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臧立
近来，国内外媒体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报导沸沸扬扬，其间不免杂有诸多不确切或谬误的声音。本文拟就此谈一点个人看法，希望能有助于该问题的澄清。
一、WTO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态度
(一)WTO非市场经济规则的由来实际上，早在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时期，非市场经济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GATI'1947缔约方曾经于1954年至1955年期间召开会议对GATTl947的各项条款进行审议。在会议期间，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价格比较问题，缔约方作了一个补充规定，即关于GAq~F1947第6条第1款的一个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指出：“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情况下，在确定第1款中的价格可比性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在此种情况下，进口缔约方可能认为有必要考虑与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一定适当的可能性。”后来，在GATT东京回合谈判期间达成的《关于实施GATr第6条的协议》(也即《反倾销守则》)中，缔约各方确认在确定倾销时允许继续适用上述补充规定，即：第2条关于“倾销的确定”的规定并不损害总协定附件1第6条第1款的第2段补充规定。也就是说，进口方认为在确定是否构成倾销时，如果与此种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适当，那么，该进口方政府可以采用替代国的国内价格。进而言之，是否采用替代国价格确定倾销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进口方的手里。
后来，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罗马尼亚代表团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议案，认为反倾销守则的制定是为了提供更加一致的和确定的反倾销规则的执行标准，而该补充规定却缺乏这种一致性和确定性；此外，该补充规定只是允许进口方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倾销，而从缔约备方的实践来看，替代国价格已经成为许多缔约方对某些国家自动采用的调查方法，而不是优先考虑反倾销规则所规定的确定倾销的一般方法。有些缔约方甚至在其国内法中规定，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只能采用替代国价格。由于GATT制定反倾销规则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倾销案件的完整调查提供一个公正和公开的程序基础”，这种自动适用市场经济国家价格作为替代国价格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正常价值的做法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因此，罗马尼亚建议对该补充规定作出明确的解释，以限制某些缔约方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自动排除确定倾销的一般方法的做法。但是，欧美等国则认为，该补充规定并不是强制性的，它只是说明了在价格比较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特殊困难以及有必要考虑不必进行严格比较的可能性，作为一项授权性的规定，它并没有排除进口方执行反倾销规则一般规定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必要对该补充规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就这样，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时，该补充规定被继续保留了下来。
仅从字面来看，补充条款并没有提及“非市场经济”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也在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都或多或少存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垄断，只不过计划经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或垄断范围和程度更高一些而已。如果仅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制定限制条款，难免有歧视之嫌，因此，在制定条款时，并没有提到“非市场经济”的字眼。但是，在实践中，该补充条款基本上都是用到了计划经济国家和处在经济制度转型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通常都被称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该补充条款就成了事实上的“非市场经济条款”。
(二)对WTO非市场经济条款的理解和实践
从有关条款的规定看，进口方要对特定国家的产品适用“非市场经济条款”必须证明：有关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如果根据《反倾销协议》规定的价格确定方法来确定有关产品的价格可比性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换言之，在适用“非市场经济条款”时，进口方负有严格的举证责任。由于要找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存在上述情况并不容易，且要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问，进口方通常只是收集一些基本证据即开始援引“非市场经济条款”，而将进一步的举证责任转嫁到了被反倾销调查的企业头上。但是，由于该条款规定有关进口产品必须是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因此，在适用该条款时，进口方即便要找到基本证据也非常困难。然而，因为WTO并没有对这些限定作出详细解释，所以，许多进口方为了既能够将该条款扩大适用，又能避免不必要的争端，通常都设法在其国内法中对该条款作出对其自身有利的扩大解释和规定，并设法逼迫新加入的成员同意在其加入议定书中列入类似条款。中国就是一个例子。
二、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由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由来
一般舆论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第l款第2项引起的。该条款规定：“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以替代国价格确定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有观点认为，该条款的存在等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认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国外应诉反倾销中处在了非常被动的地步。因此，中国政府在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同意在议定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
那么，问题的产生是否就是这样的简单呢?当然不是。实际上，中国政府之所以同意在入世议定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是有原因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虽然越来越高，但迄今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中国入世之前，就更是如此。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近年来市场化程度空前提高，是由于中国入世前后大步推进改革的结果。而在中国谈判入世时候，市场化程度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就我国而言，虽然从整体上国家进行垄断或价格控制的产品已经很少，但是，由于我国一贯重视和扶植出口创汇产业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出口生产和贸易企业提供各种补贴或财政支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和促进当地企业发展，对各种事务大包大揽、对企业提供超出法律规定的赋税优惠(如税收减免、出口退税等)和补贴以及廉价土地的支持等，这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这些措施中有不少是与WTO规则相违背的。就欧美等国家而言，在通过自由贸易提高国民福利的同时，尽可能减少他国产品对其国内产业的冲击本身就是其主要目标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庞大经济体，要其他国家对此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显然是不可能的，想要其网开一面，显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情况下，欧美等国要求中国受调查的企业证明其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该条款，笔者个人认为，动辄将有关问题政治化或者与政治挂钩是不合适的，这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有害于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关系。毕竟
我国确实存在太多非市场化的做法。因此，多检讨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办法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划分问题上，部分发达国家并不以客观的经济标准为参照，而是以政治和经济利益作为主要考虑因素，譬如在20世纪70年代，欧盟等国对前南斯拉夫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认，以及20世纪90年代，欧盟等国对部分东欧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认，其主要考虑就是这些国家对欧盟开放了市场，并且构成了对前苏联或俄罗斯实力的牵制和削弱。但这些案例的存在，包括美欧对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并不足以构成我们要求这些国家不对中国适用有关市场经济标准的充分理由。更何况，上述国家虽然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其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并不大，而且，在有关反倾销案中，其被动局面也并没有获得显著改观。
(二)“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对中国的法律影响
1．“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对中国市场经济身份的影响
