认为“弘治五年”的观点提前了五十年。张廷茂、汤后虎《明末至清前期负责同欧洲国家交往的“通事”》(《贵州文史丛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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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对兼具翻译官与对外政策执行人的“通事”之来源、功能、危害作了考察。王伟凯《明行人司机构性质辨析》(《北方论丛》第6期)认为行人司乃皇帝的特使机构,而非专司外交之官署。路远志《明代监察制度特点的历史思考》(《河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明代监察制度具有“多条体系相对独立”、“监察法规完备严密”等特点。丁玉翠《明代科道监察制度中预防职务犯罪的取向》(《学习与探索》第3期)考察了明代科道选任资格、试职、回避、约束与监督等制度。丁玉翠《明初严惩监察官职务犯罪立法之动因考察》(《黑龙江社会科学》第3期)考察了明初对监察官职务犯罪重罚思想在各类立法中的体现。蔡明伦《嘉靖言官:戴着镣铐起舞》(《北方论丛》第2期)以嘉靖朝言官为例,认为言官与最高权力之间别无仲裁权力,所以只能以人格和道德不屈起舞。蔡明伦《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对神宗的批判是明清启蒙思想的先导。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明代巡抚制度萌芽于建文朝,基本确立于宣德时期,一般跨省置督。何朝晖《明代知县幕友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认为幕友协助处理刑名、钱谷,其雏形乃是衙门积年书手演变而来的“主文”。张学强《为官与为师———明清地方儒学教师出路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认为明代初期教官升迁范围较广,后期淹滞难迁而多希望向官员升迁。王伟凯《试论明代的巡检司》(《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巡检司多设置于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密度大或农民起义多发的地区,后来职能渐趋弱化。王伟凯《明代湖北八府的巡检司设置与分布》(《湖北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巡检司的设置时间主要在明初洪武、成化年间,与卫所分布互相补充。
制度及风气。朱子彦《论明代铁券制度》(《史林》第5期)认为明初铁券制度于胡蓝党案后已遭破坏。周荣《明代致仕官员的食俸与养老》(《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明代致仕官员没有俸禄。赵克生《明代文官匿丧与诈丧现象探析》(《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就官员匿丧及“无丧诈丧”等情况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作了探析;赵克生《略论明代文官的夺情起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了明代夺情起复及守制官员营求夺情的现象。赵克生《明代生祠现象探析》(《求是学刊》第2期)指出生祠的建设在正、嘉之后逐渐普遍化。赵连赏《明清的补服》(《文史知识》第7期)指出补服始于明初,其形制与清时补服有明显差异。陈梧桐《论明前期的清官循吏》(《史学集刊》第5期)认为明代前期君主的民本思想及国策,为清官循吏提供了土壤与环境。刘新芳《论明代中后期贪风的特点及其原因》(《安徽史学》第6期)认为明代中后期贪污风气具有普遍化、公开化的特点。谭平《〈明实录〉中记载的“清议”评述》(《成都大学学报》第2期)总结并评价了明代清议的13种类型。
政治事件。陈世松《元末“青巾军”入蜀考———兼释重庆〈玄宫之碑〉》(《四川文物》第4期)认为明玉珍于至正十八年、十九年攻打的对象乃李喜喜青巾军而不是元军。高寿仙《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历史档案》第4期)探讨了北京城营建的管理、经费、物料采办、匠役征用等问题。黄阿明《成化年间播州杨氏动乱探析》(《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讨论成化二十年杨友、杨爱兄弟叛乱及其对此后百年播州地区局势的影响。田澍《明武宗暴亡后江彬被捕原因探析》(《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江彬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杨廷和借机拘捕江彬以平舆情。陈生玺《明清之际的选择》(《文史哲》第3期)品评了明清之际明、清、李自成三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历史选择及其后果。刘永强《李自成与多尔衮在北京时期所实行的政策的得失》(《牡丹江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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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第1期)认为李自成在政策上具有较大失误。王维《大西军余部与清军衡州之战考论》(《船山学刊》第3期)讨论了孙可望、李定国与清军衡州一战的前因后果。孔定芳《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明遗民著述中常深信“中华无不复之日”,并作“期于一旦之用”的准备。
法律。俞美玉《刘基与〈大明律〉刍议》(《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刘基在《大明律》草创中起了重要作用。徐晓庄《〈大明律〉与中华法系“自首”制度》(《天中学刊》第3期)认为《大明律》的“自首”制度代表了中华法系自首制的最高成就。黄华均《明代草原法的文化解读———以《蒙古—卫拉特法典》为主要法据》(《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探讨了《卫拉特法典》的特色、法律价值与后世影响。赵立新《论明清律对日本法的影响》(《华东政法学院学报》第3期)纵向考察了明清律东传后对日本近代法的影响。黄阿明《刘瑾创罚米法小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罚米法并非刘瑾正德三年八月创设,而是刘瑾曲用、滥用了明代固有的赎刑制度中的“罚米赎罪条例”。王伟凯《明万历〈问刑条例〉修订考辨》(《历史教学》第6期)认为《问刑条例》的修订完成应在万历三十五年甚至更晚。卞利《明清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江海学刊》第1期)探讨了明清以里老人理讼和民间调解为主、官府判决为辅的民事诉讼立法原则。陈应琴《丘浚论刑何须有———“明刑弼教”在明代的理论解读》(《山东社会科学》第5期)探讨了丘浚对“明刑弼教”的学理解释。
军事。张松梅《明初军额考》(《齐鲁学刊》第2期)认为永乐朝京营人数在七、八十万,北部边镇军额约69万。胡凡《明代洪武永乐时期北边军镇建置考》(《文史》第4期)认为北边军镇的形成标准是洪武初年都司和军卫的建立,后来的九边军镇是都司级军镇的继承和卫级军镇的升格。江红春《明清时期辽东半岛建置沿革》(《满族研究》第2期)梳理了明清两代在辽东半岛的行政军事机构沿革。程利英《明代关西七卫探源》(《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指出关西七卫的设置基本以察合台后王集团分布为依据。程利英《明代关西七卫作用浅析》(《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认为七卫的作用是在政治上保障了西域、藏区与内地的交通安全,在文化上则促进了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程利英《明代兵制的嬗变与财政支出关系述论》(《军事经济史》第6期)讨论由卫所制向募兵制的转变而造成的军费大增对于国家财政的影响。
三、经济史
人口、土地及赋税。张民服《对明代人口问题的几点再认识》(《中州学刊》第1期)认为永乐元年的户口数不准确,明代家庭人口趋于小型化。范红军、贺军妙《明代析产合户的家庭结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析产合户家庭是明代家庭结构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王晓天《朱元璋洪武初年土地法令析论》(《求索》)第3期)探讨了明初“听为己田”与复业业主“拔补其田”等土地法令对于明初土地产权确定与经济恢复的关系。赵冈《永佃制的经济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永佃制具有两大功能:一、平均地权即使农村的土地分配状况趋于平均化;二、整合农田。赵冈《永佃制与过密型生产》(《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永佃制为过密型生产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徐斌《明清湖池水域所有制研究———以两湖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认为水域的所有权在清代演化出特殊的分割标准。傅辉《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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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差异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科学评价土地数据之前应清理统计登记数据体系、登记数据特征。王裕明《明代总甲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明代总甲为一种职役,遍设于社会治安、军事建制、徭役组织、商税机构中,其性质应区别对待,而组织形态亦相当复杂。颜广文《明代“门摊课”考》(《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探讨了明代通行一朝的向商铺经营者征收的定额营业税“门摊课”的定义,以及嘉靖、万历年间商税与门摊课两税合并的税制改革。黑广菊《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及其功能》(《清史研究》第3期)讨论了宣德年间始设的临清钞关的建置沿革、官员与外界的关系、对临清的影响等问题。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圩市租税的征收》(《学术研究》第2期)指出广东圩市除地税外一般不征收课税,圩市的税收权由地方政府掌握,通常落入圩主、圩甲之手。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淮界”与私盐》(《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探讨了淮盐供应区“淮界”内的官盐与私盐之争。
农业与手工业。梁诸英、顾芳《明代皖南平原的圩田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第1期)指出明代前中期圩田的修缮力度加大,有力地保障了皖南平原的农业生产。古永继《明代西南地区“商屯说”质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认为由于缺乏固定且经常的大规模纳粮开中地点,缺乏开荒的劳动力与大量土地,明代西南地区没有商屯。李伏明《明清松江府棉布产量与市场销售问题新探》(《史学月刊》第10期)考证明代晚期全国棉纺织中心松江府的棉布产量最多为1575万匹,外销量最多为1305万匹,销售对象主要是官僚士大夫、地主、商人。李伏明《论明清时期松江府的农业发展及其地位———以粮食生产和供应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第3期)还认为,明代松江府发达的棉纺织业并非人口和重赋双重压力下的产物,也没能改变粮食生产的基础性地位。王宝卿《明清以来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山东为例(1368-1949)》(《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美洲作物棉花、烟草、甘薯、玉米、马铃薯的引进,作为先进生产力提高了荒地的利用率,并推动了小农经济的经营。蒋慕东、王思明《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农史》第2期)认为烟草由交趾传入广东,时间应当在明末而非清初。王元春等《明清之际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则认为南方地区的烟草系由葡萄牙人于嘉靖年间带入,而东北地区的烟草则由广东兵带入,而非来自朝鲜。王云《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指出临清由于便利的运河交通及适宜的土质,是明清两代贡砖烧造基地。李靖莉《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手工业经济考论》(《东方论坛》第4期)认为黄河三角洲以制盐业、棉纺织业为主的手工业比较发达。陈长征《明朝中后期环渤海地区手工业状况研究》(《广西社会科学》第7期)指出环渤海地区的手工业具有明显的为军事服务的目的。汤开建、黄春艳《明清之际自鸣钟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生产》(《史林》第3期)指出明清之际自鸣钟在江南地区已广泛传播并开始生产。
