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雯为摄政王多尔衮捉刀致史可法书考论
内容提要：李雯为清摄政王多尔衮捉刀致史可法之事，在清代朝野流传甚广，但迄今未能考实。本文博采明清史料及其同人文集之记载，又从李雯《蓼斋集》《蓼斋后集》入手，考察其代言写作之训练与降清之心态。综合内证与外证，确证《摄政王致史可法书》出自李雯之手。此文措辞简劲，理足神完，乃传世之名文。
云间李雯以诗文鸣于世，与陈子龙、宋徵舆并称“云间三子”。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五月清兵入京，李雯滞留京师，以能文被荐为清廷弘文院中书舍人，清摄政王多尔衮的诸多军机文字多假手于他。李雯的捉刀之文目前可以考实的是《摄政王致史可法书》。李雯为多尔衮捉刀之事在有清一代流传甚广。近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四亦谓：“雯负才名，官中书，一时诏诰书檄，多出其手。《致史可法书》，其最著者也。”
因为《致史可法书》系摄政王多尔衮签发的清廷官方文献，官方自然要将著作权归于多尔衮。捉刀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此文考实的难度之大。然而署名为摄政王，未必就是本人着笔。多尔衮开创满清一统之基业，诚为一代枭雄，堪称上天赐予建州女真之美质，但其文采风流未臻高致。《摄政王致史可法书》乃传世名文，非训练有素之大手笔不办。细阅《清史稿》、《清史列传》多尔衮本传，传中对其文才未置一词。很显然，多尔衮具有
王者之霸气，却不具备撰写传世名文之才华，必然授意于臣僚。况且，多尔衮总揽全局，文翰之事自可分付内院承办。
宋徵舆《林屋文稿》(清康熙九筲楼刻本)卷十《云间李舒章行状》披露了李雯入仕清廷弘文院的一些细节，颇能推证《摄政王致史可法书》为李雯所作。《云间李舒章行状》云：……明年(甲申)三月京师陷于贼，水部公(按：李雯父李逢申)竟殉难，时舒章已不食四五
日，絮血行乞，仅得棺，朝夕捧一壶浆，跪而奠父前，哭不绝声，又饿且病，形状变易几死矣。会
朝廷以大兵破贼，遂收京师，而舒章守父骨不复动，气息奄然。侍御曹公秋岳见而怜之，谓少司
马金公岂凡日：“是故所称云间李雯者也。以父丧故在此，旦暮不得食即死耳。”于是两公同荐
之内院。给健粥，舒章就食一二日稍苏，内院试令撰宣谕北直山左河北诏书，则援笔立就，诸公
大称善，即用其文布告中外。传至江左，识者皆日：“此李生笔也。”以是知今朝廷得士焉。内
院诸大学士既奇舒章才，则强之以官，荐授内翰林弘文院诰敕撰文中书舍人，时甲申之秋也。
舒章名以文得官，而其友称誉之过当，于是忌者日益甚。乙酉八月与北闱分考，所取士皆选，忌
者为蜚语日：“舒章且考授内院编检御史。”某遂露章争之
日：“故事非进士不官翰林，李某诸生
不当得此官。”有诏诘御史：“何以知李某且官翰林?具以状对。”御史窘，即引翰林数公以自
救。章竞下刑部给事中，某争之不得。诸公三置对事始解，各罚俸有差，而舒章亦不自得，思告
归矣。丙戌秋，请假葬父，得俞旨，奉水部公枢驰传归里。……
文中所谓“内院诸大学士”指洪承畴、冯铨等人。现存顺治元年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内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甄别人才以慎职掌启本”中说：“又有禀生李雯，兵部侍郎金之俊举荐，诸台臣同赴内院公荐。臣等取试一月，见其学问淹贯，文理精通，堪于制敕房办事。此二员皆应先授试，例支半俸。”二十三日奉令旨：“是，吏部知道。””’可见李雯在六月间就已经以试用的方式进入清廷内院办事，他起草的军机文书颇得清廷重臣(洪承畴、冯铨)的赏识，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实力，这样甲申之秋他就正式被列入弘文院中书舍人编制，也就是宋徵舆讲的“强之以官”。因其“学问淹贯，文理精通”，自然就获得了为摄政王捉刀致史可法书的机会。《致史可法书》写于甲中年七月二十七日(公历八月二十八日)。
宋徵舆《云间李舒章行状》不敢直说李雯为摄政王捉刀之事，只含糊其词地说“舒章名以文得官，而其友称誉之过当，于是忌者日益甚”。很显然，如果不与捉刀致史可法书这件大事联系起来，“其友称誉之过当，于是忌者日益甚”就无从谈起，没有着