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内有不少人士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自己的主动选择，不需要任何人重新确认。这种观点虽不无道理，但有失偏颇。因为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既有事实问题，二是对既有事实的认定问题。我们的确可以说：中国确实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其他国家承认与否，这都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中国的产品出口到其他WTO成员去，而不是他们的产品出口到中国来。如果他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中国的产品在其他成员将会得不到应有的贸易平等待遇。而且，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第4款的规定，在15年内，中国如果能根据WTO进口成员国内法关于市场经济标准的规定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那么，非市场经济条款将不再对中国适用；如果中国能根据WTO进口成员国内法关于市场经济标准的规定证实其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那么，非市场经济条款将不再适用于该特定产业或部门。该规定说明，中国有义务举证其符合其他成员国内法关于市场经济标准的规定。由此可见，既然我们先期已经承认我国还不是市场经济，那么，现阶段，我们就不能只是一门心思建设市场经济，还需要像其他国家介绍我国的建设情况，并取得其承认。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产品在其他国家获得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
根据海关统计资料，中国2003年外贸出口额4383·7亿美兀，被反倾销或特保的产品价值22亿美元，仅占0．5％。这个数字说明，我国出口受‘‘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的影响不大。虽然如此，但对于个别企业，这却是一个涉及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另一方面，这也涉及我国企业在国外的公平贸易待遇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一旦问题扩大化将对我国出口极为不利。正是由于此，我国政府从去年开始四面出击，积极游说各国政府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
2．“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就现状而言，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尚未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承认，但是，问题也并非糟糕透顶。因为我国政府在谈判入世议定书时，也通过据理力争为国内企业争取到了一些权益。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第1款的规定：“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应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
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个条款与WTO“非市场经济”条款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后者的举证责任在进口方自身，而前者的举证责任则转嫁到了中国出口企业身上，无形中使中国企业的诉讼成本增加了。
虽然，从字面来看，企业的举证责任仅限于制造、生产和销售三个方面，但其实不然，企业的举证责任涉及到了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从上游原材料的采购，到企业自身的生产管理包括劳动用工，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有无应纳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而未纳入的支出、有无受到政府补贴等等)再到产品的销售包括售后服务等方面，企业都必须证明其不存在国家控制或垄断的情形。就我国企业近两年的实践来看，之所以许多企业在美欧反倾销中失败，关键在于举证不到位。因为许多企业只是举证了其中一两个方面，有些企业则是因为疏忽将关键证据遗漏了。譬如，根据规定，如果企业的生产原料是从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那么，这些原料可以直接认定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企业只要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即可，但是有些企业却忽略了。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有效地维护了企业的切身利益。
三、中国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困难处境及其解决
(一)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只是增加了中国企业的举证责任和诉讼成本，只要中国企业举证得法，所受影响不会太大。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因为这里涉及了一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即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若要对被管理主体采取行政措施，其就负有举证责任，也即“谁主张，谁举证”。所以，由中国企业承担举证责任本身就已经使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在了受歧视的地位，这是很不公平的。再者，由于此种举证涉及诸多方面，企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进口方攻其一点而不计其余，导致前功尽弃，这种诉讼地位是极其被动的。所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过来。
那么，是不是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其他国家就不能在对中国企业适用“非市场经济条款”了呢?也不尽然。因为WTO“非市场经济条款”并未限制国别或国家经济制度，只要其能够证明有关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如果根据《反倾销协议》规定的价格确定方法来确定有关产品的价格可比性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那么，其仍然可以在反倾销调查中对中国产品适用替代国价格。即便中国的整体市场经济地位获得其他WTO成员承认，但只要特定产业或部门或者企业个体被确认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其仍然可以对中国产品适用替代国价格。但此时，在法律上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举证责任已经由进口方政府承担了。此时，中国企业只需要针对进口方提供的证据提供反证即可，其诉讼地位将会发生扭转。
(二)我国与欧美国家存在的分歧
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规定，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在反倾销案中可以在15年时间内对中国继续适用“非市场经济规则”，但是，作为先决条件，这些成员的国内法中必须明确规定其关于市场经济的标准。显然，这个前提条件是我国政府为了防止其他成员在反倾销中对中国滥用“非市场经济规则”而设定的，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无论是议定书还是wTO协定本身，都没有对市场经济的具体标准作出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因为这使得备成员可以完全自主地对市场经济的标准作出规定。备成员在市场经济标准国内立法上独立性和任意性的存在，有可能导致各成员对市场经济标准的立法不尽一致，甚至会截然不同。
由于致成员的标准不尽一致，我国企业在一成员市场经济地位的获得将不能在其他成员自动获得承认，这将会大大增加我国企业的应诉成本，使我国企业必须不断重复同样的工作，即必须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证明我国企业或产业已经符合了其市场经济标准。从我国目前的实践来看，一些国家，如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韩国等已经承认我国某些产业部门或企业具备了市场经济条件；但是，另一些国家，如美国，不仅认为中国仍然不属于市场经济，而且认为中国任何行业或企业都没有达到其市场经济标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关于市场经济的判断标准和做法有很大差异。
欧盟和美国在市场经济确定标准方面的规定就很能说明问题：
就欧盟而言，根据其1998年4月27日通过的反倾销法修正案，中国已被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删除，中国的企业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根据欧盟法律，产业中的单个企业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当然，这种地位的获得也是有条件的，即：(1)企业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产品的价格、成本和投入(包括原料、技术与劳动成本)，其决策没有明显的受到国家干预，主要生产要素的成本基本反映市场价值；(2)企业有一套明晰的基础会计账簿，该账簿需按国际通用会计准则经过独立审计并有通用性；(3)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从过去的非市场经济制度转制过程中没有受到重大扭曲，特别是在资产折旧、购销账目、易货贸易、偿债冲抵付款等方面；(4)企业应受到破产法和财产权法的约束和保护，以保证其在经营中法律资格的确定性和稳定性；(5)货币兑换汇率的变化由市场决定。
就美国而言，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中国某个产业中的所有企业都能够证明其活动是遵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则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有关标准有3条，即：(1)在价格和生产量的决策过程中，不存在政府事实上的干涉；(2)该产业中的企业以私有制或私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合伙制、股份制)为特征；(3)所有重要的生产投入，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以及所有其价值在产品成品价值中占有重要比重的生产投入，为其支付的购买价格必须是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如果整个产业中所有企业都符合这3个条件，美国商务部将认定该产业属于“市场导向产业”，进而使用标准方法计算倾销幅度。
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欧盟和美国在市场经济条件的确定方面是不同的：欧盟则是针对从审查具体企业入手，不管产业部门的情况；美国是按照产业部门来认定其是否具备市场经济条件的，而不是从审查具体企业入手。因此，在欧盟反倾销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在美国对同类产品反倾销时，不一定能够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反之亦然。但是，二者又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其市场经济标准都是不确切的，且在具体操作中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和歧视性，如果其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有某种需要，就可以很容易把特定国家的特定产业或企业排除在外。以欧盟为例，其在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对中国企业所提供的证明其市场经济地位的材料要求极为严格，任何一点错误或失误，哪怕是微不足道，都有可能导致所有材料都被否定，从而被用参照国价格来确定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欧盟在对其他国家企业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时，则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例如，在1999年欧盟对进口钼铁反倾销案中，一家中国企业错误地对一小部分无形资产采用了加速折旧，但这个错误只占该企业整个销售成本的0．004％，完全不可能因为这个错误而影响到整个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但是，欧委会调查官员却仍然以此理由，否定了该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欧盟在1994年对波兰生铁反倾销案裁决中，并未因为波兰企业财务上的错误而否认该波兰企业的
