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当制定民法典
郭明瑞烟台大学教授
在制定民法典上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要不要制定民法典和现在是否有条件制定民法典。二是制定民法典应采取何种体例,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三是民法典的体系如何构造。这三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的。我仅就第一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意见。
我认为,我国应当制定民法典。这是由民法典的性质和社会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从民法典的性质上说,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法,是保障社会安定的基本法。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果连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民法都没有,又如何谈得上法治经济呢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法治经济"呢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身要求人权得到更真实的保护,人格得到更完善的发展,但若连保障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基本法都没有,又怎么谈得上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呢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都离不开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稳定是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若没有调整民事关系的民法来保障信用关系,没有民法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各项民事权利,没有民法来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各项利益关系,又如何能以法律手段来解决各种民事纠纷,维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呢
从我国民事立法的经验教训上看,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民法起草工作几起几落。其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是,每次的"起"无不是因为开始强调民主与法制,重视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而每一次的"落"也无不与强调"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有关。也正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民事立法才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现在我国的经济、政治改革的方向与目标已经确定,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因而也就完全具备了制定民法典的客观条件。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的现实社会需求民法,呼唤民法,我们应当顺应这种需求尽快制定民法典。
定民法通则,恐怕单是要不要民法,是否以经济法取代民法还要争若干年,民事法律的制定和民法观念就会更加不适应社当然,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并非一定采取一步到位的做法。我们可以在现有的单行法的基础上分编地制定民法典。但是,我认为,首先从立法指导思想上应
当有制定民法典的观念,在立法工作的部署上应有制定民法典的统一规划。从近几年的立法看,由于过分强调立法的"适用性"和"急需性",缺乏制定统一的民法典的思想指导,因而也造成了许多民事法的相互冲突和重复,造成立法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并且,有的后遗症很难消除。例如,我国合同法的"三足鼎立"局面,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其严重缺陷,立法机关也开始着手将其统一和完善,但是却有相当大的阻力,历经数载,仍不见成效。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从编纂民法典上考虑合同法的立法,岂不可以避免这种多部合同法的现象如果说,当年立法时因处于改革的初期,有的问题看不准,只能"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急需什么制定什么",那么,这种状况现在应没有理由再维持下去了。
有人认为,民法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我国现在不具备这种条件。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从语源上说,民法来自于罗马市民法。罗马市民法是适用于罗马市民的法,而罗马市民也不过就是罗马的自由人而已,其实质在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近代社会的民法的基础是近代的市民社会,这也是以人的自由与平等为表征的,也是以主体的独立人格为前提的。平等与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民法为私法,强调的也正是民事关系的平等性和"意思自治"。市民社会中的市民与平日所说的城市市民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建立,公民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保护等等,正是民法存在的"市民社会"基础。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对"私权"和"自由"的保证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也还未完全确立。但是我们不能仅强调法是现实经济生活反映的一面,不能仅看到法律对已有关系的保护和"固定化"的一面,更应看到法创设符合其要求的社会关系的一面,看到法的导向功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性,要有完善的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符合民主政治建设的法律体系,如果连民法都不完备还侈谈什么完善的法律体系呢还有的人认为,我国虽客观上需要民法,有制定民法的社会基础,但主观上不具备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其理由是我国的法学是"幼稚"的,民法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等。这些理由有一定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我认为,我们有国外的先进立法可以借鉴,有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有近20年的现代民法的研究(这里我只计经济合同法颁布以后的研究),有一支民法的研究队伍(既有一批参加50年代立法的老专家,又有一批从各发达国家学成归来的新学者),单单这些条件还比不上50年代初进行民法典编纂时的条件还比南京国民党政府制定民法典时的条件差另一方面,任何一部法律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十分完备的,都要有一个在实践中随社
会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被奉为经典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不是也经过多次修改吗再从我国的民事立法经验看,我国《民法通则》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如果当时也追求"完善"而不制当然,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并非一定采取一步到位的做法。我们可以在现有的单行法的基础上分编地制定民法典。但是,我认为,首先从立法指导思想上应当有制定民法典的观念,在立法工作的部署上应有制定民法典的统一规划。从近几年的立法看,由于过分强调立法的"适用性"和"急需性",缺乏制定统一的民法典的思想指导,因而也造成了许多民事法的相互冲突和重复,造成立法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并且,有的后遗症很难消除。例如,我国合同法的"三足鼎立"局面,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其严重缺陷,立法机关也开始着手将其统一和完善,但是却有相当大的阻力,历经数载,仍不见成效。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从编纂民法典上考虑合同法的立法,岂不可以避免这种多部合同法的现象如果说,当年立法时因处于改革的初期,有的问题看不准,只能"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急需什么制定什么",那么,这种状况现在应没有理由再维持下去了。
