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妓女阶层的几个变化
（2007级历史学；徐萌萌；070210091）
摘要：近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妓女阶层是存在于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同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主要描述近代中国国妓女阶层在构成、妓女的形象及其爱国行为等方面的变化。
关键词：近代；妓女；变化
一
我国学者对中国妓女的系统研究开始的比较晚，研究者也比较少，很多问题由于各种原因也还没有涉及或涉及较少，涉及近代的也就更少了。建国前仅有王书奴先生于1935年发表的《中国娼妓史》（1988年由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再版）一书，该书主要是描述中国自古代至近代的历代名妓生平事迹和历代名人为其所写的诗词及与她们的交往关系，涉及近代的内容较少，也缺乏高层次深角度的分析。
建国后头三十多年由于社会和学术环境等原因也无人愿涉及此领域，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娼妓业在国内的再次兴盛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1988年孙国群发表了《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该书引用了大量19世纪和20世纪初赞赏高等妓女的文学作品和其他资料，并对这种“罪恶制度”进行了一些分析，但是其序言却表现出对论题的矛盾态度。1990年武舟发表《中国妓女生活史》（湖南文艺出版社），后又于2006年补充再版为《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该书内容涵盖更广更丰富，把当今社会存在的娼妓业作为“封建残余”，近代部分占了四分之一。1995年单光鼎出版《中国娼妓——过去和现在》（法律出版社），对中国娼妓问题作了历史和现状的考察，但是限于通史体例，对一些相关问题没有深入展开。2005年邵雍出版《中国近代妓女史》，专门研究了近代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娼妓业的发展，史料丰富涵盖面广，但是没有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括。其他的优秀著作、论文和调查报告如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近代中国娼妓史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江沛的《20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以及以潘绥明为代表的对于当代妓女的社会学调查等。
海外学者研究成果中涉及中国近代娼妓的主要有：1979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可儿弘明的《近代中国的苦力和“猪花”》，1990年由孙国群等人译为中文本，改名《“猪花”——被贩卖到海外的妇女》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贺萧的《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2003年由韩敏中和盛宁译为中文本《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国学者安克强的《上海妇女——19-20世纪中国的爱情与性》，2004年由袁燮铭等译为中文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二
妓女是我国社会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社会群体。王书奴先生的《中国娼妓史》认为早
在殷商时代我国就已存在类似宗教卖淫的“巫娼”。①进入近代以来，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各阶层都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发生了巨大变化，妓女也不例外。本文所讲的妓女阶层的变化主要是：洋妓的加入；妓女形象与传统妓女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妓女的爱国行为突出。
（一）洋妓的加入
洋妓进入中国的时间实际上是很早的，她们紧随着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而漂洋过海。首先是在香港、澳门和东南沿海城市活动，后来则在中国许多城市留下过艳迹。近代中国娼妓群体中的外国妓女主要是西洋（主要指西欧和北美）妓女、东洋(主要指朝鲜和日本)妓女和白俄妓女三类。这些外国妓女的到来使中国妓女阶层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从原来单一的中国人变为华洋兼具。
1、西洋妓女
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澳门、香港两地就已经有西洋妓女开始活动。例如澳门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有不少西洋娼营业，香港开埠并实施公娼制度以后，在澳门营业的西洋妓女有不少人迁入香港，于是不久以后，香港的公娼就出现了西洋娼、东洋娼、和中国娼各领风骚的局面。
上海在开埠之前就已有西洋妓女光顾，“其近虹口处，有西洋妓艘，岁一二至。华人只能效彝言者，可易妆而往，缠头费亦不过二十金余”。②“随着上海租界的设立与扩展，来沪的外国士兵、水手、船员及其侨民也逐渐增多，于是，为外国男人服务的妓院也相应得以建立和发展，据美国人柯林《上海史》一书记载：至1871年，英美租界有专接洋人的妓院27家，妓女92人；华人洋人兼接的妓院35家，妓女131人。法租界有洋人常去的妓院24家，妓女90人。这类妓女中有相当数量是西洋妓女。”③
后来，“白奴贩子”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西洋妓女数量的增加，他们在世界各地不择手段地勾引纯真的女性，将大量犹太少女、罗马尼亚姑娘和美国女人贩运来华。仅在上海一地就有数百名姑娘是被他们贩卖而来的。
2、东洋妓女
“实际上早在光绪初年，东洋妓女就已在上海打开局面，她们大多以‘设屋卖茶’为名，行倚门之实。”④这一时期大量日本妓女来华，是因为明治维新后，大批破产的日本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求生机，其中的一些女子为生活所迫干起了妓女这一行当。这样，东洋妓女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卖笑生涯。
1898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因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才将辽东半岛退还），并允许日本在天津、厦门、汉口等地设立租界。随着驻华日军的增加和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大，输入中国的东洋妓女也逐渐增多。如“1898年日本在天津设立租界后，特划出曙街一带为‘游廊地’，作为日本妓院及酒店的营业区，后以日本妓女增多，又扩展到浪速街、松岛街、蓬莱街。”⑤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后，青岛也已有日本妓女开始活动，“据《胶澳志》记载：‘日本之初来青岛在1901年左右，人数仅五六十名，而卖春妇居其多数，……据1907年6月之调查，留青日人仅30户、196名，其中……妓馆4户、59名。”⑥
东洋妓女输入中国最多的时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14年间，她们的卖淫活动先以“伪满洲国”和各租界为主要基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
①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②王韬：《海陬冶游录》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转引自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4页。
③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4页。
④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5页。
⑤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8页。
⑥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8页。
后遍布全国各沦陷区，其中尤以东北地区最多。例如，“1917年哈尔滨市就已有日本妓女364人；但自‘伪满洲国’建立以后，随着日本关东军的不断扩充和日本移民的不断增多，由日本人控制的日籍妓院和朝籍妓院也相应得以发展。如哈尔滨市在1936年有日本妓女410人，至1941年有朝鲜妓女240人、日本妓女510人；抚顺市在1938年有日本妓院和朝鲜妓院13家，妓女300余人；牡丹江市在1943年也有日本妓女和朝鲜妓女200余人.”①
3、白俄妓女