市场经济地位，而只是对部分数据进行了调整。这种立法不准确和执法中存在歧视性行为的状况，无疑是与WTO的宗旨和规则背道而驰的，也是应该予以谴责和纠正的。
(三)中国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困境
必须承认，争取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被承认后，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的地位将会扭转，但是，这种扭转并不是根本性的。因为进口方虽然承担了举证责任，但其只需要提供初步证据即可，中国企业的举证责任只是得到某种程度的减轻而已。此外，正如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一旦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中国企业将很可能同时陷入欧美的反倾销控诉和反补贴控诉的双重威胁中。这实际意味着，中国任何享受了政府补贴的行业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将首先面临这个问题。在应诉反补贴调查时，企业必须把补贴值计算出来。但是，由于中国现在很多领域都存在行政控制因素，所以，通常无法确切地计算有关补贴的价值。此外，根据WTO规定，各成员不仅要在其出口方面遵守反补贴规则，在其国内市场内也需要遵守反补贴规则，因为这影响到了其他成员对其的出口。考虑到目前中国有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诸如市场准入、水电、土地、税收乃至债务等方面都受到政府的特殊优惠，届时，问题将可能会被严重复杂化。因此，这种利弊得失是不能不考虑的。
(四)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现实选择
从目前来看，要求他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似乎成了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外交任务。这似有不妥。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应该同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整体联系起来通盘考虑。前面已经说过，即便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被承认，其他WTO成员仍然可以对中国产品适用替代国价格。而且，事实上，WTO 协议以及中国入世议定书中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由于反倾销是针对具体企业的具体产品的，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对此并不构成根本影响。因此，与其急于让他国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致我国企业陷于更为不利的境地，倒不如通盘考虑，趋利避害。
就现阶段而言，我国政府应该优先帮助那些市场化程度高、政府补贴少的产业部门或企业到欧美国家进行市场经济条件认证，并设法与有关国家和地区达成有关认证结果的普遍承认制度，从而避免有关产业或企业不得不在备国进行重复认证，以有效降低认证成本。同时，对于那些尚未与WTO规则接轨的产业领域，我国政府应该尽快采取稳妥有效的措施进行接轨，以便为最终废止《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做好准备。此外，中国政府还应该组织有关部门、律师和企业积极对在国外的反倾销应诉进行总结和培训，以充分企业能动性，有效保护出口企业的利益。
此外，还有一点是必须重点指出的，即“农民工”的身份和待遇问题。农民工是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者的一种泛称，他们回乡务农即为农民，到城市务工即为工人。但是，从组织关系上来讲，由于他们脱离了农村，因此，其户籍所在地政府并不能有效代表和保护其利益；而对于其务工所在地而言，由于其不能参加工会组织，而当地政府对其利益的保护往往相对滞后，因此，农民工的利益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和充分的保护。长此以往，若矛盾不断激化，这不仅将会成为危及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还将会成为其他国家攻击中国人权问题的借口，更将为其对中国反倾销提供有力证据。因为，在反倾销时，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将直接关系到是否存在倾销行为的认定结果，而劳动力成本是确定产品正
常价值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如果外国政府认为中国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是靠剥削中国工人获得的，那么，中国企业提供的劳动力成本将不被承认，这时，中国企业不仅将面临原材料替代国价格的问题，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替代国价格的问题。所以，对中国政府而言，加强对农民工利益的保护已成为当务之急。对此，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放弃对中国劳动者的工农二元论划分方法，而应将农民作为农业工人在法律上确定下来，明确其工人身份和地位，并将农民工纳入到工会体制中来，以有效保护其合法利益，并不给外国政府以口实。
(五)中国企业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现实选择
1．应该积极通过行业协会建立海外市场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具体来讲，就是由行业协会积极收集进口成员以及其他出口国的市场信息，一旦发生被以替代国价格确定我国产品正常价值的情况，我国企业可以积极反证其已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或者我国与有关替代国的差异性，从而促使进口成员按一般方法确定其产品的正常价值。或者促使其对替代国价格做出合理调整，避免我国产业或企业陷于不利的地位。
2．按照国际标准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尤其是采购、营销和财务制度，确保有关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规定，对我国产业或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证明责任由我国有关产业或企业承担。企业在向进口方成员证明其市场经济地位时，必须能够证明其生产、经营管理、销售和定价等纯属市场行为，不存在政府干预或垄断，并能够提供翔实准确的本企业财务数据和市场数据。如果我国生产者或出口者不能证明其提供的数据具备市场经济条件，那么，进口方仍然可以采用替代国同类产品的价格来决定我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因此，我国企业应该未雨绸缪，事先做好准备工作，以避免在被反倾销调查时仓促应战和忙中出错。
3．主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农民工的待遇问题，不随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不强迫农民工做无偿劳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在过去10年来，在中国出口企业打工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如果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这些工人的工资水平不仅没有普遍提高，还有普遍下降的趋势。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农民工选择了回家务农，并直接导致了广东福建等省劳动力短缺的发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关出口产品生产企业本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有义务主动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切实贯彻我国劳动法关于工人劳动标准和福利政策的规定，并将这些规定也适用于农民工。否则，在应对国外反倾销时，必将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4．尽可能避免本国出口企业间发生恶性价格竞争的情况。近年来，中国出口产品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企业的单位产品盈利能力却不断下降，呈现“增出不增收”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国内同类出口企业恶性价格竞争的缘故。这种恶性价格竞争，直接导致本国产品盈利能力的下降。同时，由于出口规模大幅扩大，进而对进口国同类产业造成的损害也大幅提高。进口方政府的反倾销举措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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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要求反倾销国从实际出发对待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们并不是以此来追求反倾销中的优惠地位，只是要求贸易伙伴能够公平地对待中国；只希望为了公平贸易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不要成为扩大不公平贸易的手段 4月14日，在对外贸易领域，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新西兰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使中国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首次取得突破。另一件是美国商务部对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中国彩电作出终裁，裁定中国企业存在倾销行为。两件事都是有关反倾销中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但结果却迥然不同，其所蕴涵的丰富信息值得我们去解读。 入世协议 近年来，国外尤其是西方一些国家在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指控中，总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非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在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加入WTO的情况下，我们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呢？ 