商业与货币。陈伟明、吴水金《明清澳门内地移民的商贸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从对外贸易、本地经贸、产业经营三个方面考察了居于澳门的内地移民商贸活动状况及特点。徐晓望《论明代台湾北港的崛起》(《台湾研究》第2期)认为福建渔民是北港最早的发现者,福建商人在荷兰人占据此地后仍在北港有重要地位。刘秋根、王中良《明代民间商业信用———兼及消费信用》(《河北大学学报》第6期)考察了明代的商业信用、消费信用深入各行业的现象。南炳文《明代经济领域诓骗窃夺现象的盛行及其防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介绍了明代经济领域中诓骗窃夺之各种现象及其防范措施。刘利平《明正统以降银矿盗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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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府对策》(《兰州学刊》第11期)指出银矿盗采自正统年间闽北始,至成化、弘治年间蔓延至全国。严艳《浅谈明代白银与铜钱的比价问题》(《南方文物》第4期)指出,从明初到1525年,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一直非常平稳,从1525年左右开始发生波动,到1610年左右波动次数较频繁,从1610年到明亡,白银与铜钱的比价达到明代的最高点。
四、社会史
社会管理。王日根《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官民的“自域”与“共域”》(《文史哲》第4期)讨论了明清官方和民间在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领域中的官民对抗及协调机制。卞利《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社会科学》第6期)考察了明代徽州府六都程氏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祭祀仪式。商传《从蠲赈到减赋———明朝灾害政策转变的三个个案》(《史学集刊》第4期)指出明初的救荒政策,在永乐后逐渐由官方一次性蠲赈与减免租赋演变成普遍的减赋与减赋后的地方救助。朱绍华、王翔《“僭礼逾制”:明清江南市民生活的潜流》(《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探讨了江南市民生活衣食住游四方面的僭越现象。李双华《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认为明代中叶吴中士人摆脱仕、隐的生活模式,成为庶民的代言人,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秦海滢《传统孝文化的传播与外延———以明代山东为研究对象》(《济南大学学报》第1期)讨论了孝文化传播中士大夫的倡导作用及其通俗化、神秘化倾向。陈宝良《从风俗论看明代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影响》(《福建论坛》第3期)从风俗与礼制、风俗的上行下效两方面探讨了明人风俗论的基本内容。
地域社会。贺喜《编户齐民与身份认同———明前期海南里甲制度的推行与地方社会之转变》(《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考察了明代海南社会管理中“由抚黎知府到知府抚黎”及“从土官到土舍”两条脉络的演变过程及其对地方社会之影响。王家范《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学术月刊》第6期)提出“通贯地考察古代与近代江南变迁的有机联系、发掘和充分运用同一空间、变迁连续的江南近代史料”是研究方法变革的重中之重。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第5期)认为明中叶以降以“市镇”为单位的区划观念逐渐抬头,而巡检司制度则在事实上扩大了市镇原有的地域范围。吴建新《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的水环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第2期)讨论了珠三角地区水环境与城镇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王尚义、张慧芝《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与民间控制》(《民俗研究》第3期)认为当地人们通过自发性移民、乡约、具有迷信性质的民间信仰来应对生态环境变化,而士绅在其中发挥较重要的作用。蒋明宏《明代江南乡村经济变迁的个案研究———江阴徐霞客家族经济兴衰、分家析产及明末织布作坊问题探析》(《中国农史》第4期)以徐霞客家族为典型,考察其变迁特点、人口增殖与析产、小商品经济等问题。钱杭《“烈士”形象的建构过程———明清萧山湘湖史上的“何御史父子事件”》(《中国史研究》第4期)考察了浙江萧山湘湖周边九乡居民为维护共同利益而将与湘湖水利无关的何舜宾父子“建构”为维护公意而献身的“烈士”的过程。肖文评《从“贼巢”到“邹鲁乡”: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堠乡村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以粤东大埔县白堠村为个案讨论了士绅在地方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古永继《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比较看贵州屯堡文化形成的原因》(《贵州民族研究》第2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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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屯堡文化的形成,与贵州地区缺乏大量的行政移民有关。
社会群体。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明代中期后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流通的发达、白银货币化、商业税率的减轻、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看法的改变,是形成地域商帮的有利的全国大背景。杜正贞、赵世瑜《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史学月刊》第9期)考察了泽潞商人对于地方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王振忠《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历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云间杂记》内一则徽商故事原型的考察,认为“成化年间松江已经出现徽商一词”的说法值得商榷。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也认为不宜将“徽商”形成的时间推论得太前,因为弘治年间徐恪的奏议中仍只称“徽州府客人”而不称“徽商”。徐梓《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指出塾师的收入主要由束修、供膳、节敬三部分组成。刘晓东、赵红《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及其演变———兼论民间教育人力资源的社会配置与优化问题》(《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认为明代儒学生员日渐在塾师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李斌《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学术月刊》第6期)认为陈继儒与晚明颇受物议的“山人”相比较是有独特性的,他们有着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张德建《末世的名士风度———陈继儒刍议》(《中州学刊》第1期)认为陈继儒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晚明文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方式,矜博识,逞小慧,高雅自得,淡然而舒卷自如。柳素平《晚明名妓的气质与形象及其文化透视》(《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受艺术修养熏陶与空灵士风的濡染,晚明名妓具有“衣着风貌的艺术美、居住环境的雅致美、行为举止的脱俗美”的气质形象。
五、思想文化
学术思想。张运华《陈献章人生之路的道家指向》(《韶关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陈献章在三次科举失败后的归隐,是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结果。郭素红《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兰州学刊》第10期)认为杨慎的经学考据虽然缺乏系统性,带有笔记杂考的性质,但却首开经学诠释之风,成为明代后期考据学乃至清代乾嘉汉学的先行者。王党辉《王阳明年考两则》(《兰州学刊》第4期)推断王阳明格竹在阳明十五、六岁之时,而与湛若水定交在乙丑年(1505年),而非丙寅年(1606年)。胡永中《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中国哲学史》第1期)认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时间,不在正德十六年(1621年),而在嘉靖三年(1624年);南大吉刻《传习录》成书时间上限为嘉靖五年八月。任文利《驳〈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中国哲学史》第4期)则认为南刻《传习录》的成书时间下限当在嘉靖五年三月。汪水芳、张丛林《心理暗示———王阳明心学的方法论》(《广西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王阳明心学乃是利用自我暗示,通过改变对象
潜意识,从而达到提升对象道德修养的目的。李《恶的消解—
——阳明心学如何导致儒家道德教化的全面危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阳明心学致良知工夫之简易加深了儒家道德教化的全面危机。吴伯曜《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湖南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晚明《四书》学者拥有更自由、多元和相互融通的诠释视野。黄卓越《王艮安身说 保身说中体现的仁智关系》(《中国文化研究》第3期)讨论了王艮安身说与其所述“仁、智”二概念的关系。蔡世昌《罗近溪的格物说———从“格物”之悟谈起》(《中国哲学史》第2期)详细考察了罗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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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说的具体内涵。吴震《罗近溪的经典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就“克己复礼”的诠释而谈》(《复旦学报》第5期)指出罗汝芳对“克己复礼”训为“能己复礼”、“能身复礼”,从而确立“己即人”、“人即仁”为核心内容的仁学思想,是富有创造性的哲学解释。董玲《析郝敬的“先行后知”说》(《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郝敬的“先行后知”论是在知行合一的思想基础更突显行的价值和定位,从而达到强调笃实、由虚返实的目的。张民服《〈呻吟语〉:吕坤人生感悟及其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讨论了吕坤《呻吟语》中的民本思想。金奋飞《东林书院与东林讲会探析》(《江淮论坛》第5期)指出若纵向地分析书院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政治性的“东林”概念与东林书院相关联却又日渐分离。范立舟《晚明人文精神分析》(《哲学研究》第9期)认为晚明泛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潮有深刻的本质差异,可以定性为“批判理性思潮”。林安梧《明清之际:从“主体性”、“意向性”到“历史性”的一个过程———以阳明、蕺山与船山为例的探讨》(《船山学刊》第2期)自朱子“道德超越形式性”确立以来,到明代则先后经历王阳明“道德内在主体性”、刘宗周“道德纯粹意向性”、王夫之“道德之存在历史性”三个证立阶段。李振纲、李超英《刘宗周“本体与工夫”的语境分析》(《河北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刘宗周重视于工夫中见本体这一思维向度,故有“工夫之外无本体”之说。吴海兰《甬上讲经会与黄宗羲重经思想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第3期)认为清初黄宗羲的讲经会,扭转了明末浙东的不良学术风气。