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世华夷思想的变迁始末
瞿亮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天津300071)
摘要: 华夷思想是日本江户时代思想界分析、论争的重要命题之一。以明清易代为契机，儒者对华夷概念的相对化，矮化中国的同时，抬高了自我的地位，进而依据皇统万世一系的理论，颠覆了华夷的位置，确立起“日本型华夷思想”。18世纪中叶开始，国学派否定排斥中国思想，从其理论体系中发展出神国统御万邦的皇国中心论。到了幕末，在西力东渐背景下，知识界对华夷思想的新取舍，则成为抵御西洋、尊王攘夷的思想理论之一。江户时代华夷思想的变迁是当时日本知识界的中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其文化民族主义、自我中心论及新世界观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 江户时代华夷思想儒学国学洋学
华夷思想原本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汉民族由于文明程度高于其他族群而萌发的“华夷”分野的观念。华夷思想主张以自己生息的地区为世界的中心,自称“中国”,并按照儒家礼教的标准，确立各个地区的华夷位置，视周边流播迁徙、不兴礼教的族群和地区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华夷”概念自中国南北朝时代传入日本后，逐渐成为日本的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形成了它自己的华夷思想。 [1]江户时代最为系统的阐释并衍化了华夷思想，分析这一变迁的过程、特点及影响，是追溯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亚洲观发展历程一大重要线索。
一明清易代背景下华夷观
江户时代初期儒家和史官眼中，华夷之分基本沿用了中国的观念，认为华夷之分的重要标准在于是否遵循圣人礼教，在尊慕中国为礼仪之邦的同时，强调“天理”具有普遍性，周边所谓的“夷”地区也可以通过遵循天理而求进步。
理之所在，如天之无不筹，地之无不载，本邦如是，朝鲜如是，安南如是，中国亦如是。 [2]
然而，1644年少数民族政权满清取代了汉人王朝成为中国的统治者，明清易代这一事件在当时东亚思想界影响深远。受到华夷思想影响的日本思想界认为明清易代乃是华夷位置颠覆的转折，在这种定位下，以林春斋编写《华夷变态》为契机，思想界的华夷观开始转化。
江户时代初期，幕府儒官林春斋搜集当时往来于长崎港的清朝商人关于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局势的口述情报，称之为“唐人风书说”。这些明、清变革期的国情报告，原本只是一批各自独立的报告文书，林春斋为了防止散轶，因此编纂成册，加以保存,命名为《华夷变态》。在《华夷变态·序》中，就指出明清易代乃是“华变于夷”。
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3]
卷一、卷二附载的史料，一律尊称大明,而把满清称为鞑靼、虏等，可以看出江户幕府实际上尊明室为正统，而视清为夷狄，对清统治之后的中国持鄙夷的态度。
日本宽永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农民义军大将李公子（李自成）取北京，崇祯帝自害。时其臣下吴三桂者为山海关大将，引鞑靼入关，倚仗鞑靼，四月攻取北京起义势力 (4)
以政治、国防为中心的江户幕府机密记录《华夷变态》，是近世日本华夷思想转变的重要文献之一。之后的许多关于清朝之后中国的著述，基本上延续了《华夷变态》的观点。
西川如见的二卷本《华夷通商考》、五卷本《增补华夷通商考》，正文皆称明朝为中华，而不以清朝为华夏。《增补华夷通商考》更是将清朝列为“鞑靼”，置于外夷人物卷，并认为衣冠之变乃是“夏变于夷”的重要表征。