应该说，这与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的双边协议，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有关。根据协议的规定，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同意在入世后的15年内，美国可以继续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从而采用对中国不利的反倾销规则，即参照第三国制度，继续维持对入世前的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机制。 让我们看一看WTO对倾销的定义。所谓倾销，是指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相关工业造成了损害的行为。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才是“正常价值”？由于WTO绝大部分成员是市场经济国家，其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规则，因此，毫无疑问，一种产品的“正常价值”当然是以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的产品价格来衡量。从而，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只要用来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是合适与合理的”，就可用某一市场经济国家相似产品的价格作为标准。换言之，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增税措施。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国参照。其理论依据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源由政府控制，企业多属于政府或受政府干预，其产品的价格是扭曲的，不能反映真实价值。当这些产品流入市场经济国家，即构成对后者相关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所以，只要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该国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该国产品的正常价值，那么，在反倾销案中，十有八九会使该国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从而给该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这就是一些发达国家频繁祭起“非市场经济国家”大旗，把反倾销变成进行贸易保护或歧视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原因所在。 特殊原因 WTO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组织。按理说，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WTO，理应是个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无论从GA TT关于非市场经济的定义还是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中国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对中国设定一个15年的过渡期，并动辄给中国企业套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紧箍咒”，挥舞起对华反倾销的“武器”，还有以下特殊原因：一是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其不断发展的对外贸易，让许多国家暗怀戒心。 全球化时代，各国面临的外部竞争越来越激烈，当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攻城略地”时，必然会与其他国家的企业遭遇冲突。但在中国加入WTO后，一国利用关税壁垒来限制中国产品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样，被WTO允许采取的作为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安全的合法手段的反倾销，尤其是其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说辞，就成了一些国家指控中国企业搞倾销的最好借口。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及经验总结 2014-03-21 10:12:00 来源：新华网[打印][关闭] 1.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 1978年，国务院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包括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 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会议上，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1984年10月，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此，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 中共十三大 1987年10月，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概括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明确提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1990年底 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 1992年初
邓小平南巡时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从理论上冲破多年来市场经济的束缚，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理论基础。 中共十四大 1992年10月，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93年，《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写进中国的宪法。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 1993年11月，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对有关的重大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原则性规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大大推进了一步。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 1995年9月，明确了到2010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任务，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重大的战略部署：到20世纪末，经过三个阶段，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 2003年10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并不需要其他国家来“承认”，这个定义本身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 没有什么人期待美国会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然而，在经历了一次看起来像“蜜月”一样完美无缺的访华之旅，签署了几千亿美元的大单，回到美国后没多久，特朗普政府就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摆开阵势，依然令不少国人颇受震动。本周四，美国政府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WTO），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理由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正在加大，其中包括对国有企业大量发放补贴、制定不利于外国企业的产业政策、以非市场方式运作的巨额出口信贷等等。▲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截图 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戴维·马尔帕斯周四在纽约说，美国政府认为，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的开放和市场化进程已经“放缓”或“逆转”。这是美国第一次正式向WTO 通报这一立场，听上去很严重，但一点也不出人意料。多年来美国一直就是这个态度，欧盟、日本、加拿大等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和经济体也是这样的态度。在去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15周年之际，欧盟和日本都曾高调地宣布，未来将继续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今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时还曾警告说，任何将
中国列入“市场经济”国家的举动都会对WTO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那么，所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不承认这一“地位”，又会对中国造成怎样的影响？ 1 许多中国人把这看成一个政治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他 们这么看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和理据。但若从这一事件现 实和直接的影响来看，它其实是一个国际贸易规则的理解和执行问题。WTO的官方话语中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于“市场经济地位”，国际上也没有什么公认的客观标准。所谓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源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签订的《入世议定书》第15条规定：“在针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并不自动采用中国产品国内价格作比对价格，而是选择第三国产品价格，即替代国价格作对比价格，这种待遇保持15年。” 这是西方国家为中国量身定制的歧视性特殊条款，它们的理由就在于：中国尚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因而应该区别对待。当时 中国为了能够尽快入世而作出了重大妥协，接受了上述限制性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原文 自那以后，“第15条”一直是中国在与他国发生贸易纠纷时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一种中国出口商品的所谓“替代国
