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影响
［摘要：］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走向法治，不仅取决于其社会结构及国家制度等“硬件”方面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还受文化的影响。中国自上一世纪末便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了实行法治的要求，但时至今日仍处在走向法治的起点上，之所以如此，除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外，与近百年的文化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在由外来冲击而引起的长期震荡中，中国既未能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化，也未在传统文化之外建构出新的文化系统，实行法治所需要的文化环境始终没有形成。因而在经过长期徘徊后重新开始走向法治之路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困难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文化，其中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不得不加以正视的一个方面。儒家文化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致命性的摧残，可儒学的精义却或多或少地传承下来，进而影响着国人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在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去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中国法治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产生哪些影响？谈及影响，笔者试图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阐述。
［关键词：］儒家文化⑴、德治、人治、ㄖ巍?FONT size=3>“治家原则”、“善”、泛道德主义、理性精神
谈到儒家文化与法治之间，人们极易提起的是“德治”、“人治”之间的对立以及儒家的这种思想在现代的消极影响，似乎在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最不相容，要检讨传统文化在中国走向法治中的负面作用，儒家应首当其冲。在学术领域独树一帜的新儒家虽在肯定儒家价值的基础上，对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有种种论述，但涉及法治的内容尚不多见。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与现代法治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对中国走向法治各有什么样的影响，仍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要真正认清儒家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影响，首先得对儒家文化的核心作一考察：
长期以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儒家思想有过种种不同的概括，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把“三纲五常”看作儒家思想的核心，并由此形成对儒家的基本看法。其实，这是很大的误会，本文第二部分中我们将说明，“三纲”的基本精神并非来自儒家，不能代表儒家的思想。根据儒家重道德的思想特征，徐立志教授将儒家思想的核心概括为道德至上。⑵（徐立志：《法家传统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障碍》，原载于中国法学网。）
首先，在儒家的思想中，道德是现实社会的最高规范，不仅人人都应遵守，国家也须以“德治”为本。最能代表这种思想的，是人们常引用的孔子关于德、礼、刑、政关系的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⑶在孔子看来，道德是带有根本性的规范，治国应以道德为本，倘若道德毁坏了，其他规范就很难起作用，所以他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⑷从这种思想出发，孔子不承认与道德冲突的司法裁决，弟子公冶长因行正获罪，孔子并不认为其有罪，说：“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并将女儿嫁与公冶长。⑸孟子更进一步，在回答弟子假设的如舜父犯杀人罪舜应怎么办时，明确提出舜可灼 湮唬 愿付 樱?/SPAN>⑹在他看来，孝作为伦理道德，是高于法律的。
其次，在儒家思想中，道德具有人生与社会价值的意义。道德追求既是达到人生与社会完美境界的起点，又是人生与社会的价值目标。儒家典籍中此种思想的表述很多。《礼记. 礼运》中所描写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学》里的“三纲八目”，则强调了道德对个人的价值意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欲达此目标，必须循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先解决个人道德修养问题，“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此外，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境界⑺，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做人处世原则，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第三，按照儒家的理论，道德具有先验的性质，并且是天道的体现。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道德是人本来就有的，因而可以通过内省达到道德的自觉，并可进而“知天”。“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⑻“求放心”，就是寻求、安放失落的道德本心，而此心乃天道的体现，所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⑼。后世儒家也有类似思想，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就是在继承孟子“尽心、知性、知天”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具有超越性质的价值源头，既然道德源于“天”，就非人所可贬抑，从而使道德获得了至上的权威性。
道德在儒家心目中具有至为重要的地位，儒家的主要思想基本是围绕着道德至上这一核心而展开，其中包括曾长期被人垢病的所谓“人治”思想。不可否认，按现代的观念衡量，儒家在“人”与法的关系上，确有重“人”轻法的倾向。但这并不是儒家的主要特点，法家实际上也是把“人”置于法之上，只是所说的“人”与儒家不同，对法的作用强调得多一些而已。儒家这方面主张的主要特点在于，其所说的“人”是指有高尚道德的贤人君子，强调的是这种人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孔子说“为政在人”，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⑽，“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⑾讲的都是这个意思。儒家思想的基本点，在于通过道德诉求解决社会问题，强调的是施政者品德的重要性，究其实质仍属“德治”，完全可纳入“德治”思想的范畴来考察。
从这一认识前提出发，首先应肯定，儒家文化作为产生于两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文化，确实存在着与法治要求相冲突的一面。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道德与法何者至上的问题上。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法律至上，不仅在规范层面以法为最高权威，而且在观念上赋予体现人类基本准则的法以普遍价值的意义。而按儒家道德至上的思想，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是第一位的，处于价值与规范的最高层。在儒家看来，在作为理想社会的“大同”时代，由于人们道德高尚，是不需要法律的，只是到了道德已有些退化的“小康”时代，“大道既隐，天下为家”⑿，才产生了礼法，法并不是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法与道德相比，处于末端地位，倘若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发生冲突，前者要服从后者。儒家的道德至上与法律至
上是不同的理念和原则，具有互相排斥的性质。道德至上的思想本身就有轻视法的地位与作用，排斥法律至上的含义。因而在历史上，儒家主导的社会不容易产生法治的趋向，这是儒家思想不适合于现代法治要求的主要之处。