1897年俄国出兵强占中国旅顺、大连，并在次年胁迫清政府，强租旅顺口。俄国妓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进入中国的。“1898年俄国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时，哈尔滨市的道里就已开设了一批俄国妓院。1900年俄国作为八国联军的急先锋，抢先侵占了天津梅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并迫使清政府于次年3月签订协定，强行划定俄租界，随后在租界区的项家胡同一带开设酒馆、妓院，美其名曰‘开心胡同’”②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失败，东北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随着俄国在东北势力的衰落，白俄妓女随着大量的俄侨南下上海，从此，上海租界内也开始出现俄国妓院。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难民纷纷逃入中国，从而使在华俄妓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俄妓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天津等地，并且历时较久。如“据康德三年（1936年）出版的《哈尔滨》记载，当时哈市尚有白俄妓院6家，在道里区中国三道街路南有俄国高级妓院馆二处。”③天津的俄妓一直比较活跃，有一些设在美国营盘附近的俄国妓院，被称为特种妓业，直接受政府监控，转为美国兵服务。
上海的俄侨自1922年以后开始逐年大量涌入，至1928年有近万人，至1936年达21000人以上。随着上海俄侨的增多，上海的俄妓也大量出现。因为迫于生计，大量白俄女子不得不充当舞女、酒吧女郎、按摩女郎乃至吉普女郎，或者进入妓院公开卖淫，因而20年代和30年代才是上海白俄妓女发展的全盛时期。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向国联呈递了一份关于上海白俄舞女的报告，称当时秘密卖淫的白俄妇女共有1300名，④成为当时在华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外国妓女群体。
（二）妓女的形象
娼妓业发展到近代以后，已成为一大娱乐行业。妓女逐渐把自己从事的这一行业当做一种正常的职业来看待，并且很多不再以此为耻。妓业内也形成一定的商业规范，如发生妓客纠纷，妓院甚至可以光明正大地报官解决。官员决断也以公平态度对待双方，而不再以贵贱为标准来袒护顾客。这些事情在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发生的，它们表明了进入近代以后妓女的形象已经与传统的妓女形象大有不同。因此，这一时期妓客纠纷中的一个常见而又颇受时论非议的现象就是所谓“妓欺客”。
申报1877年有一篇报道，记述了一位叫周桂林的妓女与顾客互殴起畔的案子。双方告到公堂，公堂的判决是要顾客赔偿在扭打中妓女的损失。该文作者对于此断大为不满，认为下贱的妓女敢于如此欺客实属不成体统所以在这篇名为《曲中败类》的报道中，开篇第一句就咒骂妓女周桂林，谓；“劣妓周桂林则真曲中之败类，而为狗彘所不食者矣。”⑤对于公堂问官的判决也大加抨击，谓其袒护妓女而惩罚客人，是“颠倒黑白，更莫此为甚”。这一事件的报道及主笔的谴责态度，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男性主宰的公开社会舆论对上海租界妓业中这类“妓欺客”的风气一片谴责之声。如在这件事报道的第二天，就有一位读者愤然质问道：“昨有阅《申报》而卒然色变者……曰：子不见周桂林之事乎？客如此，妓如此，而官乃不得不如此。此乎古今天下所宜有之事乎？”认为如果上海的妓女们“果皆得意若此，
①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9页至300页。
②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03页。
③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03页。
④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04页。
⑤《曲中败类》，1877年7月11日《申报》。转引自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其奴隶客而鹰犬官也，可胜道哉?”①
这些谴责妓女的议论所依据的理由，即是基于传统良贱身份观念，认为妓女是下贱之人，妓女与顾客之间是以贱事良的不平等关系，妓女只有屈卑在下，以敬畏之心、恭顺之心态谨慎地服侍客人，才是为妓的本分。妓与客相争往往到公堂求官理断，审官之断往往代表着社会公认的准则，意味着法律、人心的公正，民可以不知法，而官不可不公正，但审官对妓客相争的案子往往判客负而妓胜，这使那些深抱“客贵妓贱”身份观念的人们大为不满，认为是违背了“良贱有别”的传统伦理，有失“公正”。所以，他们在指责妓女欺客是以贱凌贵、不守本分的同时，对于妓女动辄唤捕扭客至公堂，而公堂则判客负而妓胜的惯常做法也大加指责，认为审官的这种做法是袒护妓女，贵贱颠倒，以致助长“恶妓”以贱凌贵“的气焰。
这种谴责的议论虽然在公开舆论中占据主流，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这种正统看法的声音。因为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中，随着妓业的商业化和妓女职业化的增强，妓女的商业意识已大为增强。妓女从事妓业，接待客人，已更多地看为是“做生意”，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如上述周桂林一案，当《申报》报道及来稿议论中一片谩骂之时，周桂林竟然请人代笔为文，投书报馆，理直气壮地澄清事实，申诉自己的冤屈。《申报》以《周桂林来稿》刊出，内称：“桂林良家女也，幼丧父母，遭西匪乱，流落娼门，去岁来沪……本想得一能知亲爱之人与之偕老。”②小小妓女周桂林，敢于直书其名投书报章，公然在向来为男人所垄断的报章之上，与把持舆论的正人高士打笔墨官司，这种气势显然与自卑自贱、受到客人欺凌也只能忍气吞声的传统妓女形象截然不同了，表明妓女的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
妓女这种职业形象的变化也表明，不仅妓女自身的职业观念已经商业化，而且也得到了一些社会认可。如审官断这类妓客相争的案子，往往以“直妓而曲客”结案，就表明审案问官在现实生活的变化面前，也只能顺应这种变化，将妓客关系视为对等的商业关系，而依照欠资还钱、毁物陪价等商业规则来审理断案。于此可见，虽然在社会公开舆论中，从良贱等级身份观念出发而歧视妓女的观念还占主流，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妓女职业形象的变化，有些人已经改变了以前对妓女形象的看法。这类案件表明妓女已经正在逐步摆脱贵贱有别的传统观念，开始在商业社会中以平等的观念树立自己新的职业形象。
（三）妓女的爱国行为
在近代，中国女性的命运和民族、国家的前途是紧密相连的。作为中国女性的一部分的妓女，尽管失去了个人的人格和尊严，但在事关国格、民族尊严的重大关头，还是有人挺身而出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较早的一份妓女的爱国文献是1907年10月24日《中国日报》刊登的“妓女为保路会招股传单”：
“敬启者，苏杭甬路事，外部逼借外债，路权一去，命脉尽绝。凡我姐妹，亦同结团体，不可放弃权利。谁非国民，谁无热忱，为今之计，惟有各尽心力，踊跃认股，爰于本月19日下午2点钟，假座五泾庙，开招股会，尚祈早临是幸。此布。”③
近代的中国遭尽殖民者的侵略，作为一个中国人，妓女虽然是受世人最不齿的群体，可是国难当头，她们做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为国家和民族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以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条件。袁世凯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答应了日本除第五号条款以外的所有要求。消息传出后，全国民众掀起了抗议的浪潮，上海各界组织了“反日同志会”、“救国储金会”等，号召民众共同抵制日货，反日救国。有些妓女积极响应，拿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作为救国储金。上海清和坊沿马路藏春阁妓女并致函报社表明心迹。其中有一函写
①我行我法人述：《论治洋场之难》，1877年7月12日《申报》。转引自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②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
③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道：
