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知识：
1、1922年1月，《台湾青年》发表了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提出了使用白话文的问题。
2、《糟糕的台湾文学界》是张我军为抨击台湾旧文学而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
3、台湾新诗史上最早一首直接以现实政治事件为背景反映被压迫者奋起抗争的重要作品是赖和的《觉悟下的牺牲》。
4、“舌头和笔尖的合一”的提出者是“赖和”。
5、1936年鲁迅逝世时，王诗琅在《台湾新文学》月刊11月号发表《悼鲁迅》一文，把鲁迅同高尔基并提为“两位敬爱的作家”。
6、“台湾文艺联盟”起到了领导台湾文学运动的作用。他的机关刊物是《台湾文艺》。
7、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前期漂流文学的代表作。
8、琼瑶的第一篇小说是《窗外》，带有自传色彩。
9、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部以忆旧为主的怀乡小说。
10、台湾为乡土诗运动首先拉开序幕的是“葡萄园”和“笠”诗社。
11、1953年2月，纪弦在台北创办《现代诗》，在台湾文坛上第一个举起了现代主义文学旗帜。
12、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上溯台湾开发史，下开人民抗日篇，堪称中华民族“用血、用泪、用骨髓”写下的“一部可歌可泣的伟大民族史诗”。
13、台湾通俗文学主要分布在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两大领域。
14、新武侠小说，它大致有三个相对稳定的基本主题。一是寻宝或学艺主题；二是情变主题；三是民族斗争主题。
15、《撒哈拉沙漠》是三毛描写异域风情的散文集。
16、香港通俗传记小说代表作家是唐人。小说《金陵春梦》是从蒋介石的发迹写到南京政府的垮台、败退台岛。
17、李昂的小说《杀夫》因对性虐待的大胆的描写，在海峡两岸引起了争议。
18、龙应台一手写社会评论，一手写小说评论。前者结集为《野火集》，后者结集为《龙应台评小说》，两本都是1984年出版。
19、台湾文学的特点：鲜明的民族性，突出的地域性和强烈的兼蓄性。
20、于佑任的绝笔诗《国殇》，表达了他对生不能与亲人团聚、死不得落叶归根的极度悲愤。
21、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全面展开，则始自张我军的投入。
22、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是追风于1922年在《台湾》杂志上发表的《她要往何处去——给苦恼的姊妹们》
23、《乱都之恋》中“乱都”是指当时军阀混战、人心惶惶的“北京城”。
24、杨云萍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创作，集中于1925年，代表性的诗篇有《桔子花开》、《这是什么声》等。杨云萍的后期创作以诗集《山河》为代表。
25、《台湾青年》杂志是受大陆《新青年》的影响而创办的，提倡民主自由。
26、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通过描写胡太明一生的经历，尤其对他的“孤儿意识”的透视，以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
27、杨云萍开始文学活动时间较早，与赖和、张我军同时奔突于台湾文坛，被称为新文学开拓期的“三杰”。
28、五十年代初，是台湾反共文学甚嚣尘上的时期。
29、《城南旧事》和《失去的金铃子》都带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
30、纯真热烈的爱，是台湾女作家琼瑶小说的精魂。
31、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旨在剖示海外游子的精神世界。
32、“创世纪”诗社1954年10月在高雄海军基地左营成立，发起者是军中诗人洛夫、张默。
33、散文是香港纯文学创作中最活跃的领域。其间又以“框框杂文”为主潮。
34、通俗文学具有娱乐、趣味、消遣和浅白四性。
35、现代台湾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36、古龙作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师，他与香港的金庸、梁羽生可谓三足鼎立，并在海峡两岸拥有大量读者。
37、商禽是公认的台湾第一个真正的超现实主义诗人。
38、香港的所渭“框框杂文”，是指作家为报纸副刊写的专栏文章。
39、洛夫是“创世纪”中最富先锋意识的作家之一，《石室之死亡》是他的代表作。
40、被柏杨称为是“中国作家中，使科学新知和文学结合的第一人”的作家是倪匡。
40、在言情小说方面，严沁和岑凯伦的写作路子基本上是“琼瑶式”的。
41、通俗小说一般包括“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通俗传记小说”、“科幻小说”。
（二）作家作品
1、钟理和：《笠山农场》》
2、龙瑛宗：《獏》
3、张系国：《香蕉船》
4、金庸：《雪山飞狐》
5、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
6、吴晟：《吾乡印象》