今之清国，冠发一改,与鞑靼国无异。环剃其发，仅于中残少许，置辫于脑后。十五省皆同前所述，今来于长崎之唐人，其姿容皆成北狄鞑靼之态，不复中华往古之风俗。 [5]
寺岛良安的《和汉三才图会》，依据华夷之分，不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王朝为华夏正统，从对清朝的记述就可见一斑。
清国皇帝乃鞑靼人，大明十七世思宗皇帝崇祯十七年，构城于北京称帝，僭号改顺治，剃南京民鬓发为鞑靼，风俗营都于燕。 [6]
总之，由《华夷变态》始，日本思想界逐渐怀疑、轻视清朝之后的中国，也为思想界展开关于华夷思想的论争埋下了伏笔。
二、华夷概念的相对化
朱子学派、古学派的儒学家们根据孔孟学说，分析指出了华、夷概念的相对性，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尊慕中国、鄙夷本邦的学风，凸显了本民族的主体意识。
崎门学派创始者山崎闇斋结合中国历史和孔孟学说，从圣人之道天下皆通的角度，认为行圣人之道无国别之分。在《文会笔录》中，他指出：中国之名，各国自称，皆以我土为中心，视四外为夷狄。 [7]
其弟子浅见炯斋则在《中国辩》中，指出华夷之分乃是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体现，斥责日本的儒者视中国为“华”，视本国为“夷”，认为不知日本神圣的国体而盲目崇尚中国乃是愚昧至极。
中国、夷狄之名，存儒书之中久矣。故吾国自儒书盛行以来，儒者皆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以生夷狄之地为耻，其虽读儒书，但失大义名分之实，无知至极。[8]
唐土之地，依上古以来风气，分九州，以此而定天下。其四方之地，风俗不通之处，与唐异风俗之国，近九州互通言语者称边土，其外边者称夷狄。不知其由来，读儒书而以外国为夷狄，进而以万国为夷狄者，乃不知我国共天地而生之国体，愚昧之甚也。 [9]
浅见认为，凡遵行孔孟之地，无论国别，皆可成为圣人之地，礼教之邦。他进而指出日本不应凡是都遵效中国，尊崇本国的传统并发扬光大才是真正的大义之举。
夫唐，举凡九州皆兴礼义，高风亮节，以中国自居，别夷狄之分，与其体相应也…吾国自天地开辟以来，持正统传万世，此大纲不变，乃他国所不及，武毅丈夫，廉洁正直，此吾国之长也，至中兴之世，圣贤辈出而治吾国，道德礼义被全土，何故谓劣国哉…儒者所倡道者，天地之道，不分主客彼此，吾之所学乃弘道之术，亦为天地之道也。 [10]
若悉从唐国之制，废吾帝王之号，不用年号，每年取唐人草履，冠名以大义，视吾亲为奴仆，与乱贼同罪 (11)
同为崎门学派的佐藤直方，汇集整理当时学界关于华夷思想的各类论争，作《答华夷论断》，认为判断中国与夷狄的基准在于是否遵行圣人之道和正统纲常，指出日本采用礼教也可以由“夷”转化为“华”。
然夷狄之地，亦有明理行义之人，生中国之土，亦有夏桀、商纣、盗跖之世...《论语》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所谓陈良楚产之说，用之者颇多。盖中国用夷狄之礼则夷之 (12)
水户藩史臣粟山潜锋在《保建大记》中，对华夷思想进行了总结，认为“华用夷礼，则夷也，夷而进于华，则华之。” [13]
古学派代表人物荻生徂来根据春秋时代的实际情况，认为夷、夏的概念不是固定的，是否遵从礼义道德才是判断夷夏的标准。
春秋之际，夷狄之国错处于侯甸之间，各自拥兵自立。姬、姜之姓，亦称之为戎，诸侯之间，闲置礼乐者多不可数。盖夷进于夏，则归夏，夏退于夷，则成夷，当以是观之。 [14]
以上儒者依据孔孟关于圣人之道具有普遍性的学说，认为“华夷”的概念是相对的，主张凡是遵照儒家礼义道德，提倡大义名分之地，不分国度地域，则都可以成为“华”。他们在论述华夷思想过程中，强调了本国“学圣人礼义，持正统传万世”，突出了日本的地位。
三、日本型华夷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在论述分析华夷思想的过程中，一批儒学者从中国王朝易姓革命，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角度，重新定位中国、日本的华夷位置，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逐渐形成。