“妾生不良，侧身曲院。然虽属青楼，终期有家。有家必有国，故人生当以报国为本。每于歌罢酒后之余，闻诸客言：有某国要求苛例，实欲制我中华为印度、高丽之第二。妾身虽为妓，亦属国民一分子，听闻之下，殊堪痛心。盖我国不能言战，实乏财耳，幸有爱国之士，倡救国储金之举，妾愧无力追随，愿以每日堂差一半收入，作救国储金。”①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6月5日当军警拘捕北京爱国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之后，上海即有三万余店员举行罢市抗议。“租界各妓院妓女，乃亦激发天良，追随于学商两界之后，……将牌子门灯一律除去，或竟连堂唱亦谢绝不到。”②名妓鉴冰停止营业，其“门前贴一红纸条，书‘谢征救国’四字”。九成同义会且向各妓院散发传单，称“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③6月11日鉴冰、笑意、金书玉、妙莲等名妓，又发起组织青楼救国团，发出传单2000张，指出“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紧，切勿暴动。如遇日人，佯作不见，倘伊寻事，逆来顺受，莫堕奸计，至要至要。”④鉴冰等人又在福州路230号门牌倚虹楼番菜馆隔壁，设学生饮茶休息所。门前张一大纸，写明了原委：“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吾界不忍生息，敬备箪食壶浆，为君充饥解热。并非沽名钓誉，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当时各妓院门前多贴有长八九寸、宽二寸之小传单，楷书“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乎”，以唤醒国人，“见者多触目惊心”。⑤
其他地区的妓女也纷纷做出响应。6月9日，南京秦淮画舫也一律停止营业，“巷中妓女亦全体谢征。”⑥在江苏海门夏蕙卿等40名妓女听到京沪罢课罢市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议与工商学界取一致行动。会后发表《宣言》称，“蕙卿虽粗识之女，亦知大体，自怜薄命，虽系堕溷之花，敢诩热心，忝作高林之女。但时事如此，国势如此，人心之忿激如此，我姐妹其各奋此娉婷之质，期作桴鼓之助。”她们还从实际出发，拟定了几条切实可行的爱国办法，包括“自制爱国歌、提倡爱国货、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以歌代曲”⑦等。无锡长安桥王氏曲院（妓院）在无锡全城罢市后提议，于次日起“与商界取一致之行动，禁止出局，储金救国，勿用仇物为宗旨，与各界取一致行动云。”⑧
近代妓女的这些爱国行为使我感触颇深。我们被灌输的对妓女的印象较多的都是妓女这个职业的肮脏和下贱，很少有人对她们的内心世界做过探讨。其实妓女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她们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进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认为这比很多自诩为高尚的人做的都要好得多。尽管这些妓女们被世人看不起，可是她们仍然为国捐钱捐物，这实在是可敬可叹！
三
中国独特的近代社会造成了妓女阶层的如上几个变化，这些变化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却蕴含着深刻的意义。洋妓的进入和发展壮大意味着外国殖民势力在中国的蔓延，而他们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发展特点也反映出了她们所属国家各个时期对各个地区的侵略特点。妓女形象的变化反映了在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平等、女权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近代社会的相对开放性。妓女突出的爱国行为感人至深，它们表达
①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到144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④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1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样，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中发迹，一跃而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权势煊赫。接着，他参与了镇压捻军的活动，并进兵陕甘，扑灭西北的回民起义。后来，他挥戈出塞，进军新疆，击溃了英俄帝国主义的走狗但积诚相与，久将自威，无他道也。”〔①①〕 这里，有件事情很值得一提：1860年北京条约刚刚签订，俄、法、美等国或请们乘机提出用西法自行采煤的主张，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杜绝外人之觊觎，而且可以兴中国之大利。左宗棠并没有提出这一点。 （三）1870年，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人民群众将作恶多端、行凶杀人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击毙，并将法国教堂、领事馆、育婴堂等烧毁，一些英美耶稣教堂也被波及。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由保定赴津查办。曾国藩鉴于“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①⑥〕，所以抱定对外国侵略者“委曲求全”的方针，一意妥协退让。他所采取的措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他自己了解到这一点，于致友人书中写道：“六月初旬奉旨力疾来津查讯此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而发抄时内阁又删去疏中五疑一层，物议沸腾，致使人不忍闻。”〔①⑦〕 左宗棠支持曾国藩对外妥协退让的方针，并表示十分同情曾国藩的处境。他在致夏献纶的信中说：“津门事暂作了局，曾侯之奏尚为得宜，外人犹以为软，不知其中亦具苦心也。弟处答总署一函，曾录寄幼丹中函（沈葆桢字幼丹），想得闻其略。昨见香（闽浙总督英桂字香岩）、幼（幼丹）两公复信，大意均同，私幸所言尚不谬也。”〔①⑧〕可见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政策，是得到左宗棠、沈葆桢、英桂等洋务派官员普遍支持的。左宗棠又说：“津事草草了结，侯相颇不为时论所许。然当仓猝时，议论纷纭，莫敢执咎。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观其内愧方寸、外干清议之奏，亦可谓较然不欺者。”〔①⑨〕他对曾国藩寄予了莫大的同情。 （四）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清政府派沈葆桢率兵渡台，办理台湾防务。但它毕竟缺乏抵抗侵略的决定，与日本进行谈判。在英、美等国公使的“调停”下，它与日本签订了所谓北京专条，规定日军撤出台湾，但清政府给予日本“抚恤”银10万两，另偿还日本在台湾“修道造房”费用40万两，共50万两。这是清政府对日本作出的一大妥协退让。 左宗棠对清政府的妥协政策是表示完全支持的。他说：“台湾事已可议结，非幼丹谋之于外，恭邸（恭亲王奕欣）主之于内，未易臻此。外间未悉底里，尚以费抚恤十万、收回番地四十万为过者，非也。”〔②⑩〕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于1875年又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主派兵助剿，或请代运南漕赴津。清廷征询曾国藩等人的意见，曾国藩于1861年1月5日上折说：“此时我之陆军，势不可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应请敕下王大臣等传谕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
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1926—1928年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这是一次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高潮的灵魂。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随后在思想界出现三次论争：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兴趣不大，很少接触。对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进来的，教条主义也跟着进来。在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的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注：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代替了范老的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流。当然，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谈不到学术文化的，更没有什么历史、社会史分期问题了。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会。当时分期说的主流是郭老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又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也卷土重来。我在会上也作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注：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来，大气候在变化，西方科学技术涌向中国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也涌向中国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子里，忽然门窗大开，看到外部世界，什么都是新鲜的，贪婪地吸收学习。