7、余光中：《乡愁》
8、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9、许达然：《含泪的微笑》 10、碧果：《乃》11、台湾的鲁迅：赖和12、无根一代的代言人：於梨华13、新武侠小说的鼻祖：金庸和梁羽生14、不可毁灭的里程碑：杨逵15、台湾新文学的活字典：王诗琅16、龙瑛宗——《獏》——徐青松17、“铁和血铸成的男儿”——吴浊流《先生妈》——钱新发18、留学生的鼻祖——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牟天磊19、张系国——《昨日之怒》
（三）基本概念：
1、台湾文艺协会
1932年10月，在“台湾艺术研究会”成立的刺激下，台湾岛内的部分作家郭秋生、黄得时、朱点人、王锦江等在台北组织了“台湾文艺协会”，创办了文艺杂志《先发部队》。他们认为，时至今日，台湾的新文学仍然“荒凉不堪”、“荆棘丛生”，而“散漫的自然发生期的行动”是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之一，要使台湾新文学运动向前推进，就必须“从散漫而集约、由自然发生期的行动而之本格的(日语，正式的)建设”。他们以“先发部队”的精神和使命自许，担起建设之责任，以期在既成的文学园地之外，拓展新境，“使全面的台湾新文学能够健全的发达和繁荣”。
2、“笠”诗社
“笠”社成立于1964年9月，它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该诗社集聚起桓夫、林亨泰、白萩、赵天仪、巫永福、林焕彰，蒋勋和吴晟等百余人并包括了光复前后几代诗人的庞大队伍，声势颇为壮观，并有强烈的群体意识，他们反对虚无晦涩的现代派诗风，力主维护乡土精神，强调对现实和人生的批判，在诗艺上，他们既倡导朴实明朗的传统诗风，又不乏试验精神的推广，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开放态势。“笠”诗人群在创作、翻译和评论上，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赵天仪称它竖立了当代中国诗史的一座可纪念的现代诗的里程碑。
3、“蓝星”诗社：
“蓝星”诗社1954年3月在台北成立。主要成员有覃子豪、钟鼎文、余光中、周梦蝶、夏菁等。它反对“现代派”的“横的移植”和“重知性，反抒情”的主张，为此曾和“现代派“发生过论争。它注重诗的抒情性，颇有当年大陆“新月”的流风余韵。与“现代派”和“创世纪”相较，它显得较为温和稳健。它的出现与活动，对抑制整个现代派诗的冒进倾向起了一定作用。在“蓝星”诸诗人中，创作实绩丰硕、影响较大的是余光中，风格独特的是周梦蝶。
4、台湾艺术研究会
1932年，台湾留日学生张文环、王白渊、苏维熊等在东京组织了“台湾艺术研究会”，创办了《福尔摩沙》杂志。台湾艺术研究会宣示，“我们大汉民族的一群”，“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创造者的子孙。在台湾的中国文化……皆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现在，以汉诗为代表的台湾文学已“衰坠不堪”，因此要除弊振衰，“来创造真正台湾人所需要的新文艺。”
5.“框框杂文”
在香港纯文学创作中，成就最为丰硕的是散文。而在散文中，又以“框框杂文”为主潮。所谓“框框杂文”，乃是指作家为报纸写的专栏文章，这类文章具有简短、题材广泛、主题多元，逼近生活实际，熔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炉等基本特点。在港澳，专栏作家一直较多，影响较大的有董桥、卜少夫、王敬义、陈蝶衣、岑逸飞，今圣叹、张文达、项庄、古剑、农妇、蔡浩泉、蔡斓、黄沾、曾敏之等人。他们凭手中一枝春秋之笔，写尽天下苍生、人间百态，褒善抑恶，评论时政，针砭时弊，起到了为真、善，美立言的文化尖兵作用。七十年代以来，框框杂文作者日多，读者日众，可以说是香港文学中最重要的文类。
（四）简答：
1、台湾七十年代乡土诗运动的主要特征。
对七十年代乡土诗运动的主要特征，何阳曾在其《七十年代现代诗风潮试论》中归纳为五点：一、反身传统，重建民族诗风；二、回馈社会，关怀现实生活；三、拥抱大地，肯认本土意识；四、尊重世俗，反映大众心声；
五、崇尚自由，鼓励多元思想。后来，林旭德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两点，即诉求古典质材和延接抒情文体。从而
对七十年代乡土诗的特征和流向作了较为完备的总结。
2、吴浊流早期小说的主要内容。
直接控诉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同胞的不平等待遇，是吴浊流早期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水月》描写了制糖会社农场一对夫妻雇员的悲惨生活情景。丈夫仁吉少年时是一位有理想、有志气的人，他希望凭自己的奋斗，“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但是经过15年的艰苦奋斗，他不仅地位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成了5个孩子的父亲，终于被生活的重担压碎了梦想。妻子兰英是一位勤劳的妇女，她每天默默劳动，还要受监工的欺凌和压迫，皮肉都被榨干了，才到30岁，就象四五十岁的老太婆。仁吉奋斗、挣扎、反抗，都无法摆脱自己的困境，他的理想如同“水中捞月一场空”。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展现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它犹如小说写到的：尽管仁吉对“会社”贡献不少，但“会社”却从未改善过他的待遇。