林国标《明清之际理学演变的脉络》(《中南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明清之际间的理学变动存在着“儒学重建”、“儒学重归”两个方向。赵园《原君·原臣———明清之际士人关于君主、君臣的论述》(《中国文化研究》第2期)探讨了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对于君主、君臣关系的诸种议论。蒋国保《黄宗羲与浙东经史学术传统的确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则重点探讨了黄宗羲在浙东经史学术传统“贵专家、言性命必究于史、经术史裁”之精神上的贡献。吴光《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哲学史》第1期)从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著作成果、讲学成就四个方面论述了黄宗羲的学术成就,许苏民《顾炎武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使命》(《云南大学学报》第1期)概述了顾炎武在哲学、史学、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宗教思想、文学思想诸方面的理论创造。陈国庆《顾炎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河南社会科学》第2期)认为顾炎武和综百家、重视经典、重视史学考证与专精之学,开启了乾嘉朴学之先河。张学智《王夫之对礼的本质的阐释》(《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通过对《礼记章句》之分析,指出王夫之将理学融入对《礼记》的阐释中,强调理为礼的根据,礼为理的具体化。杨建祥《船山论“熟”》(《船山学刊》第4期)讨论了王夫之“义精于熟”等思想。林世选《船山〈宋论〉政治思想浅析》(《理论学刊》第5期)讨论了王夫之《宋论》中“以惧治国”、“为政求简”、“张弛并用”等政治思想。左桂秋《经世视野下的“资治”与“明道”———明代王宗沐与薛应续《通鉴》异同之探讨》(《山东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明代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与薛应的《宋元通鉴》在“资治”与“前道”上的不同取向。王开队《从地理文献看明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认为以传统地志类为文献载体的沿革地理学是明代地理学主流,而以广义游记类为载体的一系却代表着传统地理学更为健康的发展方向。周远富《〈通雅〉古音学及其应用》(《南通大学学报》第3期)介绍了方以智《通雅》在古音学上七个方面的成绩。
科举。郭培贵《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清华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明代科举具有“与官学一体化”、“五级考试体系”、“科举为主、学校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等特征。他的《明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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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第12期)计算明初、成弘年间、嘉靖末年乡试录取率自10%、5.9%、3.3%依次下降,会试录取率平均在8.6%左右。张连银《明代科场评卷方式考———以乡、会试为考察对象》(《安徽史学》第4卷)对于明代中后期科场评卷“只重首场”作出分析,认为考官工作量巨大是主要原因,而这种评阅方式也是从多元走向单一、从繁杂走向简单的反映,有利于评阅的公正性和时效性。龚延明、邱进春《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第3期)考证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24595人。汪维真《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史学月刊》第11期)考证该年殿试时间因日食原因推迟至三月二日,而参加人数除109名新科贡士外,还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告殿贡士郭秩,总数为110人。王伟凯《明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名单考补》(《图书馆杂志》第4期)利用《明实录》、《大诰续编》、《大诰三编》补充该科进士名录45人。陈长文《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史学月刊》第11期)认为《明代登科录》等文献中反映出来的官年现象,在明代其实较为普遍。邱进春《明代“贡士”小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第1期)认为“贡士”一词在明代既指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还指贡入国子监的贡生。谈晟广《明弘治十二年礼部会试舞弊案》(《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考察了主考官程敏政与考生唐寅、徐经涉嫌舞弊一案。李菁《陈继儒放弃举业原因初探》(《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从科举艰难、士大夫价值观念改变、个性张扬、个体良好的文化底蕴,经济上的窘迫、儒释道三家融汇的思想等多个角度探析陈继儒放弃举业的内因、外因。朱义禄《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兼论黄宗羲的学术民主思想》(《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指出黄宗羲对科举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破坏人才、禁锢思想两个方面。
艺术。李遇春《陈献章茅笔书的历史作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认为陈献章茅笔书法所寓含的“师法自然”的思想改变元代赵孟
以来的书学复古倾向。郭建平《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江南大学学报》第2期)以明中叶“吴中四才子”及晚明“华亭三名士”的交谊为例,探讨了明代画家“社群”与其绘画艺术之间的关系。谢继胜、廖《瞿昙寺回廊佛传壁画内容辨识与风格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对青海乐都瞿昙寺回廊佛传壁画作了较细致的内容辨识与风格分析,并复原了不同时期壁画的次序。陈芳《论崇祯时期外销瓷的装饰之变》(《装饰》第5期)谈及明代崇祯时期的瓷器装饰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山水画的精美程度达到极致;二是大量取材于流行小说、神话、戏剧的装饰的出现。张朋川《明清书画“中堂”样式的缘起》(《文物》第3期)指出由于建筑中砖的使用与建筑物空间的扩大,自成化年间始大幅的中堂字画样式就在吴地勃然兴起,至嘉靖、万历年间更趋繁盛。杨榕《明清福建戏曲碑刻考略》(《文献》第3期)介绍了明清地方戏盛行的福、莆、泉、漳地区的庙碑、护林碑、墓碑的史料价值,内容涉及戏船、戏班、罚戏、戏神、戏棚等方面。
六、民族关系
栾凡《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学习与探索》第3期)认为“天命论”、“内中外夷、华夷一家论”等思想标志着民族融合达到新的高度。柳素平《明代“达人”对朝廷政治影响探析》(《贵州社会科学》第1期)考察了明初归顺的蒙古、女真人对边防、财政、官制、京畿治安的影响。刘智文《后金时期的长白山开发》(《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考察了后金时期女真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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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地区的开发。王素香《略论明末辽东满族社会生活的变迁》(《满族研究》第1期)讨论1621年女真族自山区迁入平原地区后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社会生活军事化、重视文化教育等变化。郝素娟《论扈伦四部与建州女真联姻的特点与影响》(《满族研究》第2期)认为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在与建州女真的联姻中破坏内部联盟,而建州女真通过联姻则实现了强部和统一东北的目的。沈林《明代后金女真“沈”姓探》(《满族研究》第2期)以《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中有大量汉姓“沈”和女真名字者的记录为依据,认为满洲老姓中有“沈”姓。刘广铭、徐东日《〈建州闻见录〉中的女真人形象》(《延边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书中的女真人形象乃是朝鲜社会总体想象与作者俘囚于建州的真实印象之叠加物。马明达《朱元璋歧视色目人》(《回族研究》)第1期)利用散见的资料,认为朱元璋对于回族人民有歧视心理。成臻铭《论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认为“土目”有极强的防范心理和叛逆表象,夺取土司之权实为“土目”的最高价值目标。陈楠《明初“广行招谕”治藏方策探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明初治藏时混乱的设官建制以及以俗官为主的政策不吻合藏区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周俊华《元明清时期“纳儒”对话的历史轨迹》(《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讨论纳西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玉时阶、胡牧君《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广西民族研究》第6期)指出明朝政府在瑶族区创办儒学、社学、义学、私塾等各类学校,使其教育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伍莉《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明代丽江土官木氏与中央王朝关系研究》(《思想战线》第2期)探讨了丽江磨些土官木氏与中央王朝的良好关系。
七、宗教信仰
赵轶峰《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寓意》(《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认为国家规定的祭祀对象是一个自然、先圣先贤、民间信仰神、无家野鬼的组合体。罗冬阳《从明代淫祠看儒臣、皇权与民间社会》(《求是学刊》第1期)认为明代国家祀典是开放性的体系,常将有影响的民间信仰纳入其中。赵轶峰《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求是学刊》第1期)认为关于明初城隍祭祀改制背景“理念派与惯习派之争”的说法值得商榷。胡华楠等《明初的三教合一思想》(《船山学刊》第2期)指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明初帝王的言论和政策中表现明显。谢正光《钱谦益奉佛之前后因缘及其意义》(《清华大学学报》第3期)追溯了钱谦益家世及宗族中的佛教因缘。冯今源《从明代清真寺碑铭谈起》(《中国宗教》第1期)认为明代清真碑铭的突出特点是伊斯兰教义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希都日古《关于明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指出在16世纪末格鲁派黄教成为蒙古人主要信仰之前,景教与伊斯兰教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濮文起《王森论》(《贵州大学学报》第4期)对东大乘教创始人王森及其传人、活动作了介绍。万晴川、赵玫《西游故事在明清秘密宗教中的解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解读了明清民间宗教宝卷中利用西游故事来进行宗教譬喻以阐发教理、描绘宗教理想的现象。张俊峰、董春燕《明清时期山西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与差异性分析》(《中国地方志》第7期)指出泽、潞、平、并四个地区是山西民间信仰分布的中心,而以晋东南泽、潞地区为最。李浩栽、梁景之《明末清初民间宗教的民族观析论———以〈冬明历〉为例》(《民族研究》第3期)讨论了明清之际民间宗教中的“夷夏之辨”、“反清复明”、“帝王观的流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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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满汉混同”等观念。王晓莉《明清时期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庙会》(《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由于皇室提倡,碧霞元君从“淫祀”变为正统的、北方地区势力最大的女神。范恩君《〈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考辨》(《宗教学研究》第1期)指出泰山灵应宫内明代铜钟铭文为藏外遗经,于碧霞元君信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刘同彪、蔡克骄《从〈岐海琐谈〉看温州民间信仰》(《温州大学学报》第2期)描述了温州包括神灵、鬼怪、巫卜在内的民间信仰。