我理解这情况大约和七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我们那一代人的境遇一样，看见新东西贪婪地学习。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了，但方向大有改变。辩证唯物史观少了，不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兴起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教等。内容、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史研究已是两代了。思想理论转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也传入中国。新思想、新理论总是有吸引力的。大家争相接受新思想理论；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某些共产党员的贪污腐败，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也就伤害了对辩证唯物史观的感情；三是教条主义伤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性和发展性，它以它的狭隘、专横代替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和发展。此三者，促使中国社会史研究离开了辩证唯物史观，离开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研究。如果我说的这三种原因不差，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化主要是学术外的原因而非学术本身。我认为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史、认识社会实际的最先进的方法。辩证唯物史观并没有落后。这问题且待后面分解。 二、《食货》半月刊的应运而生《食货》半月刊是1934年12月创刊的，主编陶希圣。《食货》的出现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运”，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的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读书、搜集材料成为需要。《食货》应运而生。我现在回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战士，真正研究中国史的人很少，大都是些理论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论战虽然很热烈，但争来争去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可以肯定，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
中国近代史纲要 期中论文 论文题目：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学生姓名：贾智翔 学号：00904002 所在院系：哲学学院 所在年级：2009级 任课老师：侯馥中 完成时间：2010年6月
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 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aron.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
回望五四爱国运动 组员：于梦黄宇翔 摘要: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其历史意义非常重大。五四运动以学生运动为开端，是知识分子的伟大觉醒。他们用新的的世界观来审视世界，变革世界。可见知识分子的社会洞察、先锋觉悟作用。 关键字:五四运动;学生;爱国主义 历史背景: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历史过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
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 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1日，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1、宗族：宗族组织是为了生存和安全的目的，由几个核心家庭（总人数一般不超过30～50人）松散地组成后发展成为以血缘关系和地饶关系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同性聚落体，在汉族居住的地方人民普遍聚族而居，或一姓一村，或几姓一村等。清代宗族组织发展极为兴盛，宗族组织日益发展，宗族观念深入人心。 2、士绅：“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士族和乡绅的结合体。包括士族代表的：门第、衣冠、世族、势族等。和乡绅代表的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统称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含义。 3、以太说：中国近代以“以太”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一种哲学理论。“以太”概念大约在19世纪末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一起传入中国，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等人,都曾从西学中吸取了“以太”概念,并把它看作宇宙万物的原始，用以表述自己的宇宙观。 4、核心家庭：核心家庭指两代人组成的家庭，核心家庭的成员是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孩子。一切家庭是不是都有一种特殊的集团？核心家庭之所以被称作核心，是因为在社会中，这种家庭结构最为普遍，它们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生活。 5、晚晴科举制度的废除及其社会影响。 废除：近代由于民族危机严重，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作为传承封建文化和稳固封建统治的科举制度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并且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障碍。到了20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各项措施的次第推行，废除科举提到日程之上。1901，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会奏，要求逐渐废除科举制度。在形势逼迫和社会舆论压力下，1905年8月，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 影响：（1）：使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制度在中国得以建立起来。 （2）：促进了留学运动和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潮。 （3）：推动了中国社会基层改革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4）：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简介的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5）：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了其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选官制度的紊乱和社会的道德风气的败坏。 （6）：科举制的废除，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清末民初平衡状态不复存在，政局动荡。（7）：科举制的废除还削弱了政府对农村的公信力、控制力。 6、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发展及其主要研究领域。 （1）学科复兴阶段（1986年——1990年）：1986年10月第一节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宣告中国社会史学科的诞生，主要成就在与对“社会史学科对象及其研究范围”取得了共识。 （2）体系构建阶段（1991——2000）进入90年代后，社会史发展迅速，专题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颇多，也出现了对学科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史学科体系研究成果。 （3）稳步发展阶段（2001年后）学术界更加的几种在专题社会史方面，区域社会史研究工作展开，最后有历史人类学的兴起。 研究的领域：社会变迁（变迁的形势内容）社会结构（人口、家庭、宗族、社区、民族、阶级和阶层）社会生活（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人际关系）社会问题和社会控制（社会问题、社会控制）。 7、试评析三本近年来有影响的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书籍。说明作者主要研究的内容以及主要特点。