吴浊流还关注妇女自身的自主与独立。距《水月》问世只有3个月，他又发表了《泥沼中的金鲤鱼》。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把笔触转向“女权运动”。小说的主人公月桂虽是一位“深闺千金”，但她有知识，有理想，有自己的追求，鄙视世俗的等级观点，把金钱看成“阿堵物”，“把有钱人看成是魔鬼的化身”，对有钱人托媒说亲，都一一拒绝。她父亲故世后，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的命运掌握在叔叔手中。叔叔强迫她嫁给有钱人当姨太太，她在孤立无援之下离家出走，到台北当《展台新闻》社的女职员，不久被该社社长——她的同学，用诱骗的手段奸污了。她本想自杀，但感到“整个社会象泥沼一样，污波浊浪滚滚不息”’“仅报私仇”是不行的，“非全部浚渫（jūn xiè）清净不算报仇”。因此，她投身参加“文化协会”，为“被欺负，被污辱，被歧视的妇女们提倡女权运动”。
吴浊流早期小说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在殖民统治下，依仗主子的势力，骑在同胞身上作威作福的走狗。《糖扦仔》中的“糖扦仔”是个鱼肉百姓、残害妇女的地头蛇。他“身兼协议委员、保正、壮丁团长等职”，肆无忌惮地欺压同胞。由于这些人对台湾同胞特别熟悉，他们对台湾同胞的压迫比起他们的主子更加残酷，因而也更加引起老百姓的痛恨。吴浊流对这些民族败类给予无情的揭露与鞭挞。不仅表明他所具的强烈的民族感情，也显示出他深刻而敏锐的政治眼光。
3、现代派文学产生的原因。
它兴起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主导台湾文坛，七十年代从高峰落潮但仍绵绵不绝，成为几乎流贯整个台湾当代文学的一大创作潮流。“现代主义在台湾文艺思潮中崛起，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也非一时标新立异的风尚，而是当时台湾历史客观发展以及一群在成长中的青年主观反应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具体说来，有如下主要原因。
一是青年作家创新求变的情绪催动。在现代派文学生发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台大一群学子为代表的青年作家。他们站在台湾历史转折点上和文化转换十字路口，又对台湾社会现实、文坛现状多有不满，于是便自然萌生出创新求变的心理和开拓台湾文学新局面的强烈愿望。这正如白先勇所说：“我们在这股激变的洪流中，探索前进”，“大家有志一同，都认为台湾文学需要有一个新的开拓”。这种求新望变的心理无疑是驱动他们去实现台湾文坛重大嬗变的重要内在因素。
二是大陆现代文学传统的中断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整个五十年代，台湾当局严厉封禁大陆现代文学，形成纵的只有中国古典文学，横的只有外国文学的特殊环境。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那叛逆的声音和哀伤的调子则特别能打动一代正彷徨摸索和求新望变的作家。于是，他们便很自然地背离传统，转向西方，从模仿和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去寻找新的出路
三是文禁的森严，失落感和逃避主义心理的广泛滋生使作家走向内心世界。五十年代的台岛，国民党为强行将文艺纳入其“反共复国”的政治轨道，一方面大力推行“反共文学”，一方面设置了诸多文禁。这种严酷的现实迫使作家尽可能不去碰现实问题，而转向自己内心的探索。加之彼时弥漫于台岛的悲观绝望情绪，更为以探索内心为特征的现代派文学提供了客观环境。于是，诗人和小说家都走向内心世界、感觉的世界、潜意识的世界，梦的世界。
4、怀乡小说的类型。
综观台湾怀乡小说，大致可分为五类。
—是借乡野传闻以抒发乡愁。
从事这种怀乡小说创作的是司马中原和朱西宁、段彩华等曾从事过“反共文学”的作家。由于他们大多是少小时离开故乡，对故乡的记忆与认识并不深刻，当他们转而致力于怀乡小说创作时，便只好去书写一些古老传奇和乡野趣味来借以发抒乡愁。司马中原由三十多部中篇一部长篇组成的“乡野传说”，朱西宁的《狼》和《破晓时分》等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所写的故事时代背景模糊，既古老飘忽又奇趣动人，其间既浓凝着乡思之情，也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二是以忆旧为主的怀乡小说。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台北人》中多数篇章的悲剧主人公是解放区大陆上流社会中的高官显贵，那时他们声威赫赫，有钱有势，但流亡台湾后大都失却了往日的威势。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急剧下滑，使他们产生严重的失落感，生发着今不如昔的感伤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并用对往昔的怀念来填补自己孤寂空虚的心灵。在《游园惊梦》、《思旧赋》、《国葬》和《梁父吟》诸篇中，作家都有意设置了悲剧主人公没落凄凉的现在和他们“轰轰烈烈”的过去，他们的失势落魄与新贵的春风得意的纵横向对比，并由此营构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悲凉意境。《台北人》就是在这种基调上弹奏着一曲流亡者的挽歌，吐诉着他们怀念过去和故土的乡愁。由于它真实地展示了台湾上层社会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共同处境与心态，并从特定角度触及了台湾现实中的矛盾，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三是下层流亡者的绝望歌哭。