八、中外关系耿《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中国文化研究》第2期)介绍了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状况。夏劲、陈茜《中西两种科学文化背景下的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之比较》(《自然辨证法通讯》第4期)指出郑和航海在规模、航路、技术等实用科学层面上领先于西方,但在科学探索动机、科学精神和理论知识背景等科学文化层面大大逊色于西方。柳岳武《明朝时期中、日、琉球关系研究》(《安徽史学》第4期)指出明王朝以超然的心理对待琉球来朝,日本萨摩藩则对琉球加强入侵与控制从而导致日本在琉球的地位上升。庞乃明《明〈天启五年赵[彦]等条陈澎湖善后事宜题行稿〉小议》(《中国历史文物》第2期)介绍了一份对明朝后期福建海防史、中荷关系史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档案资料。刘卓《哈烈国与明朝关系述略》(《西域研究》第2期)简述帖木儿之子沙哈鲁统治时期的哈烈国与明王朝之间的友好交往。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学术月刊》第3期)认为海禁政策以及对于商民出海贸易控制过严,使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势力未能正常发展,难以与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竞争。李金明《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福建论坛》第7期)认为海禁与朝贡贸易乃相辅相存,而朝贡贸易损害了地方利益。高艳林《明代万历时期中朝“中江关市”设罢之始末》(《中国历史文物》第2期)讨论了万历二十年至万历四十一年间的中江关市。万明《明代宁波“贡市”———以明末高宇泰〈敬止录〉为中心》(《浙东文化》第1期)探讨了宁波贡市相关问题。戚印平《明末澳门葡商对日贸易的若干问题》(《浙江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澳门葡商由商业行会在广州外贸易集市上统一购入以生丝为主的中国商品,用定期商船的形式输入日本。王新天、吴春明《论明清青花瓷业海洋性的成长———以漳州窑的兴起为例》(《厦门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漳州窑模仿景德镇技术而发展出来的青花瓷业,是在海外贸易的牵引下形成的。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清史研究》第4期)提出要在中欧文化交流诠释的“传播类、接受类、创新类”三框架外,采用“互动交流类”框架,即关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互动结果———新的文化产品。苏生文《明清来华西人吃什么?》(《文史知识》第7期)讨论了来华西方人的饮食问题。张先清《多明我会与明末中西交往》(《学术月刊》第10期)认为天主教多明我会在1632年进入福建传教区并就礼仪问题作系统调查,引发了后来的“礼仪之争”。宋军令《西方传教士与明末历法改革》(《南都学坛》第2期)认为来华传教士参与《崇祯历书》的编制使西学及传教影响达到高潮。毛瑞方《关于七千部西书募集若干问题的考察》(《历史档案》第3期)探讨了传教士金尼阁在欧洲募书的动机与原则。杨泽忠《利玛窦中止翻译〈几何原本〉再析》(《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通过分析利玛窦当年在罗马学院的学习经历,认为利玛窦没有完成《几何原本》的翻译工作的原因并非不懂立体几何,而是因为徐光启丁忧守制离开了北京。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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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霞《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西方传教士从教育观念、教育制度、内容上都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龚缨晏《明清之际的浙东学人与西学》(《浙江大学学报》第3期)讨论了浙江学人朱宗元、张能信等天主教追随者与西学的接触。何大进《略论明末清初广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历史教学》第8期)阐述了广州在明末清初全球化商品贸易、基督教入华、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地位。孙卫国《王世贞及其著作对朝鲜的影响》(《文史知识》第1期)指出王世贞本人及其著作在朝鲜影响很大,其史学著作是朝鲜人编撰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20世纪以来唐代都督府研究综述
李青淼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 北京 100871)
“都督”一职,初置于东汉,曹魏常设为府,成为地方一大军事机构,发展至唐代,已是其最后阶段。这期间,都督府职能与设置又有变化,尤以唐代前期为剧。安史之乱后,都督府有名无实,基本退出了地方行政机构的历史舞台。故本文论述唐代都督府的研究情况,乃特指安史之乱以前时期。
由于与都督府相关的史料缺乏,已有的记载往往又彼此矛盾。故有关都督府的很多论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将20世纪以来对都督府的研究从三方面略作梳理如下:
一、有关唐代都督府职能以及与州县的关系
从《通典·职官十四》以及《新唐书·百官三十九下》的叙述来看,唐代前期的都督府与安史之乱后的方镇有着密切联系。故有人提出唐代前期的都督府是否已如后期的方镇一样,专为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这就涉及到都督府的职能究竟为何以及与州县关系等问题。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归纳起来,主要为三种类别:其一,专为军事而设,见于《通典·职官十四》、《旧唐书·地理一》、《新唐书·百官志四下》等。其二,为地方行政机构,类同州郡,见于《唐六典》、《旧唐书·职官三》等。其三,为地方监察机构,类似开元十五道,见于《通鉴·睿宗景云二年》、《唐会要》卷六十八等。由这三类史料出发,发展成为今人对都督府的不同理解。时至今日,由于对都督府认识上的差异,究其根本,可分为两大类:一为承认都督府是独立一级行政区划,系三级行政级别说;一为不承认都督府是独立一级行政区划,系二级行政级别说。
两种观点中,前一种观点以艾冲为代表。这种观点可上溯到清代,孙星衍辑录《括地志》时,虽未明确三级行政级别说,但其在《序略》中认为某州都督府后所列之州即其所督,以及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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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网络舆论文献研究综述 管理学院2011级行政管2班姓名艾尼瓦尔·吾斯曼学号20112555 摘要：互联网的发展为公众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开放、互动、自由的环境，公众可以随时在这个公开的环境中表达意见和看法。而公民在网络上表达观点和看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因此近几年以来政府部门和社会看重对网络舆论和网络舆论监督管理，同时对网络舆论进行监督和管理。作者通过收集整理大量的文献，就现在网络所拥有的表象分析，对于舆论所表达的概念，还有出现的问题及其必要性展开梳理，期望能为网络舆论的治理提供全面的总结资料。 关键字：网络舆论、网络论舆监管、文献综述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ffairs offers an open, interactive, free environment, the public can express their views and opinions at any time in the open environment. While citizen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and opinions in the network also had a negative impact of some of the inevitabl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social harmony, so in recent ye ars sinc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valu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 manag ement network, while the network of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he authors col lected a lot of literature, the concept of a network of public opinion, necessity, status, and its im pact on the conduct of the system comb, hoping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inform ation management for the network of public opinion. 目录 国内网络舆论文献研究综述 (1) 一、网络舆论与网络舆论监管的概念界定 (3) （一）网络舆论的概念 (3) （二）网络舆论的特征 (3) （三）网络舆论形成和传播的主要原因 (4) （四）网络舆论监督和管理的必要性 (4) （五）网络舆论监督和管理的内涵 (4) （六）网络舆论监督和管理的基本原则 (5) 二、国内外网络舆论监督和管理的研究现状 (6) （一）国外网络舆论监督管理的研究现状 (6) （二）国外对于网络舆情引导监督和管理的主要特点有 (7) （三）国内网络舆情监管的研究现状 (8) 三、我国网络舆情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9) （一）应对网络舆情的态度被动，行动速度迟缓 (9) （二）网络舆情监管部门执行网络法规刚性不强 (9) 四、网络舆情有效监管的路径选择 (10) （一）政府信息公开 (10) （二）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引导 (10) （三）完善对网络舆情预防和处理 (11) （四）完善网络立法 (11) （五）提高全民的综合素养 (12) 参考文献 (12) 一、网络舆论与网络舆论监管的概念界定 （一）网络舆论的概念
宋史研究参考书目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97年 本书于1951年初版，以后三次增订。作者认为：王安石关于变法改制的全部构想，可以说都是合乎时势之发展趋向，应乎民众解除患苦的迫切需求的。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反驳自南宋以来所形成的对王安石的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使一个政治改革家的本来风度和丰采，再现在读者的面前。这是一本关于王安石的个人传记，更是反映北宋熙丰改革史事的实录。 本书作者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生前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 本书是在1944年的《岳飞》和1955年的《岳飞传》基础上，再次修改而成的。本书勾画出了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描绘了岳飞一生所建立的事功，他的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并对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做出公允的评价。该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一位英雄人物的传记，是一部两宋之际的政治史、军事史，是一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史。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社1998年本书是“中国古代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利用大量文献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深入考察了辽、宋、西夏、金时期社会生的方方面面，内