当然，上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产生于中国古代的文化，虽不可能完全与法治直接吻合，但其中并不缺乏可适应时代要求而向现代转化的因子，其主要思想与现代法治之间并无不可调和的冲突，因而才出现了像新加坡那种步入现代化后又尊崇儒家文化的现象。至于谈到儒家思想对中国走向法治可能发生的影响，则情况要复杂一些。在从先秦到清末的长时期中，儒家思想基本是以思想本体、官方意识形态、制度化形态和民间存储形态等四种方式存在和延续的，就思想本体而言，由孔孟所阐发的思想，并未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从荀子到董仲舒，以至程、朱、陆、王，屡有变化，虽思想“道统”得以保存，但有些精神已经减弱或丧失。此外，有些与儒家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也以儒家的面目出现，造成了真儒与假儒的混杂。⒀而儒家思想在汉以后被意识形态化和部分制度化，又使其在传播中发生种种变异，真精神遭到篡改扼杀。⒁因而在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的时代，其精华就已有所丧失。至清朝崩溃以后，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将儒家文化文物化，儒家思想在自觉层面的延续基本被切断，而非自觉层面的遗存又是支离破碎，泥砂混杂，“真儒”更是踪迹难寻。因此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正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可能很大，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影响的往往是儒家的变异和假冒的儒家。要改变这种良莠颠倒的状况，使传统文化中的良性因子得以弘扬光大，除以理性的精神承认传统文化的生命价值，并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调整外，似乎别无他途。
积极影响：
中国古代几次盛事局面的出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至帝皇下至百官万民，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服从于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滥用法律。不得不承认这是在儒家所推崇的以德治国。但“德治”思想对推行法治是否存在着一定的正面效应呢？
谈及德治，有人担心总是和“人治”联系在一起，进而推及人治的总总弊端和对法治产生的负面效应，最后得出的论断几乎是完全否认了德治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中，“德治”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是政府官吏及一切行政人员的遴选、任免、提升、降级等实际政治生活中，必须将道德因素作为标准之一，应当充分应用道德激励的方法，特别重视他们的道德品质所遴选和任免的管理者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或至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一个有道德的人，就应该注意“修身”，即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次，“德治”特别要求政府官员必须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道德身体力行，应到以自己的榜样和模范行动来影响广大的老百姓。儒家先哲警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这个意思。再次，儒家的“德治”十分重视道德感、羞耻心在人的心中的作用。只有有了对一切不道德的事情的羞耻之心，才可能使一个人不去犯罪，否则，就是用严刑重罚，也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根源。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则格”意思是推行德治便可从内心铸造起抵御一切犯罪的防线，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犯罪，强调提高人民的道德品质，加强社会舆论和社会感化力量。⒂不乏有其合理成分。这些合理成分对于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法治人文基础都是有益无害的。人们常常认为一些人犯罪，是由于他们不懂法，所以要对他们进行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但事实上，我们又看到，更多人的违法犯罪，并非是因为他们不懂法律，而是由于他们自身的道德品质低劣或者是人格上的缺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法律十分熟悉和精通，而善于钻法律的空子；有些人还是国家干部，是执法队伍中的成员。如果没有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没有培养他们内心的羞耻之心，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犯罪的问题世不可能的。而且，国家的一切法治行为，都是有人来进行的，人缺乏道德素养或者道德品质低劣怎么能达到公正无私地执行“法治”的要求呢？更不能谈顺利推进法治建设了。所以，由此看来，我们不能否认儒家的“德治”对当代中国的法治的积极影响。当然，此处儒家的“德治”应该是被摒弃了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的“德治”，是被批判地抛弃了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错误内容的德“德治”，是对古代儒家“德治”思想中的合理的、正确的成分的继承。
德治与法治之间关系即是儒家道德至上与当代法治所推崇的法律至上之间的既互相排斥，又可相通和可调和的关系，以至于二者之间可相互促进。首先，它们都赋予有价值意义的规范以至上的性质，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如前所
述，按照儒家的观念，道德不仅是一种规范，而且具有价值意义。作为价值的道德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超现实的道德，即圣人的境界，在儒家生活的时代没有人能达到，只作为理想存在；一是现实道德，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追求的道德目标，如忠、恕、孝、悌、仁、义等。所以道德至上的思想，既包含着对道德作为规范的至上地位的认可，也包含着对道德不同层面的价值意义的推崇。法律至上也大致如此，被赋予至上地位的，并非仅为法律这种形式的规范，也包括法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二者间有某种共同性，存在着可调和的余地。其次，从道德与法的一般关系看，两者同为社会规范，并均有价值意义，但存在方式和所处层次不同，相比之下，道德更具有原发性和根本性，是法律的来源和根据之一。通常情况下，同一时空环境中的道德和法在价值层面是一致的。道德至上与法律至上的冲突，主要存在于规范层面，而不在价值深处，在现代条件下，以儒家道德至上的思想基础，接受法律至上的理念，不应十分困难，通过对道德与法律在价值与规范不同层面的重新安放，可以消除二者间的冲突，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因此，道德至上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并非绝对不能适应法治时代的要求。
此外，儒家还有一些思想与当代法治理念之间存在着相通或可调和之处。其一，君权相对的思想。从历史经验看，能否排除居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是能否实现法治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区分真法治和假法治，现代法治和工具主义“法治”的根本标志。生活在君主专制时代的儒家虽未提出君主权力应置于法律制约之下的主张，但却从另一角度否定了最高权力的绝对性。在儒家心目中，道德是适用于君主和臣民的普遍的价值标准，所有人都应遵守，只是身分不同具体的道德要求不同而已。所以孔子强调“为政以德”⒃，君主应按道德要求施政；孟子主张“仁政”，并提出“惟仁者宜在高位”，⒄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以位居庙堂，治理国家。在君臣、君民关系上，儒家强调相互间的对应性，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⒅并认为君主欲使民恭敬、忠勤，自己必须庄重、孝慈、“举善而教不能”。⒆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⒇他所阐发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也体现了对君权至上的否定。在他们看来，君主的权力并非绝对，若君主无道，在一定条件下可用非常手段予以废除。
孔子赞扬尧、舜禅让，肯定“汤、武革命”，孟子提出“暴君放伐论”，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从而道德又成为君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这种用道德限制君主权力，君权相对的思想，虽与现代法治一切权力均受法律制约的理论不可同日而语，且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限制最高权力这一点上，与现代观念是相通的，亦可经过转化而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其二，良法思想。现代法治的基本含义和要求之一，是法必为善法，即法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价值与准则。这既是法治理念的逻辑要求，也是实现法治价值的实际需要。倘若不问法之善恶，一概赋予其至上与统治的地位，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暴政与社会黑暗。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的倾向与现代法治的要求是一致的。按照儒家的理论，道德具有至上的性质，不仅人的行为要以道德为准，法律也必须符合道德，所以孔孟通过赞扬“先王圣人之法”而提倡良法，并把孝悌仁义等作为衡量法之善恶的基本价值标准。荀子说“君子者，法之原也”﹝21﹞，也隐含着法应符合君子要求的意思。此外，儒家人物反对重刑与苛政，以及主张亲属相为隐等，都显示了他们对良法的追求。他们虽未明确提出恶法非法，但要求法善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比起恶法亦法的主张，更接近现代法治所包涵的法善理念。
消极影响：