有人认为,民法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我国现在不具备这种条件。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从语源上说,民法来自于罗马市民法。罗马市民法是适用于罗马市民的法,而罗马市民也不过就是罗马的自由人而已,其实质在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近代社会的民法的基础是近代的市民社会,这也是以人的自由与平等为表征的,也是以主体的独立人格为前提的。平等与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民法为私法,强调的也正是民事关系的平等性和"意思自治"。市民社会中的市民与平日所说的城市市民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建立,公民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保护等等,正是民法存在的"市民社会"基础。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对"私权"和"自由"的保证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也还未完全确立。但是我们不能仅强调法是现实经济生活反映的一面,不能仅看到法律对已有关系的保护和"固定化"的一面,更应看到法创设符合其要求的社会关系的一面,看到法的导向功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性,要有完善的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符合民主政治建设的法律体系,如果连民法都不完备还侈谈什么完善的法律体系呢还有的人认为,我国虽客观上需要民法,有制定民法的社会基础,但主观上不具备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其理由是我国的法学是"幼稚"的,民法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等。这些理由有一定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我认为,我们有国外的先进立法可以借鉴,有几十年的经验教
训,有近20年的现代民法的研究(这里我只计经济合同法颁布以后的研究),有一支民法的研究队伍(既有一批参加50年代立法的老专家,又有一批从各发达国家学成归来的新学者),单单这些条件还比不上50年代初进行民法典编纂时的条件还比南京国民党政府制定民法典时的条件差另一方面,任何一部法律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十分完备的,都要有一个在实践中随社会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被奉为经典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不是也经过多次修改吗再从我国的民事立法经验看,我国《民法通则》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如果当时也追求"完善"而不制当然,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并非一定采取一步到位的做法。我们可以在现有的单行法的基础上分编地制定民法典。但是,我认为,首先从立法指导思想上应当有制定民法典的观念,在立法工作的部署上应有制定民法典的统一规划。从近几年的立法看,由于过分强调立法的"适用性"和"急需性",缺乏制定统一的民法典的思想指导,因而也造成了许多民事法的相互冲突和重复,造成立法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并且,有的后遗症很难消除。例如,我国合同法的"三足鼎立"局面,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其严重缺陷,立法机关也开始着手将其统一和完善,但是却有相当大的阻力,历经数载,仍不见成效。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从编纂民法典上考虑合同法的立法,岂不可以避免这种多部合同法的现象如果说,当年立法时因处于改革的初期,有的问题看不准,只能"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急需什么制定什么",那么,这种状况现在应没有理由再维持下去了。
有人认为,民法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我国现在不具备这种条件。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从语源上说,民法来自于罗马市民法。罗马市民法是适用于罗马市民的法,而罗马市民也不过就是罗马的自由人而已,其实质在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近代社会的民法的基础是近代的市民社会,这也是以人的自由与平等为表征的,也是以主体的独立人格为前提的。平等与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民法为私法,强调的也正是民事关系的平等性和"意思自治"。市民社会中的市民与平日所说的城市市民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建立,公民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保护等等,正是民法存在的"市民社会"基础。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对"私权"和"自由"的保证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也还未完全确立。但是我们不能仅强调法是现实经济生活反映的一面,不能仅看到法律对已有关系的保护和"固定化"的一面,更应看到法创设符合其要求的社会关系的一面,看到法的导向功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性,要有完善的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符合经济发展
要求、符合民主政治建设的法律体系,如果连民法都不完备还侈谈什么完善的法律体系呢还有的人认为,我国虽客观上需要民法,有制定民法的社会基础,但主观上不具备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其理由是我国的法学是"幼稚"的,民法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等。这些理由有一定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我认为,我们有国外的先进立法可以借鉴,有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有近20年的现代民法的研究(这里我只计经济合同法颁布以后的研究),有一支民法的研究队伍(既有一批参加50年代立法的老专家,又有一批从各发达国家学成归来的新学者),单单这些条件还比不上50年代初进行民法典编纂时的条件还比南京国民党政府制定民法典时的条件差另一方面,任何一部法律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十分完备的,都要有一个在实践中随社会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被奉为经典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不是也经过多次修改吗再从我国的民事立法经验看,我国《民法通则》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如果当时也追求"完善"而不制会的需求,甚至会严重地阻碍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所以,我认为,我国制定民法典的主观条件也已基本具备,尽管有的基本问题还缺乏更深入的研究,但有的可以在立法中解决,有的也完全可以在以后的法律修正中解决。如果我们不顾社会需求而一味强调"成熟",就会阻碍或延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总之,制定民法典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已基本具备,我国的法学家应当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尽快制定出我国的民法典。
关于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思考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两次起草民法典，均因政治运动而中断。现在看来，主要是不具备制定民法典的经济基础。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运作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没有民法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民法开始受到重视。1979年11月，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之下成立民法起草小组，至1982年5月起草了民法草案一至四稿。现行民法通则、继承法和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就是以第四稿的相应编章为基础，适当修改后颁布的。此后，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一时难以制定一部完善的法典，立法机关决定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具备再制定民法典的立法方针。迄今已经形成一个以民法通则为基本法，由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商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民事单行法构成的民事立法体系。这一立法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建立民事生活的法律秩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实践证明，当时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的立法方针，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在民法通则和各民事单行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一、如何看待大陆法和英美法的区别 讨论民法的完善，难免要涉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教科书上说，两大法系的区别在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实行成文法，制定成文的民法典，而英美法系国家则实行判例法。但本世纪以来，英美法系国家日益重视制定成文法，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而大陆法系国家也日益重视判例法。过去用法典化与非法典化、成文法与判例