容涵盖饮食、服饰、居室、交通、妇女、婚姻、生育、丧葬、社会交谊、宗教信仰、鬼神崇拜、巫卜、文体娱乐、医疗保健、称谓、排行、避讳、押字、刺字纹身、休假、语言文字、家族、节日等，是目前本领域最为重要的专著。 本书作者朱瑞熙，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张邦炜，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复生、蔡崇榜，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白钢全书主编、朱瑞熙分卷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本书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原理和方法，除介绍宋代各项制度外，着重在阐述其运行机制和特点；同时，首次论述宋代的中央决策体制，探讨中央决策机构和决策的依据，信息传递渠道，决策和政策贯彻执行的程序、方式，决策的特点与效应等。这是目前最为全面地阐述宋代国家制度史的著作。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 本书依据丰富的史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宋代农业生产、土地关系、手工业发展、国家专利制度、商业和城市经济、对外贸易、货币及经济思想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和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国内网络舆情研究综述 丁 也 （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 ４６６００１） 【摘 要】自互联网进入中国后，国内关于网络传播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对网络舆情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网络舆情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不断拓展和创新。为更好地了解国内网络舆情的研究现状，本文根据对“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结果，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献从网络舆情的概念、形成与传播、收集与研判、监控与引导以及网络舆情危机的预警等方面进行综述。 【关键词】网络舆情；传播；研判；引导；预警 随着网络的兴起和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开始成为舆情汇集的新通道、传播的主阵地。作为现实社会舆情问题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网络舆情也渐渐走上社会发展的舞台，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更好地了解国内网络舆情的研究现状，本研究根据对“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结果，试选取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一综述，以期全面展示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供理论界参考借鉴，并以此推动网络舆情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网络舆情的概念 周如俊、王天琪（２００５）认为网络舆情从书面上理解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热点”问题所表现的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的情况。刘毅（２００６）认为网络舆情是由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徐晓日（２００７）认为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的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共同意见。纪红、马小洁（２００７）认为网络舆情就是指在网络空间内，围绕舆情因变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网民对执政者及其政治取向所持有的态度。 二、网络舆情的形成与传播 一些研究者从新闻传播学维度对网络舆情的形成和传播规律进行了探讨。周如俊、王天琪（２００５）认为网络舆情的形成主要源于社会矛盾、个人意见的扩展以及偶发事件的激发等诱因。张勇锋（２００８）通过对《旅游新报》事件网络舆情信息在“量”和“质”上的梳理与分析，指出网络舆情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倾向其根源和指向仍然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曹劲松（２０１０）指出，依据时间轴线分析，网络舆情的发展具有“散播———集聚———热议———流行”四个阶段和“爆发、升华、延续”三个关口。刘毅（２００７）认为，电子邮件和新闻组、即时通讯工具、ＢＢＳ、博客和维客四类网络言论传播渠道是网络舆情传播的基本途径。曾润喜、徐 晓林（２０１０）以新浪网新闻《村官疑因考试领先公安局长之子被设套成逃犯》为研究样本，对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进行研究后发现，网络舆情受到新闻刊发时间的影响，与信息获取便捷度正相关；网络舆情受到网络舆情事件涉及地区的影响，与互联网普及率正相关；网络舆情受到使用媒介类型的影响，互联网网民是主体，手机网民逐步增加；网络舆情的网民态度受到情绪的影响，容易指向党政机关和整个社会，呈现一边倒趋势。 三、网络舆情的收集与研判 网络舆情的收集与研判，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就网络舆情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前学术界就此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李雯静、许鑫、陈正权（２００９）根据网络舆情的特点，从指标设计、分类、构建等方面，在网络舆情信息汇集、分析、预警的工作流程中，按照主题将信息分门别类，统计、计算出若干指标值，对舆情进行横向、纵向的监测和评估，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帮助舆情工作者对舆情突发事件进行研判及态势预测。 郑魁、疏学明、袁宏永（２０１０）根据公共安全网络舆情研究的需求，将中文分词技术应用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提出基于ＩＣＴＣＬＡＳ分词技术的网络舆情热点信息的自动发现方法，并通过１个突发事件的实例验证了该方法的实用性和可靠性。该方法读入新闻文本并进行分词和词频统计，从词频表中去除停用词，合并多单位关键词得到突发事件热点信息关键词列表，对网络信息及时进行检索，为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提供技术支持。柳虹、徐金华（２０１１）提出了一个包括舆情信息采集、信息预处理、特征提取、ＶＳＭ生成、热点发现算法和评价指标等几个部分的网络舆情热点发现模型，并通过实验比较了两种算法：Ｋ－ｍｅａｎｓ方法和ＳＶＭ方法，实验结果表明ＳＶＭ对于网络舆情热点发现方面具有比较好的优势。 刘毅（２００６）研究了内容分析法在网络舆情分析中的作用，认为内容分析法在网络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网络的内容挖掘、对网络的结构挖掘和对网络的使用记录挖掘上，内容分析法在网络舆情信息分析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１）描述网络中传播的舆情信息；（２）推论网络舆情信息传播主体的意图以及态度和情绪的倾向性；（３）描述和推论网络舆情信息的产生和变化趋势。黄晓斌、赵超（２００９）研究了文本数据挖掘法在网络舆情分析中的作用。文本挖掘的技术主要包括特征提取、文本分类、文本聚类、关联分析、文本总结、趋势预测等。文本挖掘技术在网络舆情信息分析中的应用体现在五个方面：（１）对网络舆情进行描述；（２）对网络— ０ ６—
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 李全德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0期 本年度的宋史研究论著从数量上看，可谓丰富。关于宋代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集近50种，论文800多篇。本年度宋史研究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是十卷本《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全集共收录邓广铭先生学术著作六种，古籍整理笺注四种，讲义、教材、百科词条等五种，以及论文等224篇。其他主要著作有：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柳立言《宋代法律与妇女》(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张文《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巴蜀书社)，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宋史研究丛书再出两种：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和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云南大学出版社)。论文集主要有：包伟民主编《宋代社会史论稿》(山西古籍出版社)，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葛金芳主编《中国传统社会探研》(人民出版社)，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此外还有张其凡《宋代典籍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文献校勘、整理等方面的著作有：金文明《金石录校证》(广西师大出版社)，孙猛《郡斋读书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燕永成《宋太宗实录》(甘肃人民出版社)，彭向前补注《宋史夏国传集注》(宁夏人民出版社)，《二十五史补编》委员会编《宋辽金元明六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李勇先、毛丽娅校点《舆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俞定启、乔卫平编《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文献集成(北宋南宋)》(第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傅璇琮等编《全宋诗订补》(大象出版社)。等等。
2003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取得较大成绩，在两宋货币史、宋元商业贸易、地域经济等方面有新的进展。出版专著、论文集有：姜锡东《宋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中华书局02、12)、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姜锡东、李华瑞《宋史研究论丛》第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11)、王颐《驾泽抟云——中外关系史地研究》(南方出版社06)、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0)、《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收入宋代经济史方面的论文10篇(云南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论文集)，现据笔者所见，作如下评述。专论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共分导论和正文十章，系统考察宋代商人与小农家庭的生产活动；官私商业的经营方式；商人的市场垄断与政府的反垄断；国有商业资本；宋代的盐商、粮商、布帛商；以及政府与商人的矛盾和宋代民间商业资本发展的重重阻力。对此前宋代商业研究中没有探讨或研究不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做了认真缜密的分析论述。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详细论述了宋代寺院经济的管理制度、经济状况、田产来源及经营模式、内部生产诸关系、寺院及僧人的赋役负担、寺院所经营的手工业及商业与高利贷、地区差异、内部阶级结构等方面的内容、客观地评价了宋代寺院经济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所占的地位。