儒家文化中可能成为制约中国法治的因素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德治传统、非理性化和权力的缺乏制约。
具体来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受到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有如下三点：首先，儒家文化高度强调的是国家本位主义，而个人权利则常被忽视。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或许长久以来都被誉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这样的倾向若是超过一定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成为反对以人为本主张；而尊重个人权利、自由和个性则是法治所追求的。其次，儒家文化中的法律文化成分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在儒家文化的传统下，人们跟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很少有人会对法律是否侵犯自身的权利感兴趣。第三，严重忽视了平等权。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平等权追寻的手脚。由于深受这种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的束缚，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是难以接受的，就是在一般的
日常生活中权仍然大于法；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持有者总享受着种种特权，以至于权力腐败便找到了生存的土壤。
一、治国家的公民应该树立一种观点，那就是主权和权利意识该高于责任意识，而儒家文化宣扬的却与之相悖。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儒家政治观点中，素来不讨论主权和权利在哪里，而更多是谈及职责在哪里，只论政府该干些什么事，它的责任是些什么，它尽职了没有？并不讲主权和权利在哪里？也不谈有了主权意味着什么？事实上，主权的背后是一种自由意志。﹝22﹞譬如说一只酒杯，倘若酒杯的权利归属于我，我便可以自由享用酒杯及杯中的酒。这是权利，而不是道义。假如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尽力而为的道义，这样说来，便没有自由可谈了。而“法治”所推崇的应该是先有权利，由权利派生出的自由那才是神圣的，这样的两种理念是相互背离的。正是在儒家的这种职责意识高于主权意识的政治观点的影响下，统治者及其臣民们的那种法治国家所必需具备的主权神圣的意识长期抹煞，直到今天，这种影响恐怕仍然在继续。
二、儒家文化中的“善”的价值体系造成泛道德主义及“性善”导致人格不独立严重阻碍了现今的法治建设。儒家的思想统治之下，“人性善”经过几千年的露晒逐渐积淀于整个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和价值形态之中，并对现今的法治产生了消极影响。“性善论”为皇权所用造成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儒家“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充分肯定了人身上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无疑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23﹞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善恶作为人们的价值评判是社会的概念。“人之初，性本善”的本质是把后天的概念用到先天的属性上去，即把人的社会属性的善恶移到人的自然属性上，因此，“善”的价值体系对法制建设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善”的价值体系为皇权所用，致使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
。儒家的“善”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善”的价值体系为皇权所用，统治者鼓励民众加强道德修养，修回善性。董仲舒把君主神化为“天子”，从而加强了君主的至上权威。君主应该用礼乐教化来达到美政善治的目的，否则，上天就会收回赋予君主的权力。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在民众都有“善性”的基础上推行“仁政”。“善”本身的理论主张及客观上儒学的倍受推崇，使“性善论”成为政治上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尚“贤人之治”的思想而在神化自身的同时提倡民众向善，如此民众才是温顺的甚至是麻木的，封建统治才会永固。“善”的价值体系为皇权所用是其自身的悲哀。“善”的价值体系为政治上的皇权至上提供理论支持，却使披着权力外衣的政治迷信盛行，官本位四处泛滥。“性善论”对皇权一边倒的高扬造就了皇权无视百姓生存的基础习性，致使百姓对权力意志的盲从和普通的从众心理。对于皇权，百姓总是希望是善良的，皇权是最后的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也不必制约，事实上是渐渐无法制约的。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从而贻误了中国法治进程。
中国古代曾有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但都是维护皇权的需要，预防宰相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由三省分掌，分工明确而相互制约：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完备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当然，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也是存在的。制度方面行政司法合一使行政长官本身兼有司法权，权力本身没有分离造成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权与司法权本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但置于长官一身，只能自己监督自己，这又体现为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个人的自省和道德修养，去修善性。对于社会主义法治而言制度方面的阻碍已不存在，关键还是干百年来造就的民众心态，希望统治者积极向善，为政以德，如此便能安心生产。事实上，离开制度的力量，脱离法律的约束，就很难保证人性向善，“善性”造成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民众缺乏权力制约的观念。此种情况下谈法治是没有意义的。
现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司法权不受制约会产生腐败。公安、检察、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相互制约，同时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的监督权。在行政权上，
在规定复议制度的同时，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规定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同时也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但是，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从理论上讲，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无论如何也不会为恶，人民代表大会怎会残害自己的人民？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否是残留在人民思想意识中对善的一个幻想，民众仍希望有一个机构在拥有最高权力的同时又要有恒久的善而不致腐败。
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不少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正确的实际上是违法的监督。例如某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某罪犯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赃款依法没收上缴财政。该犯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经有关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检察分院分别复查，均认为申诉理由不成立。后县人大常委会却作出决定，撤销县法院对这个案件的判决，宣告该犯无罪，将被没收的6000元退还该犯。(此案例系笔者于2005年在某市法院实习期间获悉的一真实案例)。除此以外，还有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等情况。这些以监督名义代替法院审判工作的违法事例，在全国并不少见，这实际是在法院之上又有了一个审判机关，这与司法独立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可见，在我们法治的周围，仍存在一定的权力真空。对一些机关的权力制约不健全，使其仍有滥用权力的空间和侵犯个体权利的可能。所以，推进法治，必须健全对权力的制约机制。
其次，“善”的价值体系造成泛道德主义，不利于法治建设。“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道德的越位造成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个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24﹞儒家推崇“仁政”，构建了“善”的价值体系，却造成宽、信、孝、惠、敬、勇等一切道德观念都归于“善”的统慑。