《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 流动的星星活着 姓名：郭蕾 学号：00904143 院系：语言与传媒系 班级：新闻三班
流动的星星活着 [摘要] 日本是我国的重要近邻，中日交往绵延两千多年，既有密切的现实利害关系，又有复杂的历史恩怨。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中日两大民族友好交往，古代中华文明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近代中国也从日本学习了许多重要的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但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野蛮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周恩来总理曾经将中日关系交往史概括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关键词] 核心与外缘逆转差异铭记历史互惠互利 中日两国有着2000 多年的文化交流历史，文化的相互学习与交流，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东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是由于两国文化存在着异质性，因而在文化友好交流主旋律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和谐音，交织着文化摩擦与冲突。它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构成了今天东亚共同体构建的文化困境。 ○1 一、“核心”与“外缘”的关系 中国和日本“内核与外缘”的文化关系贯穿了整个古代历史，是古代中日文化关系的重要特征。从有史记载的公元57 年倭国向汉代派出的第一次使节，到盛唐时期日本大规模的遣唐使，及至明朝时期日本的朝贡船，日本都没有停下向中国的这一核心国家学习的脚步。正是由于学习了中国，日本才建立了各种典章制度，产生了文字，加速了从蒙昧向文明进步的步伐。从这一点说，古代日本文明离不开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居于中国文明的次要地位，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 但是，外缘国家在不断吸取核心国家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加以消化和改造，培育酝酿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为了肯定自己的民族文化，要么在统一文化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要么表现出脱离核心的渴望。日本处于中华文明圈的边缘地带，距离中心相对较远，又被海洋隔离，因而脱核心化表现得更加明显。 日本人的日常起居受中国隋唐时代文化影响甚大，日本女子至今仍在穿着
《中国近代史纲要》学习体会 古人有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唐太宗也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近现代史连接过去和现在，起着承前启后的纽带作用。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条战线的生力军，其下一站就是社会，要胜利地担负起建设祖国的责任，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我们才能以清醒的态度、严谨的唯物史观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学习中国近代史，所学何用？当然要祭奠那些无辜丧命于外敌枪炮下的万千同胞，要追忆三元里人民的拼死抗争、“致远号”二百五十名将士以舰殉国的英勇悲壮，要缅怀“戊戌六君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以及无数革命先驱舍生取义的爱国之举。然而，最重要的意义是从这段苦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励精图治，振奋自强，做好今天的事，写好中国的未来史。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发端，意义不寻常。如果说此前的中国仍沉湎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境之中，那么此后的中国则被列强的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不可能有与世隔绝的安宁，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除被迫一战，别无选择。此后，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压迫与反压迫、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绵延不绝。 18世纪，工业革命过后的英国在与闭关锁国的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人向中国销售鸦片。林则徐禁烟之后，英国政府以此为由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其性质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观目的是在于把中国变成它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由封闭到逐步向世界开放，逐步走向近代化，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客观后果。但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带给中国最大的后果是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后果是使中国领土和主权开始遭到破坏，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鸦片战争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打破清朝闭关锁国局面，使中国由闭关逐步走向开放，走向近代化；其次是加速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旧制度的解体。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封建经济开始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思想上，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西学东渐的局面开始形成。中国也从此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清政府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发展重工业。但是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同事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为挽救清王朝发动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其重点在军事、外交、机器制造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某些文教事业，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本质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并且洋务运动是在封建官僚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地方上几个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有限，难成大器。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政治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于是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们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于是他们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转换观念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上来。于是，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发动了“戊戌变法”。但是最终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抵制，最终没能成功实行，但是其积极意义仍然很重大。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