「编者按」制订一部立足我国实践、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是我国民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多年来的夙愿。2002年1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被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的立法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我们特邀了部分参与民法典起草的学者和立法部门的官员就民法典起草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期进一步推动立法的科学化和法学研究的繁荣。 一、民法典的体例 我国民法典的体例怎么定，是去年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焦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二是否单搞一编债法总则；三知识产权的内容是否进民法典；四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是否留在民法。 （一）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 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众所周知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单设一编，一种意见不单设，放在总则编有关主体的章节。二种意见都有道理。我希望争论能继续下去，研究再深入一些。譬如主张单设一编的同志应当回答，为什么其他国家的民法典没有把人格权独立成编，最近修改民法典的几个国家也未听说把人格权独立成编，原因是什么。左邻右舍都不独立，人格权问题在我国就那么特殊非得独立吗？另外，有同志主张人格权与人格不可分离，人格权不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权利，人格权只有受侵害时才涉及他人关系，这种主张对不对？对在什么地方，不对又表现在哪里。譬如主张不单设的同志应当回答，人格权和主体资格是否是二个问题，如果是二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分别规定；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为什么其他权利都可以在分则中规定，唯独人格权只能在总则中规定。 （二）是否单搞一编债法总则 这次制订民法典，对分编规定合同和侵权，意见基本一致。对是否单搞一编债法总则，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应当单搞一编，一种意见不单搞。二种意见，抽象地看，难分优劣。譬如盖房子，是盖别墅还是盖高楼，高楼的优点是占地少，但结构复杂；别墅的优点是关系简单，但占地多。在合同和侵权之上设债法总则，包容性大，非常精致。不搞债法总则，合同编较为完整，侵权责任自身已有一般规定，未规定的适当参照合同编的规定，比较实用，但可能会照顾不周。债法总则是否单搞，需要研究二个问题，一是债的发生原因，除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外，还有什么？如果还有，而且还不少，那么，应当搞债法总则，搞了效益比较好。二是侵权、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在哪些方面会适用债法总则，特别是侵权部分，适用的比重如何。毫无疑问，适用面宽，适用量大，搞债法总则的意义大，作用也大，反之，则意义有限。德国卡尔。拉伦茨教授在《德国民法通论》中说：“总则中的规定，大部分都是些适用范围非常广泛的规范。这些规范的本质很难明确把握，因此它们本身还不足以成为调整某一过程或生活事实的完整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我们还必须适用各分则中的有关法律规定，我们的目光因此也应不断地在法典的各编之间游弋。将这样一个‘总则’抽象出来的做法是否合乎法典的目的？这一点值得怀疑。《瑞士民法典》就有意识地不采用这一做法。《德国民法典》虽然因此省去了许多重复性或援引性的规定，但在其他地方却多出了不少限制性和细分性的规定。法律适用并未因此而容易多少。”这段话，拉伦茨教授是针对民法总则说的，在设计是否单搞债法总则时，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民法典制定中的几个重大的问题 摘要: 目前所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民法典立法意义重大。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要合理解决立法的依据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情的调查研究和法律规范移植的理论研究;要合理解决民法典立法的指导思想问题,用立法扩大私权的空间;要合理解决法典内部的逻辑和谐问题,在创新理论的指导下,创新体系和创新制度。 当前,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就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的民法草案进行了一次讨论。新中国成立后,这算是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工作。1954-57年、1962-64年、1979-82年所进行的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均因条件不成熟而中途停止。我们希望这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能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诞生一部21世纪适应中国国情、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型民法典。 民法典被誉为人民自由的圣经,它的制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浸染于官僚体制、忽视民法作用、甚至不知民法为何物的社会来说,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至为重要。民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的支点,关系着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千秋伟业”。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车轮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飞速前进,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五千年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正处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历史发展的转折点。盛世的到来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盛世呼唤盛典,盛典成就盛世。为使我国民法典成为一部伟大的法典,使其立基于人民的共识而获得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成为活在人民心中的法典,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过程中,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应予以合理解决。 第一,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广泛参与问题 民法典的内容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它对百姓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将是无所不在的。确保受到影响的人们对所要规范的事项拥有发言权,是民主政治和民主立法的起码要求。正是考虑到民法典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尤有必要强调人民的广泛参与。 所谓人民的广泛参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本质来讲就是立法工作要挖掘人民大众对于社会生活秩序的所思所想,从激活人民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出发,提高人民参与民法典制定的能力。为此,应当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1.处理好学者的学理知识、司法部门的实践经验和人民群众的认知之间的关系;2.处理好借鉴和接轨的关系。
中国民法典制定现状及主要问题 孙宪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 关键词: 民法/物权法/ 潘德克顿法学 内容提要: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是中国法学界的盛事 ,亦是中国立法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然而,对于这一宏大的立法工程,中国民法理论以及整个法学理论的准备不足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现今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经验的积累和探索,制定科学的民法典需要解决三大问题:1）必须克服前苏联法意识形态,因为它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法典难以相容;2）必须进行扎实的实践调查;3）必须提高民法科学法律技术研究水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民法典立法,建立科学的规则体系。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是目前中国法学界的盛事。对于这一宏大的工程,民法理论以及整个法学理论的准备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无法就这一问题做出全面的讨论,而只能提出几个问题供有识者商榷。 一、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历史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8）30 余年间,因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缘故,基本上不存在制定民法典的土壤。虽然有学者认为当时中国无法制定民法典的原因是领导人不重视法制, 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全面而且