“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泛道德主义对法治建设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在于它造成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从而助长了司法腐败。“人性善”重视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个人的道德需要和精神鼓励，却蔑视物质利益，忽视了个人主义，个人情欲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制衡与冲突作用。以司法官员的廉政建设为例，廉政办法中多是道德层面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塑造廉政形象，奖励多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以少量的物质奖励。这样忽略了司法官员的其它需要，甚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司法官员有道德要求，但这种需求以生存为基础。“性善论”主张人的道德存在高于生命的存在，“君子忧道不忧贫”。﹝25﹞实际上，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不能满足，又如何去饿着肚子空谈道德呢？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就不可避免了。在现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一方面要求司法官员严格执法，做道德楷模，另一主面却不得不用低薪奉养司法官员。司法官员个人的情欲主义无法满足，也就无法确立司法从业人员的崇高社会地位。所以，有效推进法治进程，把法官的道德需要建立在充裕的物质基础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三、儒家以治家原则治国。儒家关于治国的办法，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治家与治国都是一个道理，能治好家的方法就能治好国。而治家的法则主要是道德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也即是人治，分等差
而治之(礼)。家长治家，家人治于家长。这种治家原则本身存在着一个最为严重的弊病，那便是容易导致人格不独立，影响了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儒家大力宣扬“亲亲”“尊尊”的“以孝治天下”的空泛理论，这一理论完全依靠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26﹞。董仲舒“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7﹞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守法”观念。
治家原则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儒家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封建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28﹞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在儒家的“治家原则”的影响下，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亲其亲”、“尊其尊”的宗法伦理理念。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治家原则素来大多是采取排斥的态度，一直以来，封建统治之下的民众在这种原则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体地位被扼杀，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
四、法治基本功能之一无疑是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造一个健康有序、公平安全的环境，可儒家文化中存在着诸多许多不利于市场产生与发展的因素：第一、儒家重义轻利，所谓"君子唯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究仁义礼信等道德准则，而贬低物质利益。
第二、与上点略有关联的是“明天理，灭人欲”。虽然朱子在卷十三中继续分别天理与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表示圣贤并不是要消灭一切人欲，但对基本生理必需之外的欲望追求，则明显地是反对的。
第三、儒家重道而轻农工商。樊迟问孔子种田的知识，被训斥为小人。孔子又批评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把商业生产列入违背天命的不轨行为。“君子不器”，即君子不从事农工商与实际技艺，这几乎已成为儒家的规训。
儒家的德治理论重政治、轻经济，过分强调义利之分，片面要求人们舍利取义，克制私欲，清心寡欲，省吃俭用，安贫乐道，逆来顺受，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殊不知没有经济发展、经济实力的稳定，是暂时的稳定，表面的稳定，甚至是虚假的稳定。义利之分是必要的，也是儒家理论的一大特色，但后来却走向极端，把民众正当的基本的生活需求也作为“私欲”来反对、来限制。宋明理学甚至把“私欲”与“天理”对立起来，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寡妇不可改嫁，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简直到了“以理杀人”的地步。孔子把颜回作为安贫乐道的榜样予以夸奖：“一箪食，一飘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9﹞
五、儒家文化阻碍了理性精神的发展，而提倡法治恰恰是理性精神核心价值观之一。从这一层面来说，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的存在和发展。
作为人所具有的一种本性，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它常常被人们从两种意义上去认识和使用。一种是在哲学的认识论中，理性是指人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方式和思维活动的能力。它是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一种特性，其作用在于使人透过事物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实物的内部联系、事物的规律性。另一种意义上的理性是被看作是人类独有的用以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的一种精神力量。﹝30﹞和其他高等动物一样，人身上也具有动物性，不同的是用于支配这种动物性的方式不同罢了。人是用理性或者理智去支配，而动物则靠本能来完成支配的过程。理性精神是在古希腊文明中孕育出来的，在欧洲文艺
复兴时期得到张扬的、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一种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其价值观表现为包括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提倡实事求是、推崇自主、自觉、敬业、进取的价值观、富有经济理性，注重经济核算，采用严格的薄记方式，追求世纪实际的成效和利益、提倡法治等多元体系。
作为理性精神的几种核心价值观之一，提倡法治这一价值观倡导的就是法治精神。它对法律权威性和法律至上性的确认；认为社会运行主要应该交由法律制度来规范和调节；它认为法律的运行应该是严谨的、可靠的，其结果是可预计的，而不是像立足于宗法专制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法律那样具有随意、专断，结果不具有可预计性；它主张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原则，认为法律不仅要反映统治者意志，而且在法律的适用上必须体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形式主义理念，任何人都不得享有特权或者都不能不受法律的制约，任何人犯了法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儒家所推崇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与此观念相悖。这一价值观还主张法律的自治性原则，认为法律机关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否则它就不能对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此与儒家历来所奉行的“政法不分，政大于法”的做法和理念对立。
理性精神在中国社会比较匮乏的最大的原因恐怕应该归罪于深受两千多年儒家文化影响。儒家经学得学术范式，严重地影响了理性精神的成长发育，禁锢了人们对自然科学、法学、经济学的研习。
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⑴注：由于儒家文化具有无可辩驳的高尚性，且自汉以后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因而历史上假托儒家的现象较为普遍，人们通常所说的“儒”，往往包含着非儒甚至反儒的成份，如果不加区别，真假混为一谈，则问题很难讨论清楚。因而本文所说的儒，是就儒家的纯粹形态，即新儒家所说的“真儒”而言，主要是指由孔孟所阐发的儒家基本精神和思想，而不包括种种篡入的假儒和儒家的变异。