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主要论述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海外贸易与宋代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与宋代财政、政治和社会生活，海外贸易与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等内容，指出中国古代包括宋代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占有的主导地位源于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超前发展的经济文化水平，而发展曲折迟缓的原因却在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封建王朝的贸易、华夷观念和重本轻末政策等等。另外对海南岛的开发、东南沿海市镇的兴起及铜钱的外流亦有新的探索。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上下册，分述铸币管理；铜钱的供给、铸行、购买力；铁钱和特殊货币区；纸币的产生、演变及管理与形制；金银的供给、货币职能、形制、购买力、地位等。另外，作者对宋代货币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在1996年版的基础上主要增写了第三章，“制度变迁：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之二”专论制度变迁对经济重心南移的作用，重点讨论了关于国家界定产权问题、关于租金最大化问题、“统治者的权力扩散”和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地域经济王社教《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认为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陕西师大学报4)。苏基朗《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从宋元闽南的研究案例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史上空间与制度概念，说明两者在表述复杂的长期经济表现时，不仅具有相当的解释功能，而且可以带来不少启示。文章触及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阶段，区域经济地理整合现象，对海外贸易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长期经济表现可能构成的正面作用等(历史研究1)。陈丽霞《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等理论问题展开讨论(福建论坛1)。[!--empirenews.page--]陈勇勤《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移动引发的思考——两宋定都作为总变化轨迹上一个关键点》认为两宋定都涉及中国经济中心东移和东南移。首都与经济中心位移的总变化轨迹反映出，从西北到华北、到东南、再至华北，由此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1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2、西北与东南、区域差距；3、可以借鉴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经济中心移动及有关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流动问题(南都学刊4)。魏华仙《北宋东京节日消费》认为宋代东京的节日消费既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后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带动了城市相关行业和饮食、商业、零售业、娱乐业等的发展，同时这种节日消费又具有季节性、短暂性、两极分化和剥削性等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成荫《北宋
江苏科技信息June 2013 ■ 杨菁赵岩 摘要： 文章收集、整理了关于网络舆情及网络舆情预警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对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网络舆情及网络舆情预警研究的不足及展望，为该领域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关键词：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危机管理 网络舆情及其预警研究综述 网络舆情及网络舆情预警研究是伴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而新兴的学科，随着网民数量的大量增加，该领域相关研究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近几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网络舆情及网络舆情预警方面的研究。本文收集、整理了该研究方向上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对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网络舆情及网络舆情预警方面的研究不足及研究展望，为该领域的发展奠定基础。 １．网络舆情及网络舆情预警的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网络舆情及网络舆情的预警研究，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部分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针对互联网对舆情的影响或网络舆情展开。Ｓａｖｉｇｎｙ和Ｈｅａｔｈｅｒ认为，当代社会舆论总体上由大众媒体促成，并通过沟通系统创造出来。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沟通工具，与传统的媒介相比对公众舆论 有重要作用。Ｃｈｒｉｓｔｅｎ等通过实验比较了地方、国家和互联网新闻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和Ｔｅｔｓｕｒ通过调查互联网的应用对日本舆论的影响，认为互联网是公众获取和理解政府政策的有效工具。除此之外，各国政府还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网络言论、信息及一些商业行为进行管理规范，如美国在９．１１后发布的《爱国者法案》和法国的《信息社会法》等。可以看出这些研究虽然与网络舆情有关，但并没有专门以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危机作为研究对象，仅仅从管理角度进行了一些研究。 还有一部分国外学者的研究则主要偏重于危机事件的应对及决策，大多从群体决策理论框架和批判理论角度出发。从２０世纪初开始，学者们就将群体思维用于解决群体讨论、群体决策、群体成员人际关系等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以网络为媒介形成的虚拟社群，其讨论方式、决策方式、人际关系等，都很像一个 小群体，所以出现了许多以群体传播理论研究网络传播行为的论文。另一些学者的研究以批评理论为工具，探讨网络传播群体中成员的社会背景及性别角色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其关注的重点多是不平等和压迫现象。还有一些文献集中于公众舆情对一任政府及政府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政策评论及影响上，如：对伊拉克和海湾战争的民意研究、对克林顿政府的民意研究等。 ２．网络舆情及网络舆情预警的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和完善的转型时期，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也迫在眉睫，受到各学者的广泛关注。 理论体系方面，当前网络舆情事件应急处理中存在较多问题，如信息的过度控制导致舆情泛滥；应急准备不足，对突发事件响应速度慢；舆情监测分析手段落后；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引导缺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名称：内蒙古经济、资源、环境发展中的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２ＭＳ１００８。内蒙古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项目名称：内蒙古经济、资源、环境非均衡发展的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ＮＪＳＺ１２０４７。 作者简介：杨菁，内蒙古工业大学，讲师，博士。赵岩，内蒙古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 战略研究 12
宋史研究史料 《宋史》、《东都事略》 《宋史》元脱脱奉敕撰，496卷，至正五年（1345）成书，主要依据宋朝国史、实录、日历、时政记等删削增补而成，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南宋后期尤疏略，向以粗疏芜杂著称，但保存史料丰富。 《宋史翼》40卷，清末陆心源以宋人文集、史书以及年谱、方志资料，辑补《宋史》未立传人物，补传781人（附传64人），可补《宋史》之不足。 《东都事略》130卷，南宋王称撰，纪传体北宋史，无志表，时称“信而有征”，少数史料为《宋史》所无或可纠《宋史》失误。 《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南宋李焘据国史、实录、家传、野记等修撰，淳熙十年（1183）成书，广征博引，考证异同，保存大量史料，久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重编分卷，已佚徽宗、钦宗两朝以及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各一部分。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卷，南宋杨仲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编撰，按朝各分事目，虽太祖、太宗、哲宗、徽宗四朝共佚8卷，另2卷亦残缺，仍保存了许多史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南宋李心传撰，高宗一朝编年史，据国史、日历、文集、碑传等修撰，约于嘉定元年（1208）成书，保存了南宋初期及宋金战争史料。
《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南宋徐梦莘编撰，绍熙五年（1194）成书，具载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宋金和战史料，全录或节录原文，尤为珍贵。 《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宋会要辑稿》宋代至宁宗朝历朝修撰会要皆已成书，久佚。清嘉庆时徐松自《永乐大典》辑出，后经多人整理未能完成。1936年据整理稿影印出版，为200册；1957年再缩版影印，为八大册。分为17门，门下分目收录大量诏令、法令、奏议，虽多有残缺，但保存了大量宋代典章制度史料。陈智超将本书整理时的复文或误作复文而被删落的遗文约八十万字，整理为《宋会要辑稿补编》，1988年影印出版，为一大册。 《文献通考》348卷，马端临编撰，元大德十一年（1307）成书，分为24门，门下分目，为典制通史，下迄南宋宁宗朝，对宋代典制记载尤详。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南宋李心传撰，分甲、乙两集，各20卷，甲集分13门，乙集分12门，体例类同会要，分类记载嘉定以前典制、事迹。南宋李攸《宋朝事实》20卷，记北宋典制，体例亦近会要。 《宋大诏令集》、《庆元条法事类》 《宋大诏令集》原为240卷，今存196卷，1962年中华书局校印出版。传宋绶后人于南宋初编辑。存17门，分类辑录北宋八朝（无钦宗朝）诏令3600余篇。 《庆元条法事类》存36卷，南宋谢深甫等奉诏编集，嘉泰二年（1202）编成，为当时现行法令汇编，也保留一些已不实行的北宋法令，存16门，门下分类，排列敕、令、格、式、申明，“申明”载有时间，自元佑七年（1092）