彻底地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要求把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基本方面都纳入公共权力或者行政权力控制的范围内①,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中国缺乏民法典制定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即主体平等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大众的意思自治。在这期间里,民众的民事生活范围实际上非常狭小,只有婚姻家庭关系问题显著,因此民事领域里的法律调整只有婚姻法显得十分必要,此时期中国调整民事生活的法律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4)一部。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部法律事实上也被废止。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中国立法机关虽然两次起草民法典,但最后都没有成功。此时中国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依据,主要是所谓“民事政策”,即“党和国家颁布的有关民事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1](P14),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级法院裁判工作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包括各种“意见”和“批复”等。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1963年 8月28日)。 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1992年之前,中国领导阶层认识到过去长期实行的极左政策的错误,提出放弃“人治”,实行法治;同时,中国人也认识到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缺陷,开始试图建立不同于前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因此,虽然尚未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毕竟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脱离了行政权力的支配,形成具有民法社会特点的社会空间。与国家的政策相配合,中国立法机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又一次开始试图制定民法典,并编制了民法典的征求意见方案。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变动不定②,中国民法能够发挥作
民法典的立法程序问题得知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已决定在今年年底起草出民法典草案并交人大常委会讨论，作为一个民法学者，一方面非常欣慰，另一方面又有所忧虑。为了后一方面的原因，特将自己对域外民法典制定程序方面的研究写出来，以备方家参考。要言之，本文旨在说明，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什么手续，需要多长时间？关于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什么手续的问题，让我们看4个国家的例子。法国民法典的制定由4个环节构成：1、政府指定4名实务人士起草草案；2、参事院的立法局对草案文本进行加工，不完善的文本悉数被退回该局。以上为“正方”进行的工作；3、法案评议委员会对草案进行质疑，这是“反方”进行的工作。民法典在这样的对抗中达到完善；4、立法会议在不能修改草案的情况下对法案进行一揽子投票，[1]因为民法典所涉事项技术性强，条文彼此间钩心斗角，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就其细节进行讨论，很难达到专业化水平并拖延立法进度，甚至“杀”掉某些好的条文。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与法国民法典相似，但增加了事先编订“民法典词目索引”的准备工作，以保证每个术语在民法典中都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O.格拉登维兹进行了这一工作，此为环节一。德国民法典众所公认的严谨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一环节决定的；环节二为由两个委员会编写草案；三、由编订委员会和编订分委员会对写出的草案进行质疑，以保证民法典之定稿的形式统一、句法严谨、语言准确。[2]环节二和环节三也构成“正方”和“反方”的对抗关系；四、表决通过。议会就民法典进行的讨论只就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进行，不涉及细节，以避免人多嘴杂，外行糟蹋内行。[3] 由于经验之积累，瑞士民法典的立法程序最为完备，分为以下阶段：1、初期准备。它表现为未来的民法典草案的作者欧根。胡贝尔受政府委托对瑞士各州的既有私法作一个综述，其成果为最终于1893年出齐的《瑞士私法制度和历史》。这是受历史法学派影响产生的程序，因为该学派把法理解为特定时空中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立法前要搞清楚这种精神的具体形式。在其他地方，这一程序表现为对法典编纂前本国的民事习惯进行调查。2、学者稿。瑞士政府专门把正在德国的哈勒大学任教的胡贝尔召回国内，以司法与警察部的名义委托他起草一部民法典草案，他于1900年完成了这一委托。3、“正方”的自我完善。司法与警察部组织专家对此草案进行讨论，加以补充，形成了司法与警察部草案，于1900年11月15日公布。4、立法理由书，胡贝尔对具体条文的起草动机作出说明，形成在1901年－1902年出版的立法理由书，它构成理解条文的权威依据。5、质疑。为了审查草案，联邦政府任命了由31名专家组成的“大专家委员会”进行对草案的批评，有所补充，形成了第二草案，完成了“反方”的工作。6、表决。在这一联邦民法典之前，瑞士各州通过私法法典时就只能就整部法典表决，不得进行逐条审议，以避免立法的统一性和融洽性遭到破坏。在瑞士议会，这部草案也只就其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然后得到整体通过（1907年12月10日）。 [4][!--empirenews.page--] 西班牙民法典的起草程序在两方面提供了独特的例证。其一，它增加了在委托专业人士起草法典前制定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基础（Base）的专门法律的环节，这一法律包含27条基础，在法典草案于1888年通过时，只允许议会讨论这些基础，不许讨论草案的细节；[5]第二，它提供了这些基础的内容的报道。例如基础6的内容是这样的：“确定下落不明和死亡推定的特征及其含义时，要保证下落不明者及其继承人的权利，允许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享有权利，他们可通过遗嘱或合法继承取得权利。在推定死亡情况下，现配偶不得再婚”。[6]可以看出，这样的基础的抽象性在具体规定与基本原则之间，是起草某个制度之条文的基本指导。议员们仅能就它们进行讨论，其对民法典的干预能力很低。这种安排体现了自罗马法以来的法学家立法的传统，因为在民法典草案被付诸表决前的各个起草环节都由法学家主持。至此可概括一下上述4个民法典起草实例中包含的程序环节：1、对本国现有的民法进行调查，包括习惯法调查；2、提出立法的基础；3、委托学者起草最初的草案；4、组织一个“正方”的委员会对该草案进行补充完善；5、提出立法理由书（其中含比较法研究报告）；6、组织一个“反方”的委员会质疑改善后的草案；7、立法机关对该草案进
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我为什么不赞成“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 今天讨论民法典编纂，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清朝末年从德 国民法继受过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在中国已 经存在了一百年之久。现今中国法学院所采用的民法教材，它上面 的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都是德国式的。人民法院 的法官裁判案件，不是采用英美法那样的从判例到判例的推理方法，而是采用德国式的逻辑三段论的推理方法。中国的立法，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法律，以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为典型，所使用的概念、 所规定的原则和制度，诸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律行为、代理、时效、物权、债权、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代位权、撤销权等等，都是德国式的。可见，从德国民法继受而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已经融入中国社会之中，成为立法、司法、教 学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构成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基础。 有的学者反对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大谈所谓“对德国民法说不”。但现在中国所面对的，绝不是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 或者在大陆法系内部的德国法系与法国法系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 一百年前，我们的前人已经替我们作出了选择。中国之属于德国法 系已经是既成事实。你不可能抗拒、改变、背离或者抛弃一个国家 的法律传统！在中国历经百年所形成的法律传统面前，任何立法者 和学者，都是渺小的。即使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松散式、邦联式”方案，即使如现在提交审议并发布征求意见的“汇编式”的民法典 草案，也并未真正背离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只不过人为地把这一 概念体系弄得支离破碎、逻辑混乱罢了。 中国属于成文法，与英美法不同。英美法国家有悠久的判例法 传统，法律规则是法官创制的，主要依靠法官的产生机制、高素质 的法官和陪审团制度，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统一性。大陆法国家， 法律规则是立法机关制定的，主要依靠法律本身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统一性。法典愈有逻辑性和体系性，愈能保障 审理同样案件的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不同的法官，只能从法典找 到同一个规则，得出同样的判决。尤其中国法官队伍人数众多，平