儒家思想对现今中国的影响和作用 儒家思想自北宋经朱熹的推崇而发展成为中国正统思想之日起到我们生活的今天已经过了几千个年头了，但是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并没有逐渐的淡出公众的视野反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不论是在思想文化上还是伦理道德层面上，儒家思想都给予现代社会深刻的启发。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巨大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的一些思想在当今社会被奉为一种准则，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孝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修身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求实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公民意识和责任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儒家思想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主张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强调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从而达到生态平衡，这种思想对于现在社会的资源保护、合理利用以及可持续发展有很大借鉴意义。 现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中“仁政”“民本”“人与自然和谐”“五义”等观点为基础结合时代发展需要而提出的“八荣八耻观”“科学发展观”等无不凝结着儒家思想的精华。儒家思想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中，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发挥着重大作用。 2、儒家思想对促进统一、和平有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充满了统一、和平理念。孔子在那个时代就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今天，“大一统”思想逐渐演化成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那就是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主张在当今社会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中国现时期的外交政策都可溯及到儒家思想中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儒家文化的这种思想对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暂时分裂或分离会实现统一，和谐与发展的国际社会一定能够实现。 3、儒家思想对选拔人才的影响 儒出身于“士”，在儒家看来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的条件和责任就是：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儒家修身之道的现实意义 摘要：修身即修养身心，修身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个人的道德修养则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经过几千年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很多具有普世功能的思想。因此，儒家所提倡的一些关于个人发展的内容，对现代人品德修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家修身之道现实意义 儒家所讲求的道德理想是追求至善至美的独立人格。儒家学说作为一种道德哲学，其主要目标是在探究怎样通过砥砺自我而成为“至善”的“圣人”。儒家的最高道德理想是“至善”，即达到德才完美的最高境界，如同宋代儒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想完美地体现在古代中国的传统教育之中。自从孔子首创私学以来，儒家道德理想教育在各式各样的私塾、学院之中一直薪火相传，不绝如缕。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完成对个人独立完美人格的培养，是一项急需解决的任务。而儒家树立的完美道德理想则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儒家的修身理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起着道德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作用，中国道德传统的形成与儒家的修身理论关系密切。儒家的一些修身理念，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都是关于儒家如何实现自身道德修养的至理名言，并成为为人处事的规范。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譬如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等，都和儒家对修身理论的提倡息息相关。修身，在儒家看来，是人成为“圣人”的起点，也是维护社会和谐，提高个人自身能力培养，维持家庭和睦乃至实现治国安邦之才的根本。在儒家的文献中，修身理念经常被人提及。其中的最为人所熟知的《大学》所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亦云：“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除去一些具有历史性的表述，儒家的修身理论对如今的人们，尤其是当今大学生的个人道德修养的养成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概括而言，青年人道德修养的养成大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刻苦耐劳的学习精神、锲而不舍的实践精神和爱人助人的合作奉献精神。 首先，儒家的学习观与刻苦耐劳的学习精神的培养。儒家十分推崇勤奋的重要性。孔子常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荀子亦云：“学不可以已”。学习是最基本的开始，也是一个人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的关键。并且，儒家还强调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而是一项终身的事业。所以，儒家要求人们要时刻“涵养省察，慎独自律”。孔子尝言：“吾日三省吾身”。《中庸》中亦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清朝扶大厦之将倾的曾国藩，就是其中最好的体现。曾国藩一直秉承天道酬勤的训诫，坚持自律勤奋的学习，通过不断地努力终于建立了扬名后世的丰功伟业。古代匡衡凿壁偷光坚持读书、苏秦头悬梁锥刺股苦读、晋朝囊萤映雪的典故，中国历史上勤奋苦读的故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这其中反复说明的一个道理就是，作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个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慎独”，也就是要不断地通过坚持不懈的自我实践和磨练来达到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格的完美人格。在此期间，人们要常常自我反思，时时慎独自律。当代社会浮躁风气极重，人们往往热衷于快而时效性强的事物，在此过程中往往不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品格。要实现个人的完美人格，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危害与影响 儒家认为“孝亲尊师”是做人的根本. 儒家思想，核心是“仁”。 儒家思想之精华——仁、义、礼、智、信，此五常正是治疗现今人伦道德衰微，人情 疏离，社会冲突的一剂良药.,所以儒家文化受到中国多数人的认可和尊重. 但综观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凡是儒家文化被削弱的时候，国家必 定强盛；凡是儒家文化发展到最强大的时候，国家必定蠃弱. 所以儒家文化在为中国带来利的同时也带了对中国的危害.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危害: 一,从历史分析: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实行儒学制国，结果国家不但没有强盛，反而很快被灭.西汉武帝以前，没有实行儒学，实行了黄老学说，国家逐渐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彻为了对付匈奴，采用了加强集权，这个时候儒学站了出来，他们 的投机获得了君主的欣赏，从此以后，儒学更是时时刻刻的鼓吹君主，一直持 续到毛泽东的批孔。西汉的灭亡可以看做是儒家同法家斗争的结果，在整个西汉，法家是有一定地位的，所以西汉时期，国家很强大…………… 明朝，儒家学派再次加强，明朝被灭是必然的； 清朝，前期，儒家学派并不完全被满族统治者所接受，所以政治比较清明。后期统治者也把儒家当成了制国之宝，结果不用说了，灭亡。 民国，乱世，儒家自然被削弱。 新中国，儒家被毛泽东强力打压，被削弱。 二、从儒家文化的本质分析 儒家文化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君主文化，他们推行“君权神授”，皇帝为上 天之子。皇帝自然喜欢的不得了，儒家自然获得地位。可以这么说，儒家文化 一直试图通过拍君主（统治阶级）的马屁，获得君主的欣赏并接纳，同时获得 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再者可以宣扬自己的儒家道义。 