中国近现代史刚要论文五四运动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学院： 专业： 姓名： 学号：
内容摘要： 20世纪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旧中国在苦苦挣扎着。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极大的刺激了爱国人士。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关键词：近代史，耻辱，爱国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的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有识之士的心头。 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西方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
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人们再也无法沉默，无法继续忍受下去。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成为了每个爱国者的信念。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占领全部的德国租借地胶州湾。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件。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
浅谈中国近代史神秘人物——戴笠 姓名：王博专业班级：工管1508班学号：2015014266 摘要：戴笠，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在抗日战争中，戴笠和他领导的军统局为中华民国立下卓著功勋，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关键词：戴笠、国民党、特工、神秘 一.简介 戴笠，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曾负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情治机关军统局并担任副局长（但为实际领导人）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其所领导的军统局行动，杀死、迫害许多异议分子、中共及民主党派人士，日本人及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戴笠是一个曾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名字。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他指挥的“军统”搜集了大量情报，并为政府除掉了很多反叛者，还为蒋介石除掉了很多政敌。 从小怀有“希圣、希贤、希豪杰”的戴笠，年届30岁才考入黄埔军校。由于成绩突出，戴笠被蒋称为“文可安邦，武能定国”，毕业后任蒋介石的秘书、保镖兼副官，从此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大路。戴笠所领导之军统局，业务多至数十种，不光是人们常说的暗杀、情报这几种，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其工作人员累计达十万以上，“诛倭锄奸、除暴安良，所捕元恶大憝以千计”。由戴笠一手组成的“忠义救国军”与各地游击部队，以及战后吸收输诚中央之伪军，总数不下一百万人之众。 二.事迹 1933年，原本在一二八事变中英勇抗敌的19路军军长蔡廷锴，受共产党影响，假借抗日之名宣布福建省独立。戴笠派人策反其将领，不到三个月蔡宣布下野出国流亡。假如当时未能及时阻止中共发动的这种分裂行径，以当时军阀割据的势态，加上日本乘虚而入、分而治之，今日中国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国社会史》教学大纲 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 总学时：60 学分：4 理论学时：60 讨论学时：无 开课学院：社会学院适用专业：社会学 大纲执笔人：庄华峰、马陵合大纲编写时间：2007年1月教研室主任审核：赵怀娟教学院长审定：周晓光 一、说明 1、课程的性质、地位和任务 中国社会史是社会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通过系统讲授使学 生掌握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只是框架，指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历史上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群 体现象，析其源、辨其流、叙其程、述其果，进而讲述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与民众传承的互动关系，考察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和行为论理的形成演变过程。社会史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具有重要联系。本课程的任务在于，使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变迁，同时丰富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 2、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教学坚持以学生为本，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思维能力，打破教师一言堂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留出
一定空间，精选出带有典型意义、学生能力可及的论题在学生中开展课堂讨论，以发挥和激活学生的学术思维。通过互联网跟踪国内外高校社会史课程的教学动态，并引出新的教学方案和教学成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拓宽学生的视野。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教育技艺，把多媒体教学手段引入课堂，以减少课堂内容的枯燥性，增强课堂内容抽象表述的直观性和简洁性，从而把中国社会史课程内容的知识性、科学性、学术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提高课程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3、本科程的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史相关理论、社会史研究方法；婚姻生活；信仰习俗；灾害史与生态环境变迁史;近代社会转型与社会生活的过渡性特征等。 难点：社会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尤其是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嫁接）、社会史资料的整理和挖掘、社会变迁、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等。 二、课堂教学时数及课后作业题型分配（含数量） 中国古代社会史部分
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专业：车辆工程姓名：；李壮壮班级：1416052 学号：141605209 摘要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战争，在社会主义改革基本完成后，中国人名面临主要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推动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也是为了推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为中国以后一切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新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 前言 中国是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正如邓小平说，“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会主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即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度时期。这时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已经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度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度性质的社会了。 正文 首先应谈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度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因而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增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民主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我们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及主要途径。