民法典制定中的几个重大的问题 民法典制定中的几个重大的问题 民法典制定中的几个重大的问题摘要: 目前所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民法典立法意义重大。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要合理解决立法的依据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情的调查研究和法律规范移植的理论研究;要合理解决民法典立法的指导思想问题,用立法扩大私权的空间;要合理解决法典内部的逻辑和谐问题,在创新理论的指导下,创新体系和创新制度。民法典被誉为人民自由的圣经,它的制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浸染于官僚体制、忽视民法作用、甚至不知民法为何物的社会来说,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至为重要。民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的支点,关系着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千秋伟业"。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车轮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飞速前进,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五千年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正处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历史发展的转折点。盛世的到来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盛世呼唤盛典,盛典成就盛世。为使我国民法典成为一部伟大的法典,使其立基于人民的共识而获得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成为活在人民心中的法典,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过程中,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应予以合理解决。第一,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广泛参与问题民法典的内容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它对百姓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将是无所不在的。确保受到影响的人们对所要规范的事项拥有发言权,是民主政治和民主立法的起码要求。正是考虑到民法典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尤有必要强调人民的广泛参与。如何处理好学者的学理知识、司法部门的实践经验和人民群众的认知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立法工作应通过广泛地、深入细致地、系统科学地调查研究,在各阶层认真对话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立法的根据。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以前没有市场经济的传统经验,也没有形成什么好的习惯,所谓调查中国习惯云云,对民法典的制定没有什么大的帮助。我的意见是,我们的调查内容决不仅仅是什么习惯,而更重要的是调查人民的心声及其内涵的规律,获得制定法的合理性。例如农村承包经营权,以前定三年不变,群众接受了,后定五年不变,群众也接受了,最近定30年不变,更受群众的欢迎。那么究竟农民大众从内心深处怎么想?这种想法有什么合理性?根据何在?我们立法有什么更有力的说明理由和事实予以支持?例如广大农民群众提出承包经营权最好一百年不变,而且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但要经最高领导当局做出政治决定,然后才能写进民法典,我们的立法者当然有义务就此所作的调查研究及立法建议向最领导当局做出科学的报告,求得理解与支持。又如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论一般的公民还是私营企业主,他们的状况如何,他们期望怎样保护;再如不动产交易登记,我们的登记机关设置的情况,登记的费用及效率情况以及其他问题对不动产登记制度有何影响,结合中国国情究竟采不动产登记生效要件还是采对抗要件主义,应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解释。再如时效制度,《民法通则》规定一般诉讼时效为二年,使很多善良的债权人丧失了很多利益,从《民法通则》实施到现在,仅根据我国银行系统的不完全统计,其损失达七千亿元之多。破产逃债的情况也很严重。又如我国的集体经济,情况极为复杂,城市与农村的集体经济不同,城市集体经济又分为各种情况,这些情况处于十分不明确的状态。我们所说的调查,就是真正了解我国改革中的现实情况及其发展趋势,正确规范,因势利导,开拓创新。现在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民法典草案,对很多问题规定的十分原则、抽象。我想主要是对实际情况吃不准,不敢轻易下笔。如此笼统的规定,只可以说是个立法大纲,实际操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民法典起草论证工作应当说尚处于前期阶段,主要限于一部分民法学者的范围内进行,随着立法进程的逐步深入,民法典的起草论证工作应与深入的社会调查相结合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我认为,民法典的制定如果没有人民的广泛参与,这样的民法典很难称之为"民法"。我这里所说的人民的广泛参与只是科学调查国情的代名词。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一些十分特殊的方面,如果处理不当,只能事与愿违。
民法典紧扣时代脉搏回应时代需求体现时代特征 您的得分 100/100 答对题数 22/22 答题解析 1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强调全面加强依法治国，并提出了编纂民法典的任务。 [ 单选题：5 分] A 2012 B 2014 C 2016 D 2018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B回答正确 2 下列选项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基本特点，描述不正确的是（）。[ 单选题：5 分] A 它是全面总结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对现行民事单行法律进行系统的“编订纂修” B 它虽然是新的，但构成民法典的主体内容的规则大多数来自于先前的民事单行法，因此不需要特别重视 C 它是一个新的规范的整体，条文之间的体系性的联系更加密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去理解和适用 D 它的新内容的表述与先前规定有些细微差别，需要人们捕捉立法上的变化，并且充分掌握这些变化的内涵与意义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B回答正确 3 中国民法受（）影响很大。 [ 单选题：5 分] A 德国 B 英国 C 美国 D 日本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A回答正确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当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时，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 单选题：5 分] A 15% B 20% C 24% D 36%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D回答正确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 [ 单选题：5 分] A 开发商所有 B 业主共有 C 物业公司所有 D 居委会所有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B回答正确