儒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文化，他们是在维护自己文化的同时，宣扬和 其它文化共存，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儒家文化是一种懦弱文化，儒家学派大大的培养了背叛者，从历史来看， 往往会发现更换朝代时，新的朝代很快的被儒家文化所认同，它需要获得新的 君主的支持。 儒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安慰和精神胜利的文化，这是这种文化最大的 弊端，他们总是可以在失败中寻找到胜利的果实，至少是在精神上。 三、为什么儒家文化会获得如此的地位？ 儒家文化是通过加强君主的权利，以及统治阶级的地位等等一系列道义来 获得他们的认可和推广，并由此来获得大量的信徒---儒生，并提高这些信徒的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探讨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响，以期加深了解儒家思想的特点、变化、价值和它的现代指导意义，抓住儒家思想的本质和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点滴经验和参考。 思想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一个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思想对一个社会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至今日，时代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面对文化多元、中西融合碰撞的文化发展趋势，对一种文化或者说思想的重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集千古圣贤众多儒流于一体的历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键词] 思想、作用、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众多优秀的认识和思想，而这些认识和思想又被后来者奉为准则或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 【摘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浅谈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 作者：陈晓霞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创造力。中华名族名人辈出，文化荟萃，具有极为可贵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现代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继承儒学精髓，是推进社会和谐的重要的 举措，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思想广阔，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提供思想 基础，那么，追究儒家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和谐”要先了解何为儒 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确立及儒家文化的发展史。 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空前活跃，文化极度繁荣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时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并作，儒家、道家、法家等百家蜂起，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并且，也由此奠基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框架，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其中儒家学说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学说体系。 追究其渊源，儒家学说是春秋末期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是当时 百家争鸣中重要的一家，居于世家之首。并且后来著有《论语》、《孟子》、《荀子》等著名著作，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品。儒家思 想从狭义上理解，是指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从广义上理解，是指源 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思想。但无论是从狭义上还是广义上理解，有 三点是共同，即主张“礼乐”、“仁义”、“忠恕”和不偏不倚， 无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提出“德治”、“仁政”和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养，这些思想在孔子、孟子、荀子的思
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也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是孔子、孟子、荀子。 孔子，春秋时期怒国人，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家及教育学家， 孔子提出的思想中的“礼”、“仁”、“中庸”构成了孔子思想体 系的核心，孔子从“礼”出发，发展了“仁”的思想，总结出自觉 的“中庸”观念体系，因而是儒学发展成为了一宗学派，“礼”的 观念只是孔子对传统的继承和综合，而“仁”和“中庸”则体现了 他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孟子，战国时期人，孟子得以发展和扩大了儒家思想文化，他 的思想是“孔子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及世界的 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孟子》一书体现了孟子的思想，其思想的核心是“仁政”，而“仁政”的提出的根据是人性善，并 且一直影响着孟子的整个思想及人生的处事态度。 荀子处于百家争鸣的晚期，以儒学为基本立场，兼诸子百家的 思想，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儒家学说，综其三大儒家的思想，都 离不开“和”、“仁”、“德”的思想，因此，对后世的影响较为 深远，儒家思想称为现代思想的基础，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 想基础。 一、儒家思想中“和”的观念 “和”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古老的观念，早期的《尚书》、《诗经》、《国语》等重要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和”这一个名词及 思想观念。大体而言，“和”既有天道观的意义又有人道观的内涵，从天道观上看，“和”主要理解为事物的生成、运行、存在的条件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
儒家文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 作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 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经济活动市场化；企业经营自主化；政府 调节间接化；经济运行法制化。其主要特征： 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 发展，平等竞争。不同经济成分还可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 企业主导作用。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手段，既鼓励先进， 促动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别，又防止两级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在宏观调控上，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 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中国当下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在这 方面，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中国古代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这当然是夸大了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实践价值。不过，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主流，对中国的经济、政治、 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长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不像人类历史上很多灿 烂一时而终归湮灭的大文化那样，已经失去其深度和存有价值，而有 着辉煌的发展前景。在如今的世界化时代，很多人都意识到，有必要 继承孔夫子在2500年前就精淬出来的智慧。 二、儒家文化对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