日本阳明学开山人物熊泽蕃山认为日本虽然处于东夷之列，但自皇室建立之后，告别蛮荒时代，天皇世代统治让日本具有他国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认为皇室行仁德之教，与华夏一样，优于其他各邦。
是所谓，中夏之外，四海之内，他国不及日本也。昔大荒之时，日本之人近乎禽兽，天照皇、神武帝以御德泽天下，教人聪灵慧质，初明人道，使天地觉悟，其子孙受天统…他国无此例，而日本独有之。 [15]
山鹿素行依据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皇统连绵不绝的理论，指出日本“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紘” [16]，乃是真正的“中国”。他将日本同中国、朝鲜进行比较，指出中国虽然地大人多，但多次遭受少数民族侵犯，民众多受徭役之苦,导致易姓失国,移风易俗,无法与日本相提并论。
凡外朝，其封疆太广，连续四夷，无封域之要。故藩屏屯戍甚多，不得守其约，失是一也。近迫四夷，故长城要塞之固，世世劳人民，失是二也。守戍之徒，或通狄搆难，或奔狄，泄其情，失是三也。匈奴契丹北虏，易窥其寡，数以劫夺，失是四也。终削其国，易其姓而天下左絍，大失其五也 (17)
山鹿素行进而指出：日本人杰地灵，不仅没有太多的劳役之苦，也很少受到外族入侵，最终他得出结论，称皇统万世一系乃是日本优于外国，称为“中国”的重要原因。
独本朝，中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国，正南面之位，背北因之险，上西下东，前拥数洲而利河海...竟无长城之劳，无戎狄之膺，况鸟兽之美，林木之材，布缕之巧，金木之工，无不备 (18)
故皇统一立,而亿万世袭之,天下皆受正朔而不贰,万国禀王命而不异其俗,三纲终不沉沦,德化不陷涂炭,异域之外国,岂可企望乎。 [19]
谷秦山则将垂加神道思想同儒学结合，从君臣正统和皇室万世一系的角度，指出日本守君臣正统，才是真正的“皇华”。
天地之正统即君臣之正统，本朝正君臣之统，是谓扶天地之正统也…西土康熙三十九年庚辰，自诩尧舜、汤武之末，吾不以为然，夫北狄，狼之末孙也。 [20]
据《日本纪》，以我日本为中国，视三韩、西羌为夷狄，外国之人，亦遵我邦为皇华，称我邦之人为王人…倘若皆如俗儒，称我邦为东夷，唐土为中国，万事皆尊唐土，异日若不幸遇似文永弘安之变，误失大义则悔之晚矣。 [21]
至江户中后期，日本思想界对华夷的认识进一步发生了转化，一批儒者逐渐形成了日本型华夷思想。日本型华夷思想一方面沿用了儒学所倡导的兴礼教、明君臣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将皇统连绵不绝作为判定华、夷的标准，用神国思想重新认识评价中国，颠覆了华夷的位置。而自18世纪中期之后，国学派对华夷思想的态度，进一步改变了日本思想界对中国和日本自身的认识。
由18世纪中叶开始，国学派引发了关于华夷之分的新论争，他们主张彻底否定中华思想，以国学构建新的自我中心论。
佐佐木高成在《辩辨道书》中，指出中国圣人之道有名无实，主张摒弃腐朽的中国思想，以神道为立国之本。
自秦汉至清，观览其治乱兴衰历史，圣人之道有名无实…异国虽称人伦之道与天地共立，但子杀父，臣弑君而夺天下者，多矣…盖西土风气偏浊，阴阳不及，自开辟以来，迄今亦为禽兽之国…吾邦因神明降居之故，风土结润，阴阳中和，吾辈生养于神邦，当感谢神恩，以吾国之道教授天下。 [22]
继佐佐木高成之后,深河猷荣进一步认为中国为“汉夷”，他阅读《论语.卫灵公篇》、《论语.季子篇》，认为中国表面上标榜忠孝，实际却背道而驰，“如此舍弃忠孝之说，何必学之？”。 [23]于中国的礼教文字乃是蛮夷之物，追慕中华乃是有辱皇国威严的无知之举。