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一、前言 随着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由自由竞争向国家干预转化，民法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发展，构成早期民法典核心理念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自己责任原则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国家已经不可能像早期资本主义时期一样，只扮演“游戏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国家的决定几乎都是不同政治集团协商的结果，法律往往体现了特定政治集团的利益。 ① 在这种西方民法典制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均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始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近代民法法典化运动在20世纪中期出现了危机。其主要表现为：(1)随着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在私法领域产生了许多新的以保护社会利益为目的的法律关系，比如劳动法律关系、环境法关系和保险法律关系。但是，民法典的核心理念是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因此，调整这些法律关系的规范逐渐从民法典中解脱出来，出现所谓的“民法典的净化”现象。(2)宪法对许多民事权利保护制度作了基本的规定，民法典的许多原则性规定被提升到宪法的高度，使得民法典原则被宪法抽吸，使如何正确认定民法典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成为问题。(3)为保障民法典的稳定性和迅速解决实际问题而颁布的大量民事特别法、司法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不仅补充民法典而且变更和侵蚀民法典，民法典的实际运作功能似乎正在逐步退化。 这些民法法典化后出现的问题将产生什么后果，如何解决，民法典将往何处去，西方民法学者对此进行了长期广泛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有人认为应当重新制定民法典，② 有人认为民法法典化已经走到了尽头，③ 而意大利著名民法学者那达林若·伊尔第(Natalino Irti)独树一帜地提出了“民法典分解化”(decodificat ion)的观点。④ 1978年6月20日，伊尔第在西班牙撒拉曼卡(Salamanca)大学发表了题为《民法典的分解时代》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层出不穷、种类繁多的民事特别法的冲击下，民法典已经被民事特别法分解，其社会调整功能已经被严重削落，其在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已经丧失，我们正处在一个民法典分解的时代! 我国已经把制定民法典摆上了近年的立法日程，但是，对欧洲大陆法国家已经长期探讨的民法典的弊端和危机，以及民法典分解现象少有研究。⑤ 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从民法法典化的反面，在国际的大环境中，把握世界民事立法的趋势和正确认识民法典的现实价值，系统研究民法解法典化的原因、历史和当今的走向，这对我国能否制定一部与时俱进、具有科学性的和先进性的民法典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就伊尔第的民法典分解理论进行介绍和分析，并且结合其理论，论证我国该采用怎样的民事立法模式为妥。 二、民法典分解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与在西方法学书籍中常见的对自然法理论和自由主义的歌颂不同，伊尔第强调政治斗争对制定法起决定性作用，密切注视并且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伊尔第通过研究意大利民法典发展历史中民法典和民事特别法的相互关系来揭示和论述“民法典分解化”现象。 (一)民法典分解思想的内容 1. 随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民事特别法逐渐取代民法典，在民事领域发挥主要的调整作用。
我国应当制定民法典 郭明瑞烟台大学教授 在制定民法典上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要不要制定民法典和现在是否有条件制定民法典。二是制定民法典应采取何种体例,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三是民法典的体系如何构造。这三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的。我仅就第一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意见。 我认为,我国应当制定民法典。这是由民法典的性质和社会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从民法典的性质上说,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法,是保障社会安定的基本法。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果连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民法都没有,又如何谈得上法治经济呢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法治经济"呢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身要求人权得到更真实的保护,人格得到更完善的发展,但若连保障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基本法都没有,又怎么谈得上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呢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都离不开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稳定是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若没有调整民事关系的民法来保障信用关系,没有民法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各项民事权利,没有民法来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各项利益关系,又如何能以法律手段来解决各种民事纠纷,维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呢 从我国民事立法的经验教训上看,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民法起草工作几起几落。其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是,每次的"起"无不是因为开始强调民主与法制,重视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而每一次的"落"也无不与强调"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有关。也正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民事立法才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现在我国的经济、政治改革的方向与目标已经确定,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因而也就完全具备了制定民法典的客观条件。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的现实社会需求民法,呼唤民法,我们应当顺应这种需求尽快制定民法典。 定民法通则,恐怕单是要不要民法,是否以经济法取代民法还要争若干年,民事法律的制定和民法观念就会更加不适应社当然,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并非一定采取一步到位的做法。我们可以在现有的单行法的基础上分编地制定民法典。但是,我认为,首先从立法指导思想上应
新世纪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我国几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已制定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法律，它们尽管在名称上未被称为法典，但实际上已具备了法典的特点和功能。然而，民法典至今仍未出台。我认为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应尽快地提上议事日程。 随着我国合同法的制定颁行，市场经济合同活动的规则由以前纷繁、复杂、冲突与落后的状态走向统一和谐与完善。作为民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的合同法的出台，是我国民法典制定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合同法制定以后，如何加快民法典其他部分的制定步伐呢？我国民法典不太可能采取“一步到位式”的法典编撰方法，而只能采用分段制定最后通过汇编整理修订的方式来完成。因此，我们目前应该着重考虑民法典体系的总体设计，我认为我国民法典总体上应采用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体系，同时应采用潘得克顿（德国式）式的模式。既要有总则，又要明确区分债权与物权。但传统的大陆法系民法典体系具有的几个缺陷应加以克服。 首先，在传统民法典的体系中缺乏独立的人格权制度。而人格权制度既无法在总则的“民事主体制度”中作出规定，也不能在侵权法中规定。因此，人格权制度应该独立成编，并置于分则之首。其次，传统大陆法系的民法根据债的发生原因，将侵权行为法仅仅作为债法的组成部分，这种模式强调了侵权行为制度与债法其他制度的共性，却忽略了侵权制度所具有的更强的个性。而且由于债权总论中的许多规则无法适用于侵权制度，从而造成了债法体系的不和谐。同时，将侵权法放在债法之中也限制了极为复杂的侵权制度的发展。因此，我认为侵权法应该从债法中分离出来，作为民法分则中的一个独立制度。侵权法与债法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债法制度的消亡，债法的基本规则仍将与合同法及其他债法制度（如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共同组成“债与合同法制度”，放在侵权制度之前。第三，大陆法系国家大多不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而是单独立法。鉴于知识产权本质仍是一种民事权利，因此将其放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是比较适当的。 在民法典体系确立之后，我们需要分阶段、分步骤，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程度展开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我认为，当前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应当是加快物权法的制定工作。作为调整人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支配与使用的重要法律制度，物权法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规则。如果缺少了一个系统合理的物权法律制