落。顺治初元，多尔衮权倾天下，贵盛无比，为这样一个强势人物捉刀，是很多文士梦寐以求的事。李雯以前明诸生的微贱身份代摄政王致史可法书，善体王者之心，立言得体，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其友称誉之过当”，以至于“忌者日益甚”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再进一步说，如果没有为摄政王捉刀《致史可法书》这篇大文章，李雯就不能获得足够的从政资本，又怎么会有希望躐等考授清内院编检御史呢?这样看来，忌者所造蜚语“舒章且考授内院编检御史”并非空穴来风。
陈名夏《石云居士集》对李雯遭忌之事有明确的记载。《李舒章中翰以亲丧未归有人言赋此慰之》诗四首之三云：“只拟相怜众，何期积毁来。蛾眉真绝世，骏骨反成胎。千里风吹树，孤身雪满台。有官饥欲死，漫作绝裾猜。”之四云：“悲风朝不息，疑是涉江初。共有思亲泪，兼闻逐客书。沧桑当几变，豺虎正看除。天地吾徒在，容人备毁誉。”所谓“何期积毁来”、“兼闻逐客书”，反映了当时李雯受到满清同僚猜忌以致不安于朝的情况，可称实录。名夏诗中对李雯“蛾眉绝世”之评，实可印证捉刀《摄政王致史可法书》之事，否则就汗漫而无当。
此外，李雯友人宋琬《重晤李舒章》一诗亦披露了李雯露才遭忌之事，可视为又一旁证。诗云：“漠漠阴风吹草莱，故人悲喜更衔杯。竞传河朔陈琳檄，谁念江南庾信哀。避地何如金马署，伤心莫问柏梁台。蛾眉自昔逢谣诼，嗟尔登高作赋才。”此诗当作于顺治三年丙戌秋。“竞传河朔陈琳檄”这一句古典指陈琳
《为袁绍檄豫州文》，今典则指李雯捉刀的《摄政王致史可法书》，这样方才对等。“伤心莫问柏梁台”句亦映证了宋微舆《云间李舒章行状》所载李雯遭忌，御史惑于“蜚语”，“露章”弹劾以至对簿公堂之事。“蛾眉自昔逢谣诼，嗟尔登高作赋才”的慨叹与陈名夏“蛾眉真绝世，骏骨反成骀”之评相视莫逆。屈原《离骚》云：“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可见李雯确如屈原才高见忌，愠于群小。而李雯的声闻鹊起恰恰是他捉刀了《摄政王致史可法书》。
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卷四又云：“龚鼎孳尝疏荐雯，称为文妙当世，学追古人之李雯，国士尤双，名满江左，石阁天禄，实罕其俦。陈名夏尤交相引重，非无腾骧之路。又其时给假至难，雯卒前一年，南归葬父，期以经年，颇称异数，必有大力左右之者。”龚鼎孳之揄扬、陈名夏之交相引重委实与《摄政王致史可法书》这篇大文的影响力分不开。试想，龚鼎孳乃明崇祯七年之进土，文采风流，向为当世所称，何得遽称李雯“文妙当世，国士无双”?陈名夏系崇祯十六年的进士，顺治元年十一月归附清廷之后，飞黄腾达，鹰扬于顺治朝，乃是有大力之人，而李雯不过是前明之诸生而已，为何对他如此青睐呢?我以为只有一个解释，他们看了李雯捉刀的《摄政王致史可法书》一文，对李雯的文才叹赏不已。尤其是陈名夏想拉拢他成为党派中的笔杆子。李雯去世之后，陈名夏长歌当哭，《哭李舒章中翰》五律诗云：“白马悲鸣处，朱弦断绝时。总因才子尽，不见建安诗。鸿
草埋深雪，龙泉泣故帏。修文天上召，多是李家儿。”此诗对李雯的英年早逝流露出深深的惋惜之情。又《挽李舒章》七律诗云：“文章不寿悲真宰，朋友何年续顾厨。每过居停成腹痛，死生隔绝在天隅。”“顾厨”一典出自《后汉书?党锢传序》，即“八顾八厨”，陈名夏此处以东汉清流结党暗示罗致人才之打算。
质言之，李雯的轰动效应是为摄政王捉刀《致史可法书》获得的。如果没有捉刀《摄政王致史可法书》这一非凡举动，他不可能引起清廷内院大僚的刮目相看。
李雯入清后的《蓼斋后集》所流露的极度愧悔心态更确证了他捉刀致史可法书之事。《蓼斋后集》卷二《甲申秋怀杂诗》十七之五云：
细竹肜青女，飞蓬过白榆。十年尝泣玉，一日暗投珠。
命苦空仓雀，身同辕下驹。寄言南国士，兰蕙已全芜。
诗谓昔日怀瑾握瑜，无人发现，而现在明珠投暗。“寄言”两句从《离骚》“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化出，暗指自己的变节。“兰蕙已全芜”，一个“全”字，沉痛之极!如果不是捉刀《摄政王致史可法书》，深感自己为虎作伥，无可救药，焉得有此刺心之愧疚?李雯当年在《反逐贫赋》(《蓼斋集》卷一)中说：“昔扬子云逐贫，贫不得去。至于剧秦美新，突梯伪朝，窃其升斗，几于投阁沉命。悲夫，子云不能逐贫，贫更逐子云矣!”他看不起扬雄徇于富贵，不顾大节而“剧秦美新”。可是他如今
却躬行“剧秦美新”之事，充当清廷爪牙，抚今思昔，岂能无愧?