2010年2月 第28卷第1期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Feb.2010 Vol.28 No.1近十年柳永研究综述 乐 芳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摘要] 柳永其人其作生动体现了北宋的部分生活,也为我们今天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研究者的不同解释,提供了多种可能。近十年的柳永研究,证实了这一解释学原理。 [关键词] 柳永;词;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36(2010)01-0055-06 北宋初期的著名词人柳永,曾经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贡献,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十年柳永词研究呈现繁荣态势,据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仅研究论文就超过340篇,比整个20世纪一百年间发表数量的总和还多。审视角度多样,研究范围不断扩展,许多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笔者仅就所见,对近十年来所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柳永其人研究 (一)关于柳永生平 柳永虽是著名的词人,但《宋史》没有为他立传,古籍中涉及柳永的记载虽也不少,但又多系传闻附会,真正可靠的资料为数甚少。因而,关于柳永家世与生平行迹考证就众说纷纭,至今无定论。自上个世纪以来,“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导致许多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进入新世纪近十年也有一些关于柳永生平的文章。王辉斌《柳永生平订正》一文认为,柳永生于987年,于1031年考中进士,其卒后由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与陈朝请共同营葬。《镇江府志》所载泗州判官、著作郎、太常博士诸职,均非柳永生前所任,所谓的《宋故郎中柳公墓志》,乃系一篇伪作。这个观点较为新颖,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商榷[1]。曾大兴在《“柳永”辩正》文章中对《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吴世昌先生撰写的柳永词条进行细读发现三个问题,一是柳永的名和字及其改名换字的问题,二是柳永的婚姻及后嗣问题,三是群妓合资葬柳永及“吊柳会”的问题,对此三个问题分别作了很有见地的阐述,认为王辟之说柳永改名换字的原因“以疾”是对的,“永”者,长久之谓也。词条中提出柳永没有结过婚也是有误的,据康熙《崇安县志》卷七 载:柳永有子名,字温之,庆历六年贾黯榜。官至著作郎。另外关于群妓合资葬柳永及“吊柳会”也是以讹传讹,文中引用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此种说法较可靠,这篇文章对以往的一些不是很可靠的说法进行了考证并得出具有说服力的见解,比较有新意[2]。 (二)柳永的悲剧命运探讨 袁美丽《试论柳永人生悲剧的深层文化意蕴》指出柳永流连风月,终生沉沦,堪称悲剧的一生。文章认为造成其悲剧的原因是上层统治者视柳词为“小词”,“好为淫冶讴歌之曲”,有伤风化;另一方面,柳词 [收稿日期] 2009-07-13 [修定日期] 2009-12-09 [作者简介] 乐芳(1978-),女,江西上饶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2007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 55 ·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与发展现状分析＊ 曾润喜 【摘 要】本文从网络舆情的基础理论、网络舆情的管控机制、网络舆情的外部性、网络舆情的技术与系统构建等四个角度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并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现状和研究机构的发展现状予以了分析。 【关键词】中国 网络舆情 综述 Abstract:This paper has revie wed and analyzed the research condition related with the net work opinion from four angles,which is th e theory of network opinion,network opinion control mechanisms,externalities of netw ork opinion,technologies and systems f or net work opinion.It has also discussed th e present situation of netw ork opinion research institution in China. Key words:China netw ork opinion revie w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作为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的最好平台,被公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对网络舆情的研究逐渐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在对大量论文进行研读和对研究机构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和发展状况加以分析。 1 论文统计 2009年3月1日,以“网络舆情”和“互联网舆情”为篇名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检索期刊文献共83篇,剔除重复和不切题的文献,总计统计期刊论文70篇。我国对网络舆情的研究开始于2005年,研究论文呈逐年递增趋势:2005年4篇,2006年9篇,2007年20篇,2008年28篇,2009年1月即有9篇。这些论文散见于各类期刊上,既有实践性期刊,也有学术性期刊;既有技术类期刊,又有社科类期刊,这反映出尽管网络舆情的研究刚刚兴起,但已经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和重视。 2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现状分析 2.1 网络舆情的基础理论研究 2.1.1 网络舆情的概念 中山大学周如俊[1]认为网络舆情从书面上理解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热点”问题所表现的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的情况。天津社科院刘毅[2]认为网络舆情是由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南开大学徐晓日[3]认为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的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共同意见。华中科技大学纪红[4]认为网络舆情就是指在网络空间内,围绕舆情因变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网民对执政者及其政治取向所持有的态度。天津社科院王来华[5]认为“舆情”在其狭义上是指民众受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而网络舆情,则主要指使用网络者或俗称网民的社会政治态度。 2.1.2 网络舆情的主体特征 网民是网络舆情的主体,天津社科院毕宏音[6]研究指出网民表现出五大主体特征:社会群体中分化出来的“新群体”与现实生活中的舆情主体发生交叉和重构;网民所表达的舆情不能被视为全体民众的情绪、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研究”(编号:08B2203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高校思政、党建、稳定、网络)委托研究项目“基于网络舆情研判的高校群体性事件预警与网上应急处理”(编号:08W L1111);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基于网络舆情研判的高校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研究”(编号:H F0601208407)。
宋史研究书目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97年 本书于1951年初版，以后三次增订。作者认为：王安石关于变法改制的全部构想，可以说都是合乎时势之发展趋向，应乎民众解除患苦的迫切需求的。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反驳自南宋以来所形成的对王安石的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使一个政治改革家的本来风度和丰采，再现在读者的面前。这是一本关于王安石的个人传记，更是反映北宋熙丰改革史事的实录。 本书作者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生前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 本书是在1944年的《岳飞》和1955年的《岳飞传》基础上，再次修改而成的。本书勾画出了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描绘了岳飞一生所建立的事功，他的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并对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做出公允的评价。该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一位英雄人物的传记，是一部两宋之际的政治史、军事史，是一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史。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社1998年 本书是“中国古代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利用大量文献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深入考察了辽、宋、西夏、金时期社会生的方方面面，内容涵盖饮食、服饰、居室、交通、妇女、婚姻、生育、丧葬、社会交谊、宗教信仰、鬼神崇拜、巫卜、文体娱乐、医疗保健、称谓、排行、避讳、押字、刺字纹身、休假、语言文字、家族、节日等，是目前本领域最为重要的专著。 本书作者朱瑞熙，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张邦炜，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复生、蔡崇榜，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白钢全书主编、朱瑞熙分卷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本书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原理和方法，除介绍宋代各项制度外，着重在阐述其运行机制和特点；同时，首次论述宋代的中央决策体制，探讨中央决策机构和决策的依据，信息传递渠道，决策和政策贯彻执行的程序、方式，决策的特点与效应等。这是目前最为全面地阐述宋代国家制度史的著作。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 本书依据丰富的史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宋代农业生产、土地关系、手工业发展、国家专利制度、商业和城市经济、对外贸易、货币及经济思想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和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本书作者漆侠（1923－2002），山东巨野人，生前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 本书试图按现代军制学的规范，重新研讨宋朝兵制，主要介绍了北宋禁兵和南宋屯驻大兵的演变、编制、指挥系统等问题，以及宋朝募兵制、装备、通信、
2009中国网络舆情综述3.txt∞-一人行,必会发情二人行,必会激情三人行,必有奸情就不会被珍惜。真实的女孩不完美，完美的女孩不真实。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争其必然。2009中国网络舆情综述人民网>> 舆情频道>> 文章内容 受权发布：南大-谷尼网络舆情报告卷一 2009中国网络舆情综述 2010年04月19日09:43 作者：杜骏飞 6. 民族主义情绪相对平和 2009年尽管是建国60周年，但是网络舆情中民族主义情绪相对比较平和，没有出现2008年“万众一心抗震救灾”、“中华民族百年奥运梦圆”、“火炬传递海外受阻”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舆情事件，排名前100的舆情事件中，仅“方静间谍门”事件（见本书第三章第59条）中体现了些许民族主义情绪。 近年来的网络舆情事件表明，在网络环境中，对民族不利的事件往往更能引发网络舆论，而类似于建国六十周年这样可以激发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事件，尽管传统媒体报道很多，但却很难成为网民讨论的对象。 7.新老媒体互动加强，网络舆论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 网络舆情的产生离不开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新老媒体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互联网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已经是大势所趋。总结2009年网络舆情事件的传播过程我们发现，新老媒体的互动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传统媒体首先就某一事件进行报道，经过门户网站转载后，引发第一轮网络舆论；此后在一些BBS和网络社区出现相关的讨论帖，同时部分专业人士通过发表博客就事件进行评论，形成第二轮网络舆论。 第二种情况则更为普遍，事件首先出现在博客、微博客、SNS社区、BBS等网络媒体上，经过网络写手和BBS版主推动，引发网友大范围关注，形成第一轮舆论；关注度达到一定程度，传统媒体会跟进报道并核实消息，最终形成较为完整、可信度较高的事件信息，这些信息被互联网再度转载，引发门户网站新闻评论、BBS评论、博客评论，形成第二轮舆论。 2009年的舆情事件中，大部分都遵循第二种新老媒体互动的规律，天涯、网易论坛等影响力较大的BBS已经成为许多传统媒体的重要新闻来源，网络舆论为传统媒体设置