对民法典制定的几点建议 摘要 民法典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反映，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度，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前我国的民法典正在制定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争论，在此笔者提出了几点自己的建议，以对民法典的制定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民法民法典认识和建议 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法律，在各国法律体系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其概念应该从形式意义上和实质意义上来理解。形式上的民法，就是指民法典。而民法典就是指按照一定的体系结构将各项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加以系统编纂而形成的规范性文件；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是指所有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包括民法典和其他民事法律、法规。在我国，民法典正在编纂中，但是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民法。 民法典是指在采用成文法的国家中，用以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私法关系的法典。大陆法系国家自19世纪法典化运动以来，基本上都制定了民法典，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体系的主要标志。 民法典编纂体系纵观全球，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罗马式，第二种是德国式，这个体系把民法典分为五编，首先确定了总则，然后区分了物权和债权，区分了财产法和身份法，把继承单列一编，形成完整，明晰的体系，较法国民法典有很大进步，是注释法学家对民法的伟大贡献，是世界法学的历史瑰宝，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德国式民法典体系。 当前，我们应该加快民法典的制订工作，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一部全面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典，我国司法实践中已为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大民法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在人格权理论的建立和完善、合同法理论的研究、侵权行为法理论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物权法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突破。从而用民法学者的智慧和辛勤劳动，为民法典的制订提供了必备的学术条件。笔者通过对民法典制定的大概了解，提出几点小小的建议：1制定法典的时间不宜过长，也不应仓促进行 从世界各国民法典制订所费时日来看，或长或短，情况不完全相同，考虑到民法典内容确实十分复杂，我们不应仓促颁行，而应该保证法典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但也无须用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解决。这不仅是因为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而且也因为现实经济生活的急切呼唤，使我们无法长期等待。 2民法典的体系问题不应过于纠结 由于民事关系纷繁复杂，法律制度本身又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民法典不可能将各种民事关系均囊括无遗，任何国家的民法典都不可能包罗万象，即使颁行了民法典，也应当制订一些配套的法律、法规，同时还需要许多立法和司法解释来辅助法典。因此，适用哪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我国为什么制定民法典应制定什么样的民法典——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利明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5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就不断呼吁和企盼我国制定和颁布民法典。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民法典至今未出台，成为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憾事。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那么，我国为什么要制定民法典?我国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这是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话题。为此记者采访了参与这部法典制定工作的著名法学家王利明教授，请他就此发表看法。目前，我国正开始着手制定一部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旨在全面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重要法律——民法典。为此，记者就这部法典的有关问题，采访了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利明教授。 他认为，制定民法典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行依法治国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王利明对记者说，要理解民法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重要性，就必须要了解民法的地位和作用。民法是深深植根于商品经济、并作用于商品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经济关系的。在市场经济生活条件下，民法的平等、等价、公平及诚实信用等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最基本的法律规则，而民法的各项基本制度，如民事主体、所有权、债和合同、代理、法律行为等都是规范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律特别是以民商法规则的健全程度为标志的。如果我们要确认我国的经济是以平等、等价和自由竞争为内容，由市场引导生产要素自由流转和组合的市场经济，那么就应加强民商法的作用，尽快制定民法典。如果没有健全的民商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赖以建立的条件，也不能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民法的重要功能不仅仅体现在对市场经济的调整和促进作用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的充分保障方面。他认为，法治的基本精神，在于对权利的合理确认和对权利的充分保障。我国民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人身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民法在内容上不仅对各项民事主体的权利要实行平等的保护，而且对于公民的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法侵害以后，也允许公民可基于侵权行为制度诉请赔偿，这就可以防止行政专横，有效地捍卫自身的权利。民法不仅通过民事权利的保障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价值以及生活的安定，同时还扩大到对宪法及其他法律所确认公民享有的各种经济文化权利(如劳动权、自由权、环境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的保障，当公民的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均可借助法律获得救济。制定民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王利明解释说，我国在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