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秋，李雯请假葬父，奉父灵柩回
松江之前，他给挚友陈子龙写了一首诗《东门行寄陈氏》(《蓼
斋后集》卷一)。诗云：
出东门，草萋萋。行入门，泪交颐。在山玉与石，在水鹤与鹈。与君为兄弟，各各相分携。
南风何飓飓，君在高山头。北风何烈烈，余沉海水底。高山流云自卷舒，海水扬泥不可履。
乔松亦有枝，落叶亦有心，结交金石固，不知浮与沉。君奉鲐背老母，余悲父骨三年尘。君
顾黄口小儿，余羞三尺童子今成人。
闻君誓天，余愧无颜，愿复善保南山南。闻君恸哭，余声不续，愿复善保北山北。
悲哉复悲哉，死不附青云，生当同蒿莱。知君未忍相决绝，呼天叩地明所怀。
又附书云：
三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然而侧身思念，心绪百端，语及良朋，泪如波涌。侧闻故人颇多眷旧之言，欲诉鄙怀，难于尺幅，遂伸意斯篇，用代自序。三春心泪，亦尽于斯。风雨读之，或兴哀恻。时弟已决奉柩之计，买舟将南，执手不远，先此驰慰。
李雯此诗此书，不啻是长歌当哭，有声彻天，有泪彻泉!其
弥天大悲，是同时期降清文人中所没有的。龚鼎孳、曹溶、陈名夏、陈之遴等人都是崇祯朝的进士，食大明俸禄，降志辱身，效命清廷，尚无如此悲感，为什么李雯一个白衣诸生却有呼天抢地之悲呢?我以为单从失节这个角度去解释，其分量是远远不够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以文字服务清廷，为摄政王多尔衮写出了带有迷惑性、措辞狡猾的《致史可法书》，这不啻是戕害同胞，与汉民族为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汉族文人，他当然意识到他为清廷卖命而写的大伪之文迷惑性有多大，危害性有多大!难怪他仰天太息：“李陵之罪，上通于天矣!”他以汉武帝时期投降匈奴的李陵自比。值得注意的是，区区一介书生何以有“上通于天”的罪孽呢?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必须与他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考察方有所着落。
如果说李雯为摄政王多尔衮捉刀致史可法书有其偶然性，那么就其自身的器识与才华而论，偶然性中适有其必然性。
首先李雯平素有代言写作之训练，擅长揣摩人物心理。披览《蓼斋集》，李雯捉刀摹拟之文甚多，对于代言之文辞气、心理的揣摩堪称入微而得体。《蓼斋集》卷三十三《叙一》有《代陆大司马送林少司马还留都叙》、《寿姜神超七秩小叙》(代父)、《代方郡侯经世编叙》，卷三十八《碑铭》有《明待赠处士沈公凤皋及钦旌贞节宋孺人合葬墓志铭》(代方禹修相公)、《陆长史侧室李孺人墓铭》(代父)，《祭文》有《祭申大司马文》(代父)、《祭倪三兰老师文》(代父)、《祭陈徵君文》(代父)，拟作有《拟
汉武帝太山金策文》、《拟汉武帝勒太山碑》、《拟朱买臣难公孙弘朔方十策》、《拟汉世宗名臣颂并序》、《为陈皇后谢武帝书》、《为冯翊吏民讼韩延寿》、《拟班定远平定西域铭并序》、《拟修淮阴侯庙教》、《拟谏官不言宜罢黜封事》、《拟中州灾异对》。这类文章无异于时文制艺之代圣人立言，文学价值虽然不高，但虚拟文章重在设身处地地揣摩人物心理，此种训练却是十分必要的。代言得妙，亦能栩栩欲活。如卷三十九《拟山巨源答嵇叔夜绝交书》一文虚拟山涛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侔色揣称的佳构，不妨窥其一斑：
叔夜足下，辱书赐绝，高词雅旨，必于废旷。足下以仆不相知，诚不相知矣。然仆之区区，
岂欲足下离绝神形，蒸染心性，严世绳以相系，暌曩好以格俗者哉!当今礼俗之士不乏于朝，仆
又何苦而引世外之人勉所不能堪之物也?鄙拙之怀，窃为足下自虑。若足下果寓气赤霄之外，
脱迹石岭之上，合并虚无，迈不可期，则足下可以肆然适志矣。若犹未也，则仆之所言非养生之
外论，乃济世之深术耳。何则?足下负龙凤之雄姿，为当世所吠吠，附枝盛朝，高踞名流，天下
之人望足下之藩崖者，知不以沉栖相待矣，乃复不鸣不跃，或戴目直视，或旷若远思，迹既异于
清狂，志欲绝其笼驾，深机之士以为足下自措于天地之间将
欲安为乎?足下既不能埋照隐识，
时复一发，触口惊耳，而又高托神仙，自云玄远，质行乖剌，重生疑谤。……
此文模拟山涛口吻回应嵇康之绝交，真真能打中嵇康的要害：既然达不到世外高人“埋照隐识”，“肆然适志”的境界，就应该出来经世济民，何苦“高托神仙，自云玄远”?如此行事岂不是羝羊触藩，自相矛盾?李雯揣摩代言之工夫确实非同一般。质言之，李雯能胜任清廷内院中书舍人，军机文翰多出其手，实归功于平日捉刀代言之训练。李雯在崇祯年问屡困诸生，郁郁不得志，然而此种模拟代言之写作训练却无意中创造了日后为多尔衮捉刀的机会，偶然性中适有其潜在的必然性。
其次李雯深通经世致用之实学。明末实学的高潮在云间(松江)线社。李雯和他的朋友陈子龙都是明末实学思潮的弄潮儿，堪称“文章经济各大雅”。李雯对晚明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人才、官制、教育、选举、礼法、盐法等诸多方面皆有深湛的思考，持论颇有见识，撰写的实学之文数量为畿社第一。如《蓼斋集》卷四十一《拟献策皇帝书》三十二篇、卷四十五《朋党论》上中下三篇等，这些策论绝非坐而论道，而是针对当下政局的剀切之言。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四称李雯《蓼斋集》“撰策盈至五卷之多，颇有见到语。顾炎武引其策盐就场徵税，天下无公盐亦无私盐，意颇重之”，并无虚美。李雯文才与学识兼具，深得“知矮其神”之要义，一旦为清人所用，草拟文翰之
际，就能审时度势，自觉站在多尔衮及其满清贵族的立场上揣摩其心理，得其要领。