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从上世纪80年代到如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已经搞了30多年了，从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上来看，无疑是成功的。1979年 11月 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十分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论断，它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现在谈谈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 1．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3．在宏观调控上：由于公有制为主体，因而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强硬的物质基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所有制结构有利于各类经济共同繁荣发展；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共同富裕的原则；宏观调控把人们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激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发挥了计划与市场的两个长处。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也是可以搞市场经济的。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60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扩大到现在的74：1。其二，发展不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社会制度出了问题，
而是具体体制造成的。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而在当时我国严格执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完全的统一，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限制了企业的活力。另一方面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都不能很好的发挥。这两方面都是对生产力的束缚。要摆脱束缚，必须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说明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紧迫性和必然性。 邓小平于１９９２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就打破了过去那种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论断。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简本) 表一：中国市场经济程度测度指标及分值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贸易组织绝大部分成员是市场经济国家，世界贸易组织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规则。但中国在参与世界围的贸易中，在国外对华反倾销中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 缩写为NMC），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事实上，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为促进外国朋友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了解，2002年我们用了近一年时间，对截止2001年底中国市场经济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市场化进程进行了评估测度，并与一些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由于报告的英文版正在翻译过程中，为方便国外读者，这里先给大家
提供报告缩写本的英文版。 一、反倾销与非市场经济国家 众所周知，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一个常用的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 surrogate country）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normal value）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征税措施。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也是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中国赞成和支持这一措施，一贯反对以倾销方式扭曲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的秩序，反对以倾销损害贸易伙伴国相关企业的利益。但是，中国坚决反对滥用反倾销，反对把反倾销变成进行贸易保护或实施歧视政策的手段。现在，确有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对方国家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按照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来计算。这就不能真实反映出口国经济的现实，导致误判。这种歧视性的做法, 不公正待遇，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中国是受损害较大的一个国家。一些国家之所以对中国做出非市场经济国家（NMC）的判断，之所以经常对华使用反倾销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双方交流不够。他们确实不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什么程度，不了解中国市场化的快速进展，也不理解中国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企业由于对国际反倾销法律及程序不熟悉，同时对国市场经济方方面面的变动不甚了解，在相当一段时间也很少能向反倾销国家提供案子调查的广泛背景资料；而中国学者们虽然从推进改革角度做了不少中国市场化测度的研究，但几乎没有从反倾销角度与国外同行讨论中国的NMC问题。因此，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误判一直没有能得到更正甚至因某些小纠纷而加深了。当然，不排除在一些反倾销案件中，有非认识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譬如，有时会因涉及一些进口国相关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进口国政府有关部门迁就了国企业的过分要求；甚至也不排除，个别时期个别国家机构，在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反倾销措施中掺进了某些政治因素。 实际上，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反倾销胜诉的惟一条件。市场经济下，也存在不公平贸易的产品；非市场经济下，也可以有相互满意的公平贸易。同样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反倾销中仍然会有败诉。因此，中国要求反倾销国从实际出发对待中国的NMC问题，并不是追求反倾销中的优惠地位，只是要求贸易伙伴公平的对待；只希望为了公平贸易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不要成为扩大不公平贸易的手段。 为了在反倾销中能得到一个非歧视的、公允的判断，我们需要耐心地、客观地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经济快速转轨的进展情况，帮助外国朋友认识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企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企业。本报告就是这样一份向外国朋友们提供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极为详尽的调研成果。我们欢迎国外读者尤其是外国朋友共同来评判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将充分听取包括国外专家在的各方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充分交流，这不仅将有助于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也将有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世界贸易秩序
浅析“非市场经济地位” [摘要]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公平竞争提供了保障，但是由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使有关国家大开反倾销方便之门，为了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保障我国的经济利益，因此急需认清“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一国际经济名词。 [关键词]非市场经济；反倾销 2001年11月，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除了获得其他成员方的最惠国待遇外，还可以享受GATT/ WTO多边贸易谈判削减关税以及取消非关税壁垒等优惠待遇，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公平竞争提供了保障，大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然而，伴随着国际贸易的繁荣，贸易摩擦也将日渐升级，尤其是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内产业，不惜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以“贸易救济”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尤其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成为中国企业应诉国外反倾销的最大障碍。 一、“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由来——“入世议定书”第15条 “非市场经济国家”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1930年关税法》有关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的法律规定中,起源于“国家控制经济”的概念。美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国家完全垄断经济,控制全部商品价格,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完全不真实,进口国在反倾销调查中很难按其市场价格来计算倾销幅度,需要寻找第三国的数据作为“替代国”,以此来确定倾销幅度。此后,欧共体、加拿大等世贸组织成员也在其反倾销法中确立了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和相关标准。 2001年底，在中国入世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政府当时为了尽快加入WTO，接受美国的提议，同意WTO其他成员方可在15年之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妥协即前文提到的隐患，具体规定在中国签署的入世议定书第15条（关于“确定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 从该项规定来看，WTO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把我国当作一个“经济转型国家”，规定了15年的经济转型期。