近代国家出路的探索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摘要：探索国家出路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一条线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一生都献身于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先进人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是多层次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改革派等不同阶级在经济、制度和思想等方面分别做出了探索，本文将对不同阶层在经济、制度和思想方面采取的不同方法进行辩证分析，探寻其失败原因及历史意义。 关键词：制度探索；思想探索；经济探索 中国近代史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从不同方面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1]。尽管绝大多 数探索是以失败告终，但是其探索精神及历史意义，经验教训，确实为后人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深究，发掘其背后的价值。这些经济、制度及思想上的探索对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制度上的探索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除了遭受本国残酷的封建压迫以外，更是遭受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残暴的民族压迫。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在这里我们就要首先探讨制度的问题。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才能开辟新路。 而对于制度的改革，不同的阶级做出了不同的努力，这其中有非武力的即对政策的改良改变，也有武力的即通过革命斗争更换政权。 （1）资产阶级非武力——甲午战争失败后,在新的民族危机下,以康有为、梁启超、 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开展了百曰维新. 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但结果以失败告终。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 但是由于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 （2）资产阶级武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了用革命手段推翻清 政府的统治,力求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 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他们的不懈斗争下,终于取得了 胜利。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但好景不长,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
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 再出发 作者：常建华文章来源：南开新闻网更新时间：2011年09月24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生活史、地域史、专题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生活史研究多采用“社会生活”的概念，这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但时至今日，有关生活史的研究也面临如何深化与拓展的问题。当前，在生活史研究中强调“日常生活”的概念，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生活史的研究历程 在我国，生活史作为现代史学出现于20世纪20—4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从风俗的角度关注民众生活。1928年瞿宣颖在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历代风俗制度”一课，讲述“平民生活状况”。在《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的“序例”中，他批评旧史学“忽以人民日用之常”。同年，陈东原撰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则直接采用“生活史”作为书名。当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一些学者尝试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把握历史，发表了不少论文，如郭沫若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8）、全汉升的《宋代都市的夜生活》（1934）、傅安华的《唐代社会生活一斑》（1937）。吕思勉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有关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的断代史论著中，也设有人民生计、人民生活等专章。当然，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中真正关注生活史的学者还是极少数，更多学者的兴趣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方面。 20世纪50—70年代，社会史研究主要讨论社会形态发展史，只有个别学者涉及生活史。如陈直在50年代发表了《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等文章。吴晗在50—60年代发表过一些有关古人服饰、称谓方面的普及性短文。60年代韩国磐发表《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分析了唐代农民家庭的收入与支出并判断其生活状况。谢国桢在70年代撰写了《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研究。1985年，《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在天津召开“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将“生活状况”纳入史学研究视野。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应从流行半个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史著框架中解脱出来，从事各式各样的专史和专题研究，比如撰写一部尽收衣食住行、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风俗礼仪于笔端的著作。 此后，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重视，成为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标志，涌现出不少成果。断代性的如宋德金的《金代的社会生活》（1988）、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1990）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断代史丛书10卷，1994年以来陆续出版了6卷。近现代方面，有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2007）、李长莉的《中国人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 学院：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班级：xxxxxxxxxxxxx 姓名：xxxxxxxxxxxxxx 学号：xxxxxxxxxxxxxxx 2015年12月20日星期日