这样前后勾连来看，《摄政王致史可法书》出于李雯之手，坚确不移。李雯捉刀之《摄政王致史可法书》乃传世之名文。录《摄政王致史可法书》全文如下：大清国撮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
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成推司马。及入关破贼，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权致哀绪，未审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闻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
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自严
也。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昊三桂，介在东陲，独效
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
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成文武诸
臣，成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
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
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
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
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乘逆贼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
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祟
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
国。
予将简西行之锐卒，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
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
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
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延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
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鞔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
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
可为殷鉴。
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
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
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
江天在望，延跤为劳。书不宣意。
此文对多尔衮的政治意图揣摩得极准，俨然是摄政王的口吻，或娓娓动听，巧舌如簧；或咄咄逼人，剑拔弩张。可以想象，李雯为多尔衮捉刀之时，他对多尔衮的心机、意图已经揣摩成熟，否则写不出这样的大伪之文。建州入关，目的就是想入主中原，但是却打着入关破贼，为明朝复仇雪耻的旗号，带有强烈的蒙蔽性和欺骗性。甲申五月，南明弘光王朝建立，多尔衮却责以“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还说什么“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建州女真所建立的清朝与明朝已成对立之事实，又哪里是“俨为敌国”?多尔衮致信史可法的目的就是要弘光王朝“削号归藩”。表面摆着春秋大义的架子，骨子里却包藏祸心。正如顾诚先生所说：“多尔衮的书信反映了清廷对南明政权态度的全方位转变，即自封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无条件投降。”
就文章笔力而论，此信与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丘迟
的《与陈伯之书》、骆宾王的《与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实可把臂入林。与上引诸篇不同的是，此文不作铺张腾踔之势，而是语言简练、峻拔，霸气袭人，颇有王者之风。日本历史学家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说“睿王之书，理足神完，真兴国之大文字”，确非虚美。近代南社诗人马君武《去国辞》云：“甘以清流蒙党祸，耻于亡国作文豪。”社稷丘墟，李雯此等惊世鸿文，不啻助纣为虐!
李雯既为清廷弘文院中书舍人，一时诏诰文书皆出其手，捉刀的文稿当不止这一篇，尚有若干文稿散佚或落在他人名下，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与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