彼汉夷之教、文字，与我皇国何用哉...正因彼邦有蛮夷之礼，才致君臣之别，我皇国因天皇治世，臣民之教由此而生...今世儒者，以汉夷为中华，称之为中国，而视我皇国为无礼无道蛮夷之邦，岂可辱没我皇国之威德乎 (24)
国学派重要人物贺茂真渊在著作《国意考》中，认为中国儒学掩盖了日本思想中原本的真意，倡导回到古意，以回复日本原本的“淳风美俗”。
行唐国之道，致使人心日下，骄纵恶劣…好上古之世，传古道于今，费十年、
二十年，当世之风可改。 [25]
他的弟子本居宣长则在其基础之上，主张排除日本文化中的汉意，对《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进行重新评价，认为凡是渗透了中国思想的史书，都失去了原本的价值。
昔汉学盛行，天下制度皆仿汉而定，书物亦以仿汉之书为喜，此风泛滥，上古真实之事沦为旁流…世人当取《古事记》观国史，国史正体乃成。 [26]
《书纪》虽书伊邪那歧命、伊邪那美命之事，但引汉典《易经》阴阳之说，以此释神代之事，真实之道难立。 [27]
总之，国学者排斥“汉意”，促成了以儒教为核心的华夷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解体，同时，他们提倡日本乃神授之土，优于万邦，这进而发展出皇国统御万邦的日本中心主义。
四、西力东渐冲击下华夷思想的衍化
进入19世纪，在商品经济发展和外来殖民危机的双重冲击之下，幕藩体制趋于松散，尤其是鸦片战争中国惨败于英国，以华自居，盲目自大的传统华夷思想不再适用。知识界对其进行再次的评析和取舍，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和措施，对之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佩里叩关之前，兰学派将西洋近代地理知识引入日本，他们认为华夷之分是井底之蛙的愚见，倡导以天下大局为视点，以动态的观察态度，看待和研究世界。
西夷皆专于物理治学，故而审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是，颇具广张规模之风气……古之夷狄为古之夷狄，今之夷狄为今之夷狄。时势既今非古，故以古论今者，如胶柱鼓琴。 [28]
佩里叩关之后，洋学家盐谷宕阴总结中国失败的原因, 认为华夷自大的情绪致使其对西洋和世界的了解贫乏，为清朝士人不积极努力了解世界感到可惜。
从前汉人以华自居，视外藩不啻犬豕，于地理政治，懵乎如鼓曚摸器，虽间有《异国图志》、《西域闻见录》、《八纮译史》荒史之类，大率荒唐无稽之谈，鲜足征者焉。 [29]
兰学派、洋学派对于华夷思想的质疑和否定，摆脱了自大、务虚的华夷观对研究事物的拘束，将西洋的近代地理知识引入日本，也促使有识之士以积极摄取的态度了解世界。这使得日本在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在思想上没有过多受到体用之辩、华夷之分的束缚，为近代日本的文明开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它也是轻鄙中国、脱亚入欧的思想渊源之一。
面临西洋的冲击，国学派也提出应对的主张，由平田笃胤开始，国学派一方面主张驱逐外夷，一方面又强调积极了解海外情势。
先年海贼侵虾夷岛，行盗夺之举…我邦乃神国，我等皆为神孙，凡毛唐、戎狄之辈，若行进犯之举，无论程度如何，皆驱逐之。 [30]
外国事情，吾国之人不可不学，撰其优点，为吾国之用。 [31]
近顷习西洋万国学问之人，研求琢磨天文地理，实地涉猎测量，考诸器物之筋…此皆吾师翁误思遗漏之事，而今当改正之。 [32]
幕末的国学派着眼现实，即恪守“神圣的国体”，又强调各国之学为我所用，影响了维新志士的尊王攘夷和开国倒幕活动。
儒家经世学派强调在努力学习西学的同时，坚持君臣正统和华夷之分，主张日本通过改革自强来抵御外敌。后期水户学代表人物藤田东湖阅读《倭兰年表》之后，主张固守文教修缮武备，为当今攘夷的时势所用。
于是异邦之兴废存亡历历可检，然后皇朝之所以冠以宇内者，一目瞭然，不复待辩也，抑蟹行文之夷往往富强，火技舰制愈新愈奇，其包藏祸心不啻封豕长蛇，不忘乱古之善教，修文奋武，实今日之急务。 [33]