这类作品有聂华苓的短篇小说集《台湾轶事》和白先勇《台北人》中的《花桥荣记》、《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冬夜》、《岁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一把青》等篇章以及孟瑶、潘人木、桑品载、端木方，陈映真和王拓等人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都是一些被迫流亡台湾的悲苦小人物，如土兵，下层军官、妓女、小商人、知识分子、小市民和下层官兵的未亡人等。作品既着力表现他们现实生活的贫穷、困顿与挣扎，也着力表现他们心灵的空虚、绝望和对故土亲人刻骨铭心的思恋。此情此景正如聂华苓所说：“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的生活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色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了!怎么办呢!。这类直接表现下层流亡者的生活现实与心理现实的小说，是怀乡小说中最具现实主义力度和时代色彩的一部分。
四是怀乡思亲与揭露批判旧中国社会交汇的怀乡小说。
代表作是林海音出版于1960年的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和聂华苓写于1960年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
5.新武侠小说的基本主题
新武侠小说，它大致有三个相对稳定的基本主题。
寻宝或学艺主题。寻宝或学艺是新武侠小说中用以谋篇的最常见的题旨。所谓宝是指宝物、宝图、宝藏、武功秘术等。如《神雕侠侣》寻找塞外藏宝图，《倚天屠龙记》寻找武功秘谱，《雪山飞狐》寻找宝刀等。
情变主题。新武侠小说中，复杂变幻的三角恋以致多角恋，是情节变化的又一题旨。几乎所有的侠场英雄，都与—些色艺双绝的女侠发生奇特的爱情纠葛，由此而演化出情杀、情变的种种故事。
民族斗争主题。在新武侠小说中，通过写历史上的民族斗争，由此突出一种历史正义性主题也极为常见。
如《书剑恩仇录》、《鹿鼎记》、《萍踪侠影》、《倚天屠龙记》等都包含有这类题旨。
6.吕赫若小说描写的主要内容。
第一，描写人性的弱点。短篇小说《风水》集中地抨击了农村封建迷信对人性的戕害。
第二，表现日据时期台湾穷苦农民的命运与遭遇。成名作《牛车》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反映日据时期台湾妇女的不幸人生。《庙庭》与《月夜》便是两篇描写封建婚姻制度给妇女带来不幸的成功之作。
7.张我军对新文学的理论建设的贡献
张我军对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建树最大的是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确定了台湾新文学的根本属性。第二，深入论述了诗体解放的主张。第三，提出了建设台湾新文学语言的根本原则。
8.倪匡科幻小说的特点
倪匡的科幻小说，科学的内容多是作为引子，或是在情节发展中点到为止，主要是以丰富惊人的想象，曲折多变的情节和谋篇布局的奇诡去吸引读者。对此，他有自己的理论：“其实，要写科幻小说，科学知识倒不能太丰富，即使写了也不一定好看……毕竟任何小说本身必须是小说方行，就是要有吸引人的情节，如果长篇大论的大谈科学理论，那不就变成了科学文献了嘛!”当然，既是科幻小说也就不能抛弃科幻成分，在这方面倪匡的处理也有其过人之处，令人惊叹。如《天书》中对生辰八字推算命运之迷的解释，就构想得非常神奇大胆。《蛊惑》以细菌和人体内分泌腺素的关系，来解释艺人放蛊这一神秘而恐怖的传说，也令人觉得头头是道，合情合理。难怪柏杨誉他“是中国作家中，使科学知识和文学结合的第一人。”
9．校园散文：
“校园散文”是香港散文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校园散文”，是以一群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教授，如余光中、黄维梁、小思、黄继持、梁锡华等人为主的散文创作。他们所写，既有纯散文，也有社会评论、思想
评论和文学评论。黄维梁主编的《沙田文丛》是校园散文的大本营。“校园散文”深受我国散文艺术滋养，“校园散文”是港澳散文中文学性较强的部分，神采兼备和情理并茂则是其总体特征。
（五）作品分析：
1.分析杨逵小说的创作特色。
主题：杨逵的小说主题重大而又深刻，既反映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残败、黑暗，又能启示人们去探求光明的出路，含蕴着鲜明成熟的理念。例如《送报夫》，通过主人公杨君家破人亡的悲剧，对日本血腥残暴的统治进行了血泪控诉。同时，小说以严密的逻辑力量揭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提出联合世界的被压迫者共同奋斗的思想主张。
