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Popper，1902一)是当代西方一位影响较大的科学哲学家，他一反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的归纳的传统观点，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通过观察和归纳，而是通过猜测和反驳来现实的;作为全称的普遍定律的理论，不能为有限的单称的观察到的事实所证实，但它可以为单称观察到的的事实所证伪。在证伪主义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模式，即:P:(问题)，TT(各种互相竞争的理论、猜想和假设)、EE(反驳、证伪、试错和纠错)、P:(新问题)，……。这就是说，科学的发展开始于问题;研究者为了解决问题，发挥想象的创造力，提出可被证伪的假设、猜想、理论;接着，对这些假设、猜想、理论进行批评和反驳，设法通过检验证明它们为假;当它们一旦被检验证明为假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然后，再提出新的假设理论，进行新的批评和反驳，如此循环不已。科学认识就在这种过程中得以发展和增长。其中，关键的环节是对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批判和反驳，因此，波普尔认为，科学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对原有的理论进行证伪和批判的过程。
波普尔在这个模式中体现出来的敢于犯错误的精神、敢于批判的精神仍然是积极可取的。创性、启发性的，它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和可取之处。它肯定了科学不断逼近客观真理，肯定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一面，肯定科学发展中证伪的作用，强调科学的批判、革命和探索精神，特别是这一模式突破了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仅作静态的语言的逻辑分析的框框，首次把人们的眼光引到了对科学知识的增长作动态考察的广度及对这一过程的内在机制作逻辑说明的深度。他强调了理论思维的能动作用，为科学家设计了一种富有批判精神的猜测、反驳、再猜测、再反驳的科学探索逻辑，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然，正如波普尔自己认为的那徉，理论越是独创、新奇，有启发力，则理论的可证伪、可反驳性就越大。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也是如此，问题不少，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只要我们一接触到波普尔对这个模式的种种说明，我们就会发现，波普尔的“逼近真理模式”所包含的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是十分片面的，这一模式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似乎被他的错误或片面的哲学思想所吞没了。第一，波普尔过份强调了经验证伪原则。尽管经验证伪原则作为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基石，有其合理因素。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批判了归纳主义，顺应了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看到了科学理论的相对性，认识到一切理论都具有不完备性，都有被反驳、被证伪的一面。因此，充分估价了证伪在推动科学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有力地反对了把科学理论僵死化、教条化和盲目崇拜的倾向。但是经验证伪原则的错误也是十分明显的
“①经验证伪原则在批判归纳主义的同时，走向了另一极端，将归纳法当作无用的东西统统抛弃，同样犯了割裂归纳与演绎辩证关系的错误;②经验证伪原则在强调科学知识相对性的同时，否定了科学知识绝对性的一面。波普尔反复宣称:“我们一切理论都是猜测”，甚至夸张说:“科学发现近似于试探着说谎，近似于创作神话和诗的想象”，将科学理论与假设、猜测混为一谈，走向了相对主义;
③经验证伪原则是以主观经验和“约定主义”为基石。在这点上，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差无几。应该说，严格的证伪，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学方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波普尔的错误在于过分强调证伪原则而否认证实原则。事实上，证实与证伪都是获得科学知识理论的重要方法。另外，波普尔还把科学的证伪方法简单化、理想化了。
第二，波普尔对问题的看法，也即他对知识产生的源泉和机制的看法也十分片面。反映出他在科学史观中带有非理性主义色彩。他否认间题是从实践中来，来源于观察和实验;同时夸大了“灵感”的作用，否认认识来源于实践，起源于经验。他认为问题有多种多样，但事实上他只承认问题产生于理论的内部这一方式，并认为问题早就存在于世界中了，只是后来人们发现才被提出来的，而且从这一问题到另一个问题的转换是通过猜测来实现的，从旧问题到新间题的知识增长是以猜测和反驳为手段的。可以说，波普尔肯定科学开始于问题的命题是富有启发性的，但他并没有对问题的产生和转移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新知识的产生和它们的联系。
第三，在科学知识的评价和选择上，波普尔提出了许多新概念。在这方面他作了有益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但是，根据他的“可证伪性”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我们会看到已被证伪的地心学、燃素说是科学理论，而数学、逻辑学、马克思主义等却是非科学的，与占星术、神话属于同一类型。可见，这种划界标准，不但难以被科学家接受，而且在实际应用上反而起了混淆科学与非科学界限的作用。因此，这种划界标准至少是不成功的。在判别理论优劣的标准上，虽然波普尔提出了可证伪度和逼真度的概念，并把可证伪度理解为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把逼真度理解为接近真理的程度，认为对竟争着的理论的批判评价，最有意义的就是对其逼真度的估价，同时也曾不成熟地引进了理论与经验相比较的方法，但他始终没有阐明理论或假设的选择是怎样进行的。在对待真理间题上，他认为真理就象在山顶的尖端，只可接近而不能达到。虽然他把逼真度解释为接近真理的程度，但又认为一个假理论可以比另一个假理论更接近真理，甚
至主张用逼真度来取代真理的概念。因此，他的真理观带有明显的不可知论的成分。这一点与他主张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的极端相对主义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由于波普尔采取了这种片面的真理观，所以在科学的目标问题上，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永远不可捉摸的虚幻的目标，一个
“永远包裹在云雾中的山峰”。因此，如果我们企图以此为基础来讨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那就将使我们水远陷于迷惘之中。总之，波普尔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对于实际地评价科学理论的优劣或讨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没有实际的意义，最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评价和选择的标准问题。
第四，波普尔既然没有解决好知识源泉及评价和选择问题，他也就不可能进一步解决科学知识增长的逻辑间题，所以波普尔只得把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与生物进化作不适当的类比，把相互竞争着的理论选择说成是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因而，波普尔所说的试错法与一般的试错法，含义和目的不同，它不是通过消除错误而认识客观真理，而是认为证伪就是一切，要人们永远错下去，甚至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是“一部错误的历史”。在波普尔看来，“试错法”根本上是生命有机体在适应环境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甚至认为“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仅仅相差一步”。最终他把证伪与被淘汰、摈弃混为一谈，既夸大了科学发展中淘汰、摈弃旧理论的一面，又否定了科学发展中知识积累，不断完善的一面，这也正是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最不成功之处.显然，波普尔的理论一方面引出了许多新问题，并且这些间题有相当的深度，富有启发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模式所包含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为了克服它的间题，在以后的西方科学哲学中引出了历史主义，提出了库恩的“范式变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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