这就赋予了其他国家在这15年内，即2016年之前，在本国国内法，尤其是反倾销反补贴等对外贸易法中，确认中国经济属性的自由裁量权。可想而知，目前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巴西、阿根廷等许多国家(地区)都没有正式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特别在反倾销问题上把我国视同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从而给我国出口企业和对外贸易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随着中国产品不断在国际市场遭受反倾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1]，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一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多数发达国家还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障碍。但在笔者看来，目前的中国已经基本达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理应得到承认”[2]。下面笔者将从几个角度对本观点进行论述。 一、市场经济的国内外判定标准 事实上，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及机构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进行了测试，但是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国内的测度普遍认为我国已经达到市场经济国家水平。如李晓西（2005）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73.8%，明显超过60%的市场经济国家临界水平。但在2004年的听证会上，美国代表认为中国离市场经济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2006）也明确表态短期内不会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欧美之所以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背后仍有“政治谈判的砝码”[3]，不能完全以其作为定论。因此，在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作出评价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欧盟等都曾提出过判定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但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1、美国提出的市场经济标准 美国在其《1930年关税法》第771节第18段对市场经济国家提出了六项要求：“（1）货币的可兑换程度；（2）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3）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4）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5）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要求该产业的产品数量和价格决策没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产品投入都是以市场价格支付的；（6）商业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4]。
1、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现状？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一个新的起点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如下： 1）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例如低价售房骗局的出现，各种诈骗者的出现（尤其是对独住的老年人）等。 2）生产要素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举个例子来说：有调查数据显示，在某时间段内中小企业亏损率面达15.8%，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上升了22.3%，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歇业倒闭的传闻不断出现，有报道甚至称这些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甚于国际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小企业生存何以堪忧？时下盛传“四荒”说——“用工荒”、“用地荒”、“用电荒”和“用钱荒”。中小企业所有的生产要素都面临短缺，肯定是言过其实。但无风不起浪。“用工荒”传闻后面紧跟着的是劳动力薪酬的较大幅度增加。宏观调控中的土地闸门和收紧银根，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小企业贷款更难、借贷利息更高了。最近东部和中部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着“电荒”，几乎所有的错峰限电方案都首先将中小企业列为拉闸对象。企业是靠利润存活的。中小企业面临的这些难题，最终都归结到了一点，就是盈利难——成本在持续上涨，而销售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甚至还在下跌。用工、融资、原材料等成本上涨是刚性且持续的；如果是外贸企业，还涉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商品实际贬值问题，要是类似的“四荒”问题久拖不决，中小企业的歇业倒闭就在所难免。由于我国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行政力量的干预往往导致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资源的获取上处于不完全平等的地位，致使小企业往往处于政策的弱势。 3）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 针对这些现状，要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处理好资源配置中谁起决定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强调市场不是不要政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起两者的职能是不一样的。政府的职责
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摘要】中国“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由来，“非市场经济问题”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解决“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市场经济地位非市场经济问题 WTO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到2012年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等仍未予以承认。从时间上来看，欧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经不重要，因为根据入世达成的有关规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只在入世后的15年内有效，15年一过，中国自动获得这一地位。但欧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并非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正如：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在谈到美国将迅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时说：“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最重要的意义，并非对一国总体经济体制等情况作判断，更多体现在解决贸易纠纷时的“技术适用”。是否被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直接决定了中国出口企业在面临反倾销诉讼时的境遇。所以，中国算不算市场经济国家，关系到我国出口产品的命运。 一、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主要由来 一般舆论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之所以产生，是
由《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第l款第2项引起的。该条款规定：“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以替代国价格确定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有观点认为，该条款的存在等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认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国外应诉反倾销中处在了非常被动的地步。因此，中国政府在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同意在议定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 那么，问题的产生是否就是这样的简单呢?当然不是。实际上，中国政府之所以同意在入世议定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是有原因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虽然越来越高，但迄今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中国入世之前，就更是如此。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近年来市场化程度空前提高，是由于中国入世前后大步推进改革的结果。而在中国谈判入世时候，市场化程度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就我国而言，虽然从整体上国家进行垄断或价格控制的产品已经很少，但是，由于我国一贯重视和扶植出口创汇产业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出口生产和贸易企业提供各种补贴或财政支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和促进当地企业发展，对各种事务大包大揽、对企业提供超出法律规定的赋税优惠(如税收减免、出口退税等)和补贴以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争 根据2001年11月10日中国入世时签署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其他WTO成员国可以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不使用中国实际价格/成本，而是使用替代国价格/成本计算倾销幅度。该条款实质上允许成员国在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使用“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方法。 在上述条款的规定下，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几乎总是使用替代国价格/成本来计算中国倾销幅度。只有少数国家承认中国那些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符合市场经济地位。 以替代国价格/成本计算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通常会被裁定为超高的倾销幅度。由于中国一直是世界各国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非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对反倾销的难点。事实上，十多年前中国就积极通过外交活动要求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成果是新西兰（2004年4月）、新加坡（2004年5月）、马来西亚（2004年5月）、澳大利亚（2005年4月）相继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至今仍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争论的焦点在第15条的（a）和（d）款。第15（a）（ii）