斋藤竹堂目睹清朝失败之后，著《藩史》一书，在其凡例和序言中，即包含积极了解西洋的迫切心情，同时，又表露出皇国统领万邦的野心。
外藩之事，散见诸书，未有统载者，无以考其沿革大势也，余恒病之。涉猎西史，随见笔录，逐年编次，使人可以窥见一斑…故余以读学洋文为匡正之道。
[34]
独吾邦剖判以降，皇统一姓，君臣守其位，不敢越逾尺寸，仁义忠孝，习以为风，而君子之称，夙著海外，是以土宇幅员不甚广…国体之正且强者，莫我若焉，为我计者，宜积德累仁，不自堕国体而待之…我乘其机，徐起而谋之，五洲之大，渐次一统，岂无其时哉。[35]
儒家经世学派的对华夷思想的新诠释，不仅与幕末的攘夷论有着密切联系，它所强调的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为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打下了基础。
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华夷思想与万国公法之间求取互补，横井小楠针对攘夷派盲目排外的举动，将外夷分为“有道”与“无道”两类，主张同“有道”之国交流。
我国应对外夷当通信有道之国，据抗无道之国，若不分有道无道皆一切拒绝之，则使天地公共之实理暗淡,遂失信于万国。 [36]
这条思想路线也基本上为明治政府所用，在求知识于世界的同时，自我中心论也进一步根深蒂固。
总之，西力东渐的压力下，江户时代知识界对华夷观做出的取舍，与近代日本在学习西洋文明过程中形成的“和魂洋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的。一方面，多数知识分子抛弃狭隘的华夷观，批判锁国，主张全面了解西洋，另一方面，在比照中国、西洋的过程中，依据华夷思想，确立起新的自我中心论。
结语
江户时代华夷观的变化过程，从中体现了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确立和新世界观的形成。
以“华夷变态”为转折，史家和儒者关于传统华夷观的论述，在思想领域颠覆了华夷位置，弱化矮化了中国的同时，抬高了自我的地位，进而确立了“日本型华夷思想”。国学家在辨析中国、日本的高低优劣过程中，进而发展出神国优越、统御万邦的皇国中心论。洋学派对华夷思想的否定，使部分知识人以西洋近代的史地知识来重新看待东亚和世界。
在西力东渐的幕末时代，儒学、洋学、国家派的学者结合历史与现实,对华夷思想进行了再次取舍,不仅包含了对中国的再认识、再评价，也包括了对日本自身和西洋世界的再认识和再评价，为近代日本人对于中国、自身和世界的认识提供了某些原型。
注
[1] 川本芳昭. 2006.3.倭国における対外交渉の変迁について――中華意識の形成と大宰府の成立から見た[J]。九州大学史淵.p:27－65.
[2] 1975.日本思想大系――藤原惺窩、林羅山[M].岩波書店.p:202.
[3] 1991.林春斎.華夷変態[M].国書刊行会. 巻一.p:1.
[4] 1991.林春斎.華夷変態[M].国書刊行会. 巻一.p:34-36.
[5] 西川如見.華夷通商考[M]早稲田大学电子书库蔵書. 上巻.p:3-4.
[6] 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図会 [M].福岡家老三奈黒木蔵書.十四巻.p:6.
[7] 1979.新編山崎闇斎全集[M]ぺりかん社. 第一巻.p:373.
[8] 1982.日本思想大系―山崎闇斎学派[M].岩波書店.p:418.
[9] 1982.日本思想大系―山崎闇斎学派[M].岩波書店.p:418.
[10] 1982.日本思想大系―山崎闇斎学派[M].岩波書店.p:419.
[11] 1982.日本思想大系―山崎闇斎学派[M]岩波書店.p:418-419.
[12] 1982.日本思想大系―山崎闇斎学派[M]岩波書店. p:420－421.
[13] 1974.日本思想大系―近世史論文集[M].岩波書店.p:358
[14] 1976.荻生徂徠全集[M].みすず書房. 第十七巻.p:606.