中国近代史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原因探析 摘要: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组成部分，中国 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进程是迟缓的，从文化学视角、社会结构、政治学视角，历史地、 动态地分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迟缓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原因;分析 如果把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开始得并不算晚。从时间上看，俄国亚历山大二世于I860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德国于1862年实现国家统一，日本于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三国都是在大体同一时期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所以，在时间上中国具有现代化发展的机遇，或者说中国是有时间优势来赶上西方国家的。另一方面，直到甲午战争时期，西方列强强行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主要限于自由贸易和外交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还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政府仍然保持一定的机能和效率。因此，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成功是有可能的。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从那以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步履艰难，一再延误。为什么一个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古典农业文明大国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如此步履艰难，险阻叠起，前路漫漫？ 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给予动态的、综合的分析。 1从文化学视角分析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制约性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它不仅在历史上有过灿烂的鼎盛时期，而且有着任何其他文明都无法比拟的文化积累过程，其系统性和完善性以及对这种文化成就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论文题目：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院系： 所在年级： 任课老师： 完成时间：
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提要: 中国在1979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后，中国踏入改革开放 的进程。在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国家的经济及政治建设受到破坏以后，中国于此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到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人们在了解改革开放的巨大的作用的时候，也要看到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改革开放到底是如何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意义？本文将重点描述这些。 一、改革开放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中国从1956年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从1957年开始，我们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左的错误’。到1976年后，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这样的图景：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思想上，“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二）、国际背景：
第一节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起止期：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 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 在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在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在社会结构上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核心是宗族家长制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二）、乾隆后期，清王朝由强盛转向衰落，主要表现在 政治上：中央集权强化，官制废弛，官僚整体化腐败腐化 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地租高利贷加重，无地少地农民增加，农民生活困苦不堪 军事上：军力衰败，军备废弛，八旗军、绿营军腐化无战斗力 思想文化上：带着满族异族统治的味道，大兴文字狱，压制异端，万马齐暗 对外关系上：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二、鸦片战争前的世界 （一）、西方资本主义的确立 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1776年，美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1789年，法国也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冶 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优越，最大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制度下发生了工业革命。高效率的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原来低效率的手工工场生产。（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的纺织业上） （二）、分析资本主义与扩张的必然联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需要原料与产品市场，原始积累时期主要靠掠夺土地、不平等贸易、奴隶贩卖等手段，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则靠殖民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方式把一些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中国成为其扩张对象的命运已在所难免，战争不可避免。 第二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军事侵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 清政府先后与英国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 与美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与法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 与俄国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1844年中法战争爆发，签订了《中法新约》 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签订《辛丑条约》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战争中屠杀中国人民。 1894年11月日军占领旅顺，屠杀中国居民约2万人，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 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在江东六十国屯将数千中国居民赶入黑龙江中淹死，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对圆明园进行了连续12天的抢劫、放火烧毁了这座“万园之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