条的表述是：如果中国生产者在被调查后无法明确证明该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满足市场经济条件，那么WTO进口成员国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 严格比较的方法。但第15（d）条还有一句关键的话：无论如何，第15（a）（ii）条款将在15年后自动到期。 中国政府坚持认为WTO成员国自2016年12月11日起应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终止在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价格/成本的做法。 美国和欧盟的律师则有不同的解读。尽管按照第15（d）条规定，一旦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国内法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15（a）条规定即应终止；或者第15（a）（ii）条规定应在2016年12月11日终止，但这并不意味着WTO 成员国必须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非市场经济地位”中做出选择。他们援引了第15（a）条中的开放式陈述：WTO 进口成员国在调查反倾销时可以使用中国实际价格/成本，或者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 美国可能会反对中国到2016年12月11日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商务部面临修改现行的替代国方法，可能根据不同的案件使用“折中”的方法，即对于一些产业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对钢铁等国有企业主导、国有银行输血的行业则不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是否能够取得全面市场经济地位，无论是从WTO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 李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极具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在这一理论建立过程中，党逐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史无前例探索。 建国以后，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照搬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发展遇阻停滞不前。 一直以来，不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与是根本对立的，从而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突破，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8年到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84年到1988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第三个阶段从1989年到1992年，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将这三个阶段分别进行论述。 第一个阶段，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崭露头角。在改革开放30年前后，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国内外的专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有国外专家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相比之下，东欧国家为摆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像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暴力的长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客观上说，这种体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其弊端也一目了然。 第一，以单一公有制为主体，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制的纯度越高越好，当年，人民群众多养几只鸡或者几只鸭都不行，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影响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积极性。第二，经济决策权集中于政府，企业自主权非常有限。有文章提出，我国大部分企业买个桌椅板凳，安装个电话都需要层层上报，经由行政机关审批才能落实。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要由行政部门来决定。第三个弊端就是资源配置无视市场的作用。对这些弊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逐渐显露，这个时候，党中央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在中共八大上，陈云同志也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要的意思是说，不要搞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给市场、给个人一点自由度。 在“文革”结束之后，大家对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反思。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当中，谈经济方面问题时说到，要靠供求法则来解决问题，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显然已认识到市场的作用。1980年初，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体制改革办公室形成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改的意见，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里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提商品经济的比较活跃。 第二个阶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已经明确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时间大致是从1984年到1988年。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这个文件能过顺利通过，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生产方式转变后的发展必然。第一是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活
再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臧立 近来，国内外媒体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报导沸沸扬扬，其间不免杂有诸多不确切或谬误的声音。本文拟就此谈一点个人看法，希望能有助于该问题的澄清。 一、WTO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态度 (一)WTO非市场经济规则的由来实际上，早在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时期，非市场经济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GATI'1947缔约方曾经于1954年至1955年期间召开会议对GATTl947的各项条款进行审议。在会议期间，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价格比较问题，缔约方作了一个补充规定，即关于GAq~F1947第6条第1款的一个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指出：“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情况下，在确定第1款中的价格可比性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在此种情况下，进口缔约方可能认为有必要考虑与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一定适当的可能性。”后来，在GATT东京回合谈判期间达成的《关于实施GATr第6条的协议》(也即《反倾销守则》)中，缔约各方确认在确定倾销时允许继续适用上述补充规定，即：第2条关于“倾销的确定”的规定并不损害总协定附件1第6条第1款的第2段补充规定。也就是说，进口方认为在确定是否构成倾销时，如果与此种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适当，那么，该进口方政府可以采用替代国的国内价格。进而言之，是否采用替代国价格确定倾销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进口方的手里。 后来，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罗马尼亚代表团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议案，认为反倾销守则的制定是为了提供更加一致的和确定的反倾销规则的执行标准，而该补充规定却缺乏这种一致性和确定性；此外，该补充规定只是允许进口方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倾销，而从缔约备方的实践来看，替代国价格已经成为许多缔约方对某些国家自动采用的调查方法，而不是优先考虑反倾销规则所规定的确定倾销的一般方法。有些缔约方甚至在其国内法中规定，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只能采用替代国价格。由于GATT制定反倾销规则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倾销案件的完整调查提供一个公正和公开的程序基础”，这种自动适用市场经济国家价格作为替代国价格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正常价值的做法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因此，罗马尼亚建议对该补充规定作出明确的解释，以限制某些缔约方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自动排除确定倾销的一般方法的做法。但是，欧美等国则认为，该补充规定并不是强制性的，它只是说明了在价格比较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特殊困难以及有必要考虑不必进行严格比较的可能性，作为一项授权性的规定，它并没有排除进口方执行反倾销规则一般规定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必要对该补充规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就这样，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时，该补充规定被继续保留了下来。 仅从字面来看，补充条款并没有提及“非市场经济”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也在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都或多或少存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垄断，只不过计划经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或垄断范围和程度更高一些而已。如果仅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制定限制条款，难免有歧视之嫌，因此，在制定条款时，并没有提到“非市场经济”的字眼。但是，在实践中，该补充条款基本上都是用到了计划经济国家和处在经济制度转型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通常都被称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该补充条款就成了事实上的“非市场经济条款”。