《送报夫》塑造了一位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立志寻求解放，走上革命道路的台湾农家青年的典型形象，细腻真实地描写了主人公在社会生活实践运动中的思想成长过程，令人信服地告诉读者：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侵略者、压迫者、剥削者。小说达到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高度，无论从思想性或艺术性来看，都超过当时台湾一般文学作品的水平。
杨逵的其他作品，如《模范村》、《泥娃娃》、《鹅妈妈出嫁》、《春光关不住》等，所表现出的主题也都是重大而又深刻的。它们以生动的艺术形象，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必败、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历史必然趋势，其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堪称居于时代的巅峰。
艺术形象的塑造。杨逵在创作中，总是把人物放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加以刻画，描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使读者感到人物形象合情合理，真实可信。《送报夫》里的杨君，在父亲被日本人打死、土地被霸占后立志前往东京攻读，原本只想谋求个人出路，尚无反抗斗争的觉悟。当他受到老板的欺骗、被赶出派报所流落街头时，一度想放弃留学返回台湾。后来得知家中遭遇更大的不幸，母亲的遗嘱使他改变初衷，“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设法为这悲惨的家乡出一点力，就死也不回去”。他在生活和工作中得到日本朋友田中和伊藤的帮助，才认识到并非“一切的日本人都是坏人”，而是“和台湾人里面有好坏人一样，日本人里面竟也如此”，并懂得了劳苦大众对付凶恶的老板“唯一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团结，团结才有力量”的道理。他由此“坚定了生活的信心”，同日本朋友“携手奋斗”，参加各种形式的斗争。最后决定“马上回到家乡去奋斗”。他终于找到了告慰母亲阴魂的最好行动方式，投入到台湾人民抗日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洪流中去了。
象征手法的运用。杨逵在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上，着重以逼真的写实为主要手段，但他也常常采用象征手法，来表现进步的理想主义。《泥娃娃》和《萌芽》，篇名就富有象征意义。前者象征日本侵略者不过是象孩子手中泥塑的玩偶，终究要在抗日斗争的暴风雨中被打成烂泥；后者隐喻民族解放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人民的革命意志不衰，反抗斗争不息，它如同埋藏在地下的种籽一样，时机一到，必然要冲破阻力、萌发新芽。《春光关不住》的篇名，同样具有很强的象征性，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这个短篇小说写于1957年，是杨逵用中文写的第一篇小说。1962年3月30日发表于《台湾新生报》，1976年被选为台湾初级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课文，题名改为《压不扁的玫瑰花》。作品通过在水泥块下生长的一株玫瑰花歌颂了台湾同胞和少年儿童纯真而高尚的情操，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
强烈、辛辣的讽刺意味。《模范村》运用了这一讽刺的艺术。所谓“模范村”，自然是“共存共荣”的样板了。可是在“模范村”里，有的人因欠债被逼得走投无路，有的人被捐派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有的因交不起房子修理费而投河自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村的地主阮老头，自己同日本警长相勾结，儿子阮新民却成了反日抗战的勇士，走上了革命道路。
总之，杨逵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首慷慨激昂的反帝反封建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交响曲，奏出了民族的深重苦难、人民的反抗呼声，唱出了他对未来的向往，对理想执着的追求，给在黑夜风雨中的人们以光明和方向的启迪。在艺术上，以写实为主要手段，力求文学和生活的一致，虽朴实无华，但焕发着熠熠的光彩，充满着写实主义的感人力量。杨逵所代表的，是台湾新文学的主流。
2、分析余光中《乡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3、分析于佑任《国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