儒家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重义轻利，当仁不让；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温良恭俭让，中庸之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等。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儒家文化的现代潜能， 在经济、法律手段之外，依靠道德力量维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 发展，在社会现代化中赋予儒家文化以新的时代生命力，使之成为推 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精神力量。 1、儒家中庸之道与市场经济体制 《中庸》中提出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主张各种对立的东西在相容中化解 矛盾，并相互促动，使社会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保持一种安定有序的发展状态。就其社会作用讲，它以前维系了封 建秩序，因而在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常常被人们忽略或作为批判对象。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扎根，发展成为第一要务的新时代背 景下，作为传统文化中影响长远的“和合”文化则对社会经济发展有 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所有 制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及竞争局面的形成，也会诱发出种种不稳定。 因而，讲究多样性并存，兼容开放的“和合”文化也就必然显示出它 的社会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追求安定有序的环境，也就必然要求赋予这种文化精神新的含义。 2、儒商文化与市场经济道德 世界儒商联合会会长汤恩佳说，要克服和抵制假冒伪劣、行贿受贿、 坑蒙拐骗、钱权交易等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和防碍社会进步的不道德行为，在中国需要提倡和弘扬儒商精神，主要体现为孔子所说的“仁者 爱人”、“以义制利”和“诚实守信”。 “仁”是儒家的基本道德思想。“仁”的核心是“爱人”，要求“泛 爱众”。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为仁之方。在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果人们都能够懂得“仁”的价值，且实行它， 就能够在一定水准上化解人们之间不必要的矛盾。这样不但能够推动
儒家文化对文化的影响 YKK standardization office【 YKK5AB- YKK08- YKK2C- YKK18】
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强大的根基，是中华民族在思想上，乃至领土上保持独立的重要因素。儒家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到今天仍发挥着巨大的力量。而这种影响力到底从何而来，为何可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儒家文化到底对中国文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我们将来做一些简单的探讨。 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儒家文化体系是一个怎么样的体系。 作为独立学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是其创立者。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春秋大局中，孔子适应形势，创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思想。这些理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弟子后学又各自弘扬、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作为原始儒学的定型则主要经历了孟、荀、易三个环节。 孟子从内心心性方面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孟子道性善，认为君子所以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民贵君轻”、“政经界”、“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学说。这套理论体系，因其对心性学说的发挥，而被视为道之正统，其“内圣”说根伟后世所推崇。韩愈称其为“醇乎醇者”。所谓“道统说”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张，孟子不过是对孔子学说的一个方面的发挥，与“内圣”相对的“外王”学说，则由荀子加以充实扩大。 荀子言性恶，倡言化性起伪，主张治理天下应以礼为本，礼法结合，他讲“群”论“分”，说“礼”谈“法”，形成“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和“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论也。行之得节，立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论儒家文化与做人修养 学生常程 专业动物医学 层次专升本 批次 171 学号 131001171090 2017年 6 月 中国农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目录 1 前言 (1) 1.1研究背景 (1)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 1.3研究目的和意义 (1) 2儒家文化内涵 (2) 3儒家文化对人修养的关系 (2) 4儒家文化对人修养的意义 (3) 4.1仁、礼的意义 (3) 4.2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 (4) 4.3儒家文化‘仁’ (4) 5 儒家文化与做人修养的原则 (5) 6结论与建议 (6) 参考文献 (6)
论儒家文化与做人修养 摘要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仁”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品格修养正是体现、完善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常言说: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这说的就是人的修养问题。人生于世,怎样才能和谐相处,怎样才能留芳名于后世,这与人的修养有很大关系,注重个人修养不仅能给别人带来善的行为,同时也能使自己的人格得到提升。 关键词：儒家修养道德 1.前言 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渊而巨大的影响，在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所传的不外乎《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也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但儒家思想对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影响是那么深刻，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之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学习和研究儒家思想、认识无疑对现实有着重大的意义。 1.1研究背景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主干,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由于所有的文明、国家和地区都被纳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体系之中,相应的儒家文化无论是其传统的思想,还是其融入新思想的新儒学思想,在经历了现代社会的激变之后仍然有其生命力,并且极大的显示了儒家学说思想的现代价值。首先,儒家学说对道德责任的关心,对价值传承的重要性的强调和对生命的人道主义的理解,是其与21世纪密切联系的重要因素.这有助于强化责任的伦理观,有助于推动全面的教育体系的建立,也有助于人们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探寻到其终极价值。第二,在儒家学说发展的过程中,人