市场经济（又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而不是像计划经济一般由国家所引导。市场经济也被用作资本主义的同义词。 中国经济发展概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犹如一个极度贫弱的巨人，近5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全国主要工业品最高年产量仅为：纱44.5万吨，布27.9亿米，原煤6188万吨，发电量60亿千瓦小时；粮食最高年产量也只有1.5亿吨，棉花84.9万吨。此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点。 通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50余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之一，人民生活也整体达到小康水平。从1953年到2000年，中国已陆续完成九个“五年计划”，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而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步高速增长，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元，增长速度达8%。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政府一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专门机构“计划委员会”来规划和制定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目标。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产品，农村按照国家计划种植农作物，商业部门按照国家计划进货和销售，所有的品种、数量和价格都由计划部门统一制定。这种体制使中国经济能够有计划有目标地稳定发展，但也严重地束缚了其本身的活力和发展的速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中国经济及其发展速度与世界的差异，作出重大决策：对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2019年国内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2018年国家步调：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质量效益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1、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宏观经济预测分析小组日前发布2018、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分析预测。预计2018年我国GDP增速为6.6%,2019年GDP增速为6.3%。 2、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12月29日发布报告预测称，基准情景下，2019年CPI 增长1.8%，PPI增长1.6%,实际感观今年所有物价上浮10-20%左右； 3、由于国际形势严峻，外贸遭受严寒，汽车工业发展滞后，销售受到强烈打压，全国大部分汽车制造厂商都有减员现象出现，今年的第二产业受到的冲击非常大； 4、近几年，由于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政府对农业提倡规模化、成片化、地方优质经济作物并结合互联网+的发展有一定成效，但是未能有效支撑中国的庞大经济体，第一产业未来还有一定发展潜力可挖； 5、中国建设、中国重汽、中国制造的过度还需要漫长的时间，由于技术含量较低，淘汰大量加工企业的同时，产生技术性、创造
性、科学性企业需要漫长的时间； 6、基建拉动内需的办法逐渐突显颓势，中国的大型基建项目逐渐外移的同时，收益周期较长，导致目前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贡献较小； 7、货币政策逐渐放宽，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但是货币的流向还是向房地产流入，导致银行的大量资金最终还是在房地产业，预计未来中国房地产还有5-10年红利，西部地区周期可能会长一点； 8、税收问题逐渐突显，中小企业难以承担目前人力、社会福利、税收等成本，很对企业都被拖死；后续需要大量改善企业竞争力，加大核心成本的投入，提升利润空间；改变企业技术、科技、创新含量，减少人工、税收等成本； 9、就业问题，失业人口的增加影响社会稳定与治安，政府一直对目前就业问题比较重视，但是由于社会发展，人员年龄结构的变化，每年公布的新增就业人口保持在1300万左右，但是由于人工成本和生活成本的增加，人员的就业问题已经开始突显，后续农业可能会作为就业发展的突破口； 10、老年化问题开始呈现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分析报告 作者：XXX 日期：2020年6月7日
此文档格式为word，下载后可编辑修改。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简本) 表一：中国市场经济程度测度指标及分值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贸易组织绝大部分成员是市场经济国家，世界贸易组织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规则。但中国在参与世界范围的贸易中，在国外对华反倾销中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 缩写为NMC），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事实上，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为促进外国朋友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了解，2002年我们用了近一年时间，对截止2001年底中国市场经济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市场化进程进行了评估测度，并与一些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由于报告的英文版正在翻译过程中，为方便国外读者，这里先给大家提供报告缩写本的英文版。一、反倾销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众所周知，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一个常用的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
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 surrogate country）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normal value）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征税措施。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也是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中国赞成和支持这一措施，一贯反对以倾销方式扭曲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的秩序，反对以倾销损害贸易伙伴国相关企业的利益。但是，中国坚决反对滥用反倾销，反对把反倾销变成进行贸易保护或实施歧视政策的手段。现在，确有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对方国家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按照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来计算。这就不能真实反映出口国经济的现实，导致误判。这种歧视性的做法, 不公正待遇，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中国是受损害较大的一个国家。一些国家之所以对中国做出非市场经济国家（NMC）的判断，之所以经常对华使用反倾销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双方交流不够。他们确实不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什么程度，不了解中国市场化的快速进展，也不理解中国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企业由于对国际反倾销法律及程序不熟悉，同时对国内市场经济方方面面的变动不甚了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很少能向反倾销国家提供案子调查的广泛背景资料；而中国学者们虽然从推进改革角度做了不少中国市场化测度的研究，但几乎没有从反倾销角度与国外同行讨论中国的NMC问题。因此，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误判一直没有能得到更正甚至因某些小纠纷而加深了。当然，不排除在一些反倾销案件中，有非认识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譬如，有时会因涉及一些进口国相关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进口国政府有关部门迁就了国内企业的过分要求；甚至也不排除，个别时期个别国家机构，在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反倾销措施中掺进了某些政治因素。 实际上，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反倾销胜诉的惟一条件。市场经济下，也存在不公平贸易的产品；非市场经济下，也可以有相互满意的公平贸易。同样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反倾销中仍然会有败诉。因此，中国要求反倾销国从实际出发对待中国的NMC问题，并不是追求反倾销中的优惠地位，只是要求贸易伙伴公平的对待；只希望为了公平贸易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不要成为扩大不公平贸易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