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 2000-11-03来源：光明日报 “唐宋变革”或“唐宋转折”指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际发生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在对这一转折性质的解释上，中外不同的史学流派之间有很多分歧，其中，美国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在此阶段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 近20年来，美国学术界在进一步摒弃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同时，越来越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或曰“新文化史”的影响，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面，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解说。这一新解说的主要特征是：一、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式近代的一个转折；二、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在考虑唐宋变革历史地位的时候，更倾向于超越王朝体系，从长时段的、尤其是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来进行重新认识。许多学者的研究选题都着眼于如何理解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无论老一代学者如郝若贝关于社会史、刘子健关于文化史的研究，还是新一代学者如包彼德关于思想史、柏文莉关于家族、妇女史等的研究，都是如此。为了避开断代史的窠臼，许多学者更喜欢用“中世”而不是“宋史”来指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 在“唐宋变革”持续的时间范围上，新近的研究倾向于将北宋、南宋之交看作它的下限。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北宋、南宋之际发生过一次重要的转折，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如刘子健就认为，北宋、南宋之际，中国文化从开放和具有创新性转向内敛与精细，逐渐失去创造性，终于导致此后近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迟滞。 关于宋代社会阶级结构的研究成果是新解说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过去研究者大多将旧贵族阶层消亡、新庶族阶层兴起看作是唐宋间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新近研究却更多地从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的社会变革。学者们认为，“世族”作为一个社会构件，其由政治制度与社会协议所维持的身份地位，在唐以前就已失去了大部分现实基础，贵族的身份地位主要是靠文化来维系。宋代强调文治，扩大科举制度，给了富人与其它社会上层一个适当的途径，以取得那些与旧贵族传统相联系的功名，并以此作为使他们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手段。新近的研究成果还认为，以往研究过高估计了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性的扩大程度。事实上它仍然是官僚阶层操纵政治的工具，并未能导致庶族掌握政治权力的社会的形成。郝若贝关于宋明间社会史的研究、韩明诗关于宋代江西抚州士人的研究以及贾志扬关于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关于唐宋变革中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阶层，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到12世纪末，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南方地区，开始形成一种自存性的地方精英集团，他们掌握着地方社会主要的经济政治资源，已不如前代的精英阶层那么关心在全国政治中建功立业，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地方的安定与家族的进德延嗣。他们反对国家政权过多干涉地方事务，因此，从中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缙绅阶层的雏型。郝若贝与韩明诗前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是开创性的，90年代起，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论点。希勒考尔与韩明诗于1993年合编的《经世济民：宋人论治国》一书更提出了在政府与家族之间存在一个“中层空间”（MiddleSpace）的论点，认为占据这个中层空间的，正是地方文化精英。 从上述内容可知，关于唐宋间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学者们的注意力也已移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认为12世纪最重要的制度性变革，是从由中央政府努力经世治国转向由地方精英协同努力以达到地方社会的安定。 总体看来，关于宋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在有关论著中仍占多数，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倾向于将儒家的复兴看作是唐宋间思想史转折的关键。在这一复兴运动中，儒家从佛教引入了许多哲学思想，为儒家新的社会伦理观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因为新儒学否认导致个人独断的君主专制，因此，唐宋变革实际表现为一场儒学的“世俗化”与政治文化的理性化运动。在这方面，陈荣捷、包彼德、田浩等人的研究比较典型。不过最能体现近20年研究之新意的，与其说在于学者们所得出的具体结论，不如说在于他们研究的取向与方法。正如田浩所说，前人多将思想史作为哲学
宋代泸州研究文献综述 一、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研究的现状 关于本课题的研究，近代以来已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但由于地区研究的区域限制，又囿于资料的限制，研究的成果也颇少。对宋代泸州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透彻。总的来说，学术界关于宋代泸州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泸州在对抗蒙军的研究 2.关于泸县宋墓的研究 3.关于合江宋墓的研究 4.关于泸州所属羁縻州的研究 5.关于泸州酒的相关研究 6.关于泸州报恩塔的研究。 在正史书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和近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的考究和宋代泸州的一般分析中，有如下研究观点： 关于在泸州地区的宋蒙之战，樊波的《陕西出土蒙元墓志中的宋蒙泸州之战》中提到：“陕西是宋蒙交战时期蒙古征蜀军队的大本营,许多战事的参与者卒后都埋于长安附近。近年陕西出土的蒙元墓志中有多方涉及到宋蒙泸州之战,《刘元振墓志》、《冯时泰墓志》、《耶律秃满答儿墓志》等3方墓志对1261年刘整降蒙和1277年泸州之战的记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而在陈世松的《老泸州城“刘整降元”石像考》中“探讨了刘整降元事件，以及对南宋毁灭性的打击”，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中对刘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刘整。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两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高度评价了刘整。 关于泸县宋墓的相关研究，有刘复生先生的《“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先生在文章中说到：“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朝廷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力量,泸州成为一路的政治军事中心,权任益重,甚至与成都分庭抗礼。大量人口移居此地,户数"猛涨",成为泸州宋墓的主人。”提出了泸州宋墓的来源。 万然在《泸县宋墓石刻艺术研究》中提到：“泸县宋墓作为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南宋墓葬群,其建造年代总体上为南宋中后期,已发现的墓葬多是泸县当地中下层士绅的墓葬,主要为石室墓。”说明了宋墓的形式。 李伟的《四川泸县宋墓三通碑志石刻略考》“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比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曾瑜 一!近代宋史研究的开创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饱受凌辱的时代o形势迫使中国吸收先进文明?直到本世纪o 中国人才开始用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o重新研究自己的古史o但最初尚无断代史的概念?中国古史绵长o史料丰富o非任何个人所能贯通o因而很快形成了各断代史的分支?大约直到二三十年代o方才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宋史研究?本世纪的上半期o大致可作为近代宋史研究的开创期? 张荫麟是中国近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o他的学问渊博o在us)ws年代o先后发表论文二三十篇o涉及宋代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是由他发轫的?例如5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6!5宋太宗继统考实6!5北宋的土地分配和社会骚动6!5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6!5沈括编年事辑6!5燕肃著作事迹考6!5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6等文o至今仍有相当参考价值?可惜他逝世过早o未能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作品? 邓广铭!蒙文通!陈乐素!张家驹等在本世纪上半期都已发表了论著o学术大师钱穆也从事宋代经学史等研究?由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持续到本世纪下半期o为便于叙述o留待后面再作介绍? 陶希圣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重新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倡导者o他在主办的5食货6杂志中也撰写了若干涉及宋代经济的论文?全汉吸收西方经济理论o包括马克思5资本论6的论述o在研究宋代经济史方面o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论文先后编成5中国经济史论丛6和5中国经济史研究6两部论文集o涉及了宋代农业!商业!行会!市场!货币!物价!漕运!经济重心南移!城市!海外贸易!寺院经济等诸多问题o是近代的宋代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到本世纪下半期o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明清经济史? # #y w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