关于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的几个问题 【内容提要】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意义。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模式，应有所创新、发展。应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规定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具有稳定的、并非处于公私交叉的实体性规则。应当以法律关系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在分则中确立法律关系的内容。人格权制度与侵权行为制度应独立成编。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的规则体系，也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然启动的情况下，学者与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应当如何建构与确立民法典的体系。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一、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致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的体系，从而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说，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之上。并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即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22页。)而首先确立居于民法典的支柱与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体系可以发挥预先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民法典层次分明、构造严谨。因此，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第二，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消除防止整个法典价值观念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法律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贯彻一种或多种民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领域中实现
关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以草案建议稿为中心 刘士国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传时间:2002-11-4 一、中国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及中国民法典的体系 1984年前，中国曾三次进行民法典的起草，或因政治运动或因面临改革，均不具备产生民法典的条件而中止。1979年～1992年，中国在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中先后制定并通过实施了民法通则、继承法、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修改了婚姻法（制定于1950年）。1992年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正式写入宪法，也正是在这一年，决定制定统一的合同法并着手制定民法典。这可以说是第四次起草民法典，合同法、物权法都是民法典的一部分。1999年通过了统一的合同法，然后着手物权法的起草。现在，已公开出版了两个物权法学者建议稿，全国人大法工委正式的草案已基本完成。受人大法工委委托提交民法典立法方案的梁慧星先生在完成方案论证之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重大研究课题——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现在建议稿已经在中国民商法网站公布，其中“侵权行为编”在《法学研究》2002年第二期发表，整个建议稿的立法理由书即将完成。另外，王利明先生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民法专家也在起草民法典的建议稿和理由书，已在中国民商法网站公布了《人格权编》和《侵权行为法编》的条文。除了这两个学者建议稿，全国人大法工委2002年1月11日邀请部分在京专家研讨民法典的起草，准备在法工委领导下分别起草民法典相关部分的建议稿，决定总则、债法总则由梁慧星负责，人格权、侵权行为由王利明负责，知识产权由郑成思负责，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由巫昌祯负责，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由费宗玮负责，民事责任相关内容由唐德华负责，合同、物权由法工委负责。 关于中国民法典的体系，现在还没有定论。梁先生的体系是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王先生体系的特点是人格权独立一编，侵权行为法为最后一编。还有松散式（既将各种民事法律出台即形成松散法典），人法、物法两编制（罗马、法国式）及其他对个别编的不同意见（主要涉及侵权行为是否独立、债法总则要不要、知识产权是否作为一编、人格权要不要独立一编、是否搞民事责任编、是否包括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是制定总则党政军是通则等多种主张）。从全人大法工委的分工看，是将不同意见涉及的内容分别编出来，是以民法通则的体系为基础，各部分肯定重复甚至冲突，最后才能在这些编及两个学者建议稿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统一编一个草案。因此，可以说，中国民法典采用什么体系，还没有定论，可能会产生一个综合德国民法典体系及中国民法通则体系的新法典，这正是我的希望。 二、关于民法总则 梁稿总则编有人格权一节，王稿的人格权独立一编，在此一并比较研究。 梁稿的总则编我认为是优秀的，是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特点是： 1、明确规定“本法调整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财产关系的人身关系”（第3条）。民法通则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及公民与法人之
我国目前关于编撰民法典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我国编撰民法典的历史 1949年建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共起草过四次民法典，1954年下半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了专门的班子，开始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因为整风运动而被迫终止，第一次民法典的起草终究草草结束；1962年3月，在毛主席的提议和大力支持下，第二次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又开始启动了，但此时，鉴于国家的政策，既反“帝”又反“修”，因此，制定出来的民法草案只能算是一部零零碎碎的民事政策汇编，而且基于特殊的国情，我们用许多自创法律名词和关系代替了原来的法律名词与关系。后因十年浩劫，我国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此一民法草案也未能出台；1979年我国开展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民法典的起草方针改定为先制定单行法，待单行法完善后再汇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02年年初，中国为了加入WTO，要求改善国内的法制环境，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指出要在九届人大任期内完成民法典草案并经常委会审议，但此时仅剩下一年半时间，制定草案并送交审议，此中难度可想而知，2002年12月23日，民法草案匆忙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此一民法典草案，遭到了学界很多批评。草案提交审议之后，各界批评意见甚多，于是，此一草案也不了了之。 二.我国是否需要制定民法典？ 首先，我国是成文法国家，自建国以来，我国的立法模式一直是借鉴德国日本的立法模式，而德国日本的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发源于古罗马时期的民法法系，而民法法系的核心，即是统一的民法典。中国自1949年建国至今，已60余年，可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至今仍未颁布统一民法典，这在世界成文法国家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因此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从法学情怀上来说，是必要的。其次，民法典是理性主义发展的产物，莱布尼茨于17世纪提出了民法典的构想，他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找到一些不变的公理，并据此推演出整个法学体系。此一观点又由德国概念法学派发扬光大，主张建立科学的，价值中立的法律体系，自上而下层层演义，通过涵摄将现实与法条对应。法典是法律体系化的重要技术，是一个国家的法制成熟的标志，中国需要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来完善自己的民法体系。 当今我国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社会发展更加需要民法典。现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理论准备、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应当乘此大好时机，加快制定民法典，使民法典成为巩固改革开放承诺过过和推进全民深化改革的重要法律工具。为世界法律文化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1 三.我国制定民法典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民法典的编撰，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时间上的积累，更是立法经验，立法实践，以及法制工作建设的积累。自中国摆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结束内乱，废除旧法，至今仅60余年，此间，中国的法治还曾遭受了文革十年毁灭性的打击，如此算来，仅50年的法制建设，民法基本法律体系的建设也仅仅30余年。尽管是有日本德国的法律体系供我们借鉴，有全世界的成文法国家的经验让我们学习，但短时间的学习 1魏振瀛，《我国为什么需要民法典》，中国民商法律网，2014-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