(一)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异同 一、孔、孟政治思想的相同点： 孔子是儒家是想的开创人，孟子是孔子的继承和发展者，所以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主张“仁”的思想，其具体表现在： （一）、孔子、孟子政治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主要从“仁、爱、善”角度思考问题。 孔孟都主张“仁者爱人，人恒爱之”。也就是说，他们二人不约而同的认为“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自身的“仁”，才能靠这种魅力影响和感化他人，也才能凭此效力于社会奉献于他人，否则“为人者难成君子，为王者难得天下矣”。 翻开《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很多场合和自己的学生说教时都会涉及到“仁”的理念。比如说，他曾针对对自贡提出的什么是“仁”时回答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能近去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回答曾子提出的问题“仁以为己任”时，孔子解释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说，为了实现所谓的“仁”，人们可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由此可见，孔子理解“仁”就是爱人，同情人，舍身处地的体贴人。 翻开《孟子-离娄》一文，孟子就明确提出了“君子所以易于仁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之。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显而易见在这里分明强调了“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的重要性。 孟子提出“性善论”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孔子直接说过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从这句话看不出从皆有的那个“相近的”“天生”的人性是善还是恶，但加上他实际上认定了仁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品性，而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所以他心中本有“人性本善”的意思事实未予说明而已。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都是从“仁、爱、善”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二）、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主张“仁治”和“法治”。 孔子主张“德治”即“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揭示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人君者当以德治国，为政与为德是根本分不开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之风必偃。”①孔子主张的“礼治”与“德治”并无不同，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统治者，领导者要重德轻政即要通过自身为榜样作用和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其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惠民的方式巩固统治权，要求“为政者正身”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其要求“正身”的思想最终是为了达到“德治”的效果。孔子考虑政治问题基本精神理念就是“德治”思想。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德治主义”，故而和孔子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们两人的政治思想都是道德的延伸，都想使政治手段和目的都是以道德为依归，而他们的道理思想又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他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其“仁政”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与孔子相同即用“仁政”、“德治”，来教化人民，用道德理念使人们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比如他提出的“制民恒产”、“勿夺农时”、“省刑罚，薄税敛”等，看到了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都是他“德治”的表现。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都主张“德治”。
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内容来自dedecms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
浅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当下个人修养的意义 摘要：传统儒家文化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可谓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经过了几千年的沉淀，它依然熠熠生辉。不仅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还对当下个人修养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往中国人的血脉里注入了“兼恭、宽厚、诚信、勤敏、施惠”的仁人品德；向华夏子孙的个人修养中添加了“自强不强、正道直行”的优秀品德；让炎黄子孙更加注重内心的探索与实践的重要。 关键字：传统儒家文化、个人修养、仁人品质、自强不息、内心修养、意义深远。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想，换言之，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中，儒家文化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儒家文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和创新，而其对当下个人的意义也分为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儒家文化对个人修养的待人接物上影响重大。当下人们所追求的谦逊恭敬、宽容厚道、诚实守信、勤劳机敏，都是源于儒家文化中的“仁”，“仁”是孔孟时期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而“恭、宽、信、敏、惠”也是儒家文化对仁士的五个要求。 “恭”是谦恭。孔子言“恭则不悔”，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自己的人生过的有尊严，不招致无端的冲突乃至灾祸。你就应该毕恭毕敬地对待别人，发自内心地尊重别人。正所谓：不真不诚，难以动人！这想必就是当下我们对人谦恭的依据吧！“宽”是宽厚。孔子言“宽则得众”，在传统儒家文化中讲求折中的思想，凡事都留有余地，所以处理他人对自身造成伤害的情况时，不会把事情极端化处理，而是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样便能得道众人的拥护。“信”是诚信。孔子言“信则人任焉”，即为守信用的人，人们也愿意相信他。传统儒学思想认为信是立人之本，这对当下个人修养也同样适合。一个人失去诚信，也就失去了信任，而信任本就是人与人之间最为重要的桥梁之一。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真正做到儒家文化中的”信”，又哪里来的作弊，哪里来的假药、黑心肉呢？如果个人修养达到了诚信，又哪里会引来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呢？“敏”是勤敏。孔子言“敏则有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只有勤劳才能获得成功。这告诉迫切渴望成功的当下人，成功并非是凭空而来，只有勤劳才能获得成功，成功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的！当下人渴望成功那颗浮躁的心正是不懂“敏”的意义的体现。再有就是“惠”了，孔子言“惠则足以使人”，字面意思就是说，对别人施以恩惠才能让人更好的为你所用。我想这是当下用人者应该具备的个人修养,就像一位成功商人所说“小赢靠智，大赢靠德”只有给员工以足够恩惠，企业才能具有持久竞争力。 其次，儒家文化还影响了当下个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正气直道的民族气节。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便是理学。而理学也就主导了中华民族精神。 当下我们民族精神中的“自强不息”就是理学大家所提倡的重要精神。在儒家文化中“自强不息”意味着一个人应该：立功、立德、立言。这也就是所谓的“三不朽”！细细想来，这三不朽对当下个人修养也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一个人应该有立功的信念，这倒不是鼓励我们每个人都要汲汲于功名，而是说我们每个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理想与追求。这恰恰也是当下许多年轻人所缺乏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立德了，中国古代讲求立德，生活在物欲横流的世界的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立德呀！如今社会，“德”字尤为重要，我暂且把“德”简单的理解为道德和品德。良好的品行、优良的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是我们立足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一定程度上讲，一个人的“立德”远比他“致慧”来得重要得多。最后便是“立言”对当下个人修养的意义了。所谓“立言”，便是指提出真知灼见。这是在告诉我们，个人修养里应当注重“言”的质量，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说话时，应当说那些重要有含量的话。至于废话，多说无益，反倒是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了。“功、德、言”是古代君子自强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