[15] 1971.日本思想大系―熊沢蕃山[M].岩波書店.p: 178－179.
[16] 1908.山鹿素行.中朝事実.[M].尚古堂.p:2-3.
[17] 1908.山鹿素行.中朝事実.[M].尚古堂.p:12-13.
[18] 1908.山鹿素行.中朝事実.[M].尚古堂.p:13.
[19] 1908.山鹿素行.中朝事実.[M].尚古堂.p:33.
[20] 桂岛宣弘.華夷の思想の解体と国学的自己像の形成. 1996.7[J]、江戸の思想4号.ぺりかん社.p:3.
[21]后藤三郎. 1941.闇斎学統の国体思想[M].金港堂書籍.p:270.
[22] 1937.佐々木高成.弁弁道書.大日本文庫神道篇―垂加神道[M].春陽堂書店.下巻.p:299－329.
[23] 1935.深河猷栄.正道論.勤王文庫第二編[M].大日本明道会.p:377.
[24] 1935.深河猷栄.正道論.勤王文庫第二編[M].大日本明道会.p:408-409.
[25] 1980.賀茂真淵全集[M].続群書刊行会. 第19巻.p:24.
[26] 1968.本居宣長.古事記伝.本居宣長全集[M].筑摩書房. 第9巻.p:50.
[27] 1968.本居宣長.古事記伝.本居宣長全集[M].筑摩書房. 第9巻.p:52.
[28] 1978.日本思想大系—崋山、長英論集.[M].岩波書店.p：40.
[29] 1991.塩谷宕陰.地理全志序.近代日本思想大系―歴史認識[M].岩波書店.p:16.
[30] 桂島宣弘.1998.華夷思想の解体と自他思想の変容――18世紀末ー19世紀初頭を中心に.ぺりかん社.p:14－15.
[31] 桂島宣弘.1998.華夷思想の解体と自他思想の変容――18世紀末ー19世紀初頭を中心に.ぺりかん社.p: 15.
[32] 桂島宣弘.1998．華夷思想の解体と自他思想の変容――18世紀末ー19世紀初頭を中心に.ぺりかん社、p:15.
[33] 1953.開国百年記念文化事業会.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ーー世界地理、西洋史の文献開題[M].
乾元社.p:457.
[34] 1991.近代日本思想大系―歴史認識[M].岩波書店.p: 53.
[35] 1991.近代日本思想大系―歴史認識[M].岩波書店.p: 55.
[36]丸山真男.1959.忠誠と反逆――転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M].筑摩書房.p: 89.
参考文献
日本思想大系――藤原惺窩、林羅山 [M].岩波書店.1975.
林春斎.華夷変態.巻一,[M].国書刊行会.1991.
日本思想大系―山崎闇斎学派 [M] 岩波書店.1982.
日本思想大系―近世史論文集、[C].岩波書店.1974
日本思想大系―熊沢蕃山.[M].岩波書店.1971
賀茂真淵全集.第19巻 [M].続群書刊行会.1980
本居宣長全集.第9巻.[M].東京:筑摩書房.1968
日本思想大系——崋山、長英論集.[M].岩波書店.1978
桂島宣弘.華夷思想の解体と自他思想の変容――18世紀末ー19世紀初頭を中心に.ぺりかん社．1998. 開国百年記念文化事業会.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ーー世界地理、西洋史の文献開題.乾元社.1953 丸山真男.忠誠と反逆――転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東京:筑摩書房.1959
Analysis the change procession of Hua-Yi conception in Japan‘s edo period
Qu liang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Abstract] The Hua-Yi concep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position
power,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 re-judged and re-used the Hua-Yi conception , and formed the theory of Resistance to be Western colonial, founded the Emperor worship ideas.
The change procession of Hua-Yi conception in Edo perio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understanding and re-evaluate China, and it also founded its cultural nationalism and Self-centeredness.
[key words] Edo Period, Hua-Yi conception,Japanese Confucianism, National Native studies, Western studies
作者信息
姓名：瞿亮出生年月：1983年4月籍贯湖南
学历：应届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日本思想文化
在读单位：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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